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勇”、“扬威”

1894年9月17日中午12时53分过后，中日两国军舰渐次展开交火，甲午中日黄海大东沟海战正式拉开了序幕。

相对于北洋海军采用的便于发挥冲击近战战术的犄角雁行横阵，日本联合舰队编列的是简单的单纵队阵型，在北洋海军的《船阵图说》中称之为鱼贯阵。与很多现代中国研究者认定日本联合舰队战术缜密不一样，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之所以选择这样的阵型，并非是胸有成竹，认为纵队一定可以克制横队，而仅仅是从自身舰队的实际情况出发，主要考虑了参战的日本军舰大都拥有强大的舷侧火力，判断只有使用侧舷对敌的纵队才便于发挥己方的长处。而且纵队队形对舰船编队航行的技术要求较低，较适合缺乏复杂编队经验的日本联合舰队，日方在战前为此专门确定了一个比较僵硬的指令，就是无论北洋海军采用何种阵型，联合舰队都必须使用纵队以作应对。为此，伊东祐亨在1894年7月中旬，曾专门组织各舰舰长，分别乘坐汽艇进行编队练习，并在航行中用步枪当作大炮来进行射击模拟训练，以熟悉纵队作战方式。

日本海军史学者外山三郎在著作《日本海军史》中对此加以总结，认为北洋舰队使用的是“当时受到世界重视的、靠楔形队形实施冲击的战术”，而日本联合舰队之所以选择纵队队形，“并非经过理论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而是从技能的角度去判断，认为只有采取纵队队形，日本海军才能充分进行战斗机动……”。

从之后中日海战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伊东祐亨开战初期所拟采用的原本只是一种简单的战术，即建立在纵队队形基础上的战列线交战战术。这种历史悠久的战术曾经广泛运用于风帆战舰时代，主要特点是将舰队编列为纵队队形，以便使密布舷侧的炮门能够最大程度对向敌方，进行舷侧交火作战，一舷发射完毕后，整个舰队依次进行回转航行，使用另一舷再次开火，而发射结束的那一舷可以使用这段时间对火炮进行再装填，如此周而复始，很有一番中世纪骑士对决的遗风。及至蒸汽铁甲舰时代来临以后，古老的纵队战术曾一度被配合船头大炮设计的横队战术所取代，但是19世纪后期随着中口径速射炮的出现，舰船设计领域重新开始重视在舷侧密集布置炮位，以数量较多的中口径火炮来对抗数量较少的大口径火炮，利于发挥舷侧火力的纵队战术由此开始复兴。日本联合舰队的参战军舰大都舰龄较新，机动能力强，属于新思潮下的产物，舷侧火力格外强劲，适合舷侧交锋。因而伊东祐亨确定使用纵队队形，最初的意图就是在北洋舰队面前反复周旋、掉头，不断用舷侧火力进行交战，以发挥自身的长处。

战后，《海权论》作者马汉曾对日本联合舰队舍弃近在咫尺的北洋舰队右翼不攻击，而冒着被北洋舰队重炮轰击的风险，从中国海军阵前越过而攻击左翼的举动大惑不解，“日军通过清军前面后，向右翼突进。采取这种前面通过的运动法理由何在？我实在难以理解。这恐怕是为了把炮火集中敌之右翼这一最终目的，而甘冒非常之险。若果策出于此，对敌之左翼也能同样得到任意射击的机会。另外也可以使缓慢的尾舰免陷于困境”。实则是伊东祐亨开始时心中并没有一个腹背夹击北洋舰队的完整谋略，而只是想走一步看一步，日本联合舰队之所以向北洋舰队右翼方向发起攻击，并非是想要先邀击北洋舰队右翼末端的军舰，而是为了使整个舰队侧向展开在北洋舰队阵前，利用舷侧炮火进行火炮对决而已。

作为日本联合舰队的前锋，坪井航三统率的第一游击队最先经过北洋舰队阵前，4艘军舰高速向北洋舰队的右翼方向运动，此举既是想尽快接近到3000米的距离以开始交火，同时也是为了留出身后的位置，让跟随在后的本队战舰能够充分展开作战。

在完全由新锐巡洋舰组成的日本第一游击队前方，是位于北洋舰队右翼最外侧的两艘军舰，中国参战军舰中舰龄最久的老舰——第5小队的“超勇”与“扬威”号巡洋舰。

停泊在英国纽卡斯尔的“扬武”舰，与姊妹舰“超勇”一起都是英国近代巡洋舰的始祖

这对外形文弱秀气的姊妹舰同时也是北洋舰队参战军舰中最为弱小的成员，军舰的满载排水量仅有1542吨，舰长64米、宽9.75米、吃水4.57米，舰体虽然号称为全金属结构，但内部大量采用了木质构件，而且基本上没有额外的装甲防护。2舰1881年诞生于英国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是当时阿姆斯特朗公司风华正茂的设计师伦道尔的得意之作，属于一时的时瑞精华，曾引起过世界海军界的高度关注。然而10余年的时间过去，在岁月无情的侵蚀下，1881年世界名舰的傲人风采，此刻在“超勇”、“扬威”身上已渐渐褪去，剩下的只有几分英雄迟暮的慨叹和无奈。

“超勇”与“扬威”目前正处在异常尴尬的境地中。这级军舰设计时的定位是极为新锐前卫的撞击巡洋舰（ram cruiser），即主要凭籍高航速，突然逼近敌方，通过发起迅雷不及掩耳的撞角冲击来克敌制胜的军舰。为此，“超勇”、“扬威”舰的干舷设计得非常低矮，舰体轮廓也显得相当简洁洗练，除了两根高高矗立的桅杆外，再没有任何大型突出的舱面建筑设施，这些显然都是用以配合对隐蔽性、突发性要求极高的冲角战术而特意安排的。然而此时，2艘军舰因为10余年高强度的使用（北洋舰队的军舰平时每年都必须进行一次北起海参崴、南至新加坡的巡弋任务，以显示中国海上力量的存在。此外，还要经常性巡视周边属国、邻邦，以及参加例行的南北洋海军会操，而东学党事起以后，活动则更为频繁。），机器设备老化严重，配备的锅炉都已到了即将报废的边缘，以至最高航速只能达到7节左右，显然已经失去了发挥这类军舰最具价值的战术——冲角攻击的先天条件。非但如此，低矮的干舷反而对军舰的适航能力带来诸多滞碍，使得本就不容乐观的机动能力更是大打折扣，甚至连正常的编队转换都需要竭尽全力才能勉强完成。

更为不利的是，已经不再具备高速突击能力的“超勇”、“扬威”，自卫的能力相当薄弱。当这两艘军舰还在绘图板上时，伦道尔主要考虑了这类军舰用于主动的攻击行动，本着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这一思想，竭力减轻军舰的吨载，以提高航速，在防护方面主要将希望寄托于低矮的外形和快捷的航速能减少军舰中弹的概率，而舍去了很多附加装甲的设计。这两艘军舰除了厚度为3/4英寸的钢铁船壳板，以及位于水线下3.5英尺处，遮盖在弹药舱、蒸汽机上方的一段厚度只有3/8英寸的“装甲甲板”外，再就只有自求多福，依靠舷侧和机舱上方煤舱里的煤炭来提供一些有限的遮挡防护。

被岁月掠去了机动力的“超勇”、“扬威”，就这样近乎赤身裸体地迎接着战斗的到来。

2艘军舰首尾外壁厚度为3/8英寸的封闭式炮房内，各有10名水兵在枪炮军官的指挥下操作着10英寸口径的阿姆斯特朗大炮，透过炮房前方的开口，紧张地追踪、瞄准日本军舰。这型火炮由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制造，身管长26倍口径，正常情况下最大射击仰角10度，最大射击俯角3度，有效射程为8000米，当采用极限射击仰角15度时，有效射程可达12000米。因为采取了原始的复进装置，这型火炮的理论射速可以达到1发/2.5分钟，曾被认为是1881年代威力最大的舰炮。然而，早在1892年时，这4门火炮就出现了“因操法年久，膛内铜环早形松溢，未尽适用”的情况，虽经海军提督丁汝昌与天津机器局交涉进行了修理，但是性能已经不容乐观，远非昔日可比。

“超勇”、“扬威”剩余的武力，除了位于舰首水下的撞角外，分别是安装在主炮台后方炮房内的阿姆斯特朗4.7英寸副炮，每舰各配置4门，和主炮一样属于带有原始复进装置的旧式速射炮，而且同样因为使用日久，出现了磨损老化的情况。此外，每艘军舰的后主炮房顶部装备有2门诺典费尔得式4管机关炮，军舰中部另装备4门10管格林机关炮。

孤雁失群

中午12时50分旗舰“定远”射出第一颗炮弹后，和舰队中大部分战舰一样，“超勇”、“扬威”也分别在管带黄建勋和林履中的指挥下加入战斗，远距离上使用舰首重炮向正在高速驶来的日本第一游击队开火射击。

从血缘承继关系而言，日本第一游击队的4艘战舰，几乎都可以认为是“超勇”级军舰的子孙。2艘“浪速”级巡洋舰是在“超勇”级基础上，放大、增强设计而成的战舰，炮位布置、建筑外观方面大同小异，都能看到“超勇”级的影子。而崭新的“秋津洲”、“吉野”又是在“浪速”级军舰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新一代英式巡洋舰，先进程度又更进了一层。迎着老旧的“超勇”级军舰杀来的全是她们强悍的后世子孙，4艘纵队而来的日本军舰每舷能够获得的100毫米以上的火炮相加有23门之多，其中还包括有大量的新式大口径速射炮，而船头向前的“超勇”、“扬威”赖以御敌的大口径火炮一共只有舰首方向的2门。1881年的世界名舰，即将要与1894年世界名舰展开殊死搏杀。

12时55分，“吉野”舰上的测距仪准确测定到与中国军舰“超勇”、“扬威”相距已经到了3000米，舰长河原要一当即下令开火。“吉野”舰没有再出现丰岛海战开火时那种混乱的局面，有过一次海战经验的日本海军官兵已经逐渐成熟起来。很快，“吉野”舰装备的2门6英寸、4门4.7英寸口径阿姆斯特朗速射炮，以及11门47毫米口径单管重型哈乞开斯机关炮一起向“超勇”、“扬威”开始倾泻弹雨。紧跟在“吉野”之后的“高千穗”、“秋津洲”、“浪速”3舰也随之开火，但是由于尚未到达攻击“超勇”、“扬威”的合适阵位，这些军舰的炮弹大都首先射向了“定远”、“镇远”等军舰。“四舰虽然各不一样，但大体是在三千米的距离，特别是‘吉野’，当准确测定三千米后才开始发炮。由于测定距离准确，因此推测我方炮弹命中率极高”。（日本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报告）

“超勇”、“扬威”遭遇到了始料未及的猛烈攻击，军舰上的中国海军官兵们没能想到，日方的火力竟然会有如此之强。在劈头盖脸而来的密集弹雨中，2艘中国军舰不断中弹，不到几分钟的时间，船壳板就有多处被洞穿，很多官兵倒在了血泊中，军舰内部的一些部位已经燃起了可怕的火焰。然而处在绝对劣势之中的“超勇”、“扬威”舰并没有退缩，在管带及各部位军官的激励督促下，2舰坚持着既定的航路向前航行，弹雨纷飞中，舰上官兵各就岗位，用着仅有的几门火炮，顽强地向强敌进行着还击。距离最近的友舰“靖远”、“来远”也奋力向日本第一游击队射击，支援身旁的站友。

13时08分，正在“吉野”舰装甲司令塔内观察海战情况的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突然感到舰体发生一阵剧烈震动。由“超勇”、“扬威”方向射来的一颗10英寸炮弹准确命中了“吉野”舰的后甲板，堆积在甲板炮位附近的一些弹药被引爆，爆炸声接连而起，海军少尉浅尾重行与四等水兵牛岛喜太郎当场毙命，一等水兵松平大次郎等9人受伤。日本联合舰队很多军舰由于都装备有大量的中口径速射炮，为了保证速射炮在战时能不间断地高速射击，而预先将大量的弹药堆积在炮位附近，以减少弹药补充的时间，然而这种希望最大程度发挥速射炮威力的做法，势必会带来弹药被击中后连锁爆炸的危险。目睹日本海军新锐的先锋舰中弹起火，“超勇”、“扬威”，以及邻近的“靖远”、“来远”等舰上，都传出了欢呼声，水兵们纷纷击节称快，信心百倍地准备下一发的射击。但是有些细心的中国军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从“吉野”舰尾部滚滚而起的烟雾，呈现出的是不同寻常的黄颜色，这种颜色对于北洋海军而言，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兆头，“敌舰中好像有使用“梅里那依特”（melinite，烈性炸药）榴弹，一眼望去其有毒颜色的烟雾和一般火药不同”（“镇远”舰帮带洋员马吉芬：“鸭绿江外的海战”）。

在19世纪，古老的黑火药仍然用于充当火炮的发射药和弹头内的填充药。但是这种由中国古代方士在炼丹时偶然发现的火药，如果在敞开的环境下点燃只会燃烧并冒出浓烟，并不会产生剧烈的爆炸。只有在封闭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发生爆炸，这作为弹头填充药而言，爆炸的威力就显得不足。因而19世纪中期开始，各国都尝试获得威力更大的“猛炸药”。1883年J·威尔伯兰德发明了被称为“炸药之王”的TNT炸药，但当时由于没办法形成量产因而未被推广运用。1885年，法国的炮弹开始试用一种新的填充药，即爆炸性能强于TNT的苦味酸。苦味酸，学名“2，4，6-三硝基苯酚”，原本是一种黄色的染料，经反复试验钝化后，被证明可以作为威力巨大的炸药来使用，称为黄火药，爆炸后产生的烟雾呈现黄色。1891年，日本海军工程师下濑雅允以苦味酸作为主要成分试制出了著名的下濑火药，并于1893年正式开始在日本军队中推广使用。装填了下濑火药的炮弹具有一系列惊人的特性，这种炮弹的灵敏度极高，即使命中细小的绳索都一样会发生爆炸，而且爆炸后不仅会产生破片和冲击波，还会伴随有“能够点燃钢铁”的大火，这种火药燃起的火龙会像汽油一样流动肆虐，即使在海水中也能持续燃烧一段时间。传统军史研究著作中普遍认为日俄对马海战是日本下濑火药初试啼声的第一役，但是实际正如“吉野”舰上出现的黄色烟雾所说明的那样，甲午中日大东沟海战中，日本参战军舰装备的速射炮已经配备了填充下濑火药的新式爆破炮。不仅如此，日本海军速射炮的发射药采用了棉火药，即无烟药。这种将植物纤维素沉浸在硝酸溶液中而生成的混合火药有着传统黑火药无法比拟的特性，爆炸后不会出现弥漫的烟雾，作为发射药使用，能为速射炮提供良好的发射环境，以往的速射炮必须等待硝烟散尽后才能进行下一发的射击，根本无法达到理论射速。而采用棉火药发射完毕后，无需等待烟雾散去，即可进行下一发的瞄准、射击。

如同军舰样式、火炮型号落后于日本海军一样，北洋海军配备的开花弹填充的是黑色火药。由于黑火药本身的特性限制，这种炮弹即使命中目标，爆炸的威力也极有限，不会引起大火。而且黑火药容易受潮，爆炸特性不好，有时候即使引信已经工作，弹头内的黑火药也有可能不会爆炸，相反日本海军的下濑火药炮弹，由于苦味酸本身特性活跃，即使引信失灵，也可能照样爆炸不误。同时，北洋海军采用的发射药是栗色火药（即经过钝化了的黑火药，颜色较浅，爆性比较缓慢，使用时需要用少量黑火药作引药引发）。作为发射药黑色火药的爆温过高容易烧蚀内膛，而且燃烧后的火药残渣过多不易清除，每次发射后内膛必须要刷洗干净方可再次装填，会耗费大量时间。另外这种火药燃烧也不够均匀，无法产生良好的弹道效果。这些对于炮位上的炮手而言可能还算不了什么，最让人头痛的是栗色火药燃烧后会产生大量刺鼻的白色浓烟，如果是顶风发射的话倒灌的浓烟不仅会影响士兵的观测，炮手还会有中毒窒息的危险，这也就是当时的海战要抢占上风位置的原因。这些因素无形中给北洋海军本就射速不高的旧式架退炮又套上了一道枷锁。

北洋海军在炮弹效能上和日本联合舰队也差距了一个时代。

几乎在“吉野”舰中弹起火冒出黄烟的同时，日本第一游击队的2号舰“高千穗”上也冒出了黄烟。“高千穗”舰右舷后部的一间军官舱室中弹，炮弹横扫了室内的物件后穿越而过，在舰内的穹甲甲板上炸响，爆炸产生的破片给76毫米的穹甲甲板留下了3个大洞作为纪念。管理弹药库通风机的三等木工荻原十次郎被弹片击中腹部，肠子蠕蠕流出体外，倒毙在鲜血淋漓中。堆积在中弹舱室附近的几颗装填下濑火药的炮弹被引爆，燃起了大火，冒出阵阵有毒的黄烟，更为可怕的是，地板上通向弹药库的开口居然是敞开着的，火焰眼看就要顺势而入进入弹药库。“高千穗”上几名尉官疯狂地大喊，组织水兵死命地转动消防泵灭火，最终扑灭了火焰，躲过了一次灭顶之灾。

不久，第一游击队后续的“秋津洲”、“浪速”也接连中弹。“秋津洲”舰右舷的5号速射炮被击中，炮盾上炸出了一个破口，在这个炮位附近作战的海军大尉永田廉平、三等兵曹志田正之助、一等水兵三野为吉等5名官兵毙命，一等兵曹吉村最太郎等9人受伤。“浪速”舰的情况稍好，舰首主炮塔下方的水线带附近被洞穿，引起了少量进水。

一时间，仿佛历史的天平将要偏向北洋舰队。但是仅仅2分钟过后，局面就发生了彻底的转变。13时10分，扑灭了火灾的“吉野”重新恢复了猛烈射击，1颗由日本第一游击队速射炮射出的下濑火药炮弹，轻而易举地撕开了“超勇”舰薄薄的船壳板，在军舰内部炸响，舰体顿时被黄色的烟雾包裹。下濑火药燃起的火焰本身就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加之19世纪军舰内部大量采用木质构件，“超勇”舰“舱中隔壁，均为木造，施以油漆，粉饰外观”，很快火灾就一发不可收拾。火魔在“超勇”舰内四散蔓延，汇成了一片片烈焰滚滚。本来就在先前的炮战中不断中弹，舰体已经严重右倾的“超勇”，到了她生命的最后时刻，这只诞生于英伦三岛的美丽天鹅，已然成了浴火的凤凰。军舰舱内，管带黄建勋、大副翁守瑜组织水兵奋力与大火进行搏斗。舰首主炮位上，不顾笼罩四周的黄色有毒烟雾，副炮弁李镜堂在指挥水兵们用火炮不屈不挠地向日本军舰还击。位于军舰舰底的轮机舱里，此刻更是早已成了人间炼狱，为了防止火灾进入机舱，通往上层甲板的所有通道口都已封闭，炎热炙烤着这里的每一名官兵。已经失去了任何生还希望的轮机兵们，在总管轮黎星桥、大管轮邱庆鸿、二管轮叶羲龚带领下，努力地往锅炉内一锹锹填煤，完成自己最后的工作，尽管“超勇”舰的舵机系统已经在大火中彻底毁坏。这艘弱小的巡洋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日本第一游击队更加猛烈地向“超勇”进行炮击……

目睹在大火中痛苦挣扎的姊妹舰，同队的“扬威”舰竭力发炮支援“超勇”。然而很快，受到日本第一游击队密集炮火攻击，“扬威”舰上也燃起了灾难性的大火，舰体开始倾斜，渐渐现出无法支持的迹象。这两艘烈焰翻腾的姊妹舰受困于火灾，一面忙于救火，一面开炮抵敌，渐渐无法跟上大队的步伐，如同两只失群的孤雁。北洋舰队在右翼又丢失了一个小队的战力。

“会飞的飞桥”

第一游击队与北洋舰队阵型右翼末端的“超勇”、“扬威”2舰交火时，日本联合舰队本队的军舰和北洋舰队位于阵型中坚位置的军舰也正在进行激烈的交火。

以“定远”、“镇远”小队为号召，北洋舰队左翼的“致远”、“经远”小队，以及右翼的“靖远”、“来远”小队如同3把尖刀，在炮战的同时，继续保持航向，向日本舰队逼去。中国军舰的炮火显然首先聚集在了日本旗舰身上，意图斩将夺旗。“敌舰对‘松岛’发弹最多，大大小小的炮弹像蝗虫一样飞来，势不可挡”（《日清战争实记》第七编，“‘松岛’舰之勇战”）。就在“吉野”舰向“超勇”、“扬威”2舰开火的同一时刻，12时55分，日本舰队旗舰“松岛”位于舰尾的主炮塔被一发中国军舰发射的150毫米炮弹击中。炮弹从320毫米主炮炮罩的侧面直击而入，2名正在炮位上操作的日本水兵当即被弹片击伤，主炮的液压旋转机构遭到严重破坏，刚发射了1发炮弹的320毫米口径加纳式火炮顿时陷入瘫痪，被迫进行紧急抢修。“零时五十五分，敌弹命中我三十二厘米炮塔上段，炮手二名负伤，水压管破损，立即进行修理”（《日清战史》第三卷，“‘松岛’的战斗报告”）。

与北洋舰队聚攻日本舰队旗舰“松岛”一样，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开战伊始也成为了对方集中攻击的目标，很快即发生了一连串难以预料的事情。炮火对击开始后不久，一颗日本炮弹竟然正中“定远”舰的桅杆，剧烈的震动中前桅的上桅杆被打断，日方的首要攻击范围显然锁定在中国军舰的指挥系统上。“开战之始，一巨弹跳击而来，射中前樯。”（浅野正恭，《日清海战史》）伴随着金属折裂而发出的刺耳挠心的巨响声，上桅桅杆连同其上的战斗桅盘，以及在桅盘内作战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见习军官史寿箴等7名官兵一起堕入海中，前桅杆上横桁也随之断落，连接其上的信号旗绳一扫而空。战阵甫合，中军旗断，在中国军事传统文化中是一件最不吉利的事情，提督丁汝昌战前深为顾虑的失去旗语指挥系统的局面不幸出现了。

虽然北洋舰队此战选择的是以小队单位进行作战的乱战战术，运用这种追求主动出击的战术进行作战时，各小队的军舰只要参照旗舰的动作进行运动即可，旗舰本身的活动和前进攻击方向就是最好的指挥，因而对旗语信号的依赖实际较少。然而，一旦发生主动出击无法实现，或者攻击不利的情况，需要转入防守阵型或者改用其他战术时，想要以旗舰的运动作为指挥手段来说明这一切，显然是无法操作的。尽管旗语信号系统本身可能也并无法清楚传达变阵的复杂内容，但毕竟是用来转换作战样式时可以依赖的重要发令手段，不过此时，北洋舰队已经不再具备这个条件了。

祸不单行的是，就在上桅杆断裂以后不久，日舰聚攻“定远”的炮弹又在“定远”舰的飞桥甲板附近炸响，弹片将铺设在飞桥上的木质甲板炸碎飞起，正在督战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震跌摔倒，因为左腿被飞起的甲板碎片压住而无法动弹，随下濑火药炮弹爆炸燃起的火焰，把老提督的右脸和脖颈烧伤。“昌上望台督战，为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昌左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随被炮火将衣焚烧，虽为水手将衣撕去，而右边头面以及颈项皆被烧坏。”（1894年9月20日，丁汝昌电寄总理衙门报告）

与丁汝昌同在飞桥上督战的总教习汉纳根、洋员戴乐尔几乎也是同时被震跌倒地，不同程度的负伤。然而当时因为碰撞而一度短暂失明的戴乐尔，在时隔20余年以后撰写了一份文意略显含糊的回忆录，却使得百年来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对“定远”舰飞桥中弹的情况受到了极大的误导。

英籍洋员戴乐尔，又常被译作泰莱、泰乐尔，最初是作为英国皇家海军的一名少尉军官，随英国中国舰队来到中国，后改投入中国海关担任海关巡船的舰长，1893年自请调入北洋海军，被任命为“定远”舰的帮带洋员，类似副舰长顾问的身份。20世纪初，戴乐尔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这段时间里撰写发表了著名的回忆录《中国纪事》（Pulling Strings in China），回顾其在北洋海军的经历。30年代初，这本特殊的书经当时年轻的历史研究者张荫麟翻译介绍入国内，随即成为了研究甲午战争史的重要史料。但是，在这本回忆录中，戴乐尔出于对“定远”舰管带刘步蟾的个人厌恶（刘步蟾是北洋海军中科班出身，且具有留学海外经历的高级将领，个人性格和能力较强，在其周围形成了福建籍军官的团体——闽党。刘步蟾对陆军出身的提督丁汝昌了不在意，以技术相要挟，持不合作态度，意图取而代之。而对丁汝昌依靠为技术顾问的外籍洋员顾问则多方刁难，以至出现了借机生事逼走英籍总顾问琅威理一事，因而北洋海军内的外籍人士对刘步蟾大都没有良好的印象），而在涉及到刘步蟾的文字中不惜大量使用了贬低、毁损性的描述。开战初期飞桥被日军炮火击中一事，也被戴乐尔描述成“刘（刘步蟾）已令发十吋炮，而丁与予方立于飞桥正在炮上之部分也。此桥之名甚佳，以其竟飞，而丁与予亦随之飞”，认为是刘步蟾突然下令开火，305毫米口径主炮首发射击时引起的剧烈震动，导致了提督丁汝昌等的受伤。

由于在涉及到刘步蟾的部分使用了过于情绪化的语言，出现在此处的“飞”字究竟是指飞桥真的飞走了，或是对飞桥发生剧烈震动而采取的过于夸张的描述，无法从字面上来判断清楚。但是从戴乐尔此后关于海战的叙述中，却能够逐渐理清真相，戴乐尔首先继续辱骂刘步蟾，称“总兵刘步蟾为一变态的懦夫”，而后进一步叙述了飞桥上3人的受伤情况，“予因目受撞击，抽搐剧烈，耳鼓复被震伤，楚痛不能自支”，“汉纳根伤股，丁提督则堕压创甚”，并没有再提及飞桥的情况究竟如何。但是接着又说“予为彼开场之敬炮掷过了望塔外三十余尺”，即首发射击后，戴乐尔是从原先所处的飞桥上司令塔入口的位置而被震开出去，应该还是在飞桥之上。进而，戴乐尔的描述中提到自己走到军医院包扎了被撞伤的眼睛，“予衣破衣，裹创目，巡行于诸队炮兵间”，能够自由走动，显然摔得并不重。紧接着，四处巡走的戴乐尔又见到了“伤股”的汉纳根“在炮台上察视”！看来汉纳根伤得也不重。最后，在战斗结束时，戴乐尔居然又记载一笔，称因为听说击沉了几艘日本军舰，“汉纳根与予在飞桥之梯上以香槟及饼干庆祝此事”。如此综合看来，直到大东沟海战结束，“定远”舰的飞桥结构仍然是完整的，戴乐尔所说的飞桥“飞起”，可能只是对飞桥被弹片击中发生震动的一种夸张性的描述，也有可能是戴乐尔突然震倒受伤，双目失明，短时间内难以了解突发事件的完整情况，而产生了某种错误的主观印象。否则，如果真的是从距离主甲板将近10米高的飞桥上摔落，很难想像戴乐尔和汉纳根还能行走自若，更难想像还能在战斗结束时并肩站在“飞走”的飞桥上开香槟庆祝。由此可以推论，同时受伤的提督丁汝昌如果不是被飞起的甲板压伤左腿，应当也不至于无法自由行走。

然而，尽管认识到了有关中日甲午海战的史料，“不独中日双方之报告互有出入，即我国之记录，亦多牴牾。除极抽象之轮廓外，旧史所承认之细节，由今观之，几乎无一不成问题，乃知严格考信之需要与艰难，于近世史殊非例外。”主张在甲午海战史研究领域应该引入传统的考证方法，对细节方面详加考证的张荫麟，自己却并没有认真对待戴乐尔的回忆录。其发表在《清华学报》之上的《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一文中，将“定远”舰宽大的飞桥甲板理解为模糊的“吊桥”，显然对近代军舰的结构并无多少了解，而且还草率落笔称“吊桥非坚固之结构，其前部搁于相交之两12英寸口径炮上，一炮开火，则桥将毁碎。泰乐尔甫至桥上，刘总兵即下令发12英寸口径炮，泰乐尔与丁提督俱被掷入空中，坠甲板上”。今天，当我们对比丁汝昌的战伤报告和戴乐尔的回忆后，张荫麟这段文字中戏说、想像发挥的程度就不难分辨了。

由张荫麟的这篇文章肇始，援引张的笔法观点，此后有关“定远”舰飞桥一开炮就“震飞”、“震塌”、“坍塌”的说法，在研究著作以及街头巷尾的闲谈中人云亦云，越说越形象，直至被引用为论证北洋海军军纪废弛、武器保养不善的证据。实际除了对戴乐尔回忆录和丁汝昌报告进行对比外，从“定远”舰的舰体结构上稍作简单分析，也不难发现这种说法的荒谬之处。

甲午战后拍摄到的一张“镇远”舰照片，刚好展示的是该级军舰的飞桥部位，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飞桥下巨大的司令塔

“定远”级铁甲舰的飞桥甲板位于2座主炮塔上方，主要用作露天指挥平台，前后分别有木梯和金属支柱与首尾楼甲板相连，飞桥甲板的中央设有方形的梯道开口，可以由此顺梯而下进入位于飞桥下的装甲司令塔内。设计时为了进一步加强飞桥甲板的牢固度，在装甲司令塔顶部的四周，又增加了一共10块宽大的钢铁三角形肘板，如同一群伸展的臂膀一样托举着飞桥，这样的结构如果真的出现了“坍塌”、“飞去”的情况，会对周边紧密连接的司令塔等设施产生怎样的破坏影响，是可以想见的，但是整个海战中并未有任何关于“定远”舰司令塔及飞桥周边设施受损的记录，而且战后也无这方面的修理记录。另外，大东沟海战的当日，“定远”级铁甲舰的主炮塔都没有安装炮罩，处于露天作战状态，试想，如果高处的大型飞桥甲板坍塌下来，又会对露炮台造成怎样的破坏，但是在关于海战的所有史料中同样并无法找到关于“定远”舰露炮台被飞桥砸损的记录。

还值得加以注意的是，在大东沟海战之前的1894年5月，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时，“定远”舰的主炮曾多次打靶射击，也并未出现由此导致飞桥甲板上阅兵官员受伤，或对军舰舰体结构产生破坏的事情。同时，“定远”的姊妹舰“镇远”也参加了大东沟海战，为何站在“镇远”舰飞桥上观战的洋员马吉芬却没有遇到被“震飞”的情况，2艘同时间购买，保养工作也相同的军舰，何至于在舰体状况上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即若是“定远”舰的主炮首发真的能把飞桥震飞开去，舰体势必也已经朽坏不堪，但此后“定远”的主炮还继续发射了119发炮弹，为何没有再出现类似震坏舰体的情况，难道平时保养时单单刻意漏掉了飞桥？

一则因为研究不严谨，对史料理解有误而产生的一己之见，竟对甲午战争史的研究造成了长达近1个世纪的误导，形成了一代代中国乃至外国人对于北洋海军下意识的误解，教训不可谓不惨痛。

亡命“比睿”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飞桥上受伤后，很快被赶来的属下搀扶到首楼内，弹雨中，两名水兵为了救护提督不幸中弹牺牲。但是丁汝昌拒绝进入位于主甲板下舰首部位的军医院，而是坚持坐在“定远”舰首楼内，要继续看着他的士兵们作战。这个位置连接着舰首和后方的主炮塔，而且还有两架木梯可以通到首楼甲板上，是一处重要的通道。来来往往的水兵忙碌着，将通过主炮塔地板上的开口从弹药库提升上来的弹药，运送往舰首150毫米口径副炮炮位的底部。望着属下这些可爱的士兵们，老提督强忍住伤痛，每有人从自己身旁经过，都会投以亲切微笑，并用言语加以鼓励，激励士气，“提督坐一道旁。彼伤于足，不能步立；惟坐处可见人往来，见辄望之微笑并作鼓振之语”。

在军医院包扎完伤口的戴乐尔很快从这里经过，看到这番情景后不禁深为感动，与丁汝昌握手，并用有限的一些汉语单词向提督表达慰问和尊敬。“予过之，用半通之华语及英语，互相勉力。终乃与作表示同情，崇敬，且钦佩之握手，凄然前行，心中犹念及不幸之丁提督所处地位之可哀”。丁汝昌的眼神中透出一丝凄凉，这位任事勤勉的海军提督从丰岛海战事起，就成为朝中清流派交相攻击的对向，此时实际已经被革去职务，正在戴罪，“即行革职，仍责令戴罪自效”（1894年8月26日清廷谕旨）。对海军、对丁汝昌并无了解的清流士大夫们，仅凭着任意发挥的想像，对国家前敌的将领进行中伤，意图去之而后快，以将淮系势力驱逐出海军。坐在舱内的丁汝昌已经看不见海战场上的景象，只能默默在心中祷告，希望属下的将领们能够尽量发挥战术，歼除可恶的日本军舰，消弭朝中对于自己和海军的种种猜忌。

由于丁汝昌在舰上主要身份是督战者，因而腿部受伤并未能影响他执行自己的职能。北洋舰队的战术指挥则仍然由右翼总兵刘步蟾在继续执行，也没有受到提督负伤的影响。大部分中国军舰都在追随着旗舰“定远”进行运动，没有出现今人想像中彻底失去指挥的混乱情况。

然而，北洋舰队小队乱战战术是否能有效发挥，此刻又要画上一个更大的问号了。由于炮位单薄、射速迟缓，无法在短时间内给敌方造成大的损害，北洋舰队没有能够在日本舰队横越自己阵前时制造战果，随着双方军舰的距离逐渐接近，北洋舰队已经失去了使用大口径火炮在远距离上攻敌的优势。现在日本联合舰队已经运动到了利于进行炮战的最佳距离，开始发挥他们火力凶猛的特点进行炮战。但对北洋舰队而言，受编队航速制约，短时间内还无法逼近日本舰队进行切入敌阵的乱战，他们将不得不暂时搁下完全主动出击的乱战战术，而被迫首先与日本联合舰队进行自己并不占优势的炮火对击。

炮战刚刚开始了几分钟的时间，旗舰“定远”的旗语信号系统就已被摧毁。邻近旗舰的“镇远”舰也遭到了日本联合舰队的集中攻击，用于旗语信号指挥的桅杆同样成为攻击的焦点，正在前桅上桅盘测定敌我距离的枪械三副池兆瑸被雨点般打来的机关炮弹击中，壮烈牺牲，年仅29岁，“适有敌弹飞至，穿其胸而颠，血肉飞坠”，远处“靖远”舰上的文案沈寿光此刻还不知道，自己的爱子已经为国捐躯。与池兆同在桅盘里作战的水兵也在攻击中牺牲殆尽，“战斗一结束，各舰开始检查舰内，当时尸体累累，骨肉横飞，真是惨不忍睹。在‘镇远’的前桅楼驻有担当测量的军官一名和操纵两门一磅“霍其克斯”炮的水兵五人，向其呼喊，不见回答，沉默无声。疑而观之，楼侧有两个被打穿的弹孔，无疑这是其沉默无声的原因。登上一看才知道，桅楼被一榴弹打穿，六人全部战死。”

日本联合舰队火力的凶猛已经完全展露出来。

不过，正当第一游击队在北洋舰队右翼将“超勇”、“扬威”打得火起的时候，日本联合舰队本队的编队内也突然出现了一个裂口。以纵队队形缓慢通过北洋舰队阵前的联合舰队本队，虽然利用密集的舷侧火力在炮火对抗中居于上风，然而他们面临的毕竟是北洋舰队参战军舰中的全部精锐，侧面大量暴露在外的本队军舰接连遭到攻击。

13时04分，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再次中弹，炮弹穿透了主甲板，刚好落在“松岛”舰炮房内左舷的第7号炮位上，120毫米口径的阿姆斯特朗速射炮立刻被击毁，3名炮手受伤，1名信号员当场毙命。

不久，本队的3号舰“严岛”也被击中，首先是1枚210毫米克虏伯炮射出的炮弹命中了“严岛”舰的右舷，引发爆炸，导致11名水兵受伤。紧接着又有1枚150毫米克虏伯发射的炮弹再次命中右舷，在“严岛”舰后部水线附近的轮机舱炸响，少机关士松泽敬让等6人受伤。

13时10分，即“超勇”舰被下濑火药炮弹击中燃起大火时，日本本队的4号舰“桥立”被北洋舰队军舰击中。炮弹命中“桥立”舰舰首的320毫米主炮塔，弹片四散，在炮塔内督战的分队长高桥义笃海军大尉、炮术长濑之口觉四郎海军大尉以及二等兵曹广原重槌毙命，另有7名水兵受伤。

此时的战况，正如当时在本队外侧航行的“西京丸”舰时候战报所说的那样，“下午1时5分左右，敌我舰队互相炮击最为激烈”。

由于本队的先头军舰即将从北洋舰队阵前航过，按照风帆时代战列线作战的传统，伊东祐亨下令本队开始转舵向左航行，准备进行大回转后重新越过北洋海军阵前，改用左侧的炮火再与北洋舰队作战，以便让右侧炮位得以休整、补充。为便于机动，伊东祐亨同时下令本队军舰的编队航速从8节提高到了10节。激战之中，日本联合舰队的司令官似乎忘记了一点什么。以 “松岛”的动作为榜样，各舰依次执行，“千代田”、“严岛”、“桥立”………“桥立”舰舰长日高壮之丞海军大佐突然得到报告，后续的“比睿”、“扶桑”没有跟上来，脱离了队列！

日本二等铁甲舰“比睿”

位于日本联合舰队本队末尾的，是两艘旧式的铁甲舰“比睿”和“扶桑”。1874年，日本借琉球事件入侵中国台湾，在福建船政水师和淮系陆军的水陆威势下，被迫媾和。事件结束后，感受到当时和中国在海军力量上的差距，日本向英国定购了3艘铁甲舰，分别是2艘“金刚”级、1艘“扶桑”号。

“比睿”是1875年定购的2艘“金刚”级铁甲舰之一，1875年建造于英国彭布罗克郡米尔福德港造船厂，外形上看起来很像帆船，属于风帆战舰向蒸汽战舰过渡的产物。由英国舰船设计师爱德华·瑞得爵士设计，母型参考了俄国的铁甲舰“海军上将”和英国铁甲舰“宝石”号，属于老式的船旁列炮铁甲舰。军舰的排水量2200吨，舰长70米，宽12.4米，吃水5.3米。武器装备为露天安装在主甲板两侧的2门有效射程为5400米的170毫米口径克虏伯炮，6门射程为11000米的150毫米口径克虏伯炮，以及75毫米、80毫米口径克虏伯舢板炮、11毫米5管诺典费尔德机关炮各2门，4管诺典费尔德机关炮4门。同时配有2举14英寸鱼雷发射管。作为老式的铁甲舰，“比睿”沿水线带还敷设有137毫米厚的装甲。“比睿”的动力除了可以在3根桅杆上张挂风帆外，轮机舱里还装有1台卧式往复2汽缸蒸汽机，配合6座燃煤锅炉，驱动1个螺旋桨。新造时的航速可以达到14节，时逾近20年，现在只能勉强到达8节的航速，已赶不上本队前列军舰的步伐。

站在烟囱之前飞桥上的“比睿”舰舰长樱井规矩之左右海军少佐满脸通红，虽然从心底里想咒骂自己的舰队司令是个笨蛋，但无奈只能下令轮机舱部门尽量提高航速。随着时间推移，他的战舰与前面的本队其他军舰已经无可挽回地拉开到了1000米以上，彻底脱离了本队前列的军舰。

跟随在“比睿”身后的“扶桑”号，是1875年为超越中国海军购入的另外一艘铁甲舰，同样由爱德华·瑞得爵士设计，设计上模仿了英国海军的“铁公爵”号。军舰的排水量3717吨，舰长比“比睿”略短，为67米，但是舰宽达到了14.6米，吃水5.5米，外形上显得五短三粗。“扶桑”的火炮布置比“比睿”略微先进，采用的是八角台布局，即在军舰中部用装甲围出一个八角型的空间作为炮房，作为主炮的4门有效射程为5000米的240毫米口径克虏伯火炮分别按照在四角的斜边上，这样集中防护的布置方法，比围绕全舰布置水线带装甲更节省有效载重，然而装在八角炮房里的4门火炮，不可避免地面临射界狭窄的弊端。除去主炮外，“扶桑”的武器还有2门170毫米克虏伯炮，6门75毫米克虏伯舢板炮、7门诺典费尔得4管机关炮、2门诺典费尔得机关炮。

“扶桑”舰早期的外形和“比睿”一样，也是个带动力的帆船，但是后期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去除了中桅，前后两根桅杆也变成了装有战斗桅盘的军桅。“扶桑”的蒸汽动力为2台蒸汽机，双轴推进，新造时的航速为13节，现在显然也无法到达10节。不仅如此，由于设计时的缺陷，和回国初期的保养不善，舰体一度锈蚀严重，成为过李鸿章教导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反面教材。

与这两艘难兄难弟一起掉队的，还有本来位于本队外侧的“赤城”与“西京丸”。随着本队前列4艘军舰的高速离去，这两艘原本并不想用来作战的军舰开始暴露在北洋舰队阵前，于13时09分与中国军舰交火。由于舰况较好，2913吨的“西京丸”号把小小的“赤城”甩在身后，卖命地追赶上本队前列军舰，由于“西京丸”上的水手原来都是商船水手，虽然经过短暂训练学会操作舰上的4门120毫米口径的速射炮，但是第一次亲身参加这样规模的海战，多少显得手足无措。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为此急得走到甲板上，直接叱咤指挥，驱使督促官兵作战。

日本联合舰队本队后队军舰脱队的情况，很快被北洋舰队注意到，这些军舰与北洋海军战阵的距离已经很短。原本正在将舰首右转，准备继续追踪设计“松岛”等军舰的中国军舰，看到了一个大好的机会。1894年9月17日13时10分之后不久，北洋舰队终于得以开始发挥乱战战术了，尽管他们已经失去了2个小队的战力——第4小队的“超勇”、“扬威”受困在大火中，第5小队的“济远”、“广甲”仍然龟缩在大队的后方。第1小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开始向掉队的日本军舰急速驶去，第1小队左侧的“经远”、“致远”舰也在加速航行，脱离原先的整体队列，冲向日本军舰，右侧的“来远”、“靖远”2舰也在急速前驶。几艘中国军舰上，都迸发出冲敌陷阵时特有的怒吼声，提督丁汝昌激动地等待着水兵向他报告战果。

从海战场上弥漫的硝烟中，“比睿”舰上的日本海军官兵突然发现，亚洲第一巨舰“定远”号铁甲舰出现在自己的右舷，旁边似乎还有一艘中国的装甲巡洋舰“经远”号，都正在高速驶来，似乎是想要发起恐怖的撞角攻击，距离只有700米不到了，大大小小的炮弹不断落在“比睿”、“扶桑”、“赤城”等军舰附近。“在‘比睿’舰与前面的我舰相距约一千米时，敌旗舰‘定远’与‘经远’舰一起向‘比睿’舰驶来，进逼至相距七百米的地方。这时处于险境的‘比睿’舰距敌舰近，距我舰远，而敌舰又是东洋第一大铁甲舰。我舰发射的炮弹，即使命中敌舰，也只能碰到铁板上弹回落于海中。我‘比睿’舰几乎陷于死地……”（“‘比睿’舰之勇战”，《日清战争实记》）

跟随在“比睿”之后的“扶桑”舰开始向左侧转向驶避，原本横向距离“比睿”较远的“赤城”舰也在拼命转向左侧，没有僚舰支援的“比睿”为了避免侧面遭到中国军舰冲撞，竟然开始调转舰首，直冲向“定远”与“经远”2舰之间，樱井规矩之左右如同一个输红眼的赌徒，想要做最后的一博。

“我‘扶桑’、‘比睿’二舰在战斗序列之最后。敌舰在激烈的交战中驶近我军舰队。‘扶桑’、‘比睿’二舰因落后，敌舰阻止他们与联合舰队本队会合。因敌舰从左翼炮击‘扶桑’和‘比睿’舰，二舰立于颇为苦战之地位。”（《日清战争实记》第五编，“黄海战况”）

中日甲午海战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