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救亡时期，面对中国大量进口武器的现状，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某些国民政府高层资产阶级统治者认为靠买就可以巩固国防，即“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但另一面，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国民政府军工部门的有识之士们仍然清楚，凡事靠“买”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实现装备制式化，必须要靠国内自主制造。那么本期《出鞘》我们就来谈谈抗战前后国民政府的兵工部门对中国军队武器制式化做出的贡献。

清末，中国的军工企业刚刚起步，由于钢铁工业在洋务运动中最先发展，能够提供枪械制造需要的钢材原料，因此能够利用进口机械，仿制一部分武器。随着清末新军建设对武器装备的大量需求，德国毛瑟，比利时FN和美国勃朗宁等品牌的武器纷纷流入中国。但清政府统治摇摇欲坠，洋务派缺乏实际政治权力，难以统筹全国，因此无法推行军队装备的制式化，开启了“万国牌”的先河。

其后至东北易帜时期，英法美日等战胜国为了争夺在华利益，在中国统一前对中国实施了军事禁运。北伐军胜利时禁运才得以解除，此时国民政府开始整饬军工，希望能够靠制式化扭转“万国牌”的窘境。但由于缺乏对外交流，进度并不乐观。比如1929年，兵工署科长李代琛草拟制式方案时，所有轻重机枪全部采用法国哈奇开斯的装备，轻重迫击炮全部采用法国布朗德的装备，凭借几篇文章和照片的影响，就选定制式装备，这种草率做法很明显只会让“万国牌”的现象得以延续，而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而另一些反对此种看法的人，提出“以理想为前提，以事实为基准”，认为国民政府应该妥善利用现有资源，通俗地讲，就是能造的就不买，非买不可的才引进。这种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他们“以事实为基准” 为军队选定的的主力步枪，居然是多年前仿制毛瑟m1888的“汉阳造”。至于炮兵，按理说很明显是“非买不可”，但是他们居然把那些老旧国产火炮称作“备选”型号，这无疑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国民政府在制式化上难以做主，多少影响了之后无法在装备上自立的现象。

时值东北沦陷，蒋介石又一心投入“围剿”战争，“制式化”又一再拖延，因此各自为战并且“拥图纸自重”的兵工厂，生产的装备也五花八门：金陵兵工厂生产MP18冲锋枪，汉阳兵工厂生产仿勃朗宁1917“三十节”重机枪和汉阳造步枪，广东兵工厂生产麦德森轻机枪和仿毛瑟1907“元年式”步枪。但好在清末之后，毛瑟是最主要的仿制对象，大部分兵工厂都有制造毛瑟7.92mm步枪弹和7.63mm手枪弹的能力。这对当时局势危急的国民政府来说是一件好事。

中德合作开始后，德国顾问为国军拟定了装备制式化的草案，当然国民政府是极力希望对德国先进武器进行仿制的。1933年，由于纳粹党上台，毛瑟厂能够量产1924年搁置的“标准型步枪”。国民政府购买了一万支之后，兵工署利用这个借口，派留德专家讨来了工作原理图和检验样板，又从其他公司购买了一份检验样板。因此，没过几个月，巩县兵工厂就造出了，连木质都和毛瑟原厂一模一样的“中正式步枪”。

金陵兵工厂也在1935年完成了重机枪的仿制工作，命名为宁造24年式重机枪，由于德方提供了全套图纸和技术指导，宁造24年式仅1年就试制成功，且生产能力比之前仿制的各种马克沁机枪都要好。而且因为拥有原图纸，金陵兵工厂还可以方便对武器进行改进。宁24年式的原型为德国一战时期的出口型MG1909重机枪，圆头弹初速和射程都较低，金陵兵工厂改造后还可以发射高速尖头弹，并且能够单手击发。

但不是所有的制式武器都能这样一帆风顺，另一款出镜率极高的ZB-26“捷克式轻机枪”的生产就没有那么顺利。由于性能优秀，重量也适合中国军队，而且能够使用毛瑟7.92mm步枪弹，各兵工厂都在试图仿制这款轻机枪。但由于原件只买了5000挺，捷克原厂大概因为嫌少，没有提供全套图纸资料，只提供了一部分，故仿制一度遇到了问题。后来国民党方面以验收为名，又派技术员和工人去捷克原厂，以监督制造的名义学习制造流程，用来测绘图纸。最后，捷克式轻机枪的各路仿品五花八门，无法通用。而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制造数量同样跟不上，还是要靠军购应急。

而当时国内仅有的四家火炮生产厂中，由于东北沦陷和淞沪抗战，东三省兵工厂落入日军之手，上海兵工厂被迫停顿，而阎锡山拥兵自重，太原兵工厂虽濒临倒闭，也不同意中央接收。因此唯一服从国民政府的，只有汉阳兵工厂。但汉阳厂的产能实在过于低下，一年都造不出30门野战炮，即使后来把上海兵工厂合并，其年产量也不到50门。为了加紧实现火炮自产，当时国民政府的军工部门，进行了很多努力和尝试。但是由于时间紧迫，且资源有限，这些努力都遗憾地失败了。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开始建设军工制造研究所，这些研究所的成员中，外籍专家的大部分是德国人，中方领导和研究员多半有德国留学的经历，留德归来的弹道所所长俞大维和材料学专家庄权，深感国内火炮制造设备老旧，提议建设新的弹药厂和炮厂，并恢复汉阳炮厂的产能。此时虽然军火巨头克虏伯公司，极力希望在中国建厂，但纳粹党上台后，德国军方一直在阻挠这项合作。与此同时，以火炮闻名的捷克斯柯达公司闻讯而动，当时为了与克虏伯竞争，曾向俞大维数次开出优厚条件，但蒋介石却没有批准这项合作。

兵工署也尝试过进行自主研发制式火炮。东北沦陷后，一些东三省兵工厂雇佣的外国技师仍然留在中国，兵工署也向这些技师委托设计新式75mm野炮和100mm榴弹炮，结果样品试制失败。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庄权带领这些工程师辗转前往匈牙利躲避战火，继续设计。由于当时的匈牙利尚未加入轴心国，设计团队得到了两年的研发时间，但毕竟在国外的资源十分有限，他们最终还是没能造出成品。

身管火炮生产难度大，对身管钢材要求极高，兴建生产线并不容易。1936年克虏伯给出图纸和生产许可之后，已经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七七事变后，各工厂进行内迁，由于战事紧急，火炮的生产，以造起来方便的迫击炮为主。有些网文称“抗战只生产了98门身管火炮”，就是对当时情况的误读。由于身管制造需要高级钢铁作为原料，当时刚刚完成内迁的炮厂，是没有条件大批量制造的。至于这98门炮，主要用是进口的100门37mm反坦克炮零件，组装出了92门成品；另外四门，也是同批进口的麦德森20mm高炮零件——也就是说抗战期间中国兵工厂实际上一门身管火炮都没有生产。

当然庄权等人也不是一事无成，自产火炮的努力确实失败了，但国民政府购买的火炮多为小口径机炮，弹药消耗量极大。很多20高炮随武器预购的弹药，只够打半个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庄权带领炮兵部门，在株洲兴建了炮兵弹药厂，能够生产20mm炮弹和其他榴弹炮、野炮的炮弹。为了节约成本，庄权决定按照莱茵金属的报价单，逐一向其他厂家采购，以节约经费。但由于纳粹的高压统治已经渗透到私人企业，庄权一行在德国只能参观几种设备，而且要佩戴红布，禁止胡乱走动。

此外，广东的陈济棠和李宗仁，也曾出巨资，以莱茵金属为模板，兴建德式炮厂。其初衷是建设一个全面的炮兵生产厂，但毕竟树大招风，连建筑物都是德式包豪斯风格的炮厂，不管是蒋介石还是日本人都将其视作眼中钉。在收归中央后，国民政府试图斥资继续向德国购买装备，但在中德破裂前没能如愿，最后其只能生产部分火炮的炮弹。更令人扼腕的是，在迁入重庆后，厂长江杓把在德国见到的纳粹党法西斯管理模式也照搬过来，这套模式之后又被军统利用，用来迫害劳动工人。

即使一门火炮都造不出，即使中国的工业实力极弱，以德国为主的列强“援助”也只是在商言商，国民政府的贪腐及无能更是雪上加霜。但这些都没能阻止军工人员实现装备独立的决心。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人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中德断交之后，中国的德械制式装备再也无法从德国进口。而假如没有30年代中国军工部门的艰苦奋斗，中国军队的德式武器的弹药供应都有极大的困难，那样的话中国军队反击日军的底气还有多少呢？

假如他们看见，作为对手的恐怖分子们居然也在仿制各类轻武器和弹药，量产山寨RPG，甚至试图仿制美国的AIM9导弹的时候，会作何感想？这些国家买了几十年进口装备，五常的武器都集了一手同花顺，但估计博物馆里连一把自产的轻武器都没有。这样的国防工业到底行不行，万一哪天他们买不到了怎么办，不知道他们的军工人员有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

“不能造就去买”的观点在历史上经常出现，但是造不出来可以先买再仿，仿不出来的可以先仿一部分。武器仿制是为了国防自主，而不是仅仅为了图便宜，仿制的过程也不是复制粘贴。能仿制成功是一种本事，也需要付出相当的努力。毕竟中国军工证明了，漫长的仿制之路最终可以走到自己造的这一天，而这才是武器仿制的最终目标。那么本期《出鞘》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凯申物流”的武器制式化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