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美国摄影记者协会在职业规范中警告摄影记者不要“试图改变或影响正在发生的事件”，但当后者作出“符合规范”的选择时，却无法跨过伦理道德这道坎儿。

2月3日，纽约地铁事故现场摄影师阿巴西所拍的“地铁撞人”照片。（右上小图：被推下站台的韩基石。）

1994年，普利策新闻奖照片《饥饿的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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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娟发自北京

“停车！停车！停车！”12月8日晚，北京地铁四惠站站台上，数百名乘客集体高喊，还有乘客不顾自身安危站在站台边缘冲着正在开行的列车挥手。人们都在为突然昏厥而掉下站台的男子捏了一把汗，值得庆幸的是，司机在距离男子约20米处刹住了车，悲剧没有发生。

而就在5天前，纽约时代广场附近49街地铁站也上演了一幕地铁惊魂。只是，当事人韩基石并没有获救，那辆来不及刹车的地铁将他夹在车厢和站台之间，“像个布娃娃一样遭碾碎”。与北京地铁“集体救人”不同，纽约地铁的这场事故将现场的摄影师与他拍的“地铁撞人”照片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并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职业道德与人性伦理”的争论。纽约地铁：拍照者“见死不救”？

地铁轨道内，一名男子左胳膊趴在齐胸高的站台上，他侧转身体，面向一辆驶近的列车。这是被人推下站台的韩基石最后的照片，当时他正试图爬上站台。

事故发生的第二天，12月4日的《纽约邮报》头版刊登了这张照片。图片说明写道：这个人被推下站台，就快死了。图片下方一条醒目大标题：没救了。

“为什么摄影师和旁观者的第一反应不是向这名男子伸出救援之手，而是抢拍死亡事故的照片卖给报纸赚钱？”“基本的道义感哪里去了？”这张“垂死挣扎”的照片很快引起了强烈争议。

自由摄影师奥马尔·阿巴西被谴责在生死瞬间“见死不救”，只是眼睁睁看着列车进站宣判该名男子“死刑”。很多人还在刊登新闻的网页下留言指出《纽约邮报》刊登这类照片的做法“令人恶心”。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对待悲剧的态度令人发指。

阿巴西为自己辩护称当时距韩基石数百英尺，“事发突然，根本来不及施救”。他还说，举起相机的目的是试图用闪光灯来吸引地铁司机的注意。这样的理由显然无法让人信服，很多人坚持认为，“摄影师首先是人，其次才是摄影记者，人伦在前，然后才是职业道德”。美国国家摄影记者协会道德委员会主席约翰·朗表示没法对他的行为做出评价，“因为我不知道他当时距离有多远，也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帮得上忙。”

但是在谈到阿巴西当时的责任时，朗认为作为人在道义上的责任要远远高于作为摄影师的工作职责。“如果当时你确定能够施以援手，那从道义上来讲，你必须去救他。”

在北京四惠地铁站发生事故的当晚，人群中也有一名记者。与阿巴西不同的是，他不仅拍下了“男子横卧铁轨”的照片，还和其他乘客一起冲着徐徐开来的列车叫喊、挥手。当列车停止有人想下去施救时，记者还急忙高喊：“铁轨上有高压电，先断电！”

救人第一报道第二，还是相反？

非营利新闻学校波因特研究所视觉新闻道德问题专家肯尼·厄比说，在职业新闻摄影界，摄影师经常面对这类“记录或救助”的抉择。

美国《俄勒冈报》的摄影记者威廉·墨菲就遭遇过这样的困惑。1982年2月，当他驱车经过一座大桥时见到一对男女在扭斗，新闻记者的本能迫使他停下来摆好相机。他总共拍了三张图片：第一张是该女性阻止男性跳河；第二张是一骑车男子经过扭斗现场附近；第三张是该男子正在跳河的照片。

照片刊登后，愤怒的声讨像潮水一样涌来。一名费城女子指责“新闻伦理没有指出救人性命第一，新闻报道第二吗”？一位男子写道：“他为了拍到好照片，就让一个人死了。”

同样引发“职业与伦理”争议的还有拍摄过《饥饿的苏丹》的南非“自由记者”凯文·卡特。

1993年的一天，正在苏丹采访的卡特用相机记录下这样一幕：一个瘦弱的小女孩奄奄一息，瘫卧在地上，无力移动自己的身体。在她身后，一只秃鹫虎视眈眈、伺机扑上前来……当年3月26日，该照片被刊登在《纽约时报》上，后来很快传遍世界，1994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

这张照片在引起全世界对非洲难民关注的同时，也招来一些质疑声和批评声。佛罗里达一个记者撰文称卡特是“踩在小女孩的尸体上得了普利策奖”。卡特则辩解道：“当我把镜头对准这一切时，我心里说，‘上帝啊！’可我必须先工作。”

在坚持报道新闻和实施人道主义援助之间，卡特们选择了新闻专业主义。在他们看来，当面对战争、动乱等大的灾难时，记者个体现场的任何努力，都比不上向世界报道真相更有意义。

当然，也有些记者选择了后者。1998年2月，美国俄亥俄州的《莱马新闻报》记者克里斯·德维特在公路上偶遇一起车祸时“先做了应该做的，才拿起相机”；2006年，中国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23岁的记者曹爱文，在一次采访落水少女的报道现场，她不是先去采访，而是挺身而出，趴在女孩身上做人工呼吸。

许多工作在第一线的新闻摄影从业人员都认为：在新闻现场，应先按自己的直觉，拍下有价值的影像，发表时再去考虑伦理道德的问题。著名新闻摄影教育家罗伯特·基尔卡在纽约希拉丘斯大学讲授“图片编辑”课程时就指导学生：“先拍下，再考虑；没拍下，也无从考虑。”

1972年，当时身为美联社摄影记者的黄功吾在拍下著名的被燃烧弹击中而奔跑的女孩照片（《战火中的女孩》）之后，立即将小女孩送入了医院。照片上的潘金淑全身赤裸，而且被严重烧伤，她一边跑一边撕掉身上正在燃烧的衣服。后来照片刊出，黄功吾也因此得了普利策奖。当年的评论称，这张照片在激起人们对战争的反感方面，甚至对越战的早日结束起到的作用可能比一百小时的电视广播节目还要大。

普利策的选择

纽约“地铁撞人”的照片在中国国内也引发了有关媒体伦理的广泛讨论。一份有4349人参与的相关网络调查显示，有多达3595名网民认为“摄影师应放弃拍摄救人为先”，支持摄影师的只有241人。

这个结果似乎也印证了美国新闻摄影师协会前会长威廉·桑德斯说过的话：“你首先是人类的一份子，其次才是新闻工作者”。而事实上，关于新闻专业与伦理道德，西方媒体很早就意识到这对矛盾的存在。

19世纪初期，随着商业报刊的兴起和新闻竞争的激烈，西方一些报刊为了吸引眼球和广告客户，不惜捏造假新闻和传播凶杀、抢劫、色情及揭人隐私、毁人名誉的刺激性内容，在现代报业史上留下了肮脏的一页。

这很快引起了媒介和社会上有识之士的反思。1904年美国报人普利策在《北美评论》上发表文章，主张报人“对于本身所接触的问题具有准确的知识和最诚挚的道德责任感，应以服务社会增进公益为目的，不应屈从于商业利益或追求个人权利”。之后，新闻伦理的概念便发展起来，媒体工作者们也开始以此约束自己的行为。

以“枪毙越共”嬴得1969年荷赛和普利策奖的美国著名摄影记者爱迪·亚当斯，就曾在战地采访时放弃了一次拍摄机会，当时，他是美联社驻越南的战地摄影记者。“在一次随军采访中，子弹在头顶飞舞，炮弹在不远处爆炸，周围都是死伤的士兵。我突然看到离我5英尺远一位年仅18岁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娃娃脸上充满了我从未见过的恐惧。我拿起相机，试图拍照，我最少试了三次，但最终也未能按下快门。”他意识到自己也像那个孩子一样对死亡充满了恐惧，最终没有把这样一张“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的脸”展示给全世界。

然而，国家摄影记者协会的职业规范却警告摄影记者不要“试图改变或影响正在发生的事件”。担任国家摄影记者协会道德委员会主席超过15年的朗与之观点相悖，“你的生活总归是要为一定的价值观所指引，”他说，“我不会去追求所谓的体现‘终极要义’的图片新闻。摄影记者是一份高尚的职业，但我会用其他方式来体现这份高尚。”

事实上，随着越来越多的摄影者因为捕捉了人类的苦难和人性的罪恶而获得荣誉，他们也常常因为无法摆脱良心的责难而痛苦不堪。《饥饿的苏丹》作者卡特1994年获奖后不久，就在约翰内斯堡的一辆汽车里自杀，年仅33岁。他留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

摄影师的抉择：拍照还是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