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在颐和园乐寿堂与外国公使夫人合影

原标题：慈禧的两个世界

史家陈旭麓先生说：研究中国近代史当读懂三个人，一个满人、一个汉人和一个洋人——慈禧、李鸿章、赫德

作者：本刊记者李宗陶

咸丰十年八月（1860年9月），英法联军先后在张家湾、八里桥大败僧格林沁、瑞麟、胜保所统各营。瑞麟逃，胜保中枪坠马，僧格林沁自劾“死有余辜”，第二次鸦片战争胜负已定。此前，《天津条约》已经签订，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局《江宁条约》一样：割地、赔款、开放口岸。

初八（9月22日），31岁的咸丰帝带着近臣和后妃仓皇北上，避走热河，号称秋狝（即打猎），留下一个没有皇帝的国都和四面仓皇中离散的人心。此时，英法联军已进驻通州，直逼京城。

13天前发朱谕表示要“亲统六师，直抵通州”的皇帝显然不适合带兵打仗：他跛着一条腿，是做皇子时坠马受伤所致；10年纵情声色的帝王生涯，令他服食过多秘药和鹿血，因而“体多疾、面带黄”；此外，他沉溺于福寿膏（即鸦片）——当时国中，像他这样的烟民有数百万人，而衙门中抽鸦片之盛，已经到了官员不得不雇人代执公务的地步。

10月6日，联军入圆明园，洗劫；10月18日至19日，火烧圆明园。西北海淀一带延烧累日，红光半壁。时人记述里，满是枪炮声、哭喊声、詈骂声，以及抢掠、逃难、物价腾涌……

恭亲王奕訢“登高瞭望”，“痛心惨目”，“无地自容”；接到奏报的同治硃批“览奏曷胜愤怒”；一大批士人在“历代圣容皆为碎裂”的惊谔之中“欷歔”、“泣下”、“为之大哭”、“须发皆白”……

奕訢奉旨与洋人议和。百里之外，26岁的懿贵妃“深以为耻，劝帝开衅端”，可是咸丰正病着，不愿离热河，但他仍然能到如意洲的水上戏台去观戏。其时国人，十之八九是主战的。这种朴素的强硬，是爱国，也是对世界情势和本国实力的无知，许多人还抱着泱泱华夏世界中心的心态。

也有一部分相对开明的满汉官员接过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开洋务之先声。1860年12月，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上奏“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奕詝撒手西归。他临终口授了遗嘱，立惟一的皇子载淳为皇太子，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等八大臣辅弼；同时赐印两方，一方“御赏”给皇后钮祜禄氏，一方“同道堂”给幼帝，由懿贵妃那拉氏掌管——凡皇帝谕旨，起首见“御赏”，结尾见“同道堂”，方有效。

咸丰这一去，将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托付给一个6岁男孩、两个年轻寡妇（一个25岁，一个27岁），以及一班位高权重、日渐跋扈的顾命大臣。

短短73天里，从热河到北京，一场权力争夺战与皇帝的后事同时进行。其间发生过顾命大臣拒绝、顶撞、刁难两位遗孀和咆啸朝堂将小皇帝吓哭并尿了裤子的事。恭亲王站在嫂嫂一边，朝野上下站在孤儿寡母一边的也居多数。结果以载垣、端华自缢，肃顺斩立决于菜市口，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而告终，史称辛酉政变。慈禧这个称谓（徽号），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梳妆台前的美人

1644年立朝的大清帝国总共延续268年，从1861年至1908年，它的实际统治者是叶赫那拉氏慈禧。

47年间，慈禧发动过两次政变，三度垂帘听政，两决皇储，乾纲独断，原因何在？除去她的个性、能力，梁启超在《论正统》中有分析：千百年来，历代最高统治者自诩受命于天，独掌专权，是为正统。专制制度到清代已高度成熟，皇权正统思想也深入人心——吴可读以服毒自尽为同治争嗣子，戊戌之后慈禧欲废光绪、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那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都是实证。慈禧精于弄权，但她的手段也并非高深莫测，在历次维护皇权的争斗中，助其屹立不倒的，是那面正统的旗帜。

几位见过晚年太后的西方人将她描述为身板挺直、面目秀丽、长着一双鹰眼、有着明显鞑靼人容貌特征的女性。

“她的面容与其说美丽，不如说是活跃动人。她的肤色稍带橄榄色，照亮她脸膛的是掩在睫毛后面的漆黑双眸，其中含着恩宠时的笑意和暴怒时的闪电。”

1904年8月5日，美国女画家卡尔进宫为慈禧画像。她后来记道：“太后全体各部，极为相称。面貌之佳，适与其柔荑之手、苗条之身、黑漆之发，相得而益彰。盖太后广额丰颐（史书载，武则天方额广颐），明眸隆佳，眉目如画，樱口又适其鼻，下额极广阔，而并不带有一毫顽强态度。耳官平整，齿洁白如编贝。嫣然一笑，姿态横生，令人自然欣悦。……如以明珰满身，珠翠盈头，其一副纤丽庄严之姿态，真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慈禧当年69岁，卡尔瞧着仿佛四十出头。

参照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慈禧大幅染色照片，在众多扮演过慈禧的现代人当中，日本女演员田中裕子2010年的慈禧扮相似乎最为接近。

关于慈禧的身世有满汉两个版本，分别在正史和野史间行走，从中或可窥见书写者心态。史学界采用满人说：父亲惠征，祖上三代都是清朝中级官员；母亲富察氏。那拉氏家谱中记载着她出生于道光十五年十月十日（1835年11月29日），北京西四牌楼劈柴胡同；据说出生后，有男差8人、妇差8人负责她的生活起居。也有太监回忆，太后晚年常说昔日家中困难，她曾为人代做袜底，贴补家用。

皇室满文宗谱《玉牒》中记载着她在咸丰朝的晋升：由进宫时的兰贵人而懿嫔，而懿妃，进而懿贵妃。21岁那年，她为咸丰诞下了第一位皇子。母凭子贵。

这是一位“少而慧黠”、“心思灵敏、突过于人”的女性。她曾对德龄说起青春往事：“入宫后，宫人以我美，咸妒我，但皆为我所制。”

慈禧爱美，她曾对德龄说：一个女人没心肠打扮自己，还活什么意思呢？寻常妇女，把装饰当成专给别人瞧的玩艺儿……这真是太看轻自己了。即使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宫里，我对于装饰还是要讲究的。正如贴身宫女何荣所见，年轻时色冠六宫的太后头上戴的、身上穿的、脚底踩的，没有一处不讲究。

她的衣服首饰衣料绣花鞋分门别类登记在册，由5个太监共同管理。她最喜欢淡红和淡蓝色的衣服，其上花团锦簇，均为手绣；她的睡衣前后都有金色团龙，所用丝线极细软；大典时才穿的绣花鞋四面缀满珍珠，鞋底很高——前来觐见的外国人常对她修长的身材印象颇深。她最爱的首饰是一个翡翠戒指、头上的几朵珠花、两把张之洞进贡的檀香木扁方以及一件珍珠串起的披肩。进宫时咸丰帝赐的一对小珠子耳环常年戴着从不摘下，她只需每日根据服饰另配一副——她有4个耳洞。何荣说，太后的东西，多是天下独一份的，因为没人比她更高贵。

直到晚年，她周身的肌肤柔滑细嫩，一双手尤其白腻，堪比少女，或应归功于御制的玫瑰香皂、耐冬花露、脂油，每10天一茶匙的珍珠粉，滚面用的玉棍，掺有极少量铅的米粉，由玫瑰花精炼的胭脂，以及她从年轻时就开始喝的每天大半茶碗人乳……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宫档案中，确有长居宫中、专供太后乳汁的妇女名单。

保养双手及长指甲是耗费功夫的事情，梳头、洗澡更是工程。每天早午，慈禧停留在梳妆台前两三个时辰。她一丝不苟出现在群臣面前，隔着一道纱屏，君临天下。

黄纱屏后的主人

美国传教士何德兰1888年来华，在汇文书院任职，亲历清王朝最后二十多年。他的妻子是慈禧太后和母亲、隆裕皇后的妹妹以及众多格格福晋的家庭医生，多有往来。他在回忆录里描写了晚清官员上朝的情形——

要是你半夜里跟我一起来到前门口，你会听见大门带着凄厉的叽嘎声荡开，过一会儿就有许多马车和骡子载着官员们去上朝，隆隆声和骡腿踩在石头地上的得得声响成一片。要是你跟我在那里呆到天亮之前不到一小时，你就会看到他们像悄无声息的幽灵一样盘腿坐在未装弹簧的马车后座上回家去。

在垂帘听政的日子里，慈禧清晨5－6点起床，有时4点即强起，惟恐王公大臣说闲话。二三十岁的慈禧，想为大清朝守江山。

其时，有清二百年尚无垂帘问政的先例。在慈禧手上，诞生了11条“垂帘章程”，核心是一切政务由两宫太后裁定，集大权于一身。于是，养心殿上，雍正手书的“中正仁和”匾额下，载淳坐在宽大的红木宝座上，从6岁坐到17岁；他的身后，是八扇精致的黄色纱屏，纱屏后设御案，慈安居南，慈禧居北。议政王奕訢率内廷诸臣六部九卿在前殿肃立，殿外是顶戴花翎、袍褂朝珠的王公大臣们。此时年号已由慈禧眼中不祥的“祺祥”改为“同治”，所发上谕，都是以同治帝的名义。

这12年间，在恭亲王的帮助下，慈禧一步步学习如何收拾内忧外患：太平军定都南京已8年，捻军仍活跃，中亚浩罕国阿古柏入侵新疆，沙俄侵占伊犁……

她的学识，在男人的世界里本不足道，但与同时代的宫中贵妇相比，她粗通汉文，善于学习，字写得“端腴”，也因此有过一段在咸丰帝身边“披览各省章奏，通晓大事”乃至“代笔批答奏章”的实习期。

她能说满语，但不识满文，至于汉语程度——

垂帘听政后30岁时，她亲手写的罢黜奕訢的上谕现存第一历史档案馆，节录如下：

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劣）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难以悬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视）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暗）始（使）离间，不可细问。……若不即（及）早宣示，朕归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正（政）？……

不足三百字，错字或不当十余；文句通顺但粗俗，实非内阁文官所能代拟。

40岁时，作贺母亲七十寿辰诗一首：“世间爹妈情最深，泪血溶入儿女身。殚竭心力终为子，可怜天下父母心。”也算留下一条家喻户晓的句子。

慈禧常年请两位秀才出身的首领太监进寝宫坐更，午睡晚间都要讲一两个时辰的书史。幔内有妈妈一名，为她轻轻捶腰。妈妈一摆手，讲读者遽然止声，慢慢退出。太后睡着了。

慈禧听的多是四书、诗经，她敬孔子，爱读《两都赋》和李白诗，对易经不感兴趣。戊戌之后二次垂帘时，她每感学问不足，传太医院更有学力者轮值讲读，其中有位姚宝升尤得器重。

她生性刚毅，极自信，也执着；她重情，但理性更重，很能自控。她笼络人的本事和她的硬心肠一样出名。

有一次，她手持一根绿色玉杖，口作呖呖之音，声极婉转，唤回了一只放出笼中不肯回来的小鸟；且小鸟自高枝落在杖头，渐有昵就之意。时人称奇，乃引申四海之大，无人（物）不俯服其意。

恭亲王和肃顺都是满人中的丈夫，论才智足以独当一面，但同她较量时都败下阵来——肃顺人头落地，奕訢伏地痛哭，晚年更是锐气全消。被她重用的汉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袁世凯都有不同程度的紧张畏惧。

她知人善任，也懂抑扬有时，分而制之。她曾抑奕訢，扬奕譞；抑曾国藩、曾国荃、刘蓉，扬李鸿章、左宗棠；抑李鸿章、刘铭传而扬左宗棠、张万之、英翰……这些起落张弛的手法，并非她的发明，她只是在男人主宰的世界里运用那些规则的“亲爸爸”“老佛爷”。在那个世界里，她喜欢人们把她当作男人。

她也是天生的女主人，她的应酬功夫和魅力在另一个世界里展现。庚子之变后，她开始接见并宴请外国公使的夫人们。她从宝座上走下来，对客人说：又得您瞧我来了，深感幸运。她会拉着女客们的手，问她们进宫来这一路是否劳累，点心是否适合口味。她会对每位客人分别关注一小会儿，使得对她素有偏见的人也受到感染。当她听说一位夫人在太平天国之乱时受过伤，立刻泪水盈眶，握着对方的手说：这种事儿不会再有了。宴席上，有夫人颇为失礼地向太后索要她用膳时与众不同的碗，她稍稍犹豫一下，转头吩咐太监：去，给她备两个（成双）。

识时务者洋务，群起言者清流

从热河行宫里那个强硬的主战派，到1860年代中期“自强”的赞同者、洋务派的支持者，慈禧是被时势推着前行的。郭嵩焘曾用12字概括1840年以后清廷的外交四味：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因愚蠢而行蛮，行蛮不逞则使诈，使诈不成则跪地求和。

清人王照评说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她常做的，是在一片折子的末尾签署“依议，钦此”。若说主政，还是恭亲王奕訢，军机大臣文祥、宝鋆、沈桂芬、王文昭等人，以及一批渐渐强大、能够左右庙堂的清流。

恭亲王是晚清政府中最早与洋人打交道的人之一。1867年1月，在为同文馆内增设算学馆一事的奏折中，他力陈“识时务者，莫不以学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批驳保守派“从西人为非、为深可耻”之说。

在中央，尽管有军机处的沈桂芬、文祥等人附议支持洋务，但以倭仁、宋晋为代表的守旧派颇有势力，于是真正实施洋务运动的主要是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丁日昌、沈葆桢、刘铭传、刘坤一等人成为先行者。

此外，还有一支被遮蔽的力量：外国人。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以上帝的表亲身份来到中国并以拯救这个国家为己任，但不妨碍其中一些人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重要作用。史家陈旭麓先生曾说：研究近代史当读懂三个人，一个满人、一个汉人和一个洋人，即慈禧、李鸿章和赫德。

英国人罗伯特•赫德19岁到中国，在第二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职位上一干45年，73岁离开中国时官至一品，授“太子少保”衔。在他的新式管理下，海关成为当时清政府最廉洁高效的部门，税收额在1861年为496万两，1871年为1121万两，到1902年已达到3000万两，是中央政府最稳定和可靠的财源。他也参与了同文馆的创建和近代邮政的开局。

赫德赞成“修补满洲人的统治”。他说，把现存的朝代当作一家开着的商店或公司接受下来，尽量利用它。因为它的命令通行于全中国，承认它、支持它比任何其他行动都会更迅速、有效地赢得稳定；而改朝换代却没有一个全中国都接受的权威，会把中国导向无政府状态；同时，由盟国一致同意建立起来的新朝代，将永远带有软弱和耻辱的标记。

当时洋务派的核心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包括李鸿章初时也认为“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在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随着洋务深入才对欧美近代政治制度和人文理念有所认识，意识到“内须变法”；对照中国封建社会和传统观念中某些致命的先天缺陷，或是他辅政四十多年不愿也从未与入侵者真正交战的原因。

1865-1868年，赫德和英国公使威妥玛向清廷提出诸多改制建议，在《局外旁观论》中，他指出清朝的官僚体系已经彻底腐坏，如果不能有效根治这种制度性腐败，中国要么亡国要么被列强瓜分。这些建议真正得到中国改良派的共鸣则要再等30年。

无论如何，从慈禧第一次垂帘听政起，一批近代意义的新生事物出现了——

1861年第一座军火工厂安庆内军械所成立。

1862年第一支近代陆军在天津编练，第一所翻译学校北京同文馆设立。

1863年第一次购买外国军舰（因阿斯本事件旋即解散，清政府损失白银70万两）。

1865年第一座大型兵工厂江南制造总局成立。

1866年第一座造船厂福州船政局成立。

1867年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成立。

1868年第一个巡回大使团出国。

……

没有慈禧的支持和默许，这些东西不可能在中国落地生根。慈禧的诉求有二：一是借法自强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二是摆脱被列强瓜分的命运。以新卫旧、维护大清的统治是她的使命，洋务切中她的关怀，清流同样。

清流始于士大夫的清议，是一种群议而形成的公论。嘉道中衰以来，言路压抑，因文字致祸而家毁人亡者常有，读书人乃至全社会便无章法可循。学者杨国强说，“与天子争是非”须直面人君之喜怒，而深宫里的盛怒是一种不容易抵挡的东西。

慈禧是一个有主意的女人，但在形成主意的过程中，她需要男人们的主意。垂帘听政后的第三天，她即以幼帝同治的名义降旨，要求各级臣子“据实直陈，毋以空言塞责”，表现出广开言路、振作朝纲、摆脱危局的迫切。到了光绪朝，便出现一个以庙堂言论自标风格的人物群。

《清史稿》说：当时吴大澂、陈宝琛、宝廷、邓承修号称“清流党”，而黄体芳、宝廷、张佩纶与张之洞时称“翰林四谏”，张佩纶尤以纠弹大臣著称。当太后的关怀与士人的关怀相交集，清议便被引入，清流便成为晚清政治结构的一部分。

同治八年（1869年）山东巡抚丁宝桢诛杀安得海，慈禧因惮于朝臣口中的祖制家法（宦官不得私出京城），不得不隐忍。

光绪六年（1880年），慈禧贴身小太监李三顺去慈禧妹妹、醇王府福晋家送赏物，出午门。按祖制，阉人出入例由旁门，不得由午门，值日的护军依例阻拦。李三顺倚势与护军发生冲突后跑回内廷，向慈禧哭诉。西太后正在病中：“吾病未死，而护军目中已无我矣。”派人请慈安太后到她的储秀宫，哭诉被人欺负，“不杀此护军妹不愿活。”

慈安怜而允之，立交刑部并面谕南书房行走之刑部尚书潘祖荫，必拟以斩立决。潘祖荫不肯枉法，被西太后抱病召见，“斥其无良心，泼辣哭叫，捶床村骂”，潘尚书回到刑部，痛哭失声。

正在翰林院做讲官的陈宝琛和张之洞同日上疏“切论之”，援引二百年事例，重申“阉竖弄事为纲纪之大戒”。陈宝琛还举汉文帝纳谏改罚传为盛德的例子，吁请两位太后收回成命。最后，护军从宽发落，李三顺施以杖责。慈禧的肝火又一次在敬天法祖的规则前降灭，她不得不受制于无意中培植的清流。虽然后来更多发生的是“太后怒，诘责”、“太后怒，罢其官”，一片片台谏换来降职、革职、遣戍。

晚清最后三十年，借来的西法呈现出种种夹生和扩张的匆忙，士人内心所受到的冲击化为清流和洋务派的对立和相互指责。前者立足于“体”——旧制陈法、攘夷尊王、儒学义理；后者立足于“用”——新知、事功、苟安、利害。清流追求的王道和洋务追求的富强，都是慈禧想要的东西，在她当国的47年间，在清流和洋务之间左右、权宜、撕扯是一种常态。像大多数中国人那样，她并非自觉自愿地接受新生事物，比如在尝试并赞叹了洋人的汽车和小火车之后，她觉得终归不如坐轿子安适。

两朝皇帝与太后

同治帝载淳是慈禧的亲生儿子，从小由东太后慈安抚养。关于慈禧是如何做母亲的，史料稀少；零星细节表明，这是一个不善于表达母爱的女人。

载淳6岁开始读书，每日拉弓射箭，学蒙古文、满文和汉文，每隔5天，在宫中长街学习骑马。帝师先后10位，李鸿藻为总师傅。慈禧曾从南书房窗前过，看幼帝认真，心中欣慰。但同治帝实在是清代12个皇帝中最不爱学习且无大志者，他曾在李鸿藻面前掷书于地，气得老师流下眼泪。12岁时，他把“帝”念成“屁”，许是恶作剧；16岁时，仍不能通读奏折。慈禧听到报告，流下眼泪：亲政在即，读书至此，怎么对得起先帝？而同治对亲生母亲揽权的猜忌和在后妃之间做平衡的厌倦，都积聚在他先天羸弱的身躯里。

1873年2月23日，两宫太后归政。同治亲政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决定局部修复圆明园，筹款办法是官员“报效”，即捐款。时人笔记中，都有此举意出慈禧、皇帝不过是“为承太后欢”的描写。

这个不顾国库亏空、四海不宁，一意加重民艰的工程终于在李光昭诈骗案暴露后由慈禧出面，下旨停工。不久，同治病倒。

《翁同龢日记》里记载，大臣们在御榻前细看遇“天花之喜”的同治的手臂，“花极稠密”；眼见为实，众臣认定皇帝的病短期内不得治愈。但此时，阅折和批折权已经皇帝转交给李鸿藻和奕訢。慈禧毫不费力地通过皇帝上谕“再三吁请两宫太后呈请披览裁定”，将皇权重新握在手中。

同治帝得的什么病？史家高阳认为是梅毒加天花，徐彻认为是梅毒。同治帝常在太监与一班王宫贵族的指引下微服冶游，出入下等妓寮，又与翰林院侍读王庆祺“同卧起”、“耽溺男宠”。御医李德立曾亲告后人，同治死于梅毒。

《翁同龢日记》里有同治弥留时的情状：“御医揭膏药挤脓，脓已半盅，色白（比昨日微稠）而气腥，漫肿一片，腰以下皆平，色微紫，视之可骇。”而太后涕泪，哭不能词，群臣伏地，不敢仰视。

同治死于19岁。这一年，慈禧四十。

皇后已怀有龙种，但慈禧以“朝廷无主，其事极险”为由，建议另立嗣皇帝。慈安推举恭亲王之子载澄、载淇之子溥伦，均被慈禧否定，她意属自己的外甥、醇亲王奕譞和她亲妹妹（慈禧亲手安排了这宗婚姻）的儿子载湉。野史中记载，同治临终前曾口授遗诏，以贝勒载澍入承大统，但这份遗诏被慈禧撕碎了。3个月后，怀着身孕的同治皇后阿鲁特氏死了，据说是绝食殉夫。

不满四岁的爱新觉罗•载湉在一个深夜被人从郡王府的床上唤醒，请进宫里。此前，他的父亲奕譞闻讯“仓猝昏迷，罔知所措”，“惟碰头痛哭，掖之不能起”——这或是一种东方式的表演，更是对福祸不能自主的未来的心悸。第二天一早，载湉被抱到群臣中间，慈禧宣布：这就是你们的皇上。

两宫二度垂帘，一晃7年。1881年4月8日，慈安病逝。她一生对政事了无兴趣。光绪六年鲍超觐见，她那家常的、跳跃式的、无头绪的问话显示了她的政务水平。她一生对慈禧退让，亦有姐妹之情，野史中所谓慈安被慈禧毒杀并无充分证据。翁同龢亲见慈禧戴孝，并记载了“慈安以白绢蒙首，簪以白金，《周礼》所谓首绖者也，缘情制礼，不胜钦服”。

美国人查尔斯•约翰斯顿在《中国的危机》里记着：“光绪皇帝身材瘦小，身体虚弱，看上去几乎像个孩子。他的眼睛大而忧郁，面部微呈橄榄色。他的表情透着随和，更多是表明了梦想而不是将梦想付诸行动的力量。蒙古部落的后裔中有这么空灵的一个人是很奇怪的。他也许可被当作运气不佳的东方圣人的典型。”

光绪孩童时的脾气广为人知：像大多数被宠爱的孩子一样，倘若想要什么东西而不得，他会躺在肮脏的地上边蹬腿边大叫，不达目的不罢休。

但另一方面，他缺少真正的母爱。最早在他身边照料的叫范长禄，一位各方面最接近女性的太监。范长禄侍候了一段时间，推了这个差事，从此，小皇帝身边的太监犹如走马灯。他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除了自己的利害，并不考虑一个男孩的生长需求，或者，他们不懂。

四五岁是好动年龄，但光绪受限制，不能跑，不能跳，不能大喊大叫。常有太监在小皇帝用膳时跪劝“您别吃太多伤了身子啊”——等到皇帝成年，他们会在他与后妃同床时发出类似的哀劝——10岁的光绪曾去太监房里找吃食，抓了个馍馍就跑。有的太监怕光绪受风着凉，到了脱棉袄的季节，还让他穿着一身裘皮，热得他烦躁不已；有时龙体欠安，太监图省事自行“诊断”，不传御医。

按例，皇帝每顿饭有上百种菜肴，摆满三张大桌，太监应一盘盘依次端到皇帝眼前，选中的最多只能吃三筷子。宫中太监后来回忆，光绪年幼时，太监把他抱上椅子就不管了，他只能常吃眼前的几样。御膳房得知此事，也想出了配套取巧的办法：除了近前那几样，其余的这顿撤下下顿再上，以致于后来，大多数菜肴基本是“臭腐不可闻”的“原馔”，眼前几样也“大率久熟干冷不能可口”。

慈禧是按一个好皇帝的标准来塑造光绪的。她没有带大过任何一个孩子。她具备形式上的威严。

王照在《方家园杂咏纪事》里记了这样一件事：有个叫英年的内务大臣会看风水，向慈禧献媚说，光绪已逝的生父醇亲王墓上有一株古白果树，高十多丈，树荫覆盖数亩，按地理是帝陵才该生长的，应该砍掉。太后命内务府伐树，不必告诉光绪；内务府不敢动，上奏。皇帝厉声道：你们想砍这棵树，先砍我头。诸臣也求情劝说，太后坚执益烈，如此僵持一个多月。有天光绪退朝，听说太后黎明已带人往醇王寝园去了，赶紧命驾出城，奔到红山口，坐在轿中就大哭起来——远远望去，往日亭亭如盖的白果树，没了。皇帝哭着到了墓园，太后已去。诸臣奏云，是太后执斧先砍了三下，众不敢违。“上无语，步行绕墓三匝，顿足拭泪而归。”

母子间另一块伤疤是珍妃。珍妃他他拉氏13岁进宫，18岁晋为妃，因天真烂漫深得光绪宠爱。按制，皇后每年例银一千两，妃子三百两，珍妃用度不够，亏空渐多，于是在太监帮助下卖官鬻爵，蒙混光绪。卖至上海道、四川盐法道，日渐彰闻。有一次光绪召见一买官者，问在哪里当差，说在木厂；光绪命将履历写出，那人久久不能成字。其时，清朝官员俸禄微薄，卖官也不罕见，只是珍妃人小胆大，心直口快，行止常有出格。更要命的是，她既不见容于那个面孔长而蜡黄、蛀牙很厉害（何德兰太太的发现）的皇后隆裕，也不会讨太后的欢心。有人说她死在宫内西二长街百子门的牢院里，也有人说她被太监崔玉贵推下了井，总之，她没有活过24岁。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载：“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

史料中少数可见的温情是庚子年逃难的路上，母子背靠背坐在轿中取暖；当知县吴永奉上5个鸡蛋，饿极了的慈禧一气吃下3个，将另两个赐给光绪。

青年光绪勤奋好学，但依然保持冲动和易怒的脾性，成为他在太后面前懦弱顺从的补充。有一次，他唤几个小太监来，只来了一个（或含对没有实权的皇帝的轻慢）。对着那个遵命前来的小太监，皇帝飞起一脚，踢破了他的嘴唇。

翁同龢在日记里记录了不少光绪的生病和生气：头痛、头晕、气弱、咳嗽、腹泻、呕吐、手冷神倦、精神涣散；大怒、郁怒、掷破一碗、拍表上玻璃手尽血也……这位两朝帝师写道：“圣性如此，刚柔两难着力。”

维新，维新

当时的东郊民巷有两家商店，专为各使馆供应食品和日常用品，其中一家是丹麦人开的，出售少量玩具。已经搜遍城中“土玩具”的小太监们不知怎么撞进这里，抱回几件肚子里藏着弹簧的洋玩艺儿，让早已厌倦了土玩具的小皇帝开了眼。没过多久，在丹麦店主的联系下，欧洲厂商开始制造专为中国小皇帝设计的玩具，包括八音盒、八音车、火车、轮船、自鸣钟，以及拨动转柄就会在一刻钟、半点、整点报时的瑞士表——到成年时，皇帝已是钟表爱好与收藏者。所以，光绪在童年，几乎是与欧洲的同龄孩子同步在玩那些复杂又奇妙的玩具。

光绪是第一个在本土玩“发电报”的人，没多久，全国就用上了电报。他听说洋人发明了一种话匣子（留声机），想要，便有了。他听说了铁轨和“用火开的车”，两节产自欧洲的小车厢和一节机车就开到了紫禁城内的荷花池畔，因为是特制的窄轨，它看上去像旋转木马，后来被联军当作战利品运回欧洲。总之，那二三十年间西方世界大部分有趣而新奇的发明，除了X光和液态空气，都被光绪皇帝带进宫里。

一位太监曾向何德兰转达了“皇上想要你的自行车”的请求。很快，传来光绪练骑车的消息：他的辫子夹在后轮里，重重摔了一跤；然后，他放弃了，像当时许多勇于尝试新事物的国人一样。

光绪最早的英文课本是从驻京各教会学校和团体搜寻来的，他已经等不及向国外订书了。不久，由欧洲语言或日语翻译而来的中文书籍列入了他的搜索范围，包括天文学、地质学、动物学、生理学、医学等等。

1895-1898年间，光绪大量研读这些书，大城市里的年轻人也在读。港口城市的印刷厂满负荷运转，上海书店里的盗版外国书只有原价的十分之一。作者们于是逼着盗版者交出铅板，否则就要告官。

学者叶晓青曾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看到1908年1－2月间内务府的一份“呈进书籍档”——在大约三个月时间里，光绪提出要看的书目超过五十种，涵盖欧洲史、政治学、法学，以及英国、日本的立宪经验。此时离他去世仅半年。

那个时代青年的强心针是引进了一半的进化论。清流名士迭起，少数先进学会了办报，时事艰难的中国于是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言论界。思想、学理、意见、愿望都借助于文字而化作横议，开出一个以思想和言论改造中国的局面。其中首推康梁。

晚清官场为士议所劫而懵懂趋新者众。两广总督张之洞曾开中门迎接康有为，后致书梁启超以“卓老”敬称。章太炎初时也与康梁亲近（后来都与之分道）。曾有一吏上任，地方官立刻考他进化论等新学新知，能对答一言半语即刮目相看。而纵观那一代官场中人，大抵是“糊涂而来”，“今更一筹莫展”，“旧道理不敢用，新道理不能通”。

慈禧在新旧之间的犹疑、矛盾，集中表现于她对洋人态度的摇摆和处理政务原则的前后不一。年轻时与咸丰逃向热河，她恨洋人；在图强的驱使下，她支持洋务运动；戊戌新政中，各国明里暗里支持光绪，政变失败后各国公使派医生给光绪诊病以阻挠她另立大阿哥，她恨洋人；晚年，她又不得不在公使夫人中间行内宫外交，款款道“咱们都是一家子”；最终走向预备立宪、政体改革……德龄说，在宫中那两年，我所见之人没有一个是快乐的，其中最不快乐的，是太后。

变法与弑后

1889年3月4日大典之后，光绪亲政。慈禧住进了颐和园，手里仍握着帝国的缰绳——皇帝每隔五六天来向她请安，“用人行事，随时秉承，莫敢违焉”，所以翁同龢说“一切照旧”。

这种和睦持续了5年。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在慈禧六十大寿之前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有学者在大量史料中发现，中法战争、中日甲午之战时，拜洋务成果，清军的武器装备并非像1840年以前那样遥遥落后于外国，也不再有老将杨芳以粪桶对抗英军的愚昧，另有无形的东西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比如，自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发展海军和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而1891年以后，北洋水师停止购买枪炮弹药，通过总理海军事务的醇亲王（光绪的生父），约有860万两海防经费流向颐和园修建工程，以供慈禧六十寿诞后更好地“颐养天年”（她每次撤帘归政前总是热心于修建园林）——在这件事上，慈禧显示了她的“妇人之私”，唐德刚称之为“姨太太”心理：她不是皇帝，她最大的愿望恐怕只是替儿子们看好江山。

严复回忆过中法战争后他与赫德的一次交谈。赫德说，中国的强盛决不能只求船坚炮利，不能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建立强大的海军之上：“然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这个根本，指向政治、军队、教育、文化的整体改革。

《马关条约》的签定使光绪在屈辱中“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此时，康有为的改制之书进入翁同龢视野，“大惊服”，见面后“乃益豁然”，从此“专主变法”。他向光绪推荐：“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于是，1898年1月总署五大臣在西花厅接见康有为，6月光绪与康长谈两个半小时——这些都是在慈禧首肯下进行的。

其时李鸿章问：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都需裁撤，那么旧的规章制度是不是也要撤呢？康有为答：现在是世界列国并立的时代，而我们的法律和官制都已陈旧，中国之所以弱，就在于此。最好都撤，即使一时不能全撤，也应当考虑斟酌修改。李鸿章沉默。

光绪在103天里颁布了27份诏书，涉及设立京师大学堂，遣宗亲出洋考察，奖励艺术、科学和现代农业，废除科举之八股文，催促尽快修筑芦汉铁路，倡导所有八旗军队采用西式武器并操练，建立西方式的国家预算制度，以及其他行政改革……同时，他将过去十年间试图进行的重大改革所需要的原则统统交待清楚了。

“诚然，这些维新的决策一个个出台得过急，但仔细研究之后不得不承认，倘若它们得以施行的话，其中没有一个不会给国家带来最大限度的效益；倘若军机大臣和各省地方官员费些心思体察他的用心并响应他的号召，那么中国在采用西方观念方面也许会紧随日本之后了。”何德兰在见过康有为、也和并非激进派的某位翰林交谈过后，得出这样的看法。他很能理解这个27岁的小伙子想让帝国重新找回尊严和荣耀的急迫。

费正清在《剑桥晚清中国史》中提到：清朝的根本弱点在思想和体制方面。

赫德1865年7月5日记：“（中国政治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专制主义与激进主义、皇权主义与共和主义、集中化与其对立面的最奇异的混合。”这个混合物盘根错节，头绪万千，牵一发而动全身。

27份诏书里，有3份涉及裁撤六部、三省巡抚以及驿站（以新式邮政代之），另有一份涉及将阻碍新政的官员革职。时任顺天府尹陈夔龙后来在《梦蕉亭杂记》中，细述了他当日亲历的这一次朝局大动荡：

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城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近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

太仆寺被撤之后，陈夔龙奉命接收公事档案，前往该寺查看，发现衙门里众人如鸟兽散，印信、文件全无踪影，厅事里的门窗也都被拆走。

连外国人何德兰也看出，假如皇上花些心思在裁撤旧人的同时为他们创造新的职位，也许就不会遭遇保守派如此强烈的反弹了。

等到皇帝下旨免了总署大臣李鸿章、敬信的职，“旧臣惶骇”。他们陆续赶往颐和园，在慈禧面前跪了一地，“不谋而同心，异喙而同辞”，说光绪“妄变祖法”，请她再次训政。慈禧没有立刻答应。

这时候，热血青年走了一步险棋。

谭嗣同，翁同龢在日记里的评价是：世家子弟中傲慢者。他幼年丧母，庶母待他残酷，杨国强说，这样的人容易走极端。经过维新派前期试探，谭嗣同深夜游说机警的袁世凯，希望他率部进京，包围颐和园，杀慈禧以促成皇帝变法。光绪紧接着两次召见袁世凯并提拔了他。

而前一天晚上，康有为等人还在饮酒唱曲，“曲终哀动，谈事变之急，相与忧叹”。直到此时，有着6位夫人、“功夫全在文字”的康有为可能才意识到天底下许多事不是道理可以摆平的，而军权于当国，何等重要。

虽然戊戌政变并非因袁世凯与新党的接触而发生，但围园弑后计划的败露却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慈禧闻讯返宫，怒斥光绪：“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

随后，群臣跪右，皇帝跪左，设竹杖于座前，慈禧痛斥道：“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

随后，所裁詹事府等衙门及各省冗员悉数恢复，广东、湖北、云南三省巡抚复归其位，而新成立的农工商总局则被废去。

随后，菜市口斩六君子，下旨捉拿康梁。

狱卒刘一鸣后来回忆：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地上煤屑，就粉墙（溅血之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康广仁（康有为弟）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既而传呼提犯人出监，康知将受刑，哭更甚。刘光第曾任职刑部，安慰康说：此乃提审，非就刑，毋哭。既而牵自西门出，刘知故事，缚赴市曹处斩者始出西角门，乃大憎，骂曰：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昏愦乃尔！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回忆录里也记了些遇害六君子的情况，其中最年轻的林旭26岁，是林则徐的后代；他的未婚妻听到噩耗立即自杀身亡。

学者雷颐认为，这场维新，政治上只是进行了非常有限的行政改革，因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终告失败。

何德兰说，光绪是外国人眼里中国许多伟大改革举措的创始人，但缺乏实施设想的权力和挑选杰出的政治家来辅佐他。

李鸿章曾对伊藤博文说，戊戌变法之失败，只因“变法太急，用人不当”。但他也对人说过：废掉过去的旧政策和体制，是我想了几十年也没有做到的，我不如康有为。

他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给康梁以庇护，除了通风报信、护送出京，他建议康有为“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戊戌政变之后，康梁逃到日本，慈禧下令搜捕康梁亲戚，刨平二人祖坟，李鸿章时任两广总督，一直托辞不办。后来，他对部下说：我不做刀斧手。

有一天，慈禧指着一摞弹劾奏折问李鸿章：有人揭发你为康党。李鸿章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罢默然不语。

庚子之变后，慈禧以不亚于光绪的诚意和力度推行新政，甚至走得更远。与几年前相对照，后世读史者惟感可笑、苍凉。

比如，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法”归来，手中的新知不够用来达意，于是暗中求教于当年的新党。当时流亡海外的梁启超代为拟草的考察书、请立宪定国是的奏折超过二十多万字；更有争权的两个部门，所递交的权限辩释书，均出自梁先生之手。

以25岁弱龄出任国人导师的梁启超日后检视其旧论，“辄欲作呕，复勘其体例，未尝不汗流浃背也”。在那“流则多变”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里，晚清最后十年终由变法而破坏，由破坏而立宪，由立宪而革命排满，由排满而无政府主义……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过失”

我最不愿提起那次事件，也不喜欢外国人向我们的人打听这方面的问题。你知道，我常常认为自己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女人，谁也不能和我比。……

我一直都很成功，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庚子拳乱会给中国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过失。我本可以及时颁布诏令，阻止拳匪的妖言惑众，但是端王、澜公二人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这些拳民是上天派来的，能使中国摆脱一切我们所痛恨的洋人，当然他们指的主要是传教士。你也知道我有多恨这些传教士，我一直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所以我寻思自己先不忙开口，等等看会发生些什么。我的确也感觉到了，他们太过火了。有一天，端王带着拳民头领到颐和园，把所有太监召集到大殿的院子里，逐一检查每个太监，看看他们的头上是不是有一个十字。那个头领说：“这些十字平常人看不到，但我能。凭着他头上有没有十字来判定他是不是基督徒。”……端王说，这个头领法力无边，能杀尽洋人，刀枪不入，所有天神都保护他。这些都是他亲眼所见：曾经有一个拳民用火枪向另一个射击，子弹打中了，但那人却毫发无损。……这之后，端王又建议，最好让拳民头领每天来宫里教太监们各种法术，整个北京城差不多都在学拳民的法术呢。第三天，太监们都换上了拳民的装束，使我大吃一惊。他们穿着红马甲、红头巾、黄裤子。我看见所有的仆从们都脱下了朝服，换上这身滑稽的装束，心里很是难过。澜公还送了我一套拳民的衣服。……

这是1904年4月，慈禧向德龄回忆1900年她欲借义和团之力向11国宣战的蠢事。

如果说戊戌变法是统治者在西方长期迫压下学习先进、自我更新的反应，那么义和团运动则是下层民众在同样迫压下，从传统中寻找思想武器的响应，可惜唤起的情绪和意气是一种淹没理性的盲潮。后者对洋人的仇视和扑杀，与戊戌变法后整个朝廷的排外一拍即合，化成天子脚下烧香、焚表、请神、持咒的奇观。

据《中国教案史》的不完全统计数据，义和团年间共有253名外国人（天主教主教5人、教士48人、修女9人、修士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和3.5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天主教近3万人，新教5000人）被杀。

至于吸纸烟、戴眼镜、用洋伞、着洋袜者，均有被拳民诛杀的危险。《拳事杂记》中：曾有学生6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枝，洋纸一张，被团匪搜出，死于非命。

义和团败，联军入京。慈禧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逃往西安，一路上吃了些苦头；京城百姓付出的代价是任八国联军烧杀掳掠然后于门上贴“不晓语言，平心恭敬”学做顺民；清王朝付出的代价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辛丑条约》的签订，它的赔款数额达到4.5亿两白银，按当时中国人口计，人均一两。

78岁的李鸿章带着签《马关条约》时留在脸上的那颗子弹，签了此生最后一个卖国条约。回到家，他吐了血。两个月后，他死了。

条约中，德国代表强烈要求清政府派专使就克林德公使被杀一案前往德国谢罪，并在其遇害之所树立纪念牌坊。何德兰参加了揭幕典礼，但他听说，中国百姓以为这个牌坊是为纪念杀害德国男爵的人建造的。

勿再使妇人预闻国政

清朝就在进一小步退两大步的节奏里走进20世纪。尽管慈禧顺势而行，也诞生了“江楚会奏三折”这样经典的改革文本，但这片江山已是日薄之象。当慈禧想把自己的侄女许给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时，袁世凯当即借故推辞了。

慈禧与光绪在两天里接连死去，她的声名愈见败坏——这也是革命的需要。

学者沈渭滨查过，有关慈禧的种种传闻，大抵是在戊戌变法之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这段时间里出现的。有人列数了她的情人：荣禄、安德海、李莲英、某京剧名角，乃至饭庄伙计。更有一部奇书：英人埃德蒙•巴恪思男爵所著《太后与我》，不仅是晚清京师同性恋大观，还交待自己32岁时曾与69岁的太后同床共枕。

美国堪萨斯大学东亚系教授马克梦先生最近出版了《牝鸡无晨：历代后妃生活》（Women Shall Not Rule），从吕后一直写到慈禧，盘点了中国历史上的女性统治者。他认为慈禧跟挪威的玛格丽特皇后差不多，只能算是临时摄政的皇后。和其他王国一样，若要批评女性掌权者，最好的办法是说她淫荡。在男人想象的政治秩序中，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是女人不能干政，而女人当政往往标志着进入了乱世。这与慈禧在遗诏中添加的那句颇有共鸣，也可看作她面对两个分裂的世界为数不多的反省——仍是关于权力的：

以后勿再使妇人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

自咸丰后，慈禧指定的新君一个比一个幼小，大清的黄昏则越来越近。傅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下了1908年12月3日他在啼哭声中登基的场面：

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叫我不要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

（参考《翁同龢日记》，吴可读《罔极篇》，德龄《在太后身边的日子》、《光绪泣血记》，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濮兰德、巴恪斯《慈禧外纪》，金易、沈义龄《宫女谈往录》，信修明、马德清、耿进喜《太监谈往录》；王闿运《祺祥故事》，薛福成《庸庵笔记》，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许指严《十叶野闻》，陈夔龙《梦焦亭杂记》；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杨国强《晚清士人与世相》，徐彻《慈禧大传》等）

作者：李宗陶

南方人物周刊——慈禧的两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