羯族族源大抵来源于西域，与匈奴有密切联系，但受中原汉族影响较小，与其他匈奴、氐、羌民族相比，羯族汉化程度也较低。在族源认同的表述上，五胡大多表达了对中原文化的倾向，体现了认同汉文化的主观愿望。羯族不仅没有类似的族源传说，反而对其西域的族属并不介意。石勒曾提到：“勒本小胡，出于戎裔”，石虎也曾表示：“朕出自边鄙”，对其族属没有任何避讳。

魏晋时期，汉人对这些进入中原地区的异民族压迫是较为严重的，作为“部落小率”的石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司马腾“两胡一枷”贩卖至山东为奴。值得一提的是，魏晋以来民族矛盾日益加剧，汉人有喜欢使用异族奴婢的习惯。太原诸部往往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至数千人；襄国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骄，轻弄鲜卑奴，为所杀。徙河就六眷之伯祖因乱卖为库辱官家奴。可以说，大多数内徙羯族的命运与石勒是相仿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羯族集团在其军事扩张伊始，对汉人绝少同情。石勒与汲桑起兵，攻破邺城杀害司马腾，名义上是为成都王司马颖报仇，实际上有泄当年贩卖之愤的嫌疑。西晋灭亡，羯族为“首恶”，司马越率洛阳二十余万讨石勒，“（司马越）薨于军，太尉王衍为主，衍军大溃，勒分骑围而射之，相登如山，无一幸免者”。石虎之残暴比石勒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题有遗类”。石虎进攻广固，讨伐曹嶷，曹嶷投降后，送到襄国被石勒杀害，石虎又将杀尽嶷众，青州刺史刘征谏言：“今留征，使牧人也；无人焉牧，征将归矣”。石虎才勉强留下男女七百口镇守广固。羯人每到一处，动辄屠城，这就使本来激烈的胡汉矛盾更加尖锐。西晋灭亡后，大量流民或入辽东、或归江左。坚守在中原地区的汉人除了修筑坞壁以自卫外，还有部分人组成流民抵抗力量，游离在北方民族政权与南方东晋之间作为缓冲带。其中，最具有战斗力的就是乞活军。后赵建立以来，其与乞活军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后赵建立后，胡汉之间矛盾并没有减弱。石勒“讳胡”，提高国人地位，“号胡人为国人”，“专门管理胡人诉讼”等措施，表面上体现了石氏为解决胡汉矛盾的努力，可实际恰恰暴露了其不善于处理民族矛盾的问题。第一，十六国时期，“胡”之称谓并非针对羯族。秦汉之际，“胡”与“匈奴”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吕思勉认为，“胡本专指匈奴，后乃为北族通称”。吴洪琳说：“东汉末年至十六国时期，“胡”称谓包含了乌丸、卢水胡、河西胡、羯、鲜卑等民族，再度成为北方民族之泛称”。随着十六国时期北方胡族与汉人之间矛盾加剧，“胡”之称谓逐步有了蔑称之义。但即便如此，也未见其他政权对称号问题如此敏感，连汉赵国都没有“讳胡”一说，而提高胡人地位的做法，明显是针对汉人“夷夏之辨”的观点。在十六国时期，一些内徙民族在面对汉人“夷夏观”的时候，总是努力向“华夏化”靠拢，而排斥那些“非华夏化”的因素，甚至比汉人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羯族却反其道而行之，努力提高“胡人”地位，殊不知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以承认“夷夏之辨”为前提，自称“胡”为“国人”，并提高胡族地位，自然不会得到广大汉人的拥护和支持。

羯族统治者，不论石勒、石虎，都对言语讽刺十分敏感。大臣只要稍微在民族问题上表现出揶揄或轻视，动辄遭来杀身之祸。石勒姐夫张越，因戏言石勒，被石勒叱力士折其颈而杀之。大臣崔约，因石宣目深，在石虎诸子中最具有胡人特征，戏称石宣：“卿目畹腕，正耐溺中”。被石宣杀害。加之胡、汉民族在社会地位、司法诉讼、职业选择上的偏差性，都使后赵政权下民族关系异常复杂，民族异常矛盾尖锐。石虎末期，“为苦役晋人”，导致民怨沸腾，这己经为胡汉矛盾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这里我们再梳理一下冉闵屠胡的历史事件。冉闵，字永会，小字棘奴，魏郡内黄（今河南内黄县西北）人。其父冉瞻，本是东汉黎阳骑都督，累世牙门。西晋末年，五胡内徙，冉瞻被迫加入反抗胡人的乞活军，成为陈午部下。石勒击败陈午后，命石虎将年仅十二岁的冉瞻纳为养子，“幼而果锐”的冉闵被石虎抚之如孙。昌黎之战，前燕鲜卑大败后赵，诸军皆败北而“闵军独全”，从此之后名声大振。东宫力士梁犊起义，一路势如破竹，后赵政权岌岌可危，又依赖冉闵击破梁犊，“胡夏宿将，莫不惮之”。从石虎对待冉闵态度，及冉闵在后赵军中地位来看，冉闵应是胡化较深的汉人。其汉人或乞活军背景在冉闵后来政治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应该做谨慎的估计。

石虎暴毙后，石氏家族展开的对政权的角逐。得到氐、羌及老旧羯士支持的石遵击败石世，成功取得了政权。在这个过程中，冉闵功不可没。石遵曾对冉闵说：“努力！事成以尔为储尔”。冉闵也不负期望，先后成功击溃石世、石沖，为石遵登基奠定基础。但是，取得政权后的石遵，并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而是以石斌之子石衍为皇太子，此举使冉闵与石氏家族产生了矛盾。这里的双方矛盾仍是局限于宫廷内部，羯族集团之间的矛盾，真正使石遵决意除掉冉闵的，是其作为大将军，延揽东宫高力，“树己私恩”。这种树私恩的行为，在后赵国中是十分忌讳的。石虎时代，戍守长安的石广因私树恩泽、图谋不轨，被涉归、日归所告，遭石虎所杀。因此，这种行为在后赵政权中是高度敏感的。

即是如此，由于冉闵的地位及功勋，羯族集团中在对待冉闵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太后郑氏就曾谈到其功大于过，“小骄纵之，不可便杀也”。石鉴的告密，成为这场政变的开端，冉闵先下手为强，立即联合李农、王基，谋划废掉石遵。随后，冉闵派遣苏亥、周成率领甲士将石遵杀于琨华殿。

且不说冉闵是否胡化，也不论其是否有资格成为皇太子，单就直接于琨华殿杀死石遵的做法，恐怕大部分羯族是难以接受的。与石世不同，石遵在羯族中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故而石遵的政变，是得到大部分胡人的支持的。石虎暴毙后，继任者石世年幼，加之张豺倒行逆施，矫诏杀石斌，又谋图诛杀功臣李农，两名在平定梁犊起义中立大功的人，故石世在羯族集团中是不得人心的。在诸子争位的形式下，石遵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石遵在羯人眼中“长而且贤”，反攻邺城时，耆旧羯士皆称：“天子儿来奔丧，吾当出迎之，不能为张材城戍也”。连张豺所信赖的副手张离，也“率龙腾二千斩关迎遵”，这些举动导致了张豺速败。

此外，石遵不仅得到了羯族的拥戴，还取得了羌酋姚弋仲、氐王苻洪的支持，在这些优势条件下，石遵成功政变，取得皇位，可谓最符合羯族利益的结果。石遵即位后，又迅速在平定了石沖叛乱和东晋司马勋对关中地区的袭扰，使后赵政权在风雨飘摇下暂时稳定了下来。

而冉闵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在利用汉人乞活军取得政权之后，面对羯族不断反扑，还误认为是政敌所致，没有意识到胡汉矛盾以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颁布“内外六夷敢称兵仗者斩”，籍以此来稳定秩序，不料胡人斩关、逾城而走。等到冉闵颁布“与官同心者往，不同心者去”，才有了“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的景象。

从冉闵利用李农乞活军诛杀石遵开始，邺城的支配权就已从羯族到了汉人手中。此时的斗争，已不是简简单单宫廷政变，而是胡汉之间矛盾的激化。羯族势力疯狂反扑，正是其不愿丧失统治权的体现，这一点上，不论石鉴、石祗都是十分清楚的。冉闵也直到此时，才意识到走上了胡汉对抗的道路，遂亲自率赵人诛杀胡羯，“无贵贱男女老少皆斩之，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的民族屠杀悲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所发生。

冉闵本希望借军事政变夺取政权，屠胡灭种并非其所期望。冉闵出征襄国前，令其子冉胤为大单于，并配一千降胡于麾下，为此还杀掉了劝阻的韦謖，可以看出冉闵还是希望利用后赵时期成熟的“胡汉分治”模式维持统治。而诛杀李农父子三人，也证明了他想与汉人流民集团划清界限，这些都可以看出，冉闵屠胡并非所谓“汉”意识萌发，或受到汉人“夷夏观”影响，仅仅是将宫廷政变引入了日趋激烈的民族冲突当中，不幸发生的民族屠杀惨剧。屠胡事件因胡汉矛盾爆发所造成的时代悲剧，绝非冉闵单纯的个人行为。石鉴死后，后赵旧部胡人及各路军镇纷纷支持襄国石衹，汉人乞活军、坞壁、东晋也没有给予冉闵足够的支持，是导致冉魏速败的重要因素。屠胡之后，冉闵并没有获得什么像样的政治资本，与石衹、石琨等人作战也是局限于后赵内斗的范畴。这样的情况下，被新兴崛起的慕容鲜卑势力吞并就不足为奇了。

后赵、冉魏时代的胡汉仇视政策，在民族融合为基调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冉魏之后，不论前燕、前秦或后秦、北魏，均没有如此极端的处理过民族问题。从这个方面讲，也是历史的进步。

冉闵屠胡的历史必然性与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