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链接：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33074192_Soviet_Peasants_and_Collectivization_1930-39_Resistance_and_Adaptation

引言：适应与抵抗

集体化是俄罗斯地区整个历史上农民农业最重大的变革，当然比20世纪90年代的有限的非集体化、20世纪初的斯托利平改革，甚至15至18世纪的农奴制逐步实施要大得多。学者们用戏剧性的措辞描述了集体化：作为农奴制的重新创造，作为严酷的殖民剥削，作为“伟大的苏联（或俄罗斯）农民战争”的最后阶段，以及为镇压乌克兰民族主义而进行的种族灭绝【卢因（Lewin），1985a：178-88；菲茨帕特里克（Fitzpatrick），1994：128ff；维奥拉（Viola），1996：3，14，29，ff；格拉齐奥西（Graziosi），1996；康奎斯特（Conguest）， 1986；以及 Commission on the Ukraine Famine，，1988】。基于这些观点，这些学者淡化了农民对新制度做出任何适应的程度，而是把反对、反抗和抵抗作为农民对集体化的反应。在他们看来，农民使用了各种方法，从公开叛乱到隐蔽行动，来挫败和破坏集体农场制度，并在其中表达他们的自主性【Scott， 1985】。【1】许多甚至大多数这些作者把任何其他反应都视为“妥协”或“顺从”，并认为支持该制度的可能性是不太可能的，也不值得一提。我将这种观点称为“对集体化农民反应的抵抗解释”。

抵抗研究为学术话语带来了许多新的信息，改变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苏联历史的一些基本认识，揭示了，正如林恩.维奥拉（Lynn Viola）所说的，“与斯大林主义政治体系并存的一个半自治的世界，有着许多层次、文化和存在、经验和生存的语言”【维奥拉（Viola），2002：1】。这些方法也与历史和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建立了联系。然而，这些学者在运用这种解释的方式上有所不同。维奥拉，写了一本关于农民抵抗的最重要的研究，最近在一部作品中指出，抵抗“只是苏联社会对斯大林主义国家反应的一个部分，可能是很小的一部分，其中还包括妥协、适应、顺从、冷漠、内部移民、机会主义和支持”【维奥拉（Viola），2002：1，15 fn. 35，43】。另一方面，有些人以一种简化的方式运用这种方法；格拉齐奥西（Graziosi）甚至断言，在1930年2月集体化运动达到高潮时，村庄已经团结起来，“克服了他们最初的分歧”，反对集体化【格拉齐奥西（Graziosi），1996：52】。这种关注抵抗的方式最终导致了一种误导性甚至不准确的解释集体化农民反应。本文承认许多农民确实对集体化进行了抵抗，并分析了抵抗的某些方面的性质和意义。然而，它根据标准的社会科学来源批判和新的证据显示，抵抗并不是最常见的反应，更多的农民以使其能够运行并解决关键农业问题的方式适应了新制度。

抵抗解释假设，抵抗的证据，在档案文件中，主要是来自各个分支的OGPU（Ob’edinnoe gosudarsvennoe politicskoe upravlenie，或统一国家政治管理局，1923年至1934年苏联秘密警察的名称），但也有农民的信件、回忆录来源和某些学术作品，代表了农民的态度。我们当然知道，在20世纪20年代，很少有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而且大多数农民只是在1930年代的集体化运动中，在征税和去富农化的威胁下才加入农庄。【2】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来源显得不太有说服力，也更有问题。例如，OGPU有明确的目标，就是揭露政治威胁。在1929年4月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北高加索地区委员会书记A.A.安德烈耶夫（A.A.Andreev）警告他的同事们不要根据OGPU的报告做出决定：

然后，我们不能根据GPU【官员们经常以这种简写的方式提到OGPU】的报告来研究政治形势。GPU是为了发现和揭露我们国家最坏和最不利的情况而成立的，如果我们只根据GPU的报告来制定我们的政策，我们就会一直处于恐慌状态，这是很清楚的，我们的头发会一直竖起来【丹尼洛夫（Danilov）等人，2000：第四卷，403页】。

这段话中的关键词是“只有”：安德烈耶夫（Andreev）认为OGPU的报告不是虚假的，而是具有误导性的：它们使人认为情况比实际上的整体情况要糟糕得多。俄罗斯学者谢尔盖.朱拉夫列夫（Sergei Zhuravlev）在20世纪90年代写道，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他对一部最近的文献集的介绍中，他解释说，OGPU的文件强调了负面的事件，而这些文件并不是“全部故事”【维奥拉（Viola），1998：ix，xvi】。

如果苏联官员和至少一些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学者认为这些文件不能完整地反映农村的情况，那么我们在从中进行概括时必须非常谨慎。例如，许多抵抗解释的学者根据OGPU偷听并报告的农民的话语，得出了关于抵抗的深远的结论。然而，其中一位学者希拉·菲茨帕特里克断言，农民习惯性地以最坏的方式解释苏联的政策【菲茨帕特里克（Fitzpatrick），1994：288，291】。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关于农民观点的轶事引用就有问题了。例如，如果一个农民站在一群农民中说他讨厌集体农庄，而且拒绝播种，他的话可能并不反映他的真实意图，更不用说他的行动了。此外，菲茨帕特里克（Fitzpatrick）引用了一些来源，表明一旦农民加入了集体农庄，他们就会认同它，并抵御非集体化农民的攻击【菲茨帕特里克（Fitzpatrick），1994：156ff】。如果kolkhozniki（集体农庄的农民成员）形成了这样一种“集体农庄爱国主义”的感觉，并且在多年后还记得它，那么抵抗的轶事有多么具有代表性或意义呢？以及只基于孤立的抵抗报告的学术研究有多么有效呢？“集体农庄爱国主义”的模式暗示了农民对制度的适应程度要比抵抗解释所允许的高得多，甚至可能暗示了制度对农民的妥协程度也要高得多。

这些问题是发展中社会的社会历史研究的特征，尤其是在专制政府下。人手不足的政府，分散和受压迫的农村人口，以及受审查的新闻媒体，使得数据收集困难并容易受到扭曲，这几乎使得无法获得真正能代表整体状况的证据。Miles Fairburn在他的社会历史方法论研究中，将这种碎片化来源的问题确定为根本问题：除了某些例外，没有直接的方法来确定这些证据有多具有代表性【费尔伯恩(Fairburn)， 1999，章节2-3】。由于OGPU的证据大多是轶事，并且如上所述，偏向于特定类型的信息，抵抗解释很容易是从一个不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中归纳出来的谬误，而本文将提供支持这种评价的证据和论据【费舍尔(Fischer)， 1970：章节4】。虽然这些证据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和新类别的苏联社会历史信息，但它也有基本的局限性。

本文通过重新审视抵抗解释，探讨了农民对集体化的适应问题。它首先解释了为什么集体化可以被认为主要是一种改革，而不是抵抗解释所假设的一种攻击。然后它考察了农民在两个方面的反应：集体化的过程，特别是1930年初集体化运动期间的叛乱，以及农民在集体农庄的工作，特别关注1931–33年的饥荒。然后它概述了一种对农民对集体化的适应的替代解释，这种解释提供了一种更完整和有效的解释农民在1930年代及以后对它的反应。

在这个讨论中，我也使用了OGPU等其他来源的资料，但我是在意识到从一个不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进行概括的问题的基础上，对某些主题进行了阐述。我在几乎所有情况下的论点不是针对这些资料本身，而是针对学者们使用这些资料的方式和学者们从这些资料中得出的结论。我对他们使用这些资料的主要批评不是关于这些资料是否真实，而是关于是否可以从这些资料有效地推广到其他人或地方，换句话说，这些资料是否真的具有代表性。在写关于抵抗的文章时，学者们自然会寻找证明抵抗的证据，并因此使用了一些偏向于抵抗的来源，而这些来源又是从一个已经偏向于那个方向的来源库中选择出来的，这本身就使得他们的来源不具有代表性。为了说明从这样一个来源库进行概括的局限性，我将详细检查这些证据中的关键部分，并且也引用了这些来源中显示其他反应发生的证据。我还提出了一些与抵抗解释在关键点上相矛盾的更一般性的证据。

集体化作为一种改革

几乎所有关于集体化的研究，甚至大多数只是简单讨论它的作品，都将它描述为一种为了工业化而剥削农业的手段，通常提到叶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原始社会主义积累”的概念。这种传统观点认为，政权是在1927–29年的“粮食危机”中开始实行集体化的，当时农民据称主要因为低价而从市场上扣留粮食，尽管有好收成，但在城镇造成了短缺。政权采取了“非常措施”，征用，从村庄中获取粮食，而斯大林决定实行集体化，因为这样政府就能更容易、更便宜地获取粮食。反对这一政策的布哈林及其同僚的右派反对派的失败，使斯大林得以实施这一计划（参见埃尔里奇（Erlich ）【1955】；维奥拉（Viola）【1996： 20ff】；卢因（Lewin）【1985c： 92-9】等）。

我将简要讨论这些要点，以显示它们忽略了20世纪20年代农业环境的关键方面，并误解了苏联领导人实行集体化的动机。【3】这个讨论很重要，因为这两个主题为理解农民的反应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背景。

这种传统的解释忽略了饥荒的中心农业背景。苏联政权部分是因为城镇的饥荒而上台的，这是斯大林在1917年描述的一场危机。【4】随着这场饥荒在1918–20年间加剧，布尔什维克人和他们的“白色”反对者一样，从农民那里征用粮食来养活士兵和城镇居民。【5】内战期间的城市饥荒与1920-21年两年严重干旱造成的更大规模的饥荒相融合，为了缓解这场饥荒，苏联从美国救济署获得了超过718000吨的食物。和其他大量的进口【费舍尔（Fisher）， 1927： 554；克伦克（Khenkin）， 1988】。恢复开始后不久，1924年又发生了另一场严重的干旱，政权再次进口食物。1925年和1926年的收成较好，但1927-29年的收成较差，导致1928-29年乌克兰发生饥荒，政府组织了救济，并导致1929年城镇出现短缺和配给。苏联政府在这一时期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这引起了大量农民向城镇和工业地点迁移，并加剧了粮食供应问题。这场危机再次迫使政权进口食物，尽管五年计划有需要【蔡斯(Chase)， 1990；霍夫曼（Hoffman）， 1994；曼宁（Manning）， 2001；波利亚科夫（Poliakov）， 1958；以及陶格（Tauger）， 2001a】。

苏联领导人将1917-21年的城市饥荒归咎于“投机者”——商人和农民为了获得更高的价格而扣留粮食，从而在没有短缺的情况下造成了饥荒。然而，他们认为由于作物歉收而发生的饥荒是传统农民农业落后的结果。阿列克谢.雷科夫（Aleksei Rykov）（20世纪20年代苏联政府行政机构的负责人，与斯大林一起是政治局成员），在写1924年饥荒时，将苏联农业描述为“亚洲式的”。格里戈里.彼得罗夫斯基（Hrihorii Petrovskii）（苏联乌克兰政府首脑）在1928年写道，与法国或美国的农民不同，他们既能养活自己的国家又能出口，苏联农民甚至不能可靠地养活自己。斯大林在1926年指出，苏联农业如果没有工业发展提供必要的设备，就无法发展【雷科夫（Rykov），1925： 1；彼得罗夫斯基（Petrovskii），引自Tauger， 2001a： 170；斯大林（Stalin），1946-51： Vol.8， 117-19】。这两种对饥荒的解释与当今的观点有很多共同之处。【6】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领导层决定实行集体化。这一政策的第一步是制定一个计划，在苏联的东部地区建立几十个国营农场（sovkhozy）（大型机械化国营农场），这一计划是在1928年斯大林的倡议下实施的，但经过了专家和中央委员会的多次讨论。这些农场是建立在苏联东部地区（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伏尔加河流域和其他地区有广阔的偏远无人居住的干旱土地）的非农民土地上，因此这些国营农场不是为了剥削农民而建立的。这些国营农场将生产150万吨可销售的粮食。这个计划明确地以蒙大拿州拥有6万多英亩土地的托马斯·坎贝尔的完全机械化农场为模型，在1928-- 29年迅速实施；根据负责这些农场的机构的机密报告，到1930年，这些国营农场生产了计划目标数量两倍的粮食。【7】

苏联领导人确信，大规模的机械化农业比传统的农民农业更现代化和高效；国营农场项目表明，大规模的机械化农场在苏联是可行的。【8】这些领导人明确地将这个计划作为集体化的试验项目，并以此为依据，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们在农业上花费了数千亿卢布，这一点也是提取论的拥护者通常忽视的。【9】因此，虽然领导层在集体化中肯定还有其他目标，但国营农场项目和20世纪30年代及以后在农业上的大量支出表明，他们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使用当时看起来最现代化和可靠的方法来增加粮食生产。

集体化的过程是破坏性的，往往是暴力的，特别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残酷的强制迁移人口——去富农化——的措施。【10】这也并不是实现政权目标的唯一或必然最好的手段。然而，这些证据和更多的资料表明，从斯大林开始，实施集体化的官员认为自己是在进行一项现代化的计划，而不是在重建农奴制或进行种族灭绝。斯大林特别反复否认政权在集体化中试图剥削农民。【11】

农民对集体化进程的反应

这一部分主要关注1929-30年冬季的最初集体化运动，这期间发生了绝大多数的抗议活动。【12】抵抗解释认为，农民从一开始就反对集体化，并在1929-30年的集体化运动中进行了激烈的抵抗。最近关于苏联和特定地区的专著和文献集记录了1929-30年期间的显著和广泛的抵抗【维奥拉（Viola）. 1996；伊夫尼茨基（Ivnitskii）， 1994；麦克唐纳（McDonald），2002；丹尼洛夫（Danilov）等人， 1999-2002；维奥拉（Viola）等人， 1998；瓦西里耶夫（Vasil’ev）和维奥拉（Viola）， 1997】。最重要的文件是1931年3月的一份长篇OGPU报告，该报告列出了1930年发生的13754起农民抗议事件。该文件指出，OGPU只有一些10000多起事件的参与人数数据，这些数据总计约250万人。如果我们按照实际上有比那些有数据的事件多出三分之一的抗议事件来推算，我们可以估计，在所有这些抗议事件中，可能总共有约330万人参与。总数可能更少，因为某些抗议事件可能没有数据，因为它们太小了，不值得估计。不过，显然，反对集体化的人比反对1918-21年内战以来的任何农业政策的人都要多。

然而，根据1926年的人口普查，苏联的农村人口超过了1.2亿，其中超过7000万人，约占60%，年龄在15岁以上，而到1930年，这些数字还在增加。OGPU文件中证实的大约330万名抗议者，只占成年农村人口的5%左右。然而，超过一半的农村家庭经历了一定程度的集体化，总共超过6000万人，其中超过3500万是成年人【维奥拉（Viola）， 1996： 103；丹尼洛夫（Danilov），1988：42，47】。那么，其他已经集体化的数千万家庭和几乎50%没有加入集体农庄的家庭又怎么样呢？在这份文件是正确的程度上，即使它低估了抗议者的总数，它也表明了苏联绝大多数农民，根据这份文件中的数据，大约95%的农民没有参与反对集体化的抗议。换句话说，这份关键文件实际上支持了维奥拉（Viola）的观点，即抵抗只是苏联社会对苏联政策反应连续体中的“很小一部分”。

最近的一项地区研究证实了抗议活动的罕见性。麦克唐纳（McDonald）在她关于Pitelin叛乱的文章中指出，在Riazan okrug（一个介于省和区之间的地域单位）的6350多个村庄中，只有34起群体骚乱，涉及约175个村庄，不到3%，而且没有一起骚乱达到Pitelin案的规模，后者也只涉及几个村庄【麦克唐纳（McDonald），2002： 100】。即使在抗议活动更广泛的地区，除了少数例外，抗议活动也只涉及少数村庄，甚至在许多叛乱村庄中，也只涉及少数农民。【13】麦克唐纳（McDonald）认为，叛乱很少发生，因为当地官员经常保护许多村庄免受集体化运动最严厉的影响，通过不完全或更温和地执行政策。然而，故事还有更多。

为了评估农民抗议的证据，我们需要问：抗议者到底在反应什么？根据1931年3月的OGPU文件，1930年2月至4月的抗议活动中，有68%是反对集体化的（其余的是反对反宗教运动、粮食征购、食品短缺和其他问题），而绝大多数发生在1930年3月。1930年的骚乱中，至少有四分之一只涉及女性或主要涉及女性；其他的则包括女性作为一个大的少数群体。在反集体化的骚乱中，抗议者通常要求并拿回了当地官员或使者为集体农庄“社会化”了的牲畜、农作物和设备。在某些情况下，抗议者袭击了村里的官员、使者和“活动家”，或者破坏了财产。

在这些行动中，农民首先是对官员或使者在组织集体农庄时使用的强制手段做出反应，这些手段包括威胁将农民划分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到犯罪暴力，如强奸或殴打，或逮捕和没收财产和驱逐出村。农民还对当地教堂和神职人员的反宗教行动，以及农村的粮食短缺和饥饿做出了反应，正如前面所提到的。【14】

上述的虐待行为必然震惊和冒犯了许多农民；“社会化”的行为必然激怒了许多农民，因为它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存，从他们在夺回财产时表达的愤怒可以看出。然而，根据这份OGPU文件的作者所能获得的307起女性抗议的数据，其中213起是通过“解释和说服”解决的，而在其中57起中，官员向抗议者让步。当局只用武力解决了其中的7起（占2%）。此外，苏联在许多农村地区的人员在1929年就已经开始给较贫困的农民配给食物；官员可能为了安抚一些抗议而提出扩大这种援助。【15】

1931年OGPU报告的总体数据也显示了同样的模式。在列出的13754起“骚乱”中，根据这份文件，只有150起是“起义”，涉及武装抗议者的军事行动。这当然是一大批叛乱，也代表了严重的抵抗，但它仍然只占抗议总数的一小部分。OGPU用武力镇压了更大的一部分，但仍然是少数，如表1所示。【16】

表1.武力镇压的农民骚乱，1993年2月至3月

资料来源：Danilov等人【1999-2002年：卷2，805】。

换句话说，将这份文件解释为农民以13754起叛乱来回应集体化是错误的。这些事件中有超过90%的规模很小，没有暴力，而且从上面提到的307起女性抗议的情况来看，大多数都是和平解决的，而且往往对农民有利。

这些抗议的时间顺序也有助于我们解释它们。绝大多数抗议发生在三月，四月的抗议少得多，二月的抗议更少。这表明，在二月，农民是针对最严重的虐待和新建或扩建的集体农庄中最不可能的情况进行抗议的。然而，三月和四月抗议活动的激增，必然反映了1930年3月2日斯大林发表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的影响，该文谴责了地方官员的过分行为，并声称集体农庄必须是自愿组成的。许多资料显示，苏联各地的农民都阅读了这篇文章，因为它几乎发表在每一份报纸上，正因为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指责当地官员强迫他们加入集体农庄，离开了农场，并进行了抗议【戴维斯（Davies）， 1980a： 270-72】。

从历史的角度看农民的抗议，可以对这一系列事件提供一个解释。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俄罗斯历史学家尤里.博卡列夫（lurii Bokarev）分析了1826-49年期间的农民起义，发现它们与外部事件，如灾荒或压迫性政策，没有显著的统计相关性【博卡列夫（Bokarev）， 1996】。他认为，农民经常忍受领主和官员的虐待，但在三种情况下会发生叛乱：当当局强迫他们以与他们的传统不一致的方式行事时；当他们被迫做一些他们不理解的事情时；或者当某些消息来源向他们表明，他们认为冒犯的法令或其他指令是假的，或者包含了当局试图向他们隐瞒的符合他们利益的成分时。虽然到了1930年，俄罗斯农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有很多证据表明，许多，也许是大多数农民在他们的态度上仍然非常传统【穆恩（Moon）， 1999： 325–55】。然而，在另一个层面上，运用这种类比并不需要我们假设农民的传统主义，而是农民的从属。博卡列夫(Bokarev)的论点，以及我对它们的运用，不是文化解释，而是先例，是农民能够想出来理解他们与外界关系的那种理性解释的例子。1930年3月和4月的情况在基本方面类似于这个先例。

首先，集体化是一个大多数农民不理解的计划。抵抗学者们记录了在1930年初在村庄里传播的奇怪的谣言。不管这些谣言还表明了农民的什么心态，它们显然反映了对集体化的误解。甚至农民将集体化视为农奴制也扭曲了这项政策（如上所述）。【17】他们的困惑可能解释了为什么绝大多数的抗议，正如1931年OGPU报告所指出的，是通过解释和说服来解决的。

来自俄罗斯中部省份梁赞的OGPU报告提供了这种模式的更多例子：当集体农庄组织者进行了足够的解释工作时，集体化就顺利进行了。在一个村庄里，组织者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他们进行了抵抗，而在另一个邻近的村庄里，组织者详细地解释了集体农庄，农民就加入了。在另一种情况下，女农民来到村里的会议上，打算破坏它，但当她们发现集体农庄到底是什么时，她们就加入了【维奥拉（Viola）等人， 1998： 134–5， 170】。当然，我们无法知道这些轶事性的报告有多具有代表性，尤其是因为大多数资料都关注的是问题而不是有利的事件。但这些资料确实记录了一些农民以适应而不是抵抗来回应的情况。而1931年OGPU报告证明了大多数抗议并不是暴力叛乱的证据，以及它暗示抵抗并不是农民的多数反应的证据，都反过来暗示了这种适应性的反应必须至少和抵抗一样普遍，如果不是更普遍的话。

其次，斯大林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显示了官员的行为是错误的，而且官员向农民隐瞒了符合他们利益的信息，尤其是当官员试图向农民隐瞒这篇文章时。【18】斯大林是根据关于集体化期间的过分行为和农民抗议的秘密报告，以及包括乌克兰的彼得罗夫斯基（如上所述，他是苏联乌克兰政府的首脑）在内的地区官员的呼吁，来纠正局势而写这篇文章的。因此，农民的陈述和行动是斯大林信件的来源之一【丹尼洛夫（Danilov）等人， 1999–2002：卷2，832-3】。政治局出版了斯大林的信件，希望避免更大规模的叛乱。斯大林的密友和苏联高级官员谢尔戈·奥尔忠尼启泽从乌克兰写信说，在镇压了三次叛乱后的三月下旬，如果没有斯大林的文章和随之而来的中央委员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法令，“我们在乌克兰会有非常激烈的复杂情况”【丹尼洛夫（Danilov）， 1999-2002：卷2， 368-9；瓦西里耶夫（Vasil’ev）和维奥拉（Viola）， 1997： 233】。然而，由于大多数抗议活动是在斯大林的文章发表后发生的，因此很难逃避这样一个结论，即这篇文章，因为它符合农民对隐瞒文件的怀疑，并且部分基于他们的要求，刺激了许多抗议活动，就像它导致农民离开集体农庄一样。至少也可以想象，如果这篇文章没有发表，一些抗议或离开农场的农民可能只是默默地接受了集体农庄。

因此，虽然1930年初的抗议是对官员暴力和虐待的直接回应，但它们似乎也反映了一种传统的抗议模式，这种模式是由政权强加了一个农民不理解的政策，然后又反口否认了官员的行为，从而符合了农民的期望，这与过去农民中普遍存在的“沙皇神话”类似【菲尔德（Field）， 1989： 1–30】。这反过来又表明，虽然农民并不是自愿加入集体农庄的，但他们的抗议和离开集体农庄可能往往是对官员强加集体农庄的反应，而不是对集体农庄本身的反应。

最后，那么没有反抗的另外90%的农民呢？有些农民并不反对集体化，甚至支持它。在1929年3月，Riazan okrug的一次会议上，农民建议苏联政府应该拿走所有的土地，让农民以工资的形式在上面工作，这个概念与未来集体农庄的运作并不太远。一份OGPU报告引用了Shilovskii raion（区）Riazan okrug的一位中农在1929年11月的话，说粮食征购是艰难的，但必要的；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生活，必须建设工厂和工厂，而这需要粮食【维奥拉（Viola）等人， 1998： 14， 81】。在1930年1月，也就是运动期间，有些农民说，“是时候放弃我们的个体农场了。是时候退出那些了，（我们）需要转向集体化。”另一份来自1月份的文件报告了几起农民自发地组建集体农庄和合并他们的土地的情况，这是集体化的一个基本部分【维奥拉（Viola）等人， 1998： 120， 121】。上面总结的博卡列夫（Bokarev）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原因，为什么许多农民没有反抗集体化：集体农庄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土地使用和平均主义分配原则方面，与苏联各地公司村庄中的农民传统和价值观并没有太大差别。无论如何，这个例子，以及绝大多数农民没有参与反对集体化的抗议的证据，明显地反驳了上面引用的格拉齐奥西（Graziosi）的断言，即村庄是“团结一致”的反对集体化。

对集体化后续历史的类似但更复杂的分析也可以进行，比如农民离开和重新加入集体农庄，以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私人小块地”的意义。然而，出于篇幅和清晰度的原因，我将转向抵抗论的第二个主要领域，即农民在新体制下的工作。

农业劳动力抵抗与农业生产

抵抗解释的第二个主要组成部分涉及集体农场制度内的农民被动抵抗，通常使用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普及的类别来看待：日常抵抗、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记录【斯科特（Scott），1985；科尔伯恩（Colburn），1989；斯科特（Scott），1990】。一些学者用一般性的术语和使用新档案材料的个案研究讨论了这种抵抗。他们的研究引用了许多关于农民威胁抵抗的轶事例子，例如声称他们不会播种或收割作物，以及行动，例如盗窃，或拒绝工作，尽管官员的要求，或者当田野看起来准备好收割时例如【卢因（Lewin），1985b；维奥拉（Viola），1996：213；菲茨帕特里克（Fitzpatrick），1994：129；彭纳（Penner），1998：27-68；和陶格（Tauger） 1991a：章3-6】。

这些轶事报道是有问题的，正如上面所讨论的，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它们是否具有代表性。评估这些证据的一种方法是将实际的历史记录与我们可能期望发生的情况进行比较，如果这种抵抗是典型的模式，例如在农业生产中。斯科特认为，日常的抵抗行为“成千上万地相乘……最终可能会使他们在首都的所谓上级梦想出来的政策变成一团糟”【斯科特（Scott），1985：35-6】。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苏联政权在集体化中的主要目标是增加粮食生产，而所有的抵抗学者都声称农民的抵抗对农业产出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维奥拉（Viola），1996：211；彭纳（Penner），1998；菲茨帕特里克（Fitzpatrick），1994：70】。关于这些论点的一些问题，请参见Tauger 【2001b：26】。然而，表2中的20世纪30年代的粮食收成，没有一个抵抗学者详细讨论过，如果有的话，却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19】

表2中的统计数据是基于1932年（40%）、1933年（60%）和1937年（98%）超过77，000个、超过154，000个和超过235，000个集体农场的年度报告。1930年和1931年的数据来自其他档案和已发表的资料。1931-38年的数据肯定是，而1930年的数据可能是，这一时期唯一可用的真实收获数据，由农场人员在完成农场工作后自己记录和计算。斯大林时代公布的苏联官方统计数据是政府官员准备的预收获预测，他们进行了高度可疑的抽样调查，通常被称为“生物产量”。这些数据部分地受到政治压力而膨胀，因为它们，而不是年度报告数据，作为计算农场必须向政府机构支付的粮食征购和其他实物支付的基础，以便在城镇和出口中后期销售。斯大林后期的学者和西方学者根据档案年度报告数据将斯大林时代的数据下调了20%或更多。【20】

表2.1930-39年苏联粮食收获量和产量的近似值（百万公吨）

资料来源：Tauger【1991b：76，84；2001c：412；1991a：289】；Davies等人【1994：286】

表2中的数据显示，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粮食收成每年都有很大的变化。根据“抵抗解释”，有人可能会认为小收成反映了农民的抵抗，但是如何解释1935年和1937年的大收成呢？农民的态度肯定会影响他们的工作：一份档案资料指出，当1936年4月政权允许哥萨克人在苏联军队服役时，一些哥萨克集体农庄的人欢欣地耕种了比他们通常做的更多的土地【丹尼洛夫（Danilov）等人，1999-2002：卷4，318，751】。

尽管如此，尽管抵抗学者提出了轶事证据，但有明确而充分的证据表明，20世纪30年代的收成主要和大部分是由环境因素造成的。严重的干旱使1931年和1936年的收成大幅下降（尽管那些哥萨克人努力了），1934年和1938年的收成适度下降，一系列自然灾害使1932年的收成成为这十年中最低的，也是1932-33年饥荒的主要原因。【21】

虽然20世纪30年代农民的抵抗确实发生了，但要证明它对生产的影响是极其困难的。例如，在1931年，农民播种了创纪录的面积；尽管有些播种得太晚，但在更好的天气条件下，作物会多得多。同样，1933年的收成改善，以及1935年和1937年的好收成，首先是由于天气有利。【22】其他学者强调了环境因素在20世纪30年代的主要重要性，例如显示土壤耗竭、干旱和其他情况降低了1931-32年的收成。一位俄罗斯学者在最近对乌拉尔集体农庄的研究中显示，影响集体农庄劳动生产率的最重要因素是气候【惠特克洛夫特（Wheatcroft）等人，1998：98ff；齐加诺夫（Tsyganov），1991：68，69，77】。

要看到这些收成数据如何与抵抗论相矛盾，可以考虑菲茨帕特里克（Fitzpatrick）的论点，他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初，农民通过“一般不愿意在集体农庄上工作”来表达对集体化的不满。这位作者引用了一份报纸报道，称“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农民”在1933年春天声称，政权“无论如何都会拿走粮食”，即使他们被分配了紧急种子援助，也拒绝开始播种。基于此，菲茨帕特里克（Fitzpatrick）断言，农民通常试图通过减少种植面积来降低生产【菲茨帕特里克（Fitzpatrick），1994：71】。然而，档案和甚至一些已发表的资料，来自1933年大多数集体农庄的报告，清楚地显示，农民种植了更多的土地，并且如表2所示，在1933年比1932年生产了更多的粮食，尽管有饥荒——事实上是因为饥荒，这将在下面讨论。特别是，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集体农庄平均在1932年播种了884公顷，在1933年播种了977公顷，换句话说，在饥荒期间增加了10%。【23】因此，来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那份报纸报道，并没有代表那一年大多数农民的观点或行动，并且作为整个20世纪30年代农民反应的指示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出于同样的原因，所有这些来自OGPU文件的关于农民拒绝工作的轶事引用，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有问题的，往往是毫无意义的，作为他们行动及其后果的总体指标，如果从这样的证据中得出大多数或所有农民都抵制在农场工作的一般化或结论，都是无效的。

在这样的极端版本中，抵抗解释会导致人们期望集体农庄制度无法运作：农民会避免工作，进行破坏和诡计，生产很少或没有。这种解释的著作很少表明农民实际上进行了任何农业工作；从这些研究中看来，几乎所有农民所做的就是表现出抵抗。即使当这些学者将农民描述为“适应”新制度时，他们似乎也是用那个术语和相关概念来表示，农民发展了新的方式来抵制这个制度。【24】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收成数据表明，这种解释与该制度工作的结果不相符。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农民适应了新制度，并在每年的关键时期努力工作。当条件有利时，收成是足够的，有时是丰富的；当不利时，结果是作物失败，如果收成特别低，就会发生饥荒。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自然灾害和作物失败（1933年、1935年、1937年）之后的几年里，收成更大，表明许多农民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甚至是饥荒中，努力生产更多，克服危机。这意味着除了证据问题之外，抵抗解释（至少在其极端版本中）是片面的、简化的和不完整的。农民对集体农庄制度的反应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抵抗，否则就会严重地遗漏和歪曲实际事件。一个更完整和准确的解释必须考虑到抵抗之外的更多因素。以下讨论概述了一个替代解释，从评估农民抵抗在整个农业形势中的地位开始。

农民对集体农庄制度的反应因地区、时期、环境和经济背景以及苏联政策的变化而不同。一个更完整和客观的分析将试图描述他们所有的反应，但必须应对上面讨论的源头的危机导向：在某些地方或时期，农民反应的全方位可能是不可能记录的。这样的调查还必须防止夸大“抵抗”内容的倾向，并最小化不显示抵抗的内容。当人们读到农民拒绝在某些集体农庄或一系列集体农庄中工作时，有时人们会开始认为这些短语是委婉语或一种代码，意思是“每个人”、“每个地方”和“总是”。事实上，当然，OGPU人员确实写了“每个地方”和“总是”，当他们这样想时。这种关注也可能导致研究者将抵抗的概念扩大到包括那些可以理解的和暂时的对自然灾害、管理不善或其他问题的反应，而不是对制度的攻击。

由于我们知道，即使在饥荒年份，许多农民也努力地生产粮食，而且史料往往关注问题，因此，一种记录农民对集体农业的各种反应的方法是以比抵抗论中的作品通常做的更批判的方式检查一些史料。我们不仅仅是引用抵抗的轶事，而是要试着确定农民在特定情况下为什么抵抗，或者他们的抵抗行为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我们也可以找到农民努力工作的证据；虽然这样的例子往往是轶事，但大多数劳动抵抗的例子也是如此。最后，我们可以检查一种独特的史料，它提供了一个特定但有代表性的案例中农民行为的整体视角。

首先，我们需要解释一下抵抗的意义。学者们经常引用OGPU报告中农民不出去工作，或者只有少数集体农庄成员工作的情况。这些报告必须在1930年及其后几年，大多数集体农庄存在劳动力过剩的背景下理解。1930年4月的一项调查发现，北高加索地区的集体农庄只能雇用其可用劳动力的60%，而乌拉尔地区的集体农庄只能雇用50%；年底的一项广泛调查发现，中伏尔加、中央黑土州和乌克兰地区的集体农庄的劳动力利用率更低，从25%到31%不等【Sots. zem.， 1930年4月2日， p.3； 1930年12月16日， p.2】。1930年的低劳动力使用率似乎并没有减少农业工作量：例如，在1930年中期对中伏尔加地区进行的几乎完整的调查发现，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比1929年增加了六倍多，并占该地区播种面积的三分之一，尽管集体农庄只占该地区家庭的22%。【25】农场之所以能够在低劳动力出勤率的情况下增加耕地面积，是因为集体化消除了传统的分散分配土地的方式，这是苏联村庄中典型的土地所有制模式。这种模式限制了许多农民的能力，特别是因为20世纪20年代的人口增长导致分配土地减少。【26】一旦消除了这种基本上是中世纪的制度，就可以用更少的农民耕种所有村庄土地。多年来，农场拥有的劳动力超过了他们所能雇用的劳动力，尽管有去富农化和招募农民从事工业劳动的行为。【27】因此，低劳动力出勤率可能不是抵抗的标志，而是集体农庄工作实际需求的结果。

然后，经常有集体农庄成员不去工作，是因为集体农庄的收入分配计划。显然，1930年的大多数集体农庄和1931年的许多集体农庄都采用了平均化的收入分配方式，尽管有指令要求按照工作量（1931年按照劳动日制度）进行分配。许多集体农庄成员认为他们应该获得相同的收入，但并非所有人都这样认为：在乌拉尔地区的一个集体农庄中，一些农民拒绝平均化，说‘我们都做同样的工作，因为每个人都害怕赚得更多，以免超过别人’。【28】当一些集体农庄开始以平均分配工作和报酬的计划进行工作时，农民就不再出去工作了。然后，农场宣布他们将根据每个成员的工作量进行报酬，所有人都出去工作了，甚至（在一个案例中）提交了医生证明他们没有劳动能力的成员也出去工作了。【29】诚然，这些都是轶事性的史料，但它们确实暗示了对用来记录抵抗的其他轶事性史料的另一种解释。

在其他情况下，农民把他们的青少年子女送去集体农庄工作。1930年的一项调查发现，青少年甚至儿童劳动力是集体农庄的宝贵后备力量。在一些研究的农场中，成年人因为食物短缺而拒绝工作，所以青少年承担了播种、除草等重要的工作。他们想工作，并且会长时间地工作，直到被制止：‘我们在家里没事可做’，他们说，‘我们不想照顾妹妹和弟弟，也不想拖水，还不如在这里多干点活，比起追赶狗来说’。【30】在其他情况下，然而，拒绝工作迫使一些农场，即使有劳动力过剩，也不得不雇用来自集体农庄以外的农民以工资的形式工作。【31】史料没有说明这些是没有集体化的农民，还是集体农庄成员为了得到更多的报酬而进行的一种诡计。

更重要的是农民如何工作的问题。抵抗的解释与旧观点相一致，即集体农庄不能提供以更高报酬为形式的足够激励。有些学者将1932–33年的饥荒本身归因于农民的劳动抵抗，意思是由于农民没有努力工作的动力，他们没有生产足够的东西【彭纳（Penner）， 1998；索洛维（Solovei）， 1958： 27-9； Kul'chyts'kyi，1991：190， 96， 206】。这些研究没有考虑到降低1932年收成的环境因素，如果他们根本讨论过的话。一位学者讨论了农民如何在1933年比1932年生产更多收成的问题，并将他们的工作归因于国家控制的增加【彭纳（Penner）， 1998： 468】。【32】以下几节，关于1932年和1933年、1936-37年饥荒期间的农场工作，显示了这些论点夸大和过于简化了情况：农民在农场中的工作是他们适应农场的重要部分，而且农民有这些研究没有充分考虑到的激励。

1932年的集体农庄面临着极其困难的条件。1931年的收成非常低，尽管播种面积很大，但主要是因为干旱，还有组织和供应问题【陶格（Tauger）， 1991a：章.6； Kul’chyts’kyy， 1991： 150-216】。低收成和粮食征购使许多农场在1932年初就几乎没有或没有食物，特别是在伏尔加、哈萨克斯坦、乌拉尔和乌克兰等干旱地区。这导致许多农民逃离他们的村庄寻找食物。1932年2月的改革使报酬更紧密地与工作挂钩，并禁止平均化收入分配，但许多农场误解或忽视了它们，或者执行不正确，而饥荒条件鼓励平均化分配。政府发放了粮食援助和种子贷款，但这些往往延迟和不足。

结果，农民饥饿，往往挨饿，对政权及其官员感到愤怒。外国观察员目睹了农民对官员的公然敌意的场面【卡林尼克（Carynnyk）等人， 1988： 40， 42， 71， 94-5， 106–7】。OGPU报告和其他档案史料报告了许多农民拒绝工作的案例。东西伯利亚的一些集体农庄成员拒绝工作，直到政府提供种子，政府在1932年5月提供了种子，而在许多其他地方，农民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在当时的乌克兰，根据OGPU报告，拒绝工作具有‘群众性’的特征，在许多农场中，只有青少年和妇女，或者‘积极分子’，忠诚的共产党员种植作物【RGAE， f.7486， o.37， d.235， l1.142–37， 16864】。往往农民没有足够的种子，他们的马很虚弱，他们的拖拉机坏了，或者他们没有收到1931年的收入，因为征购从他们的集体农庄中拿走了太多。尽管如此，仍有数千万公顷被播种；官方数据显示，1932年的粮食播种面积为9900万公顷，仅比1931年的播种面积略低。

在1932年的收获季节，苏联农业遭遇了危机。自然灾害，特别是由1932年中期的潮湿天气引发和加剧的植物病害，严重降低了作物产量。OGPU报告，虽然是轶事性的，但显示了农民对集体农庄制度的广泛反对。这些文件包含了许多关于集体农庄成员面临饥饿、集体农庄官员和其他人的管理不善和虐待、以及绝望条件的报告：马儿死去、拖拉机停工、作物受到侵害、流浪者的煽动【RGAE， f.7486， o.37， d.235， l1.26347， 216 15， 283-77，等等.】。【33】农民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些申请退出他们的农场，有些离开去外面做有偿工作，有些工作敷衍了事，在收割时故意留下田里的粮食，以便以后为自己拾取。

根据这些来源，农民最常见的“抵抗”形式是将集体农庄分成个人田地来收割。这些行动在某些情况下是由一种关于国家秘密法令解散集体农庄的谣言刺激的；北高加索的一位农民敦促分割他的集体农庄，因为（他认为）乌克兰的集体农庄已经被驱散了【RGAE，f.7486，o.37，d.235，l1.205-199】。然而，在这种情况和许多其他情况下，农民的行动没有反对或破坏的质量，没有暗中试图破坏国家的企图。他们的要求是公开的，有时以向上级当局请愿的形式正式化，并且诚实：被允许以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工作。在几种情况下，农民敦促分割集体农庄以挽救收成并为政府提供更高的征购额【RGAE，f.7486，o.37，d.235，l1.263-47 205-199】。这些要求和行动不容易适应抵抗解释，因为农民明确地表示他们打算将他们的行动作为一种满足政府要求生产更多并满足征购配额的手段。

除了这些情况之外，尽管或因为1932年夏秋季的危机状况，许多农民试图在体制内工作。1933年初，OGPU和其他人员调查村庄，以确定饥荒的程度，以进行救济工作。他们的报告总是显示，虽然饥荒主要影响那些没有赚到很多劳动日的农民，但它经常打击那些赚了数百个劳动日的农民，以及高效、成功的集体农庄【鲁季奇（Rudich）等人，1990： 390-94 397-8， 401-6， 406–13等】。显然，由于许多集体农庄成员在1932年秋季的征购运动之前都是勤劳和成功的，抵抗远非全部故事。

到1933年初，苏联正处于一场灾难性的饥荒之中。饥荒在不同地区的严重程度不同，但普遍存在。在一月份努力征购更多粮食之后，政权在二月份开始了拼命的努力，帮助农民生产粮食。政治部（politotdely），这是政权在1933年初引入国营农场（sovkhozy）和机械拖拉机站（MTS）的机构，在这些努力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机构由每个MTS或sovkhoz的一小群工人和OGPU人员组成，他们撤换了违反了政府关于农业工作和征购的指令的官员，用他们认为更可靠的集体农庄成员或国营农场工人代替他们，并组织和帮助农场在1933年获得好收成。他们得到了强制性的、强制性的法律的支持，在某些地区的农场中执行劳动纪律，但也得到了苏联历史上最大的种子和食品援助，576万吨，以及在乌克兰、乌拉尔、伏尔加河等关键地区设立的特别播种委员会，以管理农场的组织和供应方面的区域层面的问题。【34】

饥荒地区的农民虚弱无力，据估计，有四百万到七百万人死于村镇的饥荒。然而，不知怎么的，总的来说，农民在1933年比1932年更努力地工作。到1933年6月1日，农场已经播种了比前三年（193032）同期更大的面积。德国农业参赞奥托·席勒（Otto Schiller）在1933年夏天驾车穿越了主要的农业地区，行程达6000英里，他描述了一个得到极大加强和巩固的集体农庄系统。他将这既归因于行政压力和饥饿作为一种激励力量，也归因于有效的管理和劳动组织。【35】来自苏联各地的报告表明，那些曾经避免在集体农庄工作的农民现在互相竞争工作，并且比以前对集体农庄的工作有了更好的态度【陶格（Tauger）， 1991a： 457-8】。而结果，如表2所示，是1933年收成的显著增加。如前所述，年度报告数据来自超过7.7万个集体农庄，占40%，在1932年，以及超过15.4万个集体农庄，占60%，在1933年，来自苏联各个地区【陶格（Tauger）， 1991b： 78； 2001c： 54】。因此，毫无疑问，这些统计数据所反映出来的工作强度、条件改善和产量提高的一般模式实际上是代表了全国各地的情况。

为了提供这种变化的内部视角，我们可以研究农民对饥荒的反应的一个案例研究：一个地区政治部（politotdel）行政长官向中央当局报告的长篇报告，关于政治部门和他们管理的集体农庄在1933年的工作。这份报告日期为1933年12月22日，来自中央黑土地州（CBO），这是一个高度集体化的、主要的粮食地区，也是一个饥荒地区：报告两次提到了大规模的饥荒死亡、饥荒水肿和食人现象。【36】因此，CBO可以被认为是苏联在这个危机时期的一个相当典型的地区。以前没有任何一项研究，包括苏联和后苏联的出版物，曾经详细地研究过这些报告中的一份。这个来源尤其重要，因为它基于一年中该地区数十个机械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数千份报告，提供了一个关于农民在一个关键年份的工作的整体描述。它因此比OGPU文件和新闻中发现的孤立事件的轶事性报道更具包容性和普遍性。因此，即使这份报告只涉及一个地区，但那个地区是一个重要而高度有代表性的地区，而且这份报告比所有OGPU报告加起来都更好地揭示了农民对危机的反应的整个范围，特别是关于农民在集体农庄中的工作。

报告首先描述了1933年初的危机状况：农民饥饿和死亡，马匹筋疲力尽，死亡和被忽视，拖拉机维修不好或根本不维修，集体农庄成员、拖拉机司机和个体农民的劳动纪律松弛，经常出现拒绝工作和逃避责任的情况。政治部门开始通过与集体农庄成员交谈和组织他们，并清除集体农庄、MTS和其他当地机构中所谓的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根据报告，集体农庄成员参与了这些行动，并从中产生了对工作的热情。在政治部门的帮助下，MTS和集体农庄比1932年提前15天完成了播种，并播种了340万公顷，而1932年只有285万公顷。他们第一次使用化肥并分选种子，他们对更多的种子进行了防治植物病害的处理，他们有时对作物除草两三次，并采取了防治昆虫的措施。他们在65天内完成了粮食作物的收割，而1932年则用了70天，在1933年12月完成了脱粒，而这一过程在1932年则持续到了该地区的1933年3月。他们在1933年11月完成了粮食征购（1932年的征购像脱粒一样持续到了1933年春季），偿还了所有的种子贷款，在集体农庄中形成了必要的内部资金，并且仍然能够比前一年向集体农庄成员分配更多的劳动日报酬，从而结束了该地区的饥荒。集体农庄成员还为所有的牲畜提供了基本的饲料，并建造了粮仓、牲畜棚、俱乐部和其他建筑物【RGASPI f.112， o.26， f.21， 11.229-205， 204-197】。

由于这些努力，CBO在1933年比1932年多收获了约24%的粮食【Tauger， 1991b： 81】。虽然天气条件在这些成功的结果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显然农民在1933年，即饥荒的高峰期，比他们以前更努力、更不同地工作，而政治部门的管理也促成了这一点。免得这种描述看起来不切实际，我们应该考虑一下农民遇到的一些障碍和政治部门长官记录的一些其他反应。如上所述，我的论点不是否认抵抗发生了，而是否认它是这些年来农民对环境的唯一或者主要的反应：确实发生的抵抗必须准确地并在上下文中理解。

在1933年在CBO的农场工作期间，集体农庄成员不得不面对马匹死亡和拖拉机损坏的问题。许多农民因饥饿而极度虚弱；在一个集体农庄，有一段时间每天有十个人死亡，其他地区也有数百人死亡。至少有四个MTS地区形成了反革命组织，计划从扣留粮食到推翻苏联政府。有许多土匪团伙从打谷场偷走粮食，抢劫农民的茅屋，并进行了许多针对活动家和其他人的武装袭击和谋杀。在所有的集体农庄中都有偷窃粮食和其他食品的情况（这是一份文件特别提到了一种在所有农场中都存在的抵抗类型）。集体农庄成员经常面临着所谓的“两难”局面，要么去田里工作，并把家里的一切都拖走以防止被偷，要么呆在家里，失去收成。【37】有些集体农庄成员工作缓慢或根本不工作，作者称之为“意大利式罢工”，甚至有些集体农庄的大多数成员一年只为集体农庄工作不到100天，还有些情况是活动家和勤劳的集体农庄成员被罚款并警告不要进行“冲击性工作”或超额完成产量标准。有些集体农庄中，“成员”拥有三公顷大小的私人地块，并雇佣劳动者在上面工作，而只有40%的集体农庄成员出现在工作岗位上（尽管如上所述，这可能不是一个主要问题）【RGASPI， f.112， o.26， d.21， 11.164-44】。

尽管如此，报告坚持认为，大多数农民对工作的态度在1933年发生了变化。在1932年，集体农庄的管理者不得不在早上去农民的茅屋里，让他们去工作，而决定去工作的农民会在早上八点或九点出现，而在1933年，一旦播种开始，农民就会自己在黎明或更早的时候出现。他们花在休息、抽烟和争吵上的时间少了很多，工作更加认真，漏种和损失的情况也少了。在以前的几年里，平均分配是主导，好的工人几乎得不到任何认可，而在1933年，在所有的集体农庄中（另一种情况是源文件指定了“所有”），冲击性工作者赢得了奖品、认可和权威，而“懒汉”则受到了社会谴责【RGASPI， f.112， o.26， d.21， 11.137-31】。

因此，这份文件以集体农庄在1933年的工作为缩影，描述了从抵抗到支持的反应“连续体”，正如维奥拉（Viola）所论述的，在苏联社会中发生了这样的反应。这些证据也表明，饥荒和政权对此作出的政策改变了许多农民对集体农庄的态度。许多人因为被迫加入集体农庄而憎恨新的制度和政权，并因为征购而饥饿，在1933年他们不知怎么地与这个制度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和解，愿意在其中工作。然而，毫无疑问，还有许多其他的农民在整个时期都是自愿地工作，赚取了许多劳动日，并支持这个制度。作为这一点的例证，我们可以考虑农民对臭名昭著的1932年8月7日关于社会主义财产的法律的看法，该法律授权逮捕盗窃者，并在某些情况下处以死刑，根据该法律，有超过10万人（大多数是农民）被逮捕。OGPU对伊万诺沃州农民对这项法律的态度进行了研究，发现大多数农民支持这项法律，甚至认为这项法律已经姗姗来迟，因为他们目睹了许多涉及盗窃的暴行和丑闻，而他们无力阻止【丹尼洛夫（Danilov）， 1999-2002：卷3， 479】。

顺便说一下，这个例子显示了抵抗论的一个主要的实证问题，特别是在应用斯科特（Scott）的理论时，关于农民使用“弱者的武器”和他们的“隐藏的反对意识”。如果将一群农民“从集体农庄”偷窃的行为解释为对政府的攻击，并反映了大多数或所有农民共享的态度，那么可以将这种偷窃行为视为这些理论的例证。然而，如果另一群农民认为那种偷窃是拿走了他们也有权利的资源，那么偷窃就从一种政治声明变成了一种更简单的偷窃行为，其中第一群人实际上是在从事一种犯罪行为，这种犯罪行为比它破坏苏联政府更伤害他们的同胞。

一个后来的例子进一步记录了许多农民对这个制度的承诺。1936年，干旱严重减少了农业生产，1932年的抵抗在全国许多地区出现了较轻微的重演。有传言说农场将被解散，一些农民从田地或仓库中偷走粮食，以防饥荒，一些农民拒绝工作【丹尼洛夫（Danilov）， 1999-2002：卷4， 808， 816， 842】。然而，1937年非常有利的条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丰收，每个劳动能力的集体农庄成员的产量甚至比之前有利的1935年翻了一番。在乌拉尔地区，1936年的收成是259万吨，1937年的收成是1320万吨，是前者的五倍；平均每个劳动能力的集体农庄成员在1936年赚了204个劳动日，在1937年赚了245个劳动日。这个来源没有解释这种增长【齐加诺夫（Tsyganov）， 1991： 68-77】。然而，干旱摧毁了整片庄稼，使收割变得不可能，也阻止了农民赚取更多的劳动日，而在1937年他们因为有利的条件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工作。因此，集体农庄成员在1936年赚取的较少的劳动日至少部分是因为收成较小而不是导致它的原因。这些乌拉尔地区的农民在1937年赚取了许多劳动日，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至少让人想起了1933年，他们在1937年翻倍的产量更多地是由于他们无法控制的环境条件而不是那一年更加努力的工作所致。像历史上大多数其他农民一样。

鉴于1933年和1937年的这些情况，集体农业没有提供激励或足够的激励的论点必须有所限制。乍一看，将生存饥荒的动机描述为“激励”似乎是肤浅的或有意误导的。然而，当我们回想起，苏联的农民在他们的历史上经历了许多几十次的饥荒，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饥荒在20世纪30年代还是活生生的记忆，饥荒总是激励农民采取绝望的努力来获得并尤其是生产食物，以及上述讨论的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一般来说）是一个饥荒时期，那么用“激励”这个词来描述在1933年中央黑土区和1937年乌拉尔地区以及许多其他地方激励农民的好收成的前景就不会显得牵强。也许这些不是通常激励资本主义国家富裕的城市人的那种激励，但克服饥荒的前景为俄罗斯帝国数百万农民提供了激励，在几个世纪里他们不顾巨大的牺牲和痛苦，努力克服危机【孔德拉申（Kondrashin）， 1996】。

所有这些并不是要否认一些农民在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在饥荒年，用“弱者的武器”反抗集体农庄制度和苏联政府。问题是，这些证据对农民总体有多具有代表性，这又是另一种问这些事件有多重要的方式。当然，1930年和可能的1932年的抵抗更大、更重要。但任何对此的分析也必须考虑到自然灾害、农民反应的多样性，以及他们工作的总体结果。20世纪30年代中期进行的研究发现，集体农庄成员实际上比20世纪20年代未集体化的农民工作更努力，这是他们对新制度进行了重大适应的明显证据【齐加诺夫（Tsyganov）， 1991： 90】。

结论：农村对集体化反应的多样性

抵抗解释在近期关于农民的文献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研究通过提供和分析一些农民对集体化和相关政策的反应的新证据，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根据这些研究，农民抵抗并试图破坏集体农庄制度，结果导致了饥荒和失败。然而，这些研究最小化或忽略了实际的收获数据，导致收获低下的环境因素，从饥荒和农作物失败中反复恢复，20世纪30年代的大丰收，这些年苏联农场的机械化，苏联人口增长，以及苏联时期食品生产和消费的长期增长。将苏联农业制度描述为失败是一种夸张【韦格伦（Wegren）， 1998： 60】。

考虑到苏联农业，特别是苏联集体农庄成员，在20世纪30年代的成就，尤其是在克服了灾难性的农作物失败和饥荒之后，抵抗并不能涵盖农民对集体化的所有反应，也不像它对苏联社会和历史的大多数其他方面的民众反应那样。过分专注于抵抗，尤其是像极端版本的抵抗解释那样，在苏联农民在严重的农作物失败和饥荒之后反复生产出好收成的情况下，歪曲了大多数农民的行为，忽略了他们的成就，因此提供了一个错误的苏联乡村生活的解释。为了包含所有或至少更多的农民对集体化的不同反应，既有抵抗又有适应，我们需要一个比抵抗更一般、更灵活、更现实的解释。

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认识开始，集体化是为了实现一个明确必要的目标——增加一个饱受饥荒困扰的国家的粮食生产——而实施的一项计划，它是在苏维埃农场项目看似成功的实验之后，以及在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的情况下实施的。然而，另一方面，政权强制、暴力地实施了集体化，没有充分认识或关心其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因此，集体化作为一项政策，具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农民对此的反应也是矛盾的，当然包括显著的抵抗，但也包括许多其他态度，包括显著的适应和支持。而在危机的高峰期，农民反复表现出他们能够放下自己的反对，以巨大的代价克服困难，并且收获了结束饥荒的粮食。

换句话说，我在这里提出的“比喻”，用来包含和理解农民对集体化的所有反应，不是那种英勇但徒劳的抵抗一个完全错误的制度，高贵的农民用弱者的武器战斗，这只涉及到一部分农民，而是一种痛苦和矛盾的英雄主义，一些农民在自然灾害、政权的无能和严厉以及一些邻居的轻蔑和敌意的情况下，拼命但往往成功地努力。这种观念更符合具体的结果，即在大多数年份养活了苏联不断增长的人口。

这种解释也避免了将农民只看作是抵抗者的片面观念，这可能会让读者对他们产生一种刻板、居高临下，甚至潜在贬低的印象，认为他们是毫无理由和愚蠢地抵抗。抵抗解释似乎是一个例子，由理论驱动或甚至政治动机的学术研究，在这种研究中，学者选择证据来适应预先设定的理论假设或表达他们对苏联政权的敌意，但没有考虑他们的证据实际上有多么具有代表性和现实性。抵抗解释，在其极端版本中至少，实际上是非常不现实的：农民，像其他人一样，对影响他们的事件有不同的态度和反应。只要考虑一下一些前农民在二十世纪初俄罗斯和苏联崭露头角的各种观点：从激进的共产主义者如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他们都是农民之子，到相当温和的经济学家如孔德拉季耶夫（Kondrat’ev）和查亚诺夫（Chaianov），再到苏联政权的激烈反对者如拉夫·科尔尼洛夫（Lavr Kornilov）将军和农民叛乱者安东诺夫（A.S. Antonov）。鉴于前农民有这样一个广泛的观点，我们应该期待并寻找证据中的各种观点，而不是假设所有农民都是抵抗者，并将少数人的观点归结于所有人。

注释

注：所有档案来源均以首字母缩写词表示，后跟 fond（特定政府机构或个人的主要持有单位）、opis'（特定主题的文件清单）和 delo（特定的文件），通常后跟list'（文件中的页码）。

【1】关于农民回应的目录，见Viola【1996】

【2】去富农化是指逮捕、清除和通常是流放所谓的“富裕农民或富农”的政策，从村庄中把他们赶走。苏联政权在1930-31年的集体化的第一阶段实施了这一政策，然后在1930年代后期又实施了几次。

【3】对这些问题更完整的阐述见Tauger 【2003】。

【4】 Stalin 【1946-51：卷3， 331-4】。1917年的粮食危机在关于革命的次要文献中有很好的记录，例如Lih【1990】。

【5】布尔什维克的征用政策比白军的类似或更严厉的政策更为人所知；参见Kenez 【1977】和Smele 【1996】。

【6】他们将饥荒归咎于投机者的观点与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1981】的“交换权利”概念有很多共同之处，即价格上涨使得依赖市场的穷人无法购买他们需要的食物。关于作物歉收和落后的分析，参见德弗罗（Devereux）【1993】，阿诺德（Arnold）【1988】和戈尔金（Golkin）【1987】。

【7】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RGASPI）第17号全宗，第3号目录，第809号文件，第23页，1931年1月7日Zernotrest向政治局提交的报告。一个贬低这个国营农场项目重要性的学术研究的例子是Lewin 【1975： 254-5， 276-7】和Lewin 【1985a： 100-101】；这两份报告都是在获得本报告的档案访问之前发布的。

【8】关于国营农场项目作为集体化的试验项目，参见加里宁在1928年4月全会上介绍该项目的演讲【丹尼洛夫（Danilov）等人， 2000：卷2，453ff】。斯大林在他1929年11月的演讲《大转变的一年》和他1929年12月关于农业问题的演讲中，将国营农场项目与集体化联系起来，并宣布了消灭富农的政策，斯大林【1946-51：卷12， 124-5， 154-7】。

【9】苏联在农业上的支出从1928/29年的7.14亿卢布增加到1931年的29亿卢布，1932年的39亿卢布，1934年的64亿卢布，1937年的95亿卢布和1939年的133亿卢布，而且这些支出比工业部门更稳定地占据了预算的一部分【戴维斯（Davies）， 1958： 296】。

【10】苏联领导层中的斯大林主义集团认为，富农是反对共产党政府的“阶级斗争”的领导者，是农民抵制苏联政策的幕后推手，而且在集体化期间会动员农民反对政权【卢因（Lewin）， 1975；戴维斯（Davies）， 1980a】。换句话说，某些苏联领导人也倾向于对自己采取一种“抵抗解释”。

【11】关于集体化期间苏联领导人的观点的一个很好的讨论是戴维斯（Davies）【1980a】，特别是第四章。斯大林特别在1929年，即集体化开始时，认为这个计划将使政权能够消除20年代存在的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剪刀差”【Stalin， 1946-51：卷12， 160】。1934年，他明确否认了尼古拉.布哈林的断言，即苏联重工业是通过“吞噬”农业发展起来的【丹尼洛夫（Danilov）等人， 1999-2002：卷4， 201】。

【12】许多农民起义发生在革命时期的最后几年，即 1920 年至 22 年，可能涉及相当数量的农民。

【13】例如，1930年2月下旬至4月初，乌克兰2400多万农村人口中发生了1716起抗议活动，其中三分之一以上发生在四个边境地区（乌克兰共有41个）【瓦西里耶夫（Vasil'ev）和维奥拉（Viola），1997：251】。

【14】对官员对农民的行为最好的调查是维奥拉（Viola）【1996】。OGPU报告提到了这一时期的许多“准备金困难”案例。

【15】关于村庄的粮食配给，见Viola等人【1998：docs.1-15】；关于1928-29年乌克兰饥荒期间的饥荒救济，见Tauger【2001a：146-70】。

【16】我的意思并不是要尽量减少这些行动中涉及的暴力：OGPU在1931年7月报告称，在整个1930年期间，它通过其镇压机构处理了179620人，比前几年多了几十倍，并判处其中18966人死刑【丹尼洛夫（Danilov）等人，1999-2002：卷2，809】

【17】关于表明农民心态的谣言，见维奥拉（Viola）【1996：45ff，58ff】，菲茨帕特里克（Fitzpatrick）【1994：67】

【18】这种情况类似于1861年农奴解放后的Bezdna抗议活动，当时一名农民阅读了法令中的volia（自由）一词，并说服了许多其他人，认为贵族在向他们隐瞒真相【菲尔德（Field），1989：31-113】。

【19】菲茨帕特里克（Fitzpatrick）声称，农民试图降低采购配额，习惯性地“向地方当局低估收成”，而他们反过来拒绝了下属的说法，只是为了将其纳入自己向上级提交的报告中。她还声称，就农民而言，他们正在尽最大努力找出他们可以逃脱的最低分娩水平——如果必要的话，通过降低总产量”【菲茨帕特里克（Fitzpatrick），1994：70-71】。这意味着农民的行为违背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冒着家庭生存的风险，与当局玩“小鸡游戏”。她没有记录任何这些说法，这些说法与许多已发表的和档案来源相矛盾【陶格（Tauger），2001c：53ff】。

【20】陶格（Tauger）【2001c】中详细讨论了苏联的农业统计数据。另见陶格（Tauger）【1991b】，这是第一次使用档案来源的年度报告数据进行证明，表明1932年的收成远低于官方承认的收成，1932-33年的饥荒是由这一小收成引起的。另见惠特克洛夫特（Wheatcroft）等人【1998】

【21】 1931年和1932年，见陶格（Tauger）【2001b】；1931年和1936年，鲁坚科（Rudenko）【1958】和丹尼洛夫（Danilov）等人【1999-2002年：卷4，831，851，856，857，862】；关于1934年当地饥荒状况，Danilov等人【1999-2002：卷4，196ff，302，337，346】。

【22】 1931年，陶格（Tauger）【1991a：290-95】；关于1935年更好的气候条件，丹尼洛夫（Danilov）等人。【1999-2002年：卷4，638】；1937年，见下文。

【23】 NKZ的一份出版物报道了1933年粮食产量比1932年大幅增长【陶格（Tauger），1991b：82】。Gosplan旗下的统计机构（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对1932年和1933年主要粮食地区的集体农庄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1933年的产量比1932年有所提高，播种面积也比1932年更大【RGAE，f.1562，o.77，d.70】。关于其他学者对1932年低收成和1933年高收成的接受，见惠特克洛夫特（Wheatcroft）等人【1986：282-3】，丹尼洛夫（Danilov）等人【1999-2002年：第3863】卷。关于进一步的解释，参见陶格（Tauger）【1991b：80关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数据】和陶格（Tauger）【2001b：1-3】。阻力解释的特点是，菲茨帕特里克（Fitzpatrick）使用了上一注释中引用的OGPU来源，而没有将其与陶格（Tauger）【1991b：80】档案来源记录的实际工作结果进行比较。

【24】例如，参见维奥拉（Viola）【1996：206-7】，彭纳（Penner）【1998：45ff】。某些学者，如彼得.诺兰（Peter Nolan），普遍认为集体化是一种失败，因为在他看来，集体化破坏了所有的工作动机【Nolan，1988：引言】。

【25】 RGAE 【f. 7486， o. 37， d. 49】，中伏尔加地区党委会的决议，1930年9月21日，I1.138-7.Danilov等人【1987-89：卷2，190】。

【26】苏联官员和学者称这个问题为“农业人口过剩”（见卢因（Lewin）【1975：2836】）。

【27】例如，可以参考1930年3月劳动人民委员部的决议，该决议规定“工业必须从集体农庄获得劳动力”，并概述了组织劳动招募的程序，Sots.zem.，1930年3月5日，第4页，以及其他许多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菲茨帕特里克（Fitzpatrick）【1994：章3】讨论了农民向城镇的迁移。

【28】威肯（Vyltsa）等人【1982： 259-60】。关于收入分配，参见戴维斯（Davies）【1980b：章7】，和Tauger 【1991a：章4-6】；后者的论文部分支持抵抗论点，但包含了苏联政策和实践中集体农庄劳动组织和报酬的唯一详细研究。

【29】 Sots. Zem，1930年7月16日， p.3； RGAE 【f. 7446， o. 8， d. 46， 11.154， 165】。

【30】 RGAE 【f.7446， o.8， d.157， 11.1-4】。青少年可以成为非常有效的工作者：前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18岁时就因为他在联合收割机上的工作而获得了奖励。

【31】例如：鲁季奇（Rudich）等人【1990： 126-9， 216-20】， Sots. zem.，1930年10月22日，p.2。

【32】关于环境因素作为1932-33年饥荒原因的特征和意义，见陶格（Tauger）【2001b：2636】。

【33】关于天气和产量下降，见陶格（Tauger）【2001b】。

【34】关于MTS政治部门的情况，请参见泽列宁（Zelenin）【1965： 52ff.】，米勒（Miller）【1970： 224ff】和陶格（Tauger）【1991a：章7】。关于援助的情况，请参见陶格（Tauger）【1991b： 734】。

【35】 D.兹列普科（D.Zlepko）【1988： 197，农业参赞奥托.席勒（Otto Schiller）向德国大使馆的秘密报告，《Die Hungersnot in der Sowjetunion》】。

【36】以下内容基于RGASPI 【f.12， o.26， d.21，l1.231-54】；关于饥荒状况，l1.229， 164】。这个来源是众多表明饥荒状况不仅存在于乌克兰的来源之一（参见丹尼洛夫（Danilov）等人【1999-2002，卷3：634-78】）。

【37】应该注意的是，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普遍困境；例如，参见比尔斯（Beals）【1962： 71】中对印度农民在收获前守护田地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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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1930-39年苏联农民与集体化：抵抗与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