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

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

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

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一千顷，都清净，倒碧峰。

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

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水调歌头》@苏轼

乌台诗案，是北宋年间的一件大事。这件事情的起因很简单：苏轼文名日盛，已经是文坛领袖的不二人选。可他又偏向旧党，虽然已经将他赶到外地任职，但架不住他一篇又一篇的诗文抛出来，其中那些描述民间疾苦，对新法冷嘲热讽的句子也传遍天下。虽然那时候人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做舆论战，但谁都看得出，这样下去对新党非常不利。

虽说新党中也有几位敦厚君子，但更多的还是趋炎附势的小人。想从文章舆论上正面击败苏轼是不可能的，于是几位新党干将偷偷合谋，穷搜苏轼的诗文，绞尽脑汁找到一些“讥谤时政”的诗句，然后向皇帝上书说道：苏轼本无学术，为人荒谬浅薄。而且还包藏祸心，怨望其上，动辄就对陛下和朝政侮辱谩骂，我们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徒！为陛下计，为大宋计，应该把这种狂徒处以极刑，斩首以谢天下！

宋神宗开始并不相信。但既然有人举报，皇帝也就下诏，命令将苏轼召回京城，把这事问清楚。提前半日得到消息的苏轼意识到，这次真的是大祸临头了。一片慌乱之中，他烧掉了自己的大部分诗稿，随后就被赶来抓捕他的御史当着满城官吏的面带走。在去京城的路上，他曾经想过自杀，但又怕自杀了反而连累家人，这才没有做出傻事。

到京以后，他马上就被丢进监狱，受到日以继夜的审讯。御史们将他写过的每一首诗文都拿出来，逼着他一一承认其中的诗句是在讥刺朝政，抨击大臣。对这些新党狼犬来说，苏轼无异于一条上钩的大鱼，正好可以通过他把那些不识时务的旧党大臣们攀咬出来，一网打尽，让这些又臭又硬的石头们统统去死！

当时的朝廷，已经全被新党把持。一时间，当朝大臣们纷纷上书，要求将苏轼明正典刑。苏轼在狱中也感到这次凶多吉少，于是就和每天送饭的儿子约定，如果朝廷下文判他死刑，就在饭菜中加一条鱼，好让他有所心理准备。在等待最终判决的一天，因为儿子有急事，就委托亲戚代为送饭。不知道这个约定的亲戚，特意在饭菜中放了一条咸鱼，希望苏轼在狱中也能吃好一点。

看到饭菜中那条绝望的咸鱼，苏轼不由得悲从中来。他没有心思继续吃饭，而是和狱卒讨来纸笔，写下了送给弟弟苏辙的绝命诗：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这首写的很机智的诗很快就被送到宫中，宋神宗看完后感动不已。这位心性善良的皇帝本来就不觉得苏轼是一个多么罪大恶极的人，他很喜欢苏轼的诗文，常常看到饭都忘记吃。自从苏轼被捕之后，后宫的太后嫔妃们都来找他，为苏轼哭泣求情。新党之首、此时已经辞职在家的王安石特意来信劝天子释放他，新党干将、苏东坡的好友章惇为了营救他不惜和宰相反目成仇。在这些人的努力之下，皇帝最终并没有治苏轼的大罪，而是将他、苏辙、被牵连的好友王巩等人全都撵到荒僻之地当小官，实际就是流放。

死里逃生的苏轼被放出监狱，恍若从地狱中走了一遭，重新回到人世。要是换了别人，经过这样一场文字狱以后必然谨言慎行，连话都不敢随便说。但苏轼却毫不在意，一回到家中就无比快乐地拾起了他的老本行：

百日归期恰及春，残生乐事最关身。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仔细看就能发现，这首庆祝出狱的诗和前面那首绝命诗居然是次韵的——可以说是花样作死的典范。一场生死磨难之后，他感觉自己的文笔又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心中的任何情思，都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想法变成完美无瑕的诗句，无需任何刻意修饰。如此本领，可以算是窥得大道、诗笔如神了吧！

文人向来相轻，如果换了别人敢说出这种话，必然会被当成标准的狂徒，被骂的狗血喷头。但换成苏轼，大家却觉得理所当然。没错，您就是“书到今生读已迟”的文魁星，是玉皇驾前掌管文学的神灵。您老人家现在才承认自己诗笔如神，知不知道我们早就拿您当神仙看了？

苏轼的贬官之地，是在湖北的黄州，一个风景优美，但是贫苦穷困的小地方。他的弟弟苏辙被贬到江西卖酒，好友王巩被直接流放到广西。洒泪告别亲友后，苏轼和家人沿长江而上，来到这个幽禁自己的小城。这座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因为他而一跃成为文学史上最诱人的去处。

黄州生活，比在密州时更加困难。密州虽穷，他毕竟还是一城之主，可以享受到当地最好的待遇。但现在，他只是一个犯官，不但没有任何实权，更是得受到官府的监视，过着半自由半监禁的生活。可想而知，在生活条件上，更不会有什么优待了。他们一家子人，挤在江边的几座破茅屋中，又湿又冷，每到雨来，就有被江水淹没之虞。

换做别的文人，这时候必定哀怨自怜，或者像杜甫一样描写自己居住在茅屋里的艰辛。但在苏轼的眼里，黄州生活，却是一番崭新的天地。他描述自己住的破茅屋：“亭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青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

当然，他也有哀愁的时候。当春雨绵绵，茅屋四处透风漏雨，凄冷不堪时，他也会想起自己的半生坎坷。门前江水浩浩，雨雾迷离，弟弟远在下游，比自己更加穷困，故乡远在上游，只余三座坟茔。不知不觉，又是一年清明之时。眼见寒鸦飞过，自己的人生也从当年的青春飞扬，逐渐变成深潭止水，泛不起半点波澜。情怀感伤之下，他提笔写下了中国书法史上的传世之作——《黄州寒食诗帖》：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哪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黄州寒食诗帖，天下第三行书，现藏台北故宫）

宋代书法四大家：苏、黄、米、蔡，以苏轼居首。他这篇融身世、情感、诗句、书法技艺于一篇的诗帖，被后代书法家们评价为“天下第三行书”，仅次于《兰亭序》和《祭侄文稿》之后。

苏轼可曾刻意磨练过自己的书法？应该是没有。他既没有像王献之一样用完十八缸水磨墨，也没有像智永一样用坏的毛笔堆积成山。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脚，不厌家鸡更问人”，书法嘛，个人境界到了自然下笔如神，苦练又有什么用呢？

在黄州坐吃山空一段时间后，当地同情他的官员看到苏轼的生活越来越窘迫，就把一块属于官府的山坡荒地拨给他自由支配。他和家人亲自动手，一点点地建造了几间属于自己的新屋，并开垦了一大片农田。他到处拜访黄州的好友和村民，和这家讨要一把菜种，那家移栽几棵果树。农夫告诉他如何耕种田地，他也第一次尝到自己亲手种出的粮食是何等甘美。草屋盖好后，他自己用石灰刷白泥墙，给它起名为“雪堂”。年轻的大画家米芾来拜访他，他们一起在雪白的墙上画满山水美景，其中当然少不了一个手执竹杖的老翁。有屋有田的他，高兴地向朋友炫耀：

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对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

从此，他自号东坡居士，每天往来于山坡上和江边。农活之余，他和那些来探望他的朋友们一起寻访附近的景色，过着真正快乐的生活。这些朋友大多是和他一样穷困的人，自己可能都身无余财，但为了探望他，甘愿风餐露宿，不远千里而来。“不知我之前生，当元丰之朝，曾一晤东坡否？”倘若能穿越当时，那我们也宁愿跋山涉水，只为见他一面吧。

看到这些朋友，苏东坡总是倾其所有，尽量置备些酒菜，和大家一起开怀畅饮。黄州城西边不远，就是一处名叫赤壁的景色，相传是当年孙刘联军大破曹操之处，苏轼常常和朋友们来此游玩。美景当前，知己在侧，手中有酒，心中自然有诗：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一首不朽好词尚且不足，苏东坡又写了前后两首《赤壁赋》来抒发自己的心情。前赤壁赋传达了他的人生哲理，后赤壁赋已经隐隐然有成仙飞去的气象。在前赤壁赋中，他和朋友月夜泛舟于长江之上，赤壁之下，良辰美景之中，朋友追忆世事无常，感怀人生的短暂、自身的渺小。而苏东坡则劝说他道：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从这短短几行字当中，可以看出苏东坡心境上的变化。他已经逐渐脱出这个世界的樊牢，开始以哲人的角度重新审视世间。他以天地、江水、清风和明月为寄托，体悟世事里无常的变化、感受动静间概念的永恒。他以至大之心去包容整个天地，而天地间每一丝自然的真趣，都可以带给他无穷的快乐。

一旦悟通了这些，人也自然会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他本来就是个极其和气的人，经过在黄州的几年耕作以后，他更不当自己是个端着学究架子的官员，而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会写诗的老农——所以他才能在写“大江东去”的同时，顺手也写如何炖一锅好猪肉：“净洗铛，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他常常自己在田间地头、在城镇集市中走过，偶尔有人认出这位当世最好的诗人，但大多数人只是将他当做一个寻常老人而已。抛去浮名和地位的羁绊，反而令他感到更加的舒畅。

如果他能如此度过余生，那其实也是一种幸福。

正当苏东坡全心全意打造自家的果园时，一封突如其来的诏书打乱了他宁静的田园生活。宋神宗下旨，让他从荒僻的黄州迁移到江南居住。他以为这次是天子开恩，让他得以在更富庶安逸的地方当个田舍翁。但就在他刚搬到江南的时候，朝廷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宋神宗驾崩，年仅九岁的宋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对新党极端厌恶的高太后执政后第一件事就是起用司马光为宰相，废除所有新法，清除朝廷上的新党成员，将原来的保守派重新召回朝堂。

身为文坛盟主，又是旧党盟友的苏轼也理所当然的被重新启用，以不可思议的升官速度回到京城，从一个小小犯官一跃成为天子之师、翰林学士、朝廷的重臣之一。他所打交道的对象，从原来的淳朴老农变成了一群口是心非的官僚，这令他很不开心。

虽然新党已去，但王安石、司马光这对老朋友、老对手很快也先后去世。后来者没有继承到他们风光霁月的品性，反倒把党争的恶习学了个十足。没有新党作为对手后，旧党自己分裂为几个不同的派系，开始互相争斗。苏东坡作为蜀人代表、蜀学学派的掌门人，自然被其他人当作了“蜀党”的首领。他又是个藏不住自己心思的，有自己看不惯的事就上书直言，还常常拿诗文把对别人的意见和嘲笑表达出来。被他弹劾嘲讽的那些人便都恼羞成怒，将恶毒的攻击集中在他身上。可悲的是，这些旧党政敌因为找不出他别的错处，最后还只能从他的诗文下手，说他“诽谤先皇，其心可诛”——与当年新党罗织的罪名同出一辙。

苏东坡实在是厌倦了这样的朝廷。当年满是淳淳君子的朝堂已经不再有了，现在的京城中满是结党营私、狡诈贪婪的小人。他已经五十多岁，更希望能自在地老去，而不是在这种腐臭的官场中狗斗不休。他自请出外任官，太后多次挽留未果后只好同意了他的请求，让他出任杭州太守。

这次他在杭州没能待太久，只有不到两年的短短时间。但就在这两年之内，他倾尽全力为杭州做了很多实事。他刚到杭州时，看到西湖已经变成一个大半被水草挤满的脏池塘，城中的河流已经淤塞，市民们想喝干净的水都很困难。城市年久失修，处处脏乱不堪，卫生问题又进一步导致城中疫病横行。看到这不堪的现状，苏轼立刻向朝廷上表，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太后的支持搞来了一笔资金，然后调动杭州的地方驻军和百姓，开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市政建设工程。

一年之后，他成功将城市中的河流疏通干净，河边遍植杨柳。覆盖整个城区的供水管道被建好，家家户户都可以得到免费、清洁的淡水。西湖上多年积攒的水草和湖底的淤泥都被捞起，看到这些无处可以安置的垃圾，苏东坡灵机一动，干脆利用这些泥草修建了一条横跨西湖的长堤，堤岸上种满了美丽的桃花。作为那个年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他随手规划出来的长堤不仅没有破坏西湖的环境，反而更加增添了湖山之美。用剩下的款项，他建立了医院、粥铺等公益设施，救治病人和时常出现的灾民。如果不是他的努力，杭州恐怕不会有后来的繁华，更不会有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西湖胜景。

当然，在政敌口中，这一切都是他的罪状。建设城市，是为了修一条自娱自乐的长堤而虐待士卒；赈济百姓，是乱花公款来为自己收买名声；至于灾民——如今天下大治，百姓安居乐业，哪来的什么灾民，小小几场风雨怎么就民不聊生了呢？

几年后，垂帘的太皇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朝廷的风向又一次被扭转过来——年轻的皇帝希望学习父亲进行变法，贬谪的新党被召回朝堂，这一次又轮到旧党们倒霉了。

党派之间的倾轧报复，越来越酷烈，越来越不可控制。对于已经死去的旧党元老，朝廷剥夺了他们的荣誉，将他们的子孙后代贬为平民。对于还活着的苏轼、苏辙、文彦博、范纯仁、吕大防等人，一律全家赶到偏远艰苦的南方去，逼着他们在屈辱中慢慢绝望，乃至自杀。

苏轼被贬到岭南，任英州太守。就在他携家带口一路向南的路上，一道又一道无情的旨意紧随而来——先是贬成一个州副官，然后是地方军队司马，最后是惠州的一个芝麻小官。当年乌台诗案的时候，苏轼的朋友王巩就是被贬到岭南。苏轼贬居黄州时，见到有幸被赦免回来的王巩，还曾经写诗赠给他：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如今，他自己也要体会岭南的炎海了。惠州在朝廷诸君的眼中是个可怕的瘴疠之地，但苏轼发现这里意外的很不错——当然，他不管住在哪里都觉得很不错。惠州民风淳朴，四季如春，各种自己以前从没品尝过的热带水果让他流连忘返。民众和地方官看到这位天下闻名的大学士，都格外崇拜他，让他倍感亲切。他喜欢动笔的贱毛病又发作了，忍不住写出一首诗：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这首诗传到京中，宰相看了大怒。让一个贬官过得如此舒服，成何体统！于是一道新的诏书发下，把他赶出他在惠州刚修好的房子，贬到了儋州——也就是现在的海南岛。在一千年前，海南岛可不是和现在一样的度假胜地，而是真正的化外蛮荒。当地汉人大都不识字，山上的黎人连汉话都不一定听得懂。大宋建国百年来，文风鼎盛，但海南别说进士了，就连举人都没出过一个，可见这里的落后。

苏轼在给朋友的信中记载说，这里“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可算是简陋到了极点。他的朋友担心他在这种地方生病，结果他回信说“北方何尝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反而劝朋友不必在意。

即使是处在如此绝地，他依然乐呵呵的过日子。他节省粮食酿酒（失败），用椰子壳做墨（失败），还养了一条土狗，每天带着狗出去，找附近的村民们谈天说地。当地的读书人知道这是极难得的机会，常常来找他请教学识，甚至有专门渡海而来跟随他学习的。有空的时候，他和儿子去到处采苍耳——一种路边的野草，以此作为食物，因为他们常常断炊。

有一天，苏轼拄着拐杖，在田间边走边唱歌。一个老太太对他说：“学士大人，你当年做大官，现在当老百姓，回想一生，是不是就像一场春梦一样？”苏东坡非常喜欢这句话，于是专门写了一首词送给同样被贬的弟弟：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苏轼 63 岁时，哲宗去世，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他也在被赦免之列。他开心地告别海南，携带家人缓缓北上。一路上他所经过的地方，百姓们无不是倾城而出，欢迎他的归来。被流放多年，他经历了各种穷困之地都没有病倒，但在返回的路上却突然一病不起。缠绵病榻一个多月后，他在家人朋友的陪伴下闭目长逝——如同吹遍人间的清风，而今终于可以回归到天上宫阙去了。

他死的正是时候。元祐二年，宋徽宗任命蔡京为相，新法又被提出来，但不是为了国富民强，而是作为打击政敌的绝妙工具。在这场大清算中，蔡京将和他不对付的旧党新党成员统统斥为奸党，将这些人的姓名刻上石碑，立在皇宫门前，希望以此将这些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这些人的著述都要查抄、手稿都要销毁、子孙都要放逐、永远不得叙用。这份三百零九人的名单上，有苏轼、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刘挚、范纯仁（范仲淹之子）、韩忠彦、曾布、苏辙、韩维、孙固、范纯礼（范仲淹之子）、章惇、王珪、孙觉、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秦观这四人又合称苏门四学士）、欧阳棐（欧阳修之子）……

（千载炎凉廷尉客，一门生死《党人碑》）

没过几年，这块著名的元祐党人碑就在一场暴风雨中被雷电击中，断为两截。再过几年，就连宋徽宗，也在公开高价搜求苏东坡的墨宝真迹。这块石碑不但没有成为耻辱柱，反而成为当时读书人求之不得的荣耀。如果谁家的先人能名列其中，那他顿时就能挺起胸膛，接受周围人羡慕敬仰的目光。元祐党人碑一直流传到现在，蔡京所希望的遗臭万年也变成了事实——只不过主角刚好反了过来。

在整个古典时代，苏轼都是最出色的文学家之一。他在诗词文章上的造诣不用多说，在书法上名列中国最杰出的书家之一，在绘画上被誉为文人画的开山之祖。但凡是略微了解中华文化的，基本都会拜倒在他的全能才情之下。苏辙出使辽国时，发现辽国到处都在出售苏东坡的诗集，辽国外交部长见到他后，没等问别的，先恭敬地问他有没有大苏学士的最新文章，以求一饱眼福。

更难得的，是他虽然身负天下文名，但却绝不是一个文学弄臣。苏东坡多年为官，有大量牧守一方的经历。在写出他那些不朽名作的同时，他还在尽可能地为各地百姓谋求福利。他知道，百姓要的不是一首好词，而是更需要填饱肚子，不受冻饿之苦，没有横死之忧。文人们喜欢他，是为他的艺术天分所倾倒。百姓们喜欢他，是因为这个和气的太守大人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希望。

苏东坡所留下的并不止这些。古往今来，大诗人很多，能吏名臣更是多如牛毛，但在品性、思想、言语、行为上都能浑然一致，历尽崎岖而至死不悔，大起大落而气节如一的忠良君子，实在是少的可怜。苏东坡在位时，不管朝廷斗争如何险恶激烈，却坚持以无畏之心秉笔直书，从未顾忌自身安危而对不平之事闭口不言。当被贬时，他又能散尽家财、磨破嘴皮，尽可能去照顾附近的百姓，挽救被抛弃的婴儿，教化登门求学的士子。能安一城时则安一城，能救一人时则救一人。他一生中被打压、被贬谪、被侮辱、被背叛，却依然亲口告诉自己的儿子，他眼中天下间都是好人。

正是因为这一点，在眉州、在杭州、在黄州、在儋州、在惠州，他到过的地方处处都以此为骄傲，争着成为他心灵上的故乡。大家都喜欢他那种从内心深处透露出来的坦荡和喜乐，敬佩他那种聪明诙谐而又温柔善良的本性。当一个人的智慧、道德、真诚、旷达、乐观都达到足够的高度时，这些品性会和谐的统一起来，形成一种难以描述的巨大魅力。这浩浩乎充塞于天地之间的伟力，也许就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他的后辈文天祥曾描述的“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应该就是如此吧。

PS. 出差中的碎片时间拿来写文，感觉好爽！年前很忙，后面估计又要回到一月一篇的状态了，请大家见谅……

PPS. 才不是为了香蕉呢！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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