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

针对既有社区公共空间资源供给与市民日常行为需求错位，设计主体对“空间-行为”匹配关系影响下的空间形成机制认知尚不充足，传统规划形成的公共空间易忽略居民主体性，并未以人的“在场体验”为核心，以及其存在预设性而无法有效表征“空间-行为”的互动关系等问题，文章以非正规性空间为切入点，研究“空间-行为”匹配关系驱动下的社区公共空间形成机制，并将其图解化与可视化，构建更符合市民日常行为需求的优化设计图库；探索“人-境”关系的新范式，为存量更新时代社区公共空间的人性化、精细化设计提供更具落地性的依据。

引用本文｜刘健琨，姜寒，张薏，等. 基于“空间-行为”匹配关系的社区非正规性空间形成机制探析[J]. 新建筑，2024（6）：56-62.

刘健琨、辛善超（通讯作者）／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天津市健康人居环境与智慧技术重点实验室姜寒、张薏／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1　研究背景1.1　社区公共空间的“高感知”需求与行为呈现社区公共空间作为物质形式与社会功能的双重载体，是人类日常生活中与环境交互、实现社会需求、具身感知环境宜居性的直接场所。“人为空间”作为人的心理空间的外化，体现在古代城市以人为出发点的设计考量中，而现代城市建筑复杂的功能技术要求使得“人”被置于次要地位，未能实现身体与设计的结合。于是，营造有感觉、有温度的“高感知”社区空间成为城市存量更新与精细化转型的重要议题。

人的感知与身体在环境中的互动经验密切相关，而行为则是身体与环境两个复杂整体之间的主要媒介。环境心理学将空间感知过程分解为“感觉—知觉—认知—行为”4个阶段，行为作为其终段，使具身感知与空间秩序之间的联动关系得以具象呈现。“认知是一种情境化的活动，思考者首先应该被看作是行动者”。行为动作具有原发性，行为内容具有文化人类学特性，行为过程则具有记忆诱导特性。塑造具有行为意义的空间，可引发身处其中的人们产生有“意趣”的行为，从而实现社区公共空间的“高感知”需求。

1.2　“空间-行为”匹配关系作为社区公共空间形成的驱动力我国前期高速城市化进程中追求增量的城市规划设计理论与方法使很多社区建成环境与市民日常行为实际需求脱节。社区绿地私改为种植空间、底层住宅转化为沿街商铺、原有设施空置而居民创造性使用未定义空间等现象广泛存在。这一方面会引起空间资源的低效利用，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市民的日常感知与身心状态，若任其发展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溯其根源，社区公共空间与居民活动存在供需矛盾，“空间-行为”的匹配关系对于空间形成的驱动机制含混不清，亟待进一步阐明。

1.3　“非正规性空间”解析本研究以“非正规性空间”指代前述的使用者不按原初设计意图使用空间或自发使用未定义空间的现象，其中包含空间的非正规形成与非正规使用。与自上而下形成的公共空间会受到先验性设计的引导与限制有所不同，具身尺度下“非正规性空间”的形成是物质环境与身体经验互动的直接结果，是精准解析“空间-行为”匹配关系与空间形成作用机制的有效途径，在表征市民空间感知的同时亦会进一步影响市民对其社区空间的具身感知，可将其视为城市空间组织中“积极的混合性”（positive hybridity）。传统理性规划设计规定了城市的“刚性要求”，非正规性空间则创造了城市的“柔性空间”。两者以共存、交互、竞争、重叠的方式共同构成人们赖以生活的城市。如何清晰把控其形成机制与内含秩序，并合理应用于设计实践中，从而有效兼顾空间形成的可控性与自发生长的多样性及活力度，是设计主体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目前具身尺度下的社区非正规性空间研究较多聚焦空间的长期演化机制，强调具体的物质空间形态与演变过程，同时考量可行的运维与管理方式。行为导向对空间运行机制研究的重要性亦日趋呈现在对特定空间的空间异用、失落空间等现象的追因探索中。因此，本研究聚焦普适意义上的社区公共空间，以“非正规性空间”为切入点，揭示“空间-行为”匹配关系对非正规性空间形成的影响规律，构建社区公共空间形成机制的研究方法与流程。

2　研究方法本文基于对具身尺度下非正规性空间的调研，开展群体空间层面空间分布特征分析、节点空间层面空间构成与行为特征的内在关联分析，剖析“空间-行为”供需关系，厘清社区公共空间形成机制，并将其可视化与图解化，为调节传统规划设计与市民日常空间需求偏差提供补充，使之与市民真实需求正向关联。

2.1　研究对象定义与遴选社区公共空间是社区内居民共有、共享的空间，是社区的核心和活力要素，其区别于住宅、私人场所等“私用”空间，不仅包含室外开放空间，还包括涉及公众使用功能的室内公共场所，以及具有公共性的设施与物品。为避免封闭社区的管理因素对于市民行为与空间形成的限制影响，选取开放式社区为研究对象，以城市道路围合的物理空间划定研究范围。

研究以天津市S社区及其邻近空间为例。基于考现学与行为学理论，以非结构性观察为主、照片与手绘地图为辅的方式，分别于工作日、休息日各一日，9:00、12:00、18:00与21:00四个时段进行现场调研。结合街景图片等多源数据辅助测度非正规性空间要素，修正了现场调研的局限性。依据前文定义，共记录“非正规性空间”215处。其中，社区内居住楼栋南侧一层（南侧临街除外）均进行了进深相近的起居空间加建，在此基础上二次形成非正规性空间，因此案例收集未包含基础加建空间。由于社区修建时未设有专用停车场，因此存在大面积利用人行道统一划分的停车空间亦未包含于案例中。

▲ 215处案例分布

2.2　空间构成与行为需求调研首先，从界面、设施与规模3个方面，解构了社区公共空间节点的构成要素。依据案例空间6个界面的围合程度，将所收集案例划分为A—G共7个主要类型。其中A、B类型中的建筑墙体若非为一层建筑扩建，而是一层建筑改建，则分化出A2、B2两个衍生类型；若G类空间（空地）存在不可移动的树木、电线杆等要素则表示为G2衍生类型；对案例中出现过的家具与设施进行记录与分类，形成15类设施要素；依据非正规性空间所占用的范围，分为“微”“小”“中”“大”4种规模，以此量化与表征非正规性空间的物质空间构成，把握其形成与使用现状。

▲ 空间构成要素及其分类

▲ 代表案例使用场景

▲ 代表案例特征

而后，从规划行为与自发行为两个方面，厘清了非正规性空间中的行为特征；依据行为主体为“公众”或“私人住户”，赋予行为“公共属性”或“私密属性”，再通过比较使用情况的变化，揭示空间“公-私”属性变化，挖掘其反映的市民行为需求与空间感知差异；最后，运用关联规则挖掘方法求解物质空间构成各要素与市民各类行为需求之间的关联度，将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构化、数据化，准确表征其匹配关系，建立内嵌非正规性规则的“空间构成-行为需求”类型图谱。

3　群体层面社区非正规性空间的时空分布特征3.1　空间分布特征单个非正规性空间的形成与居民个体差异相关，具有随机性；但其在群体空间层面的分布呈现一定关联规律。整体而言，规划形成的公共服务空间（社区中心）、开放空间（社区公园）、商业空间（市场与餐饮街）与非正规性空间的产生具有一定互斥性，多数非正规性空间出现的集聚程度随与原有公共空间距离的减短而有所减弱。这一特征在私密属性的案例分布中尤其明显。对于公共属性的非正规性空间，一方面与原有公共空间呈现出集群效应——如餐饮街与菜市场所在道路，南北两端出现较多依托居民楼一层空间改造而成的餐饮店面与流动摊贩；另一方面，相似的集聚出现于社区居民主要出入口周围，其功能涵盖餐饮、便民商业、果蔬售卖等与原菜市场与餐饮街相近的业态，对原商业空间的分布不均起到一定平衡作用。

▲ 非正规性空间群体层面分布热力图▲ 左：215个案例分布▲ 中：私密属性非正规性空间分布▲ 右：公共属性非正规性空间分布

分析案例位置可知，位于道路转角处的案例中超过30%自发形成了承载餐饮、售卖、聚集等行为的公共属性空间；而在尽端路沿途这一比例仅为6.2%，且行为均为建筑北侧的废弃物或垃圾堆放；其余案例均为私密属性，居民将人行道转换用于储物、晾衣、种植等，作为其起居空间的延伸与拓展。同时，私密属性案例在社区出入口周围呈减少趋势，在通达性较弱的社区角部、尽端路等位置则相对增多。值得注意的是，北侧两栋L形建筑围合成U形布局具有强内向性，弱化了其与西侧空间的连通，使其西侧4栋建筑的宅间路具有一定“类尽端路”的意味，促进了私密属性非正规性空间的形成。

▲ 自发行为与街道位置关系

界面类型的分布具有相似相邻的特征，即相似类型相邻出现，其中以B、C、D三类尤为突出。居民营造非正规性空间有时会避免因独自围合界面而对邻里产生影响；相邻居民在进行界面围合时，相互借用形成自家界面，或另起界面以弱化外界对自家空间的影响。不同界面类型在不同街道位置中均有出现，但A+A2类与E类界面形式在转角空间中占比相对较高，即街道转角处更倾向于出现简单的立面改造或通过对向要素限定形成的围合空间，前者最大程度保证了转角处视线的有效通达，后者则对于塑造场所感具有更大潜能。

▲ 界面类型与街道位置关系▲ 上：界面类型分布▲ 下：各类街道位置所含界面类型数量

3.2　时间分布特征公共属性案例的形成与使用方式亦具有明显的时间维度的动态性与可变性。流动摊位具有极高的自由度，易出现在交叉路口处的人行道上；除独立设置外，亦常与固定的商业空间配合形成扩大规模的零售空间，以满足居民的需求高峰。如仅上午出摊的早市空间（ID：27），即“非固定空间的非定时使用”。而餐饮空间则偏好在营业时间或用餐高峰时段，占用人行道空间设置室外的临时座位或可移动餐车（ID：12），而由于其使用频率较高，往往不会及时回收而转化为长期占用的“固定”设施，即“非固定空间的定时使用”。

▲ 非正规性空间的动态性特征

如果说上述两种空间可称作空间的非正规性形成，那么“商住混合”空间与“聚集”空间则反映出了居民对于空间与设施的创造性使用，即空间的非正规性使用。部分住户利用一层扩建的起居空间在特定时间将其转换为商业功能，如设置早餐窗口、小卖部窗口等（ID：18），此类空间以居住功能为主，仅在个别时段呈现出商住混合功能，可被看作“固定空间的定时使用”。而“非固定空间的非定时使用”则以社区绿地东南角的聚集空间为例（ID：31），长期放置多把座椅与一张由置物箱改造而成的棋盘桌——通常情况下沿绿地围墙整齐排列，不影响行走的同时能够满足休息与乘凉的需求；而当多人聚集于此时，则将桌椅围合摆设，供下棋与观棋使用，行走空间完全转换为休闲聚集空间。相似现象也出现在社区公园（ID：33、34）中，原有长椅前方自发放置了小桌椅，将L形界面转化为“口”字形围合界面，更利于交流与休闲功能的发生。

4　节点层面“空间-行为”匹配关系解析4.1　空间构成要素与居民行为需求的特征非正规性空间对于界面类型的偏好具有突出差异性，仅利用原有墙体与室外地面进行空间营造的B（及B2）类界面占比约50%，顶界面（C类）与对向界面（E类）也成为塑造空间的重要方式。空间规模分类中，“小”规模空间超过半数，而“中”“大”规模则仅占约1/10。以上反映出非正规性空间的形成与使用大部分仍维持在个体限度内，多为居民个体占用公共人行道空间延伸其居住空间的自发行为；个体与个体之间空间使用的边界感较为清晰，较少会过度影响相邻居民与环境，但个体空间与社区公共空间之间的界面则相对模糊。行为主体对设施种类的使用也具有明显偏好，41.4%的案例中放置了易于移动且需要采光通风的种植用“花盆”，“杂物”与“非机动车”其次。前者受自然条件影响偏向使用室外空间，后两者则受到室内空间的限制。

▲ 各要素数量统计

聚焦空间中的自发行为，除近半数案例中出现了不同形式的种植行为外，居民对于“储物”“晾衣”“停车”等满足生活基本需要的空间需求较高，占比高于20%或30%；满足居民“非必要”生活需求的“休闲”空间占比紧随其后，达13%。B、C、D、E四种界面类型对私密属性行为的支持度较高，其中围合度最高的D类空间更多见的是居民储物、休闲与种植行为，其作用是加强空间延伸后的领域感。公共属性行为相对均匀地发生于其他各界面类型中，售卖与废弃物堆放行为多出现于与私有居住空间存在一定距离的社区空地，行为主体主动或被动地弱化了此类行为对私有空间的影响；然而，废弃物堆放并非随机出现于任何空地空间，而多依存于空地上难以移动的树木、垃圾箱等垂直要素出现。

▲ 界面类型与自发行为的关系

4.2　“空间-行为”多要素耦合关系分析基于上述对于界面类型、设施、规模与行为特征的分析，进一步挖掘各个要素之间的关联规则。研究使用Kulczynski度量计算两个集合的共同元素数量与它们的平均元素数量之比，表征集合之间的相似性，即要素之间的关联程度，以e表示（式1），得出要素关联度表。

▲ 要素关联度

从行为角度分析，“种植”“储物”行为偏向于营造至少有一面围合的空间，其高频出现反映出居民对这两种功能的高度需求；二者与其他要素具有高关联度，除极少与广告招牌、垃圾类设施共现外，不排斥与其他各类设施共同设置，也验证了其常与多种私密属性行为共存的特征。“停车”行为指代居民个体在居住空间邻近处的短时停车，因其占用面积较大，多与临时性的“晾衣”行为共同出现。两者存在时间或空间上的互补，并偏向于中型规模且围合度较低的B、C类界面，较少与桌、椅等非直接相关的设施同时存在。“休闲”行为与其他设施亦存在较高关联度，尤其与座椅的关联度达到0.62，即休闲行为常发生的空间往往能同时承载其他复合功能，休息与聚集是其重要组成；“休闲”行为与围合度最高的D类界面关联度最高，侧面反映出拓展“休闲”行为空间的居民倾向于投入更多精力优化物质空间营造。“便民”“餐饮”“售卖”“聚集”行为对其空间可达性与可视度有所要求，其中“售卖”“聚集”行为受位置影响更大，偏好转角空间；“便民”“售卖”行为多使用A、F、G、B2类界面类型，空间开放度较高，利于展示其内部功能，且常常利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实现空间的灵活多变；而“餐饮”行为则多为一层居住空间改造的结果，即使不被外部空间的行人直接观察到，亦可依靠广告招牌吸引人流；“聚集”行为最显著的特征即微型空间中的桌、椅摆放，以及对转角空间的高度依附，其不需要过多复杂的设施与界面，由此映射出居民对于休憩与交流空间的朴素需求。

4.3　图解非正规性空间原型将上述关联关系进行类型化与图解化，形成9种原型图解。

▲ 非正规性空间原型图解

①转角商住混合型：A类界面支持微型规模，如利用街道转角处的居住空间立面设置招牌广告，保证较高的可视度，在维持原有起居功能的同时常自发形成便民功能，提高社区居民生活便利度。②无围合起居延展型：B类界面使用频率最高，多以小微规模相对均匀地出现在社区不同区位，因其具有较少的空间限定要素，能够容纳花盆、晾衣绳/架等多种设施，因此对行为具有较高包容度，可兼顾晾衣、停车、储物等基本生活需求与种植等提升生活趣味的行为。③顶界面起居延展型：极少存在于街道转角等可达性、可视度较高的位置，为动物饲养、休闲、聚集行为提供了阳光遮蔽的同时减弱了与晾衣功能的适配度。④高度围合休闲型：偏好中等规模、D类界面，常与遮阳伞/棚、桌、椅、花池与杂物共现，有效拓展起居空间，产生休闲行为。⑤单向限定休闲型：以对向要素进行空间限定，即E类界面，单方向开敞式的界面易于形成领域感，催生休闲活动与种植行为，也为住户自用的临时停车提供场地。⑥大规模商业占用型：F类界面则涉及便民功能对车行道的短时段占用，如快递站利用大型车辆进行货品装卸、道路两侧餐厅共同设置室外座位等，因其业态的便利性要求常出现于街道转角，但桌、椅、置物器具等大量设施一定程度阻碍了人行与车行交通。⑦转角聚集型：街道转角空地常出现聚集、微型售卖行为，关联度较高的置物器具与座椅也具有较高可移动性，突出了此类空间的灵活性特征。⑧底商延展型：餐饮功能对于一层居住空间改造有驱动作用，形成A2与B2两类界面，以原有居住空间为基础，扩展室外桌椅与招牌空间，且多选择街道转角进行改造以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⑨空地堆积型：G2类界面则反映出垃圾与杂物堆放等消极空间的生成规律，即交通相对不便的尽端路周边空地，依附某些不可移动要素逐渐积累。

5　讨论：非正规性空间形成的动力机制与优化建议社区公共空间承载着邻里交往和公共关怀，其中的行为反映了居民对其居住区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非正规性空间看似混乱的现象背后是市民因循空间感知对既存空间的创造性使用，是对社区空间“公”“私”属性的适应性重构，进而反馈并形成新的空间感知，从而塑造出“属于城市中某一群人习以为常的秩序，不是千篇一律的秩序”。

5.1　非正规性空间引发空间公私属性重构依据非正规性空间形成前后使用者行为的变化可知，空间的公、私属性产生了巨大的转变并被重新分配于社区不同区位与类型中，极大程度改变了居民对社区公共空间的感受与认知。215个案例中仅31个未发生属性变化；168个案例占用公共空间（以人行道空间为主）扩展为私用起居空间，此类空间多为一层居住空间扩建后的室外二次营造，并已然成为该社区的普遍现象，反映出居民对于种植、储物、晾晒、停车行为的极大需求，亦是原空间设计存在的不足之处；29个案例虽保持了公共属性，却发生了使用方式的转变，显示出社区公共空间界面、设置与规模的供给与居民日常行为需求的差异：①公共性较高的场所，如社区公园，单一铺地与单边座椅的设置难以满足居民下棋、聊天等多人聚集与娱乐行为，促使居民利用原设施与废旧物品创造性改造与使用既存空间；②利用户前人行道形成的聚集空间亦反映出居民对于社交功能近距离外延的需求。

▲ 公私属性及空间特征转换分析

5.2　群体层面的行为集聚与互补及空间构成的相似非正规性空间的形成隐含着群体层面的规律。承载便民、餐饮等商业行为的空间一方面形成于既存规划商业空间周边，形成集聚效应；另一方面则集聚于可达性较高但缺乏商业空间规划的位置，达到功能与区位的互补。尽端路楼栋南侧多催生生活行为的外延空间，原有公共空间被居民私密属性的行为与空间占用，使人们对空间的公共性感知被进一步弱化；但楼栋北侧则与之相反，形成大面积的杂物、垃圾堆放，虽保持了公共空间的心理认知，却极大增加了入户单元门前空间的消极感知。虽然大部分非正规性空间的营造是居民的个体行为，但其空间构成的选择却呈现一定相邻相似的特征。相邻居民多注重户外空间侧界面塑造，强化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边界感与领域感，且倾向于使用相似的空间界面以减小相互之间的影响与冲突；而其作为起居空间拓展而围合的室外空间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面则未过多强调，这一空间也成为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的过渡。

5.3　节点层面的行为复合与空间构成的可变在节点层面，非正规性空间常用于容纳复合型行为需求，尤其对于私密属性案例，其空间界面与设施设置常利用高度差、时间差提升其满足更多行为需求的可能性：如利用爬藤植物营造顶界面与侧界面，在替代遮阳设施的同时减少因喜好种植行为而对地面空间的占用，将更多地面空间用于休憩与储物；可拆卸晾衣设施与车辆停放的错时使用亦是如此。而对于公共属性案例，空间构成的灵活多变使其具有较好的适应性，如街角自发放置的座椅，根据其数量、位置、摆放方式的变化，可兼顾单人休息乘凉、多人聊天下棋、早市果蔬摊贩售卖以及储物等多种需求。简单但可变的空间要素与构成却对便利居民生活、丰富街道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5.4　优化与设计建议非正规性空间形成并得到较长期使用后常出现两种倾向：其一，因其普遍性或必要性而得到居民与管理单位“认可”，重新划定为“正规性”空间；其二，因其未对居民与环境产生过大影响，继续以“非正规”形式存在而未被取缔。两种情况都对空间的管理、运营与维护提出了要求与挑战。前者多始于停车等“必要性”行为需求驱动下的非正规性空间形成，但“官方”是否需要介入、何时介入，以及能否以“正规性”空间有效置换“非正规性空间”，以提高空间资源利用率、合理社会资源配置，需进一步考量。后者多与居民的个体感知相关联，因此存在较高的多样性与不可控性。为避免任其发展可能出现的对社区空间舒适度及居民身心的负面影响，可强调居民的自主性，提升其在空间营运过程中的参与度。自觉监督、自发管理、自主协调，使非正规性空间的未来营造更符合居民需求。

其次，以多义性公共空间补足居民行为需求。非正规性空间的形成缘于既存公共空间资源供给的功能单一、数量不足、与居民认知和需求错位等问题。虽然不同行为具有空间形态与使用时段的偏好，但其种类并不繁多，空间要求亦不复杂。因此，应考虑提高公共空间对于多样行为需求的承载力，通过灵活、可变的使用方式创造多义性公共空间，在有限的空间与操作条件下满足居民的需求，形成更健康与可持续的“人-境”关系。

6　结语行为作为空间感知的最终阶段，具象呈现了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社区非正规性空间的形成包含居民认知与既有空间错位、适应性行为产生并重塑空间感知的过程。研究以“空间-行为”匹配视角审视社区公共空间形成机制，以“非正规性空间”为抓手，从群体空间与节点空间两个层面量化与揭示“空间-行为”的供需差异对非正规性空间形成的影响规律；可视化与图解化两者的匹配关系，形成9种非正规性空间原型图解，方便设计主体的认知与使用，使其对未来设计与更新的指导更具可实施性与落地性。“空间-行为”的匹配关系作为社区公共空间形成的根本驱动力，其博弈过程是塑造“在场体验”的重要环节。本文通过对天津S社区的解析，验证了“现场调研—要素分解—关联解析—图解表征”这一研究流程的可行性与有效性。未来需将不同类型的社区空间纳入研究范围，以提升研究的准确性与结论的普适性，探索“人-境”关系的新范式。 n

原文请查阅《新建筑》2024年第6期（总第217期）。

NA专栏｜刘健琨 等｜基于“空间-行为”匹配关系的社区非正规性空间形成机制探析

NA专栏｜刘健琨等｜基于“空间-行为”匹配关系的社区非正规性空间形成机制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