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晓鹏1982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

从鞋匠之子到党的领导人01

“一生之敌”托洛茨基火线入党

十月革命与红白大战

说基洛夫案并非大清洗的直接起因，并不是说它跟大清洗无关。相反，二者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因果关系。只是说，“大清洗”的发生，还有比基洛夫案更重要也更直接的诱因。

在经过了1935年和1936年相对平静的时光，在1936年的年底和1937年的上半年，接连发生了三件大事，迫使斯大林改变对内部反对派的温和作风，发动了一场规模惊人的“大处决”，将六十多万人送上刑场。

这三件大事依次是：

1936年7月爆发的西班牙内战；

1936年11月德国和日本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1937年5月苏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发动军事政变的阴谋被发现。

这三件事对作为国家最高领袖的斯大林而言，每一件都比基洛夫遇刺更有冲击力。在对个人感情上的伤害，基洛夫案确实很大。但斯大林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他在绝大多数时刻还是服从政治理性的支配。

先说西班牙内战。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规模预演。

1936年2月，由西班牙左翼政治联盟“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上台执政。“人民阵线”包括西班牙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工人党、社会党、无政府主义者等多个政治派别。

结果，没几个月，1936年7月，右派军人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联合法西斯主义政党——长枪党和保皇党发动叛乱，各地右翼分子和军队群起响应，很快占领了半个西班牙。西班牙遂陷入内战。

最后的结果，是1939年4月，左翼民选政府被推翻，弗朗哥建立了军事独裁。有六十多万人死于战场，平民伤亡则难以统计。

西班牙内战结束于“大清洗”之后。不过，到1937年6月，叛军占据了北部工业重镇毕尔巴鄂。把工业最发达的北部地区丢了之后，左翼政府就一直在内战中处于下风，再也没有翻过身。基本上，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在支援外国社会主义运动方面，斯大林一直比较保守。他努力跟西方发达国家搞好关系，说服它们：苏联已经不再“输出革命”了，只想埋头把本国经济搞好。以此减轻它们对苏联的敌视情绪。这有助于赢得更长的和平建设时间，也有助于跟发达国家做生意赚钱并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

但参与西班牙内战不一样，它不是“输出革命”——左翼政府通过和平选举上台，英法美也都承认其合法性，右翼军人处于叛乱的一方。而且，西班牙位于德国和法国的后方，如果有一个亲苏联的左翼政府存在，对苏联的国家安全显然是有利的。这样，在支援西班牙政府方面，斯大林就比较上心。

应人民阵线政府的请求，苏联向西班牙派出了两三千名军事顾问，又提供了许多武器。尽管没有直接派兵，但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向全世界共产党发出呼吁，招募志愿者组成“国际纵队”去支持左翼政府。世界六大洲53个国家和地区的4万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主动奔赴西班牙，其中有一百多名中国人。美国著名左派作家海明威、智利诗人聂努达都加入了这支国际主义志愿军。国际纵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全球性志愿者组成的军队，他们并肩为一个并非自己祖国的国家而战，彰显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巨大影响力。

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则全力支持佛朗哥，且支持力度比苏联大得多。不仅提供坦克大炮等重武器支持，还派出陆军和空军直接参战。

1937年4月26日，德国飞机对左翼政府控制范围内的小镇格尔尼卡进行狂轰滥炸。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针对不设防的城镇进行大规模轰炸，实际上是针对平民的一次大屠杀，造成了超过五千平民死亡。著名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就是反应的这次大屠杀。

而传统殖民列强——英国、法国、美国等则宣布“中立”。他们乐得围观苏联和德意法西斯在西班牙隔空对战。

西班牙内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两种新兴国家体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激烈交战的战场。

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以无产阶级政党为政治核心，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经济基础，试图通过自身积累来推动工业化，从而消灭阶级剥削并实现国家繁荣富强。法西斯主义则坚决反对公有制，而是跟大地主大资本家联合，建立军事独裁政权来镇压工农反抗；同时，宣扬极端民族主义，通过鼓吹种族优越性来动员底层老百姓参加对外战争，把国内阶级斗争的视线转移到国家民族矛盾上去。它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极右翼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运动历史悠久，马克思主义在一战之前数十年就广泛传播，用于指导工人运动和革命。而法西斯主义是一战以后才出现的，墨索里尼是它的创始人。法西斯主义反对自由市场经济，但其阶级倾向与英美自由资本主义一样，对内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外则积极推动殖民扩张，主要区别只是组织形式更加集权化。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体系混乱而粗糙，是英、美、法、德等传统殖民强国的大资产阶级为了扑灭社会主义运动、镇压人民反抗“临阵磨枪”搞出来的一个怪物。法西斯分子在意大利、德国、日本夺取政权的过程，都得到了来自英美的纵容乃至资金方面的支持。

社会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都很清楚，彼此不可能兼容，也不可能长期共存，总有一天一定要打个你死我活的。但是，德国和苏联都是一战实际上的利益受害方，又存在联合起来对抗一战战胜国的地缘政治需求。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前，苏联和德国的关系其实还可以：苏联帮助德国绕开一些战后秩序的限制，比如帮忙培训飞行员等等；而德国则向苏联输出先进的工业设备和技术。

西班牙内战，让双方公开撕破了脸，成为两种体制的斗争从“冷战”变“热战”的起点，

西班牙内战为资本主义殖民列强颠覆苏联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那就是：找到一个赞同法西斯主义的将军，让他发动国内军事政变，联合国内政治反对派，挑起内战。然后，外国势力介入干涉，提供武器和资金支持，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直接派兵，里应外合推翻颠覆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无论是斯大林和他的同志们，还是他们国际国内的敌人，都看到了这一点。

西班牙左翼政府在战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民阵线”内部派系斗争消耗极大。在人民阵线内部，西班牙共产党服从苏联的指示，社会党左翼则有不少托洛茨基的信徒，想建立托洛茨基构想的“社会共和制”，工人党则想让工会执政，此外还有一些其它派别。

“人民阵线”内部的斗争中，一条很重要的主线，是斯大林路线和托洛茨基路线的斗争。

斯大林主张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此不惜暂时放弃社会主义纲领。他在1936年12月给人民阵线政府总理的信中说：

“应该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到政府方面来，或者至少使他们能够采取有利于政府的中立立场，要保护他们免遭没收，并尽可能保证贸易自由。否则这些人就会追随法西斯分子。”（《全集》，127页）

西班牙共产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在内战中放弃资本国有化和土地集体化的政治主张，也反对工会专制，主张跟资产阶级中间派联合起来抵抗“极右翼”叛军。社会党的右翼也赞成这一点。这样，西班牙共产党就成了人民阵线内部的“右派”，在苏联的支持下，跟资产阶级中间派结成同盟，在执政联盟中占据了多数派的地位。

斯大林在西班牙内战的“统一战线”主张，跟他一贯喜欢“以妥协求团结”的思路很一致。

而托洛茨基则认为，应该按照十月革命和苏联内战的模式，工人阶级完全夺权，没收私有企业，把西班牙变成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用红色政权去对抗法西斯军队。人民阵线内部的托洛茨基分子——俗称“托派”，推动了社会党左翼、工人党、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要求一边打内战一边推进“革命”。这一派别声称：“战争与革命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先打赢战争，再进行革命。”

这一派是人民阵线内部的“左派少数派”。

在极右翼叛军不断攻城略地的同时，人民阵线内部的“统一战线派”和“左派少数派”还在不断进行着几乎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连一支能一致行动的军队都组织不起来。1936年夏天，叛军包围了重镇马拉加，这里是通往首都马德里的门户。围城之际，两派还在手持武器在城中对峙。当意大利干涉军乘船前往马拉加时，停靠在卡塔赫纳港口的共和国舰队对此毫无反应。结果就是1937年2月8日，马拉加陷落。

左右双方的矛盾没有因此而和解，反而更加激烈。1937年5月，在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发生了令斯大林震惊的“五月事件”。这里爆发了试图推翻人民阵线政府的工人武装起义。起义军占领了绝大部分城区，后来是被从外地派过来的政府军镇压。“五月事件”造成了约一千人伤亡，在人民阵线内部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进一步加深了两派的分裂。

“五月事件”到底是如何发生的？“统一战线派”和“左派少数派”的立场谁对谁错？有很多争议。作者对西班牙内战了解不深，这里也不做结论。但有一点很清楚，斯大林认为：它是托洛茨基分子和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法西斯间谍挑起的。

斯大林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个结论。在“五月事件”爆发之前，1936年12月，潜入“左派少数派”的苏联间谍就通报说，反对派正准备在巴塞罗那发动叛乱。1937年初，他又收到了来自苏联内务部驻德国情况机构发回来的报告：德国间谍渗透进入了托洛茨基分子在巴塞罗那的队伍中，并准备在近期发动叛乱。（《战略与命运》，661页）没过多久，暴乱就真的发生了。

在整个西班牙内战过程中，人民阵线政府的内奸叛徒层出不穷，还为此诞生了一个特有名词——“第五纵队”。它是叛军于1936年10月进攻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时候发明的。叛军将领声称，有四个纵队去打马德里，而还有一个“第五纵队”隐藏在马德里，可能会比外边的军队更先夺取首都。从此以后，“第五纵队”就成了指代革命队伍里边的奸细的专用名词。

斯大林从西班牙内战得到的启示就是：如果苏联政府不能清除内部的奸细和叛徒，不能清除政治反对派，尤其是托洛茨基分子，那么，他们就会跟法西斯势力结盟，并煽动某个将军发动军事政变，采用“西班牙模式”来颠覆苏维埃政权。

1937年6月2日，斯大林在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出警告，称敌人“想把苏联搞成第二个西班牙。”（《命运与战略》，662页）而此时距离大清洗开始只有一个月，这次讲话是他下定决心发动大清洗的直接信号。

对西班牙内战与“大清洗”的关系，莫洛托夫也说：“我们幸亏有个1937年，战时才没有出现第五纵队（《密谈录》，401页）。”

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让西班牙内战在苏联重演的威胁显得非常现实且迫在眉睫。

1936年11月，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后四个月，德国和日本两个法西斯政权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在反共反苏的基础上结成军事联盟。这就是摆明了准备东西夹攻、联合进攻苏联。这在地缘上是对苏联国家安全极为严重的威胁，苏联面临着在相隔数千公里的战线上两面作战的危险。

在西班牙内战和《反共产国际协定》签署之前，斯大林对苏联面临的国际形势还抱有一点幻想，就是希望英法先跟德国发生冲突。希掌权之后，要突破《凡尔赛合约》对德国的种种限制，首先是在靠近法国的方向动手——1936年2月，希突然下令德军进入莱茵非军事区。这里是德法边界处属于德国的地区，一战后被规定为“非军事区”，德国不得在这里驻军。斯大林认为英法可能会对此有激烈反应，写信给莫洛托夫说，希望法西斯和英法闹的越凶越好。

没想到是，英法竟然完全纵容这种事情发生。接下来又发生了西班牙内战，让苏联被迫跟德国交恶。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英国、法国、美国纷纷宣布“中立”。显然，如果德日法西斯进攻苏联，苏联很可能被迫孤军奋战，其它强国不会伸出援手。

如果发生这种最糟糕的情况，那么，苏联政权可以说就是命悬一线。俄罗斯帝国历史上，从未面临过如此危险的局面：首先是德国和日本从未结成过同盟，其次是英法从来不会对德国（或普鲁士）与俄罗斯的冲突袖手旁观。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显然是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列强不共戴天的敌人。阶级利益让列强们超越了地缘政治的考虑，达成了空前的联合。

振兴俄罗斯、振兴社会主义，是斯大林一生事业的全部，他把这两件事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家庭、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要重要的多。为了保证俄罗斯民族和社会主义政权的生存，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万无一失。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消灭国内的不稳定因素，以免战争爆发前后发生内部叛乱。

在斯大林看来，国内反对派的活动，经过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多年经营，规模已经相当大，一直在试图通过暴力方式来夺取政权，还犯下了杀害基洛夫的罪行。托洛茨基跟德国法西斯的协议，也已经暴露。这种里应外合的奸细集团，当然必须要彻底消灭——这种看法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存在争议。但我们知道，斯大林在主观上确实持这种看法。

1937年3月3-5日，斯大林在《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中明确了对托洛茨基分子的定性。他说：

“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已经不象以前的，比如说，7—8 年以前的托洛茨基主义了；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洛茨基分子在这一时期有了重大的演变，这个演变根本改变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面貌；因此，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方法，也应当根本改变……托洛茨基主义不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了；托洛茨基主义在 8 年前曾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现在它已经从这样的政治派别，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是按照外国谍报机关交给的任务进行话动的。”（《斯大林全集》，第14卷，135页）

这段话解释了斯大林对托洛茨基态度改变的原因。同时，它也间接解释了斯大林在1929年决定放走托洛茨基，让他离开苏联的原因。

他说：

“什么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呢？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就是这样的一个集团或政党……它在工人阶级面前公开而诚实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它不怕向工人阶级表明自己的政治面目，不怕在工人阶级面前宣布自己的真正目的和任务，相反地，它正大光明地到工人阶级中间去，以便说服他们相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在 7—8 年以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政治派别之一，固然，它是反列宁主义的，因此也是极端错误的政治派别，但是它总还算是一个政冶派别。” （《斯大林全集》，第14卷，135页）

1929年，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定性是“反列宁主义的党内政治派别领导人”。对这种政治反对派，他的态度就是通过党内斗争来予以压制。有违反党纪的，就按照党的纪律来处理。党的纪律处理也解决不了的严重问题（比如煽动街头暴乱），必须用法律手段的，也尽量避免过度严厉的刑罚。因此，他放了托洛茨基一马，也宽容了那些愿意悔过的反对派。

而现在——1937年，根据基洛夫案的调查发现、莫斯科大审判的结论、来自西班牙内战的情报以及其它信息，他认为托洛茨基分子已经从公开的、诚实的政治反对派变成了秘密活动的“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直接威胁着俄罗斯国家和苏维埃政权的生存。正是这个关键的判断，让他决心不再手下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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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侵略者有了、国内的反对派和间谍也有了，它们在西班牙“五月事件”中已经合作过一回。像在西班牙一样颠覆苏联政权，就差一个弗朗哥了。

斯大林有理由认为，如果军队内部有人举旗一呼发动政变，跟“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合作，再联络德国日本法西斯支持，苏联就可能跟西班牙一样，爆发内战，面临亡国的危机。

苏联版的“弗朗哥”在1937年5月份被发现了，就是图哈切夫斯基。

图哈切夫斯基阴谋发动军事政变的消息，国际国内都有好几条线索揭露了出来，主要还是通过前面两次莫斯科大审判的相关调查暴露的。同时，国外也在盛传这个消息。

比较搞笑的是，主管德国法西斯安全保卫工作的海因里希也参和了进来，还搞了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乌龙。

这个故事来自于《舒伦堡回忆录》。舒伦堡是德国情报高级官员，二战后被英国军情六局逮捕，在狱中写下了这个回忆录。

舒伦堡说，海德里希手下有人联系到一个“多面间谍”——斯科布林。这人以前是白卫军将军，在欧洲逃亡，然后就干起了靠向各方面出卖情报赚钱的营生。谁给钱就卖给谁，没什么立场。

海德里希相信，斯科布林是极少数能直接联系到苏联最高层的间谍。舒伦堡的原话是“海德里希的特工人员发现斯科布林和莫斯科的最高阶层中有些人维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这句话本身也证明了斯大林搞肃反的必要性，最高层里边真有跟敌特分子密切联络的人。

海德里希在1936年底的时候，从斯科布林那里得到情报，说图哈切夫斯基正在“计划着靠红军的帮助夺得政权、去掉斯大林和整个布尔什维克的政权。”

海德里希把这个事向希做了汇报。希面临两个选择，第一是支持图哈切夫斯基推翻斯大林，这可以彻底搞乱苏联；第二是把图哈切夫斯基搞政变的情报泄露给斯大林，这可以短暂的搞乱红军，还可以赢得斯大林对德国的信任，起到“战略欺骗”的效果。

——1936年底的时候，希脑海里应该已经有了初步的作战计划。他需要同时迷惑英法和苏联，让两边都不相信德国会首先拿他们开刀。这样，他才可以从容的选择一个方面发动突袭，同时稳住另外一方。

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海德里希认为，在德军内部，赞成德国和苏联联盟的人数不少。这些人对纳粹党的意识形态不太感冒，喜欢纯粹从德国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而纳粹党的意识形态跟苏联意识形态是绝对对立的。图哈切夫斯基是苏军内部的对德友好派，如果让斯大林把图哈切夫斯基及其亲信清洗掉，可以让德军内部的亲苏派放弃与苏联联盟的幻想，从而加强纳粹党对军队的控制。他这个判断不一定对，但说服了希。

总之，希最终决定出卖图哈切夫斯基。

海德里希通过捷克方面的渠道，联系上了苏联情报机关。不过，海德里希的情报来源于斯科布林，他不能把斯科布林也一起出卖了，那样就会把从苏联最高层获得情报的渠道给斩断。

海德里希找到德国军队的情报部门领导人卡纳里斯，希望军方能提供一些材料帮助他。这个要求被卡纳里斯拒绝了。此时军方跟纳粹党还不太配合，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图哈切夫斯基到底跟德国军方有什么联系，海德里希并不知道。

为了解决证据不足的问题，海德里希组织了一批人紧急伪造一些图哈切夫斯基跟德国总参谋部秘密联络的材料。苏联那边很快回应，愿意出钱购买这些材料。

最后，叶若夫的特使给了海德里希的人300万卢布，用于交换这些材料。

没过多久，图哈切夫斯基就被捕然后枪毙了。

海德里希一直以为图哈切夫之死是自己伪造的材料发挥了作用。很多看过《舒伦堡回忆录》的人也持这种观点，甚至进一步推论说：这是图哈切夫斯基是冤案的有力证据。

其实，在图哈切夫斯基案的档案中，并没有海德里希伪造的这些材料。经过诸多学者研究，发现在逮捕、审讯和审判图哈切夫斯基的过程中，也从未有人提到过这些材料。

因此，舒伦堡的回忆，有可能的虚构的，或者他也是从别的地方听到的谣传。英国军情六局将其公开出版，是为了污蔑斯大林和苏联。海德里希伪造的材料，有可能压根就没有存在过。

如果舒伦堡说的是真的，那么最大的可能性是：海德里希等人累死累活伪造的材料，很快就被苏联情报部门鉴定为伪造，直接弃之不用。他白忙活了。而且，海德里希把赚到的300万卢布拿给手下的特工在苏联花。这些卢布可能也是伪造的，或者被做了特殊标记，有三个使用这些卢布的特工很快就被苏联方面逮捕了。舒伦堡回忆说：“这件事在后来若干年中都使海德里希想起来就暴跳如雷。”

总之，图哈切夫斯基到底是不是冤枉的，与舒伦堡在回忆录中讲的这个故事毫无关系。

1937年1月，海德里希向苏联提供材料之前几个月，第二次莫斯科大审判的时候，就已经有被告在庭审中提到了图哈切夫斯基。由于此事过于敏感，法庭故意将其忽略了。这可能是被告说漏了嘴，但在私下的供词中应该是已经把图哈切夫斯基供出来了。

在第二次审判开始的前一个月，图哈切夫斯基接到政治局的指示，休假三个月。等他休假结束，审判也结束了。这就是开始防范并调查图哈切夫斯基的信号。

第二次审判刚结束，1937年1月30日，图哈切夫斯基的副官雅科夫·斯穆特内及其手下的200名指挥官，就以“托洛茨基分子”的罪名被逮捕。

然后，还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叶努基泽，不久也被逮捕了，也供出了图哈切夫斯基。

叶努基泽是“高加索帮”的老人。举报叶努基泽的人，也来自高加索帮，是斯大林第一任妻子的兄弟的妻子。她控告说：“他（叶努基泽）把周围的一切都玷污了：他勾搭有夫之妇、分裂家庭、诱惑少女。他手里面有着那些人人梦寐以求的生活福祉，就在革命后的第一年，他就把全部的这些都用在了肮脏的事情上，即用来邀宠妇女们和女孩们。”

叶努基泽腐化堕落，主要问题的“卖官”：接受贿赂之后就给安排中央执行委员会里边的各种职务。很多有间谍特务嫌疑的人，通过这个渠道进入了中央机关工作。

叶努基泽先被开除公职，于1937年2月11日被逮捕审查，当天就供认参与了反斯大林的阴谋集团，并说图哈切夫斯基是他的同谋。

——叶努基泽在基洛夫遇刺以后，到处散布基洛夫跟尼古拉耶夫妻子有染的谣言，努力把刺杀行动说成是“私人报复”。后来他也供认说，他和亚戈达都在事前就知道季诺维也夫集团暗杀基洛夫的阴谋。尼古拉耶夫的杀手身份就是他告诉亚戈达的。尼古拉耶夫第一次被捕释放，是亚戈达给列宁格勒内务局领导扎波罗热茨下的命令，扎波罗热茨再让主管古宾放人。这件事后来又得到了扎波罗热茨和古宾的证实，二人很快就被枪毙。但亚戈达在第三次莫斯科大审判的最后陈述中否认自己参与了刺杀基洛夫。事实如何，尚难定论。

叶努基泽的供词和第二次莫斯科大审判又引出了对亚戈达及其亲信的逮捕。4月下旬，亚戈达的几个亲信都交代了图哈切夫斯基与亚戈达的同谋关系。

4月20号，图哈切夫斯基原计划去英国参加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的行程被取消。内务部告诉他，这是因为发现国外有针对他的刺杀阴谋。图哈切夫斯基实际上已被限制出国。

4月27日，乌克兰军区司令亚基尔的副手沃洛维奇供认，亚戈达-图哈切夫斯基阴谋集团是存在的。

5月10号，中央委员会决定在军队中恢复政委制度，取消“一长制”——红军政委制度在内战结束后被废除，改为政治部主任体制，政治部主任是军事长官的下属，而政委是跟军事长官平级的，可以起到制约军事长官的作用。这是在紧急防范图哈切夫斯基私自调动军队。

当天，图哈切夫斯基被免去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调任地方军区司令员。

第二天，在宣布这些调动命令的国防人民委员会议上，有人公开指责图哈切夫斯基等多名高级将领卷入政变阴谋。当天晚上，斯大林给图哈切夫斯基打电话，安慰他要冷静的看待这种指责。

5月13号，图哈切夫斯基请求会见斯大林。斯大林接待了他，并当面告诉他，免职的原因是其亲信圈子中有人指控他谋反。

这一天，斯大林的母亲在格鲁吉亚去世，享年73岁。但鉴于紧张的局势，斯大林没有参加母亲的葬礼。

此后，有一批军事高级将领被捕，他们陆续交代了图哈切夫斯基阴谋集团的更多细节问题。

总之，斯大林是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调查，根据多渠道的证据综合判断，才最终决定将图哈切夫斯基逮捕审查的。这些渠道都跟海德里希伪造的材料无关。舒伦堡所说的伪造资料，是在五月份中旬才交给苏联的。在此之前，已经有大量的调查揭露了图哈切夫斯基的阴谋。

5月20号，内务部人民委员叶若夫向斯大林提交了最新的审讯报告，并请求逮捕图哈切夫斯基。斯大林批准了。

图哈切夫斯基于1937年5月22日在古比雪夫市被捕，然后押送莫斯科。

5月24号，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突然对记者声称，说斯大林的“政治生命”已经屈指可数了。

5月25日，图哈切夫斯基到达莫斯科，内务部组织了图哈切夫斯基与几个把他供出来的军官的对质。在对质中，图哈切夫司机否认参与了政变阴谋。

对质结束后，图哈切夫斯基写了一份书面要求，说“请再给我看一下这一阴谋参与者对我作这一指控的供词。我保证老实交代。“

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看完所有供词以后，图哈切夫斯基改变说法，表示愿意认罪。

第二天，5月26号，图哈切夫斯基亲笔写下了认罪书。他认罪书中说：

“我声明，我承认存在反苏的托洛茨基军事阴谋，我是这个阴谋的领导人。”

随后，又有多名高级军官被捕。

后来，负责审讯图哈切夫斯基的侦查员乌沙科夫回忆说：“我没有动过他一根指头。”

从这么短的审讯时间来看，要说是什么用酷刑让图哈切夫斯基认罪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连乌沙科夫也说：“我感到惊讶的是，这样一个肉体上和精神上强壮的人（元帅、战争英雄）会马上承认这一切。”

显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图哈切夫斯基看完所有供词以后，就明白继续狡辩已经毫无意义。

6月11号，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图哈切夫斯基等八名被告进行审理。

军事庭庭长乌尔西里担任审判长，布琼尼元帅、布柳赫尔元帅、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等八名高级将领担任审判庭成员。

这是一次秘密审判，庭审记录在苏联解体以前严格保密。所以，像奥尔洛夫的《斯大林肃反秘史》这种根据公开材料编造的伪作，就声称图哈切夫斯基是未经审判直接枪决的。苏联解体以后，有少数经过特批的学者研究过这份档案。[1]2018年，庭审记录正式解密，长达171页，记录了九名审判人员与八名被告数个小时的超长对话。所有被告都承认了自己的主要罪名，同时也否认了部分指控，并对诸多细节进行了相互质证。

跟三次莫斯科大审判不同，这次审判没有设旁听席，当然就更没有外国大使和记者。那些认为莫斯科大审判是“表演”、“作秀”的人又该如何评论呢？难道军事法庭秘密审判也需要被告们配合“表演”？莫斯科审判从逮捕到开庭的时间有好几个月，而图哈切夫斯基案从逮捕到开庭审理仅有十几天，根本来不及制作“剧本”和进行“排练”。这些自知自己即将被枪毙的军人们临死前突然摇身一变成为天才演员，积极配合斯大林同志观看表演的癖好，上演一场集体认罪秀？

“抗飏虓虎”翻译了部分庭审记录，我引用其中比较关键的几段，以便读者感受一下真实的庭审过程，自行判断这是否是一场“表演”。

“ 审判长：被告科尔克在他的供词里说你在国外的时候和戈林会过面。

图哈切夫斯基：不，这是错的。我没有和戈林会面。科尔克肯定弄错了。

审判长：被告科尔克，你说图哈切夫斯基和戈林私下会面的供词是基于图哈切夫斯基的话吗？

科尔克：是根据图哈切夫斯基的话。可能我确实记错了姓。但我很记得是有这样一场会面，图哈切夫斯基给德国将军们讲了我们组织的行动。

审判长：（转向图哈切夫斯基）你承认这场对话的性质吗？

图哈切夫斯基：是的。

布柳赫尔：关于把乌克兰割让给德国法西斯和滨海边疆区割让给日本的谈话是通过谁、以什么方式进行的？

图哈切夫斯基：是皮达可夫告诉我的，所以实际上是托洛茨基通过皮达可夫，而皮达可夫亲自告诉我这点。

布柳赫尔：你同意这点？

图哈切夫斯基：你在这个组织里，你怎么可能不同意。这是一个非常难同意的问题，尤其是关于远东和日本人，但在这里事态发展的逻辑促成了一切。

……

德边科：被告图哈切夫斯基，你怎么能一边拿着党员证，一边自1929年就把叛国、背叛、间谍活动结合起来？你怎么能在我问你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党员时还做出肯定回答？

图哈切夫斯基：我重复，和乌博列维奇、亚基尔的工作不是在1929年开始的，而是很后面，在1932年。当然，有一点分歧：一方面我十分热爱红军，热爱我在内战中保卫的祖国，但同时，斗争的逻辑又把我拖入这些最严重的罪行，我在这方面上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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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被告图哈切夫斯基，你知不知道准备针对伏罗希洛夫的恐怖袭击？

图哈切夫斯基：我从和普里马科夫的一次交谈中了解到，图罗夫斯基和施密特正在乌克兰组织一个针对伏罗希洛夫的恐怖小组。在1936年和普里马科夫的一次交谈中，我意识到他在列宁格勒组织一个相似的小组。

审判长：你听到图哈切夫斯基的供词了吗？

普里马科夫：我没有领导武装叛乱组织之外的任何组织。

审判长：关于在列宁格勒叛乱组织以及准备恐怖袭击的任务，你从托派军事组织得到了什么指示，我们对此很感兴趣。

普里马科夫：我遵循了基本的指示：直到1934年我主要作为一个组织者工作，召集托派干部。在1934年我从皮达可夫那里接受了指示，断绝与被安排准备恐怖袭击的德列伊采尔小组和旧托派的联系，而我本人则要在我工作的军区准备挑起武叛乱，响应恐怖袭击或者军事行动。这就是我得到的任务。托派军事组织中心十分看重这个任务，并向我阐明其重要性。我被告知要断绝和之前我联络的旧托派的一切个人联系。”

跟三次莫斯科审判一样，本文作者认为，庭审过程确凿无疑的证实了图哈切夫斯基秘密联络托洛茨基，并阴谋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事实。除非这份记录的内容本身的伪造的，否则，无论有无诸如刑讯逼供之类的情况存在，这一结论都是确定无疑的。

世界上不可能有人能掌握这样的酷刑：可以在短短几天内，让多名经历过血腥战争的高级军官，一齐招认自己犯下了并不存在的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行，还要栽赃陷害自己的战友和同事，让他们面临死刑指控，并在由自己战友和同事组成的法庭上对此供认不讳。

只需要对图哈切夫斯基的个人经历稍做了解，就应该知道，他绝不可能是那种经过几天的肉体折磨就会低头服软的人。这是一个智勇双全的猛将，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崇尚冒险的进攻战术，在战场上从不知道畏惧，喜欢身先士卒带头冲锋，身经百战、杀敌无数，当过俘虏并从战俘营多次逃跑。这种人物，被捕之后三天，只经过一次审问，就决定认罪，然后再不翻供。除非有极为可靠的、不可置疑的证据证明这是一个冤案，否则，就只有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即对他的指控是证据确凿的事实。更何况，无论是酷刑的证据，还是被冤枉的证据，都不存在。

斯大林决定逮捕图哈切夫斯基并同意判处死刑，没有什么个人私心，也不是因为他在红军的军事路线上跟图哈切夫斯基有什么争执，完全是因为图哈切夫斯基叛国谋反的证据无可置疑。

斯大林和图哈切夫斯基在华沙之战中，确实发生过严重的争执。华沙之战惨败以后，斯大林还曾强烈要求追究责任，但被政治局大多数成员否决了。

如果斯大林一直忍不下这口气，想要报复图哈切夫斯基，他有的是时间和机会。至少在1929年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以后，对军队的控制就十分稳固了，是想找借口给图哈切夫斯基“穿小鞋”那是分分钟的事。

相反，斯大林没有报复图哈切夫斯基，反而保护并提拔了他。

托洛茨基时代，图哈切夫斯基仅是众多军区司令之一。斯大林在1931年提拔他成为军事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35年成为五大元帅之一，1936年成为国防部第一副人民委员，成为军内二把手，仅次于伏罗希洛夫。斯大林如果因为图哈切夫斯基是托洛茨基亲手提拔上来的，就对他怀疑敌意，图哈切夫斯基就不可能成为军委副主席和元帅。哪怕是为了稳住军队，最多也就保持他的级别不动，逐渐调到不太重要的军区当司令，或者出任个副参谋长之类的虚职，这不会带来任何问题。从内战结束一直到1937年，苏军就没有打过仗，高级将领们谁也没新增战功。把哪个军区司令提上来当副主席、元帅，缺乏客观过硬的依据，提拔谁不提拔谁，最高领袖斯大林拥有无可争议的决定权。

更何况，图哈切夫斯基一直跟伏罗希洛夫很不对付。作为贵族出身的前帝俄军官，图哈切夫斯基在老布尔什维克将领中间也是受排挤的。他在军队中并没有很强大的力量支持，斯大林要打压图哈切夫斯基无需顾虑军方的压力。

由于图哈切夫斯基的贵族出生和跟托洛茨基的联系，一直都有一大堆阴谋反苏或反斯大林的人想要拉拢他，对他寄予厚望。比如，1924年，流亡国外的俄国移民会议记录中就说，根据来自俄国国内的情报，苏维埃政权很不稳固，随时可能会被拿破仑式的军事专政取代，而“典型人物就是在斯摩棱斯克的图哈切夫斯基”。这些情报都会通过苏联间谍机关源源不断的送到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高层的案头。

1930年，图哈切夫斯基的老同事卡库林被逮捕，承认自己倾向于支持“右派”，并且供认说，图哈切夫斯基在一次跟他讨论政治局势的时候，谈到了发生军事政变和建立军事独裁的可能性，又说，这可能是图哈切夫斯基“在掩盖他本人事实上在谋划的这一未来行动。”（《命运与战略》，507页）

斯大林根本不需要主动干什么，只需要在伏罗希洛夫等人的报告或者内务部的情报上签个字，图哈切夫斯基不管是降职、蹲监狱甚至被枪毙，都是很简单的事情。图哈切夫斯基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不仅没出事，还能节节高升，成为元帅和军队二号人物，主要是斯大林力排众议予以提拔的结果。

1930年1月，图哈切夫斯基向革命军事委员提交了一份改革红军的方案，核心是大力发展装甲力量，而且提到了需要改变整个国家的工业体系来支持这场改革。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和伏罗希洛夫都反对这个方案，他们挑选了这份方案中一些比较极端的数据和观点报送给斯大林，声称参谋部坚决反对这个方案。

斯大林看了之后非常生气，写了一个长篇批示，把图哈切夫斯基大骂一顿，说：

“我非常尊重图哈切夫斯基这位才华横溢的同志。但我没有想到，一位不应该脱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者，竟会坚持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异想天开的计划……实施这样的计划就意味着要断送国家经济和军队。这比任何反革命都要更糟糕。”

然后，他又说：

“令人高兴的是，工农红军参谋部尽管经受着各种各样的诱惑，但明显和确定地与图哈切夫斯基同志的这一计划划清了界限。”

得到这样的批示，伏罗希洛夫乐开了花。他在4月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宣读斯大林的批示，又添油加醋的把图哈切夫斯基批判了一番。

图哈切夫斯基不服，一怒之下直接给斯大林写信投诉，用自己的话把这份计划比较准确的重新阐述了一遍。

斯大林看完信之后，立刻展开调查，发现问题不在图哈切夫斯基。图哈切夫斯基的方案不是一份不切实际铺张浪费的空想，而是一份考虑了成本节约和民用工业承受能力的方案。

于是，斯大林给图哈切夫斯基回了信，对自己在批示中的粗暴言词道歉。

没过多久，斯大林就收到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关于卡库林指控图哈切夫斯基有谋反动机的报告。政治保卫局提出警告，集体化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大量的农民暴动，如果有图哈切夫斯基这种级别的军官起来号召，局面可能会不可收拾。

看到这个报告，正在南方休假的斯大林紧张起来。他立即下令，让基洛夫兼任列宁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主席，监督由图哈切夫斯基担任司令员的列宁格勒军区。然后，结束休假返回莫斯科，中途还搞了一个小动作：对外声称自己将于月底返回，实际上10月14号就回来了。

刚在莫斯科，斯大林就会见了政治保卫总局的几个领导人。然后，他决定把卡库林和图哈切夫斯基叫到一起来搞一场对质。对质过程有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参加。图哈切夫斯基当场否认了卡库林的指控。

对质后，斯大林又会见了熟识图哈切夫斯基的几个高级将领，了解情况。

最后，他做出了决断。10月23日，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说：“至于图哈切夫斯基，他是百分之百纯洁的，这非常好。”[2]

经过这样的冲突和考验，斯大林对图哈切夫斯基的信任无疑是加强了，他决定采纳图哈切夫斯基的军事改革方案，核心就是加强红军的装甲力量。为此，专门成立一个坦克制造委员会，由图哈切夫斯基领导。几个月后，图哈切夫斯基又被提拔为军事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而给图哈切夫斯基“穿小鞋”的沙波什尼科夫则被免去了参谋长一职。

1930年的这些事件，可以表明，斯大林一直在公正的对待图哈切夫斯基：尽管他是俄罗斯贵族出身的旧军官，尽管他是托洛茨基提拔上来的，尽管他跟自己在华沙惨败的责任问题上存在矛盾，这些都不是问题，都是过去的事情，只要能对红军的发展做出贡献，那就该怎么用怎么用。

1935年12月，为了应对德国的进攻，总参谋部组织了一场大规模演习。图哈切夫斯基模拟德国方面的进攻。由于总参谋部排除了德国进攻速度快于苏军集结速度的可能性，演习总体打成平手，但图哈切夫斯基成功的在明斯克方向给与苏军以巨大的杀伤。

斯大林观摩了演习，在得知演习结果以后，再次对图哈切夫斯基表示赞赏，随即接受了他提出的战备意见：将苏军从现有的150个师增加到250个，并加紧发展坦克部队和航空兵。

四个月后，1935年4月7日，政治局下令，任命图哈切夫斯基为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然后，又把军事训练的职权从工农红军参谋部分出来，成立直属国防人民委员会的工农红军军训部，由图哈切夫斯基兼任军训部主任。斯大林把建设新式红军的主要责任，交给了图哈切夫斯基。

伏罗希洛夫对这个任命很不满意。1936年10月，他就借口红军在八九月份的军事演习中表现不佳，在大会上把主管训练的图哈切夫斯基臭骂一顿。其实演习开始的时候，距离图哈切夫斯基担任训练部主任的时间也就三个来月，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改变红军的训练水平。

在军事战略上，斯大林跟图哈切夫斯基没有根本性的分歧。斯大林一直都在关注欧洲正在发生的军事变革，懂得下一次的战争形式肯定会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俄内战大不一样。他在政治上信任伏罗希洛夫这种老布尔什维克，但在军事上，希望能多提拔一批懂得现代战争的新生代将领上来。

图哈切夫斯基在内战结束以后专心于新的军事技术和理论研究，在技术上主张大力发展装甲力量——主要是坦克；在战术上，则主张以进攻对进攻，即所谓的“大纵深”理论：在面对敌人进攻的时候，以装甲力量进行纵深突击，打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

这套方案，比较符合斯大林的期待，这是他提拔图哈切夫斯基的主要原因。当然，不是百分之百同意，是打了折扣的。斯大林对伏罗希洛夫、叶戈罗夫这些老朋友的保守观点也很重视，其思路总体而言介于两派之间，比图哈切夫斯基要保守一点，更重视防御和后方基地建设。图哈切夫斯基在内战中的表现，就是一个攻坚能手，即使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也会坚决发起主动进攻，以此来打垮敌人，屡屡得手。但是，华沙之战表明，这种战术一旦失误，就会给军队带来巨大的灾难。

图哈切夫斯基死后的苏军战略布局，还是以进攻态势为主。图哈切夫斯基案并没有导致苏联军事战略出现根本性的逆转。实际上，苏联那么大的经济建设摊子，让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所有人，都不会认真考虑“坚壁清野”、“纵深防御”的战略。所有人都希望尽可能采取攻势，让战争在国境线以外——至少也是附近展开。这方面，斯大林和图哈切夫斯基没有分歧。

图哈切夫斯基还在1935年建议占领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以加强对德军进攻侧翼的威胁。这个建议在1939年到1940年变成了现实。

斯大林和图哈切夫斯基在军事发展路线上的一些不同之处，与图哈切夫斯基案没有什么关系。

在图哈切夫斯基谋反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军事路线的优劣争议毫无意义。不管他是什么军事路线，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的将军，都必须被消灭，这在那个时代的任何国家都是一条铁律。如果不这样做，他的才能越高，对苏联的危害就会越大。斯大林是因为看到了确凿无疑的谋反证据才决定对图哈切夫斯基动手的。这是苏联版的“挥泪斩马谡”。

图哈切夫斯基辜负了斯大林对他的信任，一切咎由自取。

图哈切夫斯基的背叛，逼迫斯大林不得不在世界大战几乎一触即发的紧急关头，临阵换将，对军队进行大清洗和大调整。斯大林内心应该是对此非常懊恼和后悔的，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很多人都在提醒他：图哈切夫斯基靠不住。但他没有相信这些警告，选择了信任和支持图哈切夫斯基，把将红军改造为一支现代化军队的重任交给了他。现在，事实证明他错了，错的如此离谱。结果就是，在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中保卫苏联变得更加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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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元帅斯大林》作者卡尔波夫是其中之一。他曾经是一个反斯大林主义者，1941年因为被认为发表过攻击斯大林的言论被中亚军区军事法庭判刑，被送去劳改。然后以“惩戒营”的方式被送上战场，因为对德军作战英勇而被取消刑罚，还因为俘虏了79名敌人的辉煌战果而获得“苏联英雄”的称号。二战结束后，继续在军队服役，退役以后成了苏联作家协会会员，从1986年担任协会主席一直到苏联解体。他在查看过图哈切夫斯基的档案后坚称此案证据确凿，不可能是冤案。本节图哈切夫斯基认罪书的档案文字即来自卡尔波夫的《大元帅斯大林》。

[2] 《斯大林：命运与战略》，509页

关于斯大林的读书笔记与再反思：“大清洗”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