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认知与实践决策——工业建筑遗产更新中当代建筑师的话语思考

赵子杰徐苏斌田甜青木信夫

绪论

研究议题

在《为什么保护工业遗产》（Why Preserve the Industrial Heritage?）一文中，英国遗产委员会（现英格兰文化遗产委员会，English Heritage）前主席尼尔 · 科森（Neil Cossons）指出，社会应认识到，在建成遗产领域多年来建立的保护策略并不一定满足工业建筑遗产的保护要求，正如工业化是一种新的、独特的经济与社会现象一样，工业建筑遗产保护实践过程也需要创新的解决思路。面对当下全国普遍存在的工业建筑遗产的废弃问题，大部分城市选择将具有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的工业建筑遗产改造成新的消费景观。这一现象对传统的以“物证”遗存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为标准的建筑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工业建筑遗产不仅需要得到保存，还需要变革性的更新与发展。

当前，建筑师面临的重大任务之一是如何使工业建筑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与活化，并重新融入社会。为了对工业建筑遗产的价值评估与更新决策过程有更为清晰的理解，参与遗产更新的利益相关方都要被考虑在内。因此，对在工业建筑遗产更新实践决策中直接负责干预设计的建筑师群体的价值认知与设计思考的探知是必要的。笔者将研究视角从遗产“物”本身转移到保护决策参与主体之一的“建筑师”身上，通过访谈与实地考察，深入了解建筑师群体在保护实践工作中的思考与决策过程，探讨其实践工作的方法及遗产存在争议的根源，为今后在工业建筑遗产保护方面达成社会共识提供必要的前期资料。

从“物”到“人”的遗产价值话语建构

价值是遗产学界永恒的讨论主题，在遗产保护领域，价值观对于决定哪些“物证”遗存可以代表人们与过去的联系以及决定如何保护至关重要。1996 年，约翰 · E. 滕布里奇（John E. Tunbridge）和格雷戈里 · J. 阿什沃思（Gregory J. Ashworth）在《不协和的遗产》（Dissonant Heritage: The Management of the Past as a Resource in Conflict）一书中阐释了遗产存在争议的本质在于遗产的价值是由解释创造的，不仅包括解释什么，还包括如何解释和由谁解释。2006 年，劳拉简 · 史密斯（Smith）提出“权威Laurajane/授权遗产话语”（authorised heritage discourse）的概念，她认为：遗产与其说是一种“物质”，不如说是一系列价值观与地方意义的构建与授权的过程。2012 年，罗德尼 · 哈里森（Rodney Harrison）从批判遗产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的角度提出“人”与“物”在遗产关系网构建过程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燕海鸣着重强调通过对“人”经历的共情与体察来发现遗产的价值。张柔然通过对参与杭州西湖申遗提名与评估过程的公职人员、学者专家以及当地居民与游客进行情感话语分析，期望构建多样化的社会价值表达。因此，将遗产研究的重点从遗产“物”转移到“人”，已成为目前遗产研究界的新趋势和思考方向。

对遗产实践意义与作用的诠释需要对遗产话语的建构过程进行分析。2018 年，董一平、侯斌超在中国第九届工业遗产学术研讨会中以“工业遗产理论与实践中的遗产思辨”为主题探讨了多元工业建筑遗产话语权的建构。2015 年，谢飞帆在《工业遗产旅游》（Industrial Heritage Tourism）一书中将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定义为有权利和能力参与决策过程的个人或群体，强调遗产实践决策过程中各方利益群体都代表着不同的利益价值观与身份认同。2016 年，五龙庙环境整治工程引起了各方热议，《建筑学报》以“关注：何种古迹观”为主题，发表了建筑师王辉与遗产保护领域各方学者对遗产实践话题的观点，探讨了不同学科群体对遗产保护设计的不同立场与思考。这些研究实质上反映出遗产保护是由一个个不同的、动态相关的子群体组成的，每一个子群体都有着特定的背景，以交流、实践等形式发挥作用。一系列遗产争议往往源于这些子群体在价值认知上的话语建构差异。

研究范围与方法

工业遗产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遗产，尚处于“遗产化过程”的中间阶段，其保护利用工作仍处于探索时期。本文聚焦于建筑师在实践中面对的以物质空间遗存为主的工业建筑遗产，而非包含机械设备、工艺流程、附属设施等的更广义的工业遗产。本文所选案例既包括具有文保（文物保护单位，简称“文保”）身份的工业建筑遗产，也包括分布广泛但未被认定文保身份的工业建筑遗产。笔者认为，在工业建筑遗产的保护与更新实践中，具有文保身份的工业建筑遗产由于有着明确的保护主体与保护准则，其保护更新设计基本不会存在过多争议。相反，那些存量巨大但没有文保身份的工业建筑遗产，才是引发争议和值得关注的。

本课题组在 2016—2023 年间陆续选择了十余位来自设计院、高校及个人事务所曾完成工业建筑遗产更新工作的建筑师，进行了以遗产价值认知与实践决策为主题的半结构式访谈，以了解这一群体在遗产更新过程中的思考与发挥的作用（受访建筑师信息见表 1）。为保证受访者的多样性，访谈对象的选择因素包括专业知识背景的差异、实践形式的多样以及参与方式的不同。访谈提纲从“价值为何、价值何为”的思考模式出发，不单单关注空间结构细节的变化，更重视建筑师如何理解遗产的价值并做出相应的排序、取舍与实践决策。提纲关注建筑师对遗产真实性与设计创新性之间关系的认知与平衡，以及他们在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现实问题。

表1 受访建筑师信息

从价值评估看建筑师的话语认知

价值认知方式与价值排序

价值认知是动态的过程，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或社会利益相关方对遗产价值的感知方式与评估要素不尽相同。因此，遗产价值的评估与排序可以作为一种工具，指导决策者如何在遗产实践中对不同的、有时相互冲突的价值进行更好的整合。在访谈过程中，多数受访建筑师表示，对于工业建筑遗产价值的认知与评估要采用分级处理的方式，具有文保身份和无文保身份的改造项目应使用不同的设计策略，以保证历史文化价值与经济可行性的平衡。

受访建筑师普遍强调，在一般类工业建筑遗产的更新设计中没有精确的定量价值评估方式，优先考虑的价值有时是物质的、有时是文化的、有时是历史的，建筑师在遗产保护更新决策过程中要将这些价值进行优先化排序。柳亦春认为：“一般类工业建筑遗产的评估过程不是一个纯粹的、僵化的理论评价过程，我们要把对于遗产的价值认识、新介入的功能与建筑师的设计思想在一个系统中融合起来，这才是好设计的关键。”何健翔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我们会因应厂房的具体情况，从定性的角度去研究分析它的结构形式、材料工艺、环境文脉关系，通过这些分析可分别得到因应不同现状的具体设计策略。”通过以上话语可以发现，“人”对遗产环境的感知与体察是建筑师群体采取的重要评估方式，尤其对于没有文保身份的普通厂房，建筑师往往会采用感性的方式来解读其遗产价值。

对于具有文保身份或价值较高的工业建筑遗产，一些建筑师尝试借鉴文物价值评估体系并结合工业建筑遗产特性来进行评估。李匡说到，他们的研究团队在撰写《北京工业遗产评价办法初探》时，不仅借鉴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对文物古迹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科学价值的评估标准，还根据工业建筑遗产的特征新增了对社会文化价值与经济利用价值的考量。薄宏涛在访谈中亦表示，除了文物价值评估体系外，工业建筑遗产价值评估还应注重工艺流程与经济利用两个方面。他介绍了首钢项目更新设计前期使用的工业建筑遗产价值评估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分为 6 大主支、12 个分支，即历史价值（历史代表性、历史重要性）、社会价值（城市综合贡献、文化情感认同）、工艺价值（技术先进性、工艺完整性）、艺术价值（厂区保存状况、建构筑特征性）、实用价值（空间保持状态、再利用可行性）、土地价值（景观交通条件、级差地价状态）。代亮则从自身工作经历角度，分享了从房屋加固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修缮，再到天津第一热电厂保护更新的工作历程，认为各个阶段不同级别建筑遗产的保护实践工作反向要求建筑师不断地学习国内外遗产理论知识。有些受访建筑师认为，对于价值较高的工业建筑遗产，应由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出具详细的价值评估报告与保护利用导则，建筑师在设计时遵循相应保护要求即可，应把更多精力放在建筑创作和设计上。受访建筑师们表示，在具体的遗产保护个案中，过多强调普遍性的保护原则和价值评估，有时会成为对设计的束缚。

基于不同动机或立场（如历史、科技、艺术、文化、经济等）的遗产价值评估方式多种多样，对应不同的观念和思考，并导向不同的实践决策。根据访谈内容，可以将工业建筑遗产的价值评估方式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优秀的或比较重要的工业建筑遗产，采取定量文物价值评分与定性遗产现状特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价值评估；另一类是针对一般工业建筑遗产，采取以建筑师定性评估为主的价值评估方式，注重遗产的艺术价值与经济利用潜力。本文尝试对受访建筑师提到的价值因素进行归纳总结，结果如图 1 所示，最为建筑师认可的价值为历史价值与审美艺术价值，其次为科学技术价值与社会文化价值，经济利用价值紧随其后，生态环境价值排在末位。

图1 建筑师认知中的工业建筑遗产不同价值的比例分布图

“保护”与“更新”的价值争议

“保护”与“更新”的价值争议主要源于不同利益群体对遗产的不同理解和需求。在阐释遗产价值与实践决策的过程中，建筑师分别定义了保护与更新的关键词，即：遗产保护基于“物证”的内在价值，其核心价值观在于维护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相对的，遗产更新则应满足再利用的新要求，其核心价值观在于满足“美学”与“经济”的考量。不同的核心价值观会导向不同的保护与更新决策。以上海杨浦滨江南段滨水公共空间改造设计为例，章明坚决反对既有方案中拆除场地遗存工业码头痕迹的做法，认为这些痕迹恰恰体现了历史沿革与场地本身的特征。他将旧工业痕迹作为设计灵感来源，从局部元素及其连接方式出发，保留原有防汛墙、鱼市货运通道、防汛闸门、趸船的浮动限位桩等多种极富工业感染力的场地特征物，采用一种既尊重历史痕迹又避免将其符号化的介入方式来满足当代的使用需求（图 2）。另一个案例是北京首钢工舍智选假日酒店改造项目，郑旭航阐述了设计团队如何通过预案说服首钢集团改变拆除原有工业遗存的决策，转而将废旧的工业构筑物及环境作为设计要素，以保存历史记忆（图 3）。

图2 上海杨浦滨江南段滨水公共空间改造设计示范段

图3 北京首钢工舍智选假日酒店

但并不是将所有工业建筑遗存全部保留就一定是好的设计。拆除首钢核心区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三号高炉控制室便曾引发热议，部分学者认为控制室是炼铁工艺必不可少的场所，应予以保留。对此，建筑师薄宏涛介绍了首钢规划设计团队经过谨慎的价值评估最终做出拆除决定的过程，并解释道：“工业遗存（的保护）并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要留，我们要有选择性地去保留，也要有选择性地去拆除。拆除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我们保留的建筑遗存在未来转化为城市空间时，它的环境系统能够与城市进行一种有效的对话。”法籍建筑师陈梦津（Aurelien Chen）同样认为，“拆除与保护并不是矛盾的，设计有时必须拆除没有价值的部分，才能凸显最具价值的部分。”陈梦津以西安大华纱厂的改造为例，其更新设计通过拆除连接纱厂房间的走廊、库房部分，建立了新的轴线与公共活动空间。建筑师认为这样的拆除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是为了突出遗产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保护与更新之间取得平衡。在以上案例中，遗产保护保证了遗产的核心价值，遗产更新则在保留遗产历史外观的同时增强其适用性，新建筑元素的引入带来令人印象深刻的新美学，形成一种以发展为导向的保护理念。

“科学”与“技术”——独特的核心价值

2003 年，《下塔吉尔宪章》（The Nizhny Tagil Charter for the Industrial Heritage）将工业遗产定义为具有历史、技术、社会、建筑和科学价值的工业文化遗产，与其他历史遗产相比，突出了工业遗产的技术与科学价值。建筑师对技术与科学价值的关注主要集中于生产工艺与建造工艺的重要性。生产工艺流程的重要性影响“物证”遗存的保留或拆除。薄宏涛认为，工业遗产的价值评估必须以生产工艺流程的完整性与重要性为依据。在对首钢厂区的前期调研过程中，他多次请教首钢设计院总工艺设计师，总结了炼铁工艺流程的八大系统，基于此做出价值判断，并谨慎保留了三号高炉的主体部分、秀池（三号高炉晾水池）、干法除尘器、重力除尘器、热风炉及上料通道。在三号高炉区外，厂区内还保留有三号高炉的上料区（现西十冬奥广场）、粉煤和精煤系统等，从而保存了较为完整的炼铁工艺流程（图 4，图 5）。然而，不少建筑师在工业遗产更新过程中都遇到了如何处置工业生产机械和工艺流程的问题。代亮指出，在天津第一热电厂改造过程中，由于机械设备属于厂房固定资产，须进行清算，设计方无法对其去留进行干预。陈梦津讲述了在西安大华纱厂停产之初，由于厂方对生产设备的历史价值认识不足，绝大多数设备被出售或遗失。在更新改造过程中，总建筑师崔愷提议恢复厂房的生产氛围，投资方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出资从日本购买了同类机械设备放置于厂区博物馆内。

图4 首钢三号高炉改造设计手稿

图5 自秀池（晾水池）看首钢三号高炉

建造工艺与生产工艺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建筑师通常对建造工艺抱有难以言说的亲切感。在现场考察时，建筑师往往第一时间便会被建筑物独特的建造工艺所吸引，并将其作为更新设计的切入点。钟冠球提到，在福建泉州一带的工业厂房营造中，工人常使用当地盛产的条石作为砌筑材料，这种高效、合理、低成本的方式如今已成为记录建筑建造过程的重要见证，为改造设计提供了重要线索。建造工艺的保存状况也是影响遗存的工业建筑应保留或拆除的重要现实因素，尤其在建筑物状况不佳且改造技术可行性有限的情况下。

社会文化价值与工业区认同感

在与多位建筑师的访谈中，社会文化价值与工业区认同感似乎是被普遍回避的话题。随着去工业化政策的实施，传统的基于职业自豪感与独立自主性形成的工业区的社会结构正在逐步瓦解。工业区的更新或拆除，使得工业区的意义以及它在集体记忆中的形象被重新诠释。在对工业遗产片区社会文化进行认知与片区更新决策的过程中，针对物质性遗存，建筑师倾向于通过创造纪念性地标来重塑片区形象，进而重建人们对工业区“过去”与“现在”的想象与联系。仅靠建筑师的建筑语汇难以完全表达对于非物质性的情感认同与历史记忆，还要借助政治、经济和历史方面的措施来保护对工业区发展和生产劳动的记忆。仍以首钢工业区的更新为例，薄宏涛认为，首钢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功勋企业，其工业区的更新首先应置于国家现代化的叙事框架中，进而重塑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深深交织的认同感。因此，首钢工业区的更新不应仅限于将钢铁工业构筑物转化为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城市景观，更要通过举办工业历史展览、工业旅游活动等方式记录、讲述乃至确立其独特的工业区历史形象。

保护与经济利用的协调

经济可行性在遗产更新决策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维护遗产的资源是有限的，部分研究者开始尝试使用经济理论研究遗产更新决策问题。在访谈过程中，多数建筑师认同，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只有具备商业可行性，工业建筑遗产改造项目才有可能开展。“让遗产保护在商业上可行”，薄宏涛表示，工业建筑遗产的改造必须契合城市整体产业结构的调整并使城市的产能或者活力有所提升。建筑师的思考明确反映出：在保护更新过程中，保护已不再是唯一的目的，而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必要条件，这些目标要求在保护历史价值的同时寻求其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平衡。李匡说道：“在与遗产专家、保护志愿者群体等人士的讨论中，历史文化价值占据较大的权重，经济价值则次之。但如果涉及具体的投资改造，作为主导的开发商会将经济价值作为最终决策依据，建筑师则须在不同利益方之间进行斡旋。”可见，在实际决策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对价值权重的认知并不相同。建筑师赖军指出，在当前的遗产改造项目中，大部分甲方对房地产开发并不了解，项目往往没有明确的商业定位，商业回报不明确，在这种情况下，甲方不愿意支付过高的设计费。因此建筑师可以参与到前期的项目定位与招商之中，提出利用设计方案占股等建议，以长期参与建筑的运营，同时对建筑的全生命周期负责。

价值观定义下的遗产话语

当我们更仔细地去体察与共情受访建筑师的表达时，可以认识到他们的核心话语在于以发展为主导的保护，同时强调要分级处理在实践过程中对工业建筑遗产的价值判断与评估。建筑师意识到在面对工业建筑遗产时，不能仅简单地考虑不涉及更新发展的保护与修复，正如李匡表示的，对遗产的保护一定要务实地与城市发展相结合，孤立的静态式保护会对遗产造成伤害。如果没有更新与再利用设计，工业建筑遗产就无法得到持续、可行的保护。只有基于对遗产价值的正确认知，才能实现经济上可行的转型更新，从而进一步强化遗产的核心价值。

受访建筑师对更新设计的观察与思考

对设计思路与策略的思考

建筑师团队的工作并不是编纂建筑物的历史，而是通过收集现有遗产信息，并利用建筑史研究来制定设计方案，建筑师通过创造空间体验来展现工业建筑遗产的特点和演变故事，以丰富人们对工业建筑遗产的认识。访谈内容显示，不同建筑师因个人经验与保护设计观念的差异，设计策略与思路侧重各有不同。章明介绍了一种基于专家打分制的价值评估方法，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改造策略。根据遗产价值评估结果，改造策略分为有限介入、再生性改造与批判性改造。对于价值评分最高的、具有文保身份的工业建筑遗产，采取保护性的有限介入策略，以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为例，有限介入意味着在改造设计时最大程度地保存与再现工业建筑的原始秩序与特征，对原有空间形制、结构构造、体量、色彩等要素持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对于没有文保身份但具有特定价值的工业建筑遗产，采用再生性改造策略，既保留工业建筑原始的痕迹，又使其符合当代的使用需求。以上海同济原作设计工作室更新为例，更新设计通过对基地中新老厂房的局部屋面与墙体的拆除与重构，在保留最具价值的木屋架系统的基础上，解决新老厂房紧密相连造成的通风采光问题，创造更利于工作的空间秩序。批判性改造策略则适用于价值评估各项指标评分较低的工业建筑遗产，设计以满足再利用需求为主，结合建筑保存质量来决定原建筑的保留程度，争取通过改造，更多地保留对建筑形态、体量和场所的记忆。

柳亦春在访谈中表示：“工业建筑是一种优秀的建筑，是现代建筑的重要起点，天然地让建筑师产生亲近感。”废弃工业建筑特殊的结构美学特征与视觉冲击力征服了建筑师，建筑师通过艺术创作让工业建筑遗产满足当代需求，并在保持其核心特点的同时形成新的空间结构，为社会传递特定的历史、美学和文化价值。以上海老白渡码头煤仓的两次改造为例，2015 年，该煤仓被设计为临时性展览空间，建筑师柳亦春以筒仓的造型张力作为设计关键点，通过新旧体块的互动与沟通，创造了一个具有多种情景空间的综合艺术空间；2017 年，该建筑被改造为艺仓美术馆，建筑师根据功能要求改变设计思路，采用“内外核并置”的方式把原煤仓的储煤仓体变成美术馆的内部构件，这些内部构件展现出残破的状态，是时间沉淀的产物，而建筑外部是一个全新的形象，新与旧的对比感染了参观者（图 6—图 8）。

图6a. 改造前（2009 年）的上海老白渡码头煤仓

图6b. 2015 年临时性展览空间改造设计

图6c. 2017 年上海艺仓美术馆改造设计

图7 上海艺仓美术馆外观

图8 上海艺仓美术馆首层

优秀的改造设计会通过对新增构件材料、色彩和形式的选择，让原有结构的技术细节和价值凸显出来。陈梦津强调新增设计应清晰易读，以防止与原建筑混淆。在西安大华纱厂老布厂车间的锯齿形钢屋架加固设计中，他采用轻巧纤细的白色钢制圆管与起转换作用的钢制节点板原有构件进行支撑与加固，与原有的黑色角钢形成反差，既保证了原建筑独有的结构空间美学不被破坏，又遵循了文物修复可识别性的原则（图 9）。

图9 西安大华纱厂结构加固节点

在遗产改造中，建筑师如何通过设计在保留遗产本身艺术形象的同时，留下自己的美学印记，是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柳亦春认为，设计的差异并不在于观念，而在于手法与细节，他指出“好的设计是可以被感知的，而不是被定义的”。在上海民生码头八万吨筒仓改造中，细致的外挂扶梯成为设计的点睛之笔，这一设计在解决空间开放性的同时，尊重了筒仓外部的标志性形象，凸显了混凝土材质的真实性，平衡了遗产原物与新增设计——“底”与“图”的视觉艺术关系。通过丝网罩巧妙遮挡梁身，利用无框玻璃保持立面平整，以及使用凹凸的不锈钢底板，使扶梯彻底融入环境（图 10）。

图10 上海民生码头八万吨筒仓改造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没有文保身份的工业建筑遗产改造项目中，建筑师常要面对政策的模糊性与经济回报的不确定性，甚至没有任务书的问题。赖军认为建筑师应深度参与改造项目的定位、招商与运营。钟冠球、何健翔则提出应采用阶段式或微更新的设计思路，强调以自下而上的更新模式达成保护利用实践的多元化发展。

真实性与创意性：工业建筑遗产的当代表达

工业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需要真实与想象的融合，建筑师若专注于个人审美而忽略其他重要价值，将难以实现有效的遗产改造。李匡认为，在改造实践中，建筑师应当保持律己、务实的创作态度，克制设计冲动，在明确保护改造对象核心价值的前提下，满足当代生活需求。优秀的建筑师应能够在遗产真实性与再利用设计的创意性之间取得平衡。通过总结建筑师对遗产真实性与创意性关系的认识（表 2），可以发现多数受访建筑师并不将真实性视为一种僵化的理论概念，正如 1994 的《奈良真实性文件》（The Nara Document on Authenticity）将真实性解释为一个必须在遗产自身文化背景下理解的相对概念，受访建筑师倾向于将真实性视为一种“动态发展的真实”，它承载了遗产各个时期的历史痕迹与信息。章明就此指出：“每一座建筑遗产，从设计建成、不同时期的改造到今天，可能经历了不同建筑师的设计。当下最具权威、最有发言权的主持建筑师，应当尊重之前每一位作者最为出彩的部分，也应去除他们设计的‘糟粕’，并不是什么都不能动，也不是要恢复到某一个时期的样子。”钟冠球认为，历史遗产的真实性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处于一种动态变化的状态，他解释道：“遗产的动态变化也是一种真实性，各个时期不同的建筑师会给遗产留下层次丰富的状态，但有时大家会被一开始的状态所吸引，（这）是一种观念的问题。”

表2 受访建筑师对遗产真实性与改造设计创意性关系的认识

受访建筑师认为，工业建筑遗产的真实性还表现在其仅为工业生产而建造的纯粹性，没有“形象负担”，建筑形态通常没有过多装饰。陈梦津对西安大华纱厂剧院室内仿工业感的装修表达了担忧，指出商业化的改造设计可能会违背工业建筑遗产的真实性。部分工业建筑遗产被重新加工而显得“真实”以吸引游客，这种被创造出的“真实”可能会误导人们对遗产本质的认识。

受访建筑师普遍认可的设计原则是以当代语言进行表达，在保留历史真实性的同时满足当代的使用需求。章明认为，工业建筑遗产改造成功的标准在于 :“是否能够将遗产不同时期叠合的‘原真’层层展示出来，又能够把当代的诉求谨慎地融合进遗产中。”柳亦春强调，新的设计是对工业建筑遗产的接续，并认为：“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介入这个状态，去留下属于这个时代对于工业遗产的印记，完成一种新的‘真实’，能够使真实性与创意性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何健翔认为，设计的创意性与遗产的真实性之间并没有矛盾，反而存在一种有趣的对话，即人与遗产之间进行交互而慢慢达成与场地、环境之间的一种顺其自然的平衡，他认为：“考虑对遗产改造进行控制，反而是将真实性与创意性进行了主与次的分离，是将遗产视为一种死物。”李匡则认为：“成功的工业遗产活化必须满足公共性、规范性以及对历史风貌传承的要求。”这些认识与思考表明，遗产的保护利用设计与通常新建筑自上而下的主观设计不同，建筑师要发掘隐藏在“废墟”之下的遗产价值，通过独到的洞察力去寻找那些有趣的、真实的时间或空间关系，并用当代建造方式呈现出来。

在工业建筑遗产改造中，优秀的创意往往可以给遗产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打破桎梏，为遗产的保护利用开辟新的可能。然而，创意性并不等同于“创意性破坏”，创意灵感来自对真实性的解读。遗产真实性的呈现依靠创意设计的衬托，其中的平衡往往由建筑师掌握，这对建筑师的保护意识与设计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结论

无论是建筑遗产保护的物质结果，还是推动社会保护认知发展的进程，以价值认知为核心的理念始终是遗产保护学科中的重要方法。遗产保护、城市发展与更新设计的相互作用影响了工业建筑遗产的转型过程。建筑师的认知与行为表明了他们倾向于在遗产实践中加入自己的思考，对遗产及其环境的保护利用和干预持正面态度，同时重视改造设计的当代性。建筑师对于工业建筑遗产的价值认知与思考方式既存在共性也存在差异性，这意味着遗产的改造实践会因建筑师个体的学科背景、情感记忆、思考判断而各有侧重。建筑师不同的价值认知方式及以此为基础进行的改造设计，都会赋予工业建筑遗产以不同的场所意义，向公众传达工业建筑遗产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并使之契合当下新的用途。因此，建筑师的工作不仅包括改造设计，还包括通过各种媒介重构工业建筑遗产价值，进而传递对遗产价值的当代阐释，这是当代社会对于文化遗产的一种认知建构。

衷心感谢竖梁社建筑事务所建筑师钟冠球、源计划建筑师事务所建筑师何健翔、混际 Remix Lab 城市新型空间运营商建筑师陈倩仪、大舍建筑设计事务所建筑师柳亦春、同济原作设计工作室建筑师章明、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师李匡、之间工作室（Zhijian Workshop）法籍建筑师陈梦津（Aurelien Chen）、筑境设计总建筑师薄宏涛、北京墨臣建筑设计事务所建筑师赖军、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师郑旭航、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建筑师代亮（按访谈时间先后排序）接受本研究组的访谈，他们为本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并对本课题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

作者简介：

赵子杰，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徐苏斌，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天津大学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通讯作者

田甜，太原理工大学建筑学院讲师

青木信夫，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天津大学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