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频繁辞职和就业的话，他的信用肯定就成问题了。”近日，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葛平安的一席话，引发热议。随后，浙江省人社厅表示，这句话针对的是恶意频繁跳槽行，正常的跳槽不会影响信用分。然而，还是有很多网友担心，这会影响自己的自主择业权。

　　谁来判断频繁跳槽是恶意的？

　　葛厅长的这一席话，是有语境的。在座谈会上，有企业大倒苦水——不仅招工难，留住人才也很难，让员工提前一个月离职，要赔经济补偿金……但“员工要走，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面对企业的抱怨，葛厅长表示，员工要走，接下来也有制约措施，“我们马上要推进人社的信用体系建设……个人频繁辞职和就业的话，那他的信用肯定成问题了”。

　　这段视频随即引发关注，浙江省人社厅负责人连忙回应：员工频繁无序流失是企业的一大痛点，那句话针对的是恶意频繁跳槽等行为，正常离职不受影响。

　　这位负责人所说的恶意频繁跳槽，可能指的是一些媒体报道过的“职场劳务碰瓷”。比如故意不签劳动合同，通过劳动仲裁索要二倍工资；主动不要社保，事后举报索要补偿；还有人一年内换了11家公司，申请仲裁11次，提起诉讼8次，诉讼请求都是索要加班工资……

　　可此类问题并非无解。以不交社保为例，如果企业严格遵守劳动法规，依法缴纳社保，那就不用怕被要挟。就怕有的企业为了省下社保钱，半推半就，甚至主动建议应聘者不交社保的要求。

　　果真如此，被员工索偿，只是在为当初的决策买单。至于给加班工资，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就算有“碰瓷式职业维权人”（极其罕见），无论是提起劳动仲裁还是诉讼，都要用证据说话的。如果劳动者提供虚假信息欺骗公司，或者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公司也有权解除劳动合同，无需赔偿。

　　现实中，绝大多数人都是老老实实搬砖——大家都知道频繁跳槽对找工作不利，也不可能靠企业赔的那点钱过一辈子。

　　某招聘网站发布的《2019春季跳槽报告》显示，白领们决定跳槽的根本原因还是“钱”，有64.22%的白领表示因薪酬不理想而跳槽。此外，企业发展前景不明、晋升受限和福利待遇也是促使白领跳槽的主要原因。

　　就算有一些人频繁跳槽，往往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有数据显示，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为2.5年。浙江的情况也没有好太多，去年《改革开放40年浙商生存发展报告》显示，从1978年到2018年，浙江存活10年以上的市场主体约占总数的三成，而注吊销市场主体的平均寿命只有3.7年。

　　如果某个行业不景气，其中的中小企业日子自然不好过，员工也就很可能频繁跳槽。在一些企业眼里，是这个员工对企业不忠，恶意跳槽，但在旁人看来，他只是在找一份稳定些，能养家糊口的生计。

　　在劳资关系中，相关部门不能“拉偏架”

　　近年来，不时有企业界和学界人士抱怨，中国的劳动法太超前，对企业要求过多，对员工过度保护，损害企业竞争力。

　　上文的那家企业也觉得开除员工需要赔偿，但“员工要走，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似有不平之意。

　　不过，她有没有想过她的企业对员工的吸引力怎么样？在一线大城市，户口很金贵，一些企业就以给户口为条件，要求员工服务数年，否则就要交一大笔违约金。这样的单位，即使工资很低，还是有人挤破脑门愿意进。即便员工拿到户口就跳槽，不少法院判决也会基于诚实信用原则，酌情裁定员工向企业的赔偿（数额一般会低于协议约定）。

　　所以说，企业想留住员工的办法很多，无论是薪酬，户口，还是职业发展，有一样就行。什么都没有，还想限制员工自主择业权，企业自然招不到人，留不住人。有网友这样嘲讽自己的老东家——总是让我们学某某公司的狼性，却不学人家的福利待遇，结果学成了个哈士奇。

　　更重要的是，“劳动法过度保护员工”的观点，与社会的普遍认知相悖。我们听到过、看到过太多劳动者权益受损害，忍气吞声的例子，却少见相关部门出手相助。

　　相关部门急企业所急没问题，但在此之前，也要问问自己劳动者合法权益保障的怎么样——如有网友发问“8小时上班制度，周末双休制度，有几个企业能做到？为什么不把这些列为企业征信？”

　　信用体系要建设，但权力边界一定要明确

　　在现代社会，信用就是财富，完善的信用体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人们之间的互信，没人会反对建设信用体系。

　　不过，收集什么信息；拿这些信息做什么；谁有权看这些信息，这些更重要的问题一定要公开透明，让公众参与决策。

　　以德国为例，德国的"通用信用保险保护协会"(SCHUFA)是一个民间机构，与官方无直接关联。该机构目前掌握有6630万个人以及430万企业的信用相关信息，并给出评级。SCHUFA评分较低的人，在银行贷款、租赁房屋时都会遇到不小的麻烦。

　　不过，是否积极参与健身活动、是否遵守交通规则、是否定期看望父母这类问题不会影响SCHUFA的信用评分。《联邦数据保护法》等多部法律还明确规定，征信机构不得在信用评分中体现个人的收入、存款、生活方式、消费习惯等信息。

　　美国的信用平台则是由不同的信息渠道汇集成个人信用数据，涉及个人隐私的数据，只能由律师、会计师等人调阅，相关部门绝对不能接触这些个人隐私。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信用体系混乱，信用与商业行为不分，法律和道德不分，一些地方将欠缴水电费、乱闯红灯、地铁逃票,甚至儿女不定期看望父母等道德问题都纳入信用评价体系。如今，跳槽这样的市场行为也要纳入信用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未来法治研究院副院长丁晓东通过分析“被遗忘权”相关案例认为，数据收集并非越多越好，无论是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还是现在特别热门的数据隐私和信息隐私问题，一定要返回到数据治理的最初原则，以信息合理实践和隐私保护为目的进行合理规制。同时，应更多关注信息合理流通、信息收集中赋予数据主体的一系列权利，如访问权、更正权、知情权、删除权等。

　　建设信用体系有必要，但收集什么信息要有边界。信用体系可以让社会更守信，让交易更便利，但它不该、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道德完人”。

“个人频繁跳槽，信用将成问题”，凭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