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诺莎用严谨的几何证明般的方法对《圣经》进行解释，去除了《圣经》中幻想和模糊不清的成分，是为了说明信仰和理性之间的差异，阐明宗教和政治的二元关系。对二者的阐述，是斯宾诺莎在政治哲学中主张民主制度的基础；对民主制度的主张，奠基了他关于人如何能够自由思考的哲学思想。
一，《神学政治论》一书所讨论的问题
斯宾诺莎在这一著作中提出了科学的解释《圣经》的方法，他认为解释圣经的方法和解释自然界的方法是一样的，并令人信服的给予《圣经》以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论证。斯宾诺莎的这些论点以及所有其他的论点，归根结底是要证明他的政治主张，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他主张政治与哲学分离，它们各有其领域，应当互不侵犯。他倡导社会契约说，天赋人权说，主张人民应该有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力。
二，斯宾诺莎对《圣经》的解释方法
在中世纪直到17世纪中叶欧洲宗教改革初期，教会反对人们在《圣经》中寻找微言大义，因为教会把守《圣经》解读权去教导人们服从，如果把它当作世俗哲学去开放解读，则必然会影响教会的神学权威。总之，天主教主流教会认为信仰是不需要解释的。然而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思考是人的天性”，人终究会开始用怀疑、批判、探索的哲学精神来审视神学问题。斯宾诺莎的《圣经》解释在神学史上可谓颠覆，斯宾诺莎希望将圣经的解读权力归还给大众。
在本书的第７章《论解释<圣经>》中，斯宾诺莎交代了自己解读圣经的方法：将其视为历史文献，试图揭开经书语言上层层叠叠的晦涩和哑谜，正视了其中人为加上去的非神圣的东西，更可贵的是看到除这些东西之外蕴含的真理。
斯宾诺莎认为：解释《圣经》不需要启示，只需要自然理性的方法。该方法可分为三部分：
①用解释自然的方法，即解释事物的实体、属性和其间的关系；
②用《圣经》本身来解释《圣经》；
③运用历史解释的方法，即深入到历史语境中去。
分析希伯来语言特征，分析逻辑关系，区分哪些言辞是用本意、哪些是用引申义，分析写作的历史背景，从而深入理解作者到底为何这样说。总之，把《圣经》当作人写的书，和希伯来民族的书。
三，斯宾诺莎解释《圣经》所得出的结论和他的政治哲学
1. 《圣经》的解释结果
斯宾诺莎对《圣经》进行解释的结果是：
①《圣经》本身以及历史上人们对它的修改和解读，都是出于不同情况下权力的需要，如同不断打补丁一般构造出来的一部神圣历史。
②斯宾诺莎认为预言家是一些想象力过分发达的人，并没有真正的智慧，而真正有智慧的人并不做预言。想象力是因人、时、事而异的，因此他们做出的预言充满了不确定性；
③关于《旧约》各篇章的作者，正统注经学认为五经是摩西亲自写的，其内容是耶和华亲自对摩西说的话。斯宾诺莎却经过考证认为：摩西五经中除了与十诫有关的篇章，都不是摩西写的，而是后人写作并整理的；
④《圣经》中有很多奇怪的异文，传统注经者一般认为这正是奇迹和启示之所在。而斯宾诺莎而认为是编写过程中人们有意无意造成的误解和混乱。时间错乱是作者或整理者面对两套时间坐标不同的历史文献，胡乱堆积而没有细加整理的结果，文字难懂也许是希伯来文法词汇多义造成的翻译出错造成的。
总之，通过这种实质上是批判的解释，斯宾诺莎认为《圣经》中没有哲学。《圣经》不是写给少数理性人看的，而是给大众看的。多数人无法完全通过理智来理解《圣经》，因为这需要极高的相关知识积累和严格的推理。理性的不足，使得人们需要经验例子来解释说明《圣经》中的真理，以迁就普通人的理智程度。但是尽管没有哲学，其中包含有错误和欺骗，《圣经》的教义却有其内容。它引导人们服从、公正和仁爱，这至少是对国家和人们的自我保存有利的。
神学和理性应该严格区分。神学不能否定理性，因为只有理性是追求自然的必然性。但理性也不能替代神学，因为首先，大众不可能获得最高的理性（斯宾若莎在书中多次表示卑视人民群众）；第二，即使拥有了最高的理性，人也只是原则上能用理性认识一切事实，事实上不可能不受个人欲望和激情所支配。这个过程中，人应当为无知的东西保留一席之地。由此肯定宗教的合理性。
斯宾诺莎明确认为人格神是不存在的。他认为神、实体、自然这三个概念相等，是唯一实体；人们用形体、人的心灵、情欲等有限的东西去描述和规定神，必然会是狭隘的妄自揣测。可见，斯宾诺莎所说的神是哲学家的神，和宗教中的神是有区别的。他所崇拜的神实际上是自然地、永恒的真理。
2.斯宾诺莎的政治哲学
斯宾诺莎的政治哲学来源于他的哲学和神学思考，他思考政治上的结构和界定，是为了阐述国家保留给个人的自由应该达到怎样的限度，才能让每个人自由地思考。
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然权利，这种权利是自然秩序赋予的，它是一种要求和主张。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必须获得力量。一个人占有的力量越大，自我保存就越容易，因此每个人都有欲望获得巨大的力量。每个人都可以主张和要求权力，但实际拥有的力量比起意愿来却小得可怜。作为一个理智的人，就应当放弃掉一部分对权力进行要求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不能让渡给某个具体的人，只能让渡给第三方，即国家；所有人都这样做，从而形成国家和社会契约。
人要求获得力量的权利、对权力的欲求远远大于他们真正能够拥有的力量，这是痛苦之源，而且人如果不能运用理性，不仅会痛苦，还会发疯、虚荣。斯宾诺莎主张把前者超出后者的部分统统放弃掉，因为它无论正义与否，都是没有用的。斯宾诺莎认为人在前社会的、完全自然的状态中是无谓善恶的，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自然权利，尽管这权利有时是过大的。在这点上人和动物没有本质区别。理性人和普通人的区别不在于理性人没有欲望或更有力量，理性的作用在于使人知道一种欲望是否真的有利于自己，因此自我保存的能力也就会加大。真正的自由是服从必然性，而不是听任激情的摆布，否则将表现为任性和愚蠢。
度过自然状态后，人进入国家阶段。国家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契约，其中的人虽然放弃了一部分权利，却会因国家的庇护能获得更多的安全。契约逐渐演变成法律，大多数人加入这个联盟，不仅是为了得到好处，更是因为害怕不遵守契约而受到惩罚、成为众矢之的。
国家的起源是强制的，而不可能是自愿的。因为事实上大多数人不是理性人，不知道国家能够给自己带来益处。只有当多数人理性时，才可能自愿地约定建立国家。国家实际上是少数人建立、多数人被强制加入的，这种强制就如同未成年的孩子服从父母并受父母保护、个人服从集体并受集体保护一样。在这一点的基础上，人们就该坦然意识到：人们对统治的合理合法性并不应该有太多的质疑和焦虑感，统治者通过什么手段上台是次要的，统治水平如何才是重要的。国家中，主权者和臣民或公民的关系是平等的，他们具有相同的自然权利，然而因为主权者占有的力量大，主权者对公民或臣民应该施行有益的作为。
自然状态是一种前社会状态，人信仰什么都没有人追究。然而到了国家阶段，律法和宗教就会发生冲突，因为宗教是通过一种律法告诉人们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要服从，内心要虔诚。斯宾诺莎认为除非没有宗教或者政教合一，政教之间的冲突会永远存在。这一矛盾中，人们应当一切都服从国家，包括如何信仰上帝，也需要听从国家的安排。因为正如前面所说，启示是不可靠的，任何思想教化问题都不能在宗教中解决，只能在政治上解决；政治、法律只能管束外在行为，却不能管束思想自由。斯宾诺莎对所有的宗教一视同仁，甚至认为启示宗教和自然宗教没有区别，也不关心具体教义，只关心宗教是否培养人们的仁爱之心。宗教仪式是为培养仁爱之心的功能服务的，维护国家安宁是其最高的原则。在且仅在政治层面上，宗教中的一部分会退化为迷信甚至邪教，原因只能是它们威胁了现行统治。
斯宾诺莎之所以认为民主制是较好的政体，是因为这是最像自然状态的一种政体。人在民主制度中至少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尽管不能付诸行动。哲学和民主是唇齿相依的东西：哲学家只有在民主状态中才能不被干涉，哲学家为了自己也必须捍卫民主。只有哲学家告诉人们自然权利究竟是什么，人民才不至于陷入宗教幻想。甚至哲学和民主本质上相同：都是自由。然而言论自由有其底线，即不能攻击现有的整体，尤其是法律。因为契约——律法是国家存在的根基，国家是不可能容忍人们随时有摧毁国家的自由的。
四，斯宾诺莎的局限性
斯宾诺莎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完全遵从自己的欲望行事，而自然状态没有任何律法可遵，所以人的一切都是被允许的。但是，如果“每个人把自己的权力交付给国家”，这样就能够建立人人遵守的契约，因此给每个人带来福祉。显然，斯宾诺莎从一个有偏见的错误前提，走向了一个带有偏见的结论。二者由于夸大了“自然状态”的恶劣性，也就导致夸大了“国家”的重要性，加上斯宾诺莎先入的对人民群众的卑视和惧怕，因此导致他得出：理智要求民众必须牺牲个人的权利，或说纵容“国家”或统治者的暴虐。正是因为过于宝贵“国家”这个概念，斯宾诺莎认为，统治者有权做任何事而不违法，因为“统治者有随意行事的权力”，只有平民才会违法；“敌人就是离开国家而生活的人”，不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就必然是这个国家的敌人；国家有权利强迫非公民降服或订立盟约；“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企图夺取国家政权或把政权交给别人的人，都是叛国罪，“不论这种试图其结果是公众的损失，还是有利于公众的利益”；如果一个人不赞同法律，可以提交自己的意见给政府让政府修改法律，但是不能不遵守，更不能煽动大家不遵守，因为会影响“公众的安宁”，“如果这种做法普遍起来，国家会必然随之灭亡”。
所以，在斯宾诺莎眼里，国家就代表群体的福利，“若是没有了政府，好的事物都不能维持长久，万事都起了争端，呈愤怒与无政府的状态，不能制止，恐怖成了普遍的现象”。
至此，可以看到，斯宾诺莎的公式就是，“公众的幸福就是最高的法律”，而维护政权统治就等于维护公众的幸福。所以，斯宾诺莎根据他的这些前提，权衡利弊之后，对个人进行了严厉的限制，要求人们变成完全服从统治当局的顺民；但是对于统治者可能出现的暴虐行为，却没有做出任何进行限制的努力和设想。
斯宾诺莎需要对他提出的这种“完全服从”和“统治者权力过大”提出解释。对于前者，他说，服从，并不意味着奴隶。孩子服从父母，不是奴隶，因为父母是为孩子好的。
①国家的法律代表正义，按照法律行事，就是按照正义行事，这不仅不是奴役，还是最大的自由。
②“没人违反当局而行动，而不危机国家”，危害国家就是危害公众福利，反之服从当局和法律，就是维护大众福利，是好事。
而关于统治者由于权力过大可能出现的问题，斯宾诺莎一厢情愿地以为统治者不会胡作非为。斯宾诺莎相信：因为这样（主权者的暴虐）实际上会危害公众利益，而危害公众利益就会危害自己的统治权，所以他认为统治者不会这样做。
斯宾诺莎有这样的结论实际上受到当时欧洲普遍的政治模式的局限，17世纪的欧洲，由于资产阶层崛起和宗教改革浪潮带来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瓦解和天主教会权力坍塌，大部分欧洲国家的政治模式快速导向专制主义（类似中国东周封建制转向秦帝国不完善的中央集权制），王权的极大扩张和行政效率的飞速提升，再加上欧洲殖民国家对新大陆的掠夺已有100年之久，这一切因素使得欧洲的绝对君权专制统治欣欣向荣，例如哈布斯堡家族牢固把控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法国已经从百年战争阴影中彻底走出，直至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王权进入极盛时期等等。尼德兰联邦作为一个刚刚从西班牙控制中挣脱出来的新国家，迫切的渴望向欧洲帝国列强学习，斯宾诺莎自然而然的同样向往一个统治开明、政令清达的王权专制国家，斯宾诺莎认为统治者不会胡作非为，那是因为欧洲的专制君主国的君主们还没有开始胡作非为。在对于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社会的认识上，斯宾诺莎如果能够粗略的了解中国的朝代更迭历史，我相信他不会对专制君主抱有太高的希望。
西方的历史是断裂的历史，西方人擅长考古学，就是因为断裂为阐释留下了空间。在历史解释当中加入了人的想象，在对历史的复述中人自己的信念被加强。因此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局限在所难免。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