达洛维太太说她要自己去买鲜花。

因为她已给露西安排了很多事做。几扇屋门将从合页上卸下；朗波尔迈耶店里的工人要来。再说，克拉丽莎·达洛维想，今天早晨多么清新啊，好像是专为海滩上的孩子们准备的。

多有意思！多么痛快！因为她过去总有这样的感觉，每当随着合页吱扭一声——她现在还能听见那合页的轻微声响——她猛地推开伯尔顿村住宅的落地窗置身于户外的时候。早晨的空气多么清新，多么宁静，当然比现在要沉寂些；像微浪拍岸，像浮波轻吻，清凉刺肤然而（对于当时的她，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来说）又有几分庄严肃穆；当时她站在敞开的落地窗前，预感到有某种可怕的事就要发生；她观赏着鲜花，观赏着烟雾缭绕的树丛和上下翻飞的乌鸦；她站着，看着，直到彼得·沃尔什说：“对着蔬菜想什么心事呢？”——是那么说的吧？——“我感兴趣的是人，不是花椰菜。”——是那么说的吧？这一定是他在那天吃早餐的时候说的，在她走到屋外的台地之后——彼得·沃尔什。他过些天就要从印度回来了，是六月还是七月，她记不清了，因为他的来信总是那么枯燥无味；倒是他常说的几句话让人忘不掉；她记得他的眼睛、他的折叠小刀、他的微笑、他的坏脾气，还有，在忘掉了成千上万件事情之后，还记得他说过的关于卷心菜的诸如此类的话——多奇怪呀！

她站在人行道的石沿上挺了挺身子，等着达特诺尔公司的小货车开过去。一个有魅力的女人，斯克罗普·派维斯这样评价她（他了解她的程度就跟威斯敏斯特区的居民了解自己紧邻的程度差不多）；她有几分像小鸟，像只鸟，蓝绿色，体态轻盈，充满活力，尽管她已年过五十，而且自患病以来面色苍白。她站在人行道边上，从未看见过他，她在等着过马路，腰背直挺。

由于在威斯敏斯特住了——有多少年呢？二十多年了——克拉丽莎相信，你即使在车流之中，或在夜半醒来，总能感觉到一种特殊的寂静，或者说是肃穆；总能感觉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停顿、一种挂虑（但那有可能是因为她的心脏，据说是流行性感冒所致），等待着国会大厦上的大本钟敲响。听！那深沉洪亮的钟声响了。先是前奏，旋律优美；然后报时，铿锵有力。那深沉的音波逐渐消逝在空中。我们是如此愚蠢，穿过维多利亚街时她这样想。因为只有老天爷才知道一个人为什么如此热爱和如此看重它，人们发明了它，把它建造在自己周围，打乱它，又每时每刻重新创造它。然而那些衣着最为平俗的女人，那些坐在门前台阶上（酗酒自毁）的最最痛苦沮丧的人们，对它同样情有独钟；真没办法，她相信就连议会的法案都无法改变这种心态，原因只有一个：他们热爱生活。在人们的目光里，在疾走、漂泊和跋涉中，在轰鸣声和喧嚣声中——那些马车、汽车、公共汽车、小货车、身负两块晃动的牌子蹒跚前行的广告夫、铜管乐队、转筒风琴，在欢庆声、铃儿叮当声和天上飞机的奇特呼啸声中都有她之所爱：生活、伦敦、这六月的良辰。

因为现在是六月中旬。战争已经结束，但对福克斯克罗夫特太太这样的人例外。昨晚她在大使馆心事重重，十分悲痛，因为她的好儿子战死了，这样一来那所古老的庄园宅邸就定得归一位堂兄弟了。又如贝克斯伯拉勋爵夫人，听说她在主持慈善义卖开幕式的时候手里拿着电报，她最心爱的儿子约翰战死了。然而战争毕竟结束了，感谢老天爷，终于结束了。现在是六月，国王和王后都在白金汉宫。虽然时间还早，但到处都能听到有节奏的声响、马蹄疾驰的嘚嘚声、球板击球的啪啪声。洛德板球场、阿斯科特赛马场、拉内拉赫俱乐部和其他一切，都包裹在晨曦构成的蓝灰色轻柔细网之中，但是随着时光的推移，这网将会逐渐展开，将它们显现出来；同时在草坪和球场上将会出现奔腾的马驹，它们前蹄触地，立即跃起，还有旋转击球的小伙子，以及穿薄透布衣裙的嬉笑的姑娘们，她们在彻夜狂舞之后仍不忘带着怪异的长毛狗出来散步。就在这么早的时辰，小心谨慎的贵族遗孀们已经坐着自己的汽车匆匆去完成神秘的使命。店主们拿着人造的和天然的钻石在橱窗里忙个不停，他们把惹人喜爱的海绿色胸针摆在十八世纪的背景上以吸引美国人（但是你必须注意节省，不要轻易给伊丽莎白买东西）。而她则以一种不合常理的、执着的热情像以往那样爱着这一切；她本人就是这一切的组成部分，因为她的前辈曾在几代乔治国王宫中担任过朝臣；就在今天晚上她自己也要点燃灯火，主持晚会。可是多么奇怪呀，一进圣詹姆斯公园，那么寂静，那薄雾，那嗡嗡声，那缓慢浮游的快乐鸭群，那长着喉囊的水鸟摇摆而行。是谁正向这边走来，背向政府办公楼，恰如其分地提着绘有皇家盾形纹徽的公文箱？那不是休·惠特布雷德吗，老朋友休——令人爱慕的休！

“你早啊，克拉丽莎！”休很随便地打着招呼，因为他们两人从小就相识，“你这是到哪儿去啊？”“我喜欢在伦敦散步，”达洛维太太说，“真的，比在乡下散步舒服。”他们刚进城——可惜——是来求医的。别的人进城来看电影，看歌剧，带女儿见世面，而惠特布雷德夫妇却来“看医生”。克拉丽莎到疗养院去过不知多少次，探望伊夫琳·惠特布雷德。伊夫琳又病了吗？伊夫琳身体很不好，休说，同时努着嘴，挺挺他那着装得体的、具有高度男性美的、十分丰满的身体（他几乎总是穿得过于讲究，大概不得不如此，因为他在宫廷里有个小差事），暗示他的太太有点儿内科病，对此老朋友克拉丽莎·达洛维是了解的，就不用他细说了。是啊，她确实了解，多讨厌的病啊！但与此同时，克拉丽莎不知为什么像小妹妹似的意识到自己头上的帽子。这帽子不适合清晨戴，是吗？因为休总使她产生这种感觉，当休一面快步前行，一面下意识地提提帽子并说克拉丽莎真的像个十八岁的姑娘，还说他本人当然会出席她的晚会，伊夫琳坚决主张他去，他可能要晚到一会儿，因为他必须先带吉姆的一个儿子去参加宫中的晚会，云云——她和休在一起时总感觉自己的个子变小了，像个中学生，可是她爱慕休，固然因为早就认识他，但她确实认为休是有个性的好人，尽管理查德差点儿被他气疯，至于彼得·沃尔什，至今没有原谅她，就因为她喜欢休。

她还记得在伯尔顿时的一幕幕往事——彼得大怒；休无论如何不是他的对手，但也绝不是彼得说的那种傻瓜，不仅仅是理发师的发型木模。当休的老母亲让休放弃射击，或要他陪伴去巴斯市的时候，休二话不说，绝对从命；他确实不自私，至于像人家说而且彼得也认为的，休没心没脑，除了英国绅士的礼貌和教养以外一无所有，这只不过是她亲爱的彼得在盛怒之下说的气话；休可能执拗，可能难对付，但是他可爱，值得在这样的早晨与之一起散步。

（六月已给树木披上绿装。宾里科一带的母亲们在给婴儿喂奶。新闻从舰队街传送到海军部。繁忙的阿灵顿街和皮卡德利街好像温暖了公园里的空气并使树叶发热发亮，使它们升腾于神圣活力的气浪之上，这活力是克拉丽莎所热爱的。去跳舞，去骑马，她一向喜爱这些活动。）

因为他们也许分别了好几百年，她和彼得；她没写过一封信，而他的信就像干柴棍。可是突然间她会想到，如果他现在和我在一起会说些什么呢？——有的日子、有的景物会把彼得平静地带回她的心里，全然没有往日的苦涩，这也许是关心别人得到的回报吧。许多往事重又涌上心头，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在圣詹姆斯公园中央——它们确实再现了。然而彼得——无论天气多么好，无论树木、青草和穿粉红衣裙的小女孩多么漂亮——彼得全都视而不见。他会戴上眼镜，如果她叫他戴的话，他会看上两眼。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世界局势，还有瓦格纳的音乐、蒲柏的诗歌、人们的性格等永恒的话题，还有她自己灵魂的瑕疵。彼得责备她时是何等严厉！他们争论得何等激烈！她会嫁给一个首相，站到楼梯之上；他叫她完美的女主人（她为此曾在卧室里大哭一场），她是个当完美女主人的材料，彼得这样说。

于是她在圣詹姆斯公园里仍然不知不觉地继续这场争论，依然假定她当初没有嫁给彼得是对的——当时确实是对的。因为在婚姻关系中，对于同居一室朝夕相处的两个人来说必须有一点个人的自由，必须有一点独立性。理查德给了她这种自由，她对他也是如此。（比如，他今天上午在哪里？在某个委员会吧，她从不详细打听。）可是和彼得在一起就什么都得公开，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须公开。这实在让人难以容忍，而当小花园喷泉边的那一幕发生时，她不得不与他决裂，否则他们就毁了，两个人都会毁掉，她确信这一点；尽管此后多年她忍受着利箭穿心般的哀伤和痛苦，而且后来当她在一次音乐会上得知彼得娶了他在去印度的船上邂逅的女子为妻时，她又经历了一番震惊。她永远不会忘掉这些！冷漠、无情、伪君子，彼得曾这样批评她。她始终不明白彼得到底在乎什么。可是那些印度女人大概明白——那些愚蠢、漂亮、脆弱的傻瓜们。不过她白可怜彼得了，因为他过得还幸福，他让她相信他过得十分幸福，尽管他从未做成与她谈过要做的事；他此生无所作为。这仍使她感到愤慨。

她已来到圣詹姆斯公园门口。她驻足片刻，看着皮卡德利街上来往的公共汽车。现在她不愿意对世界上的任何人评头品足。她觉得自己非常年轻，与此同时又不可言状地衰老。她像一把锋利的刀穿入一切事物的内部，与此同时又在外部观望。每当她观看那些过往的出租车时，总有只身在外、漂泊海上的感觉；她总觉得日子难挨，危机四伏。这并不是因为她自作聪明或自恃出众。她究竟是如何靠丹尼尔斯小姐传授的那点支离破碎的知识度过这半生的，连自己也不明白。她什么都不懂，不懂语言，不懂历史；她现在很少读书，除了在床上读些回忆录；然而对她来说，这里的一切，那些过往的出租车，绝对有吸引力；她不愿对彼得评头品足，也不愿对自己说三道四。

她唯一的天才是几乎完全靠本能来了解别人，她一面走一面想。如果你让她和某个人一起待在屋子里，她会像猫一样弓起后背，或像猫那样高兴得低声叫起来。德文希尔公爵府、巴斯侯爵府、带有瓷鹦鹉的府邸，她曾见过所有这些地方灯火辉煌；她记得西尔维娅、弗莱德、萨莉·西顿——诸如此类的许多人，以及彻夜跳舞；她还记得那些马车缓慢地经过这里驶向市场，记得乘车穿过这公园回家；她记得有一次曾把一先令硬币扔进海德公园的蛇形湖里。但是每个人都会记得的；而她所爱的则是此时此地、她眼前的一切，是出租车里那个胖胖的女人。那么这要紧吗？走向邦德街时她问着自己，她的生命必须不可避免地终止，这要紧吗？所有这一切在没有她的情况下必须继续存在，她对此生气吗？相信死亡绝对是个终结，难道不令人感到欣慰吗？然而在伦敦的大街上，在世事沉浮之中，在这里，在那里，她竟然幸存下来，彼得也幸存下来，他们活在彼此心中，因为她确信她是家乡树丛的一部分，是家乡那座确实丑陋、凌乱、颓败的房屋的一部分，是从未谋面的家族亲人的一部分；她像薄雾飘散在她最熟悉的人们中间，他们用自己的枝杈将她扩散，正如她曾见树木散开薄雾一般，然而她的生命、她的自我飘散得何等遥远。但是当她观看哈查兹书店的橱窗时究竟在梦想着什么呢？她在努力寻觅着什么呢？乡间白茫茫的黎明是一种什么意象，这时她正读着那本打开的书上的诗句：

无须再怕骄阳酷暑也不畏惧肆虐寒冬。这个世界最近所经历的事情在他们所有的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的心中孕育了一汪泪水。泪水和忧伤，勇气和忍耐力，一种完全正义和坚忍的态度。例如，想想她最钦佩的女人，那个主持慈善义卖开幕式的贝克斯伯拉夫人。

这里陈列着乔洛克斯的《野游和欢宴》；这里有《索比·斯庞吉》，有阿斯奎斯夫人的《回忆录》，还有《尼日利亚狩猎记》，这些书都是打开的。这里总有那么多书，可是似乎没有一本适合带给住疗养院的伊夫琳·惠特布雷德。没有任何东西能使她快乐，没有任何东西能使那个瘦小枯槁得无法形容的女人在克拉丽莎进门时哪怕表现出一瞬间的热情友好，在她们坐下开始谈论妇女的疾病这一无尽无休的老话题之前。她多么希望在她进门时人们会显得愉快些，克拉丽莎想着，同时回过身来又向邦德街走去。她很烦恼，因为干点事情总要找些别的理由是非常愚蠢的。她宁愿自己是理查德那样的人，干什么都为自己，她一面等着过马路一面想，而她有一半时间干事情则不那么单纯，不像他们那样为自己，而是为了让人们这样想或那样想。她知道这完全是愚蠢的（现在警察举起了手），因为从来没有人上过当，哪怕是一秒钟。唉，如果她能再活一次该多好！她一面想着，一面踏上人行道，那她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了！

首先，她会像贝克斯伯拉夫人那样肤色稍深，皮肤像起皱的皮革，还有一双漂亮的眼睛。她会像贝克斯伯拉夫人那样动作缓慢而庄重，身材高大，像男人一样关心政治，拥有一幢乡间宅邸，非常有尊严，非常诚恳。但她却不具备这些，她只有像豌豆秧一样瘦弱的身体、滑稽的小脸、像鸟喙一样的嘴。诚然，她姿态优雅，还有好看的手和脚，而且穿着讲究，尽管花钱不多。可是现在她的身体（她停下来看一幅荷兰绘画），这个身体及其一切功能似乎变得无足轻重——都化为乌有了。她有一种最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成了隐身人，不为人所见，不被人所知。现在她不会再结婚再生育了，只能以令人吃惊的和相当庄重的方式与芸芸众生一同前行，走上邦德街。这就是达洛维太太，她甚至不再是克拉丽莎，而是理查德·达洛维太太。

邦德街使她着迷，这个季节清晨时分的邦德街，它那招展的旗帜，它那许许多多的店铺，毫无张扬，毫无辉耀；一卷苏格兰粗呢展示在她父亲五十年间常去选购西装的那家商店；几粒珍珠；一方冰冻鲑鱼。

“就是如此，”她注视着水产店自言自语，“就是如此。”她重复了一遍，在一家手套店的橱窗前停留片刻，战前你可以在这里买到近乎完美的手套。她的老威廉叔父过去常说：淑女以鞋和手套为标志。战争期间他在一天清晨卧床自尽了。他曾说：“我已经活够了。”手套和鞋：克拉丽莎对手套倒是情有独钟，可是她自己的女儿，她的伊丽莎白，对手套和鞋一点儿都不感兴趣。

一点儿都不感兴趣，克拉丽莎想，一面沿着邦德街走向一个小店，每次开晚会店家都为她预留鲜花。伊丽莎白真正最关心的是她的小狗。整个房子弥漫着焦油皂的气味。尽管如此，可怜的小狗格里泽尔也比基尔曼小姐好得多。犬瘟热、焦油皂以及别的什么东西都比关在令人窒息的卧室里捧着本祈祷书强！她简直想说，什么都比这强。但这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正如理查德所说，是所有女孩子必然经历的阶段。有可能是相恋。可为什么和基尔曼小姐呢？当然基尔曼的境遇不佳，人们必须理解；而且理查德说她很能干，真正有历史头脑。不管怎么说，这两个女子形影不离；她自己的女儿伊丽莎白竟去参加了圣餐仪式。她倒一点儿也不在乎伊丽莎白如何穿戴，如何对待前来吃午饭的客人，因为她的经历告诉她，宗教的狂热常使人变得冷酷（事业也是如此），使他们缺乏感情，如基尔曼女士为俄国人什么事情都愿意干，还为奥地利人忍饥挨饿，但私下里却给人带来真正的折磨，她是那么麻木不仁，总穿着件绿色防水布上衣。她成年到头穿着那件上衣；她大汗淋漓；她进屋没有五分钟就使你意识到她的长处和你的短处；她是多么贫穷，你是多么富有；她是怎样住贫民窟的，没有靠垫、床、地毯或别的什么东西；她的整个灵魂被穿透其间的怨言所锈蚀，她在大战期间遭学校解雇——可怜的痛苦不幸的人！因为人们憎恨的不是她，而是她的思想，毫无疑问，其中有许多是从别处搜集来的，不是她本人的思想；她已变成人们夜间与之争斗的那些幽灵中的一员，成为那些叉开双腿站在我们身体之上吸干我们一半生命血液的幽灵，即统治者和暴君中的一员；因为毫无疑问，如果再掷一回骰子的话，如果是黑色的一面朝上而不是白色的一面朝上的话，克拉丽莎会喜爱基尔曼小姐的！但在今生今世则不可能。绝不可能。

然而她总感到刺痛，因为这个野蛮的魔鬼在她心中翻搅！因为她听见树枝咔嚓作响并感觉到魔鬼的蹄子踏入枝叶繁茂的树林深处，即灵魂的深处；因为她从来没有感到过比较满意或比较安全，那是由于“仇恨”这个野蛮的魔鬼无时无刻不在她心中翻搅；特别自她得病以来这仇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使她感到被擦伤，感到脊柱受损，不仅带给她肉体的疼痛；而且动摇、震颤、扭曲了她从美景、友谊、健康、爱恋和美化家园当中得到的乐趣，似乎真的有一个魔鬼在刨根，似乎表面的心满意足不过全是自爱的表现！如此这般的仇恨！无稽之谈，无稽之谈！她对自己喊道，一面推开马尔伯里花店的两扇弹簧门。她向前走去，轻盈、修长、腰板挺直，马上受到脸庞像纽扣的皮姆小姐的欢迎。皮姆的双手总是通红

通红的，好像一直浸在凉水里摆弄鲜花来着。

店里满是鲜花：有翠雀花、麝香豌豆花、成束的丁香花；有康乃馨，许许多多的康乃馨。还有玫瑰花，还有鸢尾花。是啊，很多很多——于是她在站着和皮姆小姐谈话的同时呼吸着这带泥土味的花园的馨香；皮姆曾得到过她的帮助，认为她很仁慈——要知道她多年前确实仁慈——非常仁慈，可今年她显得老了些。她站在鸢尾花、玫瑰花和一簇簇点头摇摆的丁香花丛中半闭着眼睛，头一会儿转向这边，一会儿转向那边，在经历了街上的喧哗之后深深地吸着那芳香的气味和那清幽的凉意。然后，她睁开了眼睛，那些玫瑰花显得多么新鲜啊，真像刚从洗衣房送来叠放在藤托盘里的带饰边的家用亚麻布制品；红康乃馨颜色略深且排列整齐，高高地昂着头；所有的麝香豌豆花在盆中向外蔓延，浅紫的、雪白的、苍白的——仿佛现在是晚上，穿着薄布衣裙的姑娘们出来采摘麝香豌豆花和玫瑰花，在晴朗的夏日白昼连同它那几乎变得深蓝的天空以及它的翠雀花、康乃馨、马蹄莲隐退之后。现在是六点转变为七点的瞬间，每一朵花——玫瑰、康乃馨、鸢尾、丁香——正烂漫辉煌，白色、蓝绿色、红色、深橙色；每朵花仿佛都在雾蒙蒙的花坛里单独燃烧，柔和而纯洁；她是多么喜爱那些灰白色的蛾子啊，它们旋转着飞进飞出，飞过向日葵花，飞过晚樱草！

当她开始和皮姆小姐一起从一个花罐走向另一个花罐挑选鲜花的时候，她自言自语道：无稽之谈，无稽之谈，声音越来越轻，仿佛眼前这美景、这香气、这颜色，以及皮姆小姐对她的好感和信任是一阵海浪，她任其冲遍全身，让它降服“仇恨”那个魔鬼，彻底降服它；这海浪将她向上托起，突然间——哎呀，外面街上响起了枪声！

“天啊，那些汽车。”皮姆小姐说，手里正捧着一大把麝香豌豆花，她走到窗前看看，又走回来抱歉地笑笑，好像那些汽车和汽车轮胎的问题都是她的过错。

使达洛维太太吓了一跳并使皮姆小姐走到窗前又回来道歉的巨大爆炸声来自一辆小轿车。这车已停靠在人行道边，正对着马尔伯里鲜花店的橱窗。过往的行人当然要驻足观看，他们刚看见紫灰色的车座前有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的脸，一个男人的手就拉上了窗帘，这样一来，除了一方紫灰色以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然而谣言马上从邦德街的中央传到一头的牛津街和另一头的阿特金森香料店。它无影无声，像飘临山头的一片浮云，飘得很快，犹如面纱；它确实以浮云的无华和静悄飘落到人们的脸上，一秒钟前这些脸还完全是惶惑不安的。可是现在神秘女神已将一只翅膀擦过他们；他们已听到某种权威的声音；宗教的精灵出没四方，她的双眼被绷带紧裹，双唇张得大大的。可是谁也不知道刚才看见的是什么人的脸。是威尔士亲王，还是王后，还是首相？到底是谁呢？没有一个人知道。

埃德加·杰·沃基斯胳膊上套着一卷铅管，他大声地、无疑是幽默地说：“是受（首）相的其（汽）车。”

塞普蒂莫斯·沃伦·史密斯发现前面无法通行，他听见了这句话。塞普蒂莫斯，三十岁左右，面色苍白，鹰钩鼻子，穿着棕色鞋子和旧大衣，他那双淡褐色的眼睛里流露出恐惧，能使根本不认识他的人也产生恐惧感。世界已经扬起了鞭子，会落到谁的头上呢？

一切戛然而止。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听起来像传遍全身的不规则的脉搏跳动。阳光变得异常炎热，只因为那辆小轿车停在马尔伯里花店的橱窗外。坐在双层公共汽车上层的几位老妇人打开了黑色阳伞，然后这边一把绿伞、那边一把红伞啪啪地打开了。达洛维太太抱着一大把麝香豌豆花走到窗口向外张望，她那粉红色的小脸皱了起来，充满疑问。大家都注视着那辆汽车。塞普蒂莫斯也在看着。骑自行车的小伙子纷纷跳下车来。车辆越聚越多。那辆轿车还停在原地，挂着窗帘，窗帘上有奇特的图案，像一棵树，塞普蒂莫斯想；一切事物逐渐地被吸引到一个中心的现象就发生在他眼前，似乎一种恐怖的东西很快就要出现，马上就要喷出烈焰，他感到十分恐惧。整个世界在动摇，在震颤，并威胁着要迸出烈焰。是我挡住了去路，他想。他不是正在被人观看和指点吗？他在人行道上牢牢地站定难道不是为了某个目的吗？但究竟是为什么目的呢？

“咱们走吧，塞普蒂莫斯。”他的妻子说。她身材矮小，眼睛大大的，脸又扁又尖，是个意大利姑娘。但是柳克利西娅自己也不由自主地看了看那辆轿车以及窗帘上的树形图案。车里坐的是王后吗？是不是王后出门买东西？那辆车的司机先前一直在打开什么，旋转什么，又关上什么，现在他进了驾驶室。“走吧。”柳克利西娅说。可是她的丈夫（他们结婚已有四五年了）惊跳起来生气地说：“好吧！”仿佛她打断了他的思路。人们一定注意到了，人们一定看见了。人们，她一面看着那些瞪大眼睛注视那辆轿车的人群一面想，那些英国人以及他们的孩子、马匹和服装，对于这些她在某种程度上是爱慕的，但现在他们不过是“人们”而已，因为塞普蒂莫斯刚才说“我要自杀”，多可怕的话呀。假设他们听见了他的话？她看看人群。救命啊！救人啊！她真想对那些肉食店的伙计和女人们喊。救人啊！那不过是去年秋天的事，她和塞普蒂莫斯站在河堤街上，两人合披一件斗篷，他不说话，只顾看报，她抢过报纸，当着在场的那位老人的面大笑起来！可是人们通常加以掩饰的是自己的失败。她必须带他离开这里到公园去。“现在该过马路了。”她说。她有权挽起他的手臂，尽管这样做不表达丝毫感情。他会向她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胳膊；她是那么质朴，那么感情用事，才二十四岁，在英国无亲无故，只是为了他才离开意大利的。

那辆轿车窗帘紧闭，带着一种神秘莫测的矜持向皮卡德利街驶去，它依然受到注视，依然用同样隐秘的暗示使站在路两边的人们脸上显出崇敬的神情，它暗示的崇敬是对王后的呢，还是对亲王的呢，还是对首相的呢，谁也不知道。汽车里的那张脸只有三个人看见过，而且只有几秒钟。甚至对那人是男是女仍有争议。但是里面可能确实坐着一位大人物；大人物正路过邦德街，面目隐蔽，与平民不过一手之隔；这些平民百姓也许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英王陛下，即国家永不磨灭的象征近在咫尺，简直可以通话。这个国家的永不磨灭的象征将来一定会被好奇的古迹学家们在筛选历代废墟时发现，当伦敦变成了长满野草的小径的时候，当所有那些在这个星期三的上午匆匆行进于人行道上的人都变成了白骨，他们的灰尘里只剩下几枚结婚戒指和无数已烂掉的牙齿中的金质填料的时候。到那时，轿车中的那张脸将大白于天下。

很可能是王后，达洛维太太想，一面捧着刚买的鲜花走出马尔伯里花店，是王后。她站在花店旁边，在阳光下瞬间露出异常尊严的表情，此时那辆轿车从她面前驶过，离她仅一英尺左右，挂着窗帘。是王后去医院，是王后去参加慈善义卖开幕式，她想。

堵车事件发生在这个时间实在是太糟糕了。洛德板球场、阿斯科特赛马场、赫灵海姆马球俱乐部，有什么赛事吗？她很想知道，因为这条街已无法通行。那些坐在公共汽车上层两侧的英国中产阶级绅士淑女们带着包裹和阳伞，是啊，甚至在这样的天气里还穿着毛皮大衣，她想，这些人的可笑程度超出人们的想像，与世上的一切格格不入；还有王后本人受阻，王后本人无法通行。克拉丽莎被阻隔在布鲁克街的一边；老法官约翰·巴克赫斯特爵士则被阻隔在另一边，中间是那辆轿车（约翰爵士多年来参与制定法律并喜欢服装考究的女人），此时那位轿车司机只是微微欠了欠身，对警察说了些什么，或者出示了什么东西，只见那警察敬了个礼，举起一只胳膊，歪了歪头，指挥公共汽车移向一侧，于是小轿车通过了路段。它缓慢地、无声无息地开走了。

克拉丽莎在猜测；她当然明白；刚才她看见那个侍从手里拿着一个白色圆形的神奇东西，是块圆牌，上面刻着名字——是王后的，还是威尔士亲王的，还是首相的？——那块圆牌凭借自身的光泽燃烧着开路（克拉丽莎看着那辆车逐渐变小，直至消失），去放射光芒，周围是枝形吊灯、闪烁的星章、佩戴着橡树叶勋章的直挺的胸膛、休·惠特布雷德和他所有的同事们、那些英格兰的绅士们，当天晚上将在白金汉宫。而克拉丽莎本人也要举行晚会。她挺了挺身子；她就要这样站到自家的楼梯之上了。那辆轿车已经开走，但它留下了细微的余波；这余波流入邦德街两侧的手套店、帽子店和成衣店。在三十秒钟里所有人的头都朝着一个方向——窗户。女士们正在挑选手套——是要长度到臂弯的还是要超过臂弯的？是要淡黄的还是要浅灰的？——她们都停了下来；那句话刚说完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事孤立地看实在微不足道，就连能传导远在中国发生的震波的数学仪器都无法记录它的震频；然而它的充实性则是令人畏惧的，它的普遍吸引力则能引发公众的情感；因为在所有的帽店和成衣店里互不相识的人们面面相觑，联想起那些死者，联想起国旗，联想起大英帝国。在一条小街上的一家专卖酒店里，一个曾久居英国殖民地的人辱骂了温莎王室，引起了议论、摔啤酒瓶和满堂的争吵；这声音不知怎地竟回响在马路对面那些姑娘的耳中，她们正在购买婚礼用的饰有洁白丝带的内衣。因为那辆开过去的小轿车所带来的表面的激动情绪在沉降之时又引发出一种深刻的东西。

那辆轿车平稳地穿过皮卡德利广场，沿着圣詹姆斯街开去。许多高个子男人、身体健壮的男人、穿着燕尾服和白套衫并且头发向后梳的男人，不知为什么都站在怀特俱乐部的凸窗前，双手背在燕尾服的后面向外张望，本能地感觉有伟人路过此地；而那不朽人物的微光照在他们身上，如同先前照在克拉丽莎·达洛维身上。他们马上站得更直，把手移到身侧，好像随时准备侍奉他们的君主，如果需要的话，随时准备走向炮口，正如他们的先辈曾经做过的那样。他们身后的那些白色半身雕像以及那些摆满《闲谈者》杂志和汽水瓶的小桌似乎在表示赞许，似乎在暗示英格兰起伏的麦浪和庄园宅邸，似乎在反射外面汽车轮胎微弱的嗡嗡声，正如教堂内低语高响廊的墙壁反射一个人的说话声并借助整个建筑物的力量把它变得洪亮悦耳。披着方巾的莫尔·普拉特捧着鲜花站在人行道上，祝愿那个亲爱的年轻人身体健康（坐在车里的肯定是威尔士亲王）；仅仅出于兴奋的心情和对贫穷的鄙视，她会把够买一罐啤酒的钱，买一束玫瑰花，抛向圣詹姆斯街，如果不是看见警察盯着她，阻挠她这个爱尔兰老妇人表示忠心的话。圣詹姆斯宫的卫兵们敬礼致意；亚历山德拉王太后的警察表示赞许。

就在这段时间里，一小群人聚集在白金汉宫门前。他们都是些穷苦人，无精打采地但满怀信心地等待着；他们观看飘扬着国旗的王宫，观看站在基座上衣裙飘荡的维多利亚女王雕像，观赏着她的层层喷泉流水和她的天竺葵花丛；他们从林荫路上过往的许多汽车当中先是注意这一辆，然后注意那一辆；他们自负地对平民乘车出游大动感情；他们在这辆或那辆汽车开过之时重温着赞美之词使其永远新鲜。他们一直听任谣言聚集进他们的血管并刺激他们大腿的神经，想到君主正在看着他们，王后在低头致意，亲王在致敬；想到神赐予国王们的天堂般的生活、王室的侍从武官们和那深深的屈膝礼、王后旧日的玩偶屋、嫁给了英国人的玛丽公主，还想到亲王——啊！亲王！据说他酷似老爱德华国王，可身材比老国王要修长得多。亲王住在圣詹姆斯宫，可说不定今天早晨会出来看望他的母亲。

抱着孩子的萨拉·布莱奇里这样说，她不时踮起脚尖，犹如站在宾里科家里的壁炉网旁边，但她的目光一直注视着林荫路；此时埃米莉·科茨在王宫窗外踱来踱去，想到那些女用人，数不清的女用人，还有那些卧室，数不清的卧室。一个牵着条亚伯丁小猎狗的年纪较大的绅士和一些无业游民也加入了这个人群，人越聚越多。小个子鲍利先生在奥尔巴尼饭店有一套房间，他心灵深处的生命之源已用蜡封住了，然而贫穷的妇人等着看王后过路的情景——可怜的女人们、听话的小孩们、孤儿、寡母、大战，啧啧——诸如此类的事可能将这蜡封不合时宜地、感伤地突然开启；他真的热泪盈眶了。一阵微风带着从未有过的暖意炫耀地吹拂着林荫路，吹过稀疏的树木，吹过青铜英雄雕像，也掀动了在鲍利先生的英国胸中飘扬着的国旗。于是在那辆轿车转弯驶入林荫路时他提起帽子，待车开近时又将帽子高高举起；他听凭宾里科来的穷苦母亲们挤到身旁，依然笔直地站着。那辆车开到眼前了。

突然，科茨太太抬头望望天空。一架飞机的轰鸣声传入人群耳中，似乎预示着不祥。它飞过来了，掠过树丛，尾部喷出一股白烟；那烟在翻卷扭动，实际上是在写着什么！是在天上写字母！大家都抬头望去。

那飞机突然向下飞，而后又垂直上升，画了一个圆圈，加速，下降，上升，无论它怎样飞，无论它飞向哪里，它的后面都飘散着一缕层次分明的浓浓的白烟。这白烟在空中翻卷盘绕，构成了字母。可到底是什么字母呢？是AC吗？一个E，然后是个L？它们只停留片刻就飘移淡化，从空中被抹掉了；飞机疾驰向前，又开始在另一块空间写下一个K，一个E，也许还有一个Y？

“Blaxo。”科茨太太一面用一种紧张的、敬畏的声音拼读，一面凝望着天空；她那白色襁褓里的婴儿一动不动地躺在她的怀中，也凝望着天空。

“Kreemo。”布莱奇里太太小声拼读着，像个梦游症患者。鲍利先生凝视着天空，手一动不动地举着帽子。林荫路上所有的行人都站着仰望天空。就在他们仰望之时，整个世界变得寂静无声，只见一队鸥鸟从天上飞过，先是一只带头的，跟着又是一只；就在这异常的静寂与平和之中，在这灰白颜色之中，在这纯洁之中，时钟敲了十一响，它的声波渐渐消逝在天上的鸥群里。

那架飞机转过弯来，加速飞翔，随心所欲地俯冲，快捷，自由自在，像一个人在滑冰——“那是个E。”布莱奇里太太说——或者是个跳舞的人——“那是toffee（太妃糖）。”鲍利先生低声自语——（那辆轿车驶进王宫大门，没有人去注意它）飞机关掉喷雾嘴，加快速度越飞越远，天上的烟雾逐渐稀薄，聚拢到几大片云朵周围。飞机已经离去，隐没在云层后面。四周一片静寂。挂着字母E、G或L的云朵自由自在地飘浮，好像注定要从西飘到东去完成一件永远秘不可宣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它确实是在完成一件最重要的使命。突然间，在一列火车钻出隧道的同时，那架飞机又从云层里冲了出来，它的轰鸣声传进正在墨尔街、格林公园、皮卡德利广场、摄政街、摄政公园的所有人的耳中，它喷出的那缕白烟在机身后面旋转，那飞机冲下来，旋即上升，书写着一个又一个字母——可是它到底写的是什么呢？

柳克利西娅·沃伦·史密斯和丈夫并肩坐在摄政公园的宽路边的座位上，她抬起头来望着天上。

“塞普蒂莫斯，你看，你看啊！”她喊道。因为霍姆斯医生曾嘱咐她要设法使丈夫对自身以外的事情感兴趣（他本没有什么大病，只是精神不太好而已）。

这么说，塞普蒂莫斯一面仰望天空一面想，他们在向我发出信号。不过不是用普通的词语；也就是说，他还读不懂这种语言；但是这种美，这种精致的美是十分明显的；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睛，当他看到那些白烟形成的词语在空中逐渐消散融化，以无尽的慈爱和带笑的善意赐予他形状变幻的无法想象的美，并通过信号暗示要永远无偿地为他提供只需一看的美，更多的美！眼泪顺着他的面颊流了下来。

那是toffee；他们在为太妃糖做广告，一个保姆告诉（柳克）利西娅。她们两人开始一起拼读t—o—f—

“K—R—”那个保姆说。而塞普蒂莫斯则听见她对他耳语：“凯——来啦”，深沉而柔和，像优美的风琴声，但这声音里又掺杂着一点类似蚱蜢叫的刺耳成分，它新奇地刺激着他的脊柱，并将声波传入他的大脑，这声波在他脑中回荡，然后戛然而止。这真是个绝妙的发现——人的声音在某种大气条件下（因为人必须讲究科学，科学最为重要）竟能使树木很快变活了！那些榆树忽升忽降，所有的叶片闪烁着光芒，颜色忽浅忽深，从蓝色直到波谷的绿色，像无数马头上的鬃毛，像无数女士帽子上的羽毛，它们是那么自豪的、那么壮丽的起起落落；利西娅兴奋地用一只手使劲按住丈夫的膝盖，使他不能动一动，否则那些榆树忽升忽降的激动人心的景象会使他发疯。但是他不会发疯。他会闭上眼睛，他不想再看下去。

然而它们在向他招手；树叶充满活力，树木充满活力。由于那些树叶通过千百万条纤维与座位上的他，与他自己的身体相连接，它们煽动着他的身体，使其随之上下起伏。当树枝伸展的时候，他也伸展肢体以示赞同。那些扑打着翅膀飞起来又落到锯齿形喷泉上的麻雀是整个景象的一个组成部分；白色与蓝色的背景，饰以由黑色树枝构成的条纹。各种声音由于事先的谋划形成了和声；声音的间歇与声音本身同样有意义。一个小孩哭了。从远处适时地响起号声。这一切加起来意味着一个新的宗教诞生了——“塞普蒂莫斯！”利西娅喊道。他吓了一大跳。人们一定注意到了。“我要散步到喷泉，然后再回来。”她说。因为她再也忍受不下去了。霍姆斯医生也许会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她却恨不得丈夫现在就去死！她不能总坐在他身边看着他瞪眼出神而对她不屑一顾并把一切搅得乱七八糟；天空和树木，孩子们嬉戏着，拖着小车，吹着哨子，摔跤跌倒；这一切都很糟糕。他不愿意自杀；她也无法向任何人诉说。“塞普蒂莫斯工作太辛苦了”——这是她唯一能说的话，对她自己的母亲。爱恋使人孤独，她想。她无人诉说，就是对塞普蒂莫斯也什么都不能讲；她回过头去，看见丈夫仍然穿着破大衣坐在那个座位上，弓着腰，瞪着眼。虽然一个男人扬言自杀是怯懦的表现，可是塞普蒂莫斯也曾打过仗；他曾经很勇敢，可现在却判若两人了。利西娅戴上镶花边的假领子。她戴上新帽子，他却从不留意；她不在时，他反倒高兴。而他不在时，什么都不能使她快乐！什么都不能！他很自私。男人都自私。因为他没有病。霍姆斯医生说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她摊开一只手。看！她的结婚戒指松动了——她瘦多了。受苦的是她自己，但是她无人诉说。

意大利太遥远了，她远离了那些白色房屋和那姐妹们围坐着缝帽子的房间，远离了那些每天晚上十分拥挤的街道，人们在街上散步，哈哈大笑，不像这里的人那样半死不活，蜷缩在巴斯轮椅里盯着几朵插在花盆里的丑花！“因为你应该去看看米兰市的那些花园。”她大声说道。可是说给谁听呢？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她的话音转瞬即逝，犹如一枚火箭转瞬即逝。它射出的无数火花在照亮长空之后终于退让了，黑暗重又降临，泼洒在众多房屋和高塔的轮廓线上；荒凉的山坡变得模糊不清，最终陷入黑暗。然而尽管它们已经消逝，夜空仍将它们统统包容；它们被剥夺了颜色，从窗口消失了，但它们仍以更加沉重的形式存在着，揭示出坦诚的日光所未能显现的东西——聚集在黑暗中、蜷缩在黑暗中的万物那纷扰不定的状态，全然失去了晨曦带来的欣慰感（晨曦将无数墙壁刷成灰白，点染每一块窗玻璃，驱散田野上的薄雾，显现出安静吃草的红褐色母牛，那时世间的一切再次被装点得赏心悦目，又重新存在）。就我一个人；就我一个人！她在摄政公园的喷泉旁喊道（同时凝视着那个印度人和他的十字架），仿佛是在午夜，所有的疆界都消失了，这个国家又回到古代的状况，正如罗马人当时所见，他们登陆时，这个国家正处于朦胧之中，山脉无名，河流蜿蜒不知流向何方——她所感到的黑暗就是如此；突然间，一块暗礁好像骤然生了出来，她就站在暗礁上面，她诉说着几年前她是如何在米兰结婚成为他妻子的，并说作为妻子她永远永远不会告诉别人他疯了！暗礁旋转着坠落下去，她也随之跌落，跌落。因为塞普蒂莫斯已经离去，她想——离去，像他扬言的那样，自杀——扑向马车轮下！可是他并没有自杀，他就在那边，依然独自坐在椅子上，穿着破大衣，跷着腿，眼睛直勾勾的，在大声自言自语。

人不应该砍树。有一个上帝存在（他常把这类心得记在信封背面）。要改变这个世界。别再有人因仇恨而残杀。要让人们知道（他记了下来）。他在等待。他在倾听。一只栖息在对面栏杆上的麻雀叫着“塞普蒂莫斯，塞普蒂莫斯”，重复了四五遍，然后拉长调子继续尖声唱起希腊文，叙述世间如何没有罪恶；另一只麻雀也加入进来，它们一起用刺耳的长声唱着希腊文，从河那边死者经常出没的生命草场的树丛里，叙述着世间如何没有死亡。

这边是他的手；那边是死去的人。有些白乎乎的东西正聚拢到对过的栏杆后面。但是他不敢看。埃文斯就在栏杆后面！

“你在说什么呢？”利西娅突然问道，并在他身旁坐了下来。又来打扰！她总是打扰。

躲开这些人——他们必须躲开这些游人，他说着（跳将起来），马上到那边去，那边的一棵树下有几把椅子；而且公园长长的坡地在那里向下倾斜，像一条绿带，上方高处罩着蓝色和粉红色烟雾幻化成的布顶篷；那边还有许多形状极不规则的房屋，构成了防御墙，在烟雾中显得朦胧，车辆在一条环形路上轰轰作响；在右面，许多黄褐色的野兽从动物园的围栏里伸出长长的脖子，大叫着，号叫着。他们两人坐到那边的一棵树下。

“你看啊。”她一面请求他，一面指着一伙扛着板球门柱的男孩子。其中的一个拖着脚走，不时立在脚后跟上旋转，然后继续拖着脚走，仿佛在音乐厅里扮演小丑。

“你看啊。”她又请求他，因为霍姆斯医生曾嘱咐她要让丈夫注意具体的事物，去音乐厅，去打板球——那是一项很好的户外运动，霍姆斯医生说，正适合她丈夫参加。“你看啊。”她重复道。无影无形的上苍在命令他看，这个声音在与他——塞普蒂莫斯——进行沟通，他最近曾出生入死过，是全人类最伟大的人，是前来复兴社会的上帝（他躺着，像一张床单，像一块只有太阳才能融化的雪毯，永不损耗，永远受苦），是替罪的羔羊，是永远蒙受苦难的人；但是塞普蒂莫斯不想看，他痛苦地呻吟着，挥了挥手把那永久的苦难、那永久的孤独从身边赶开。“你看啊。”她又重复一遍，因为他不应该在外面大声自言自语。“哎，你看啊。”她请求他。可是有什么好看的呢？几只绵羊，不过如此。到摄政公园地铁车站怎么走——他们能不能告诉她去摄政公园地铁站的路——梅济·约翰逊向他们打听。她两天以前刚从爱丁堡市来到这里。“别从这边走——到那边去！”利西娅大喊，挥着手让她走开，生怕她看见塞普蒂莫斯。这两个人看来都很怪，梅济·约翰逊想。这里的一切看来都很怪。她是第一次来伦敦，到她伯父在莱登霍尔街开的商店任职。在这个上午她步行穿过摄政公园时，椅子上的这对夫妇使她大吃一惊；那个年轻妇女像个外国人，那个男人看上去非常古怪；这个景象她到老也不会忘记，她会从记忆中搜寻出五十年前一个夏日的清晨她是如何穿行于摄政公园的。因为她只有十九岁，终于离家来到伦敦；现在多么奇怪啊，她刚才问过路的那对夫妇，那女人突然跳起来，摆了摆手，而那男人——他好像很怪僻；也许他们在吵嘴，也许他们要永远分离；她明白，他们之间肯定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所有这些人（因为她又走回宽路）、这些石盆、这些排列有序的花卉、这些老先生老太太、他们多是坐着巴斯轮椅的病残人——所有的人都显得那么古怪，与爱丁堡人不同。梅济·约翰逊加入到那些缓步行进、目光茫然、沐浴着微风的伙伴中去——几只松鼠蹲坐着在舔自己身上的毛，喷泉上的麻雀扑打着翅膀寻找面包渣，几只小狗在栏杆旁边戏耍打斗，和煦的微风吹拂着它们，给它们接受生活馈赠时的不以为然的凝视平添了几分古怪与和缓——梅济·约翰逊感到实在有必要大喊一声“哎呀！”（因为那个坐在椅子上的年轻男人刚才吓了她一跳。她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可怕！可怕！她真想喊出来。（她已经离开了家人，他们曾警告过她会发生什么事情。）她为什么不待在家里呢？她喊着，一面扭着栏杆上的铁帽。那个姑娘还什么都不懂呢，登普斯特太太想（她把面包皮留起来喂松鼠，并常带午饭到摄政公园来吃）；真的，在她看来，身体健壮些、举止放松些、期望值适中些似乎更好。帕西爱喝酒。是啊，有个儿子更好，登普斯特太太想。她自己经历过坎坷，因此情不自禁地向这样的女孩子微笑。你会结婚的，因为你很漂亮，登普斯特太太想。结婚吧，她想，到那时你就明白了。啊，那些厨师，还有别的人。每个男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可是假如我事先能知道的话，我还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吗？登普斯特太太想；她不禁想对梅济·约翰逊说句悄悄话，想让自己皮肤松弛、布满皱纹的老脸感受一番怜悯的亲吻。因为生活一直很艰难，登普斯特太太想。她还有什么代价没付出呢？玫瑰花、身材，还有她的脚。（她把裙子下面那双肿胀的脚收了回去。）

玫瑰花，她轻蔑地想。全是些没用的东西，我亲爱的。因为说真的，由于吃喝、做爱，并随着好坏时光的流逝，生活已经不仅仅是玫瑰花了；还有，让我告诉你，卡丽·登普斯特并不想和肯梯斯镇的任何女人调换命运！但是她恳求怜悯。怜悯，为了那些失去的玫瑰。怜悯，这是她有求于梅济·约翰逊的，此时她正站在风信子花坛旁边。

啊，可是那飞机！登普斯特太太不是总想去国外看看吗？她有个外甥，是传教士。那飞机升腾起来冲向前方。她常在马盖特城海滨下海，而且从未远行到看不见陆地的程度，然而她却不能容忍怕水的女人。飞机一掠而过俯冲下来。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它又飞上去了。里面坐着一个满不错的小伙子，登普斯特太太敢打赌；飞机向远处飞去，速度很快，逐渐模糊，越来越远，它快速滑翔在格林尼治镇及所有的船舶桅杆上空，掠过一组孤零零的灰色教堂建筑——圣保罗大教堂及其他教堂，最后飞临从伦敦两侧向外延伸的片片农田和深棕色的树林，在树林里许多爱冒险的鸫鸟大胆地跳来跳去，它们眼睛一瞟，叼起蜗牛就往石头上磕，一下，两下，三下。

那架飞机越冲越远，最后只剩下一个闪亮的光点：一个志向、一个集点、一个人类灵魂的象征（在本特利先生看来似乎如此，他正在格林尼治兴致勃勃地滚压他家狭长的草坪）；它象征着人类摆脱躯体、飞离房屋的决心，本特利先生一面想一面快速滚压那棵雪松的四周，而摆脱的方法是借助于思维、爱因斯坦、推测、数学、孟德尔的理论——那架飞机冲向远方。

而后，一个衣衫褴褛、相貌平平的男人提着一个皮革书包站在圣保罗大教堂的台阶上，欲进又止，因为不知里面会有什么精神安慰，会受到多大的欢迎，也不知里面有多少飘着旗子的坟墓，那些旗子不是战胜军队的象征，而是战胜烦人的追求真理精神的象征，他想，为了追求真理，我现在连个职业都没有。更重要的是，教堂给你提供伙伴，他想，它邀请你加入一个社团，许多伟人都属于这一社团，许多先烈曾为它而献身，为什么不加入呢，他想，把自己那塞满传单的皮书包放到祭坛前，放到十字架前，十字架象征着一种高于寻觅求索和拼凑文字的东西，一种已成为纯精神的东西，像魂魄脱离了躯体——为什么不进去呢？他想，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那架飞机飞过了卢德加特圆形广场。

奇怪得很，到处是一片寂静。来往的车流上空听不到一点声音。飞机就像无人驾驶似的，自由自在地翱翔。现在机身尾部喷出一圈圈白色的烟雾，它们旋转着上升，上升，垂直上升，仿佛出于狂喜和十足的欢欣而升腾着，写下了一个T，一个O，一个F。“他们在看什么呢？”克拉丽莎·达洛维对前来开门的女仆说。这幢住宅的大厅犹如墓室一般凉爽。达洛维太太举起一只手伸向眼睛，她听见女仆露西关门时裙子沙沙作响，她感觉自己像个出世已久的修女，身上披着熟悉的薄纱，充满对古老宗教的虔诚。厨师在厨房里吹着口哨。她听见打字机的啪啪声。这就是她的生活，她在大厅的桌子前低下头，受这种神圣氛围的影响而弯下身子，感觉得到了祝福和净化。她拿起记录电话留言的拍纸簿时，自言自语道：这样的时刻多么像生命之树上的花蕾啊，它们是黑暗中的花朵，她想（似乎有一朵可爱的玫瑰花曾为她单独开放）；她没有一时一刻相信过上帝；但是，她想，一面拿起拍纸簿，她在日常生活中更应做出回报，对仆人们，是啊，还对小狗和金丝雀，最重要的是对她的丈夫理查德，他是这一切——欢快的声音、绿色的灯光，甚至会吹口哨的厨师（因为沃克夫人是爱尔兰人，整天吹口哨）——的基础；你必须用这些秘密贮存的美妙瞬间去回报，她想着，一面拿起拍纸簿，此时露西正站在她身边想解释什么： “太太，达洛维先生——”克拉丽莎读着电话留言：“布鲁顿勋爵夫人想知道达洛维先生今天能否和她一起共进午餐。”“太太，达洛维先生让我告诉你他要在外面吃午饭。”“天啊！”克拉丽莎说，而露西则善解人意地也表示失望（可是感受不到那种痛苦）；露西感觉到了她们两人之间的默契，理解这种暗示，思考着上流社会的人是如何对待爱情的，她以保持平静来改善自己的前途；她接过达洛维太太的阳伞，就像捧着一位女神从战场凯旋后卸下的一件神圣的武器，把它摆到伞架上。

“无须再怕。”克拉丽莎说。无须再怕骄阳酷暑；因为布鲁顿夫人邀请理查德而不邀请她这件事带来的震惊撼动了她站立着的这一瞬间，就像河床上的一棵植物因感觉到过往船桨的震动而颤抖：她就是这样摇摆着，颤抖着。

米莉森特·布鲁顿（据说她的午餐会总是别有情趣）竟然不邀请她。一般庸俗的嫉妒是不能把她和理查德分开的。但是她惧怕时间本身，她从布鲁顿夫人的脸上（仿佛这脸是用毫无知觉的石头雕刻的日晷）看到生命在日渐减少；看到年复一年自己的生命份额如何被逐渐削减，那剩余的部分是如何几乎无法扩展，几乎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吸收人生的颜色、盐分和音调。年轻时她曾吸收过这一切，因而当她进屋时便能充满整个房间；当她站在自家客厅门口犹豫不决的那一刹那，她常感到一种美妙的挂虑，犹如那种使跳水员在跳入海中之前迟疑片刻的挂虑，此时他脚下的大海时而幽暗时而光亮，那颇有拍岸之势但实际上只轻柔地划开海面的波浪向前滚动，掩盖了海藻，又在翻转之时给海藻蒙上一层银白色的珍珠。

她把拍纸簿放回到大厅的桌子上。她开始慢慢上楼，一只手拉着楼梯的扶手，仿佛刚刚离开一个聚会，在那里一会儿这个朋友，一会儿那个朋友回忆起她过去的面容和声音；仿佛她已关上房门来到外面独自站立，孤零零的，背景是可怕的夜空，或者确切地说，背景是这个平平常常的六月早晨投注的一派晨光。这个早晨对某些人来说是柔和的，闪烁着玫瑰花瓣的光彩，她知道，也感受到了，当她在半楼梯敞开的窗旁停下来的时候；从这窗口传来窗帘掀动的噼啪声、狗群的吠叫声，还传来白昼的研磨声、敲击声和充满活力的声音，她想着，觉得自己突然萎缩，变老，胸部也变平坦了，仿佛她已飘到门外、窗外，飘离了自己的躯体和大脑；她的大脑已经不中用了，因为布鲁顿夫人（据说她的午餐会总是别有情趣）没有邀请她。

像个修女回屋歇息，或像个孩子探索塔楼，她向楼上走去，在半楼梯的窗旁停留片刻，然后走进盥洗室。那里铺着绿色地毡。有一个水龙头漏水。在生活的中心有一处空白，一间阁楼。妇女们必须脱下她们华贵的服装。中午时分她们必须脱掉礼服。她摘下别针插在针垫上，把饰有羽毛的黄帽子放到床上。床单很干净，用一条宽带紧紧地绷在床上。她的床会越来越窄。蜡烛燃掉了一半，她曾彻夜阅读马尔博男爵的《回忆录》。她曾在深夜里阅读从莫斯科撤退那一章。由于下议院开会总是开到很晚，理查德在她得病以后坚持让她睡觉不受干扰。说实在的，她宁愿读关于莫斯科撤退的书。他了解这一点。于是她的房间被安排在阁楼上，床很窄；她躺在那里看书的时候（因为她常常失眠）总排除不掉从生孩子时起保留下来的那种贞洁感，它像床单一样紧裹着她。她在做姑娘时就很可爱，但突然出现了一个瞬间——例如在克利夫登镇的树林下面的小河上——当时由于这种冷漠的精神起了作用，她未能使他满足。后来在君士坦丁堡又是如此，以后这种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她明白自己缺少什么。不是美貌，也不是智慧。而是一种从中心向四周渗透的东西，一种温暖的东西，它冲破表层并在男女之间或女人之间的冰冷接触中掀起微波。因为她能够朦胧地感觉到那种东西。她讨厌它，对它有一种老天爷才知道是从哪里学来的顾忌，或者像她感觉的那样，来源于大自然（大自然总是明智的）；然而她有时却不由自主地屈服于妇人的而不是姑娘的魅力，屈服于妇人在坦言自己的争吵和蠢事时表现出的魅力，要知道她们经常对她倾诉衷肠。不知是出于怜悯，还是由于她们的美貌，还是因为她的年龄比她们大，或是出于某种巧合——例如一种淡淡的香气，或邻家的小提琴声（在某些时刻声音的威力是那么奇特），她这时会毫无疑问地产生与男人同样的感受。不过那只是一瞬间，但已足够了。那是一种顿悟，有几分像一个人脸上的羞红，你力图掩饰它，但当它扩散时，只好由它去扩散，你跑到最远的角落，在那里发抖，觉得整个世界向你逼来，充满了某种令人惊讶的意义、某种狂喜的压力，这种意义和压力迸裂世界那层薄薄的表皮喷涌而出，以一种格外的轻松流过龟裂处和红肿处。然后，在那一瞬间，她看到了一束光；一根火柴在一棵番红花上燃烧；一种内在的意义几乎表达了出来。然而逼近的退却了，坚硬的变软了。这一瞬间消失了。这样的瞬间（和女人们在一起也有同样的感觉）与她的床、马尔博男爵的书以及燃掉一半的蜡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她放下帽子）。她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地板在咯吱作响；灯火通明的房子突然转暗，如果她抬起头会正好听见咔嚓一响，那是理查德在尽可能轻地放松门把手；他穿着短袜悄悄溜上楼来，然后，像经常发生的那样，扔掉暖水袋大骂起来！她笑得多么开心啊！

可是这个爱情问题（她一面想着，一面收拾起上衣），这个与女人恋爱的问题。以萨莉·西顿为例，她与萨莉·西顿旧日的关系。不管怎么说，那难道不是恋爱吗？

坐在地板上——这是她对萨莉的第一个印象——萨莉坐在地板上，抱着双膝，抽着烟卷。是在哪儿呢？在曼宁家？在金洛克-琼斯家？反正是在一次聚会上（具体地点她说不准），因为她清楚地记得曾问过和她在一起的那个男人：“那女人是谁？”他告诉了她，并说萨莉的父母关系不好（她是多么震惊啊——一个人的父母竟然吵架！）。但是一整个晚上她的目光都离不开萨莉。那是一种她最羡慕的非凡的美，肤色稍深，一双大眼睛，还有她自己不具备因而总是很嫉妒的品质——一种随心所欲，好像萨莉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一种外国人普遍具有而英国女人不常有的品质。萨莉总说她有法国血统，她的一位祖先曾服侍过玛丽·安托瓦妮特，后来被砍了头，只留下一枚红宝石戒指。大概就在那个夏天萨莉来到伯尔顿小住，一天晚上正餐过后她出人意料地走了进来，口袋里没有一分钱，她的到来使可怜的海伦娜姑妈如此心烦意乱，她一直没有原谅她。萨莉家里曾吵得不可开交。那天晚上她来的时候确实一文不名——她典当了一枚胸针作为来程的路费。她是在情急之下跑出来的。克拉丽莎和萨莉坐了一夜，倾心长谈。是萨莉使她头一次感到她在伯尔顿的生活有多么封闭。她对性爱一点儿都不懂，对于社会问题也一无所知。她有一次曾见过一位老人在田野中倒地猝死——她还见过几头刚刚生完小牛的母牛。但是海伦娜姑妈从来不喜欢讨论任何事情（萨莉给她威廉·莫里斯的书时，不得不裹上牛皮纸）。她们在顶楼她的卧室里坐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谈论生活，谈论她们将如何改造这个世界。她们想成立一个剥夺私有财产的协会，甚至写好了一封信，只不过没有寄出。这些想法当然出自萨莉——但是她自己很快就跟萨莉一样激动起来——早餐前在床上读柏拉图的书，读莫里斯的书，还按钟点读雪莱的作品。萨莉的魅力是惊人的，还有她的天才，她的性格。比如，她摆鲜花的方法。在伯尔顿，人们总是把许多呆板的小花瓶放在桌上排成一行。萨莉自己出去，采集了蜀葵花、天竺牡丹——各式各样的从来没人见过放在一起的鲜花——然后剪下花朵，放进碗里，让它们漂浮在水面上。这样一摆，效果特别好，特别是夕阳西下时分你进来吃饭的时候（当然海伦娜姑妈认为这样摆弄鲜花有些邪恶）。还有一次萨莉忘记拿擦澡用的海绵，于是她赤身裸体跑过走廊。那个严厉的老女仆埃伦·阿特金斯走过来走过去嘟囔着：“要是让一个男士看见了呢？”是啊，萨莉确实让人震惊。爸爸说她衣冠不整。

回想起来，最奇怪的是她对萨莉的感情竟是那么纯洁，那么完美。它跟对一个男人的感情不同。它是彻底无私的，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它只存在于女性之间，存在于刚成年的女性之间。从她自己的角度来看，它是保护性的；它出自一种盟友的感觉，一种有什么东西注定要把她们分开的预感（她们常说婚姻是灾难），这种感觉导致了这种豪侠气概，这种保护性的感情在她身上比在萨莉身上体现得更明显。因为在那些日子里萨莉完全不顾忌后果，为了表现自己勇敢而做了许多蠢事，在台地上骑着自行车围着矮栏杆兜圈子，抽雪茄烟。萨莉很荒唐，非常荒唐。但是那种魅力是无法抗拒的，至少对她来说是如此，所以她还能记得自己曾站在顶楼的卧室里抱着暖水袋大声说：“她就在这个屋檐下面……她就在这个屋檐下面！”

现在不同了，这些话对她已毫无意义。她连过去那种感情的影子都找不到了。但是她还能记得当时曾激动得浑身发冷，曾狂喜地卷着头发（昔日的感情现在又开始回到她的心里，在她拿出发卡放在梳妆台上开始卷发的时候），当时有几只乌鸦在傍晚粉红色的余晖中炫耀地飞上飞下，她穿好衣服，走下楼去，在穿过大厅时感觉：“如果现在就死去，现在就是最幸福。”那就是他的感觉——奥赛罗的感觉，她相信自己感受到了幸福，正如莎士比亚让奥赛罗感受到的那样强烈，这都是因为她披着白色罩袍下楼到饭桌边与萨莉·西顿相会！

萨莉当时穿着粉红色薄纱裙——这可能吗？无论如何，她好像十分轻盈，光彩照人，像一只飞进来的小鸟或一只气球，粘在一棵黑莓灌木上但仅停留了一瞬间。然而一个人恋爱的时候（这不是恋爱是什么？），最奇怪的莫过于其他人对此竟漠然视之。海伦娜姑妈吃过饭就走开了；爸爸在读报。彼得·沃尔什有可能在场，还有年老的卡明斯女士；约瑟夫·布赖特科普夫肯定在场，因为他每年夏天都来这里，可怜的老人，一住就是好几个星期，他装作来陪她读德语，实际上是来弹钢琴，还唱勃拉姆斯的歌曲，尽管嗓子很糟糕。

这一切不过是衬托萨莉的背景而已。她站在壁炉旁边谈天，优美的声音使她的每句话都像一个吻，爸爸觉得似乎如此，他已开始受到她的吸引，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他曾借给过她一本书，后来发现书被扔在台地上浸湿了，因此一直耿耿于怀）；突然间萨莉说：“总坐在屋里多遗憾呀！”于是大家都走出屋到台地上散步。彼得·沃尔什和约瑟夫·布赖特科普夫继续谈着瓦格纳。她和萨莉稍微落后一点儿。然后当她们走过一个栽满鲜花的石盆时，她经历了一生中最最美好的时刻。萨莉停下来，摘了一朵花，吻了一下她的嘴唇。整个世界似乎天翻地覆了！其他的人都消失了，只有她和萨莉单独在一起。她觉得好像自己先前得到了一件礼品，是用纸包装好的，并被告知要保存好，不要看——一块钻石，一个无价之宝，包得严严实实的，而在她们散步的时候（她们来回来去走着），她才打开包看见了它，或许是它的光芒透过包装直射出来，它就是神的启示，就是这种宗教般的感情！——突然间，老约瑟夫和彼得面对着她们：

“在占星吗？”彼得问。这就像黑暗中一个人的脸撞到花岗岩墙壁上！太令人震惊了，太可怕了！她倒不是为了自己。她只是觉得萨莉已经受到伤害，受到虐待；她感觉出了彼得的敌意、他的嫉妒之心、他破坏她们友谊的决心。这一切她都看出来了，正如一个人在闪电的瞬间看见一片风景——而萨莉（她从来没有如此爱慕过她！）依然我行我素，毫不服输。她哈哈大笑。她让老约瑟夫告诉她天上星座的名称，那是约瑟夫正经喜欢干的事。她站在那里，她在倾听。她听见了那些星座的名称。

“啊，这种恐怖感！”克拉丽莎自语道，仿佛她一直知道会有什么东西来干扰她瞬间的幸福，使她痛苦。

然而后来她是多么感谢彼得·沃尔什啊。每当她想起彼得，不知怎的总会想起他们的争吵——也许是因为她太急于得到他的好评。她感谢他使用了两个词：“感伤的”和“有教养的”；她以这两个词开始每一天的生活，仿佛有他在保护自己。一本书是感伤的；一种生活态度是感伤的。由于她是“感伤的”，她也许注定要回忆起过去。他回来之后会怎么想呢？她真想知道。

他会认为她已经老了吗？他回来以后会说她老吗？也许她会看出他在这样想。这是事实。自从生病以来她变得差不多苍白了。

她把胸针放在桌上，突然感觉一阵紧张，仿佛就在她冥想之际那些冰冷的爪子已趁机牢牢地抓住了她。她还不老呢。她刚刚进入五十二岁。还有许许多多的岁月没有度过。六月、七月、八月！每个月还几乎是完整的；克拉丽莎（现在穿过房间走向梳妆台）似乎想接住流逝的点滴时间，她投身于这个六月早晨的瞬间——这个汇集着所有其他早晨的压力的瞬间——的中心，把它凝固在那里，她用一种崭新的眼光审视着镜子、梳妆台和所有的小瓶子，把自己的全身定格在一点（在她照镜子的时候），她看见了一张粉红色的细嫩的脸，它属于当天要举办晚会的那个女人，属于克拉丽莎·达洛维，属于她自己。她观察自己的脸已经有几百万次了，而且每次脸部的肌肉总是紧缩，但不易为人察觉！她照镜子时总要噘起嘴唇。那是为了使自己的脸有一个突出点。那就是她的自我——尖尖的，像个飞镖，十分清晰。那就是她的自我，当某种努力、某种对她的自我的召唤将她脸上的各个部分紧缩在一起的时候，只有她自己才知道这与平时有多么不同，有多么不谐调，而她这样做只是为了使世界进入一个中心，一块钻石，一个坐在自家客厅里成为聚会焦点的女人，一个在某些人的暗淡生命中无疑是璀璨的光点，也许还是孤独的人们寻求的一个庇护所；她曾经帮助过年轻人，他们感激她；她尽力做到表现一贯，丝毫不暴露自己的其他方面，如过错、嫉妒、虚荣、疑心等，例如布鲁顿夫人不请她吃饭这件事；那是十分卑鄙的！她想（一面最后梳理一下头发）。咦，她的衣裙在哪儿呢？

她的晚礼服都挂在衣橱里。克拉丽莎把手伸进柔软的衣服当中，轻轻地取出那件绿色衣裙，把它拿到窗前。这件衣服她曾弄撕过。有人曾踩过裙边。她在大使馆的晚会上曾感到裙腰的褶子撕裂了。这绿色料子通常在灯光下会闪闪发光，但此时在阳光下却黯然失色。她要自己补这裙子。她的女仆们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她今天晚上就要穿这件晚礼服。她要把她的丝绸、她的剪刀、她的——还有什么来着？——当然还有她的顶针，都拿到楼下客厅里去，因为她还要写信，还要确保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真奇怪，她一面想一面在半楼梯的驻脚台上停下来，同时思忖着那钻石形状、那孤独的人，真奇怪，一个女主人是多么了解这一时刻，多么了解全家人的情绪！模糊不清的声音从楼梯的井孔旋转直上：墩布拖地的窸窣声，轻拍声，敲击声，前门开启时的一声巨响，地下室里传达吩咐的说话声；银餐具和托盘碰撞的叮当声；洁净的银器是为晚会准备的。一切全是为了晚会。

（这时露西端着托盘走进客厅，她把几个极大的烛台放到壁炉架上，把小银箱放在中央，再把水晶海豚转向座钟。他们会来的；他们会站在这里；他们会用那种她能模仿的矫揉造作的语气说话，女士们和先生们。在所有的人当中，她的女主人是最可爱的——拥有银器、亚麻制品和瓷器的女主人，因为那阳光、那些银器、那些摘下的门扇、那些朗波尔迈耶店里来的工人都使她有一种成就感，此时她把裁纸小刀放在嵌花桌子上。看啊！看啊！她在面包店里和几个老朋友谈话时说，在店里她头一次透过窗玻璃看见卡特勒姆教堂的礼拜仪式。她就是安杰拉夫人，陪伴着玛丽公主，这时达洛维太太突然走了进来。）

“哎，露西，”她说，“这些银餐具真好看！”“还有，”她说，一面转动那个水晶海豚使它直立，“你们喜欢昨晚的话剧吗？”“唉，他们没看完就得走了！”她说。“他们十点以前必须回来！”她说。“所以他们不知道后面的剧情。”她说。“那真是不幸。”她说（因为平时她的仆人们常看到很晚，如果他们跟她说一声的话）。“那真是遗憾，”她一面说，一面拿起沙发中央那个光秃秃的旧靠垫塞到露西的怀里，并轻轻推了她一下，大声说，“把它拿开！给沃克太太送去，替我谢谢她！拿走！”她喊道。露西抱着靠垫在客厅门旁停了下来，脸有些红，非常羞涩地问，能不能让她帮着补衣裙？可是，达洛维太太说，露西手头的事已经很多了，足够她干的，就不用管这事儿了。“但还是谢谢你。露西，啊，谢谢你。”达洛维太太说，谢谢你，谢谢你，她继续说（同时坐在沙发上，把那件衣裙放在膝头，还有剪刀、丝绸），谢谢你，谢谢你，她继续说着，笼统地感谢所有的仆人帮助她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成为她自己理想的样子，温柔，宽大为怀。她的仆人们喜欢她。再回到她的这件衣裙——撕破的地方在哪里？现在该往针上穿线啦。这是她最喜欢的一件衣服，是萨丽·帕克做的许许多多衣服中的一件，天呀，差不多是最后的一件，因为萨丽现已退休，住在伊令区，如果我有一点点时间，克拉丽莎想（可是她不会再有一点点时间了），我会去伊令看望她。因为她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克拉丽莎想，是个真正的艺术家。她常想些稀奇古怪的小事，然而她做的那些衣裙却从来不怪。你可以穿着它们去哈特菲尔德侯爵府，去白金汉宫。她确实穿着它们去过哈特菲尔德侯爵府，去过白金汉宫。

宁静降临到她的身上，平静，安详，此时她手里的针顺利地穿入丝绸，轻柔地停顿一下，然后将那些绿色的褶子聚敛在一起，轻轻地缝到裙腰上。于是在一个夏日里海浪聚拢起来，失去平衡，然后跌落；聚拢又跌落；整个世界似乎越来越阴沉地说：“完结了。”直到躺在海滩上晒太阳的躯体里的心脏也说“完结了”。无需再怕，那颗心脏说。无需再怕，那颗心脏说，同时将自己的重负交给某个大海，那大海为所有人的忧伤发出哀叹，然后更新，开始，聚拢，任意跌落。那个躯体则孤零零地倾听着过往蜜蜂的嗡嗡声；海浪在拍打；小狗在吠叫，在很远的地方吠叫，吠叫。“天啊，前门铃响了！”克拉丽莎大喊，停下了手中的针线。她精神起来，注意倾听着。“达洛维太太会见我的。”一个年纪不轻的男人在大厅里说。“啊，是啊，她会见我的。”他重复道，同时和善地把露西推到一边，以从未有过的快速跑上楼梯。“是啊，是啊，是啊，”他一面上楼一面喃喃地说，“她会见我的。在印度待了五年之后，克拉丽莎会见我的。”

“有谁能——有什么能。”达洛维太太问道（她想，在她要举办晚会这天的上午十一点被人打扰实在可气），她听见了楼梯上的脚步声。她听见手拍门的声音。她试图把衣裙藏起来，犹如一个处女保护自己的贞操，因为她尊重自己的隐私权。现在铜门把动了。现在门打开了，进来的是——刹那间她竟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字！她见到他是那么惊奇，那么高兴，那么羞涩，那么震惊，彼得·沃尔什竟然在这个上午出乎意料地来看望她！（她没读到他的信。）

“你好。”彼得·沃尔什说，无疑是在颤抖，他握住她的双手，亲吻她的双手。她老多了，他想，同时坐了下来。我不会对她这样讲的，因为她确实老多了。她正在看着我，他想，此时一种窘迫感突然向他袭来，尽管他刚刚吻过她的手。他的一只手伸进口袋，掏出一把大折刀，打开了一半。

他和以前一模一样，克拉丽莎想，还是那种古怪的目光，还是那件格子西装；他的脸有些不像往日那么严肃，瘦了一些，也许更带些嘲讽的表情，但是他的身体看来非常健康，和以前一个样。“见到你太高兴了！”克拉丽莎喊道。他又把折刀拿出来了。那就是他的做派，她想。他昨天晚上刚进城，他说；他必须马上到乡下去；情况怎么样？大家——理查德，伊丽莎白——都好吗？“这都是干什么用的？”他问，一面拿折刀斜着指向她的绿衣裙。他穿得十分讲究，克拉丽莎想，可他还总批评我。她在这里补衣服，像往常一样补衣服，他想；我去印度的这些年里她一直坐在这里，缝补衣裙，到处玩耍，参加各种晚会，跑到下议院去然后再回来，等等，他想，越想越生气，越想越激动，因为对某些女人来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婚姻再坏了，他想，还有政治，还有嫁给一个保守党的丈夫，比如令人钦佩的理查德。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他想，一面啪的一声合上折刀。“理查德身体很好。理查德正在一个委员会开会。”克拉丽莎回答。她打开剪刀，并且问他是否介意她补裙子，因为他们当天晚上要举行晚会。“我不打算请你参加。”她说。“我亲爱的彼得！”她说。然而他感觉亲切，听见她如此称呼自己——我亲爱的彼得！是啊，一切都是那么亲切——那些银餐具、那些椅子，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么亲切。

她为什么不请他参加晚会呢？他问。克拉丽莎想，他现在显然是迷人的！绝对迷人！现在我还记得当初下决心不嫁给他是多么困难，就在那个可怕的夏天，我为什么要下这个决心呢？她真想不明白。“可是你今天早上来这里实在太不寻常了！”她大声说，同时把自己的双手重叠在一起，放到衣裙上。“你还记得吗，”她说，“在伯尔顿村的时候，那些窗帘是怎么啪啪响的？”“是啊。”他说；他还记得曾单独陪克拉丽莎的父亲吃早餐，非常局促不安；那老人已经去世，而他也没有给克拉丽莎写信；不过他一向跟老帕里合不来，那个牢骚满腹、毫无主见的老头儿，克拉丽莎的父亲贾斯廷·帕里。“我常希望我那时和你的父亲相处得好一点。”他说。“但是他从来没喜欢过任何一个——我们的朋友。”克拉丽莎说。她本来可以控制自己不说这话，因为这等于提醒彼得他曾想和她结婚。

是啊，我是想过和她结婚，彼得想；那件事还差点儿让我心碎，他想；他全身心沉浸在自己的痛苦当中，这痛苦在上升，有如从台地上看到的月亮，在白昼余光的映照下美丽得吓人。自那以后我还从来没有那么忧伤过，他想。他觉得自己仿佛真的坐在那个台地上，于是向克拉丽莎挪近一点儿，伸出一只手，抬起来，又放下。那轮明月就挂在他们的上方。她也仿佛和他一起坐在台地上，沐浴着月光。“那房子归赫伯特了。”她说。“我现在不去了。”她说。而后，正如在月光照耀在台地上时经常发生的那样，一个人因已经厌烦而开始感到惭愧，可由于对方只是无言地坐着，非常安静，悲哀地望着月亮，因此，他不想说话，只是挪挪脚，清清嗓子，看看桌子腿上的卷轴形铁饰物，动动桌子的活边，但一言不发——这就是彼得·沃尔什现在的心境。因为何必要这样回顾过去呢？他想。为什么要让他又想起往事呢？在她已经那么残酷地折磨过他之后，为什么还要让他受苦呢？为什么？

“你还记得那个湖吗？”她说，声音很突兀，出于一种感情的压力，这种感情攫取了她的心，使她喉部肌肉发紧，使她在说“湖”字时嘴唇痉挛。因为她既是个孩子，站在父母中间，向鸭群扔着面包，同时又是个成年女人，向站在湖边的父母走去，怀抱着自己的生命，在她接近父母时它越变越大，最后变成了整个生命，完好的生命，她把它放在父母身边说：“这就是我的成果！这就是！”可她的生命有什么成果呢？究竟是什么呢？这个上午和彼得坐在一起缝衣服。

她看着彼得·沃尔什；她的目光掠过那段时光和那种情感，犹豫不决地落到他的身上，满含泪花停留在他的身上，然后向上，扑棱着离开了，犹如一只鸟儿擦过树枝后扑打着翅膀飞走了。她很自然地擦了擦眼睛。

“记得。”彼得说，“记得，记得，记得。”他说，仿佛她把什么东西提到表面，而这个东西在上升时肯定伤害了他。停下！停下！他想喊。因为他的年纪还不老，他的生命还没有完结，绝对没有。他刚五十岁出头。他想，我是告诉她，还是不告诉她呢？他愿意坦言一切。但是她太冷淡了，他想，只顾缝衣服，用剪刀。黛西和克拉丽莎在一起会显得非常平庸。那么克拉丽莎就会认为我是个失败者，他想，从他们的意义上来讲，从达洛维夫妇的意义上来讲，我确实是失败者。啊，是啊，他对此确信无疑；他是失败者，与这里的一切——嵌花桌子、文具架上的裁纸刀、水晶海豚和烛台、椅子罩和古老珍贵的英国淡彩画——与这些相比，他确实是失败者！我讨厌整个恋爱事件中的那种自以为了不起的态度，他想，我讨厌的是理查德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克拉丽莎的，但她嫁给他这件事除外。（这时露西走进屋来，捧着银餐具，更多的银餐具，但是她看上去很妩媚、苗条、优雅，在她俯下身来放这些东西时他想。）这些年来这一切仍在继续！他想；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克拉丽莎就这样生活；与此同时我——他想；顿时仿佛一切都从他身上向四面八方射出光芒：旅行、骑马、争吵、历险、桥牌聚会、恋爱、工作、工作、工作！他当面拿出他的折刀，并攥在手心里——克拉丽莎敢说这三十年来他一直带着这把有牛角柄的旧折刀。

多么特别的习惯呀，克拉丽莎想；总是玩小刀。总是让人感觉他太轻浮，内心空虚；他不过是个愚蠢的、喋喋不休的人，和过去一样。但我也和过去一样，她想，一面拿起针，一面发出召唤，就像一个在卫兵们熟睡的情况下无人保护的女王（她被他的来访所震惊，感到十分沮丧），因此任何人都能漫步来到弯曲的黑莓枝下她躺着的地方看看她；她在召唤她所做过的事情、她喜欢的事情、她的丈夫、伊丽莎白、她的自我（彼得现在已不了解她的自我了）来帮助她；简而言之，她把一切都召唤到她身边来打退敌人。

“那么，你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呢？”她问。就这样，在战斗开始之前，战马踢着地，摇着头，光线照射着它们的肋腹，它们的脖子弯曲着。就这样，彼得·沃尔什和克拉丽莎并肩坐在蓝色的沙发上，争论起来。他的力量在胸中涌动翻滚。他从许多不同的方面把各种各样的事情集中到一起：他所受到的称赞、他在牛津大学的经历、他的婚姻（对此她还一点儿都不了解）、还有他如何恋爱等，向她倾诉这一切，回答了她的问题。

“无数的事情！”他感慨地说。此时聚集在他胸中的各种力量正在朝各个方向涌动，使他感觉被腾空推到无缘谋面的人们的肩膀上，既感到恐惧又极其振奋，在这些力量的促使下，他将双手举向额头。

克拉丽莎腰板挺直地坐着，吸了一口气。

“我在恋爱。”他说，但不是对她，而是对某一个人，这个人在黑暗中被安放在高处，因而你摸不着，但你必须在黑暗中把你的花环摆在草地上。

“恋爱，”他重复道，现在用一种略带嘲讽的口气对克拉丽莎说，“爱上了一个印度的姑娘。”他已经摆好了他的花环。克拉丽莎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吧。

“恋爱！”她说。他在这种年龄竟戴着小领结被那魔鬼拖下水去！他的脖子上已没有了肌肉，他的双手发红，而且他比我才大六个月！她的目光一闪转向自己；但是在内心里她感觉他还是老样子，他总是在恋爱。他总有爱情，他总是恋爱，她感到了这一点。

但是那不可战胜的自负感永远能击败反对它的大军，犹如那总是说流啊流啊流啊的大河，即便它承认我们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目标，它还是流啊流啊；这种不可战胜的自负感突然给她的面颊带来红晕，使她显得十分年轻，皮肤白里透红，眼睛分外明亮，此时她坐在那里，衣裙放在膝头，针已缝到绿色丝绸的尽头，她在微微颤抖。他在恋爱！不是和她。当然是和一个年轻些的女人。

“那么她是谁呢？”她问。现在必须把这座雕像从高处取下，放到他们两人中间。“非常遗憾，是个结了婚的女人，”他说，“一个印度陆军少校的妻子。”他微微一笑，带有几分不寻常的讥讽和愉悦，因为他竟以如此可笑的方式把她放到了克拉丽莎面前。（还是老样子，他总是在恋爱，克拉丽莎想。）他继续非常理智地说：“她有两个小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我这次回来是找我的律师们办离婚手续的。”

他们的情况就是如此！他想。你愿意怎样对待他们都行，克拉丽莎！他们的情况就是如此！对他来说，那位印度陆军少校的妻子（他的黛西）和她的两个孩子似乎每一秒钟都变得更加可爱，因为克拉丽莎在看着他们；仿佛他照亮了盘子里的灰色小丸，于是一棵可爱的树立时长了出来，沐浴着凉爽的带咸味的海风，这海风就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没有一个人像克拉丽莎那样了解他，与他感情相通）——他们之间美好的亲密关系。

那个女人奉承他，愚弄他，克拉丽莎想，用小刀三划两划画出那个女人即那个印度陆军少校的妻子的轮廓。简直是浪费！简直是愚蠢！彼得一生中总是这样被人愚弄，先是从牛津被开除，然后是娶了他在去印度的船上遇到的姑娘为妻；现在又来了个少校的妻子——感谢老天爷她当初拒绝了他的求婚！尽管如此，他还是恋爱了，她的老朋友、她亲爱的彼得在恋爱。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她问他。哦，林肯律师协会的胡珀-格雷特利事务所的律师们和诉讼代理人们，他们准备受理此事，他说。他真的在用折刀削指甲。

看在老天爷的分上，放下你的小刀吧！她以一种不可压抑的愠怒对自己喊；这是他不遵从社会习俗的愚蠢表现，是他的弱点，还有他丝毫不懂对别人的感情，这些都使她恼火，一直使她恼火；现在他年纪已经不小了，多愚蠢啊！

这些我都知道，彼得想；我知道我对抗的是什么，他一面想一面用手指摸着折刀的刀刃，是克拉丽莎和达洛维以及所有他们这样的人；但是我要向克拉丽莎显示——然后令他十分吃惊的是，他突然受到那些被抛到空中的无法控制的力量的袭击，顿时眼泪夺眶而出，大哭起来，一点儿也不觉得羞耻地大哭起来，他坐在沙发上，任凭泪水顺着面颊往下流。

克拉丽莎这时已经探出身去，拉住他的手，把他拉到身边，吻吻他的手——实际上她已经感觉他的脸接触到了自己的脸，但她还是将在她胸中舞动着的那些银光闪闪的羽毛（就像热带狂风中的蒲苇）压了下去；随着羽毛的退却，她只是握住他的手，拍拍他的膝，然后重新坐回去，她感到和他在一起异乎寻常地安逸和愉快。刹那间她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我当初嫁给了他，我就能整天享受这种欢欣了！

对她来说一切都结束了。床单绷得很平，床很狭窄。她已独自上了顶楼，听任别人在阳光下采摘浆果。门已经关上了，在那里透过剥落墙皮的尘埃和鸟巢掉下的杂屑可以望得多么远啊，传来的各种声音极不清晰且令人悚然（有一次在莱斯山上，她还记得）；她喊道，理查德啊，理查德！犹如一个熟睡的人夜间惊醒后在黑暗里伸出手求救。他在和布鲁顿夫人共进午餐，她又想起了这件事。他已经离开了我，我将永远孤独，她想着，把双手搭在膝头。

彼得·沃尔什已经站起身来穿过房间走到窗前，背向她站着，快速地挥动着一条颜色鲜丽的方巾。他那对瘦瘦的肩胛骨把上衣稍稍支起，他看上去干练、冷静、孤独，他用力地擤着鼻涕。你带我走吧，克拉丽莎冲动地想，仿佛他马上要从这里出发去开始重要的航行；过了一瞬间，又仿佛一出十分激动感人的五幕话剧刚刚结束，而她已在剧中生活了一辈子，曾经私奔过并与彼得一起生活过，可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现在该行动了，犹如一个女人收拾起自己的斗篷、手套、观剧用的小望远镜等东西，然后站起身来准备离开剧场走上街头，她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向彼得。

真是太奇怪了，当她在叮当声和沙沙声中走来的时候，当她穿过房间的时候，他想，她竟然保持着昔日的魅力，那种能使他所讨厌的月亮在夏天升起在伯尔顿的台地上空的魅力。

“告诉我，”他说，一面抓住她的肩膀，“克拉丽莎，你幸福吗？理查德他——”

门打开了。“我的伊丽莎白来啦。”克拉丽莎激情地，也许是故作姿态地说。“你好。”伊丽莎白走上前来说。此时大本钟敲击半点的声响以惊人的气势在他们之间回荡，仿佛一个强壮、冷漠、毫不体恤他人的小伙子在挥舞哑铃，这边一下，那边一下。“你好啊，伊丽莎白！”彼得大声说，同时把方巾塞进口袋，很快地走到她面前，连看都没有看她便说：“再见，克拉丽莎。”然后快步走出房间，跑下楼梯，打开大厅的门。

“彼得！彼得！”克拉丽莎喊，跟在他后面走到半楼梯的驻脚台。“我的晚会！别忘了今天晚上我家有晚会！”她喊道，她不得不提高嗓音以便压过外面传来的喧闹声。在过往的车辆和所有的时钟占压倒性优势的混响中，她的“别忘了今天晚上我家有晚会”的喊声显得微弱无力，并且非常遥远，因为彼得已经关上了大门。

别忘了我的晚会，别忘了我的晚会，彼得·沃尔什走上大街时有节奏地自言自语着，与大本钟那直截了当的半点报时的声流相合拍。（那深沉的音波逐渐消逝在空中。）啊，这些晚会，他想，克拉丽莎的晚会。她为什么要举办这些晚会呢，他想。他并不是责备她，也不是责备这个正在向他走来的像纸人一般的男人，这人穿着燕尾服，纽扣孔里插着一朵康乃馨。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能像他这样在恋爱。他就在那里，这个幸运的人，就是他自己，映照在维多利亚街一个汽车制造商的玻璃橱窗上。整个印度横卧于他的身后，平原、高山，霍乱瘟疫，面积相当于两个爱尔兰的区域，他曾独自做出的那些决定——他，彼得·沃尔什；他现在是平生头一次真正在恋爱。克拉丽莎变得冷酷了，他想；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伤感，他猜想，一面看着那些名牌汽车的功能——用多少加仑汽油能跑多少英里？因为他倒是有些机械方面的才能；他在自己管辖的区里曾发明过一种犁，还从英国定购过一些手推车，但那些苦力却不肯使用，所有这些克拉丽莎一点儿都不知道。

她说“我的伊丽莎白来啦”——这种措辞使他恼火。为什么不简单地说“伊丽莎白来啦”？她那样说一点儿都不真诚，连伊丽莎白都不喜欢听。（那巨大深沉的钟声的余音仍在他周围的空中震荡；半点钟，时间还早，才刚刚十一点半。）因为他理解年轻人，喜欢他们。克拉丽莎身上总有一种冷漠，他想。她总是有那么一点儿怯懦，就是在做姑娘时也如此，到了中年，这种怯懦变成了因循守旧，然后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完了，他沮丧地注视着橱窗玻璃的深处时想，并思索着刚才在那个时间去拜访是否惹恼了她；他突然为自己刚才做了傻事而羞耻，他刚才痛哭流涕，大动感情，把一切都告诉了她，和以往一样，和以往一样。

像一朵云彩飘过太阳，寂静降临到伦敦城，也降临到人们的心头。一切努力都停止了。时间在桅杆上呼啦啦地飘扬。我们在那里停下；我们在那里站立。只有习惯势力的僵硬骨架在支撑着人的身体。其实里面一无所有，感情被掏空了，内心极度空虚，彼得·沃尔什对自己说。克拉丽莎拒绝了我，他想。他站在那里沉思，克拉丽莎拒绝了我。

啊，圣玛格丽特教堂的钟声说，犹如一个女主人在报时的钟声刚响起时走进客厅，发现客人都已经到了。我没来晚。我没来晚，现在刚好十一点半，她说。尽管她完全有理，她的声音，女主人的声音，还是不愿意彰显个性。对过去的某种哀伤，还有对现在的某种担忧抑制了它。她说现在是十一点半，而圣玛格丽特的钟声滑进心灵的深处，在一圈又一圈的声波中将自己埋葬，就像一种有生命的东西，想袒露自己，想扩散自己，想带着一阵喜悦去休息——就像克拉丽莎本人在正点的钟声响起时穿着白衣裙走下楼梯，彼得·沃尔什想。这钟声就是克拉丽莎本人，他想，满怀着深情和对她的异常清晰而又困惑的回忆，似乎这钟声在多年以前就传入过他们两人坐着共享亲密时刻的那个房间，并且在穿过了一个个房间后离去，犹如一只采集花蜜的蜜蜂，满载着那一瞬间的收获。可那究竟是哪一个房间呢？是哪一个瞬间呢？他为什么会在这个钟敲响时产生如此巨大的幸福感呢？而后，在圣玛格丽特教堂的钟声逐渐减弱时，他想，她一直有病，这阵钟声表达了衰弱和痛苦。她有心脏病，他想起来了；那突然加大的最后一响是报丧的钟声，死神在生命的中途骤然而至，克拉丽莎就在她站着的地方倒下了，在她的客厅里。不可能！不可能！他大喊。她没有死！我还不老，他喊道，一面迈着大步沿着白厅街走去，似乎他的未来正朝着他滚滚而来，充满活力，无穷无尽。

他还不老，也不顽固，一点儿都不冷漠。至于说别人如何议论他——达洛维夫妇、惠特布雷德夫妇，还有他们圈子里的人，他一点儿都不在乎——一点儿都不在乎（尽管他偶尔确实不得不考虑理查德是否能帮他找个工作）。他迈着大步，瞪大眼睛，怒视着坎布里奇公爵的雕像。他曾被牛津大学开除——这是事实。他曾是个社会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是个失败者——这也是事实。然而人类文明的前途却掌握在那样的年轻人手里，他想，像三十年前的他那样的年轻人；他们喜欢抽象的原则；他们千里迢迢让人把书从伦敦给他们寄到喜马拉雅山的一座山峰上；他们阅读科学书籍，阅读哲学书籍。未来掌握在那样的年轻人手里，他想。

从他身后传来一阵急速的轻拍声，犹如林中树叶的飒飒声，还伴随着一种窸窣的有规律的啪啪声，这声响从他身边经过时敲击着他的思绪，与行进的节拍完全同步，不知不觉地把他的思绪带到白厅街。穿着军装的小伙子们扛着步枪在行进，双目直视，步伐整齐，他们的臂膀僵挺，他们面部的表情体现了刻在一座雕像底座上的文字所赞扬的：尽职、感恩、忠诚、热爱英格兰。

彼得·沃尔什开始跟上他们的步伐并想，他们训练得不错。可是他们的体质看来不很强壮。大多数人瘦弱，都是十六岁的小伙子，他们有可能明天就站到摆在柜台上的一碗碗米饭和一块块肥皂后面。现在他们脸上的表情是肃穆的，丝毫没有肉欲的快感和日常的忧虑，这肃穆感来自他们从芬斯伯利街带来放到那座空空的坟墓上的花圈。他们刚刚宣过誓。来往的车辆对此表示尊重；小货车被禁行。

我跟不上他们的步伐，彼得·沃尔什想，此时他们继续沿着白厅街齐步前进，毋庸置疑地超过了他，超过了所有的人，他们稳步前行，仿佛有一个统一的意志指挥着他们的腿和胳膊一致行动，而丰富多彩的、不甘沉默的生命则被放到满是纪念碑和花圈的街道底下，并被纪律麻醉成一具虽僵挺但仍在凝视的尸首。你不得不尊重它；你可能发笑，但不得不尊重它，他想。他们往那边走了，彼得·沃尔什想，一面在人行道边停下歇脚；所有那些尊贵人物的雕像，纳尔逊、戈登、哈夫洛克，所有那些伟大军人的黝黑雄壮的形象站立着向前瞻望，似乎他们也曾同样宣誓克己尽忠（彼得·沃尔什觉得自己也曾将此视为重大的承诺），也曾受到同样的诱惑的摧残，最终才得到了雕刻在大理石上的凝视。但这是彼得·沃尔什一点儿都不想为自己争取的，尽管他能尊重别人的凝视。他能尊重小伙子们凝视的目光。他们还不懂得肉欲的烦恼，当那些行进的年轻人沿着河滨街的方向逐渐消失的时候他想——没有经历过我所经历的一切，他想，一面穿过马路来到戈登雕像下，他在孩提时代曾崇拜过的戈登；戈登孤独地站着，一腿抬起，双臂抱肩，——可怜的戈登，他想。

正因为除了克拉丽莎以外还没有人知道他来伦敦，而且在乘船旅行之后陆地对他来说仍像个岛屿，他为自己活着但不为人所知并且在十一点半钟独自站在特拉法尔加广场这一奇特的处境而激动不已。这是怎么回事？我是在哪儿？你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想，离婚的事好像是极其愚蠢而又不现实的。他的心沉下去并扩展开来，像一片沼泽；有三种激烈的情感征服了他，那就是理解、博大的仁爱，最后是一种不可抑制的极度的快乐，后者似乎是前两者的结果；仿佛在他的脑子里有另一只手拉动了绳索，打开了百叶窗，而他虽与此无关，却仍站在许多无尽头的街道的起点处，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沿着它们漫步下去。他多年来从未感觉过这么年轻。

他已经逃脱了！他完全自由了——这种情况在习惯势力衰败的时候经常发生，人的心像一个没有灯罩保护的火苗前后摇曳，似乎马上要从灯台上迸出去。我多年来没有感觉过这么年轻啦！彼得想，他正在逃离现在的他（当然才一个小时左右），他感觉自己像个跑到外面的孩子，一边跑一边看见老保姆在一个并非正对着他的窗口招手。可是她格外漂亮，他想，就在他穿过特拉法尔加广场向干草市场街方向走去的时候，迎面过来一个年轻女人，她走过戈登雕像时仿佛在摘掉一层又一层面纱，彼得·沃尔什想（因为他极易动感情），最后她变成了他一直放在心上的那个女人，年轻而庄重，愉快而谨慎，黝黑而动人。

他挺直身子，暗自摸着口袋里的折刀，跟了上去，尾随这个女人，追寻这种激情；似乎这激情即使在背向他时仍会射出光芒照亮他，把他们两人联系在一起，使他突出，仿佛那车流的任意的喧嚣声已经通过拢在一起的双手轻声喊着他的名字，不是喊彼得，而是喊他在想心事时自己对自己的秘密称呼。“你”，她说，只有一个“你”字，她带着白手套拢着双肩喊道。然后在她走过科克斯波街的丹特商店时，她那薄薄的长斗篷被风掀动飘了起来，传达出一种铺天盖地的慈爱，一种哀伤的柔情，宛如一双手臂，会张开去拥抱那疲倦的——

然而她是个未婚女人，她年轻，很年轻，彼得想，早在她穿过特拉法尔加广场时他就看见她戴着一朵红色康乃馨，现在这红花又一次在他眼里燃烧，使她的嘴唇变得通红。但是她在人行道的石沿上等待。她身上有一种尊严。她不像克拉丽莎那么世俗，也不像克拉丽莎那么富有。她是否人品端正呢，当她又开始走的时候他想。她谈吐机智，口舌之快如同壁虎，他想（因为你必须想象，必须允许自己有一点点消遣），是个能冷静等待的有才智的人，一个有敏锐才智的人，而且从不喧嚷。

她向前走去，穿过马路，他跟着她。他最不愿使她尴尬。然而假如她停下来的话，他会说：“过来吃个冰激凌吧。”而她会非常简单地回答：“好吧。”

但是街上的行人走到了他们两人中间，挡住了他，遮住了她。他追赶着；她变幻着。她面颊绯红，眼神嘲讽；他是个冒险家，他想，鲁莽、敏捷、大胆，的确是个浪漫的海盗（他确实是昨天晚上从印度来此登陆的），他毫不关心所有这些该死的礼仪规范，这些展示在商店橱窗里的黄色晨服、烟斗、钓鱼竿，毫不关心名誉、地位、晚会和那些在西服背心里穿着白色套衫的整洁的老先生们。他是个海盗。那女人继续前行，穿过皮卡德利广场，走上摄政街，走在他的前面，她的斗篷、她的手套、她的肩膀，连同橱窗里展示的带穗花边、饰带和羽毛围巾构成了一种既华贵艳丽又光怪陆离的精神，它越变越小，从那些商店飘到人行道上，正如夜间一盏灯的光芒颤悠悠地散射到黑暗中的灌木篱上。

她兴奋地笑着，已经穿过牛津街和大波特兰街，拐进一条小马路，现在，就是现在，伟大的时刻正在到来，因为现在她放慢了脚步，打开手提包，朝他的方向瞥了一眼，但不是看他；她以这告别的一瞥总结了整个形势，并得意扬扬地将它永远置之脑后；她已插入钥匙，打开大门，不见了！克拉丽莎说“别忘了我的晚会，别忘了我的晚会”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回响，这所房子是那些门前挂着花篮的红色平房中的一所，似非正经之地。这一幕到此结束。

哈，我已从中得到了快乐，得到了快乐，他想，一面抬头注视那些摇曳着的浅色天竺葵花篮。然而他的快乐立刻被击得粉碎，因为它有一半是假想出来的，他知道得非常清楚，这一跟踪姑娘的恶作剧是虚构出来的，是假想出来的，正如一个人常常假想生活中较好的部分，他想——假想自己，也假想她，创造一种极度的兴奋以及更多的感受。但奇怪的是，这一切从来不能与他人分享，确实如此——它已被击得粉碎。

他转过身，走上大街，想找个地方坐坐，一直坐到该去林肯律师协会——去胡珀-格雷特利事务所的时候。他现在究竟去哪儿呢？无所谓。就沿着这条大街走吧，去摄政公园。他的皮靴在人行道上敲击出“无所谓”的节奏，因为时间还早，还很早呢。

今天上午又是那样晴朗。生命直接敲击着条条街道，像一个健全的心脏在搏动。没有一点儿失误，没有一点儿犹豫。此时此刻，一辆汽车疾驰而来，急转弯后准确地、适时地、无声地停在门口。一个姑娘走下车来，她穿着高筒丝袜、戴着羽毛头饰，很快就消失了，但这姑娘对他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他刚刚恣情放纵过）。彼得通过敞开的大门看见那些令人羡慕的男管家、黄褐色的乔乔狗、镶嵌着黑白菱形图案并飘着白窗帘的大厅，他对这一切表示赞同。其本身不失为一种辉煌的成就，伦敦，夏季，文明。事实上，他出身于一个有声望的久居印度的英国人家庭，他家至少有三代人参与管理一片大陆的事务（很奇怪，他想，我对此竟有如此感情，尽管他不喜欢印度，不喜欢帝国，不喜欢军队）。由于他的家庭背景，他有时在刹那间会觉得文明（即使是这种形式的文明）似乎像一件私人财产那样宝贵；他有时在刹那间会为英格兰，为管家们，为乔乔狗和过着安逸生活的姑娘们感到自豪。这够可笑的，但这种感觉确实存在，他想。那些医生、商人、干练的女人四处奔忙，遵守时间，机敏而健壮；在他看来他们是完全值得钦佩的，他们都是好人，你会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他们，他们都是生活艺术中的伴侣，会帮助你渡过难关。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刚才见到的那一炫耀的场面的确是可以容忍的；他想坐到树荫下抽烟。

摄政公园到了。是啊。他小时候就在摄政公园散步——真奇怪，他想，童年的往事不断涌上心头——也许是见到了克拉丽莎的结果，因为女人通常比我们更加怀旧，他想。她们对地方有感情，对她们的父亲有感情——女人总是为自己的父亲感到骄傲。伯尔顿是个好地方，非常好的地方，但是我和那个老头儿一向合不来，他想。有一天晚上曾发生过争吵——争论什么事情，具体是什么他记不起来了。大概与政治有关。

是啊，他记得摄政公园，那长长的笔直的小路，左面是人们常去买气球的小屋，什么地方还有座刻着碑文的可笑的雕像。他在寻找空座位。他不想被问询钟点的人们打扰（他真的感觉有些困了）。一个头发灰白的年长保姆，还有一个在童车里熟睡的婴儿——这是他的最佳选择，就挨着这位保姆坐在长椅的另一头吧。

她是个长相古怪的女孩，他想，突然回忆起刚才伊丽莎白进屋后站在她母亲身边的样子。她长大了，成熟多了，不大漂亮，可以说很健美，而且最多不过十八岁。大概她和克拉丽莎相处得不好。“我的伊丽莎白来啦”——诸如此类的事——为什么不简单地说“伊丽莎白来啦”？——想掩盖事情的本来面貌，像大多数母亲那样。她过于相信自己的魅力，他想。她做得太过分了。

浓烈宜人的雪茄烟雾旋转着进入他的喉咙，带来一丝凉意；他又将烟吐了出来，一个个烟圈刹那间勇敢地推开周围的空气，蓝色，圆形——今天晚上我要设法和伊丽莎白单独谈一谈，他想——那烟雾开始游移着转化成古代计时沙漏的形状，然后逐渐消失；它们的形状真怪，他想。他突然闭上眼睛，吃力地抬起一只手，扔掉雪茄烟的粗头。一把巨大的刷子平稳地掠过他的心头，横扫过去，移开树枝、孩子们的说话声、沙沙的脚步声，移开过往的行人、嗡嗡的车流、此起彼伏的车流。他往下陷啊陷啊，陷进了睡眠的羽毛堆里，最后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

彼得·沃尔什坐在被晒热的椅子上开始打鼾的时候，他旁边的头发灰白的保姆又开始织毛衣了。她穿着灰色衣裙，双手不知疲倦地但无声地移动着，活像一个保护睡觉者权利的卫士，活像黄昏时分从树林中升起的那种由天空和树枝构成的幽灵。那孤独的旅人，即那出没于小径之间、拨乱蕨草丛、破坏巨大的毒芹丛的人，突然抬起头来，看见这一巨大的人形出现在旅途的尽头。

大概由于他是个无神论者，他在体验到瞬间的狂喜时总是大吃一惊。在我们自身以外不存在别的，只存在一种心态，他想；那是一种愿望，寻求慰藉，寻求解脱，寻求存在于这些可怜的芸芸众生，这些懦弱、丑陋、胆怯的男人女人之外的某种力量。但是如果他能想象出那种力量，那么她就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他想；而当他一面沿着小路前行一面望着天空和树枝的时候，他总是迅速地赋予它们以女人的特性，惊喜地看到它们变得多么严肃，看到它们在微风吹拂时是如何以树叶神秘的摇动将慈爱、理解和宽恕庄重地赐予人们，而后它们突然高高扬起，以狂饮的姿态颠覆自己虔诚的表面形象。

这些都是幻象，它们向孤独的旅人献上盛满水果的巨大羊角，或像跳跃于碧海琼涛之上的海妖在他耳边窃窃私语，或像一束束玫瑰花直抛到他的脸上，或像渔民们在洪水中挣扎时力图拥抱的那些惨白的面孔一样浮上海面。

这些都是幻象，它们不断漂浮上来，在现实存在的事物旁边徘徊，并将自己的面孔伸到它的前面；它们经常控制孤独的旅人，剥夺他对大地的感觉和回归的希望，相反却给予他一种普通的平和的心境，似乎（他沿着森林小径向前骑行时心里这样想）所有这些生活的狂热其实非常简单，似乎无数的事物都汇合于一体，似乎这个其实是由天空和树枝构成的人形从汹涌的海面升起（他年纪大了，已五十出头），犹如某种人形有可能被吸出海涛，以便用她神奇的双手泼洒同情、理解和宽恕。因此，他想，但愿我永远不再回到那灯光里去，永远不再回到那客厅里去，永远不读完我的书，永远不磕尽我的烟斗，永远不按铃叫特纳太太来收拾餐具；我情愿一直走向这巨大的人形，她将会抬抬头，让我登上她那狭长的旗幡，让我和其他人一起随风飘向虚无。

这些都是幻象。孤独的旅人很快走出了树林；在那边，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走到门口，举着手遮在眼睛上方，白色的围裙随风飘荡，可能是在企盼他回家；她好像（这个衰弱的人是如此强有力）要穿过沙漠去寻找一个失散的儿子，去寻觅一个被害的骑者；她仿佛是一个母亲的形象，她的儿子们都已在世界的多次战斗中阵亡。因此，当孤独的旅人走在那个村庄的街道上，看到女人们站着编织而男人们在庭院里锄地的时候，这个傍晚似乎预兆着不祥；那些人一动不动，仿佛威严的命运（他们都熟悉它并无畏地等着它）马上就要将他们扫荡殆尽。

在室内，在餐具橱、桌子、摆放着天竺葵的窗台等普通的东西之间，那女房东弯身撤台布的轮廓在灯光下突然变得柔和了；这是一个可爱慕的象征，我们只是因为回忆起往日冰冷的人际关系才无法接受它。她拿起柑橘酱，把它放进餐具橱。

“先生，今天晚上没有别的事儿了吧？”

可是孤独的旅人该对谁做出回答呢？

那位年长的保姆就是这样在摄政公园里一面照看熟睡的婴儿一面织毛衣。彼得·沃尔什就是这样鼾睡着。他突然醒来，自言自语道：“灵魂之死。”

“上帝啊，上帝！”他大声对自己说，伸着懒腰，用力睁大眼睛。“灵魂之死”，这几个字与他刚才梦见的某个场面、某个房间、某件过去的事相关联。现在那个场面、那个房间、那件过去的事变得更加清晰了。

那事发生在伯尔顿，在九十年代的那个夏天，当时他是那么忘情地热恋着克拉丽莎。有许多人在那里说说笑笑，他们吃过午茶后仍围坐在桌旁，整个房间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弥漫着香烟的烟雾。他们在谈论一个娶了自家女仆为妻的人，是邻近的一位乡绅，他已忘记那人的姓名。那人和女仆结了婚，曾带她来伯尔顿做客——那次访问简直糟透了。她打扮得过分妖艳，“像个澳大利亚鹦鹉，”克拉丽莎曾说，一面模仿着她，再有那女人说起话来喋喋不休。她说呀，说呀，说呀，说呀。克拉丽莎模仿着她。然后不知是谁说——是萨莉·西顿——你要是知道她在和他结婚前就生过一个孩子，这对你的感情有什么真正的影响吗？（在那个年代，当男女宾客在一起的时候，说这种话是很冒失的。）他现在还能想见克拉丽莎当时的样子，她的脸涨得通红，莫名其妙地扭曲了，并说：“哎呀，我今后没法再跟她说话了！”于是所有围坐在茶桌旁的人好像都摇晃起来。真让人受不了。

他并没有因为她在乎这件事而责怪她，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一个像她这样教养出来的女孩子什么都不懂，但是她的态度使他恼火，她怯懦、无情、傲慢、过分拘谨。“灵魂之死。”他当时本能地说出了这句话，像往常那样给那一时刻冠以名称——她的灵魂之死。

每一个人都在摇晃，每一个人在她说话时似乎都在弯腰低头，然后站起身来姿态各异。他还能想见萨莉·西顿的样子，她像个刚刚捣过乱的孩子，身体前倾，面颊绯红，想要说话，但又害怕；克拉丽莎确实能吓唬人。（她是克拉丽莎最要好的朋友，常出入她家，是个动人的姑娘，健美，肤色较暗，当时以敢说敢为而闻名；他常给她雪茄烟，她就在自己的卧室里抽；她是和某人订了婚或是和家人吵了架；老帕里对他们两人都不喜欢，这倒使他俩亲近起来。）随后克拉丽莎仍带着怨恨大家的神情站起身来，找了个借口，独自走开了。她开门的时候，那只用来驱赶羊群的大长毛狗正在往里跑，她立刻扑向那只狗，欣喜若狂。她仿佛是在对彼得说——他明白这是冲着他来的——“我知道刚才关于那女人的事你认为我很荒谬，可是现在看看我多么有同情心吧，看看我多么爱小狗罗伯吧！”他们两人之间一向有这种奇特的能力，不用说话就能沟通。她能直接明白他在批评她。然后她会做些非常明显的事来为自己辩护，例如这次对小狗的故作姿态——可是这从来瞒不过他，他总能看穿克拉丽莎。当然，他什么话都不说，只是坐在那里怏怏不乐。他们之间的争吵往往是这样开始的。

她关上了门。他立刻变得十分沮丧。一切似乎都是徒劳无益的——继续恋爱，继续吵架，继续和好，于是他独自一人到外面的棚舍和马厩之间闲逛，观看那些马匹。（那个地方很简陋，虽然帕里一家从来没有很富裕过，但那里总有仆人和马夫出入——克拉丽莎喜欢骑马——还有一个年老的马车夫——他叫什么名字来着？——还有个老保姆，叫老穆迪，或老古迪，反正他们喊她类似的名字，人们会被带到一间小屋去见她，屋里有很多照片，很多鸟笼。）

那是个极不愉快的夜晚！他越来越忧郁，不仅仅是因为那一件事，而是因为所有的事。他见不到她，不能向她解释，不能把问题谈开。周围总是有许多人——她会继续干她的事，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那是她邪恶的一面——这种冷漠、这种拘谨，是她内心深处的东西，他今天上午和她谈话时又一次感受到了，那是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东西。然而老天爷知道他在爱着她。她有某种奇特的力量，能弹拨一个人的神经，把它们变作小提琴的琴弦，确实如此。

他很晚才去就餐，那是出于想引起人们注意的某种愚蠢念头，他坐下来，挨着老帕里女士，即海伦娜姑妈、老帕里先生的姐姐，她应是宴会的主人。她坐在那里，披着用克什米尔羊毛线织成的白色披巾，头靠着窗户——一个可敬畏的老妇人，但对他很慈祥，因为他曾帮她找到一种罕见的花卉，而她是个有名的植物学家，常常穿着厚厚的靴子上路，双肩背着铝制的黑色采集箱。他在她身边坐下，说不出一句话。一切仿佛从他身边匆匆而过；他只是坐在那里吃饭。后来晚餐吃到一半的时候，他第一次强迫自己看了看坐在餐桌另一边的克拉丽莎。她正在与她右边的一个小伙子聊天。他突然得到一个启示。“她会嫁给那个男人的。”他对自己说。当时他连那人的姓名都不知道。

因为肯定是在那天下午，就在那天下午，那个达洛维来了；克拉丽莎叫他“威克姆”；于是一切就开始了。不知是谁把他带来的；克拉丽莎听错了他的姓氏。她向大家介绍他叫威克姆。最后他自己说：“我叫达洛维！”——那是他对理查德的第一个印象——一个皮肤白皙的小伙子，有些局促不安，坐在帆布椅上，突然脱口说出：“我叫达洛维！”萨莉抓住了这一点，此后她总喊他“我叫达洛维！”

那时他常被各种各样的启示所困扰。这一个启示——她会嫁给达洛维的——使他失去了判断力，使他在那一瞬间感到无能为力。在她对他的态度中有一种——他该怎样形容呢？——有一种轻松随意，有一种母性，有一种温柔。他们在谈论政治。整个晚餐过程中他都在努力倾听他们谈些什么。

他记得自己后来在客厅里站到老帕里女士的坐椅旁。克拉丽莎走了过来，彬彬有礼，像个真正的女主人，而且要把他介绍给某人——她说话的口气就像他们两人以前从不认识似的，这使他勃然大怒。然而即便在那个时候他仍为此而钦佩她。他钦佩她的勇气、她的社交本能，他钦佩她把事情做到底的能力。“完美的女主人。”他对她说，一听这话她全身立刻微微颤抖起来。但他是故意让她有这种感觉的。看见她和达洛维在一起以后，他简直想用一切办法伤害她的感情。于是她离开了他。他觉得所有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是为了阴谋反对他——在他背后又是嘲笑又是议论。他站在老帕里女士的坐椅旁，活像个木雕的人，谈论着野生花卉。他还从来没有，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地狱般可怕的痛苦！他当时一定是连假装倾听谈话都忘记了；最后他清醒过来；他看见帕里女士露出几分焦虑、几分气愤，她那双突出的眼球一动不动。他差一点儿脱口说出他无法集中精神，因为他心在地狱！人们开始走出客厅。他听见他们说要去取斗篷，还说水面很冷，云云。他们要趁着月色去湖中划船——这是萨莉出的疯主意之一。他能听见她在描述月亮。他们都出去了。他独自留了下来。

“你不想和他们一起去吗？”海伦娜姑妈说——这个老太太！——她已经猜到了。他转过身去，又见到了克拉丽莎。她是回来叫他的。他深深地感动了，为她的宽宏大量——她的美德。“来吧，”她说，“他们都在等着呢。”

整个一生中他还从来没有感觉过这样幸福！他们不说一句话就和好了。他俩向河边走去。他享受了二十分钟完完全全的幸福。她的说话声、她的笑声、她的衣裙（轻飘飘的、白色、深红色）、她的勇气、她的冒险精神；她说服他们都下船去游览那个小岛；她吓跑了一只母鸡；她大笑；她唱歌。在这整个过程中他一直知道得十分清楚，达洛维在爱上她，她也在爱上达洛维，但这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一切都无所谓。他们坐在地上谈天——他和克拉丽莎。他们之间不用费力便可出入对方的心田。后来在一刹那一切都结束了。他们重新登上小船时，他对自己说：“她会嫁给那个男人的。”说得很平淡，毫无怨尤；可那是很明显的事。达洛维会娶克拉丽莎的。

达洛维划着船把他们送回来。他没有说一句话。可是不知怎的，当他们目送他上路的时候，看着他跳上自行车准备穿过树林骑行二十英里的时候，看着他摇摇晃晃地沿庭院小路远去，招了招手便消失了的时候，他确实本能地、充分地、强烈地感受到了那一切；那个夜晚、那段浪漫史、克拉丽莎。他理应得到她。

至于他自己则是荒谬的。他对克拉丽莎提出的许多要求是荒谬的（他现在能看出这一点了）。他总是要求难以得到的东西。他曾大吵大闹。她那时也许还会接纳他，如果他不是那么过分荒谬的话。萨莉也这样认为。她在那年的整个夏天给他写了许多长信；她们是如何评论他的，她是如何称赞他的，克拉丽莎是如何突然大哭的！那是个不平常的夏天——全是信件、吵闹、电报——凌晨到达伯尔顿，四处游逛，直到仆人们起了床；早餐时与老帕里先生的密谈令人震惊；海伦娜姑妈令人生畏但心地善良；萨莉风风火火地拉他到菜园里谈话；克拉丽莎因头痛而卧床。

那最后一次争吵，那次激烈的争吵，发生在酷热的一天下午三点钟，他相信这比他整个一生中的任何事情都重要（这样说可能有些夸张——但是现在看来似乎确实如此）。争吵是由一件小事引起的——午饭时萨莉谈起达洛维，把他叫做“我叫达洛维”；克拉丽莎一听便激动起来，脸涨得通红，像她经常表现的那样，突然尖刻地说：“这个无聊的玩笑我们已经听够了。”就这么一句话；但是在他看来，她似乎是说：“我不过是跟你玩玩而已；我和理查德·达洛维已经达成了理解。”他对此耿耿于怀。他夜夜难眠。“横竖得吹灯。”他告诉自己。他让萨莉给她送去一张便条，约她三点钟在喷泉边会面。他在便条末尾潦草地写着：“出了一件大事。”

那个喷泉位于一个小灌木丛中央，离她家很远，四周全是灌木和树丛。她来了，比预定的时间还提前了，然后他们站到喷泉两边，那喷嘴（已损坏）不停地滴着水。眼见的景象竟会在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例如，那鲜绿的苔藓。

她一动不动。“你告诉我实话。告诉我实话。”他不停地说。他感觉自己的头好像要裂开。她则似乎缩小了，变成了石头。她一动不动。“告诉我实话。”他重复道。突然间那个布赖特普夫老先生探出头来，手里拿着《泰晤士报》，他瞪着他们，惊愕地张大了嘴，然后走开了。他们两人都没有动。“告诉我实话。”他又重复一遍。他觉得自己是在研磨一种质地坚硬的东西；她丝毫不让步。她像铁，像燧石，直到脊柱都是僵硬的。当她说“没用了，没用了，到此为止吧”的时候——在他淌着泪水絮絮叨叨地讲了大概有几个小时之后——这就像她打了他一记耳光。她转过身去，离开他，走远了。

“克拉丽莎！”他喊道，“克拉丽莎！”可是她再也没有回来。一切都完了。他当天夜里就走了。他再也没有见她。

《达洛维太太》（上）//作：伍尔夫，译者：谷启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