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然易手的审美权

最近我常想：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又是怎么落到这一步的？现在回看这些年，就像看到一个精神被打劫一空的人，在什么迷幻药的作用下，拱手送出窃贼想偷的东西，还觉得无比荣耀。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层迷雾，像麻醉剂一样催眠了大多数，人群在潮流的卷裹下，惯性地冲向一个方向。但这样的结局却由悲剧主角当喜剧上演，在沙堆上搭起富丽堂皇的纸牌城堡，大肆庆功，还是打破了历史纪录。

一、从《泰囧》铩羽北美说起

有一次，我在国航飞机上凑巧读到《北京青年报》一篇署名本报记者的短评，开篇第一句便是丢眼、丢耳、丢心、丢脑借外打内的论调：“中国电影只能‘自娱自乐’的趋势似乎更加明显，不仅频频缺席国际三大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就连刚刚在内地创下票房神话的《泰囧》也在北美放映时遭遇囧态。”

这是我们落到了哪一步的典型写照，我们来细看作者的思维逻辑。先看似乎无意识中使用的两个对应地名：“内地”和“北美”。即便此处提到的《泰囧》票房只包括内地不涵盖香港，但撰稿人所处位置是北京而非香港，对应的地方是北美也非香港，用“内地”这个词就很奇妙。中国与北美（想必是美国）是国与国，身处北京的中国记者一般不会习惯性地将“内地”与“北美”并用。读下来好像中国与美国已是合众国，或者已是类似内地与香港的关系，好像作者不是香港记者就是好莱坞大亨的发言人。香港记者言必称内地，是因为与内地的特殊关系；好莱坞大亨眼里的世界只是一块块他们圈划的电影市场。我们由此看到，作者潜意识里已将自己外化，不是由内向外看（个体看世界的正常逻辑和秩序），而是由外向内看（中国某一知识群体举世无双的世界观），他们“地理”上坐到了香港，“心理”上早已坐到美国，所以才会张口“内地”，近乎本能地据“外”视“内”。

心理外化必然导致判断事物价值的逻辑背反。作者认为中国电影不够水准，作为个体或代表某一群体对事物持批评态度是很正常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恶。然而作者却并非代表自己或他所处的某一群体发言，而是在为西方“三大国际电影节”的选片策划人和控制美国电影院线的寡头代言。此话怎讲？因为此文开宗明义给出了中国电影不入他眼的理由：“缺席国际三大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 在北美放映时遭遇囧态”。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他的思路，估计他本人或他所代表的群体看完电影后感觉不好（我前面说了，各有喜好，再正常不过），但他的判断标准却并非来自自己，而是已有一个他自己都未必意识到的前定标准，即唯西方人马首是瞻。中国电影的好坏，中国人自己没有评价权，连实实在在的票房数字都不说明问题，在作者眼里中国电影不行（至少大众电影夺回票房在我眼里就是一大成就），因为“缺席国际三大电影节”，因为取得票房神话的《泰囧》在北美遇冷。既然去不了“国际三大电影节”，又没有讨欢北美观众，中国电影再受本国观众待见也是不够水准的，夺回票房又有何用，只能自娱自乐。

至于作者究竟是因西方人不喜而不喜，还是不喜便拉来西方人撑腰，我在此无法判断。我只是发觉这种思维逻辑已成全民惯性思维，百姓追风而行是常事，可掌握话语权的人也无力突破惯性，视物如盲犬，恐怕也是举世少见，何况我们祖先是给我们独创了一个文明的。凡事西方点头，才是判断好的标准，已经深入国人的潜意识，甚至近乎本能。我前不久偶然拨到北京国际频道，是个养生节目，演播台上请来一位知名专家，他本意是想引导观众尤其年轻一代恢复中国传统饮食结构，但他给出的理由，同《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如出一辙——先抬出是美国人说中国传统饮食结构合理，好像对中国饮食结构的研究，中国学者的发言权还不如美国人。即便认为中国营养学研究起步比美国晚，但中国自古就有养生学，其中学问浩如烟海，何必这般谦卑？这种谦卑，我以为已经超出中国传统的谦虚，而是自卑到骨髓，好像中华文明之上已有一个毋庸置疑的主子。

落到这一步以“开放”、“西学”的道德借口辩解已苍白无力。一个文明心理溃败至此，一般都是亡国巨创所致，国灭人去、永无抬头之日的人无处遁逃，只能在心理异化中寻求慰藉。然而我说的这一切却发生在一个国在人存的国度，还自称“太平盛世”，国土上既无占领军，强敌亦没有兵临城下，刀更没有架在脖子上。为什么要自设一个“主子”并自视为“仆”？

二、由“明搞中国”到“暗搞中国”

西方人究竟有什么高出国人的资质，来判断我们文化的好坏？我们引述他们的看法兼听并蓄无可厚非，但唯他们的看法是重，就像人无骨一样。何况以我多年的观察，西方视我们为真正对手，生怕我们比他们强，所以在很多领域（我熟悉的电影尤其明显），他们都故意说反话做反事，他们不抬举甚至说不好的事，恰恰是中国做得好的事，他们不抬举、不引进的电影人，不光恰恰是有才的人，而且肯定是妨碍他们占领中国电影市场的人。在这种事情上，他们是不打一丝马虎眼的，随时防着有本事与他们竞争的人，提携的中国电影人不是射向中国国家就是投向中国电影工业的炮弹。我在多年前就已看出，中国电影不再被选入“国际三大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是好事，现在看，好处大大的：证明2008年和2009年以后，西方传媒已从明搞中国转为暗搞中国，肆无忌惮已有所收敛。

“国际三大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是世界统治集团舆论战争的重要战场，表面看是由法、意、德三国主办，其实三家的真实掌控者皆隶属于“文艺国际”。判断一个西方文化机构是否是“文艺国际”的干将，不在行的人也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国际传媒”宣传的力度，如果没有或不完全控制在“文艺国际”手里，“集团”的嫡系军团“国际传媒”就会三缄其口，阻止其获得国际声誉，反之则会吵得天翻地覆。中国人跟着起哄是因为什么也不懂，绝想不到“国际传媒”的话语流向是个“人工渠”，更想不到他奉为圣旨的“国际声誉”是“集团”舆论流水线的产品。

所以“国际三大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不是个纯粹“艺场”，由于影响力远远大于次竞赛单元，入选入围可不是电影艺术水平决定的，而是看你在“集团”国际战略棋盘上的位置。选片人并非我们一般以为的高水平品艺人，而是“集团”国际战略的心腹，所以“艺术总监”几乎是终身制，还有家族化的倾向，实行绝对的“独裁”统治。因为不独裁就难以保密，真正的选片内幕是绝密（内幕一旦暴露，机构会轰然倒塌），对外宣称的不过是设计好的谎言。足见此“战场”对“集团”的重要性。能进入“主竞赛单元”的一般分三大块（观察二十载从不破例亦从无偶然，足见目标明确、坚定不移）：一是“文艺国际”专门提携的人才兼摇钱树，有三个入门条件，即思想符合主流意识形态、有一定才华、出生地须在西方或至少其势力范围内。“文艺国际”不光靠这些人赚钱，还靠他们圈定各国小资文化。二是“文艺国际”的内部关系户（从不暴露之间族群或信仰组织关系，媒体在这种时候乖得很），时常无需才华，做“集团”的传声筒、接力棒即可。三是“文艺国际”的攻打对象，由于曝光率极高，搞起来声势浩大，近年主攻目标已非中国，甚至俄罗斯也已退居后位，而是伊朗。中国电影除了港台片历来是落入这第三块的，缺席即意味着不再被放入第三块，但也绝无可能升到第一、第二块。中国暂逃劫难，一是前面说的从明搞转为暗搞，二是财政陷入极大困境的西方要赚中国人的钱（奢侈品、旅游、留学）暂时压过“文艺国际”的攻击使命。其实攻击使命并未停止，只是不再打草惊蛇。

此外中国电影工业在十年中飞速崛起，已打破由“文艺国际”旗下的各“国际”电影节布设的荣誉和利益链，这种时候，再像当年挑张艺谋、陈凯歌那样从主流板块上挖能制造影响的电影人，无疑是为振兴的中国电影工业锦上添花，而且中国已自成利益链，能挖到心腹的可能性也已大大缩小。因此，早在所谓第六代电影人时，“文艺国际”便已改变方针，逐步放弃了中国主流电影人，而把侧重点放在异议电影人身上，其实是打了败仗的撤退，或至少是战略撤退。

此处对所谓“国际三大电影节”用引号，是想说人家自誉，而我们却追捧得连打个问号的胆子都没有。如果是九十年代，里里外外的中国人均被迷惑，不知这些“国际”电影节的深浅，如今先入虎穴的人早就探明虚实，点明其所属和运作机制，还这么唯“西方电影”马首是瞻，真不知迷魂汤的药力为何如此大。我们不但不能再对这些带有秘密使命的所谓“国际”文化机构唯命是从，而且对它们的信誉须打一百个问号。

三、文化领域的“人工市场经济”

至于《泰囧》未能在北美继续制造票房神话，不但不能说明《泰囧》本身的好坏，而且应该唤醒中国人，好莱坞向中国开放电影市场只是放了一个诱饵，为的是占领中国市场，因为中国没有秘密控制，一开就是真正玩市场游戏，而且中国媒体三十年来是好莱坞不必付钱的宣传机构。我在《被策划的中国文艺》一文中举的有关电影市场被控制的实例，已能说明在文化领域（从图书市场到电影市场），西方并未真玩市场经济，只不过人为控制得非常有技巧，而且上层抱团守秘。市场只在把控好的渠道内发挥效用，而渠道和放入什么是人为设置的。这个所谓市场其实就像纵横交错的水田，田埂的设置和入水出水的闸门，完全是人为严密控制的，市场只在可控制大小的田埂内自由行事。我差不多花了近二十年才逐步窥其暗手。在早已秘密结网的制片、发行、院线、媒体一条龙操控下，任何一部电影的票房都在可控范围内，控制的闸门在电影投放市场前都暗中设好，市场只在下游调节，何况掌控人还可随时关闸断水，而局外人完全不察。中国电影就更是毫无奇迹可言，卖多卖少全在人为把控，卖多往往逃不出以下规律：主题或细节符合“文艺国际”要维持的中国形象。在文化领域，“集团”才不会放任市场来帮对手，这跟在经济领域唯利是图完全不同。看起来全是私人掌控，但这些私人心中全都以“帝国”为公。市场这张牌只是引君入瓮的圈套，套的是傻乎乎真信了的人。

其实中国电影若能自娱自乐，就是个不能再高求的成就，中国人应该自豪才是。在“帝国”文艺和舆论几乎一统天下的世界，有几个国家有能力做到自娱自乐？又要多少财和才方能自娱自乐？！我从前被蒙蔽的时候，总是不明白为什么自1945年以后法国电影市场上好莱坞总能并至少占半壁江山，无论法国电影处在什么水平，平分天下的局面都已是定局。表面看起来极像是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舆论也引导我们相信这是两国的电影市场在斗争，我在很多年里真信了这一历史版本。我后来才看清这是个事先安排好的棋局，掌控法国电影的人——从制片、发行到院线、传媒——是参与“下棋”的。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这个历史版本还有局部真实性可言，那么自那以后，“集团”的各路军已经会师。

“帝国”最怕的就是你自娱自乐，它能放你自娱自乐吗？那样它怎么洗你的脑还从你身上赚钱？看看关门自娱的朝鲜让“帝国”软硬兼施忙活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就明白了。这颗星球上恐怕除了地底无一分值钱资源、地上无一分造富创财之能的荒蛮所在，才有望自娱自乐，其他地方早就在征服统一的大计之中，暂时的自娱自乐也只是历史间歇的喘息。

四、文明死亡前的漫长休克期

最近我常想：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又是怎么落到这一步的？现在回看这些年，就像看到一个精神被打劫一空的人，在什么迷幻药的作用下，拱手送出窃贼想偷的东西，还觉得无比荣耀。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层迷雾，像麻醉剂一样催眠了大多数，人群在潮流的卷裹下，惯性地冲向一个方向。但这样的结局却由悲剧主角当喜剧上演，在沙堆上搭起富丽堂皇的纸牌城堡，大肆庆功，还是打破了历史纪录。

究竟是哪个突破点致使我们落到这一步？被凿了大漏洞却浑然不觉是文明休克期的典型表现。我在前文《被劫持的道义权：那些被反转被颠覆的历史》中说过，道义权被劫是雪崩前那致命的响动，但“精英”背叛的开始却并非赤裸裸地出卖道义权，而是先“优雅而洒脱”地出卖审美权。

道义权和审美权是一个文明生存的轴心，文明外衣是卷在这个轴心上舞动的，它使得所有的词语、画面、手工、技巧从被动的存在变成主动的宣示。这两个权一丢掉，一个文明就进入了死亡前的漫长休克期，最后的死亡连能确定死期的法医都没有，文明的载体已经意识不到什么东西弃体而去，休克期掩盖了文明被斩首的血腥。但医学上的休克分两种，一种是脑部未受创伤而遭人工催眠休克，一种是脑创伤引起休克。前者一旦解除催眠即获苏醒；后者则有三种结局：创伤太重不再苏醒；醒过来但留有后遗症；醒过来并恢复大脑原有功能。那么华夏文明的休克属于哪一种、又将是何种结局？就看道义权和审美权被劫持，是属于脑创伤还是被催眠。如果是被催眠，则一旦解掉催眠药即能恢复；如果是脑创伤，重度的则希望渺茫，轻度的可拾回或部分拾回。

由此推断，落到这一步的突破点是丢失了这两个权力。那么这两个权力是谁先丢失的？我剥茧抽丝追溯回去，发觉是审美权的悄悄易手，启动了道义权的被劫，就像破了前厅的门，才能拿走内室的宝贝。此二权虽然像孪生兄弟一前一后，亦步亦趋，缺一不可，但最初的突破口是审美权，因为它比道义权被劫更不带血腥味。摧毁一个文明是从审美权易手这个转折点开始的。审美权易手常常披挂着“弃旧图新”的“进步”表皮，征兆则是左奔右突、频频失度，整个文明“童稚化”。而“童稚化”看起来是很喜庆的，总是大张旗鼓改弦易辙。审美权易手还总是掩藏于所谓“政策失误”之下，最后找个替罪羊怪罪一番，致使清醒的片刻也难嗅到病根，左边补上漏洞，右边又捅出个更大的，时常大悲大喜。

五、钻石取代玉石：缓慢的吞噬

审美权易手并非局限在文化艺术领域，而是牵一发动全身，看起来却处处都显得无关紧要。从我们的国球由乒乓球实际转移到篮球的速度，就能体察到审美权易手在细枝末节上的反应之快和神不知鬼不觉。二十年来，我有规律地在国内一些大商场、大首饰店转悠，审美权被蚕食的过程悄无声息，但执着地、不可逆转地朝着一个方向行进。最早老牌首饰店由中国传统的玉和纯金首饰平分天下，然后钻石出现了，不起眼地只占小小的一个角落。每几年钻石的地盘便扩张一点，玉和纯金首饰的地盘收缩一点，像温柔蠕动、但知道自己的目标的蚕与被动的、无意识的桑叶之关系，看起来你吃我奉相安无事。渐渐地，对分天下的局面出现了。直到重新装修的华丽殿堂里钻石坐了大，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有无数人可以告诉你：市场规律嘛。

由此绵延数千年未中断的以纯金为价值依托（实为非常诚实的一种买卖）、以玉为贵重宝石（中国人手工智慧兼文化传承的聚合物之一）、利益链握在自己手里的婚庆饰物，在短短二十年时间里，被一种米粒大小、毫无文化内涵、也并无多少美感只是明确标榜主人钱袋大小的财富象征物巧然取代，看起来好像时代必然。在此请不要误解，并不是说我们不能或不该吸纳外来审美，兼容并蓄不是被取代，更不是自己文化的消失，更不该把市场拱手让给这种自己完全把控不了利益链源头、且分享不到定价权的不公平买卖。

等到玉器柜台彻底消失的那一天，玉匠也将消失，很大一部分华夏文明的符号将随之湮没，承载在玉器上的几千年文明，也将在追星捧月的时尚玩偶手里悄然失手。一如华夏文明自我意识的丢失早在汉服消失的那一刻就已经启动了。如果钻石真的稀有、珍贵倒也罢了，问题是这块小石头的价值虚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最隐秘、最蓄意且持续最久的一场诈骗（完全不是由市场调节的），在西方讨论这种矿石真实价值的言论是被隐形封锁的，斗胆涉及的人均被边缘化。“独立”知识分子的批判和质疑精神不知躲到哪去了，放任并且推助垄断寡头靠着强大的精神劫持，硬是一国一国地人为制造习俗，而且制造得速度之快，且能逃脱时尚转瞬即逝的命运，构筑一条坚不可摧的利益链和被挂上链的无以数计的被劫者。在西方已目睹这以市场做幌子的诈骗和征服，眼看着自己国家一步步落入套中倒吸凉气。

审美权被蚕食吞噬，要比国家犯了政策错误甚至打败了一场战争可怕得多，因为它常常是不可逆转的，是最温和却最致命的攻心术。中国古人深谙此道，所以清人入关要强迫蓄辫，而有人以头颅拒绝那根辫子。可叹的是，今天的中国人在两百年失败心理的压迫下，在“开放”、“接轨”的迷药中，连看到、意识到的能力皆已丧失。小民潜意识卑贱到这种地步，与审美权易手密不可分，他们真受洋理念的捆绑吗？并非如此，“民主”、“自由”这些玩意儿只是时兴的词儿，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相距遥远，对他们心理移变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利益链终端的象征物，故悄悄地覆盖这些象征物，换掉审美符号，就比一支庞大军队的入侵后果还要深远。当他们走进一家家豪华商店或购物中心，灯光布景、纸醉金迷，却不见一个中文，哪怕是中国牌子，也把中文缩到最小、外文放到最大，他们在感官的愉悦中，被利益链终端的符号渗透。这些符号无须言语、温馨随意但执着接力、始终朝着一个方向、一遍遍暗示他们谁高谁低、谁贵谁贱。

这种潜意识冲刷是随时随地的，让看明白的人触目惊心。这个在几乎所有国人眼里都比西方“落后”的国家，却满大街、满车厢的视频，从公共交通到公共马路，无所不在的视频铺天盖地地向平民百姓流泄着所谓“西方生活”的画面。由洋模特走秀和风景明信片构筑的虚幻画面，一直铺盖到各大城市的公共交通里，这么“发达”是谁在后面做推手？谁为这些画面付了广告钱？又是谁决定出卖这块民众必经之地？还是真的傻到没领到广告费还以为这样方可娱乐百姓？西方富国为什么不玩这种“发达”游戏，他们在公车上装不起视频吗？外国人付多少钱能让他们占领这样的阵地？模特走秀这样的画面在西方都是牢牢地圈在上层社会，只有特别付费台方能看到，任何一国的统治者都不会无意识到让百姓耳濡目染这样的画面，在本国尚且如此，引来外国如斯景象就更是不可想象了。这不是“开放”、“接轨”，而是“饮鸩”、“自杀”！这不光是国际奢侈品集团用来洗脑的武器，这种颓废的优雅对民众正常心理还有阴暗的解构作用（长期浸染的话），也是一种西洋生活的骗局，蒙骗百姓画面的那一边是“天堂”，而那不过是商品广告。而且这种画面熏染无须言语，比任何宣传都有效，染上了皆难以逆转。

是谁组织了这场世所罕见且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洗脑和潜意识颠覆？为什么“主们”没有意识到这是自献城池的危险游戏？因为大门的钥匙（审美权）已被巧然骗走。大门钥匙是如何被骗走的

有这条制造“国际声誉”的人工流水线，他们硬是让全世界各国各文明的人相信这世上存在着一群“超人”（超文明、超历史、超国界），不知喝了什么“仙汤”长大，眼光举世无双，他们的审美标准是高于一切的，可以不懂人家语言就设定了人家文学的最高标准，可以不懂纸墨就决定了人家家里谁是最了不起的画家，可以不懂人家历史就指明了人家必走的方向……这群因为生活在纽约、伦敦、巴黎、斯德哥尔摩、日内瓦……用一把银子设一个荣誉平台，就有了比历史上任何征服强权都霸道的审美终裁权，继而道义终裁权，可以直入各国“宫廷”劫权夺利挑卒。

一、设立“国际大奖”的真正目的

我一再纠缠于“审美权”，是因为我追到最后发现这是“城堡”崩溃被抽掉的第一批砖，而且砖并不是自毁，而是被毁的，但看起来极像自毁。在此请不要错误地理解为，我们不能借鉴外来审美，而是再也不能重新塑造自己的目光，丢掉最终评价权。那么要想让把守大门的人自动交出手中的钥匙，先得设局，让守门人相信来人早有比自己手中这串钥匙先进、高明的技术，钥匙已无意义，而且是阻碍“进步”的屏障。世界统治集团的计谋，看透了也就那么几手，而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先骗钥匙。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社会、艺术领域，伸进手是为了劫持，劫持是为了让对方不打自送，而打劫的第一步是先骗钥匙。

审美权是直入一国上层建筑的钥匙，你城堡大门可以重兵把守，与围城的人鏖战到底，但审美权这把钥匙被骗走，城门的守护其实已经沦为摆设，没有太大意义，只是让众人看不见“宫廷”内室已经里应外合。看起来与华尔街、伦敦金融城毫无牵连的西方各类文化平台，诸如“国际”电影节、“国际”文学奖、“国际”现代艺术、“国际传媒”等，都是为骗这把钥匙设立的，为此这些看起来跨行、跨业、跨国、“独立”于任何政权的西方文化机构，像团伙作案似的暗中携手、轮流接力，把“荣誉”和“奖牌”送给被觊觎的大厦里能够或愿意送出钥匙的人。

这是个从设计轨道到把车引上轨道的非常巧妙且极具耐心的过程，与金融诈骗无本质差别，一上来并不敢扭直作曲，而是以看似顺乎潮流的方式，以利益垄断为手段，以打劫为目的，以颠覆为结果，人为制造“时尚审美”。由于近代以来所谓“国际传媒”就是世界统治集团一手缔造，操纵舆论，作弊炒作，统一口径，就变成了一条联手作业的流水线。更由于无意识的“传声筒”遍地开花，骗钥匙也一年比一年容易得手。有这条制造“国际声誉”的人工流水线，他们硬是让全世界各国各文明的人相信这世上存在着一群“超人”（超文明、超历史、超国界），不知喝了什么“仙汤”长大，眼光举世无双，他们的审美标准是高于一切的，可以不懂人家语言就设定了人家文学的最高标准，可以不懂纸墨就决定了人家家里谁是最了不起的画家，可以不懂人家历史就指明了人家必走的方向……这群因为生活在纽约、伦敦、巴黎、斯德哥尔摩、日内瓦……用一把银子设一个荣誉平台，就有了比历史上任何征服强权都霸道的审美终裁权，继而道义终裁权，可以直入各国“宫廷”劫权夺利挑卒，居然就让世人认了宗，让看穿的人揪着头发想弄明白究竟是世人疯了，还是世界遭遇了一群疯到极点的骗子。

以利益垄断为手段、虚构价值从而谋取暴利自古就有，一般长不过一朝一代，甚至历时更短，历史就会出来纠偏，还事物以本来面目。然而世界征服集团的目的却不会止步于谋取暴利，而是以颠覆为最终目标，对象则是阻碍“集团”征服的文明和国家，为此不仅虚构价值还伪造历史，致使历史纠偏的能力大大降低。其实“集团”征服战的主战场并不是军事打击和占领，那是碰到硬骨头时由打手们去干的，是粗活，先得把骨头打软。“集团”心腹擅长的是细活，“文化—传媒”是其真正武器，由金权秘密控制的文化—传媒和其一班忠诚教士保证了“隐形帝国”意识形态的统一，是取代了旧宗教的新宗教护驾着体制稳定运行，一如旧宗教护驾着王权。文化—传媒（新教廷）是金权收编打手、控制打手的忠实猎犬，由一班具有使命感的精神操纵高手主持。与打手们在前台踢腿舞拳不同，他们静悄悄地伸进手，用荣誉和随之带来的利益为诱饵，以审美权为突破口，和风细雨地移变。

二、为何古典审美全都逃不过“反审美”

从暴捧毕加索、马蒂斯一举切断西方古典绘画的审美方向（我们长期被误导以为此二人是从印象派自然衍生的，其实他们的“划时代”是由美国犹太阔商家族的三兄妹——从先锋作家、艺术批评到美术鉴赏和收藏家，最后到画廊、画商的家族营销机制——从抢夺审美权到垄断定价权一手策划的），到人为夸大普鲁斯特、卡夫卡的文学天赋反转古典文学的审美；从推出“新浪潮”以颠覆电影传统审美的方法全面攻占法国影坛、借此平台打劫世界各国影坛（但小心地不让此种颠覆型审美渗入好莱坞以保卫自己的电影大本营），到广荐“行为艺术”彻底颠倒审美取向从而将艺术直接变成政治工具，我们看到，路子是一以贯之的，用“新概念”的骗局让你相信世间某处存在着某种“先进”审美，悄悄地换走你手中的钥匙。

路子就是方向，看到“集团”的人都是看到其行事方向的人，只有“方向”是不变的，其余都在变，过程充满骗局，随时适应变局，可以从正角一直演到丑角，为的就是被征服者看不见“方向”同时丢掉自己的方向。这个过程无论在什么领域起步都是“虚构价值”，这个被称为“现代文明”的家伙，起家、立家、守家都是靠“虚构价值”，一上来靠着旧价值的延续，看起来像是旧审美自然演变，到垄断的网铺好后，就开始了实际意义上的“反审美”，把丑说成美，把歪说成正，等到“反审美”也被人群接受后，完全的诈骗——颠倒黑白就开始了。

这一手，看穿了也并不复杂，通过资助策动“新潮”暗劫审美权。此处“新潮”用引号，是因为这种“人为策划”并非艺术史上早已有的“自然演变”：即不是向完善的方向发展，而是通过颠覆艺术史既成轨道，靠强大财力和话语权插入的，对看明白的人就是肆无忌惮直入他文明上层建筑抢劫。而艺术观有时就像个贱货，谁出钱谁是主子，很容易就能改变它的轨道，如若操纵者还心怀打劫的图谋，暗做而不明说，则看起来极像“自然演变”。历史上一个文明的审美权都是世代交接的，只有遭受野蛮入侵时会被蓦然斩断或移变。

不绑在马蹄上的文化入侵，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发生过，一般就像一粒外来种子进入异体，如果顺应原体内的审美方向，则种子会被慢慢接纳，融入并丰富原有审美，最后合为一体。这就是艺术史上的“自然演变”，与近、现代由一个外部强大集团带有打劫目的、暗地里资助和策动“新潮”劫走审美权截然不同。后来的这粒外来种子不但自身被大大虚构了价值，且不顺应原体内审美方向，而是靠颠倒方向来颠覆原有的审美，这一时常自誉为“进步”的“入侵”不是融入和丰富原有审美，而是像杜鹃入他巢放卵，不但欺骗原巢主为其孵卵，还不愿与原巢主的卵一起生长，暗中把巢主的卵摧毁，让代劳的巢主断子绝孙，以图占巢为主。

当然从杜鹃开始寻找合适的他鸟巢，到通过层层计谋最终占巢为主，过程是漫长的，常常跨越几代人，故能看清首尾的凤毛麟角。期间迷雾重重，也是因为“窃者”是隐身的，在上百年的时间里登台主演的是大厦内送钥匙的人，他们送了钥匙后做了临时主角，但他们意识不到这“新主”其实已是被牵线的木偶，他们的存在和风光只是为了“窃者”不暴露“窃者”的身份，让大厦内的人看不见大门钥匙已经不在自己手里了。对这一精心掩盖的文明战争，我以为中国人无分立场应丢掉幻想、达成共识。

三、一场暴捧中国“影坛新秀”的闹剧

巴黎“Forum des Images”（“影像论坛”）举办过一次“北京—台北影展”，我借这个机会看了“文艺国际”一手栽培的一位艺人的成名作，此人的其他作品我一部未错过，唯独这部我当时错过了。为什么后来又没有机会补上呢？是因为此人一直被当枪使，人家私底下没把他的艺术生涯当回事，从未在艺术影院或电影资料馆为其设牌位，作品也就没有回放的机会。所以十几年间，我就没领略到当年一捧而红之指鹿为马到什么程度。

先得交代一下，“影像论坛”是个“官办”电影中心，表面是属于巴黎市政府的文化机构。为什么是“表面”？为什么“官办”打引号？就是建和维持运转的资金确实是市政府提供的公款，但控制的那帮人却是实际为“文艺国际”效劳。这就叫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集团”的拿手好戏就是花别人的钱以达自己的目的，占他人巢的好处即在此。从“文艺国际”的干将法国电影批评人付东已成上海电影节的座上宾，从这个中国人自办的电影节，却让在国际上大搞西藏问题、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法国导演阿尔诺作评委主席，足见“集团”在中国也已做到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同时兼损掏钱人的利益。怎么发现一个文化机构或一个艺术家、知识分子是不是“文艺国际”主动或被动的卒子，就看它（他）做的事或做的事中的细节在不在“文艺国际”策划的接力线上，如果在，基本就可以判定它（他）是隶属于（表面没有行政关系，而是结网的隐蔽关系）“文艺国际”的班子或卒子，只有被动的班子或卒子存在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我们从今往后看西方的“国家机构”或“独立的私人机构”，这个复杂的实景必须印在头脑里，绝不能相信他们宣称的组织性质。很多“国家机构”不是为“国”服务，而是秘而不宣地为“集团”效力，实质类似于中国古代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篡主行为；很多“独立的私人机构”也毫无“独立性”可言，而是“集团”的秘密组织，“独立”只是障眼术。但中国人不明白其中花招，不是以为在与国家机构打交道，就是以为打交道的是与权力毫无关系的“独立”机构。总之“国际”、“独立”就是“集团”的两枚大印章，不在“集团”手下的，这两个头衔是拿不到的。“冷战”时期还有两个“国际”，如今“国际”就是“集团”的天下。

话说回来，这部成名作叫《苏州河》，出品时从巴黎、鹿特丹到布鲁塞尔一路得奖。我那会儿正好离东西渐，忙乱中错过了两头的炒作。我是从他下一部作品《紫蝴蝶》开始略窥指鹿为马的闹剧，但因为《紫》片既无艺术水准，又没提供政治炒作的佐料，在戛纳无赏而归，我当时就并未吃透戛纳看中了他什么，还以为闹剧是由于作者太嫩、水平极不均衡所致。现在回头想，入选戛纳就是“文艺国际”的正式门票，是提携他的接力之重要一环，他水平不够根本不构成问题，要的就是他在西方各大文化平台上露脸，如果看似各自“独立”甚至国籍都不同的“电影节”一而再再而三地“看中”他，价值虚构就完成了，敢质疑的人本来就少，有能力质疑的人就更少了。果然从影片《颐和园》开始刚脱离拙劣模仿的他，很快就发挥“集团”要他发挥的作用，卷进国际战略博弈的漩涡，成了政治弹丸。他个人得到的好处是，在西方电影爱好者中，对政治异议者的支持压倒了对艺术无才者的嘲讽，但这个便宜，将烙印他的一生。

那天总算一窥“以鸡易牛”的转折点，不看则矣，一看那个悲啊，从那个下午起，有一句话再也没离开我的脑子：“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又是怎么落到这一步？”“文艺国际”有指鹿为马的本事是一回事，人家像点穴一样一点就弄得我们全身抽筋，而这穴是人家硬生生制造出来不能称其为“穴”的玩意儿，居然就能一举放到通达神经的位置上，让我回不过神来。没有一个国家能让一个外部力量花如此小的代价制造攻击自己的炮弹，连对付阿富汗这样的国家，都要付出成倍的代价。

我一般从不对文人艺客的作品本身说长道短，一向以为大狗小狗都要叫，叫完了由历史结算。我之破例谈作品，皆因作者与“文艺国际”的交易。与外部颠覆势力交易，哪怕以“艺术”之名，在我看也是上不得台面的交易。这部“成名作”无论从哪个角度都不够水准，不要说电影学院毕业后的作品，就是入学考试拍出这样的水平，其录取的理由也不充分，因为无天赋已显露无遗。这样一部电影在西方一路受捧，本身就足以引起眼光正常的人打一百个问号。片子的整个故事，拿掉中国背景和演员，放到纽约也太做作了。没有王家卫的才，千万别去依样画葫芦，可偏偏就是无才的人以为画葫芦只要有同样白的宣纸和大小相同的毛笔就行。那为什么给予荣誉并将此人一举捧为国际名导演？因为看中了作品的某些细节和相中了这个人。

四、如何挑选“送钥匙的人”

“文艺国际”挑选的送钥匙的人，一般必须符合这两个必备条件中的一个，时常是看中作品主题或某些细节，再通过“荣誉平台”（各类“国际”文化展及奖）培养人。但这步棋也要冒风险，要是事先照顾到一定的艺术水准，培养的人就不一定愿意被当枪使。有时给了“荣誉”捧出名后，“人”却并未被培养出来；有时先培养出来了，但人成熟后不唯所命或看清陷局就不配合甚至反骨了。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就是典型的先效力后反骨的例子。八十年代被戛纳捧出的一些前苏联、东欧及中国导演，也有后来不甚配合的。这往往发生在有才的文艺人身上，“集团”知道不会百分之百收获，但不得不走这一步棋，尤其当手刚伸到一国文艺界的时候，必须有一批人才来铺路，才能为手伸到更深处打开缺口。就像若没有印象派绘画，没有莫奈、凡·高们的铺路，就没有后来捧出毕加索的便利，而没有毕加索们的铺路，再后来“行为艺术”之类颠倒黑白的行径可能就行不通。再如“德国之声”，早期挑的、如今被解雇的那批华裔编辑记者是为今天登上舞台的极端反华分子铺路的，没有天真派“民主自由”十几年开口子，极端派何来市场？没有张艺谋、陈凯歌们的铺路，后面指鹿为马在中国电影界直接培养政治猎犬就不敢这么明目张胆。

所以“文艺国际”先偷了钥匙，行动的自由度就大了，这时为了政治上有用得顺手的枪使，它会运用上述两个条件中的后一个：相人。如果说前一个还得挑些真有才的人，后一个恰恰要挑无才的人方好操纵。应该承认，经过几百年的摸索实践，“集团”的眼光之准非比寻常，它能在漫长的篡变中始终战胜对手，从人性的弱点下手挑人乃制胜法宝。“给利益小人以大荣誉”已被证明是比军事占领更有效的颠覆手段，为此一张由驻外记者、“国际”艺术掮客、制片人、书商、学者等组成的情报网迅速进入一国上层建筑，通过“荣誉平台”为挑中的人提供道德优越感和利益。这些被挑中的人，不管自我感觉如何，在“集团”眼里，除了政治猎犬并无其他名头。看到这里，你才明白，“集团”最怕别人不“开放”，就怕你拒绝按它的游戏规则跟它玩。让它伸进一只手，迟早你就是它的瓮中鳖。只要按它的游戏规则跟它玩，结局往往分两个阶段到来，前期会让你经济上致富，由于是在长时间经济封锁之后到来，会让初尝甜头的人忘乎所以，更加伸足摊掌向其开放，为它布网大开方便之门；等到网布好了，封瓮斩首。它玩这一手老练了，等到第二阶段的结局被看见时，被玩之人已病入膏肓。

那么“文艺国际”看中了电影《苏州河》的哪些细节、又从哪些方面相中这个人呢？从作品细节的角度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背景的穷；二是人物和故事里中国外壳下面的洋酸味。被“文艺国际”选进“荣誉平台”的中国电影、文学、美术作品，背景的穷是被筛子捞住的基本尺寸。背景的穷又分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物质上常常表现在穷、脏、乱的地点，精神上则是地点之上的人展现的猥琐、丑陋、卑贱。而《苏》片从这两方面都提供了背景的穷：影片开始颇似纪录片的那段，以写意的手法表现了上海苏州河的灰暗、肮脏及行船的破旧，船工麻木、因贫而丑的脸。故事展开后，人物不是在阴暗的雨中、夜中，就是在一个废弃工厂的废墟上（估计是导演特意选择的拍摄场地）。雨、夜、废墟加上没有好人的世界，充分满足了“文艺国际”为中国文艺布设的基本尺度。如果说影片的中国外壳一个“穷”字了得，藏在这个外壳下面的洋酸味，是“博彩”的另一面。洋酸味即幼稚模仿来的洋味，看多了西洋电影又没有能力消化的结果。那份模仿的做作，让“文艺国际”那帮明眼人一眼就透视到画面后面那个人精神世界的屋脊。优越家庭长大的人去表现底层边缘生活，结果就是没有一点真实的拙劣想象。艺术不一定要真实来衬托，但无天分的人再连点真实都不能摆布，那真是无物可卖了。

读到这里，“文艺国际”从哪些方面相中这个人其实已经显露大半，加上体制上层出身，让嗅觉很灵的“帝国”文艺“侦探们”找到了指鹿为马的合适人选。这是荣誉和利益诱饵最容易钓上钩的小鱼，而由于身居体制上层，一条小鱼能产生的负能量大得惊人。

然而，“帝国”文艺“侦探”嗅觉再灵，图谋再深，如果我们没有卑贱地奉上眼睛、耳朵、心脏、头脑，那只被硬捧成骏马的弱鹿，也没有可以驰骋的草场。可我们真就变成了无头无脑的“草场”，让他们豢养的那些弱鹿变成了风景。这个事例是骗钥匙的一个具体操作步骤，也是我们看不见的那条隐线上的一个横切面：如何挑选和怎么提携送出钥匙的人。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人目睹这一幕，如果帝国完胜天下，弱鹿就成了一道不可跨越的风景，后人再也不知指鹿为马的过程。

我之悲观就是看到华夏文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天敌，他明枪只是为了掩饰暗箭。事实是，两百年来，他们从未改变方向，将我们的精神城墙一道道拆除了，看起来全是我们自己动手。而我们从左到右信奉了他们推销的所有理念，只看见大起大落的那一面，从失败到胜利敲锣打鼓，却丝毫未察几乎没有起伏、始终一以贯之、目标坚定不移的另一面：精神解构（高技巧的文明战争）。当我们尚有精神城墙的时候，他们直接将战舰开过来，公开打劫，这虽然造成极大伤痛，但被打的人多少还知道有人在打自己；等到我们有了还手之力，前台的打手就收敛了，打劫的高手是让大厦里兴致勃勃的人自己送出钥匙，然后入室窃魂。文明战争说到底，就是个守不守得住“魂”的问题。文明战争那条隐线

我们对“文明战争”的体察和理解止于“和平演变”，这四个字由于早已带上“冷战”烙印，变成了“推翻制度”的代名词，非但不能引起人的警觉，倒掩盖了早已秘密策划的文明战争，为很多幻想者提供了背叛者的幻觉。“集团”锲而不舍在做的，就是不让被征服者看到其行事方向同时丢掉自己的方向。只有深到“文明战争”这一层，曲折血腥的近代两百年才蓦然被划成了一条直线，一条不偏不倚通向华夏文明彻底消失的直线。

一、两百年来一路碾压的“文明推土机”

“文明推土机”这种一遍一遍、一道一道、一层一层的征服，中国自有史以来头一次遭遇，在不断地发动看得见的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日本侵华战争乃至挑动内战、攻打周边国家的同时，悄然发动的文明战争一刻未停。这是征服中国的两条战线，我们看到了前一条，殊死抵抗，却完全没有发现第二条，而这才是躲在挥拳鼓舌的打手后面的真凶，是我们文明的终结者，灭了你，还让你感到无比荣耀。

我大约在五六年前想到“推土机”这个名词，就是在发现“文明战争”的战术之后，联想到这种机器移山填海的本领。我们对“文明战争”的体察和理解止于“和平演变”，这四个字由于早已带上“冷战”烙印，变成了 “推翻制度”的代名词，非但不能引起人的警觉，倒掩盖了早已秘密策划的文明战争，为很多幻想者提供了背叛者的幻觉。“集团”锲而不舍在做的，就是不让被征服者看到其行事方向同时丢掉自己的方向。只有深到“文明战争”这一层，曲折血腥的近代两百年才蓦然被划成了一条直线，一条不偏不倚通向华夏文明彻底消失的直线。

这条线，绝大多数人是看不见的，因为历史上我们从未遭遇过如此天敌，完全不懂暗地里精神控制的战略战术；因为是被预谋着且深深掩藏的，为此早就为各国为数已经很少的窥其暗手的人设计好了大帽：最粗糙的那顶是“民族主义”，真遇到眼尖之人，会再加上“偏激”、“极端”二词；其次是“阴谋论”及其“论者”，这顶帽子已精细不少了，用的是“正正得负，负负得正”的公式，为质疑者制造了一个预设答案的围墙；最精细的帽子是从心理学角度构造的，由于窥其暗手的人人数极少难为世人理解，他们就设计了精神病学的几个名词诸如“妄想狂”、“被虐者”、“狂想”之类，事先解构其话语。这几顶帽子，帮着“推土机”一路碾压，清除眼尖之人，至今非常有效。只要几个心知肚明的人放出名词，就会有一大群“猎犬”如获捕猎器具。“集团”深知人性的弱点，知道大多数人是顺风而行，哪边风大靠向哪边，以“集团”的财力物力人力，以及几百年来缔造“国际传媒”牢控话语权，掀大风裹愚众，易如反掌。

自我开始有悖主流意识写作，“偏激”这个词就成了我甩不掉的影子，究其根本就是大多数人不知我在说什么。对看不见隐秘战线也拒绝相信的人，我说的一切的确如同“天方夜谭”，就像你告诫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在走夜路的人小心劫匪在侧，他不视你荒唐甚至神经病才怪。所以当我看到人云亦云的人，张口就把“妄想狂”、“被虐者”、“阴谋论”这些“集团”特意为看穿他们的人设计的大帽扔到我头上，真不知哭还是笑好,果真是套中有套，套外有套，你能找到的突围口，他们都想到了。这些鹦鹉学舌的人，与明白世事隔着十万八千里，却以为只要抢先一脚夺得几个名词就比明白人还高明。我的观点尽可反驳，只是反驳之人要有自己的观察和思想，要有看世事的另类角度，而不是判断事物正好落在“集团”设好的预设答案的围墙上，被人家专门用来捕捉“突围者”的几个名词一网打尽，为“集团”打打下手，像“猎犬”一样奔去叼回主子射中的猎物，自己却丝毫不察。这些根本不知自己究竟在干什么的人，奋勇争先地站到我与“集团”之间，不知道即便做“猎犬”，至少也要“集团”亲自收买收编了才有个名头，何必猎犬证都没领到就这么效力呢？可如今这类证书都没领到的“猎犬”多如牛毛。

二、“头颅拴在谁的腰带上都无所谓吗”

我有幸在外一瞥征服隐线，单从法国观察，只追到十九世纪，已经像看凶手诡秘的谋杀悬疑片。这些已被斩首的国家，一个个沦为打手，而“文明战争”的暗棋还在继续下，而且速度大大加快，还是走到哪里，哪里皆不察。很多人包括一些明眼人，也觉得审美权、道义权之类和国与国实力之战相比微不足道，并且以为只要富强起来，文明战争必定打赢。那是不知道谁才是我们的真正对手！不知有明暗两条打法完全不同的战线，第一条并不能保障第二条战线，倒是第二条终将毁了第一条；不知道那个“富”的过程，就是为猎物设套、诱其上套、终致捕获的过程！还没有碰到猎物美美地吃了套上的奶酪，最后不交出一身皮毛的，那一把银子下面交换的恰恰就是头颅。三十年让你从匮乏社会一跃而成消费社会，固然有你自己苦干的结果，但前三十年苦干也没少啊，“奇迹”为何没有早点降临？其间固然有工业化到了哪个阶段的问题，但如此的“飞越”，你就没有想想“奇迹”从哪里来？在此也请不要望文生义，我并不否定“飞越”本身，以及华夏文明超乎寻常的致富本领，而是发觉凡“如此飞越”的国家，不上“套”是不可能的。这个“套”不说别的，至少是海量外来资金的注入，人类自然生产致富的过程从来没有在两代人之间划出难以跨越的鸿沟，也从来没有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彻底改变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文化面貌，更从来没有在历史瞬间让一个国家的发达与失魂像同卵兄弟一样不可拆分。

也许已有很大一部分“精英”觉得只要好吃好喝、潇洒自在，头颅拴在谁的腰带上都无所谓。我也能理解这样想的人，他们目前正处在“享受诱饵”的历史阶段——近两百年来难得的好时光，在一个多世纪被打得骨头已然酥软了之后，你提醒这“历史最好时期”既有自己劳作的收获，更有猎手悉心放置的诱饵，就像要把糖果从小孩手里抢走一样粗暴和不为人解。“头颅拴在谁的腰带上都无所谓”的思想也已在民间大量渗透，已经致使国民精神分裂。你问他们爱国吗？他们必定回答说爱，但孩子若能入美国国籍，他们还是比得到什么都高兴。而且已经从十年以前的简单利益驱使，潜移默化地转为潜意识被控，不再是富与穷的问题，因为有经济能力自己或送子女移民的人，都是在国内生活得相当不错甚至非常好的人，远赴西方基本讨不回原有水平的生活。世上任何一个国家在未发生战争的情况下，都不会发生处在这种社会境况的人弃船而逃——哪有在船上逍遥自在，倒要下船的人呢？什么事情逻辑推理不了，就是出了大问题。

精神被解构的文明一般难以觉察，就在于其顶尖思想者被埋葬，这是这场文明战争中征服方手中最致命的秘密武器。为什么说是秘器？因为斩首埋人是杀人不见血的。具体操作的第一步就是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讲述的如何骗钥匙。有人说《苏州河》这部电影并没多大影响，因而“工具”的作用微小，那是不知道文明战争正是从微小处甚至细节入手，送钥匙的人之任务并非一上来就影响大多数，而是一个领域一个领域油点似地扩散。指鹿为马直接移变的是电影业内人，尤其电影学院的学生，他们会被那从天而降的“荣誉”深深诱惑。影响了电影就会波及电视，现代社会上层建筑的一大块就会被浸染。诱惑—模仿—蜕变，就是这架“文明推土机”的活计，它是一层层、一遍遍推的，从圈内渗透到圈外，由电影艺术渗入百姓精神世界，这需要一个过程，首尾并无一眼可见的直线连接，被推者往往都是等楼倒了才瞥见端倪。

就在我写这段话的当天，法国“89街”网站还在当日的一篇影评里宣称该导演为“他这一代最优秀的电影人”。我对西方知识分子中那帮掌权者最终失望，就是看到这种深及骨髓的不诚实（表面上、小事上看不到的，但撞骗历史的胆子贼大），一座山上一万块石头，他只挑其中半块，就有胆量说这是全部，且联手骗百姓：山就是半块石头这么高。他们已经失去中国知识分子中尚存的追真求实的本性，这种公然的、毫无后怕的“没有真假，只有界内界外”的思维方式，令人恐惧。“帝国”一旦完胜天下，连真实都不存在，那岂不是人类末日？

骗钥匙是为了直入对手上层建筑，进去又为了什么？为了将他文明的顶尖思想者边缘化，推出他们的替代者。其实单从这一点，便能体察我说的那条征服隐线的存在，正常文明、正常国家和民族，如果不想占他巢为主，远远地观察或欣赏人家的上层建筑就行了，干吗要通过审美权这个突破口将手直接伸进去？花那么多钱、组织那么多心腹搭建那么庞大的“国际”、“独立”荣誉平台，就为了向他文明送礼吗？我前面说了，第二战线说白了是“一小把人”对“另一小把人”的战斗，是高手的棋局，所以要战胜对手就得擒贼先擒王。选择审美权这个突破口目标即在此。

三、边缘文化中心化，中心文化边缘化

只需两三代人，真正有能力引领一个文明的人才就会因边缘化而消失。这样的人吉光片羽，只有他们能逃过时代逐浪儿的命运，没有他们，一个被四处围剿的文明就进入了死亡前的休克期，此时大量二流人才被推到前台，他们由外力推助，以送钥匙做交换（自己未必意识到），站到了原本无法企及的位置。再经数代人的演变，三四流人才又把原来还有点旧文明根底的二流人才推下历史舞台。你看看如今都是些什么人处于话语舞台的聚光灯下，就明白了。五四那批文人，西学虽浅尝辄止，但尚有旧学底子支撑；到了1949年前后，余脉仅存；1978年以后，就出了旧学、西学皆无的一代，只剩下本能写作了。这就是审美权移交了近百年的结果，由这空无所有的一代最终丢掉道义权，也就不足为奇了。文明深度休克的特点就是三、四流人才占领了历史舞台，而下面“看戏”的大多数也已失去辨别“演技”的能力。何况台上三、四流人才因为无才，才极擅长投台下人所好，满足人性卑劣的一面。

整个过程由于跨度上百年，被掩藏在挣扎反抗的血腥之下，只有一个表征裸露在外：文化水准江河日下，像瀑布一样一个落差、一个落差地往下掉，且难以逆转。

对这一逐渐加剧的现象，人们找到了表面解释，诸如“大众化”、“平民化”甚至“民主化”、“多元化”。在一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各大文明都出现了大致相同的现象：边缘文化中心化，中心文化边缘化。具体表现在大众文化和少数文化成了台上主角。这两个现象看起来很对立，其实是“民主化”、“多元化”的两副面孔：一边是以“节日”为表征的大众文化，吃喝玩乐为主要节目；一边是以少数群体为代表的边缘文化，诸如同性恋文化（及各种边缘性取向和心理变态）、原始文化。无独有偶，同性恋文化和原始文化都是“集团”力推的“文化”，已在各国成浩荡之势。从此“代言人”取代了顶尖思想者占据了历史舞台，野兽终于出笼了，多么伟大的篡变！群魔乱舞，败了都有胜的表象。我们看到是“宽”和“广”掩盖了文化的堕落及一流人才的陨落，以及堕落之下文明解体的实质。

我在前文中提到文艺的“猴化”（《被策划的中国文艺》）、文明“童稚化”（《悄然易手的审美权》），不仅是上述现象的形象比喻，而且是落到哪一步的总结。童稚状态就是整个文明已失主心骨，只剩下一群玩伴，没人愿意担待，也没有担待的能力了。在这个隐蔽战场上，两百年来我们没有打过一场胜仗，而是一败涂地，溃不成军，并且我们不知道打败自己的是谁，他们是为何及如何办到的。近代血腥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亡国灭种的危险，但那都是在明的战线上，我们拼死挡住明枪，却不知已被暗箭射中。致命之处就在于我们不知道谁是真凶，在殊死决斗的战场上，不知彼也就不知己，自然是每战必败，甚至败了还有胜的幻象。

古典时代辉煌的文明一路走到现在，一般都形成了其光明正大的本质，由此它就像个暴露在外的靶子，一旦“开放 ”（让“集团”满意的开放），就成为一直以“黑社会”及“宗教集团”模式运作的世界统治集团巧取豪夺的征服对象。一个在明，一个在暗，一个被动，一个主动，一个防守，一个进攻，一个没有提前量，一个早有预谋，一个有牢不可破的意识形态，一个意识形态被破（说得准确一点应为文化形态，因我们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胜败几乎没有太大悬念。

剩下的问题是，败，败到哪一步？丢魂，丢到哪一步？正在套上“享受诱饵”的猎物还有没有可能死里逃生？逃生的最大障碍是没有办法唤醒大多数，“集团”以审美权作突破口已将手伸进上层建筑，悄无声息地将一个文明需要的思想者边缘化。坐在棋盘两边的人已不成对手，那就不是对杀，而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屠杀。真乃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黍离之悲，知者为谁？被静悄悄抽空的信仰

精神解构最便捷的途径是解构信仰，而致使信仰崩塌的是道义权被劫，可直接拿走你的道义权，你是不服的，从审美权入手，就轻柔得多，尤其骨头被打软之后。审美权这把钥匙被骗走，你会一步步自己交出道义权。

一、前苏联藏匿已久的“送钥匙人”

我两年前一口气看了六十多部前苏联建国以后的电影，看到六十年代，已经明白三十年以后的结局了，不管出不出戈尔巴乔夫。戈不过是因为头脑简单，致使崩溃愈加突兀和惨不忍睹。表面看是一个政权的垮台，实为俄罗斯民族的又一场大劫难，将其近代以来一系列不幸推到高潮。打倒斯大林后，隐匿在苏境内的送钥匙人就开始行动了，他们与中国的送钥匙的人有一本质不同，后者是被动的，而他们是主动的。所以我看到苏联六十年代后期的电影，便知1989年—1990年这个历史转折点中苏命运截然不同的真正由来了。一个审美权早已被劫，一个审美权部分被劫；一个内部早有里应外合的送钥匙人，一个没有直接内应，送钥匙人只是卖了自己都不知道。

我在此不是说审美本身，而是颠覆技巧。精神解构最便捷的途径是解构信仰，而致使信仰崩塌的是道义权被劫，可直接拿走你的道义权，你是不服的，从审美权入手，就轻柔得多，尤其骨头被打软之后。审美权这把钥匙被骗走，你会一步步自己交出道义权。

你这才恍然大悟，为何早在六十年代苏联电影就被选入西方电影节，那些被挑中的电影走的路子与中国八十年代进入西方“国际”电影节的电影有谋而合，看得出挑的人是谋算好的，惯用的偷钥匙步骤的每个环节都被隔了一代的操作者按部就班地遵守着，先挑什么人，后挑什么人，选择什么样的主题，关键是看中什么样的细节。恐怕只有艺术本身不在谋略之内，这不是说被挑中的电影没有艺术性，而是挑的理由与艺术无关。如果我们能深明这一点，则门尽可开着，也不会丢审美权。“集团”的方向是始终如一的，而它要打劫的对手，隔一两代人就看不清甚至丢掉自己的方向。

当时有几人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艺术品位甚至艺术观的问题，而是核心问题，只要审美权的口子一开，道义权也会失手，最后必致信仰的崩塌。无论信什么，若没有审美权做基石，无异于难以为继的乌托邦。中世纪以后，欧洲天主教不可一世的权势逐渐式微，就是从艺人工匠一步步脱离圣像主题开始的，审美权已经在另一个集团手里了。所以欲建信仰，先得掂量你能把控多少构筑这一信仰的审美权，须从这一点着手确立你要建构什么信仰，否则必是沙上城堡。换句话说，审美权—道义权—信仰—制度，审美权是建楼的根基。二十世纪全球一系列革命，从阿拉伯世界的世俗化革命到中俄的无产阶级革命，都是嫁接了信仰而无审美权做基石。我从苏联六十年代以后的电影陆续看出，一个失去了信仰的制度，无需外强直接攻打，它自己就会倒掉，如同早已安排好的定向爆破一样。而那么容易就崩溃的制度，是信仰已空，信仰这座漂亮大厦的一砖一瓦不是别的，就是审美权和紧随其后的道义权。

世界统治集团文明战争的战舰钉钉铆铆都关系到审美权，无论打到哪里，先偷审美权的钥匙，这个权一篡夺，上层建筑尤其文、艺、娱必匍匐在得权者脚下。这是“集团”几百年打下来使的最称手、最隐匿的武器，解构他人的战船一钉一铆地拆卸，对手到船沉了都不知漏洞出在哪儿。没明白这一点的对手，无一例外都成了其手下败将。仔细想想就明白，没有一个制度的政治信条不是一大堆漂亮话，那么凭什么一堆漂亮话被另一堆漂亮话打败呢？表面有经济成功、物质富裕的理由，但那不是胜败的转折点，前苏联六七十年代中产阶级的整体生活水平与西方同等阶层并无太大落差，落差只发生在八十年代，西方进入了消费社会，那大大丰富的物质也不是西方人自己生产的，而是先四小龙、后一大龙胼手砥足送去的。所以穷与富、工业化先进与落后并非一个文明失魂的决定因素，真正的转折点是审美权进而道义权的失手。这才是信仰崩塌的突破口。

但征服者从来不把算计对手的杀手锏告诉被打败的人。在这条众人想都没法想象的征服的第二战线上，说到底就是“一小把人”与“另一小把人”之间的战斗，就看谁能让大众信服。在经济、制度统治之上还有精神统治，这才是最高统治，是看起来最不用统治的统治。玩得转的“民主”社会，都有高度严密的精神统治稳定根基，“独立”知识分子乃精神统治的掌门人，他们的角色与古代传教士没有本质差别，左手送出的东西正是右手牢牢抓住的东西。

二、一张精神解构中国人的天罗地网

为什么比中国严密百倍的精神统治却让百姓浑然不觉？靠的是教士们一砖一瓦用审美权搭建的信仰，只有信仰可以让人自生敬重与畏惧，实行自觉的自治。这种由教士（知识分子）牢牢掌握审美权的信仰，扎实、隐蔽，是看得见的战争或看不见的战争均难以移变的。我强调丢失审美权与道义权必致文明失魂最终死亡，说的就是这第二战线上的战略战术，读的人如果分不清这是明暗两条战线，就觉得你是不是夸大了危险性，过于悲观了，甚至偏激了，这个国家靠的就是人民之类，因为他们把国家在另一条战线上的进步，与我说的在第二条战线上的大败，混在一起解读了。在隐形的第二条战线上，我以为民众是靠不住的，他们会被精神解构，事实上他们已经被解构得差不多了。

我每次回国，都一次比一次深地看到，在中国境内精神解构中国人民已天罗地网，可谓无孔不入，那天网恢恢对看见的眼睛真是触目惊心！令我恨起自己的眼睛，因为我走到哪里，都像目睹一场对手无寸铁的人的屠杀，想挺身相救，被救者都不知你要干什么！而直接操刀的都是傻乎乎的上层建筑。在这第二条战线上力量的对比，比鸦片战争时还要悬殊，不仅攻击方蓄谋已久而被攻方毫无意识，而且技术操作上也不成对手。例子不胜枚举，尤以传媒、影像领域，一个攻一个被攻得快乐，让人惊颤。

比如我们完全不解画面本身的心理操纵力量，尤其动态画面可以超脱主题和话语，抬自己、整对手全可暗中进行。这就使得剪辑师的责任比总编还重大，在西方，这个位置控制在人数极少的接近权力核心的人手里，而且这些人必须极具天赋，绝对不是个技工的角色。不懂这一点，看起来掌控在自己手里的电视，既不会为自己服务，还为他人作嫁衣裳（很多时候是无意识的）。而画面对他们早已不是信息传递的工具，而是武器，已经研究了上百年，娴熟操纵了几十年，其炉火纯青，已到进入你的灵魂你都不察的程度，对中国更是从没放下武器。我们不懂操纵倒也罢了，还自掘坟墓，在公共场合大量安装视频，为原本应为静态的画面提供让人难以想象的操纵力量，好比只有长矛的人，为正在攻打自己且武装了火炮的人预备好了坐骑。巴黎的机场、地铁、巴士、街头所有的广告都是静态的，他们没有技术和条件安装视频吗？显然不是，而是意识到广告钱要赚，但要尽可能削弱画面的操纵力量。我在国内一省会城市的机场，看到巨大的视频俯视整个大厅连篇累牍地播放外国商品的广告。没人意识到这些广告可不是外国一个普通商人推销产品，普通商人是没有这个财力的，这些广告正是“集团”旗下的跨国公司用来精神控制的秘器，它们早就超越单纯推荐商品的功能，而重点在精神操纵，那视频画面的冲击力是静态广告的成百上千倍，出卖这个公共空间的人，在与谁做交易、为什么这么做交易？不懂潜意识控制的“主们”，不知不觉地让“集团”在自己家里铺好了潜意识操控的所有渠道（铺天盖地的视频、广告、信息网和一大群并不知自己在干什么的“猎犬”），不知他们在干什么，却以为自己“开放”、“接轨”。由此形成的愚蠢的汪洋大海，足以让任何清醒的声音形同沧海一粟。但我已厌倦与看不见的人争论悲观与乐观了，在我看，根本不是诠释现实的问题，而是现实本身，已经残酷得滴血了。

三、对文明斩首的“温柔一刀”

但即使被杀得血肉模糊，也要奋起自救。在武器和能力不对等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寻求制胜的捷径。我们在文明战争这条隐线上一败再败，就是因为征服者用坚船利炮不但曾夺走我们的主权，还悄悄地斩断了我们的信仰，看起来却像是我们自己动手。我们之所以看不见这场血腥的斩首，正是因为屠戮是从审美权温柔地下手的。追到这一层，你才赫然明白十九世纪的“国际传媒”（已是指哪儿打哪儿的军团！）为什么异口同声地盯着男人的辫子、女人的小脚不放，那只是无比宽广的华夏文明审美的一个枝节，却被放大到全部，成为这个古老文明野蛮、落后的证据。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没人站起来反问：印度锡克族的男人不能剪发，至死不得拿掉又臭又长的头巾，传统犹太教的男人世代一身黑衣还拖条小辫、女人不得露发（只能戴头巾或假发），欧洲妇女为了身材窈窕，一直到十九世纪末还在使用摧残身体的紧身胸衣，这些怎么没受西方知识分子同等（上升到文明优劣）的厌恶和指责？为什么西藏的天葬在目光如此“文明”、“进步”的西方人眼里倒充满了神秘和美感？我在此无意为辫子和小脚辩护，何况那审美有一半是游牧民族的入侵强加的，我只是为征服者寻找突破口之精准、被袭之人完全不知如何被袭而脊背发凉，凡“集团”要精神摧毁的对手（往往乃其真正对手）都是在审美权上被掀翻的。从这两个审美禁锢的缺口，“集团”麾下的“国际传媒”携手作战，三下五除二就把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文明送上了绞架。如今回看那场惊心动魄的策划和颠覆，你还认为是文明自然的演变或资本天然的力量吗？

上百年的挣扎最后只剩“祖国”——仅存的信仰——这一线支撑，而刚刚过去的三十年，还把这最后的信仰也大半解构了。丢掉这最后信仰的人，多半是与背叛者的幻觉做了交换，在第一时间投进了“帝国”怀抱。他们认为有一天国家都将消失，这是“帝国”许诺的未来，不管是从左边还是右边实现。只是他们不知道那个没有国家的世界并非他们想象的大同世界，而是上帝选民为主人的世界，中国人在其中只有两个角色：被主子接纳的上等仆人和未被主子接纳的下等仆人。失去了信仰的文明，实际只剩为“帝国”甄选上等仆人的功能，三十年来我们的教育和思想体系，都在为“帝国”培养上等仆人，且全民都在为得到上等仆人的位置而努力。

在第二条战线上，三十年的“飞越”让我们失魂落魄，我们靠什么来保卫自己呢？文明战争乃精神战斗，在精神战场上赤手空拳如何抵御有两套信仰（旧宗教和新宗教）的对手？更荒唐的是，我们接受了他们的信仰体系（对世界的解释权），却幻想着保住我们的独特和独立，这使得我们的挣扎与反抗充满了与自己影子的战斗。有些人心存幻想，以为只要诚心西学，就能学到真传，却忘了：一、人家让不让你学真传。毛泽东是学了几手真传的，看看他被西方人恨到什么程度，西方人只喜欢你按他说的做，最恨你照他做的做。二、自失主心骨学坏容易、学好难。无头无脑的人把服用人家精神解构我们的秘方当成了西学。

在再也不能关起门来、一手遮天统治的今天，“头脑”对大多数人就是“信仰”，大多数人的“想”基于“信”，甚至只有“信”并无“想”，如今那些“叛逆”“精英”也并未聪明到摆脱信仰，只是把新信仰直接当成了头脑而不自知。以为每一个人都能独立思考是上了“进步论”的当，大多数只能靠信仰牵引。在“头脑”尽失的时代，舍远求近直达“信仰”恐怕是别无他法的选择。在近代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国人已抄过一次近路，靠信仰提供的精神力量克服能力的不足，在第一条战线上打赢了，夺回了主权和外交层面的尊严。在第二条战线上，如今也已是救亡如救火，重建信仰乃逃生之途。在“集团”秘密发动的第二条战线上打败，就会让在第一条战线上的成功变成空中楼阁，没有稳固基石的华丽大厦，在群狼围伺之下，总有一天自己会轰然倒塌。

何况不管什么制度，要维持都得化身为信仰，让百姓觉得自己在统治自己事半功倍，非此，你经济再好、制度再完善都没用。我们一直以为西方“民主制度”是一种理智安排，那是太天真了，那首先是一种信仰，甚至是宗教信仰，没有教士，那个制度也是没有神话的。我也许看人性看得太穿，制度就是信仰，理性能安排的只有规则，把制度与规则混淆，以为人可以以理性统治、并被理性统治，那是既没学到西方的真传，也丢了自己的根基。奇迹是没有的。

四、我们还有最后的逃生机会吗

但这殊死一搏不是乌托邦对乌托邦，它的技术成分即在于只能从审美权入手，既然审美权是精神失败的突破口，转败为胜，为什么不能也抄这条近路呢？我们要学会文明战争的战法，从微小处、从细节入手，而不是我们历来只会做的撒大钱办大事（孔子学院、外宣传媒），那是一千块钱收不回几块钱的赔本买卖。要先从自己做起，从审美权做起，方能扶正自己的力量，而不是腹中空空却往外送粮。比如在贸易已无国界的今天，建议立法规定进入中国开店或销售的所有洋品牌，皆不得使用原字母名，而必须另用中文名。在中国境内所有广告、店铺、商品（包括中国自己的品牌）皆不得使用字母用名，也不得用类似译名的用名（诸如格兰士、雅戈尔、海尔之类），必须申请一个正式、能解义的中文名方可刊载上市，就像我们进入欧美的品牌，中文名全部用字母名代替一样。有些“国际化”不是蜜饯，贪嘴是目光短浅，日、韩自古就是谁强跟谁，我们没必要亦步亦趋。这只是个小小建言，因主动权在自己手里，可先从这类“小事”做起。

我前不久乘车经过国内一建材城，车正好被堵在路上，让我有时间细看商业中心巨大外墙上昭示的各种建材品牌，有一大半是洋名，直接用字母，其次是貌似洋文译名的中文名，用纯正中文名的少之又少。这与如今全国各地各大商场、中心商业区的情形一样，纯粹中文成了叨陪末座。我偶然看过一个节目，介绍广州市中心商业街北京路的悠久历史，节目做得不错，古迹保护人员也有意识，将这条千年古道的考古发现，用玻璃罩起来供人参观。但不知做节目的人意识到没有，镜头拉上去俯瞰全街时，满街广告、店名还剩多少中文？一上一下形成荒诞对比，我实在没法将这一幕视为有些人津津乐道的“开放胸襟”。你可以花大把钱宣传爱国主义，甚至动用洋人来制造幻觉（汉语桥之类），但若不牢牢抓住自我的重心——审美权，所有的努力就像吹气球一样，不但说破就破，还会来一阵风就飘走。

信仰不是海市蜃楼，而是要一个细节、一个细节搭建的，每个细节都跟审美权密不可分，而审美权又连着道义权。在西方每时每刻都在劫取你道义权的今天，单单嘴硬或低头抱着不放是没用的，那是碰到打手才用得上的逃避办法，可你面对的是温文尔雅的偷钥匙的人。你能做的，只能是改造或改造不了关掉为送钥匙培训学徒的地方，比如文科类学校的某些学科。所有轰然倒塌的国度，都是只由文科学校和电影学院输送传媒和电影人的国度，我后来知道法国很多媒体和电影界的掌门人恰恰不是从这些地方来的，而来自血统（这才是他们的真传）。所有被好莱坞占领市场的国家，也是电影人才只由电影学院输送，世上电影发达的地方恰恰是没有电影学院或不全靠电影学院培养人才的地方。香港电影最辉煌的时代、其最杰出的电影人与电影学院八竿子扯不上。如今那些电影专业毕业的香港年轻电影人，多半成了“文艺国际”的工具。这一点不奇怪，因为某些电影专业的教育体系已经完全“文艺国际”化了，它几乎就是为西方“国际”电影节专门输送年轻血液的。

这不是说我们不能与外国有正常的文化交流，也不是所有国外文化机构都执行“集团”的使命，辨识“集团”直接控制的组织有粗浅的办法：一、“国际”名声被炒得最响的，也就是那些你以为具有绝对“国际”权威的，它们的名声是那么大，以致你想都不敢想它们的声誉是从哪里来的，它们话语的权威性是谁赋予的；二、 “国际传媒”必接力炒作的，由于所谓“国际”话语的源头和方向都把控在“集团”手里，最高的“国际”名声就是这么携手诈骗得来的。

但我们谈审美权时常会让人误解为审美本身，他们会问：那怎么办呢？总不能回到样板戏的时代吧。当然不可能，不要把审美权当成审美禁锢，那是两码事。但处在弱势的抵抗的一方常常只有要么投降、要么落入将审美权当成审美禁锢的陷阱。“集团”正是从审美禁锢上找到突破口，它四面攻打，被攻击方为招架，不得不越收越紧，这正是以“解禁”的钥匙偷偷地换走审美权这把钥匙的时机。从历史阶段看，好像是推动进步，但偷窃的手恰恰藏在礼物之下，因为这并不是我们以为的一种自然进步的产物，而是带有颠覆的原始动机的。观察西方文明堕落的曲线，追到审美权这个突破口，你就会看到资本的力量固然有其自然的惯性，但这头怪兽是有驯养和牵领的手的；从历史长河、文明延续的角度看，图景就更冷酷了，一把另配的假钥匙不声不响地换走了真钥匙，发迹的只是一小把送钥匙的人，大多数实际是被打劫了。

若以为审美权算不上国家要务，意识不到在第二条战线上我们已是危在旦夕，不倾举国之力，像当年研制保命的原子弹那样集中核心力量应对的话，我们将失去最后的逃生机会。因为重建信仰，关起门来硬灌输是不行的，等待已经毫无信仰的官僚机构和吃里爬外无头无脑的知识群体自醒也远水救不了近火。这是一场高技术之战，是尖锋战尖锋的对决，也是背水一战。不认识到这一点，是绝无可能突围的。被史上最大神话阉割

任何文明除了历史、文化，还需要神话。那么十九世纪以后的现代文明也产生了它的神话，即“上等国”与“上等国民”的神话。这个神话让我们相信，我们不相信也难，“国际舆论”不遗余力、从不间断地提供着证据：这颗星球有几个国家，有的历史还很短，是人类横空出世的一群“上等人”的家园，他们在两百年的时间里富甲天下，成为世界理所当然的统治者。

一、“上等国”与“上等国民”的神话

我在本书中反复谈到审美权的钥匙如何及为何被骗走，并且我们发现随着第一把钥匙的脱手，越来越容易受骗。整个过程伴随着一个神话，神话被人接受的程度，决定了被骗者配合的程度。如果说任何诈骗都需迷幻剂开道，这个神话就是世纪大骗子的幻药。那么这个神话是什么呢？它是怎么被接受的？

任何文明除了历史、文化，还需要神话。那么十九世纪以后的现代文明也产生了它的神话，即“上等国”与“上等国民”的神话。这个神话让我们相信，我们不相信也难，“国际舆论”不遗余力、从不间断地制造和提供着证据：这颗星球有几个国家，有的历史还很短，是人类横空出世的一群“上等人”的家园，他们在两百年的时间里富甲天下，成为世界理所当然的统治者。他们的得天独厚来自他们的文明——西方文明，这个文明制度民主、人民自由、社会文明。只不过跑去看的人分了几波才相信，十九世纪的那波认为真正可信的是技术和随之而来的坚船利炮；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波跑到那里，多半成了反西方文明的革命者；直到八十年代，神话才完全被接受。

在此请不要将接受现实（西方武力强、工业化领先）与相信神话（“上等国”与“上等国民”）等同起来，否则就会误解本文的主题。看到西方优点与相信神话也是两码事，神话不是现实，而是幻药，而且是人家专门配制的、有着明确打击目标的幻药。

我们来看神话被接受是由哪几个因素决定的。为什么抵抗了一个半世纪最后精神彻底崩溃？崩溃的内因我在此不赘述了，人人自有看法，我一点也不否认这些内因的存在，但在我年长以后，看问题的眼光也长远了一些，认识到外部强权如此敲骨吸髓、包围打压，且历时这么长久，反抗者被逼到墙角，是不可能从容潇洒地处理一切问题的，那是势强的一方才有的“优雅”。为了抗击外部压力，内部不得不一次比一次收紧，但人毕竟是人，退无可退的时候不疯狂一下是不可能的。

有了这样的内因还需要外因才能轰然倒塌，外因就是抵抗了一个半世纪的对面豁然飘来的美景。这美景虽说有诸多方面，但起决定因素的，其实就是消费社会。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社会，这种社会“神奇”的地方，是它并未消除社会等级，只是因物质极大丰富（吃穿用皆供大于求）及低廉价格而达到了某种物质的平等，以及由之带来的表面的社会和谐。这在六十年代以前的西方也是从未出现过的，靠着被盘剥国的廉价能源和廉价劳动力，“上等国”人人丰衣足食。八十年代初再涉足西土的中国人，正赶上西方最好的历史时期，基本上是被这副美景击倒的，但一般意识到和愿意承认的人不多。按理，一个被打压的穷人，尤其是被打压才穷，是不应该艳羡打压自己的那个阔人，尤其阔人是抢了自己才阔。但呈现在这个穷人眼里的这种他也能分享的“特殊平等”，却让他产生了幻觉，他感到的这份“公平”悄悄地抚平了他心中的不平，而这“不平”曾经支撑着他漫长的抵抗。这就是为什么二十世纪初西去取经的人未接受神话、极少选择留在哪里，而隔了大半个世纪再西去的人，却走了相反的路。

有神话，也就有神话的背面，这个世界就像有人用巨刀切了一道口子，分成了神话国家和落到神话国背面的国家。由这道切口产生了一个史所罕见的现象：神话背面的国家之国民，以挤进神话国家作国民为目标，且上层建筑大面积投效，一改古往今来投奔异文明的人群多为下层社会的惯例。

二、“神话国家”究竟是如何炼成的

可见神话国家的确很神，它们有几个历史特点：一、基督教且以新教为主的国家；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三、国王保住了王位的国家（近代以来世间仅剩的政局超稳定的国度）。这三点有的国家只占一点，有的占两点，有的三点皆占。神话国家还有几个政治特点：一、民主标兵国家，选举从不出差错，左右两党选战骂完了，就像裂口装了拉链似的，说合就合上了；二、左右两党没有根本分歧，对外如同一党，而不似神话背面国家左右势不两立，总有保守派和改革派之争，而且往往改革派的指挥部还在国外；三、知识分子“独立”于政权，却是体制的柱石，不像神话背面的国家，知识分子被政权管着，照样背叛体制。

神话国家还有其他特点：一、世上首富，不光货币值钱，而且有吸血机制，让全球财富与人才滚滚地流过去；二、凡出自这些国家的机构，均为世界最权威的国际机构，每个奖、每个评定都是世界顶尖；三、凡产自这些国家的文人、艺客、学者，都是世界级的，再低级的作品和研究都能流传世界；四、奇迹最多，比如特别容易发惊人之财，二十来岁，一个发明，立马就打造起了全球最有影响的公司；五、国民风度好、仁爱多，不见腐败、唯见诚实。

综上所述，不信也得信，这世上就是出现了一群上等人种，他们在三百年以前还无甚建树，甚至连一部完整的信史都没有，却忽然之间创造了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伟大到其他文明不被消灭也要自动消失。据说这个文明，他们自古就有，没有信史记载，甚至没有考古发现都不要紧，反正人家是继承三千年前的希腊文明，中间隔的两千年全不作数。在彻底相信神话的八十年代，年轻幼稚的我，自然只有跟着信的份，如果我那会儿有更丰富的阅历，就会打个问号，因为太神奇了，神奇到我们华夏民族白活了，我们苦苦坚守了几千年的文明也白守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所有的妄自菲薄、自贱自虐都是从这一刻开始的，以致三十年来出现了一个史所未有的现象，即秦桧遍野，名正言顺。

这个神话的建立，对我们这个古老文明前所未有的冲击，就是我们一下子全变成了劣种，劣种创造了拙劣的文化和文明。所以有人才会走得比秦桧还远，认为我们应该像印第安人和黑人那样，彻底被殖民才是光明之路。盼来盼去盼不到这一天的“精英”，才会鼓噪着快点移民，自押着去。最可怕的是，神话的阉割已经进入潜意识，不再受理智控制，由此产生的自戕愉悦举世罕见。自贱已形成一种思维漏斗，无论什么事、不管多么有学识的人，都会顺势掉下去，避不开自卑的出口。比如香港《南华早报》网站有一则报道，内写“有军事专家认为，精密机械工业基础薄弱和创新不足，是解放军在升级其最新国产战斗机时面临的主要障碍”。我相信这是中国军事工业存在的现实困难，因为急需克服，才有人出来呼吁国家鼓励机械工业的发展。此文让人感到别扭的是它的结论，采访完解放军少将，记者又采访了一位澳门军事观察家，这位专家认为问题出在“在一个全民丝毫不重视独立思考的国家，何来自主创新成果呢？直到现在，对内地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无数学生来说，服从仍是压倒一切的重点”。如此一来，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问题，又封死了这个问题的出路，因为要想解决机械工业的问题，先得解决文明的问题。这就是我说的“漏斗式思维”，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种思维荒谬在哪里。

首先是以偏概全，大而化之，将工业技术上的一个薄弱点不打弯地上升到整个国家民族的劣质劣等（“一个全民丝毫不重视独立思考的国家”）；其次，直线揪到文化文明（“对内地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无数学生来说，服从仍是压倒一切的重点”）。转这篇报道的网站多为一些爱国网，可见转的人潜意识里也已深受此种思维浸染，不管有没有民族自强的意识。任何一国的工业都有其强项和弱项，有传统早就发展起来的取得优势地位的技术，也有后发的始终落于人后的弱势技术；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其天赋和能力弱点，有些技术极具天赋，有些就不擅长。这跟思考有什么关系？跟文明又有什么关系？如果跟思考有关系，那么哲学家应该都是最好的机械工程师了？如果跟文明有关系，那么同为基督教文明的西方各国，为什么只有一块金三角地带精密机械最发达？作为精密机械技术发源地的这个金三角，跨三四个国家的边境，尤以瑞士德语区和德国的一部分为中心，钟表技术（精密机械的始祖）就是在这里发展起来的，美、英、法都是输入了这里的人才（尤其二战后抢劫了一批），机械工业才发达的。连俄罗斯在叶卡琳娜时代也大量引进这一地区的工匠。至今全世界精密机械也还是这一地区发达，因为起步最早，日本人追了上百年，最后是抄了电子的近路，但传统精密机械尚未能赶超。以众所了解的日本，“不服从”和“独立思考”也不是其民族性吧，怎么人家照样能以电子技术抄近路呢？同样，这个精密机械发达的地区，其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却并不发达，甚至落于中国之后，是不是也可以因此下结论：在一个全民丝毫不重视独立思考的国家……

什么事都只能比可比的、不能比不可比的，否则逻辑就要出问题，一分析便漏洞百出。如果说“内地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无数学生”受害于服从纪律，被扼杀了创造性，以致中国机械工业没有创新能力，那澳门、香港的学生有西方殖民历史的保驾护航，理应不在受害行列，怎么也没创新能力引领中国机械工业呢？再说以“服从”、“独立思考”下结论也误导了不了解西方的国人。

三、被国人误读至深的西方民族性

由于我在上文提到的现代文明神话，中国人在诸多方面误读了西方人，中国人特别容易误读，也是因为我们常常以己之性来解读西方人。比如服从，说西方人不讲服从，真是天大的笑话，西方的强盛，精神同一性和组织纪律性是一大要素。近几十年受六七十年代左翼思想的影响有所放松，尤其公立学校乱象丛生，正是他们衰落的起因，可别把反的当正的引进。我在《人与宠物》（见本书第三部分）一文中写过，忠诚与听话乃西方人最看中的品质，不仅仅在人与宠物之间，人与人之间亦然。只要深入他们人际关系的核心地带，而不是听他们嘴上说和看他们外在表演（由于在这一点上特别压抑故专爱做这方面的表演，不逊于阿Q），就会惊心地感觉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误解之深之谬。

“表演”是我们与“上等国国民”打交道时要时刻提醒自己的词，这不是说他们如何阴险，而是自我意识过强，加上从小的驯化让他们在人前习惯于另造一个“我”，时常不由自主。这种个性的优点是在人前注意风度，坏处是集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集体面目，这些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也极擅长表演。我在法国听到法国父母最常挂在嘴边的词就是：“obéis！”（服从），而且干干的不拖泥带水，意思是“我不跟你讲道理，你先服从”。在很多方面是无理可讲的，小孩就得按规矩做。西方人服从规则就是从小被驯养的，驯养的力度远强于中国人的教育，法国至六十年代，学校都可体罚学生。可不少中国人总是把西方人的“服从”与中国人的“服从”对立起来，这不过是一码事的两种视角，各有切入点，但目的是一致的。

再说“独立思考”，这又是个西方人常挂嘴边的词，凡他们说个不停的，国人一般就以为他们必定满坛满罐。其实这是一大误解，西方人只是自我意识强，自我意识强不等于独立思考，至今带着很强宗教文明色彩的西方文明，恰恰缺乏独立思考，才将之立为追逐的理想。他们那种精神同一性对看明白的中国人来说，是极其压抑的，经常有“文革”（只是充满技巧的）在这里万寿无疆的感觉。为了证明机械技术水平与独立思考并无必然联系，我再举一个例子。金三角地带不但出机械工匠，还输送卫兵，梵蒂冈只在这一地区挑选卫士，因为这里的人像“猎犬”一样刻板守纪。可见机械技术能力与独立思考能力是不可比的两码事，脑袋太活了反倒不行。

四、破解“神话”背后的秘密

有人读到这里可能会反问：我怎么觉得这不是神话而是现实，神话国家就是比我们好，也比全世界其他地方好，你凭什么说这是神话？

破解政治制度、“独立”知识分子之类的上层建筑的神话，我在以前的文章里已做过，现在我们就来说说所有神话之成立、之被接受的基点：富。一国之富，正常情况下（不偷不抢）就是其创造财富的能力，能力强的国家、民族在历史上如果不遇大盗或大灾，就能富甲一方。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就是这样的情况，一直到十八世纪末都比那几个神话国家有钱，这意味着创造财富的能力比它们强。神话国家魁首英国，因为拿不出购茶、瓷、丝的白银，又制造不出能吸引中国人的商品，才密谋了鸦片走私。如果说那遥远的过去不足以证明神话国家并不具超人的创造财富的能力，我们就来看看两次大战后发展到六七十年代的英国。

为什么选这个时期？因为经历两次大战，虽是战胜国拿了战败国的巨量赔款，且战场并不在本土，但毕竟人力物力损失惨重，所以我们假定有一个恢复期。期间世界霸主的位置虽然丢了，但与新霸主美国关系特殊（皆为“集团”核心国家），依然是世界经济秩序的制定者。这意味着十九世纪暴富的基本条件依然存在，唯一少了直接抢劫中国及英帝国殖民地的便利。那么七十年代英国更富了吗？非但没有，而且衰退得负债累累。以致铁娘子上台不得不向金融家让步，放宽金融管制、私有化国企，将这个曾经的工业国家转为金融产业国。这剂在当时算是改革良药的方子，并未真正拯救英国经济，只是打了一针强心剂，将衰落推迟了二十多年。

读到这里，我们已经没法不得出这个国家劳动致富的能力并不强的结论，既然并没有超出全世界尤其中国创造财富的能力，那么近两百年来人家成为神话国家，而中国家道中落甚至破落得让某些“精英”觉得如果神话国家殖民了我们更好，靠的是什么呢？显然不是靠制度优越，因为英国政体自十九世纪以来至今未见改变，而且随着时代进步还更完善了；也不是靠人种优越，因为英国人并未被换血，而且教育和文明水平还提高了……总之英国十九世纪暴富的所有先决条件均未改变，只有一个条件变了，就是明的摧毁和抢劫不能做了，尽管暗的还在继续。如此追下去，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个推断，神话国家的富与摧毁和抢劫他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先来说说摧毁。近代以来只有“集团”直接掌权（或秘密控制）的“上等国”免于内部政治动荡，此奇迹既非文明亦非人种的优越，而是只有这几个国家幸免于外强插手的政治分裂，这使得其党派之争既不是内外之争，也不是上下之争，而是既未被推翻、也未被分裂的上层，从初始就设计好的轮流坐庄的体制。只有拥有共同权力核心的两党才能产生此一“民主”奇迹。而其余未被“集团”直接控制的大文明，只有两个命运：被肢解或被折腾。也就是说加在一起也就三条路：或被控制、或被肢解、或被折腾，逃得了前逃不了后。曾经包括西欧内部的法、德、西、意、葡这类国家，都未幸免于外力插手、政治分裂、改朝换代，欧洲之外更是动荡不止，全都给翻了个底朝天。在欧洲内部被毁的有西班牙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发生在俄罗斯的革命、内战、制度更迭，有一条隐线就是被折腾，只要你拒绝被控制，或你内部传统势力过大难以被控制，就躲不过政治动荡。沙皇如果像英王室那么合谋共事，哪会死无葬身之地？在欧洲之外被毁的，有奥托曼帝国和中华帝国。我们由此看到，“上等国”建立的基础之一，就是在两百年的时间里把这颗星球上所有能创造财富的地方都毁了。我们只要看看曾经富足的伊拉克，二十年间在还有丰富石油的情况下落到什么地步，且五十年、一百年都难以复生，就明白了。

毁了之后自是抢劫。我在此就不说十九世纪对中国的抽骨吸髓了，那段历史人人知道，只不过有人过了就忘。就是欧洲内部的抢劫，到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巴黎卢浮宫也能体察几分。每毁一个地方，都是人财两获，两百年间不间断。试想在被毁被抢的逆境下都能赶上来的中国，如果有同等条件，那还不富得流油？怎会让那么多“精英”以弃国为荣？

如果只毁、只抢倒也罢了，华夏文明自古也没少遭遇霉运，问题是人家还以毁和抢为手段制造神话，把因富而获的所谓“西方现代文明”说成是富的先决条件，进一步在精神上摧毁你。每制造一个废墟，他们就让废墟上身心俱毁、骨头被打软的人相信，他们的富强皆因文明和种族的优越，十九世纪直言优越，如今“文明和种族优越”换成了“民主与自由”，词换了，义未变。由于两百年来他们掌握了文明战争所有的话语机器，设计了一整套理论，什么神话制造不出来呢？更由于传播神话利用的是审美权和道义权这条近路，被毁、被劫的人最后连灵魂都附送上了。

有人可能还会问，那你怎么解释是英国打响了工业化的第一枪、发明了机器革命的鼻祖——蒸汽机？这难道也是神话的一部分？我们其实只要反问两个问题，这个“第一枪”是不是由文明和人种作为决定因素自然演进的结果，就会显露出来。问题一：从工业革命后来的发展看，德国人要比英国人更具机械技术的才干和发展基础，按自然演进的逻辑，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最先发生在德国？问题二：按自然演进的逻辑，率先发明蒸汽机的英国人应该一路引领工业技术的创新，为什么其后一系列重大发明都与之无关了？从后来新技术革命发生于美国看，工业化第一枪与新技术革命之间有一条真正引发奇迹的隐线，即世界金融中心的转移。这个中心移到哪里，哪里就成为技术革命的中心地带。

这从另一角度显示，支撑现代文明这些摧“枯”拉“朽”的神话之真身，是国际金融资本。无论是前面说的毁与抢，还是金融中心在哪里，其实就是旷世之财从哪里来并流向哪里。这才是“上等国”和“上等人”之由来，以及为什么只有这些国家近现代史像毫无悬念的喜剧，别国都是悲剧连连，每次搅得天下大乱，自己都是最后的赢家。

如果说审美权、道义权、信仰尽失是精神堤坝在内部被蛀空，那么神话就是为精神决堤从外部提供了洪水般的力量。精神堤坝是这内外夹攻才垮的，由此可见神话对文明战场略占上风的一方无比重要，它并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有着明确的受益者和动机的。伸进文明心脏的手：写在莫言获诺奖之后

这类由西方某国颁发、有“国际”声誉的奖，真实操纵人往往与颁奖国没有多大干系，他们要么是暗中篡变了原来由该国创办的组织，要么是以此国的名义成立，实则为国际征服集团服务的组织。很多我们以为的正式国际组织都有这个背景，更不要说那些非政府组织；很多我们以为的“国际奖”或“某国奖”都是由这群人操纵，以西方列强或国际社会的名义影响世界甚至发号施令，这才是今天世界被隐藏的现实。

一、这份“厚礼”是白拿的吗

几年前，我在法国电视三台看到一个名为“Thalasso”的海上旅游节目，有天晚上极其偶然地节目讲到中国青岛。在法国，哪怕是文化旅游节目，制作者也都非常自觉地按西方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斗争编排，鲜少例外，被视为意识形态敌人或利益对手的国家，连名胜古迹都遭殃，所以那期节目破天荒游到青岛，令我“受宠若惊”。那晚上看到的一个场景和配的解说词，多年过去了，我也没忘。

记得节目摄制组在青岛受到青岛文联一位作家的接待，估计是特意安排了一个较少官方色彩的文人出面，以为能跟洋人有共同语言。对西方的了解恐怕止于一打神话的作家，热心地带摄制组参观自己装修讲究的新居，想必是刚分到或买了一套房子，觉得自己经济上颇成功，再有模仿来的满嘴“人性”，人家就视他为“同类”了。可他不知道节目在法国播放的时候，解说词对他是多么蔑视，说他“不可避免地是穷人出身”（forcément pauvre），言下之意“最底层阶级窜到上层文人”乃共产党国家的特色。配着这段话外音的，是正敞开客厅的作家，用等待赞誉的目光让他们看锃亮的地板和新添置的沙发。这是很多中国新贵与有意和他们套近乎、骗得他们露怯的西方记者打交道时的常态。时常是看到那只戏弄的手沾满了被戏弄者的亲吻而哀到心死。

别以为自己脱掉旧衣，套上“名牌”西服，西方统治集团就真把你当“朋友”了，要不是为了拉起围剿中国的统一战线，人家都不屑让你进沙龙。你忘了一百多年的屈辱，人家连1949年被没收的一块面包都不会忘！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一个目标、放过一个敌人。西方政治如此“稳固”、几百年不出一回上下搅动、“民主”而不“走火”，就是暗封底层向上窜的直通车，因为他们深知让饿扁过肚子的人一步坐进贵族沙龙，就不必期待他的忠诚，那满腹的生存本能会孕育出狡猾和背叛。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在境外向他们最防范、最轻贱的人抛出橄榄枝呢？

对这次诺贝尔文学奖，我本来是不想置评的，因为一时之间我尚未洞察这步变线棋的真实意图，没有想明白这是礼物还是毒药。有那么多人为这个奖欢欣鼓舞，甚至有扬眉吐气的兴奋和胜利者的得意，泼冷水的人岂不要被骂疑心太重？总算有一次正面接轨，你也要鸡蛋里挑骨头吗？

我沉下心来想，他们“备了这份礼”究竟图什么？连打了三记耳光，这一次套上丝绒手套就让那张尚带着手印、火辣辣的脸忘了疼痛，你不就是承认它打人的权威和捉弄卑贱者的权利？我们这个在整个近现代史受尽欺辱的国家，真能换上礼服走进沙龙与打手们共进晚餐？如此具有颠覆力的奖，一个中国人去领受会不付代价？这头接礼的人真能白拿？

由西方国家经营、既有“国家”名义又以“国际”名义颁发的各种奖，挑中的“石子”无一不皆具政治和利益两个因素，无论是美术、建筑、舞蹈还是电影、文学、音乐，作品和作者的本质都被偷偷抽换掉，而是为一个庞大的征服全球的计划服务的。但这个计划并不摆在桌面上，也没有一个明示的纲领，操作技巧更不公开，唯一暴露的部分是对目标物的选择，整个计划的实现就是靠疏而不漏地挑选卒子，由此潜移默化地篡变艺术观、审美观、价值观、历史观，收拢解释权，垄断定价权，致对手不战而败。由于被挑选者只见局部，而只有挑选者能见全局，卒子的接力角色就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而卒子却不知道自己只是整盘棋中的一粒棋子。

二、“看不见的手”伸进文明的心脏

得诺贝尔文学奖、被奉为二十世纪的伏尔泰，是“看不见的手”培养颠覆历史的偶像之惯用步骤。所以每听国人感叹中国文学离诺贝尔奖还有多少年的距离之类的傻话，啼笑皆非之余，既觉得国人完全被蒙在鼓里、天真无比，又觉得傻也能傻得歪打正着，距离的确还没有缩短到足以让“看不见的手”称心地挑人，那年选中弃中国籍取法国籍的作家显然是匆忙而笨拙的一手，只起了破神话的作用，所以必在若干年后纠偏，下一步变线棋。“距离的缩短”与文学水平十万分扯不上，而与一国进入“狼群”猎食场的程度直接挂钩。

这类由西方某国颁发、有“国际”声誉的奖，真实操纵人往往与颁奖国没有多大干系，他们要么是暗中篡夺了原来由该国创办的组织，要么是以此国的名义成立实则为国际征服集团服务的组织。很多我们以为的正式国际组织都有这个背景，更不要说那些非政府组织；很多我们以为的“国际奖”或“某国奖”都是由这群人操纵，以西方列强或国际社会的名义影响世界甚至发号施令，这才是今天世界被隐藏的现实。只要破除迷信用正常的脑子推理一下，就一目了然：一个小国、几个评委何来操纵他国历史的能量？在当今被垄断的世界文化艺术市场，“杰作”早就不再由创作者本人和鉴赏者决定，这两个昔日艺术作品价值的真正决定者，被偷偷夺去了权力，尤其当有语言和文化内涵的作品不再由本文明的鉴赏者评判，而由毫无资质的“国际”机构定夺，这场史无前例的夺权战之杀人不见血，让看到的人倒吸一口凉气。从此一个流氓可以一夜之间被捧为艺术大师，一个小人可以翻手成为斗士，一个民间说书人可以一个跟头窜到精神领袖的宝座上，会有成千上万追逐荣誉的人贱卖良心走进候补者的队列，“看不见的手”就这么用画廊、书店、电影院将手伸进他文明的心脏。

一个民族将其文明的命根子——审美权拱手让人（认这些所谓的“国际奖”为最高评定标准），形同文明的心脏已经停跳，但由于并非白夺，而是一种交换，得到物质好处的个体被收买而不知，分散的利益满足掩盖了夺权的血腥。你能想象有一天由我们中国人来评判谁才是瑞典文学的最高水平？谁能给我们这个资格和权力？何况这个“国际”机构不过是以瑞典打掩护。如果单为文学鉴赏而给你这个奖，那就等于是免费的好处，可与西方人打交道切记没有免费的好处！给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代“没有文化的文学”，给在“受害者流水线”上模仿接力、专事哭诉让自己占尽便宜的时代以期与后世做最合算的交易的写作，给以洋铁签串烤土猪肉（洋魂土胚）为特点的“中国现代文学”，注射诺奖这样一剂强心针，正值复兴的中华文化必将翻过这一页的关口，用心何其诡异。

任何兵不血刃的权力交接，肯定有收买这一程序，只是台面上不叫“收买”。这一史所未有的交易，发生在文人墨客被市场从权贵身边解放之时，在初始的确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进步掩藏了更大权力悄悄地但不可逆转的脚步，何况在西方打造这个市场的人从一开始就是那个跨国征服集团。他们并没有按照市场的自然规律行事，而是以改变艺术观人为进行潜移默化的心理诈骗，用操纵审美来夺取定价权，再以定价权人为操控作品在历史长河中的价值！终极目的不是艺术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而是为了垄断和征服。

检验一个社会究竟落到了哪一步，测试剂是看“杰作”由谁说了算。对于那些并未创造自身文明的小国寡民，这并不构成问题，因其本来就是被他文明覆盖；而当一个创造了独立文明体系的国家，堕落到其艺人墨客将自己作品的最高评判权移到本文明之外，意味着这个文明的大脑休克甚至脑死亡。一个文明有两个权是不能丢的：道义权和审美权。一旦被抢夺走这两个权力，文明就成了身体尚未冷却的僵尸。那些“国际奖”的宗旨恰恰是围剿异己，抢夺这两大权力。

三、当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传声筒

有一次，我在由北京开往江南的高速火车上，隐隐瞥见前排有个男生（80后或90后）用电脑观看一部电影。细看画面，是先前我在巴黎电影院里看过的《Intouchables》，片名有译成《逆转人生》，也有直译为《不可触摸》。我因为亲眼目睹这部平庸之作被炒成“杰作”的过程，在距离巴黎一万公里以外的中国高铁里再次目睹此片，就像看到魔塘里搅动的水圈一直荡到了哪里。由此惊觉世界的统一，她往哪个方向统一，她往哪里收缩和聚集，她看似放大的收小，她形似宽阔的狭隘，她好似多彩的单调，她极似进化的退化，她往终点的飞奔急驰。

在已变成一个巨大传声筒的世界，这一幕难道不早在意料之中？只不过声音并不是朝四面八方传送的，而有着它设好的渠道和方向，话语从高处流向低处，这个坡度是人为搭建的，有人心甘情愿或无知无觉地待在低处。从“看不见的手”挑选出那粒小石子（赢利将落入“集团”手里的政治正确的样板作品），到看见石子被如何使劲抛进水中（从传媒昧着艺术良心联手捧场到西方各类大奖的接力配合），一直到瞥见石子激起的水圈之多、之大，全过程首尾相接，一环套一环，有自觉的接棒手，有傻乎乎追逐声音的传声筒，二者却能在惯性中齿轮般配合着转动，细品之后还真有点心惊肉跳。一部“杰作”的全部策划、推销过程，已经到了如此随心所欲、指鹿为马的程度，世界已经变得这么大而渺小、这么繁而一律、这么反而听话、这么知而无知，末日帝国的噩梦再度袭上心头。

我们看到传媒军团的运作就是利用了石头入水之后，绝大多数人不会再去探究石头的大小和轻重，人们看到的、口口相传的都是浮在上面的水圈、泡沫、浪花。境外的人更看不透“小石头”政治正确在哪里，它赢的利流向何方，他们只知道追逐“石头”落水的声音，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追上去，并越来越像地模仿那声音，“史上最……”像电流一样传遍各大都市。于是真正的杰作，因为题材不符合政治正确的样板，便被巨大的回声挤到无人能见的角落，毕竟看到全局的人微乎其微，没被利益链收买的人也很少很少，有良心兼有眼光的人更少更少，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犬儒，且将越来越犬儒。当利益的链条、征服世界的企图取代艺术那本来就少之又少的理由，世界的确越变越小。

在围剿中国的包围圈里，有没有一块“中立”的土壤，即便我们这边想有，那头真能容纳“不偏不倚的文人”？一个在西方记者面前说一套、在国内又占尽体制便宜的文人，在两面投资的游戏中下的究竟是什么赌注？以“只是不想制造无用的麻烦”来安慰等着他行动的西方记者，究竟是在“戏耍”还是真心表态？“农民的狡猾”真能逃过历史的眼睛、生前的魔术真能换成死后的丰碑？一个占尽好处的“叛逆者”还能与后世做交易吗？“行吟诗人的慷慨，必以在人生战场的彻底失败做筹码，非此权当是无病呻吟”，这话我以前写的，现在依然没有改变看法。

四、要拿奖，先表态

最后，由我这个党外人士，站到一个在法国记者面前表白自己“早就不信共产党”的中共党员与一心要剿灭这个组织的西方之间，来评点他们互抛的眼神，岂不是天大的笑话！人家玩腻了边缘小丑，直接收买体制大腕，多么漂亮的变线棋！在这个世界，你如果没有尊严，不要说世界统治集团，就是一个小国都可以玩弄你。

现在就看大腕下一步玩谁的游戏，领奖时敢不敢为自己的国家辩护（这在今天是需要真正勇气的），还是贬一贬自己的国家（有外部强权撑腰，这做起来非常容易和不付代价）以衬托自己的“独立”与“高尚”？一如他在西媒面前已做得非常圆滑的“点到为止”。不管玩哪一边的游戏，都不再可能全摆平了。真要“独立”就不要领“奖”，地上哪来馅饼？自诺奖公布后，法国媒体就一再对不解和不满的读者解释：莫骨子里是我们（西方）的人，并翻出以前对他的采访作证。在西方媒体笔下，莫就是个体制内挖出的政治符号，人家现在就等着得主包好礼物直接付款了，并已经预告：领奖时将会表态。是什么让西方媒体吃了这颗定心丸？又是“狡猾”地玩了他们一把？遇上这个“债主”可不像前一个能欠着不还！礼物和毒药历来是掺在一起分发的，此次何来例外？观察世事，不光别被指着月亮的手指纠缠，也别因为看到月亮而沾沾自喜。

我在《荒唐的文学世界奖》（2008年）一文中写过：“我总在想剩下的世界那几个‘幸运儿’，尤其是那些先领到‘背叛者’证书然后才被排进候选者队列的人，几十年甚至百多年后，占到的便宜会变成什么？如果千年帝国没有建立起来，百世流芳的梦想就会随之破灭，那么今天的这满把荣誉，简直就是轮盘大赌，谁输谁赢还不知道呢。”在国未被灭之前，一切都还是个赌注。

遍观华夏文学史，赚得永世功名、万世眼泪的文人无一例外都是刚直不阿、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末世失败者或牺牲者，这是受尽欺辱的华夏最后的脊梁。从屈原、辛弃疾、文天祥、方孝孺、史可法到宁可饿死不吃嗟来之食的朱自清，这一祭奠精神历经磨难、穿越世纪而从未中断，难道这几十年的“坠落”真的移变了这千古基因？这个世界正气已经决然让位于猥琐？

《被颠覆的文明》第二部分 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

《被颠覆的文明》第二部分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