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间，青海化隆人将兰州拉面馆开到全国各地，一个贫困县就此翻身。紧随其后，兰州人开始大量开店，为正宗兰州拉面“正名”，引发持续至今的“两碗面”之争。

　　与福建的沙县小吃一样，“两碗面”走向全国，占领大街小巷，不仅靠的是朴素的企业家精神，而且它们背后都有一双支持异地创业的政府之手。

　　2015年7月9日，兰州拉面连锁店东方宫位于深圳的一家门店，因为与青海化隆人开的兰州拉面馆距离过近，遭其抵制。东方宫这家店在腾讯大厦楼下，每年房租差不多200万。

　　青海人天天堵门，围攻了一个月，导致东方宫无法正常经营，只好赔钱了事—对面两家青海拉面馆分别获得75万元、40万元的赔偿。

　　之前，这样的事在西安、苏州、天津、北京也发生过。

　　东方宫清真餐饮有限公司总经理马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青海人的规则是300米内不许开第二家。他跟青海当地拉面会长协商，对方说：这十几年青海人在这个城市不容易，是我们打开牛肉面市场，你们来摘我们的桃子不行，必须离远点，近了就收拾你。

　　青海和兰州这两碗面的冲突始自2012年。之前，遍布全国的“兰州牛肉拉面”，其实不是甘肃兰州人开的，而是青海化隆人。直到2012年，兰州本土拉面才开始走出兰州，向全国扩张。这不免对青海面馆带来了竞争压力，冲突由此而生。

　　早从1980年代开始，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的人们就开始把拉面馆生意推向全国。起初叫青海拉面，后来看到兰州拉面名气更大，就索性换上了“兰州牛肉拉面”的招牌。化隆人拖家带口出外开店只为谋生，谁想这门生意越做越大，“兰州牛肉拉面”的招牌渐渐铺满了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随着兰州人也成群结队开起了拉面店，引发了持续至今的冲突。

　　同叫“兰州牛肉拉面”，但两边不仅口味不同，在发展路径上更是迥然相异。青海拉面是农村扶贫，用面把人送出去；兰州拉面是城市品牌，用企业把面打成名片。

　　不过，相同的是，两碗面走向全国，占领大街小巷，背后不仅仅是企业家精神使然，而且它们都离不开政府之手的支持。

　　青海有个“拉面县”

　　化隆在外做拉面的有7万多人，占全县人口的1/3。

　　在距离兰州250公里外的青海省海宁市的山坳里，有一片巴掌大的县城，化隆回族自治县。这里就是“兰州牛肉拉面”的故乡。

　　化隆是国家级的贫困县，没有工业，人们以农业畜牧业为生。这里常年干旱，年降雨量仅13毫米，全年有1/3雾霜期，生活在山里的人，年收入仅有3000元左右。

　　它在变为“拉面县”以前，是以制造黑枪出名的。马青云是化隆人，十年前，他从中国公安大学毕业后回青海做刑警，2014年开始自己创业，做起了拉面电商和培训学校生意。据他回忆，当时每年能在化隆“打”一百多支黑枪，青海的罪犯十之六七都是化隆人。但在拉面生意红火后，没人愿意冒一枪判三年的风险了，去年一支黑枪都没找到。

　　化隆人爱吃面，街边小馆里很难见到米饭。而他们把拉面带出去，是1980年代末的事。

　　最早出去的，是住在化隆南面山头的人，这里是贫困县里最穷的地方，如今被列为省重点搬迁项目，就是因为这里恶劣的自然条件不适宜人类居住。

　　韩东就是那批走出大山做拉面的人之一。1980年代末，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支柱是在外搬砖的父亲，五兄妹经常吃不饱。当父亲去拉萨打工，十四五岁的韩东没念完高中也跟着去了，在拉萨卖干果、卖鞋。

　　在拉萨的一家面馆，他遇到了老乡马贵福。马贵福曾在拉面馆里打过工，从打杂到学拉面，萌生了自己开餐馆的念头。当地流传说，最早开面馆的青海人正是在兰州人的面馆里出徒的，也曾从老东家那儿借到了启动资金。

　　常去福建进鞋的韩东发现，在厦门火车站附近，找不到能吃饭的清真餐馆。回拉萨后，他就劝马贵福到那儿开店碰碰运气。于是前后脚，俩人就到了厦门做拉面。韩东说在拉萨的时候还挂着“青海拉面”的牌子，但到厦门就改成了“兰州拉面”，因为名气大得多。

　　韩东的第一家店失败了，西北来的拉面师傅受不了东南的暑热和蚊虫，当地的面也拉不好。他投入了三万多元，最后以一万多元把店面匆匆出手了。

　　但跟他一起出来的同乡们自己做了起来，他们大多是家庭作坊的模式：一家三口以店为家，男人拉面、女人炒菜、孩子跑堂，晚上住店里，吃得了苦，就赚了钱。这样家庭作坊的模式，往后持续了三十年。

　　半年后，韩东再次尝试，到福州火车站开了拉面店，这次他成功了。当时每碗面两块多，他每天能卖一千多元。随后，他开始滚雪球式地扩张，把小店面转出去，到深圳开大的。如今，他手下已有一个集团式的企业，包括七八家公司，做高端餐饮，也做商业地产。

　　2014年，他回到福建故地重游，觉得那几年才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段，“虽然很累，但每天都有冲劲，觉得未来前景很大”。他每天早晨6点起床买菜，半夜12点关门，和伙计们10个人挤在店里地上睡，夏天铺草垫、冬天加褥子。一天到头，最惬意的时刻就是凌晨关门后，打扫完卫生，坐下喝一大杯茶，特别有成就感，“后来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了”。

　　他说1990年代初是“做什么都赚钱”的时代，卖鞋每月赚一两千，做拉面就赚一两万。开始赚钱后，韩东马上给在老家务农的两个哥哥发电报，叫他们来帮忙。

　　据化隆县驻无锡、常州办事处主任马友仁回忆，村里刚有人赚钱那两年，从东南沿海衣锦还乡，穿名牌、用传呼机、拿摩托罗拉，很稀罕，一下就激活了农民们出去闯的胆量。

　　最初挣了钱的人们，跟韩东一样，开始拉扯亲戚朋友走出大山做拉面，这生意成本不高、技术简单、又有钱赚。三十年间，一碗面拉着山里的化隆人在大城市扎了根。

　　如今，化隆在外做拉面的有7万多人，拉面馆1.3万家。他们多分布在一线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

　　化隆全县20万人，有1/3在外做拉面，每家每户都有。化隆县就业局局长马吉荣的家里，就有五六户亲戚在做，分散在东莞、广州、上海和天津。化隆女人，早早结婚，第一件事就是去外地的拉面店帮忙，一帮就是一二十年。

　　马友仁觉得，现在化隆人富了，贫困的帽子有点名不副实。拉面户们已经大批在省会西宁买房，出门习惯坐飞机。村里人办喜事，十年前是办一场1万，现在二婚的都要10万，新婚30万。

　　“拉面政府”

　　化隆县有89个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被派到全国五十多个地区设立拉面办事处，专门负责拉面户的后勤工作。

　　化隆人在外能把“兰州牛肉拉面”的牌子做起来，除了为穷所迫的抱团发展，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捧着真金白银送上来。

　　2000年，农民外出做拉面蔚为成风，政府开始介入帮扶。时任县长的马吉孝(现任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厅长)，牵头给外出的人们做了一张“通关文牒”。

　　他在劳务输出证上写了一篇“县长致辞”，恳请本县劳务人员所到之处的有关部门，对他们异地创业尽可能地提供帮助。接着教育、林业、土地等9个部门都盖了公章，证明持证人员身份合法，请当地接纳、照顾。

　　事实上，多年来化隆人在外确实是一路绿灯。马友仁说，在全国各地开店，他们几乎都不用交税。“因为是少数民族，只要不给本地添麻烦，当地政府都是开放包容的。”

　　兰州牛肉拉面产业联合会会长王幸军则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们现在不穷了，应该也有义务给国家上税了。

　　有的地方政府还会给化隆县的地方办事处提供办公场所。化隆县就业局局长马吉荣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广州是第一个给我们提供办公场所的，三室一厅，还给了15万的办公经费”。

　　此外，化隆人还能享受到政府的经济支持。

　　无抵押的免息贷款，农民们已经享受了近二十年。只要做拉面，就能贷款三五万，第一年的利息由县政府出。2015年，预计拨出的“拉面贷款”2000万，每年政府的利息补贴500万。

　　马友仁说，拉面户的专项贷款由政府公职人员提供担保，一般都是亲戚朋友，以公务员的工资担保。这些公务员退休后，再带着家人去投奔帮忙贷过款的拉面老板们，协助再开店。

　　除贷款外，拉面户还有专属的信用卡，允许两个月还一次款，若无不良记录，一次可以取10万，透支25万。

　　有政府的手托着，拉面户们基本可以零成本起家。县政府也不亏，把贫困的农村人口送出去，他们会抱着票子回来。当地有种说法，“送出去10万人，每年回来1个亿”。

　　政府还派人出去照顾老乡们。化隆县有89个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被派到全国五十多个地区设立拉面办事处，专门负责拉面户的后勤工作。

　　马友仁就是其中之一，他已驻外工作十余年了，先后去过广东肇庆、江苏昆山、常州和无锡。一直以来都是“一人一站”，直到今年才配了助手。他自己也在当地开了家拉面店。

　　作为办事处主任，他的日常工作是帮拉面户租房子、签合同、办贷款、解决“拉面三代”的上学问题。马友仁讲起跑教育局的方法轻车熟路：先跟管义务教育的局长联系，熟了以后直接对接基础教育科的科长就行，每个地方都这么办。

　　“马友仁们”还有一个任务是普法。早些年，遇到拆迁、上学难、有竞争者出现，老乡们都会抱团反击，“一个电话，找好多老乡，几十个人就去围攻人家了”。马友仁说，他们的任务是告诉他们寻衅滋事是犯法的，会判刑。干过刑警的马青云也发现，很多拉面户连刑事拘留都不懂，觉得无论如何关进去两三天就放出来了。

　　青海的兰州拉面馆，常常是拆迁“钉子户”。例如2013年，复旦大学南区“一条街”拆迁，所有商户都搬走了，只有街头一家青海人开的拉面馆，在废墟中仍然坚持营业。

　　关注拉面十几年的马友仁也很关注别人的做法，经常去肯德基、马兰拉面、味千拉面和沙县小吃这样类似的连锁餐馆，只能吃清真食品的他，就去买水喝，打听对方做生意的方法。

　　福建的沙县小吃，常是兰州牛肉拉面馆的邻居。马友仁说，沙县小吃与青海拉面不同，他们不搞地方办事处，而是联网的流动办公室，哪有问题就去哪上门服务。另外，沙县小吃在政府管理上更重视全链条覆盖，开餐馆的资质审核严格，但只要通过，从装修、食材、配料、资金到孩子上学，政府都一并解决，全链条做“家长”。

　　除了化隆外，与它毗邻的循化、尖扎都是少数民族自治县，也都是拉面县。循化在外的拉面户也有3万人，同样占全县农村人口的1/3。但循化的地方办事处主任不是官派的，而是在拉面老板中选举的。

　　马秀英就是循化驻京劳务办事处的主任。跟马友仁一样，她说自己什么都管，“吃喝拉撒睡都管。意外怀孕，流产排号也帮他们排。有时候文盲看病不知道哪个窗口取药，我们也一起去。”她刚到北京时，同族(撒拉族)的文盲率在60%以上，汉语沟通不畅产生的问题特别多。

　　“李逵”赶“李鬼”

　　与青海政府“出钱”为主的扶持不同，兰州政府做的是“正名”。

　　“兰州牛肉拉面”，是青海少数民族贫困县用以脱贫的手段，除了手工拉面的工艺以外，在味道上跟兰州本土的牛肉拉面并不相同。

　　马友仁说，最大的差别在汤和面。正宗兰州牛肉拉面的核心是汤料，往往是秘制、祖传的。在兰州，仍有老牌面馆的老板每天清晨五点去店里独自配汤料的传统。相比之下，化隆的拉面只是向兰州拉面学到了五成功力。

　　兰州本土拉面的代表—东方宫总经理马俊认为，汤面的成本差别，正是三十年来青海拉面走得出去、而兰州拉面走不出去的原因：兰州拉面的汤，需要用牛肉、鸡肉和牛骨熬制5个小时，而青海拉面的汤主要靠牛油和胡椒粉等调料的勾兑。如果一碗兰州拉面的成本是7元，青海拉面的成本可能就是3元。所以在低价的快餐市场，青海拉面能赚钱，兰州拉面就会亏本。

　　马俊家三代都做拉面，他的外公正是传说中兰州牛肉拉面创始人马保子的朋友。100年前，马保子背着扁担走街串巷，卖火了这碗面。马俊的外公和马保子合开了老马家饭馆，卖牛肉面、油茶和包子。

　　1952年公私合营，饭馆收归公有。改革开放后，马俊的舅舅从水泵厂辞职，继续做拉面，而后传给马俊兄弟。他们在2000年创立了东方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在兰州本土开牛肉拉面连锁，也做房地产。

　　在1990年代青海人用兰州拉面牌子迅速扩张的时候，兰州本土拉面也尝试走出去，但大多都失败了。

　　以国有控股的金鼎牛肉拉面为例，2000年左右也拿到了时任市长的批示和财政补贴，到了北京。但因为定价和经营管理的问题，没多久亏了本就回来了。

　　直到2012年，东方宫的加盟连锁式走出去，一下子拉活了这块沉睡多年的本土生意。两三年间，在一线城市，黄底红字招牌的兰州牛肉拉面突然拉开扩张阵势。北京街头出现了上千家，东方宫的连锁店就有116家。

　　2009年，兰州当地政府部门和东方宫开始合作。当时，兰州市商务局牵头申请的兰州牛肉拉面商标快要审批成功，政府开始找拉面品牌谈，希望能通过授权使用的方式鼓励他们走出去。试了几家以后，跟东方宫达成了合作，这枚由兰州政府授权的商标，允许东方宫总部给下面的数百家加盟商用。

　　与青海政府“出钱”为主的扶持不同，兰州政府做的是“正名”，而打品牌的方法是申请商标。他们注册的是一个碗形图案，配有“兰州牛肉拉面”字样的商标。

　　但这个商标申请的过程却非常坎坷，前后历经3年。

　　这枚商标的争议在于“兰州”二字。按商标法规定，县级以上行政区划不能作为商标名。因此，沙县小吃可以注册，但兰州牛肉拉面理论上来说不行。

　　兰州市商务局经办过此事的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在漫长的申请过程中，有一半时间都耗在争取这两个字上面，反反复复跑北京，表达兰州牛肉拉面对市民的特殊意义。虽然这件事得到了国家商标局主要领导的支持，但仍有处长反对，认为这会是商标法范围内的恶例。最终，“兰州牛肉拉面”的商标获得了法律许可。

　　但是很快事情又发生了变化，国家商标网显示，2010年4月商标申请成功，9月收到争议申请或补充材料，同时进入“无效宣告中”，持续五年至今。

　　甘肃红盾商标事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啸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兰州市一些打着兰州拉面招牌的面馆害怕商标申请成功后，会让他们用不了这个招牌。于是，他们去找国家商标局申诉，要求撤销这一商标。至今仍处于争议中。

　　兰州市商务局表示对于“无效宣告中”并不知情。

　　南方周末记者咨询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方面的律师申健，他认为，哪怕商标授权在申请层面存在争议，一旦商标注册成功，在宣告无效之前，它还是享有专有权的。在北京，针对众多效仿东方宫商标和装修的侵权案例，马俊已经在准备起诉了。

　　学习麦当劳

　　在这些金融街的白领眼里，兰州牛肉拉面馆是一个收入稳定的“印钞机”。

　　尽管冲突时有发生，但兰州本土拉面的扩张照样在加速进行。

　　东方宫得以快速扩张，靠的是加盟制。在马俊旗下的四百多家店里，只有十分之一是直营，加盟商目前已遍及西南以外的所有省份。在北京，一家店的加盟费是30万。

　　最早的加盟商蓝正道，与马俊是家族世交。2013年4月，他们在迪拜遇到，聊起牛肉拉面的事，让蓝正道动了做加盟的念头。

　　当时他在迪拜和科威特已经做了十几年的汽车生意。要放弃每年五六十万的收入，投资上百万做拉面，让蓝正道好几天睡不着觉，家人朋友都不同意。最终促使他下决心的，一方面是盈利的信心，另一方面是甘肃人“正本清源”的愿望，要在一线城市做真正的牛肉拉面。在外好多年，他的QQ名就叫“牛肉面”。

　　2013年10月，蓝正道在西直门瞅准了地方，开了店。刚开张的时候，吸引了散落在北京各地的兰州人慕名而来。他说，后厨的师傅们才是拉面馆的核心。如今的兰州拉面馆，基本上所有拉面师傅都是从甘肃农村走出来的。

　　后厨里，一般有一个厨师长，带着至少六个拉面师。一个煮肉蛋萝卜、打扫卫生，一个揉面，一个拉面，一个捞面，一个舀汤。几个人轮流换班，还要配合好：台口的师傅收票，告诉拉面的人，“三个二细、两个细的、两个韭叶，其中一个二细不要蒜苗，一个韭叶不要辣椒”。一次收二三十张票，报给后面的拉面师傅，他就要全神贯注记住顺序，再后面揉面的师傅也一定要跟上，和面、揉面要软硬合适，太软或太硬，拉面师傅都做不好。他们之间相互的信任和摩擦像火苗一样，磨合不好，甚至会在关门后打得一塌糊涂。

　　他这家店最初每天能吃掉15袋面，也就是2400碗，三四万进账，不到半年就收回了成本。但今年上半年销售量同比下降了60%-70%，因为相似店面的大量涌现。

　　很多当初来蓝正道店里吃面的老乡，都变成了下一家东方宫的老板。在同乡圈里，开牛肉拉面馆的热潮出现了。

　　黄鹏就是其中之一。他从小在兰州长大，生活在北京七八年，一直没找到正宗的牛肉拉面。直到去年，一个老乡请他去望京的东方宫吃面，两个人才吃到了熟悉的味道。

　　当时在日本公司做销售的黄鹏恰好工作不顺想转行，他找了两个合伙人，三人出资，就在北京丰台区的大成路开了家东方宫，启动资金150万左右。为了跟家庭作坊式的青海拉面相区别，黄底红字的兰州拉面大多要求200平方米以上的店面面积。

　　黄鹏的店2014年4月开业，达到了35%的纯利润。直到今年4月后，竞争者蜂拥而至，才拉低了销售额。在他店面的五百米内，就新开了两家兰州牛肉拉面。

　　除了蓝正道、黄鹏这样的兰州本地人，有越来越多的外地人也想做兰州牛肉拉面的生意。他们没有感情的因素，就是看准了这个连锁快餐的稳定高收益。马俊介绍，北京的东方宫每天平均营业额在1.5万元左右，净利润达到25%。

　　李青就是这样一个冲着收益率来的加盟者。他是山东人，在一家国有银行总行工作，每天在北京寸土寸金的金融街上班。2014年6月，他和几个同事也看准了做拉面的市场。

　　他们看到了这个模式的几个优点：快餐业前景火爆，其中兰州拉面门槛低，只要控制好汤、面和配料就可以上手。它的利润率不低，启动资金也在几个人可接受的范围内。

　　但他们并没有加盟东方宫。考察了一圈下来，找到了另一家小规模的兰州本土拉面品牌，味道跟东方宫差不多，却不用交加盟费。

　　李青和合伙人觉得，如今北京最火爆的就是拉面馆和咖啡厅。看上去两者一俗一雅，模式却差不多，只要选好了地方，产品制作都是有流水线的，拉面师和咖啡师也是一样的角色。在这些金融街的白领眼里，兰州牛肉拉面馆是一个收入稳定的“印钞机”。

　　为了应对竞争，青海拉面和兰州拉面不约而同地启动了品牌化、全产业链培训式的发展路径。他们把目标对准了同样的方位。

　　兰州牛肉拉面产业联合会会长王幸军，在多次出国考察后，向兰州拉面的同行们号召，要向麦当劳学习。而此前，在化隆县就业局的宣传册上，就有一页是《化隆拉面应向肯德基学学什么》。

“兰州拉面”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