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契丹羁縻制度与“幽州契丹”的形成<o:p></o:p>

契丹与唐朝的关系，始于7世纪初期。唐武德年间(618-626)，一支契丹部落接受唐朝的封赏，①被安置在辽州；贞观二年(628)，又有部落降唐，被安置在营州；②以后，续有部落贵族或成员降唐，都得到了唐朝的封赏和安置，直到唐太宗设立松漠都督府为止，已有大批的契丹部落人口成为唐朝的“属部”。因此，唐朝政权对契丹部落及其依附人口的统治措施值得探讨。

一、唐朝契丹羁縻州的建立及其类型<o:p></o:p>

所谓“羁縻州制度”，就是由朝廷任命部落首领兼任州、县长官，管理程序则沿袭部落原有的管理方式；它名义上是以“州、县”划分属民或属部，实际仍维持原有的部落组织习惯，不向中央政府承担赋役，只是形式上接受政府管辖的非正式州、县，故与朝廷直辖的“正州”有着本质的区别。羁縻州制度，确立于唐太宗时期，是唐朝首创的管理周边民族部落的特殊方式，又称为“蕃州”；“蕃州”的首领须接受朝廷颁发的印信，实行一种有限制的自治管理方式，由朝廷的派出机构(都督府或都护府)代行具体管理职责。⑧

唐代的契丹羁縻州，存在着部落羁縻州和入内侨置羁縻州两种形式，最初都接受朝廷指定的派出机构营州都督府的管辖，后来则分别接受营州都督府和幽州节度使的管辖。<o:p></o:p>

所谓部落羁縻州，即以契丹本土部落组成的羁縻州。据《新唐书》记载，贞观二十二年(648)，任命契丹人窟哥为松漠都督，赐姓李氏，将契丹八部分置九州，即纥便部(又名松漠部落)为弹汗州(即窟哥所属部落及松漠府治所)、达稽部为峭落州、独活部为无逢州、芬问部为羽陵州、突便部为日连州、芮奚部为徒何州、坠斤部为万丹州、伏部分为匹黎和赤山二州，县制及数目则不详；此外，又将契丹别部设置的玄州，也划归松漠都督府管理，故总计1府10州，以窟哥为都督十州诸军事、无极县男。松漠都督府的具体管理事务，由窟哥会同部落首领自理，如征讨不庭等军政事务则要接受营州都督府的调遣。这是唐朝在契丹部落社会设立的羁縻州及其主要组织与管理形式，但这种羁縻州制度，在后来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与变化。

所谓入内侨置羁縻州，也称为“入内侨蕃羁縻州”，是由那些投降唐朝的部落人口组成。契丹入内侨置羁縻州最早隶属于营州都督府，其组织原则也保持固有的部落组织形式和生活习

惯，但自理的范围仅局限于一州、一县之内，相互之间并不发生直接或整体的联系。在松漠都督府组建之前，已经存在一些由契丹降附人EI组成的入内侨置羁縻州，据《新唐书》记载，武德二年(619)，以来降契丹首领孙敖曹率领的内稽部为辽州(贞观元年，更名威州)；贞观二年(628)，以来降契丹松漠部落为昌州；次年，又以归服契丹、室韦部落为师州；贞观十年(636)，以来降契丹乙失革(活)部落为带州；贞观二十年(646)，以隋末内属契丹曲据部落为玄州，皆安置营州境内，隶属营州都督府管辖。① 这五个契丹羁縻州，就是所谓入内侨置羁縻州的最早组织形式，它们都已脱离本土部落而进入唐朝边地州郡之中，并拥有了内稽、乙失革等新的部落名号。当松漠都督府建立之后，除玄州形式上拨还契丹本部松漠都督府管辖外，其余四个入内侨置羁縻州则仍隶属营州都督府。这种情况说明，契丹部落早在隋朝时期就已经被采取分割管理方式，其中一些部落已经被从整体部落中分离出来，成为中原政权直辖的内属部落，这也是“入内”的真正含义，是唐朝对于前朝统治经验的总结与利用。<o:p></o:p>

部落羁縻州与入内侨置羁縻州之间，不仅在隶属关系上存在着区别，而且在具体的管理形式上也呈现出差异。唐朝的契丹入内侨置羁縻州，自太宗时期以后，就有了比较具体的发展与变化。如武则天垂拱年间(685-688)，析分威州(即辽州)部落设立归诚州；载初年间(689—690)，析分昌州部落设立沃州；万岁通天元年(696)，又析分带州部落设立信州。这些新增加的羁縻州，仍属营州都督府管辖，不仅维持了原有部落的管理程序，也将原有部落一分为二，客观上达到分化效果。因此，到7世纪末，契丹入内侨置羁縻州已经发展为8个(包括玄州)，数量上已接近本土部落羁縻州的总数，成为与本土部落势力相当的另一部落群体；它们不仅在唐朝控制和管理契丹本土部落及周围地区时发挥了特殊作用，而且到盛唐时其总数起码已发展到10个以上，因为，睿宗时增置青山州，玄宗时又将纥便部弹汗州转化为入内侨置羁縻州即归化郡归顺州。

唐朝存在的两种形式的契丹羁縻州，标志着契丹部落组织的发展处于一种分割的状态；这种分割状态，决定了唐代中晚期契丹部落发展的某种必然趋势。

二、“契丹反叛”与入内侨置羁縻州的变化<o:p></o:p>

所谓“契丹反叛”，指契丹本土部落在羁縻统治时期，由首领直接领导包括其他部族参加的反唐战争。它最早出现于唐高宗显庆年间(656-660)，① 而在武则天(690—704)至唐玄宗(712—756)时达到巅峰，其中，以李尽忠、孙万荣和可突于分别发动的反唐战争最为著名。李尽忠，契丹纥便部人，乃窟哥之孙，则天朝允准继承松漠都督、大将军、无极县男爵位。战争起因，据说乃营州官吏“侵侮”契丹所致，但李尽忠自称“无上可汗”，依仗孙万荣为帅，显示出与唐朝对抗的决心。孙万荣，乃李尽忠妹婿，内稽部首领孙敖曹之孙；高宗朝，曾以贵族子弟人为“侍子”，在关中生活十余年之久，颇为了解山川险易及朝廷政治情况，放还本土时，还被武则天加封为归诚州刺史。李尽忠病殁后，孙万荣成为反唐战争的领导者，他也向唐朝诛叛伐逆那样，传檄各地并提出“还我庐陵王来”的政治口号，屡次覆灭唐朝军队，相继攻克营、幽、冀和青州的大部分地区，历时年余，始被平息。② 此次反唐战争对武则天政权和契丹部落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③

此次反唐战争对契丹部落发展的影响，首先是原本以本土部落设置的一府九州彻底丧失“羁縻州”性质，脱离唐朝统治；其次是以契丹降户建立的入内侨置羁縻州，基本变成真正内属的入内侨置羁縻州。据《旧唐书》记载，万岁通天元年(696)，威、沃二州自营州南迁幽州，师、带二州南迁青州；次年，昌、信二州也南迁青州；而形式上划归松漠都督府的玄州，也被南迁徐、宋二州境内；同时，原本隶属营州都督府管辖的归诚州，则在战争状态下回归契丹本部。④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分别南迁的契丹入内侨置羁縻州，直到神龙年间(705—707)才被朝廷“放还”北方，侨置幽州境内，⑤ 成为隶属幽州管辖的入内侨置羁縻州。那么，引起这些入内侨置羁縻州迁徙的原因是什么?根据史料，李尽忠、孙万荣之乱，始于万岁通天元年五月，结束于次年六月；唐朝对契丹入内羁縻州的迁徙，也发生在这个时间内，目的在于隔绝其同本土部落的联系。

这就透露出营州官吏“侵辱契丹”的内涵即战争的原因，乃是争夺内属部落人口的直接结果。<o:p></o:p>

如玄州本已归属本土部落，却在战争前后与其他部落一起南迁，证明归属松漠都督府只是形式而无实际内容；而本属营州的归诚州则在战争过程中脱离营州、重返契丹本土，说明那些以降附人口建立的入内羁縻州，也从未放弃重返本土的愿望。据《旧唐书》，沃州与威州迁移到幽州，但《新唐书》则记载沃州“没于李尽忠，开元二年复置”。所谓“没于李尽忠”的记载，并不是说其被铲除或消灭，而是说其在幽州又被夺取了，成为又一个回归本土的入内羁縻州。① 因此，对入内羁縻州归属权的争夺，才是战争的根本原因。据《旧唐书》记载，这些入内羁縻州南迁之后，人口数量发生明显变化，如：<o:p></o:p>

“威州⋯. 旧领县一，户七百二十九，口四千二百二十二。天宝领县一，户六百一十一，口一千八百六十九。”

“师州⋯. 旧领县一，户一百三十八，口五百六十八。天宝领县一，户三百一十四，口三千二百一十五。”

“带州⋯.天宝领县一，户五百六十九，口一千九百九十。”<o:p></o:p>

“玄州(即曲据部落，又名李去闾部落)⋯.天宝领县一，户六百一十八，口一千三百三十三。“

“昌州⋯. 旧领县一，户一百三十二，口四百八十七；天宝领县一，户二百八十一，口一千八十八。”<o:p></o:p>

“信州⋯.天宝领县一，户四百一十四，口一千六百。”②<o:p></o:p>

万岁通天元年南迁的四个州，除沃州实际“陷落”外，带州仅存天宝年间的数字，无法鉴别<o:p></o:p>

人口数量的变化情况；仅威州保留迁徙前后的人口数目，至天宝年间(742—756)，景况大变；师州人口数目虽较前有明显增长，但与开元年间(713—741)的军事征服不无关系。③ 而万岁通天二年(697)南迁者，人口数目不多，昌州的现象与师州相同，玄州、信州与带州状况相同，故分析结论如下：<o:p></o:p>

第一，信州建于万岁通天元年，乃唐朝从带州部落析出。弹汗州以契丹王族纥便部为主，而昌州和沃州领有的“松漠部落”，也应指契丹王族部落，④ 故弹汗、昌、沃三州皆自契丹王族纥便部析置。<o:p></o:p>

第二，入内羁縻州的迁徙是为了割断或避免它们与本土部落的联系。但其人口数量的回落，则说明迁徙也经历了严酷的磨难，像玄州部落被分置徐、宋二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此，战争、析置和疾病是人口数量锐减的主要因素。

第三，沃州和归诚州⑤ 是从昌、威二州析置，但这两个新的入内羁縻州都在战争中脱离唐朝而回归本土，说明李尽忠等发动的反唐战争也达到了一定目的，对比之下，唐朝却丧失了原有的部落统治权。

综此三端，可以看出，唐朝初期对契丹的统治，已经很注重对部落的分散控制，因此羁縻州并非以政治“羁縻”为主，它还包括着一种强烈的统治欲望。《新唐书》称：营州官吏“骄沓，数侵侮其下，尽忠等皆怨望。万荣本以侍子入朝，知中国险易，挟乱不疑”，“盗据”营州而反。似乎反叛的原因，就是官吏的侵侮和孙万荣的煽惑，而“挟乱不疑”的记载该怎样解释?因史料的缺乏已成不解之谜。② 但契丹人反唐的目的，并不在于是否归还“庐陵王”的问题，而在于契丹贵族集团与唐朝无法排解的矛盾，即入内羁縻州的人口归属问题。

契丹反唐战争，随着李尽忠与孙万荣的死亡而偃旗息鼓，说明战争的发动者及起因是契丹上层社会及其同唐朝无法调和的矛盾。但是，矛盾并没有通过战争的形式得到解决，相反，契丹部落社会的发展却由此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三、可突于的反叛和唐朝采取的纳质宿卫制度<o:p></o:p>

万岁通天元年(696)发生的契丹反叛战争，使营州的军政统治体系被彻底摧毁，此后二三十年内，营州已成为唐朝军政势力无法达到的“弃地”。开元二年(714)，并州长史薛讷奏请击契丹、复置营州，虽得到玄宗的支持，却遭到朝臣的反对。⑧ 开元四年(716)，契丹首领失活上表请求归附，于是，加封失活为松漠郡王、行左金吾卫大将军兼松漠都督(后加静折军经略大使衔)，仍赐姓李，大小首领仍加封刺史、县令、蕃中郎将等，并任命将军薛泰为押蕃落使、领兵镇抚契丹、奚族部落。次年，复置营州于柳城(今辽宁朝阳)，置都督府兼平卢军使，④ 恢复唐朝前期对契丹本土部落的统治局面。

开元八年(720)，契丹首领、松漠都督府衙官可突于挟制松漠郡王，与唐朝发生军事冲突，迫使营州都督府再次退入渝关。⑤ 战争爆发的原因，一是可突于在部落统治结构中形成的权力垄断；二是同唐朝之间的矛盾，史称因朝廷故意轻视和慢待而造成与可突于“构怨”的局面。可突于发动的反唐战争与以前的最大不同，就是战争状态的时断时续，至开元十一年(721)双方重新确立臣属关系，营州又回迁柳城，但战争并没有终结，直到安禄山反唐为止，营州治所也未再变动，基本起到镇遏“两蕃”(即契丹与奚)的作用。

可突于之乱，始于开元八年(720)，直到开元二十二年(734)，幽州节度使在与唐关系亲善的蜀活部首领过折的配合下，才平息了可突于领导的反叛势力。于是，唐朝任命过折为知契丹兵马中郎将、检校松漠都督、北平郡王，赐姓李。但可突于余党涅里又击杀过折，拥立迪辇俎里为首领，号称阻午可汗。蜀活部即前述乙失活(革)部，迪辇即遥辇。因此，可突于发动的反唐战争，形式上导致契丹部落社会组织结构的重大改变，即大贺氏家族的统治地位被遥辇氏家族所取代。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严格地说并非李尽忠、可突于等历史人物特殊贡献的结果，而是羁縻州制度确立与发展所引起的连锁反应，这是外因通过内因而发生作用的历史实例。

羁縻州制度对契丹本土部落产生的深刻影响，还在于“纳质”、“充宿卫”制度的实施。史载，开元十二年(724)三月，“契丹遣使来朝且谢恩。往岁，契丹使木处离奉国信归蕃，是以来也”。① 值得注意的是“归蕃”或“还蕃”的记录，因为史料记载中还有着与此完全相反的情况，如开元十四年(726)四月，“契丹遣大首领李阔池等六人来朝，皆授折冲，留宿卫”，这是没有放还本土的直接记载；开元二十三年(735)十二月，“契丹遣使渴胡等来朝，授果毅，留宿卫”，②也是未能“还蕃”的记录。而史料中出现的李阔池等人的遭遇，也非当时仅有的特例，据相关史料记载，契丹使者被留居长安，不仅是当时常见的统治方式，还是羁縻政策的主要内容，它属于契丹部落必须履行的“质子”(即侍子)制度的主要补充。而且契丹贵族“留宿卫”范围，甚至包括部落社会的各个阶层。据《新唐书》，开元年间，松漠郡王吐于携公主逃奔唐朝，即被改封辽阳王、“留宿卫”；吐于的继承者邵固，被唐朝加封左羽林卫大将军、广化郡王后，即“以子入侍”。③ 这些说明“质子人侍”大约有章可循，而首领“留宿卫”则有见机行事的可能。

前述孙万荣曾有出任“侍子”(即人质)的经历，这是部落贵族必须履行的责任。松漠郡王失活即曾遣子人侍；④ 在唐玄宗开元二年(714)闰五月的一份诏书中，也提到“充质宿卫子弟”和“质子(即侍子)”的安置与管理问题：“今外蕃侍子，久在京国⋯.宜命有司，勘会诸蕃充质宿卫子弟等，量放还国。契丹及奚，延通质子，并即停追。前令还蕃首领等，至幽州且住，交替者即旋去。⋯.十五年，契丹遣首领诺括来送质子并献方物。”⑤朝廷不仅要求充当人质的贵族子弟及时送入长安，授予职任，而且还规定了交替轮换制度。

这些记载说明契丹子弟入侍和首领人宿卫已成为一项特殊制度，这并非玄宗时期的独创，而是对太宗以来相关制度的延续与继承。这种经常性地遣送“质子入侍”和首领“留宿卫”，无疑成为契丹部落的沉重负担。此外，唐玄宗也非常注重对契丹本土部落的瓦解和分割，如开元六年(718)五月戊午，“契丹部落孙骨呐等十八人内属，并授游击将军，赐绯袍银带，留宿卫”。⑥

所谓“内属”与“人侍”、“留宿卫”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内属”乃是主动脱离部落组织、自愿成为归附朝廷的“归化”人口，⑦ 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主动和被动之分。玄宗时期，契丹“归化”人口的大量存在，与唐朝政府的极力招纳和扇惑政策密切相关。这些由契丹“归化人”构成的归附人口，都被集中安置幽州境内。开元二十年(732)，又将战争所俘奚族五千帐设置为归义州，侨治幽州良乡县。⑧ 其实，所谓奚族五千帐，据新、旧两唐书记载，也含有大量的契丹人口。⑨ 因此，玄宗时期(7l2—756)，大量契丹“归化人”的存在，不仅是唐朝历史的特殊现象，也是契丹部落发展史的特殊现象，它与唐朝推行的统治政策紧密相连。<o:p></o:p>

唐朝对契丹部落采取的“纳质”、“入宿卫”等“监控”手段，也同样施用于归附人口(即“归化人”)的控制和管理，如名将李楷固，虽因功被封为燕国公，① 但终因得不到信任，愤恚而卒；②即使功高如李光弼，也终因是契丹人，而同样受到猜嫌，哪怕与叛军激战之际，也要“辇其母至京师”、授其弟为禁军将领，明为褒崇，暗寓纳质。③ 这种情况，在唐朝晚期也司空见惯，如藩帅张孝忠、王武俊等，也终因是契丹人，即使归顺朝廷后也要照例挑选子孙为“尚主”人选或人侍宿卫，实际是将“驸马”也变作了“人质”，这从张、王二人的子孙在与公主“和亲”中演绎的驸马懦弱、公主跋扈的婚变中，可窥一斑。④<o:p></o:p>

综上所述，这些现象说明，羁縻统治前提下爆发的反唐战争，不仅使契丹本土部落遭到重创，也使部落组织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据《辽史》关于此期的记载，也明确地肯定战争使原有八部已丧失基本结构，重新整顿的结果，形成了新的部落组织形态，⑤ 即遥辇氏八部。换句话说，就是大贺氏王族的覆亡和遥辇氏王族的崛起。中原史料的记载也充分说明许多内属部落在本土部落组织中消失，展现了唐朝中晚期民族分布的现象，即幽州地区大量契丹人口的客观存在。

四、大贺氏的衰微与幽州契丹的形成<o:p></o:p>

唐朝设立羁縻州的目的，就在于分化契丹部落的实力，而唐朝对契丹王族部落大贺氏家族的拉拢与分化，即使是在激战犹酣之际也仍然得以延续，如万岁通天二年(697)十月，封“左玉钤卫员外将军兼汴州刺史李括莫离为归顺王”。⑥ 此事，其他史书则记为：“契丹，其君长姓大贺氏。唐贞观二十二年，蕃长窟哥内属，授松漠都督，封无极县男，赐姓李氏。其曾孙梏莫离，则天时，封归顺郡王。”⑦ 此“括莫离”在“梏莫离”，又或作“祜莫离”、“枯莫离”，⑧ 皆同音异译。《旧唐书》明确记载，窟哥曾孙祜莫离在“则天时，历左卫将军兼检校弹汗州刺史，封归顺郡王”。⑨ 将三条史料相互对比，时代一致、封爵一致，仅“兼任”或“检校”的刺史州名称有异。但分析可知，汴州乃唐朝“正州”而非契丹羁縻州，这是史料中存在的明显笔误，故李括莫离所任刺史州只能是弹汗州，并以弹汗州刺史的身份受封归顺郡王。⑩ 但值得注意的是，李括莫离的兄弟李尽忠发动的反唐战争，在万岁通天二年(697)六月被平息后，唐朝又委任契丹降将李楷固等率军征服契丹残部，直到久视元年(700)七月，此次征伐方才结束。而万岁通天二年十月，李括莫离晋封王爵的情况，必是此次征伐中招抚策略具体应用的结果。这说明李尽忠发动反唐战争的前后，唐朝已经开始对契丹本土部落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

此外，唐朝对契丹王族的招抚，还见于名臣杨炎为人撰写的两篇(均为一人)“神道碑铭”中。其一说：有位名叫做李楷的契丹人，“久视中，以骁骑岁入于辽西，临太原，南震燕赵⋯.有命招谕，合以信誓，际于天人，话言感悟，抚剑叹息。是岁，以控弦之士七百骑，垂橐入塞，解甲来朝。以其本枝，复赐李氏，授玉钤卫将军、左奉宸、内供奉”。① 此李楷，又称李楷洛，即唐朝名将李光弼之父，碑文将其名字写作“楷”或“楷洛”，说明是对契丹语名字的译写，这是记写北方游牧民族语言时“译音无定字”的缘故。久视，乃则天年号之一，仅行用不足一年。碑文“以其本枝”的记载，理解起来含义起码有两层，即楷洛与契丹王族大贺氏的同宗关系和窟哥以来王族世代享受皇室赐姓的待遇，这是碑铭必须突出的重要内容。而碑文提到的“有命招谕”，即具体执行安抚或招降策略，是征伐过程中剿、抚并用手段的真实记录。在另一份碑文中关于李楷洛的家世，则记载为：“世居其北，遂食坚昆之地，实主崆峒之人。大为王公，小为侯伯。其精薄日月，其动破山川。厥后东迁，复为鲜卑之右。”② 所谓“鲜卑之右”，鲜卑即喻指契丹，右有尊、上、长之意，是说其家世尊贵。接下来还叙述了李楷洛本人在则天朝至玄宗朝，先后为朝廷征服“两蕃”和镇守幽、营二州的功绩。又据《新唐书》记载，李光弼“营州柳城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长，武后时入朝，累官左羽林大将军，封蓟国公”。⑧ 这些都说明李楷洛的归附也像李括莫离一样，是武则天征伐契丹残部过程中实施招抚策略的主要成果。李楷洛受招降的时间，即久视年间(700年5月一701年1月)，两篇神道碑的记录都说久视年间是楷洛入朝的时间，故李楷洛的归附也必是契丹降将李楷固征伐契丹余部的直接结果。因此，李楷洛与李括莫离之间应该存在着一定的渊源联系，只是因为史料的匮乏而无法得其详。又据颜真卿撰《李光弼神道碑》记载：“天后万岁中，大将军燕国公武楷固，为国大将，威震北陲，有女日今韩国太夫人。”④

武揩固即李楷固，在则天朝因功赐姓武氏，其女“韩国太夫人”即李光弼之母；则李楷洛的归附，确与李(武)楷固有着密切联系。李楷洛与李括莫离均属纥便部大贺氏王族成员，柳城正是太宗至则天朝前期弹汗州所在。那么，从李括莫离和李楷洛的相继归附，不仅可以看出唐朝对契丹王族的分化瓦解已经取得一定成果，还昭示出纥便部弹汗州起码有大批人口在战后并未回归本土部落。<o:p></o:p>

纥便部弹汗州在玄宗朝更名为归化郡归顺州，就值得深思。贞观二十二年(648)，始置弹汗州，主要安置契丹王族大贺氏部落，寄治营州城下；至玄宗开元四年(716)，更名归顺州时，已内迁幽州境内，再增号为“归化郡”⑤ 时，已是一个完全彻底的内属部落集团。那么，发生这种演变的具体内涵是什么?结合文献记载并加以分析，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答案。

两唐书《契丹传》明确记载，自纥便部设置弹汗州后，李括莫离在则天朝以窟哥裔孙身份被任命为弹汗州刺史，万岁通天二年(797)又加封归顺郡王，这是一个明显高于无极县男的爵位。这种现象，既表明战后的弹汗州重新“归顺”朝廷，也或有重新扶植傀儡的寓意。同时，杨炎撰写的碑铭中将楷洛“入朝”视为唐朝与契丹关系发展中的大事，认为“其来也，戎羯生忧；其至也，幽燕罢警”，① 即由战争状态向和平状态的转折，② 标志着契丹弹汗州部落主体力量的归降。故玄宗朝将弹汗州易名为归顺州，首先与则天朝授予其家族成员“归顺郡王”的爵号有关；其次是纥便部弹汗州已经成为唐朝直辖的入内羁縻州，标志着纥便部大贺氏家族及其弹汗州部落已经成为幽州管辖的入内侨置羁縻州之一。<o:p></o:p>

由此可以看出，契丹王族大贺氏家庭在李尽忠发动反唐战争之后，虽仍保持着对契丹部落的最高统治权，但作为维护家族统治权的基础——纥便部弹汗州，已被唐朝成功地分离出来，导致了契丹王族整体力量的分裂与削弱，其中以李括莫离和李楷洛为代表的一系，已经脱离本部，成为帮助唐朝管理幽州境内契丹人口的政治代表。③ 他们也逐渐开始从部落贵族向官僚地主转变，李光弼父子就是最为典型的例证。这些大贺氏家族成员社会身份的变化，也是大贺氏家族在部落内部社会地位变化的主要原因，而可突于发动反唐战争和胁迫王室的行为，也是部落贵族集团内部重新整合与分化的时代产物。

据《新唐书》记载，开元四年(716)，首领失活率部落重新归附唐朝，因失活乃李尽忠从弟，故仍赐姓李氏，加封松漠郡王。在失活统治时期部落社会发展比较平稳，但失活死(开元五年)后，大贺氏家族的统治地位已摇摇欲坠。先是娑固在位不足两年，即遭衙官可突于挟制而逃奔营州，并在引领唐朝军队讨伐可突于的战争中阵亡。娑固的继承者为郁于，但部落大权已控制在可突于手中；郁于的继承者吐于，也因受到挟制而于开元十三年(725)逃奔唐朝，受封辽阳王、留“宿卫”；吐于从弟邵固成为继任者，在位不足五年，又被可突于所杀。从此大贺氏绝嗣，可突于遂拥立屈列为新王，可突于和屈列被乙室活部首领过折杀死后，涅里又击杀过折并拥立迪辇俎里为新王。屈列和迪辇俎里皆非大贺氏家族之人，④ 大贺氏家族从此退出契丹政治舞台，遥辇氏家族取而代之。而可突于发动的反唐战争，表面看是否定大贺氏家族统治地位而引发，其实乃是本土部落对于重新恢复的羁縻统治形式的否决与对抗。在可突于累次废置王位的时候，唐朝只是采取“怀柔”态度，只要不将矛头直指朝廷，就会对新首领予以承认和封赏。

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唐朝与契丹部落贵族间的矛盾，并不在于大贺氏家族统治地位是否动摇，而在于羁縻统治能否恢复到前期的局面。

在契丹部落组织结构中，衙官能够操纵王权，说明王族势力的衰微，大贺氏已经失去控制王权的能力。这与纥便部弹汗州历史地位的演变存在着莫大的联系，故8世纪前期契丹社会的历史变化，不仅是大贺氏衰落的标志，也是唐朝羁縻统治基本失效的直接体现。<o:p></o:p>

综前所述，随着唐朝以羁縻为前提的分化、瓦解政策的实施，及由此而引起的契丹王族统治的衰微，造成了“幽州契丹”这一历史现象的形成。这是因为：<o:p></o:p>

第一，唐朝推行羁縻统治的结果，最终形成众多的人内侨置羁縻州在幽州地区的集中分布，这既包括了原本存在的以降附人口构成的人内侨置羁縻州，也包括了部分由契丹本土部落<o:p></o:p>

发展、演变而来的新的人内侨置羁縻州。这些新的人内侨置羁縻州的出现，是以契丹本土王族部落统治的削弱为代价；而契丹本土部落大贺氏家族统治的覆灭，标志着唐朝幽州契丹集团的基本形成。前述统计资料已经表明，唐朝天宝年间，居住于幽州地区的契丹人户已经有4600余户、2万余口，从而形成“幽州契丹”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和人文现象，而且自唐朝中晚期开始，有许多契丹人的籍贯已经从部落改为唐朝的州县，如李光弼被称为“营州柳城人”，孙孝哲“家居于范阳”，① 李怀仙世代服事契丹并与契丹人一起降唐，也被称为“柳城胡人”。②<o:p></o:p>

第二，“幽州契丹”的客观存在，不是一个孤立的民族现象，还包容了大量的其他民族人口并共同凝结成地缘关系至为明显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也是契丹人内侨置羁縻州发展、演变的直接结果。在这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既有契丹人流离失所、沦落为奴的事实，也有其他民族人口不断融合的具体现象。如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发现的唐天德军将领王逆修墓志铭记载，长庆三年(821)王逆修“放家人从良”的奴婢中，就有一名契丹女婢，“番名信的铃，汉名春燕，年十四。乞姓王，行第十五娘，于贾氏夫人为女”。③ 还有契丹人李猪儿，幼年沦落营州，被安禄山施以宫刑，畜养为奴。④ 信的铃及李猪儿的遭遇可以显现部分契丹人的历史状况。1952年11月，考古工作者在北京陶然亭西发现“大唐故信州刺史河东薛府君墓志之铭”，说明唐朝中晚期的契丹侨置羁縻州已不是以纯粹契丹人口所构成，而是逐渐包括了其他各民族人口在内，大量的汉族、奚族和其他“诸胡”人口被不断融人契丹人社会。这些现实表明：“幽州契丹”已经逐渐融人以幽州地区为中心的北方社会生活，⑤ 并以有别于本土部落的面貌而在北方社会的各个层面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影响。

第三，集中分布于幽州地区的契丹人口，在安史之乱爆发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其中既有领兵平叛、再造皇室的鼎鼎功臣，也有投身叛乱成为著名将领和藩镇巨帅的历史人物，前者如李光弼，后者如孙孝哲、李献诚、张孝忠和王武俊等，从而掀起了幽州契丹人作用于中原的首次高峰时刻。然后是以五代时期普遍存在后唐至北宋时期的“契丹银鞍直”(或契丹直)而名噪中原，其中，以后唐幽州管内组建的“契丹银鞍直”最为著名，它不仅是中原逐鹿的精良利器，也是抵抗契丹入侵的有力工具，936年被耶律德光无情地杀戮于潞州郊外。但“契丹银鞍直”并没有被消除，941年后在晋平定安重荣之乱的军事行动中，指挥使王重胤率领的“契丹直”仍然是此次军事征讨的精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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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历史】（1）与唐朝的恩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