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参见ac43573733

16. 米南德一世“救世主”（Menander I Soter，B.C.165(155?)-130）

米南德一世可能是最富盛名的印度-希腊国王，不仅古代西方史料中有关于他的记载，在东方的佛教典籍《弥兰陀王问经》（也译《那先比丘经》）中，他更是中心人物之一。除了文字记载以外，米南德一世留下的钱币学证据也极为丰富，以他的名义打造的钱币存世极多，且种类多样、做工精湛，出土地域也十分广泛，足可证明他在位时印度-希腊王国的国力臻于极盛。

佛教典籍《那先比丘经》（《弥兰陀王问经》），米南德一世可能是唯一载入佛经的希腊统治者

米南德一世的生平在佛教典籍《弥兰陀王问经》中有一定的记载。该书作者不详，约在公元前2至1世纪写成，在魏晋时期流入中国并被译成汉语，名为《那先比丘经》。该书另有巴利文（注：古印度的一种文字）版本，流传于南传佛教各国，后者一般译为《弥兰陀王问经》。两个版本的经书基本内容相近，但巴利文本较汉译本增加了数卷内容，不过一般认为这部分内容可能是后世僧人添加的，因而汉译本或许更为接近原始版本。书中记载了古代印度的高僧龙军（汉译本称为“那先”）与北天竺的舍竭国（Sagala，即奢羯罗城，位于今巴基斯坦北部的锡亚尔特附近）的弥兰陀王（Milinda）辩论佛理的故事，主流观点认为，这位弥兰陀王就是印度-希腊王国的国王米南德一世。书中对米南德一世的出生地描述如下——

那先问王：“王本生何国？”

王言：“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

那先问王：“阿荔散去是间几里？”

王言：“去二千由旬，合八万里。”

那先问王：“曾颇于此遥念本国中事否？”

王言:“然恒念本国中事耳。”

佛经记载米南德一世的家乡在万里之外的“大秦国”、“阿荔散”。“阿荔散”显然是亚历山大城的译名，但“大秦国”在巴利文本的《弥兰陀王问经》中并未出现，所记里程也不是二千由旬而是二百，远不到八万里之遥。因此部分研究者认为，“大秦国”一语可能是古代的汉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添加的，因古代中国人已经知道西方有大秦国，而大秦有城名“犂鞬”（指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其到印度自然也有“八万里”。然而，亚历山大大帝建立的以自己命名的城市远不止一座，现代史学家多认为，此处的“阿荔散”并不是指埃及的亚历山大，而是指高加索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of the Caucasus，此“高加索”指今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脉），故此，米南德一世应是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出身。

希腊化时代的中亚和北印度地区。亚历山大大帝在当地建立了很多以自己命名的城市，其中或许就包括佛经中弥兰陀王的故乡“阿荔散”

同书也记载了米南德一世的国都：

“北方大臣国名沙竭，古王之宫。其国中外安隐，人民皆善。其城四方皆复道行，诸城门皆刻镂，及余小国皆多高明。人民被服，五色焜煌，国土高燥，珍宝众多，四方贾客卖买皆以金钱，五谷丰贱，家有余畜，乐不可言。”

在佛教典籍中，米南德一世的王国繁荣昌盛，国都奢羯罗富丽堂皇，人民安居乐业。虽难免有所夸张，但从米南德一世出土钱币之丰盛上，可得到部分印证。

关于米南德本人，书中记载如下：

“生于海边为国王太子，字弥兰……弥兰少小好读经学异道，悉知异道经法，异道人无能胜者。弥兰父王寿终，弥兰即立为国王。”

“其王弥兰以正法治国，高才有智谋，明于官事，战斗之术无不通达。能知九十六种道，所问不穷，人适发言，便豫知其所趣。”

在佛经中，米南德一世出身王族，从小博学多才，继位后以正法治国，文武双全。书中还记载他先与多名高僧论道，都令对方哑口无言，后遇同样能言善辩的僧人那先，才令他心服口服。书中还有多处提到米南德出行时有五百骑随行，这些人在巴利文本中被明确称为“耶槃那人”（Yavanas）、即古印度人口中的希腊人，应当是米南德一世身边的一些希腊贵族和近侍。其中部分侍从的名字似为希腊人名的印度化音译，比如有一近臣名为“沾弥利”（Devamantiya），或许就是希腊人名“德米特里”的转译，并且书中记载在聆听米南德与那先论道后，五百耶槃那人中的一些人当场皈依了佛教。虽然情节或有虚构，但从出土的希腊化钱币上出现的一些具有佛教元素的图案（比如大象、佛塔、菩提树等），以及其他的一些考古学证据来看，当时在印度的希腊人有部分接受了佛教信仰是很有可能的。

不过，钱币学研究无法证明米南德一世的出身是否如佛经所言。尽管他发行的钱币在币重标准、使用的字母组合等方面被认为与印度-希腊国王安提马库斯二世（B.C.174-165）相仿，或许是继承自后者，但他是否出身王室则不得而知。也有学者认为米南德一世的领地继承自另一位印度-希腊国王阿波罗多特斯一世（B.C.180-160），或者干脆认为他原本并非王储，而是远征印度的希腊军队的将领，后来在印度自立为王。

安提马库斯二世（上）及阿波罗多特斯一世（下）钱币，米南德一世的王位被认为可能继承自这两位国王

除了佛教典籍，西方古代史料中也有多处提及米南德一世。古罗马史学家斯特拉波的《地理志》记载说，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在印度征服的部落比亚历山大大帝还要多，其中尤以米南德为甚，甚至扩张到印度河入海口附近的巴塔林（Patalene），以及Saraostus和Sigerdis，后两处地区大致对应今天印度最西部的古吉拉特邦和巴基斯坦东南部的信德省。大约成书于公元1世纪（作者失载）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也提到，在当时的印度仍然流通着数百年前的古希腊君主们发行的钱币，其中包括“亚历山大、阿波罗多罗斯和米南德”，可以印证米南德在印度开疆拓土的功业。

印度-希腊王国在其极盛时期统治了兴都库什山以南直至印度河流域的大片领土，除了印度河上游的犍陀罗和旁遮普之外，其疆域甚至一度延伸到印度河下游入海口地区和恒河流域

米南德一世在印度有可能比他的前辈走得更远。斯特拉波记载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人扩张到了恒河流域的华氏城（Pataliputra，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位于恒河中下游，曾为孔雀王朝和巽加王朝等古印度国家的王都），许多古印度史料也提及了来自北方的耶槃那人的大规模入侵，尽管相关记载十分隐晦模糊。大约生活于公元1世纪的古印度学者伽尔吉的文集中收录有一篇名为《时间往事书》（Yuga Purana）的经文，采用假托上古先人预言的方式来记录过去已经发生的历史，其中就提到了耶槃那人进军巽加王朝首都华氏城的事件——

“那时，在征服了娑枳多（Saketa）、般阇罗（Panchalas）和秣菟罗（Mathura，今印度的马图拉）后，那些邪恶好战的耶槃那人将会到达花座之城（Kusumadhvaja，即华氏城）。它那厚重的夯土城墙将轰然倒塌，整个国家将陷入一片混乱。最后，一场大战将会爆发，伴随着树似的机具（可能指攻城器械）……”

经文继而“预言”，耶槃那人将带来一场大乱，甚至连婆罗门和首陀罗的地位都被颠倒过来。如果这一描述可信，希腊军队应当攻占了华氏城，并在当地建立了统治，颠覆了印度原有的社会秩序，但耶槃那人不久又因为内乱而撤退——

“耶槃那人将会统治这里，国王将销声匿迹。但那些极度好战的耶槃那人将不会停留在Madhyadesa（大致在今印度中央邦一带），在他们自己的国家爆发了一场内战，这将是一场惨烈的战争……”

从这段记载可以推测，也许希腊人的后方——巴克特里亚爆发了内乱，导致希腊军队被迫回师，故而他们在恒河中下游地区的统治并不长久。由于史料匮乏，也有部分历史学家否认希腊军队曾攻占过华氏城，或者认为他们只是短暂地兵临城下。导致希腊人撤退的这场内战，或许就是古罗马历史学家查士丁记载的篡夺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位的欧克拉提德斯一世（B.C.171-145）以300人击败印度王德米特里的6万大军的一战。

印度-希腊王国疆域，米南德一世可能曾大举远征到恒河中下游、甚至攻占华氏城，但因史料模糊，难以定论

另一些古印度史料也记载了希腊人在北印度的征战。古印度的梵语语法学家帕檀贾利在其著作《大疏》（Mahābhāsya，约公元前2世纪中叶写成）中为解释梵语的过去时态，使用了如下的一些例句，比如“耶槃那人那时正在围攻娑枳多”，“耶槃那人那时正在围攻Madhyamika”，可见希腊人的入侵给古印度人留下了深刻而广泛的记忆。在印度东北部曾发现一块古代石刻铭文，记载了公元前2世纪古印度的羯陵伽国（Kalinga）国王喀罗吠剌（Khāravela）的功绩。其中一段铭文称，当听闻喀罗吠剌的大军出动时，耶槃那王Dimita（德米特里？）不敢应战，只能率领自己手下毫无战意的军队撤退到秣菟罗以保存实力。虽然碑文意在夸耀喀罗吠剌的武功，却也反映出希腊人一度深入印度腹地的历史。

不论西方还是印度的古代史料都未记载入侵华氏城的希腊统治者的名字。斯特拉波称德米特里乌斯和米南德都征服了印度，但多数史学家倾向于是米南德攻克了华氏城。一般认为，德米特里乌斯一世作为第一个翻越兴都库什山脉入侵印度的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似乎不太可能一口气推进到恒河中下游，钱币学的证据也显示他在北印度的领土可能局限于兴都库什山以南的一些曾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过的地区，并且直到他的后继者才开始发行印度式的钱币，表明德米特里乌斯一世时希腊统治者可能还不熟悉如何在印度进行统治。而到米南德一世时，希腊人在北印度已经统治了一段时间，也已经熟悉了如何在异族地区进行统治——希印双语币的大量出现以及米南德的钱币直到百年以后都被印度人继续沿用，都可以佐证这一点。并且北印度的巽加王朝此时可能也日益衰弱，米南德一世应该有比前人更有利的条件去征服恒河流域。

德米特里乌斯一世银币，银币上的国王头戴象皮盔，显然意在标榜自己征服印度的功绩，然而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德米特里乌斯一世发行过希腊-印度双语钱币，似乎表明他还没有适应如何在新征服的印度地区进行统治

虽然在华氏城（巴特那）尚未发现可以证明希腊人曾在此建立统治的考古学证据，但在秣菟罗（马图拉）发现过包括米南德一世在内的多位印度-希腊国王打造的钱币，以及一些本地统治者发行的仅具人名而无国王称号的钱币，有理由推测后一类钱币的发行者或许是印度-希腊王国在当地的附庸和代理人，故在他们自己打造的钱币上不称王号。并且在马图拉附近还发现过一段古代梵语石刻铭文，铭文的开篇即是“在耶槃那王国的第116年、冬季第四个月的第30天……”，一般认为此处的116年为耶槃那纪元，换算为公元纪年相当于公元前58年左右，可见印度-希腊王国的势力范围应当包括了恒河上游的秣菟罗，并且可能在此保持了较长的一段时间的统治。

秣菟罗石刻铭文，其上的耶槃那纪年显示出印度-希腊王国在恒河流域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统治

当希腊人在印度征战四方时，他们的老家巴克特里亚却后院起火。欧克拉提德斯一世在巴克特里亚篡位，复辟了一度被推翻的狄奥多托斯王朝，并向北印度的欧西德莫斯王朝诸君发起挑战。尽管斯特拉波笔下与欧克拉提德斯一世交战的印度王名为德米特里，但此人究竟是谁一直众说纷纭，不排除同为印度-希腊国王的米南德一世可能也和欧克拉提德斯交战过、并且遭受了失败——在北印度地区出土的大量以欧克拉提德斯名义打造的希印双语币，足以证明欧克拉提德斯一度夺去了印度-希腊王国北部的大片领土。在《那先比丘经》中，米南德一世曾表示自己非常思念家乡阿荔散（高加索亚历山大里亚），或许就是因为那里当时被欧克拉提德斯占领，使得米南德一世有家难回。在巴利文本《弥兰陀王问经》中，米南德一世在那先劝他皈依佛教时这样作答：“尊者啊，如果我出家为僧，我的生命将不长久，因为我的敌人太多了。”似乎也反映出他当时面临强敌威胁。不过，欧克拉提德斯最终在从印度回师的途中被其子弑杀，巴克特里亚王国从此陷入内乱、一蹶不振，米南德一世或许也因此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并得以在西起兴都库什山、东至恒河中游的广大地区确立起稳固而长久的统治。

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欧克拉提德斯一世发行的希印双语银币，这类双语币的大量出现，很可能表明他确如史书所言，在对印度-希腊王国的战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所有的印度-希腊国王中，米南德一世的出土钱币数量最多，种类也最丰富。他的钱币仍然是经典的印度-希腊式样，但他使用最多的守护神是“人民的守护者”雅典娜（“雅典娜·阿尔基德莫斯”，Athena Alkidemos），其形象呈站姿，一手持盾、一手投掷闪电，与马其顿首都佩拉城(Pella)出土的雅典娜女神的雕像如出一辙，显示出他对希腊文化传统的坚持。这似乎也表明巴利文本《弥兰陀王问经》最后记载米南德在与那先论道后大彻大悟、把王位传给其子后出家为僧、最终修成正果的故事不太可信，因为钱币学的证据显然不足以支持米南德王改信佛教一说，他明显没有放弃自己对希腊神的信仰。实际上在汉译本《那先比丘经》中也并无米南德王出家为僧的记载，巴利文本中的这部分内容有可能是后世的僧人添加的。但是，米南德一世对佛教应当也是接受、至少是持包容态度的，在他发行的希印双语铜币上的确出现过明白无误的佛教法轮的图案，只是这种钱币的数量比较稀少。比起真心诚意的改信，米南德一世更多可能是出于笼络人心、维护自己在印度的统治的考虑，才采取了包容接纳佛教的政策。

采用阿提卡币重标准打造的米南德一世银币，正面为头戴头盔、手握标枪的国王像，背面为一手举起盾牌、一手投掷闪电的“人民的守护者”雅典娜，周围环绕有希腊文铭文“国王救世主米南德”，这种只使用单一希腊文的钱币应当是米南德一世面向巴克特里亚地区发行的，数量很少，可见他很可能未能在兴都库什山以北维持稳固的统治

采用印度标准打造的几种米南德一世双语银币，正面为头戴王带或头盔的国王头像，也有一些为手持标枪的背面像，环绕有希腊文铭文“国王救世主米南德”，背面的图案仍为“人民的守护者”雅典娜，环绕有同样内容的佉卢文铭文

另一种米南德一世双语银币，正面为头戴头盔的雅典娜头像，背面图案为猫头鹰、在古希腊神话中常作为智慧女神雅典娜的象征，钱币正反面的铭文同上

米南德一世发行的印度式的方形双语铜币，正面图案同上，背面图案则为饰有戈耳工怪物头颅的盾牌，正、反面双语铭文同上

米南德一世发行的另一种印度式的方形双语铜币，正面图案为大象，背面图案为赶象棒，铭文同上

米南德一世铜币，正面为赫拉克勒斯的头像，背面图案为赫拉克勒斯的狮子皮，铭文同上

米南德一世铜币，正面图案为公牛头，背面图案为阿波罗的三角架祭坛，铭文同上

米南德一世铜币，正面为头戴头盔的雅典娜，背面为手持橄榄枝和棕榈枝的有翼的尼克女神，铭文同上

最能反映米南德一世的佛教信仰的双语铜币，正面图案为佛教中象征八正道的法轮，背面图案为棕榈树枝，铭文同上，然而这种铜币的出土量极为稀少，似乎表明米南德一世改信佛教乃至出家为僧一说并不十分可信

据古罗马史学家普鲁塔克记载，米南德一世最后在军营中去世，而非《弥兰陀王问经》记载的放弃王位出家为僧。不过，普鲁塔克也记载由于米南德一世深受臣民爱戴，在他死后，他统治下的许多城市都为他哀悼，并争相要求埋葬他的遗骨。最后因争执不下，只好决定将他的骨灰分葬到王国各地，在每一座城市都建塔纪念。普鲁塔克的这段记载也许只是取自道听途说，但分葬骨灰、建塔纪念一说却与佛教中的舍利塔相吻合，米南德一世身后产生这类传说并一直流传到古代罗马，很可能便与他生前对佛教的推崇有关。约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古代斯里兰卡编年史书《大史》（Mahavamsa）也记载称，在相当于公元前2世纪、也就是米南德一世在位时，从耶槃那人的城市Alasanda（应指高加索亚历山大里亚）来了一位耶槃那人出身的佛教长老，他带领三万僧人来到斯里兰卡，参加了佛塔的奠基仪式。尽管三万比丘之说显然过于夸张，但这可以作为米南德一世以及他统治下的希腊人受到佛教影响的一个佐证。

在米南德一世之前，一些希腊君主发行的希印双语币上就出现了具有佛教色彩的元素，比如大象、佛塔和菩提树的图案。米南德一世之后的部分希腊统治者有更明确的迹象显示他们可能信仰佛教，比如米南德二世，其钱币上出现了法轮、狮子以及佛教中祝福的手势，还在钱币的铭文中使用了“法王”和“达摩（佛法）的追随者”的称号。此外，许多考古学证据也反映出米南德等希腊君主治下佛教的发展。在巴基斯坦出土的一个装盛佛骨舍利的圣物盒上，刻有一段这样的铭文：“在Kārtikka月的第14天，在米南德大王的统治下，释迦牟尼的肉身遗物……被安放”。在印度北方邦曾出土一座约公元前2世纪的战士雕像，其人身着短袍、头戴象征希腊君主的王带，手持代表古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常春藤叶，然而在其佩剑上却赫然出现了佛教三宝（佛、法、僧）的象征符号。在巴基斯坦北部著名的布卡拉佛塔（Butkara Stupa），考古学家不仅发现该塔自孔雀王朝时代建成以来在印度-希腊王国时期经历了大规模扩建，还在扩建层中发现了一枚埋入其中的米南德一世的钱币。因此，在米南德一世治下，印度-希腊王国的佛教得到了广泛发展，这一论断应当是成立的。

在今巴基斯坦出土的装乘佛骨舍利的圣物盒，盒上的铭文表明这件佛教法器制造于米南德统治时期

出土于印度北方邦的耶槃那人雕像，其人身着短袍，衣摆的纹路同古希腊服饰相仿，头戴象征希腊君主的王带，手持象征古希腊酒神的常春藤叶，然而他佩戴的佩剑上却有佛教三宝的符号，很可能反映了佛教在印度-希腊王国的传播

位于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布卡拉佛塔始建于孔雀王朝时期（图中阶段①），在印度-希腊王国和印度-塞种人王国时期（阶段②、③、④）经历了多次扩建，最终在贵霜帝国时期（阶段⑤）臻于极致，在佛塔的扩建层中，考古学家还发现了米南德一世的钱币

米南德一世对佛教的推崇加快了希腊文化与佛教的融合，最终在后来的贵霜帝国时期催生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犍陀罗艺术风格。但米南德一世也是最后一个统治整个印度-希腊王国的国王，在米南德一世死后，希腊人在印度的统治便很快分崩离析、每况愈下了。

现代画家笔下的《弥兰陀王问经》

希腊-巴克特里亚及印度-希腊王国世系（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