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饥荒？这与缺乏食物无关。

到目前为止，在我们关于气候、阶级社会和食物之间关系的系列文章中，我们主要关注历史调查（historical investigation）。这让我们看到了大约10000年前最后一次冰河时期结束后农业的出现，以及1550-1850年小冰河时期资本主义农业的早期现代起源。

我们打算将这些历史调查持续到今天，以便能够在全球变暖和气候混乱的背景下对未来的粮食生产进行一些有根据的推测。然而，首先我们想问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人为什么会挨饿？

常识：绝对稀缺？

这个问题的直观答案是，肯定是缺粮。这种解释有两种说法。马尔萨斯（Malthusian）的论点解释了长期饥饿，即人口增长永远超过粮食生产。饥荒等严重饥饿通常被解释为粮食供应下降，如干旱导致作物歉收。

支持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的保守生态学的马尔萨斯的论点很简单。马尔萨斯(1776-1834)声称，人口增长是“几何级数”(指数)增长，而粮食产量增长是“算术级数”(线性)增长。因此，人口增长将永远快于食物供应，长期饥饿将永远存在。马尔萨斯的动机是政治，尤其是反对英国济贫法。当然他也是瞎编的。地理学家丹尼·多林（Danny Dorling）写道:

他的错不仅仅是因为他缺乏想象力，而且他作弊了。现在人们知道，他编造了因果关系。

然而，马尔萨斯的观点继续被引用，就好像它在日常对话和学术著作中都是不言而喻的一样。“如果不是马尔萨斯，”多林继续说道，“那就会是其他某个傻瓜”。类似的绝对稀缺假设为食品供应下降(the 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 (FAD) )提供了依据，但1981年，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一篇关于贫困和饥荒的极具影响力的文章中，证明了食品供应下降(the 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 (FAD) )的论点是错误的。

森以几次大饥荒为案例研究，发现FAD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们会挨饿，也无法解释谁会挨饿。1943年的孟加拉饥荒（The Bengal Famine）夺去了150万人的生命。然而，粮食产量仅略低于前一年，事实上高于未发生饥荒的其他年份。1972年至1974年埃塞俄比亚饥荒（The Ethiopian famines）的粮食产量也只有个位数的下降，不足以解释5万至20万人的死亡。在1974年的孟加拉饥荒中，人均粮食供应实际上达到了四年来的最高水平。在1973年达到高峰的萨赫勒饥荒（the Sahelian famine）中，干旱确实导致了食物供应的显著下降，但森认为仅仅这一事实不能解释谁在哪里挨饿。

森的权利方法

阿马蒂亚·森发展了一种新理论，用“权利”（entitlements）来解释饥荒。在货币经济中，货币赋予所有者有权获得同等价格的商品的权利。食品价格上涨、收入下降或储蓄耗尽都可能导致“权利失效”和饥饿，即没有足够的钱购买足够的食物。但是森用权利而不是金钱来谈论的原因是，并不是所有的食物权利都是金钱上的。佃农或农民可能有权在没有市场调节的情况下消费(一部分)自己的产品。游牧民族可能同样拥有货币经济之外的食物权利，领取食品券或类似福利措施的人也是如此。

有时人们说饥饿可能不是由食物短缺引起的，而是由收入和购买力不足引起的。这可以被看作是试图抓住权利方法本质的一种基本方法，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收入确实赋予一个人获得食物的权利。虽然在完全计划经济中，或者在“短缺经济”中，收入可能并不总是提供所需的[食物]，但在大多数发生饥荒的情况下，以收入为中心的观点都是正确的。

值得注意的是，森并不否认可获得食物的减少可能是饥饿增加的一个因素。他只是声称这是由权利，也就是社会关系来调解的。事实上，森声称“从饥荒地区出口食物可能是市场的‘自然’特征，它尊重权利而不是需求”。因此，地理学家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根据他自己对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era）饥荒的研究得出结论，“大饥荒总是再分配的阶级斗争。”

绝对稀缺性的方法采用了错误的推理：因为食物的绝对稀缺性意味着饥饿，所以绝对稀缺性是从饥饿的存在中错误地推断出来的。这种推理本身就显露了一个天真的假设：食物是为使用而生产的。然而，随着圈地运动和殖民化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农业生产中很大一部分是商品生产——为市场而生产，而且这一比例还在不断增长。商品生产的动机不是商品的用途，而是它们能卖的价格。如果生物柴油或牛肉的价格足够高，农业用地就会被用来生产汽车或牛，而数百万人却在挨饿。因此引用森文章的开篇:

饥饿是一些人没有足够食物吃，并不是没有足够的食物吃。

饥荒的政治经济学

统治机构慢慢承认了有足够的食物养活每个人的事实。例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sation/FAO)明确指出:

世界上有足够的能力生产足够的食物来养活每个人；然而，尽管过去二十年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有8 . 05亿人遭受长期饥饿。

然而，森对生产方式、财产形式和阶级关系的强调已经被一种技术官僚的方法所取代，这种方法将这一“挑战”简单地视为政策问题。“食物可获得性”（Food availability）仍然是粮农组织饥饿问题清单上的第一个术语。尽管目前世界粮食产量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被浪费掉了，但世界银行和马尔萨斯一样，呼吁越来越多的人重视提高农业生产率。原则上，提高农业生产率并没有错，事实上，以更少的投入增加产出似乎是个好主意，但这往往是土地掠夺的委婉说法。

这些新的圈地运动剥夺了农村人口的财产，使他们成为无产者，使他们依赖市场获取食物。换句话说，尽管森的见解得到了正式承认，但政策重点很快回归到人们熟悉的资本主义，即增加产出、提高生产率以及发展与农业相关的金融服务、化肥和机械市场。人们对待饥饿的方式就好像它主要是一个食物供应的问题，尽管人们承认事实并非如此。要理解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求助于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波兰尼对市场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的“大变革”很感兴趣。像在他之前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一样，波兰尼认为人口与土地的分离是市场从大多数人的相对边缘现象向管理社会再生产的中心机构转变的关键因素。

第一阶段是土地的商业化，增加土地的封建收入。第二是在全国范围内，为了满足迅速增长的工业人口的需求，食品和有机原料的生产被迫增加。第三是将这种过剩生产体系扩展到海外和殖民地。通过这最后一步，土地及其产品最终被纳入了一个自我调节的世界市场体系。

波兰尼的年表略有错误——殖民生产先于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并为工业革命提供了资金。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的发动机是由西印度群岛奴隶种植园的利润资助的。但更重要的是，波兰尼继续强调了一个正常运转的劳动力市场的必要性:

英国劳动力市场的建立进入了关键阶段，如果工人不遵守雇佣劳动规则，他们就会面临饥饿的威胁。这一重大举措一出台，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就启动了。

因此，饥饿不是资本主义的偶然问题，而是其可能性的一个条件。这个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产生了失业阶层，失业阶层取代了贫民阶层。波兰尼继续认为，除非失业者“面临饿死的危险，只有令人憎恶的济贫院可供选择，否则工资制度就会崩溃。”出于这个原因，波兰尼认为二战后的福利国家和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在最小化饥饿威胁的同时，取代了市场社会。但事实证明，社会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之间不稳定的妥协。工人们奋起反抗，在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之后，资本家们以新一轮的经济自由主义作为回应。

因此，佝偻病、食物银行和济贫院(以工作福利的名义)的回归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常态的回归。资本主义需要维持这种人为的食物短缺，以支撑劳动力市场。气候变化可能会通过荒漠化、沿海蓄水层盐碱化、海平面上升引发的洪水和不断变化的降水模式，损害作物产量，减少可利用的农业用地。但是食物的可获得性总是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正如罗兰多·加西亚（Rolando Garcia）所说，“气候事实本身并不是事实，它们只在不同生产系统内的环境重构方面具有重要性。”

关于世界饥饿问题的讨论几乎总是假定粮食生产现在是而且将继续是商品生产，同时也假定生产粮食是为了使用。但是，无论气候变化给我们带来什么，在资本主义中，可能和可能之间总是存在差距。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作物产量的下降和可耕地的减少预计会增加世界饥饿人口。但是所有其他的事情不必然保持不变。组织生物物理力量（biophysical forces）的社会关系本身并不是自然法则：它们会发生变化。这就是马尔萨斯神话试图掩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