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7年6月9号到今天，章莹颖被害已经超过了2年。2年了，被告方从未承认过罪行。直到昨天，嫌疑人克里斯滕森终于承认了自己作案，留美中国学者章莹颖被害一案的审判也终于到了定罪阶段。

（图片来自共青团中央）

庭审中，美国检方、助理检察官米勒在开庭陈词中称，克里斯滕森曾吹嘘，章莹颖已经是他的第13名受害者。克里斯滕森虽然承认了罪行，却依旧希望免除死刑，他的律师也仍然希望以精神问题为名为其辩护。

据克里斯滕森交代，案发当日，他假称自己是卧底警察，诱骗章莹颖上车。克里斯滕森将章莹颖绑架回到公寓，在卧室床上强奸了她，后又在厕所用棒球棍打伤她的头部，掐其喉管约十分钟，然后对其实施斩首，最后弃尸。

2年了，章莹颖的遗体仍旧没有找到。

（图片来自共青团中央）

据美联社13日报道，检方还出示了一段监控视频，显示克里斯滕森在章莹颖被杀3天后购买了专用于疏通下水道的化学制品Drano和13加仑（相当于2.6桶桶装水的体积）的厨房垃圾袋。

如今，我们离真相如此接近，人人都希望这样穷凶极恶的人可以被判处死刑。然而，一片呼声中，出现了不少希望恢复古代酷刑作为刑罚的声音。包括斩首、凌迟、车裂。赞同的人还不在少数。

克里斯滕森曾把自己比作美国70年代连环杀人魔泰德邦迪，其心可诛，人们想判他死刑的诉求很合理。同样的，如果可以，我希望克里斯滕森现在、立刻、马上去死，原地死亡，螺旋升天再下地狱。此处省去200句脏话。

可是酷刑就仅仅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因为这个时代已经不再需要酷刑了。

从同态复仇说起

酷刑，不需多言，是一类极端残忍泯灭人性的刑罚。在封建时期，世界各国都有各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残忍刑罚。它有一个典型特征——刑罚的程度远远超越了犯人所犯罪行的程度。

汉朝的吕太后发明了人彘这种酷刑，就是把四肢剁掉，挖出眼睛，用铜注入耳朵，使其失聪（熏聋），用喑药灌进喉咙，割去舌头，破坏声带，使其不能言语。她命人将将戚夫人做成了人彘，还安排了专人“照顾”，然后丢弃在茅厕中任其痛苦死去。

戚夫人是汉高祖刘邦的宠妃，三千宠爱在一身。她曾百般祈求皇帝能废太子改立自己的儿子，吕后对她嫉妒和怨恨到了极点。可戚夫人犯了什么不赦之罪吗？立场不同各自为政罢了，况且替她儿子争储也未成功，让她以这样的结局收场，只能说那个时代太过恐怖了。

那么如果同态复仇，你杀了我妈，我就杀你，这样行吗？

看起来很公平。

杀人偿命，就好像欠债还钱一样，被广泛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在实际执行中的标准是欠统一的，且具有自主随意性。比如你把我腿打断，我也把你腿打断。但你体格不行，死了，这怎么算呢？

再比如A杀了你父母，你是应该杀A还是杀A的父母？这选择必然千人千面。杀A，找对了凶手，可是好像少抵了一条命；杀A父母，好像让局势变得平衡，可是A父母是无辜的呀。

在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相关法条中，就有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倘人毁他人之目，则毁其目；倘人断他人之骨，则断其骨”。这就是同态复仇，一种古典的朴素且暴力的复仇方式，看似合理，但是操作起来有很多问题。

除了刚才提到的自主随意性，这种法律还是变相助长罪恶的。我打你，你就可以打我，打回来。它并没有强调其实打人是错的，不应该打人。同时，由于在判断过程中的自主性和随意性，它只会将愤怒和仇恨推向更深更远。

法律如果这么纵容民众，这个社会上一定会因为等位报复而出现许许多多的残疾人。如果法律更残忍，把酷刑纳入惩治手段，这个社会的仇与恨一定会很快积攒起来，那刑罚和恶魔本身还有什么区别吗？

审判还是泄愤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句话耳熟吗？法律是为了公义而制定的，我们制定法律是为了公正审判，难道民众更愤怒法律条款就可以松动吗？如果为了平民愤而制定法律，不是助长了按闹分配吗？

法律是按照一定的程序来维护公道的，是非对错、轻重缓急，我们不得不引入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总是有网友说支持偷孩子死刑，是啊，偷孩子的人人喊打，罪恶滔天，但还真不能一竿子打死地定死刑。

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一件事，孩子被偷被拐了，作为当事父母，关注的焦点必然是孩子是不是活着？是不是健全健康？而绝对不是，人贩子是不是能判死刑啊？

人贩子被警方抓来了，孩子不知道被藏匿或卖去了那里。审讯时候我们是说“你老实交代，争取减刑”；还是说“你看看人家父母急成什么样子了，你老实交代，不过交代完了还是会判死刑哦”。

我们定一条刑罚，目的是减少犯罪，和减轻已经发生的犯罪造成的损害。

一旦贩卖人口就一律判死刑，那人贩子就会破罐破摔了，反正判到底了就是一死嘛。一旦被逼急了，撕票灭口加抛尸不是分分钟的事吗？这种法律只能把凶犯往更绝的路上逼。

如果只是因为民众愤怒就要判人贩子一律死刑，人贩子狗急跳墙了，谁能站出来来为死去的孩子买单呢？

死刑，不是一劳永逸的预防手段。有效的刑罚，应当是有梯度的，否则凶犯很容易为了掩盖较轻的罪行，犯下越来越重的罪行。就连故意杀人、制毒贩毒都不是一概死刑，而是根据情节轻重、作案动机来量刑的。目的就是给人留下生存的和轻判的希望，供出更多同伙，说出更多隐情，帮助破案。

偷孩子，在情感上让人们无法接受，它的的确确是丧尽天良的罪行，引起民愤也理所应当。前些天，《三联生活周刊》报道了一则保姆偷走孩子27年后送回的事件。由于2018年当事保姆自首时已过刑法追诉时效，因此这个人贩子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图片来自红星新闻）

令人作呕的是，当事保姆毫无悔意，知道法律已经无法制裁，就说“爱骂就骂吧，管他那么多。我跑不了，也不怕警察找。”甚至还说得出和孩子生母“可以就当走亲戚”这样的话。

（图片来自红星新闻）

看完这些你生气吗？生气，或者希望她坐牢都是正常的反应。可是我们的确没有办法用法律惩罚她了，按照游戏规则，我们只能用道德谴责她、抨击她。

很多人一定会觉得不公平，一个人渣居然就这么算了？

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法律不是完美的，它只能帮助大多数人寻求相对的公正，而我们离不了这种相对公正。我们无法苛责法律，因为它是总体有效的，也是不断走向完善的。

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中，杀人犯李晓明在戏院杀害了9个人，引起了民众强烈的愤慨。于是，他被提前执行了死刑，越过了排在他前面的，杀人越货的52个死刑犯。

程序合法也是法律的一部分。为了平息民愤，法律自己打了自己的脸，丧失了原本作为审判准绳，维护总体公正的权威。

前阵子上饶五小一案中，残忍杀害女儿同桌的那位父亲，不就是自以为是的正义者吗？我们来“翻译”一下这位父亲究竟干了什么，他准备好了用自己一条命换对方一条命。以女儿成长永远缺失父爱为代价，以自己家庭的名声为代价，赔上自己整个后半生去杀人。

就算事实真的是校园霸凌，也断断轮不到他来做审判者、裁决者。他有100种方式处理问题，可他选择了动私刑和动酷刑，残忍地杀害那个孩子。所以他只能是个满腔愤怒、红了眼的凶徒。

这样一个逾越道德和法律，践踏他人生命的人，就算他真的“从源头解决校园暴力”了，是什么值得歌颂的事吗？

他在网络上是一些人口中的英雄，但你信不信，如果你们家孩子和这个女孩儿同班，你会告诉他你这个同学的爸爸是杀人犯，离她远点。付出生命的沉重代价，换来的可能是伴随女儿一生的阴影。

话说到这个份上，能明白泄愤和审判的差别了吧？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要酷刑的原因。看看想用酷刑的人嘴里说的是什么，“把他凌迟了都不解恨”。

哪个倒霉蛋来行刑

今天，我们聊的凶手是克里斯滕森，“人人得而诛之”的恶魔，一个没有丝毫悔意，杀人取乐、丧心病狂变态。13条人命，如果是真的，凌迟搞不好还便宜了他。我真希望他饱受痛苦和折磨之后慢慢死去。

不过，我们好像还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今天网友们舆论审判完了，酷刑的令箭扔出去了，那么谁去做那个行刑的倒霉蛋呢？

想把他凌迟处死，没问题啊。不过谁去面对那个血淋淋的人呢？谁又来宣布死亡呢，搬运尸体，运送火化呢？

极端血腥、恐怖的场面会给人带来强烈的生理、心理不适，没有人生来适合去做这些刽子手。如果有人自告奋勇说能经受这些场面，你敢让他上吗？你不怕他从心理变态发展成行为变态吗？

你说可以用机器？嗯，你很有想法。不过就算我们可以用机器，人也必须控制好机器。机器运转完了不得去清理吗？机器坏了不得检修吗？不论何时，人始终得站在机器的两端作为把关。就算是全自动一体化的，你也得去开去关，怎么可能避免让人看见那些被行刑完的痕迹呢？

今天一些地方的枪决，已经被换成了更平静的注射死刑。既省去了大费周折的押送人力，也是为了少一些血腥的场面。

只要结局是那个罪犯死就好了，我们不想，更不能再制造屠戮和血腥，去伤害无辜的行刑者了。让一个罪犯能够平静地去死，不仅仅出于对犯人本身的人道，难道不也是对更多无辜的司法人员的一种人道吗？

某些人所支持的酷刑，并不能阻止罪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