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被新京报离职的第56天。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在我情绪最低落，最无助的时候，有他们一直在我身边安慰并默默支持、鼓舞我。

尤其要感谢我的挚友，她让我有勇气说出事情的经过。

下面是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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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10多年记者，我从没想过自己的职业生涯会在一张饭桌上结束。吊诡的是，这天又刚好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很多朋友询问原因，甚至到现在近两个月了还不断有人问，我始终没有作任何回答。前两天，我拿到了离职证明，我想是时候把这件事说个清楚明白，也算是对自己有一个交待。

编委的邀约

事情得从2018年9月19日说起。这天上午11：25，新京报社编委涂重航老师给我发信息：您好啊兄弟，最近还常驻贵州吗？我们最近又在招人呢，说要在全国布点，设驻外的记者，你发一份简历，我让深度部核心报道的主编联系你。

当时，我是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的国内调查记者（驻外：贵阳），先后采写了周正龙、杭州保姆纵火案、人民币女孩石奶引、杨丽娟等调查稿件，这些稿件（单篇幅）24小时内在一个平台的阅读量均突破1000万，其中，《杭州纵火案保姆常开主人80万豪车女主人与老公聊天记录曝光粉碎小三说》一文，当天为红星新闻的微博增加了50万粉丝，入选腾讯新闻年度突发调查新闻传媒赏，人民币女孩的现实人生获一点号/凤凰号深度报道榜第一名。

涂重航老师作为前辈，我十分敬重他。我把他的这次邀约看成是对我在工作上的一种肯定和欣赏。新京报承载了太多媒体人的梦想，我决定放弃现有的舒适区，但对于一个有家庭、老婆和孩子的人来说，首要确定的是能否驻外，因为我不想成为一个抛妻弃子的人。涂重航老师说，他跟社长总编谈过了，常驻外地是可以尝试的，但前提要到北京待三个月。

三个月的时间不长，我可以接受，而且老婆也挺支持。春节过后，我飞了一趟北京，跟新京报的领导和部门负责人有过一次愉快的交流。晚上，我们在离报社（幸福大街37号）不远的一家餐馆吃饭喝酒。一起聚餐的有涂重航老师，另外还有几个部门的主编、主任和编辑老师共计10来人。

二月的北京异常寒冷，风飕飕地刮，我穿一件黑色大衣，用帽子将自己的头裹得严严实实。在回酒店的路上冷得发抖，我站在马路上给老婆打电话，告诉她我决定去新京报。

入职新京报

2019年2月27日，我到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辞职，回家安顿好双胞胎女儿，就赶去新京报入职，签了一份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我被分配在深度报道部核心报道组。深度报道部副主编陈薇老师是核心组的负责人，她告诉我，两个月的试用期没有任务（跟入职时人力资源的老师说的一样），之后每个月的任务是1.5条：一条核心报道（两个版），一条焦点报道（一个版），两个月后可以驻外。

尽管试用期没有任务，但我每天都忙着找选题，参加每周一次的部门会议，并及时把选题报给陈薇老师。两个月来，我出差三次，写了五条稿子，全部刊发于新京报或者新京报app、微信、微博、今日头条等平台上。

第一个月，我收到工资494.31元，稿费2027.76元，第二个月工资708.60元、稿费10786.56元，虽然收入与入职前谈的数字有一定差距，但我想刚开始，等转正后就好了。

一切似乎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4月22日，我领到社保卡后，接到新京报人力资源张钰通知：你快转正了，请本周三（4月24日）之前到人力填写转正申请表。但因急着去河南调查黄河文化基金会非法集资，所以拖到4月26日我才将转正申请交给人力资源部的张钰。

我的转正申请是这样写的：

转正申请

尊敬的领导：

我于今年3月6日入职新京报，两个月试用期已满。根据报社规定，现申请转为正式员工。

新京报承载了无数媒体人的梦想，能成为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我深感荣幸，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两个月来，我基本上了解了自己的岗位职责，熟悉了报社以及有关工作的基本情况，并已进入工作状态，先后采写了四篇稿件（另外一条稿子当时还在采访），其中《揭秘假发村》、《关在铁笼里的自闭症少年》两篇稿件，在取得不错流量的同时也获得了一定口碑。

我深知，这些成绩是在报社、部门领导和同事的关心和帮助下取得的结果，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团结同事，与大家共同进步，努力采写出更多独家深度的调查稿件，不辜负领导对我的期望。

在此，我向领导申请转正。请领导批示！

出于对领导的尊重，这份转正申请在交给人力资源部的张钰之前，我先交给部门领导陈薇老师，她收到后回复说：“好的，我们商量一下吧。”

在去郑州的高铁上，我戴上耳机，将音量调到适度，边听音乐，边用手机查询有关黄河文化基金会的资料。第二天一大早，我乘坐长途汽车先到南阳市，接着转车到邓州市。

这时，已经是晚上9点过，我坐在宾馆的床上给老婆打电话，说做完这个稿子，就可以回来了（因为已经到两个月，按照之前的约定，两个月后可以驻外）。

但没想到事情突然出现逆转。

突然被离职

我在邓州待到4月29日。这天上午，部门领导陈薇老师在小组群（新京报对每个选题都会建立一个群，由部门领导、编辑负责跟踪）问我选题进展，我简要说明这几天的采访情况，并告知还需要到郑州（基金会注册办公地在郑州，邓州只是其一个办事处），起底这家基金会和法人。陈薇老师却让我先把采访到的内容写成一条焦点，然后再看要不要继续深挖。

第二天（4月30日）中午，我把写好的稿子交到小组群，然后到旅馆对面的餐馆吃午饭。菜还没上桌，陈薇老师就在群里问我能不能在下午下班前赶回北京，她要跟我见面聊。我问她基金会的事还要不要继续做，她让我先回去，如果要做过完节再回来。

我告诉她，下班之前肯定赶不到北京。邓州没高铁，也没飞机，到河南省会郑州需要坐6个小时的汽车。我购买了当天下午两点过到郑州的汽车票，中途，我接到老婆的电话，她问我五一要不要回家。我已经很久没见到家人了，尤其想念两个不到5岁的女儿，这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离开她们。

在我犹豫是否回家时，陈薇老师给我发信息，时间是4月30日下午6：31。她说：付老师你明天不回家吧，在北京吧。我双手握着手机，盯着屏幕，用简体拼音键入“陈老师，家人想让我回去，我也想回去看看女儿，过完节上班了再到单位见你”，消息还没发出，就弹出陈薇老师的信息：咱们约个时间面聊？到办公室，或者外面找个地方也行。

看来领导是非要跟我见面了。我赶紧把没有发出的字全部删掉，然后回复“好的”，并说找个地方请陈老师吃饭。“不用不用，应该我请的。”她回复。

当晚没有到北京的票，我只买到一张第二天（5月1日）下午两点过到北京的高铁票。我把信息截图发给陈薇老师，她立即回复：好的，那我们就改晚上见吧，7号线和14号线九龙山站有个商场叫合生汇，去那儿吧，晚上6点左右。

5月1日下午4:58，陈薇老师又给我发微信：付老师计划没变吧？我准备一下就出发了。

陈薇老师安排见面的这家店，位于商场的负二层，地铁站有一个口直接可以到，但我对北京不熟，所以绕了些弯路，到店已经是6：30。

见到陈薇老师时，她坐在一张独椅上，黑色双肩包挂在椅子上。我环顾四周，只有正对面有一个沙发，我有些不好意（沙发应该是领导坐才对）将背包放在沙发上并坐下。

作为领导，陈薇老师没有架子，点菜时还顾及我是贵州人爱吃辣椒，这令我感动。

点完菜，我杵在那里，不知道说啥。这时，陈薇老师开口说话了，付老师家是哪里的，之前在哪些媒体待过，来新京报有什么感受。我中肯地说了自己的感受，总结了一下自己的工作，有好的地方和欠缺的地方，特别提到到新京报以后跟老师们学到了不少东西，业务上有很大提升。另外我还说了一些自己面临的困惑，比如之前在传统媒体时写稿子是一种风格，到了红星新闻后又变了一种风格，现在到了新京报又变成了另一种风格，但是不管怎么变，我还是坚持讲故事，讲好故事。

吃了两口菜，陈薇老师话风突变：我们对付老师的期望挺高的，作为第一个驻外记者，我们对付老师的要求自然更高。而且，自从驻外的消息传开后，很多人投简历都要求驻外，我们感觉付老师没达到我们的预期，虽然做了好几条稿子，这些稿子也都发了，但经过我们讨论后觉得付老师还是不太适合。

我一阵眩晕，瞬间懵逼，但我听明白了陈薇老师话里话外的意思，她是要我走。我也很识趣，没有想原因（当时那种场合也由不得我想原因），就说上班后第一时间去人力资源部办理离职手续。

“不用，付老师，不用那么麻烦的，我都把资料带来了。”说完，陈薇老师从背后拿过黑色双肩包，迅速将包打开从里面拿出三张（二张三张我记不清楚了）纸和一支笔递到我的面前，“付老师，要签字的地方都画了圈，付老师在上面签字就可以了。”

作为一个男人，当时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根本没有心思考虑到底是为什么，或者问个清楚明白，我接过陈薇老师手里的笔，看都没看纸上面写了什么就签下自己的名字。不过，在我把签字后的纸交给陈薇老师时，我留意了一下上面写有离职申请表几个字，其余部分全是空白。

陈薇老师后来在部门会上说，是我要求离开的，她还给部门的记者说不要受我的影响。

实话说，我完全可以不签字，一是在饭桌上不合适，而且陈薇老师只是部门负责人，按照流程，离职应该由我本人写申请，然后领导审批后交给人力资源部的人员办理。二是进入新京报期间，我没有犯任何错误。三是在两个月试用期没有考核任务的情况下，我积极采访，努力干活，拼命写稿。

这期间，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对我有什么要求，或者需要我做什么样的选题，写什么样的稿子，我所做的全部选题，都是经过报社领导层层审批的。从始至终，也没有任何人说对我有什么期望。而且我和分管领导涂重航老师还有过几次交流，他都说刚开始，不要着急。

但我还是签字了，原因是我觉得就算留下来也没有意义。

这天晚上，我把离职的事告诉涂重航老师。这次，没有看到刚接触时他说的那声“兄弟”，他只是说：好的呀，无论在什么地方，继续加油啊！有需要的地方尽管说。

被离职的第二天，朋友请我吃火锅，不喝酒的我喝了不少，我借着喝多了躺在座位椅子上，眼泪突然哗哗哗流出来，我赶紧用双手盖住自己的眼睛，生怕被对面的朋友发现。

我难过，不是因为离开新京报本身，而是对新闻记者这份职业的不舍。我做了10多年记者，当初离开红星新闻，我纠结了很久，我选择离开不是说红星新闻不好，我在红星新闻过得很开心，跟领导、同事相处融洽。

而我选择去新京报，不是奔着钱（实际上记者这个职业本身也挣不到钱），而是想换一个平台，沉下心来做一些有意义的选题，写出能让人记得住的新闻作品。

但这趟北漂的列车，实在太过于短暂，甚至可以说刚开始就结束了。

而我一直坚持和追求了10多年的新闻理想，因这一纸离职证明，像一盆刺骨冰水浇下，从头凉到脚。

付松

2019.6.25

我为什么从新京报离职——原创： 付松

我为什么从新京报离职——原创：付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