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廖哲琳，1983年出生于台中，毕业于台湾大学哲学系、外文系。2011年从美国硕士毕业回到台湾后，去留学机构当英语老师，最多时可以拿到月薪3万，但感觉生活憋得慌，想寻找出口。于是，我离开了故乡，来到陕北黄土高原，半路出家拿起画笔，开始了在陕北的写生之旅。

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石鲁的影响。有一天，我在书店看到石鲁的画作，被他笔下革命热血的红色深深吸引，他的传记也深深打动了我。20岁放弃大笔家产的他，来到陕北，用飞机壳做成画箱，再自制帐棚睡袋和渡河的汽船，跋山涉水，全副武装专注写生。

正巧，没多久，我就看到了云门舞集的“流浪者计划”（一项资助年轻艺术家“贫穷旅行”的项目）。我毫不犹豫地提交了申请，希望能去陕北，让自己焕然一新，跟石鲁PK。后来成功得到了“流浪者计划”18000元的资助，可以去陕北呆3个月。

当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妈时，她说了句：“那些有正事干，想当公务员的人，才不会去报名参加呢！”我父母都是农民，从小就期我出人头地。我也算是做到了，从小就是学霸，拿奖拿到手软。可是，这次我决定追随内心。

到了西安，我去陕西国画院闲逛时，遇到了画家王潇老师。听说我想去陕北写生，王潇老师不假思索地在我的口袋本上写下了：安塞县楼坪乡魏塔村，他说那儿是连书上都没有的地方。就这样，我来到了当时还不通班车、没有手机信号的魏塔。

一辆摩托车把我送到一排窑洞前，这就是房东老蒋的家。我就住在老蒋家的土窑里，睡炕。窑洞的墙壁裂了一道缝，晚上有风呼呼灌进来，闭上眼能听到整个村的声音：好打架的狗在四面八方大肆咆哮，村口小卖部打牌的人吵吵嚷嚷，摸黑放羊的人赶着羊群回家，隔壁窑洞老蒋的鼾声。

早晨醒来，蒋嫂便准时“放饭”。老蒋总是对我说“吃饱饭，不想家”。这样的乡村生活，我实在喜欢！喜欢归喜欢，刚开始，我还是不适应这种蹲茅坑、用盆洗头洗澡的生活。因嫌麻烦，我1个多月没洗头，而村民至少1周洗1次。因此，我成了村里“最脏”的人。.

最难对付的是陕北毒辣得跟火烤似的太阳。开始我还勤敷面膜，但没坚持多久，就彻底放弃了，改戴帽子，用我从台湾带来的“客家农妇帽”遮成“蒙面人”。然而， 3个月后，我还是被晒成了一个黑黑的土妞。老蒋说我变得土里土气的，跟当地人没什么两样了。

老蒋是个60来岁的陕北老汉，把我当女儿看待。他看我瘦弱，经常帮我提画架和颜料。每次我想找好看的风景写生，他就骑着三轮蹦蹦带我在村里山上四处转悠。

我通过老蒋认识了村里每一个村民。他们管我叫“台湾画画娃娃”，但私底下大概把我当“疯婆姨”吧。他们总是对我开玩笑，问我为什么不结婚生子，为什么要来他们这“破地方，画那些“山呀、人呀、驴呀”。他们日复一日地种地干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天一亮，我就吃早饭，然后开始一天数十张的速写。中午回来吃饭，然后画画；晚上六点再回来吃饭，再画。日复一日，牛马般地劳作，时间安排得比上班还紧。我还自制了一个小月历，标出日期贴墙上，每天晚上都会在上面记录当天画了几张画。就好比在自家“单位”签了到，心里就踏实了。

在这里，我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太阳底下的黄土高坡，就是我的大画室。村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我创作的素材。遇见的每位老汉大妈，都是我的模特。我走到哪儿画到哪儿，把魏塔村的驴、马、羊，鸡鸭猫狗都画了个遍。我不搞“主题创作”，只是去融入，去感受。

后来，我开始尝试画人物肖像。我的第一位模特儿是个小男娃，有一天，他走进我住的窑洞时，我正在屋里画画。没想到他很认真地坐了下来，被我画了半个小时。

我喜欢这里的人，他们或卧在槐树底下，或坐在田野里，唠话、挠痒，咧嘴大笑，不自觉地抠脚、搔痒、挖鼻孔，两眼直愣愣、干巴巴地瞅着你看，压根不管你怎么画他。他们是自然中的自然，是活生生的模特儿，不靠形象而活。他们从不遮遮掩掩，喜欢把心事掏心掏肺亮出来。

陕北的作画方式非常原生态。我常常到野外忘了带调色板，就用一块废弃的铝片代替；有时候要擦笔，就用草来吸油画颜料；有一次连笔都忘了带，老蒋就去隔壁家拔猪毛，再用易拉罐的铝片捆起来，拿一根竹筷子，做成一支油画笔。有时，油画还湿着，风一吹，就“啪”一声掉地上沾满鸡屎。

后来，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因为看到我画画，老蒋也开始画了。我们一起出门写生，画遍村里的每个角落。蒋嫂总笑他不务正业，但老蒋头不抬，创作激情挡挡不住。每次我们进城补货，路人都会投来异样的眼光。有次到手机营业厅充话费，一个小伙忍不住问老蒋：“你们两个是油漆工吗？”

老蒋对于画画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他对陕北的山水草木、动物人群都了然于胸，下笔便自然流淌出来了。陕北的牛、人、山那种一脉相承的浑厚感，在老蒋的画笔下呈现得淋漓尽致。老蒋认字不多，却把村里的每一个沟沟卯卯，都搬到画布上。短短四五年，老蒋都画了快 800 张画了。

除画画外，我还参与村民的各种活动。不论是喜是悲，我总跟着村民们，参与他们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有时候，我也会帮他们锄地放牛，拔猪毛，收玉米擦擦。村民都说我是魏塔人了，又觉得我还蛮勤快，还差点选了我当魏塔村的生产队长。

画得多了，我就抽空到能上网的地方把画传到了网上。2014年，有一个年轻人，因为在网络上看到我的画而来到魏塔。他有一双单纯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这里。他见过我的蓬头垢面，见过我最丑的样子，我们在一起不需要掩饰。不到一年，我们就结婚了。在陕北的生活就是我们的蜜月旅行。

在魏塔的这些年，我的眼尾纹加深了，抬头纹开始浮现，忘了很多GRE高阶英文单词。但我画了700多张画，写了两本书，结交了很多朋友，遇见了一个人生伴侣，过得比之前的 20 多年都要精彩。这笔投资我觉得还挺划算。

去年，为了画展和书，我回台湾呆了一段时间，发觉在城市已经不太会过马路了。很多人都说应该去画一些名胜古迹，或者更雄奇伟大的东西，就连我爸也问：“台中摩天岭都比那里的山漂亮，怎么不回来画?为什么要画这些光秃秃的东西。”

如果要我形容陕北，我会说：红色是他的血液，黄色是他的皮肤，黑色是他的头发。在这块贫脊的土地上，人们总是像驴一样迸发出血脉喷张的生命力。无论条件多艰苦，他们都能痛饮生活。这里的粗野厚实治好了我那无病呻吟的“文青病”和充满焦虑的“现代文明病”。

至今，我每年仍会回魏塔，只为再看看那山，画画老乡，看看这些平凡朴素得像土豆的人。从2012年初到现在，已经7年了，有些老乡去世了，有些还在。每次回去，我总要对见面的老乡说句”你还是没变”。其实，我也没变。像当初一样，我依旧平凡，依旧是那个凭着一股傻劲儿画画的青年。

台湾美女学霸为画画去陕北住7年窑洞 晒成土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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