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对新人和他们的新房，桌上的摆设，是当时的标配和时尚。苏州，1984

　　从1965年起，83岁的日本摄影师斋藤康一，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用数以万计的照片，记录下了中国社会的变迁。

　　斋藤康一生于1935年，中日两起重大事件在此前后爆发：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他的童年时代，正值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尽管如此，他的祖父仍然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中国是一个了不起的邻邦，中国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不管是谁，都应该与之好好相处。”

　　因为这一点，1965年，当他和一批日本艺术家出发参观中国之前，他一下子就想起了祖父的话。在那次为期48天、跨越小半个中国的旅程中，斋藤康一近乎贪婪地拍摄，用掉了八十多个胶卷。

　　20世纪中国

　　如果从斋藤康一首次造访中国的1965年算起，在四十多年里，他八十余次来到中国，最频繁的时候每年来四五趟。在此期间，他走过了包括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山西、福建、四川、云南、西藏、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在内的至少三十多个城市和地区，记录中国社会的演变轨迹。

　　拥挤的轮渡。重庆，1993

　　他拍下的老照片，堪称一份完整而丰富的中国民间影像历史档案。很难想象，一个外国摄影师，是以怎样的热情，为我们保存下了这些珍贵记录。

　　拍摄中国之外，在日本国内，斋藤康一是著名摄影师，尤其擅长肖像摄影。他拍过作家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井上靖、远藤周作、司马辽太郎，导演黑泽明、北野武，画家东山魁夷，漫画家藤子不二雄，棒球明星王贞治，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建筑师安藤忠雄……在日本摄影界，一度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拍人物肖像，交给斋藤康一就好了。”

　　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1970。同年，他切腹自杀。

　　但在被问及怎样看待“一张好的肖像照片”时，斋藤康一却只是淡淡地表示：“还是自然最重要……只有让被摄对象处于一个很舒服的状态，我才会选择按下快门。”正是如此朴实的摄影观，造就了他平和、侘寂的作品风格。而这样的风格，也体现在他的中国作品中。

　　2018年11月4日，“40年回眸——斋藤康一中国摄影作品展”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开幕。在摄影展现场，谷雨作者与83岁的斋藤康一进行了对话。

　　自然而然走上肖像摄影之路

　　谷雨：你是从什么时候，怎样喜欢上摄影的呢？

　　斋藤康一：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我第一次考大学没有考上，为了保险起见，重考时选择了更容易的摄影专业。当时我只是觉得拍照挺好玩的，想着以后可以当个报社记者，对摄影这个概念的理解是有些模糊的。

　　在大学时期，经过他人介绍，我担任了摄影师林忠彦和秋山庄太郎的助理。我关于摄影的理解和技术基础，就是在那段时间打下的。但也是因为做助理的关系，我基本上没有在学校好好上课，所以花了六年时间才毕业。

　　在大学第五年时，我一边做助理，一边开始接活儿。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媒体开始活跃，许多新的报纸、杂志陆续创立，所以在那个阶段，我手头并不缺少工作机会。

　　谷雨：那时你主要接什么活儿？已经开始为杂志拍摄人物肖像了吗？

　　斋藤康一：刚开始做自由摄影师时，我来者不拒，什么任务都接：社会新闻、明星写真、商业人像……为杂志拍照片时，大多数时候都是去采访社会知名人士，用照片记录他们的生活。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我发现自己好像比较适合拍摄肖像照片，就自然而然走上了这条路。

　　谷雨：从1960年开始，在近30年时间里，你持续拍摄日本各界知名人士的肖像，并最终集结成《昭和的肖像》。你怎么看待那段时间的作品？

　　斋藤康一：自己的工作，有时自己很难评判。或许我拍摄的人物肖像，比较容易引起观看者的共鸣，所以才有杂志不断地找我去拍。

　　日本池坊花道家元、作家池坊专永，1989

　　有一段时间，日本摄影界有一种说法：“人物肖像是斋藤康一的领域，交给他就好。”能得到这样的认可，我感到非常荣幸。

　　拍下躺在长椅上的北野武

　　谷雨：在拍摄名人肖像时，你通常与他们怎样相处？

　　斋藤康一：在拍摄前，我会查阅很多资料，试图了解对方。那个年代不像现在方便，没有网络，假如要采访一个作家，我甚至会去读很多本他写的书。

　　在正式见面后，我会尽量保持第三者的距离和角度，将被摄者真实而自然地记录下来，呈现给观看者。不过，整个过程还是要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永远抱持着一种善意。

　　谷雨：你通常会选择在怎样的时机拍下照片？

　　斋藤康一：要视不同的被摄者来决定。如果对方比较容易相处，有可能一见面就直接开始拍摄了。

　　另一方面，也要看对方的工作情况。因为很多时候，我都是在对方的工作环境里拍摄。在《昭和的肖像》里，有一幅北野武的照片。那是1988年，在日本东京的日比谷公园有一场演唱会，在等待的过程中，北野武说：“今天有点累了，我们躺下来聊吧。”于是我就拍下了他躺在长椅上的照片。

　　日本导演北野武，1988

　　通常来说，我不会主动要求被摄者去做什么事，只是一直跟着他，在旁边默默拍摄。所以我拍摄的人物照片，看起来都很自然。

　　谷雨：关于这些名人肖像作品，你有什么至今难以忘怀的故事吗？

　　斋藤康一：喜多六平太几乎是我最早期拍摄的名人。他是日本传统艺术“能乐”的演员，是一位老师级别的高手，在日本很有名。我特别喜欢“能乐”，所以就想要拍摄他的肖像。但喜多六平太是出了名的不愿被拍照，我通过在日本文部省工作的叔叔联系到他，讲明自己只是一个学习摄影的大学生，最终才得到许可。

　　见到他以后，我开门见山地说：“听说老师您不喜欢被拍照。”他的回答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不是我不喜欢。作为一个演员，拍摄舞台上的我没有问题，但对于私下拍摄的照片，我特别谨慎。因为我有许多的徒弟，如果被拍到形象不好的照片，他们中的有些人就会觉得很不光彩。所以，作为摄影师，你要想到每一个被拍摄者的身后都有一些人，他们也是非常在乎这张照片的。请你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

　　这次的经历，传递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拍照时，一定要站在被摄者的角度来考虑。尤其是对于名人。我想，这也是一个摄影师对被摄者最起码的尊重。

　　谷雨：在你看来，一张好的肖像照片应该是什么样的？

　　斋藤康一：有人会说，肖像照片应该忠实反映被摄者的个性，但对方的个性，你能真的了解吗？所以，我觉得还是自然最重要。假如被摄者很开心，那就拍下开心的样子；假如他很疲倦，那就拍下疲倦的样子。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最有名的照片都是叼着雪茄的，但他一定不是每时每刻都这样，也许有时候是在喝着红茶。对我来说，只有让被摄者处于一个很舒服的状态时，我才会选择按下快门。

　　当然，这其中有很多技术层面的东西。有时，我会事先做一些设计和布局，比如着重挑选一些对被摄者来说比较重要的地点；有时，拍摄地点不太理想，我就会尽量用大光圈拍摄，让背景模糊一点。但归根结底，让看照片的人觉得自然、好看、精彩，这才是重点。

　　日本画家栋方志功，1974

　　在《昭和的肖像》中，有一张版画家栋方志功的照片，画面只是一个老先生笑眯眯地坐在摩托车后座上，没有太多复杂的东西，但是很多人看了以后都觉得蛮舒服、蛮开心的，我觉得能做到这样就已经很好了。

　　持续记录中国社会变迁

　　谷雨：接下来的问题关于你的另一个重要作品，就是有关中国的照片。在还没来中国之前，你对中国的印象是怎样的？

　　斋藤康一：我是1935年出生的，那几年中国和日本正好在打仗。小时候，祖父曾经语重心长地跟我说，虽然中日两国在打仗，但中国是一个了不起的邻邦，中国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不管是谁，都应该与之好好相处。当1965年确定要来中国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起祖父讲的这些话，也对中国充满好奇。

　　谷雨：讲讲你的首次中国之旅吧。

　　斋藤康一：当时中日两国还没有正式建交，但周恩来总理想要发展两国的民间关系，于是，我们正好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活动。那时两国还没有通飞机，我们先到了香港，再经由深圳罗湖口岸进入中国。接下来，我们坐火车北上，沿途不断下车与当地青年交流，最终抵达北京。

　　参加中国国庆的日本青年，1965

　　在北京的活动结束后，其他团体先后返回了日本，但我所在的艺术团却留下来参加了国庆典礼，并继续访问其他城市。这次旅程共计48天，走过了广州、武汉、杭州、上海、西安、延安等多个城市。因为行程不断延长，我从日本带来的五十多个胶卷根本不够用，后来我在北京想办法又买了一些，最终一共拍了八十多个胶卷。

　　谷雨：真正踏上中国的土地，走过这么多地方、拍了这么多照片后，你最大感受是什么？

　　斋藤康一：那时的中国，在物质条件方面确实有些落后，人们的生活看起来有些辛苦。但与此同时，当时中国的年轻人又特别有精神、有朝气，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人总是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的。所以那时的我也很好奇，未来的中国将会变成什么样？这让我对10年后、20年后、30年后的中国样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开始想要持续进行记录。

　　谷雨：那一年，你跟团参加了一系列活动。从照片中能看出来，有一些行程是官方安排好的，但也有很多照片是在街头巷尾拍摄的。在可以自由拍摄的时候，你主要会去哪些地方、拍些什么呢？

　　斋藤康一：其实就是靠着第六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向或目标。1965年在北京时，我曾经拍到过北京城墙的照片。但是那时候我手上并没有北京地图，甚至连自己在城市的哪个位置都搞不清楚，只是觉得往那边走，人好像比较多，可能会有好玩的事。

　　北京街头，1965

　　我不会在旁边偷偷拍照，因为这很容易与被摄者形成交流障碍。有时看到一个卖东西的小摊位很有意思，我会预先打招呼或者向老板买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几乎没有被拒绝过。我想，只要抱着一颗尊重他人的心，对方也一定能感受到。

　　谷雨：在拍摄时，你是否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过疑问？这种疑问又是否反映在照片中了？

　　斋藤康一：当时确实有几件事让我印象比较深。第一，在中国的四十多天里，我几乎每天都在听收音机。第二，在杭州参观一个纺织工厂时，我发现师傅们正在装饰品上绘制画像。

　　纺织厂师傅，杭州，1965

　　谷雨：此后一直到1976年，你才再次来到中国拍摄，这一次的缘由是什么？

　　斋藤康一：1965年来中国，虽然是跟团参加活动，但还是有些像旅行的感觉；而1976年，则算是一次公差。当时上海京剧团要赴日本访问演出，为了报道这次活动，我事前获准来到上海采访，拍摄了很多有关上海京剧团的照片。

　　上海京剧团的一名成员在家中指导孩子清唱，1976

　　谷雨：在此后的四十年间，你又来到中国八十多次，拍摄的时间跨度如此之大，你最初是否有一个长远的拍摄计划？

　　斋藤康一：确实有一个大的方向：我想记录下20世纪结束之前，中国社会的演变轨迹。四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这个议题。

　　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时间进入21世纪后，我对拍摄中国的兴趣也在渐渐减弱。1999年，中国文化部邀请世界各国的9位摄影师来中国拍摄，我是其中一位，当时拍摄了哈尔滨和拉萨。不久后，我又接到上海的邀请。就这样，在我原本打算不再拍摄中国的时候，又陆陆续续得到了机会，最后也就这样一直坚持下来了。

　　新潮婚礼，新郎拥吻新娘，好友们起哄大笑。上海，1999-2001

　　几十年来，我的工作非常忙，尤其是七八十年代，有段时间甚至同时在做七个摄影连载。所以能找个时间到中国拍照片，对我来说也是最大的休息。虽然来过中国八十多次，但我并不会说中文。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障碍，但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种优势。因为这反而让我更容易融入周遭环境，专心致志地拍照片。

　　更喜欢拍中国的城市

　　谷雨：这么多次来中国，你不只去了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就连云南、新疆、西藏这样比较偏远的地方也走到了，你对哪个地方的印象最深？

　　斋藤康一：我觉得自己还是更喜欢拍城市，北京、上海、苏州，我都很喜欢。对于城市来说，总是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以记录。但我并不是以当地人的眼光观看的，而是以一个旅行者的身份记录中国社会的变化。

　　不过，不管哪个地方，这40年来的变化都是巨大的，这一点让我感受特别深。我第一次去昆明的时候，那里就是一个乡下的小镇，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城市。这种变化在中国各地都可以看得到，偏远地区也一样。所以我在新疆的喀什、和田等少数民族地区，也都拍到了很好的照片。

　　藏族牧民妇女和儿童，他们习惯包头巾防御风沙。青海，1998-2001

　　谷雨：据策展人秦风说，你特别喜欢苏州，那是你去过次数最多的地方吗？

　　斋藤康一：最多的还是北京、上海，但去苏州的次数也不少。大约在三十年前，我想要拍摄上海。但去过几次后发现，那个时期的上海还没真正开始发生变化。所以我临时改变计划，去了苏州。

　　与上海相比，苏州给人的感觉更悠闲，而且它的城市规模刚刚好，很适合拍照。我于是开始定点拍摄苏州，并于1985年在日本出版了一本关于苏州的摄影集。

　　江苏苏州，1984

　　老人在老茶馆闲聊，江苏苏州，1984

　　谷雨：这些关于中国的照片在日本也展出过，日本人是如何看待它们的？

　　斋藤康一：这些照片都是经过我的相机拍下来的。我之所以按下快门，就是因为这些画面非常吸引我。而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也是一样的，照片里展现的事物对他们来说同样非常新鲜，尤其在那个中日关系不像现在这样密切的年代。通过这些照片，许多日本人了解了当时的中国民众过着怎样的生活，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所以当时的反响很好。

　　谷雨：即使已经到了83岁的高龄，你出门仍然背着相机，你觉得自己对摄影的热情来自哪里？

　　斋藤康一：喜欢摄影——听起来像是一个理由，可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我永远都要认真面对。

　　关于斋藤康一

　　1935年生于日本东京，毕业于日本大学艺术学部摄影专业；大学毕业后成为自由摄影师，主要为报刊媒体拍摄名人肖像；1965年首次来到中国，此后四十多年间，八十余次访问中国；1988年获日本摄影协会年度奖；出版摄影集《迈向和平》《苏州》《1965年中国》《上海1992-1993》《前辈、晚辈、同伴们》《昭和的肖像》《40 年后再回首：斋藤康一中国摄影作品精选》等，并多次举办展览。

　　（本文图片由北京国际摄影周2018组委会提供。）

谷雨计划丨生于抗日战争时期 日本摄影师痴迷记录中国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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