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北方由契丹族建立的辽朝(916-1125年)在中国封建王朝和民族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o:p></o:p>

公元9世纪后期，唐政权衰落，藩镇之间无休止的战争，使中原陷人混乱之中，北方草原各部也处于分散游牧状态。游牧于今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的契丹人乘机崛起，势力迅速发展。916年，契丹贵族耶律阿保机，建立了统治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的辽政权。由于契丹族敢于冲破自己游牧生产方式的束缚，广泛地接触和吸收汉民族的先进文化，并同中国频繁更迭的五代各政权及北宋均有密切的交往与联系，对缔造中国各民族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o:p></o:p>

一、服饰文化的共融性<o:p></o:p>

契丹人主中原后，服饰深受汉族服装的影响。《辽史》卷56《仪卫志二》记载:“契丹转居荐草之间，去邃古之风犹未远也。……太祖帝北方，太宗制中国，紫银之鼠，罗绮之筐，糜载而至。纤丽奕霭，被土绸木。于是定衣冠之制，北班国制，南班汉制，各从其便焉。”因此，契丹族的服饰采用汉、国两制并行。其国制就是契丹族传统的服饰。由于契丹早期服饰等级并不严格，南下之后，方仿效汉制制定了严格等级关系的“服制”，分为: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田猎服、吊服。其中祭服、朝服、公服、吊服均在一定的礼仪场合中穿用。皇帝朝服称为“实里薛衰冠”，络缝红袍或锦袍;臣僚朝服叫“盘紫”，为紫窄袍;公服称为“展裹”，著紫;吊服为素服。田猎服乃撮甲戎装，黑绿色。臣僚便衣叫“盘裹”，绿花窄袍。契丹服饰被纳人中原礼制轨迹。“重熙以后，大礼并汉服矣”。从已发现的大量辽墓壁画看，契丹族的服饰无论长短，多为圆领、窄袖、左枉，也有交领、右袄者。契丹族的服饰在传承保留了本民族圆领、左枉的衣衫特征外，吸收了中原汉族固有的窄袖款式和右枉习惯，使其方便实用，保暖御寒，非常适宜北方草原游牧，因而深受契丹人喜爱。同样契丹人的圆领、左枉服饰也曾流行于中原地区的汉族中，被汉族人所借鉴。这正是契丹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与中原汉族文化交流的结果，反映了契丹服饰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继承的内在关系，经过民族之交融，形成了与中原汉族同有的服饰文化的共融性。

二、破旧推新的丧葬习俗<o:p></o:p>

契丹人最初并无构筑陵地之习，也无棺衬之俗，原有的安葬方式只是树葬。据《北史·契丹传》记载:“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时，向阳时。夏月时，向阴时。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说明契丹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丧葬习俗，人死后，将尸体置于树上，三年后再收骨焚化，并以酒祭奠，祈求亡灵保佑，多多猎获猎鹿，这显然与契丹人长期从事游牧、狩猎的经济生活有关。<o:p></o:p>

契丹建国以后，随着社会封建化的进程，尤其是在唐宋葬俗的影响下，筑墓人硷逐渐兴盛，丧葬习俗也相应发生变化，形成了契丹传统文化与汉文化相结合的墓葬制度，主要反映在墓室形制、棺衬椁室、壁画装饰等方面。<o:p></o:p>

(一)墓室形制<o:p></o:p>

1.契丹人的墓地往往选在风景优美、背山面水的山之东南麓，且都择其山之阳坡。以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地为例，此墓背靠山峰，周围山谷环绕，30余座墓分布于群峰之间，掩映在丛林茂树之中，真乃幽静绝美之地。其他的契丹大贵族墓，如验马赠卫国王墓、陈国公主附马合葬墓等都选择了风景极佳的胜地。这种讲究风水择地而葬，或夫妻合葬，或归葬祖莹的习俗，正是契丹贵族放弃故俗逐渐汉化的具体反映，也是中原汉文化“叶落归根”意识的反映。<o:p></o:p>

2，契丹人的墓室规模有严格的等级，分为单室和多室。单室墓一般用于贵族及平民百姓，为契丹早期墓葬，构造简洁、单一，反映了契丹墓葬的原始形态。多室墓使用于皇帝及大贵族。皇帝陵墓为前、中、后三正室及东西两侧室，大贵族墓为前、后两正室及东西两侧室，均以后室作为主室。多室墓见于辽中晚期。这时期的墓葬在汉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加以完善，墓葬形制多为六角形、八角形等，结构复杂，材料多样，布局严谨，更加奢侈豪华。<o:p></o:p>

(二)棺衬椁室<o:p></o:p>

随着汉族文化的不断渗透，汉人墓葬中使用棺衬，对契丹民族产生了深刻影响。自辽圣宗时期，契丹人开始仿效汉制用棺葬之。如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二号墓出土的石棺[3]和翁牛特旗广德公墓出土的木棺等等。契丹贵族还将中原汉族宅第祠堂的建筑风格应用到墓葬中，成为契丹贵族显贵身份的标志，所以契丹族墓的主室尤为华丽、壮观。主室无论是砖室、石室均构筑掉室，撑室随主室形状构成多角或圆形木屋。陈国公主附马合葬墓的撑室，是目前已知辽代契丹贵族墓中撑室较为完备的。墓室为砖砌多室，由前室、后室、东西耳室组成，后室为主屋，前屋长方形，东西耳室平面圆形。墓门外有天井和阶梯式墓道，墓门用雕砖砌成仿木结构的门楼，并绘有建筑装饰画、人物画，券顶内收成弯庐形，木门由立柱、门槛、门嵋组合，与木椁浑然一体，豪华富丽。该墓主室为圆形，撑壁用方木筑成，拱顶呈弯庐状，撑壁构筑到墓壁开始内收，改用木板筑棒顶，撑室在通往前雨道内安装撑门，室门装有木门框和双扇木，并用铜锁封闭。从内蒙古出土的附马赠卫国王墓、耶律羽之墓、陈国公主墓等契丹大贵族墓可以看出，这些墓葬的形制，与中原地区唐代墓葬相同。显然是沿袭了唐代的中原制度，并且成为以后的固定制度，从而形成了皇帝、大贵族、大臣到平民百姓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突出表现了契丹民族葬俗的多样化、民族化。

(三)壁画装饰<o:p></o:p>

契丹墓葬壁画，多以中原地区汉族流行的题材为内容，同时又鲜明地表现其民族的服饰、生活等文化传流以及契丹本土的自然风光。<o:p></o:p>

契丹墓葬壁画，在吸收汉族的表现手法的同时，又运用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使辽墓壁画既具有较强的艺术魅力，又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绚丽画卷。如绘在库伦旗前勿力布格第1号墓墓道北壁的《出行图》，全长22米，绘有29个人物图，分为三组。第一组为车骑前导，第二组为出行仪仗，第三组为墓主人出行。画中人物除鼓手和奴仆是汉人装束外，其余人物都是契丹装束，墓主人在契丹和汉人侍从、家奴的簇拥下准备骑乘鞍马出行。以写实的笔法表现了众多侍人，神态各异。车、马刻画细致，用笔流畅，真实地描绘出契丹人融合和吸收了中原的传统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却保留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如宝山2号辽墓壁画《仕女出游图》，绘于宝山2号墓石房子南壁。高0.7米，宽2.3米，共绘7人。以贵妇为中心，交错排列。贵妇身穿蓝地红花交领窄袖长袍，淡黄回纹披帛，红裙拽地，在侍女簇拥下，显得异常雍容华贵。男憧汉式衣装，面向女主人躬身拱手。其他5名侍女皆衣着华丽，仪态端庄娇美，亭亭玉立。悠闲地漫步于芭蕉修竹、苍柏柳簇之间，观赏着大自然的美景。面画色彩艳丽，线条飘逸自如，人物刻画精细，颇具唐代宫廷绘画的风格。再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墓壁画中的《宴饮图》，横150厘米，纵130厘米，前后两桌纵排。墓主人席地而坐，头戴毡冠，前沿有金华缀饰，身着窄袖红袍，腰系红带。桌上食物、酒器、餐具琳琅满目，一侍者头戴黄色巾啧，身着黄短衣，跪坐于桌前，宴饮所用散乐由8人组成一列队，一律汉服，头戴蹼头。场面的背景，以淡墨勾勒山、树，山间野鹿追逐奔跑，天空彩云飘浮，着笔简练，点缀精妙，极富草原气息，是塞北草原珍贵的民族画卷。<o:p></o:p>

此外，壁画中，契丹民族装饰图案的绘制十分引人注目。以阿鲁科尔沁旗东沙布日台乡宝山村1、2号墓最为绚丽，分别绘于拱门、弯顶、石门等处。以卷云火焰宝珠纹为主体图案，另饰三瓣花样、缠枝花卉、卷云托莲和宝相生花等，用红、黑、黄、蓝、绿诸色晕染，层次分明，色彩斑斓，绚丽多姿。是契丹人独具匠心的艺术佳作。而墓中以红色火焰纹为主要装饰内容的彩绘，则渊源于契丹古老的萨满教—祭火拜日，契丹人相信通过自然的崇拜及对鬼神的信奉，能免灾降福和保佑灵魂。<o:p></o:p>

契丹墓葬的壁画，既保留汉族的文化传统，又可见其鲜明的民族特色。 <o:p></o:p>

1题材共有，表现形式相同。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墓的《门神图》和《伎乐图》，辽庆陵东墓的《蟠龙图》和《飞凤图》，库伦旗前勿力布格8号墓的《迩陵频伽图》，奈曼旗陈国公主墓的《仙鹤祥云图》等，直接承袭唐代的传统题材，内容、表现形式不变。<o:p></o:p>

2.原有题材，加以契丹化。如库伦旗前勿力布格1号墓的《出行图》，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墓的《宴饮图》，敖汉旗康营子乡墓的《烹饪图》等，虽然继续沿用中原汉族题材，但内容、形式有所变化，服饰及传统习俗开始契丹化。<o:p></o:p>

3.契丹人特有的题材。如喀喇沁旗娄子店乡上烧锅1号墓的《游牧生活图》，庆陵东陵墓的《四季山水图》，翁牛特解放营子墓的《天鹅图》等，这些题材，都表现了游牧民族的生活和畜牧经济的习尚，具有浓烈的草原气息。<o:p></o:p>

四、佛教之内涵—辽塔<o:p></o:p>

辽国进人封建社会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统治者的提倡和尊崇，佛教大盛。终辽一代，建寺修塔，造像刻经甚为普遍，寺庙建筑风起云涌，与寺庙密不可分的佛塔，必然成为光彩夺目的建筑。内蒙古地区现存著名的辽代佛塔有赤峰市宁城县大明镇的中京大明塔(感圣寺佛舍利塔)、巴林右旗的庆州白塔(释逝佛舍利塔)、巴林左旗林东镇的上京南塔、呼和浩特白塔村的万部华严经塔。<o:p></o:p>

辽代佛塔，保留了唐代八角密檐式的建筑风格，运用了唐宋夯筑高台、斗拱、平座、勾栏等技术成就，采取了辽朝自己铸铜夔金及砖构仿木的建筑技艺，构造出辽塔雕饰华丽、宏伟壮观的独特神韵。以中京大明塔和庆州白塔为例说明。<o:p></o:p>

中京大明塔，筑于高大的夯土台基上，用青砖铺设，为八角十三级密檐式，通高80.22米。全塔壁面白色，塔身八面形。每面转角处，以灰砖雕成塔形角柱，均饰有仰莲装饰，仰莲之间有汉文佛变刻记，其上依次刻八大灵塔名，其下依次为八大菩萨名。塔身所有的佛、菩萨、飞天、宝盖都是粗制成形后，再经凿、刻、水磨抛光、着色等多道工序。塔刹上有宝珠、相轮、宝瓶，全为红铜制成。所有斗拱、角梁、檐椽、望板，均用坚硬、昂贵的柏木制作，工艺精堪，造型优美，雕饰华丽，为国内第二高塔。<o:p></o:p>

庆州白塔，为八角七级，砖木结构楼阁式。全高72米，塔之外观，整体洁白如玉，挺拔秀丽。塔身为八角，转角饰以砖雕圆柱，脊上檐头有一璃首，璃首下挂一铁马。全塔分别装有棱形、圆形铜镜828面。塔上7层共设假门28个，每门两旁都有天王浮雕一尊，每支椽头各挂风铎一支，拱眼、假窗四周及塔体的每层栏额上，角柱内侧均浮雕有宝花、飞天、升龙、华盖、迎陵频迎、狮子、麒麟、乐舞等砖质浮雕。在塔底莲纹基座的塔座主体上设有覆莲形佛完，内嵌菩萨坐像，均为汉白玉浮雕而成。全塔铜饰的制作，皆为婆金，辉煌灿烂，光彩夺目。此塔采用砖构斗拱做法，自塔表分层隐出叠砌而成，突出了装饰功能，使其更具传统建筑的殿阁式特征，反映了该塔独到的设计构思和高超的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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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京大明塔和庆州白塔的兴建，与中原文化的影响和佛教文化的传播以及辽朝大肆崇佛有密切关系。辽代佛塔多数为八角形，这八角就源自中国佛教中的八大灵塔，指释迎成佛的八个不同阶段。而八角形就是在每一转角处，修一小塔或华柱，代表八大灵塔。在八大灵塔下，有的还配八位菩萨名，中京大明塔上就有这样的刻记。佛塔中极为丰富的艺术雕饰，将佛教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外，中原传统龙的形象，也在佛塔中广为采用，吊在佛完上方飘逸自如的飞天和色彩艳丽的莲花底座均为承袭唐代装饰风格，也正是佛教内涵与艺术和建筑相结合的充分体现。<o:p></o:p>

由契丹族建立的辽朝，是以契丹族为主体在我国北方出现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它与北宋王朝并存了160余年。在长期的社会交往和历史发展中，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共同促进了各民族关系的发展。<o:p></o:p>

契丹族与中原汉族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公元4世纪初，当契丹族尚源于鲜卑部落，聚居今内蒙古昭乌达盟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时，就与宇文、库莫奚两个部落一起游牧，过着以游牧和渔猎为主的经济生活。进人5世纪，拓跋鲜卑从草原人主中原，建立了北魏政权，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中华大地的先河。以孝文帝为代表的汉化改革，形成了以汉族文化为主的新时代，契丹与高度汉化的北魏政权保持政治、经济的联系，从此开始了经营农业，由游牧、狩猎走向半农半牧。<o:p></o:p>

唐朝统一中国后，契丹与唐王朝在政治、经济上发生联系。唐太宗贞观二年，契丹族首领摩会脱离突厥，投奔唐朝，被派往征讨高丽，回归后，唐太宗“尽召其长窟哥及老人，差赐增采，以窟哥为左武卫将军”，“窟哥举部内属”。贞观二十二年(649年)唐朝在契丹人居往的地方，设置“松漠都督府”，下设10个州，赐姓“李”，以窟哥为都督，并任用契丹人担任各州刺史。由此，契丹和中原汉族人民的关系更加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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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阿保机时，契丹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日渐加深，自公元916年，仿效汉族封建王朝体制，建立辽政权，确定了皇权世袭制，废除了部落选举制，契丹政权从建立开始就继承了汉族封建王朝世袭制的传统。当辽太祖南征北掠，东并渤海后，采用“汉法”建立各项制度，发展了渤海地区的经济。在上京(昭乌达盟巴林左旗境内)之南地方“别作一城，以实汉人，名曰汉城”，并在城内建有“佛寺三，僧尼千人”，大肆修建寺庙道观。辽太祖广泛利用汉族人民发展先进的封建经济，启用汉人康默记，仿照汉族城邑的建筑风格，兴建了上京临潢府，在此以后的京城营建中，特别是五京的设置，无不以汉族城市为模式，且多以汉族工匠为之，使一座座新兴的城市在漠北草原拔地而起。契丹族已逐渐由半农半牧走向规模的城镇定居生活。随着汉人势力的增长，汉族文化的渗透，以及辽国皇帝身体力行的自觉汉化，公元947年，辽军攻入开封，辽太宗身穿汉族皇帝服装，采用汉族仪式，接受百官朝贺。继而确立了南北面官制，规定凡在汉人地区的契丹官吏，也要遵守汉官的仪式，并允许同汉人自由通婚，实行科举制度，选拔官吏。礼仪方面，遵循“辽朝杂礼，汉仪为多”的政策，更加速了契丹族和汉族人民融合的历史进程。<o:p></o:p>

北宋王朝建立后，宋辽政权处于并存局面，自从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澶渊之盟”以后，双方维持了长达120年的和平关系，是为契丹民族发展史上的极盛时期。契丹与中原汉族友好往来的关系成为主流，文化、经济的交流与发展更加频繁，并在民族融合中，契丹族打破了原先民族以地域、血缘为纽带的界限，以开放的态度，在本民族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汉族的进步文明，又加以改造和提高，共同创造了辽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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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历史】（2）契丹与中原文明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