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只有在日常生活中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尊重和支持女性，才有可能使“随母姓”不再成为异类。

文 | 李勤余

你好不好奇，有多少新生儿会随母姓？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渐放开，第二孩随母姓的现象人们时有见到。但是，这种现象有多普遍，难以找到数据验证。近日，“上海2018姓名报告”公布了这个少见的数据：2018年出生并在上海上户籍的9万余名宝宝中，随父姓的占91.2%，随母姓的占8.8%，其中2.5%的宝宝同时使用父姓和母姓（如“张王”、“张李”等）。

随母姓的这个比例，是多还是少呢？

考虑到传统惯性的强大，上海新生儿随母姓的比例已经颇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选择姓氏，纯属合法权益，任何人无权干涉。在社会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男女平权理念愈加深入人心的当下，随母姓似乎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2017年，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对2032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47.5%的受访者认为孩子应该随父亲的姓。54.7%的受访者能接受孩子随母亲姓，23.2%的受访者则表示对此不能接受。

如此看来，“上海新生儿随母姓的占8.8%”看起来不算高，是上海人太保守了吗？

其实这里有一种错觉：认同孩子可以随母姓，一定会在实际生活中付诸实践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2008年我国台湾高雄市妇女新知协会针对台北、高雄地区的准爸爸妈妈进行意见调查。结果发现有59.8%的受调查者赞成子女姓氏应该由父母约定，同意随父姓或随母姓。然而，从台湾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来看，2017年新生儿中随母姓者仅占4.8%——这其中还有很大的非婚生子女或离婚的因素。而夫妻协商约定让孩子从母姓的比例，仅为2.2%。

高雄市的调查报告还透露了不同意新生儿随母姓的原因。26%的受访者认为应该依循传统，16%的受访者则认为这是出于传宗接代的考虑。一些个案还提出随母姓会使家族族谱混乱，无法再以姓氏去区分血缘相近的“近亲结婚”。考虑到实践中台湾“约定从母姓”的比例如此之低，“依循传统”、“传宗接代”等考量显然比人们想象的还要重要。

平心而论，上述理由大多体现了某种自私的心理，在现代社会中很难立得住脚。但毋庸置疑，“传统”文化的力量仍然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排山倒海的舆论压力面前，那些本有意让子女随母姓的准爸爸们，最终也败下阵来。

不妨扪心自问，手机屏幕前的你或许早已是新新人类，也愿意尊重伴侣的意见，但能否顶住周遭异样的目光、好奇的询问？如何填平在“认同随母姓”与“付诸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是比高喊口号更重要的当务之急。

考虑以上因素，再考虑到上海单亲妈妈给子女落户占所有新生儿落户的比例恐怕还相当之低，“上海新生儿随母姓的占8.8%”其实已经是个高到颇让人意外的数据。

上海随母姓新生儿的比例为何相对较高？

上海随母姓新生儿所占比例要比台湾地区高不少。甚至可以肯定，中国大多数地区随母姓新生儿比例都很难达到这个数字。究其原因，这一现象恐怕与上海家庭的特殊结构不无关系。

首先，上海男性对家庭经济支配权并不十分看重，谁管钱从来不是一个值得争论的话题。其次，上海家庭在家务分工上比较有弹性。这不是说上海男性已经承担了大部分家务，而是指上海男性从事家务的类型比较平均，从子女接送到洗衣做饭都有涉及。再次，上海家庭在重大事务决策权上有很强的民主意识和平等观念。所谓“一言堂”“大男子主义”现象在上海家庭中较为罕见，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也并不吃香。

上述现象一方面与上海文化的多元化、开放性有关，一方面也和上海女性普遍具有较强的工作和社交能力不无关系。值得玩味的是，上海男性在中国舆论场中被赋予一种胆小、懦弱的刻板印象，成为被调笑的对象。（唐双捷《争议中的上海男人》）

然而，这并非上海男性的不幸。皮埃尔·布迪厄在《男性统治》一书中批评了所谓“男子气概”，认为男性也是性别统治的囚徒和暗中的受害者。性特权也是一个陷阱，这种特权意味着永远的紧张与压力，迫使男人在一切场合展示其男子气概，有时甚至发展到荒谬的地步。

可见，对子女姓氏的认定权，也不过是一种想象性的男性“特权”。如果说这是为了传宗接代、延续血脉，那么只会为男性增加不必要的负担。因为养育儿女，本就是夫妻的共同生活目标之一。

更重要的是，上海的官方数据有力地证明，随母姓也好，两性平权也好，从来不依靠言语层面上的表态，而取决于社会与家庭形态的改变。只有在日常生活中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尊重和支持女性，才有可能使“随母姓”不再成为异类。

在农村，“随母姓”要成气候恐怕还早得很

我们不妨再做下城乡对比。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2011年）也曾做过随母姓的调查，三个选项分别是不愿意、愿意和无所谓。

从调查结果来看，城市居民在随母姓方面明显比农村居民表现得更宽容。另一方面，在已流动的农村居民中明确表示不愿意子女随母姓的百分比为38.2%，这一数字虽然比城市居民高近 10 个百分点，但是却要比从未流动的农村居民低 5.7 个百分点。可见，有没有与城市进行过亲密接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位农村居民的价值观。

事实上，我们在媒体上接受的信息，大多为城市文明向外输出的结果。由于话语权的极度倾斜，使公众对农村生活的真实情况知之甚少，也缺乏对其进行探究的兴趣。也许，城市人“随母姓没问题，只是因为习惯才随父姓”的普遍观念，在农村还远远不成立。“随母姓”想在农村成为气候恐怕还早得很。

政策需要尽量保障未成年人改姓的权利，但要指出的是，随母姓并不等同于两性平权

父母可以通过相互约定自由决定子女的姓氏，子女也理应拥有为自己更改姓氏的权利。在某些案例中，子女离婚后随母亲生活，但父亲不付或者只负担了非常微薄的抚养费。如此一来，子女若能改母姓更有利于得到娘家的资源支持，也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但是，根据现有法律法规，未成年人要改姓必须得到父母双方的同意。然而离婚后的男方愿意予以配合的概率，往往不高。孩子成年后再改姓的成本又比较高，改姓一事很有可能就此耽搁。最终的受害者，将是处于弱势的女性和孩子。

从现实情况来看，未来推动随母姓数量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二孩和单身母亲。前者属于家庭内部事务不用多说，但要保障后者的合法权益，显然需要相关法律法规提供更多便利。不在改姓一事上设置过多障碍，也是适应社会发展的必要之举。

我们也无需过高地评价随母姓的价值。不妨大胆设想，如果新生儿随母姓，是否就能被认定为女性地位的提高？事实恐怕并非如此。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汉代贵族中就有“子从母姓”的现象。但现有研究资料早已表明，汉代贵族中以母姓称子女多是为了在一夫多妻的情况下别子女、辨亲疏。母子荣辱与共，甚至是母凭子贵的案例，说明的终究不过是“宫斗”的残酷，父系社会的发达。可见，随母姓从来就不能和两性平权画上等号。也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太过纠结于随母姓还是随父姓的问题。必须指出的是，依照惯例随父姓不代表不尊重女性，改母姓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家庭内部的平等。

有理由相信，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男女平等”必将是大势所趋。但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的是方方面面的切实行动，而更改一个姓氏所能起到的作用实在有限。当人们不会再为一些看似传统实则陈腐的观念束缚，随谁的姓也就不会再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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