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与集团外交<o:p></o:p>

终春秋之世，列国争霸中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晋楚双方的百年争霸战争，双方各自形成隶属于自己的卫星国和联盟集团，进行集团式的大小战争，这一点始于晋文公的城濮之战，盛于晋悼公萧鱼之盟。春秋时代，列国中的大国整体上实力没有形成压倒性的优势或者劣势，处于动态均衡的状态，因此有必要通过集团来确定外交、军事上的动向，单打独斗的状态很少，而且结果往往不利于该势力。因此，春秋之世，堪称是“雁行阵”理论的上古版。<o:p></o:p>

就城濮之战而言，这两个国家集团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力”、“利”、“礼”的结合。力者，乃是楚国国家集团的最大特点，也是这个联盟的粘合剂。但以武力压服得来的盟邦往往并不是盟国，而是附庸。<o:p></o:p>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楚国的主要盟邦：<o:p></o:p>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中记载：“乙巳，公子遂帅师入杞。冬，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十有二月甲戌，公会诸侯，盟于宋。”楚国的盟国主要是中原的诸侯国许、陈、蔡、郑，成为楚国盟邦是为压力所迫，《说苑·敬慎》云：“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强楚主会。”许国被楚国两次侵伐，国君两次袒肉谢罪，国家更是数次飘零；蔡国和陈国也有相似的情况。郑国稍好些，但仍然是楚国的侵略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四国对楚国的态度，只能说是“怕”，这些国家在当时只属于二流乃至三流的诸侯国--陈（几乎亡国）、蔡（历史上数次亡于楚国）、许国（自从郑庄公时代起就被郑国欺负）、郑国（唯一一个能拿得出手的盟国）。并且，蔡国和陈国军队的战斗力低下。这个特点在周桓王伐郑庄公时就暴露出来，如同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罗马尼亚军队一样，开战不久即奔逃。作战时有这样的军队做队友，只能被坑。<o:p></o:p>

其次，高压政策一直是楚国的对外政策，也是楚国作为箭靶子频频中箭的原因。<o:p></o:p>

从楚武王时代的“王不加位，我自尊耳”，再到吞并汉水流域的周王室亲戚的“汉阳诸姬”，再到宋襄公被楚成王挟持、一直到楚庄王问鼎周王室，楚国可谓一路用强，引起了中原诸侯国、王室、大诸侯国的惊恐、嫉妒的敌对情绪，其国家集团也成为“国际社会”的负面典型。这种置国家外交软实力于不顾的做法犹如暴雨天中水库上涨的水，不加疏导，而是一味加高，迟早要出现大坝崩塌的问题，何况楚国国家集团这个大坝本身就是豆腐渣工程，简直是乌合之众。<o:p></o:p>

第三，火中取栗的轻率主义，让小国牵着大国走。<o:p></o:p>

除了上述四小国之外，实际上楚国还有一个除了力压服之外的盟国，就是鲁国。鲁僖公拜倒在楚共王的脚下，不单单是因为楚国的国威，还有与齐国进行拉锯战的因素在里面。实际上，城濮之战的导火索是齐国和鲁国埋下的。<o:p></o:p>

在僖公二十六年，齐国进攻鲁国，鲁国君臣用欺骗的言辞骗退齐军后，立即转身寻找楚国来做帮手，来进攻齐国。【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记载：“东门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师，臧孙见子玉而道之伐齐、宋，以其不臣也。”“公以楚师伐齐，取谷。凡师能左右之曰以。置桓公子雍于谷，易牙奉之以为鲁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为七大夫于楚。”鲁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将楚军引入到齐国境内，并顺便取得了齐国的谷地，这不仅仅是单纯服从楚国了，而是利用楚国牟利。楚国也乐意这样做，干涉齐国内政进而控制多年以前压迫自己的老对手，何乐而不为呢？所以，鲁国和楚国更多的是相互利用，达到自己的目的。无论是楚国还是晋国，只要能确保自己不受齐国打压，那它就是救世主，就是鲁国的盟主。这一点是与上述四小国的结盟动机是完全不一致的。等到晋国大兵压境时，鲁国立即将联合楚军防守卫的公子买杀掉，成王即使再怒，鲁国保护自己的目的也达到了。<o:p></o:p>

综上所述，楚国国家集团首先缺少大国助阵，其次缺乏软实力等理念的凝聚，再次除了鲁国之外楚国仅仅是以武力维系联盟，而鲁国本身国力不振也决定了这个国家很可能临阵脱逃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用自己的实力去维护自己通过与楚国联盟获得的利益。所以，楚国国家集团在形象和实力上都存在硬伤。<o:p></o:p>

反观晋国集团，晋国集团在软实力要超出楚国集团，硬实力方面也丝毫不逊色（可以说超过）楚国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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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齐国的愤怒导致了三大国联盟的形成。<o:p></o:p>

楚国对于齐国这个非姬姓的大诸侯国采用了干涉本国内政并且利用其宿敌来打击该国的手法，自然而然的会引起齐国的愤怒，使得齐国倒向晋国。所以，《孙子·九地第十一》中就提出：“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则其城可拔，其国可隳。”也就是说，在作战时，霸主的军队要保持兵贵神速，让对方大国没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如果有了反应时间），这争着结交天下诸侯、霍乱对方内政的做法意义就不大了。虽然后人对此可能有所异议，但不是所有人都要结交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比如说在无视己方实力的情况下接着得罪齐国。<o:p></o:p>

其次，晋国的国际形象要高于楚国（特别是晋文公）。<o:p></o:p>

晋文公流亡在外19年，在国外所积累的口德很高，声望也很高，在齐国、秦国都得到了两国国君的礼遇，三国之间本身关系就很融洽，加之晋国以利诱秦，楚国以武犯齐，这就提高了秦晋齐三国形成北方联盟的可能，楚国在城濮之战开始时可能要面对晋国、秦国、齐国三大国的联合挑战。以一当三，可乎？<o:p></o:p>

楚成王给出的答案也很明确：“有德不可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o:p></o:p>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谷，使子玉去宋，曰：「无从晋师。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废乎？《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谓矣。」”可以说楚国国君看的很清楚，虽然楚军在围困宋国，在齐国侵占土地，但晋国来势汹汹，风头正盛，自己国家集团的能力远远不如三大国可能结成的联盟，因此说到“有德不可敌”。<o:p></o:p>

但子玉不肯听，成王听罢大怒，只拨给少量军队（其实这也是保存实力）。“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o:p></o:p>

可见，在正式开战之前，楚国就在国家集团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就已经落在晋国之下，楚成王自己也看的很清楚，奈何子玉一意孤行，要以自己的能力来挽狂澜于既倒。知其不可而为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往往并不是悲壮，反而是不智。<o:p></o:p>

第三，晋国集团的巩固与楚国集团的分崩离析促成了楚国孤军奋战的局面。<o:p></o:p>

上文说过，城濮之战前，楚军曾经利用鲁国来打压齐国，除了齐国之外，不服从楚国霸权地位的就是中原的宋国了。两国从宋襄公起就积怨颇深，果然，僖公二十七年冬天，“冬，楚子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而这也就拉开了城濮之战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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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对晋文公有恩，在晋文公流亡时期曾经资助过晋文公，因此，无论是从道义上来说，还是从晋国称霸中原来说，晋文公必须要拯救宋国，并将其作为晋国在中原牢不可破的盟国和内应。这一点先轸看的很清楚，他劝说晋文公：“「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第一--作为霸主你要合乎周礼，第二--作为霸主你需要宋国这个机会和地缘实体来称霸中原。机不可失失不再来。<o:p></o:p>

但是宋国与晋国并不接壤，在营救宋国时需要经过曹、卫两国，同时还可能面对鲁国公子买的牵制和协防，秦国和齐国两大潜在盟国在晋国出兵前也暧昧不轻，可以说整个中原都在屏息凝神地注视着晋国的动向，面对这种局面，晋文公及其领导班子做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决策。<o:p></o:p>

A.卫国和曹国是楚国新获得的附庸国，对于这两个附庸国，晋国采用的政策是以力碾压，以礼收服。先谈谈以力碾压的必要性。<o:p></o:p>

第一，这两个附庸国的国力及其与楚国联盟的性质就决定了晋国要采用碾压的政策。按照之前讨论过的，楚国国家集团的主要凝聚力就在于楚国的“威”和“力”，如果晋国所能展示的“力”要高于楚国且楚国无法相救，那么这两个国家就一定会归附晋国。并且，这两国在晋文公重耳流亡期间一个是闭门不见（卫），一个则是YOOOOOO了重耳（曹共公），对重耳而言，无论是战略上的还是私人感情上的，这两个国家必须被碾压过去，恰如波兰之于俄国（参照俄国历史上的大空位时期、伪沙皇事件以及随后的三次瓜分波兰）。<o:p></o:p>

第二，之所以选择碾压而不是外交途径恐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楚国和晋国的心态不同。对于楚国来说，自己在已经获得了中原地区的绝大部分控制权之后，卫国和曹国恰好是自己前出黄河以北的捷径和基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楚国此时的心态就恰如两人玩拳皇，一个叫做challenger（晋），一个则是被挑战的霸主。晋国即使丢失了宋国，仍不失挑战者之位，且狐偃（子犯）说：“「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对晋国来说，城濮之战属于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何乐而不为呢？即使丢失了宋国，晋国只是退回到黄河以北而已。而对于楚国来说，狐偃则评论说：“「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战也。」”楚国的霸主地位是建立在武力胁迫上的，一旦失败，霸主地位丢失，颜面何在？俗话说光脚不怕穿鞋的嘛！恰如玩了一下午拳皇不下机器、周围围了一堆人在看热闹的玩家，一旦输了，你让这个玩家颜面何在？<o:p></o:p>

更何况，宋国与楚国有着深仇大恨，直在宋而曲在楚，宋人当以死守等待晋国援救，这和之前曾经侮辱过晋文公的卫、曹在士气上就有所不同。卫国和曹国属于躺枪，晋国的目标并不是他俩，晋文公需要速战速决；而宋国则是楚国一开始就设定的进攻对象，晋国属于援救一方，宋国确是实实在在的枪靶子。<o:p></o:p>

再说说以力碾压的可行性。晋文公采取以力碾压的政策，必然在作战时间和对手将帅身上能够找到弱点，否则时间如果不够，第一目标宋国无法救援；如果对手将帅不够暴躁，那么就无法调动楚国军队北上，宋国之围无解，“围魏救赵”的春秋版也就无从谈起了。<o:p></o:p>

第一，从时间的角度而言，《孙子兵法·九地第十一》中，子对大国攻击速度有了明确的规定：“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晋军动作很快，“二十八年春，晋侯将伐曹，假道于卫，卫人弗许。还，自南河济。侵曹伐卫。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晋郤縠卒。原轸将中军，胥臣佐下军，上德也。晋侯、齐侯盟于敛盂。”等到三月，“三月丙午，入曹。数之，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尽管有曹国的抵抗，晋国仍然在一个半月内做成了三件事：逼卫退出战争、与齐国达成盟约、逼曹国退出战争。在上古时期，这个速度虽然不能说最快，但也是比较快的了。<o:p></o:p>

第二，也就是重点，就是对楚军将帅的调动。我们都知道，最后子玉在围困宋国、本来可以等待晋国渡过黄河围点打援时却主动放弃了战略主动，撤围而去追击诱敌深入的晋军。那么为什么楚国子玉最后受不了了，非要飞过来！和晋文公作战呢？这先要考察晋楚军队和双方统帅本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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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晋军和楚军的对比。晋文公对晋军的“礼”和“义”调教做的很足。经过三个阶段的调校后，晋国军队才敢于出兵进攻楚军。<o:p></o:p>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o:p></o:p>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o:p></o:p>

晋军经过了义、信、礼的三重洗礼后，又“正其官”，加上稿所说的晋国军制改革（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实力强大，在国际、国内都有着良好的形象，连左丘明都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晋军的将领也得到了左丘明的褒奖：“。二月，晋郤縠卒。原轸将中军，胥臣佐下军，上德也。”晋国上下一心，军队严明听号令，因此在进攻卫国时，晋军的威逼加上良好的形象使得卫国国人直接选择了抛弃卫国国君：“晋侯、齐侯盟于敛盂。卫侯请盟，晋人弗许。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于晋。卫侯出居于襄牛。”---卫侯直接被国人撵跑了。<o:p></o:p>

但在曹国，晋国军队进攻受阻，曹国军队更是将晋国阵亡将士的头颅悬挂在城墙上恐吓晋军（让人想起了指环王三中兽人用投石车将人族士兵的头颅抛入白城中的场景，不过攻守异势而已）。晋军在文公号令下扒开曹国祖先的坟墓，于是乎曹国举国上下“凶惧”。晋国军队这样做虽然非常凶残，但这与日后齐国和燕国作战不同的是，是曹国先将对方将士头颅悬挂在城墙上的，失礼在先。从这件事情也可以反映出晋文公仁义的特点--仁义是手段，争霸是终极目标。这一点在稍后的三国篇中对刘备的评论会详细涉及。本文对价值外交和地缘政治的结合已经聊过，就不再赘述了。<o:p></o:p>

楚军的性格与楚国的文化也有所关联。众所周知，楚国文化与中原文化有所不同，中原文化多有内敛，而楚国文化则突出两字“楚狂”。在《论语·微子》中，楚狂人就给孔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这种狂放的性格在积极的一面上是自信向上，在作战方面则容易变成狂妄自大，不听取正确意见。这一点在耳熟能详的“趾高气昂”成语中有所印证。《左传·桓公十三年》：<o:p></o:p>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罗，斗伯比送之。还，谓其御曰：「莫敖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遂见楚子曰：「必济师。」楚子辞焉。入告夫人邓曼。邓曼曰：「大夫其非众之谓，其谓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骚之役，将自用也，必小罗。君若不镇抚，其不设备乎？夫固谓君训众而好镇抚之，召诸司而劝之以令德，见莫敖而告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岂不知楚师之尽行也？」楚子使赖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师曰：「谏者有刑。」及鄢，乱次以济。遂无次，且不设备。及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之。莫敖缢于荒谷，群帅囚于冶父以听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o:p></o:p>

这个莫敖在之前曾经是个战斗英雄，结果就是“趾高气昂”，认为老子天下第一（老子信了你的邪！），听不进去建议，“谏者有刑”，结果导致了全军覆没的下场。<o:p></o:p>

第二，子玉和先轸的对比。子玉可谓是继承了莫敖的“优良传统”，这个人的最大特点就是“刚而无礼”。楚子玉刚一上任，就在宋国对自己军队进行了惩罚，这一点进一步放大了楚国在形象上的缺点，从而加速了卫国和曹国的崩溃和倒戈。楚国内部有人都认为本国不会获胜。有左传为证：<o:p></o:p>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o:p></o:p>

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子玉复治兵于蒍，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子玉上任之后立即将“不戮一人”的做法变成了武力欺凌“鞭七人，贯三人耳”。......国老皆贺子文，子文饮之酒。蒍贾尚幼，后至，不贺。子文问之，对曰：「不知所贺。子之传政于子玉，曰：『以靖国也。』靖诸内而败诸外，所获几何？子玉之败，子之举也。举以败国，将何贺焉？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贺，何后之有？」<o:p></o:p>

蒍贾这个年轻人都看出，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这样的统帅出国指挥作战是会失败的，这种暴躁的性格是无法治理民众的，连军心都不得，遑论宋国当地民心。须知，此次作战涉及多国，子玉所代表的楚国需要在国际层面上来考虑问题，涉及到国家关系就需要恩威并重，讲求信义（信义这一点，当年宋襄公鹿上之盟所遭受的耻辱已经将楚国的信义削减为0--这一点之前投稿说过）。<o:p></o:p>

【司马法·定爵第三】中有这样一段描述：<o:p></o:p>

“居国惠以信以信，在军广以武，刃上果以敏。居国和，在军法，刃上察。居国见好，在军见方，刃上见信。”什么意思呢？“治国要施恩惠讲信用，治军要宽厚要威严，临阵要果断要敏捷。治国要上下和睦，治军兵法令严明，临阵要明察情况。这样，治国就能为人民所爱戴，治军就能为士卒所敬重，临阵就能为全军所信赖。”子玉这样只有威严没有宽厚，而且楚成王与子玉之间出现了嫌隙，上下不和睦，且子玉“刚”的性格导致其容易头脑发热，凡此种种，都会导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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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晋国上下，同样是在用人方面，晋国上下一心，而楚国国臣或趋炎附势或沉默不语，子玉作为统帅具有暴躁这一突出的缺点简直就是致命的。《孙子兵法·九变第八》中，子曾经一针见血的曰过：“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子玉就属于“忿速可侮”类型的。<o:p></o:p>

子玉对蒍贾的观点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自己的作战判断。他为楚国作战的同时也参杂了个人情感在内，他渴望证明自己，给蒍贾一个难堪。即使是楚成王派人让他回来，他还是置大局于不顾，回复王命说：“「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你看，为了堵住别人的嘴证明自己的能力而进行作战，这难道不是缺乏大局观的体现吗？<o:p></o:p>

反观先轸其人，先轸在元代和明代都有册封，元代皇帝册封其寺庙为“晋大夫先轸之神”，明代皇帝则册封其寺庙为“晋大夫先轸之庙”。之所以先轸能够得到后代的敬仰，说明其人符合后世流传的价值观，即忠、即智。忠者，特别体现在他处理晋襄公放走的秦国三将身上：“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顾而唾。”【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他唾了晋惠公，但实际上是为晋国国家利益着想，实属难能可贵。为了这一口唾沫，先轸感觉自己失礼，于是在对狄夷作战时“惠不加讨,意以恤我,我何面目以处狐偃、赵衰之间？后世必以我为无礼于君之人！与其含羞苟活,孰若败狄而殒,尤足利国？”不穿装甲直挺挺的被狄夷射死，这是何等的忠心！这种做法在现在看来可能颇有些愚忠，但在周礼尚未完全崩塌的晋文公、晋襄公时代，举国上下因此而悲痛万分。<o:p></o:p>

在以力碾压成功之后，鲁国也吓得脸色苍白，迅速背弃了楚国，晋国在第一阶段成功地拆散了楚国国家集团。但子玉并不是白给的，在接下来的第二阶段中，他提出了以宋国换曹国和卫国的计划，企图在外交上将自己打造成小国解放者，打破晋国“正义之师”的形象。于是，《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o:p></o:p>

子玉使宛春告于晋师曰：「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o:p></o:p>

对此，晋国也出台了反制措施--就是以礼收服两小国（卫国、曹国）。实际上，卫国和曹国这两张牌现在都在晋国的手里，晋国想怎么出就怎么出，楚国却要考激将法让对方把牌按照自己的意愿打出去，在贤臣济济一堂的晋国，要达到这个目标岂能如此简单？！<o:p></o:p>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o:p></o:p>

子犯曰：「子玉无礼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轸曰：「子与之。定人之谓礼，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何以战乎？不许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谓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将何以战？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公说，乃拘宛春于卫，且私许复曹、卫。曹、卫告绝于楚。<o:p></o:p>

这不，先轸就驳斥了在狐偃的错误观念，让人看到，他在大局观上更理解文公的“仁”和“信”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先轸并不拘泥于仁信的教条，灵活沉稳地处理了卫国和曹国问题，将计就计，将卫国和曹国纳入了自己的阵营，达到了“以礼收服”的目的，同时还激怒了子玉，这一点上甚至超过了狐偃（子犯）。<o:p></o:p>

B.齐国和秦国--盟友关系的固定。齐国和秦国在开战之初所持的态度还是比较暧昧的，对于晋国集团来说，争取这两大国的实际支持是极其重要的。齐国与楚国有仇，秦国与楚国则有领土上的争端，这都是基础，但晋国仍然需要一个直接的理由来促使两大国卷入这场战争中。怎么办？<o:p></o:p>

大国会战，需要恰当的借口和恰当的时间。借口不当，大国卷入纷争需要承担道义上的风险；时间不当，大国在进行会战时要么付出的代价太高，要么得到的利益太少。这一点美国人和英国人自然笑而不语。放在城濮之战的背景之下，齐国和秦国实际上也在座山观虎斗，特别是秦国。为了刺激两国出兵，先轸就提出：“「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喜赂怒顽，能无战乎？」”<o:p></o:p>

--这样一来，先行将利益提供给齐国和秦国，算是预付金；与此同时晋军也已经降服了卫国和曹国，并对曹国进行了国土分割，已经与齐国取得了联系。这样看来，东西两大国考虑到自己出兵也不会因为孤军深入而出现灾难性后果，这样一来时机也是正确的。更何况，楚国拒绝齐国和秦国的调停，本身就给了两国出兵（其实两国一直对楚国都不满）的借口，时机正确的不能再正确了。此时不出兵，更待何时？<o:p></o:p>

对于楚成王来说，秦国出兵可能如同数年前的秦、晋伐鄀故事，秦国出紫荆关而趋申地，而申地是楚国北上的大本营，这回变成了楚军孤军深入，于是成王急冲冲班师回朝，留下了执意进攻的子玉。<o:p></o:p>

《孙子兵法·火攻第十二》中，子对将领曾经曰过：“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慎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至于最后结果如何，如何分析，我们战场上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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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⑨课】战略与战役系列（中国篇）--城濮之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