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邹进/译

据J.S.BERNSTEIN英译本转译，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上校拧开咖啡罐子的盖子，瞧见里面只剩下一小勺咖啡了。他把锅从火上移开，倒掉半锅水在地上，拿一把小刀在罐子壁上刮，直到仅剩的咖啡末混杂着些许铁锈掉进锅里。

上校怀着自信而又充满天真的期待，靠火炉坐着等锅开，感觉五脏六腑里像有霉菌和毒百合在生根发芽似的。已经十月了。对他来说这又是一个难熬的早晨，尽管他已经熬过许许多多个这样的早晨。内战结束已经快六十年了，上校除了等待，什么也没做。而这十月，就是上校等来的为数不多的东西之一。

妻子见他端着咖啡走了进来，便撩起了蚊帐。前一晚她刚犯了哮喘，这会儿正昏昏欲睡，不过她还是坐了起来，接过杯子。

“你的呢？”她问。

“我已经喝了。”上校撒了谎，“罐子里还有一大勺呢。”

这时外面鸣起了丧钟，可上校早忘了葬礼的事。妻子正喝咖啡的当口儿，他把吊床的一端卸了下来，卷到另一端，放在了门后。妻子想起了那个死去的人。

“他是1922年生的，”她说，“正好在咱们儿子后头一个月，4月7号。”

她一边小口啜着咖啡，一边沉重地喘着气，看上去仅仅像是附在佝偻的、僵直的脊柱上的一团苍白。艰难的喘气让她的问话听起来像是肯定的口气。她喝完了咖啡，还在念着那个死去的人。

“在十月份下葬一定是很可怕的事。”她说。但是她丈夫并没在意，他开了窗子，十月的痕迹已经溜进了院子。看着这长势繁盛、翠郁葱茏的花草，地上蚯蚓钻来钻去拱起的小土堆，上校心中却想着，这个不祥的月份还是来了。

“我连骨头里都彻底潮了，”上校说。

“快冬天了，”妻子回说，“从开始下雨我就叮嘱你，睡觉要穿着袜子。”

“这一个星期我可都穿着袜子睡觉的。”上校说。

雨下得不大，却连绵不断。上校宁愿裹在羊毛毯子里，回吊床上躺着，但是持续不断的嘶哑的钟声提醒着他葬礼的事。“又是十月了，”他低语道，走到房间中央才想起来那只鸡还在拴在床腿上。那是一只斗鸡。

把杯子送回厨房以后，上校给堂屋里的那口放在雕花木框里的钟上了发条。跟那间窄得让哮喘病人喘不过来气的卧室相比，堂屋还算宽敞，放着四把摇椅，桌上铺了台布，还放着一只石膏做的小猫。钟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画，画上是一个穿着薄纱的女人在一艘载着玫瑰的小舟上，四周围着几个小丘比特。

给钟上完发条已经七点二十了，他把鸡抱进厨房，拴在炉子脚上，给罐子换了水，又在旁边撒了些玉米。一群小孩从栅栏的破洞钻进来，围坐在鸡旁边，静静地看着它。

“别盯着它看，”上校说，“老这么看，它会疲的。”

孩子们却并不走开，其中一个还拿出口琴吹起了一首流行曲子的旋律。“今天别吹，”上校对他说，“镇上有人死了。”孩子把口琴放进裤子口袋里，上校转身走进卧室换衣服，准备去参加葬礼。

那件白外套由于妻子犯了哮喘还没熨好，所以他只能套上那件结婚来只在隆重场合穿过几次的旧黑色外套。他费了好些劲才从箱子底把它翻出来，拿报纸裹着，为了防止生蛾子还放了几个樟脑丸。平躺在床上，妻子还在想着那个死去的人。

“他这会儿肯定见着阿古斯汀了，”她说，“兴许他根本不会把阿古斯汀死后咱们的处境告诉他的。”

“这会儿说不定他俩在聊斗鸡的事儿呢。”上校回道。

他从箱子里又翻出一把很大的旧伞。这伞是妻子在一次为上校他们党募集经费而举行的摸彩上中来的。那天晚上他们还看了场露天演的戏，即使在下雨，戏也没停。上校、妻子还有当时才八岁的阿古斯汀，挤在这把伞下，一直看到散场。如今阿古斯汀已经不在了，当年光鲜顺滑的缎子伞面也早已被虫蛀了

“你瞧这把马戏团小丑的伞已经成了什么样子了，”上校冒出了一句很久以前就说过的话，在头顶撑开那伞的不可思议的金属骨架，“现在它的唯一用处就是拿来数天上的星星了。”

他笑了，但妻子却并不看这把伞。“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她低声说道，“不过是活着腐烂而已。”她闭上眼睛，想集中精神去琢磨那个死去的人。

上校靠手摸索着刮完了胡子——他已经很长时间缺一面镜子用了，默默地穿好衣服。他的裤子紧紧地贴在腿上，像是一条长衬裤，在脚踝的地方打了个活结，腰间用同样材料的布带穿过缝在那里的两个镀金扣子系住。他不用腰带。旧马尼拉纸颜色的衬衣跟马尼拉纸一样粗糙，上面还钉了个铜扣子，用来系住假领子。可假领子早就坏了，上校索性连领带也不带了。

上校郑重其事地完成每个动作，手上皮肤光亮，紧绷在骨头上，像他脖子上一样有几块亮斑。他先把漆皮靴缝里的泥土刮掉，才穿上。这时，妻子瞧见他跟婚礼那天穿得一样，才发现丈夫已经苍老了许多。

“你打扮得看上去像是去办什么大事似的。”妻子说。

“这次葬礼就是件大事啊，”上校说，“这可是这么多年来咱们头一遭碰到自然死亡的人。”

九点以后天气转好了些。上校正准备出门，妻子却拽住了他的袖子。

“把头发梳了。”她说。

他努力想用骨梳把那头铁灰色的、极硬的头发给捋顺了，不过仍然是徒劳的。

“我一定看起来活像只鹦鹉。”他说。

妻子打量了下他，她觉得不，他一点儿也不像只鹦鹉。他是个干瘦的老人，浑身的硬骨头像是用螺丝和螺帽拧起来的一样，只有他眼里的生气才透露出，他不像是个泡在福尔马林里的人。

“这样看起来还不赖，”她给予了肯定，可丈夫刚要出门的时候，她又补了一句：“问问医生我们究竟可曾在这屋里得罪过他。”

他们住在镇子的角落的一间屋子里，房顶上铺的是棕榈叶子，墙上的石灰已经往下掉了。空气仍然湿漉漉的，但雨已经停了。上校沿着一条小道朝广场走去，两旁的屋子一间挤着一间。从小道出来走上大街的时候，上校忍不住打了一寒噤。一眼望去，镇上开满了花。身穿黑衣的女人们坐在家门口，等着送葬的队伍。

广场上又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台球房的老板从门口看见了上校，张开双臂，大声打招呼：“上校，等等，我借把伞给你。”

上校头也不回地答道：“谢了，我这样挺好。”

葬礼队伍还没从教堂出来。男人们都身着黑衣、系了白色领带，打着伞在门口聊天。其中一个瞧见上校在广场上，正跳过一个个水坑向这边走来。

“快到这底下来，老兄。”他喊道。

他在伞下腾出位子来。

“谢了，老兄。”上校说。

但他并没接受这邀请，进了屋子径直朝死者的母亲走去，向她致哀。他一进门就先闻到了多种花的混合香气，接着就感到一阵热气袭来。上校试图穿过涌向卧室门口的人群，但是不知谁推着他的背，穿过神情漠然的人群，一直把他推到房间的尽头，推到死者那张开的又大又深的鼻孔跟前。

死者的母亲在那儿，摇着大蒲扇，把苍蝇从棺材边上赶走。其它穿着黑衣的女人，凝视着尸体，神情像是望着流水一般。突然不知谁的声音从房间尽头传来，上校挤开一个女人，望着死者母亲的侧脸，把手放在她肩上。

“真让人难过。”他说。

她没有转头，张了张嘴，蹦出一声惨叫来。上校一惊，才发觉自己被颤抖地哭泣着的无形人群推到了尸体跟前。他伸出手想找什么东西扶一下，却够不到墙，墙边上也挤满了人。有个人在他耳边轻声说：“当心点，上校。”他转过头来，却正好跟死人打了个照面。不过上校已经认不出他来了，他已经僵了，看上去跟上校一样窘迫，只不过他裹在白布里，手里还握着一只小号。上校在一片喊叫声中抬起头来，想喘口气，看见合上盖子的棺材正被一颠一颠的朝门口抬去，斜坡上的花被棺材壁碾得粉碎。上校出了一身汗，关节隐隐作痛。过了一会儿，直到雨打得眼睑生疼的，他才发现自己已经在街上了。有个人抓住了他的胳膊，说：

“快点儿，老兄，我可等着你呢。”

是萨瓦斯，上校那死去的孩子的教父，也是他们政党唯一一个逃脱了政治迫害并且继续生活在这镇上的领导人。“多谢了，老兄。”上校应了一声，便一言不发的在伞底下走着。乐队在奏起了葬礼进行曲。上校留意到曲子里少了小号声，才第一次无比确定这个死掉的人是真的死了。

“可怜的人啊。”上校喃喃地说。。

萨瓦斯清了清嗓子。他左手撑伞，因为比上校矮的缘故，伞柄几乎提到了头一般高的位置。送葬队离开广场后，他俩开始聊了起来。萨瓦斯把头转向上校，面带忧郁，说：“老兄，那只鸡怎么样了？”

“还是老样子。”上校回道。

这时传来一声大叫：“他们这是想把死人送哪儿去啊？”

上校抬了抬眼，瞧见市长站在营房的阳台上，姿势夸张。他穿着法兰绒睡衣，双颊浮肿，胡子也没刮。乐手们停止了演奏。过了一会儿，上校听见了安赫尔神父对着市长喊叫的声音，透过雨点打在伞上的声音，他隐约听出了他们谈话的内容。

“怎么了？”萨瓦斯问道。

“没怎么，”上校回道，“说是不许葬礼队伍从营房前头经过。”

“我又忘了，”萨瓦斯大声说，“我总是忘记我们还受着战时法令的管呢。”

“但这又不违法啊，”上校说，“不过是一个可怜的死掉的乐手。”

送葬队掉了头。贫民区里，女人们只是目送着队伍路过，默默地咬了咬指甲。但是接着她们冲到街道中央，大声地呼喊着赞颂、感激和不舍之类的话，仿佛躺在棺材里的那人能听见一样。到了墓地，上校觉得一阵难受。萨瓦斯把他推到墙边，给抬棺材的让路，笑着向他转过脸去，却看见一张僵硬的面容。

“怎么了，上校？”萨瓦斯问道。
上校叹了口气：“又是十月了。”

他们沿着原来的路返回，雨已经停了，天空是深邃而浓烈的蓝。雨应该不会再下了，上校想，他感到好受些了，不过仍然垂头丧气的。萨瓦斯打断了他的思绪。

“让医生给你瞧瞧吧。”

“我又没病，”上校说，“ 只是一到十月我肚子里就像有什么东西在动一样。”

萨瓦斯“哦”了一声。他俩在萨瓦斯家门口道了别，一栋新房子，两层楼高，窗户上都装了铁栅栏。上校往家里赶去，急着想脱掉这身礼服。过了一会儿，他又出门买了一罐咖啡，还给鸡买了半磅的玉米。

星期四这天，上校本想在吊床上躺一整天，不过还是爬了起来照看那只鸡。已经连下了好几天的雨了，这周以来，上校老觉着肚子里像是什么植物开了花。他已经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忍受着妻子那患哮喘的肺所发出的呼噜声。不过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雨竟然停了。阿古斯汀过去在裁缝店的伙伴们，和阿古斯汀一样都是斗鸡迷，趁这时候来给鸡做身体检查，它状况不错。

孩子们都走了以后，上校回到卧室和妻子呆在一起。妻子已经好些了。

“他们说什么了？”她问。

“都狂热得很，”上校告诉她，“每个人都在攒钱准备给这只鸡下注呢。”

“我不明白他们能从这只丑八怪身上看出什么玩意儿来，”妻子说，“它对我来说就是个怪物；跟脚相比，它的头也太小了。”

“他们可说它是这片地区最棒的鸡，”上校回道，“差不多值五十比索。”

他确信这个理由足以证明留下这只鸡是正确的决定，这可是他儿子九个月前因为在一场斗鸡比赛时散发传单而被乱枪打死后留下的遗产。“奢侈的幻想啊，”她说，“等这点玉米吃完了，咱们就得拿自己的心肝喂它了。”上校沉思了良久，一边还在橱子里找他的帆布裤子。

“就只剩几个月了，”他说，“我们都知道一月就有斗鸡比赛了，然后我们就能卖个更好的价钱。”

裤子还没熨，妻子把它铺在炉台上，两块烙铁还在炉子上加热。

“这么急着出去要干嘛？”她问。

“取信。”

“我都忘了今天是星期五，”她边说着，边走进了卧室。上校衣服都穿好了，就是没穿裤子。她看了看他的鞋子。

“这双鞋真该扔了，”她说，“还是穿那双漆皮靴子吧。”

上校感到一阵难过。

“这双就像是没爹没娘的孩子穿的，”他抗议道，“每次我穿上它，就觉着自己像是从收容所跑出来的难民一样。”

“我们也是没了儿子的老不死了。”妻子说。

这次，她又成功地说服了上校。上校赶在船拉响汽笛之前就赶到了港口，穿着漆皮靴子，没系腰带的帆布裤子，还有缺了假领子的衬衣，脖子那里只是用铜扣子扣住。他从叙利亚人摩西的商店里看见船靠了岸。游客都登岸了，在船上八个小时一动不动，身子都僵硬了。还是那拨人：一些流动商人，还有之前一个礼拜离开镇子现在又像往常一样如期返回的人。

邮船是最后一个靠岸的。船靠岸的时候，上校感到一阵痛苦的不安。他瞄见了装邮件的袋子，在船顶上，系在烟囱上，还盖着一层油布。十五年的等待让他的直觉越来越敏锐，就像那只鸡让他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一样。船一靠岸，邮差就登上甲板，解开系邮袋的绳子，把邮袋扛在肩上。上校一直盯着他看。

上校跟着他走在街上，那条街跟港口平行，像迷宫一样，到处是陈列着五颜六色商品的商店和铺子。每次上校这样走着，就会感受到并非恐惧却跟恐惧一样难以忍受的满怀期望。医生正好也在邮局等着取报纸。

“大夫，我老婆让我问你，咱们可曾在我屋里得罪过你？”上校打趣道。

他是个年轻的外科医生，一头乌黑亮滑的头发，牙齿整洁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对上校妻子的哮喘病表达了问候。上校详尽地描述了病情，眼睛却一直盯着正把邮件分装到文件袋子里的邮差。他懒洋洋的样子让上校感到一阵恼火。

医生取到了信和一沓报纸。他把医疗广告的小册子放到一边，开始浏览他的信。与此同时，邮差正给在场的人分发信件，上校盯着写着他名字的那个格子，一封蓝边的航空邮件让他紧张起来。

医生撕开报纸的封条，读着头条新闻。上校的眼睛紧盯着那个小格子，等着邮差在它前面停下来。但邮差没有。医生放下报纸，看了看上校，又去看邮差在电报机前面坐下，最后目光又回到上校身上。

“咱们走吧。”医生说。

邮差头也不抬。

“什么也没有，上校。”他说。

上校感到不好意思。

“我没等什么啊，”他撒了谎，转向医生，目光带着孩子气，“没人写信给我。”

他们默默地往回走。医生专心致志地看报纸，上校用他惯常的方式走着，像是一个沿路返回找丢了的硬币的人。一个清朗的下午，广场上的棕榈树摇着最后几片腐败的叶子。他们俩走道医生办公室门口时，天已经暗了。

“有什么新闻么？”上校问。

医生分给他一些报纸。

“谁知道呢，”他说，“检察官过目后才登出来的新闻，想在这字里行间找出什么东西来太难了。”

上校读了几个大标题，都是些国际时事。在最顶上，一篇关于苏伊士运河的报告横跨了四个栏目，而一则讣告则几乎占据了整个第一版。

“大选看来没指望了。”上校说。

“别天真了，上校。”医生说，“我们都老了，没必要等什么救世主。”

上校想把报纸还给医生，不过医生不要。

“带回家去看吧，”他说，“晚上看吧，明儿再还来。”

七点刚过，塔楼的钟声响起，开始给影片分级。安赫尔神父根据每个月邮件里收到的电影分级参考，用这种办法来宣布他对每部电影的道德评定。上校的妻子数着钟声，一共十二下。

“不适合任何人看，”她说：“已经这样子差不多一年了，没一部电影能给人看。”

她放下蚊帐，嘟囔着：“这个世界已经腐烂了。”不过上校没有发表评论。躺下之前，他把那只鸡系在床腿上。他锁上门，在卧室里喷了些杀虫剂，然后把灯放在地上，支起吊床，才躺下开始看报纸。

他按日期顺序读着，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包括广告。十一点的时候，宵禁的号子声响了。半小时以后，上校读完了报纸，打开院子门。外面是深不可测的夜，被蚊子包围着，上校对着墙根撒了泡尿。上校回到卧室的时候，妻子已经醒了。

“没提到这些你们老兵吗？”她问。

“没，”上校说。他关了灯，爬上吊床。“起初他们至少还把新的领了退伍金的人员名单登在上面。但是这五年来，他们就什么也没说过了。”

过了午夜下起雨来。上校睡着了，不过一会儿就又醒了，因为肚子疼。他发现了房顶某个地方漏雨了，把羊毛毯子直裹到耳朵上，他试着在黑暗中找到漏缝。一行冷汗顺着脊背流了下来，他发烧了，感到自己像是在一池胶水的漩涡里打转。有人对他说话，上校恍惚间回到了革命时睡的那张床上，答着话。

“你在跟谁说话？”妻子问道。

“那个伪装成老虎出现在奥雷良诺·布恩蒂亚上校营房里的英国佬。”上校回答说。他烧得厉害，在吊床上翻来翻去。“他叫马尔波鲁公爵”

破晓的时候雨已经停了。弥撒的钟声敲响第二遍的时候，上校从吊床上跳下来，回到了被那只鸡报晓的啼叫所提醒的恍惚的现实中来。他感觉头还是天旋地转的，一阵恶心。他走到院子里，在难以捉摸的飒飒声和冬日难闻的气味里，朝厕所走去。锌皮屋顶的厕所里面，氨气味让空气变得更加稀薄，难以呼吸。上校刚掀开盖子，一群三角形的大苍蝇就从粪坑飞出来。

这其实是错误信号，上校蹲在那没用砂纸磨过的板子上，拉不出来，感到一阵难受。这种憋闷又被消化道里的阵阵隐痛所代替。“毫无疑问，”他嘟囔道，“又是这十月闹的。”又一次，他强装出自信的样子和无所谓的态度，直到肚子里的痛苦平复下来，然后才回到卧室里照看那只鸡。

“昨晚你发烧烧迷糊了。”妻子说。

她刚摆脱发了一个星期的哮喘，开始收拾房间。上校使劲地回忆。

“那不是发烧，”他撒了谎，“只不过又做了个蜘蛛织网的梦而已。”

像之前一样，妻子每次发完病都显得精力十分旺盛。一个上午，她就把屋子翻了个底朝天。她把每样东西都挪了位置，除了钟和那张女孩儿的画像。她如此之瘦削而有力，以至于她穿着布拖鞋和扣子全扣上的黑长裙到处走时，看上去就像有着能穿墙的魔力似的。直到十二点，她终于回复到一个女人的能力和精力的正常水平。躺在床上，就像一片虚无。现在，她正在摆弄几盆西洋蕨和秋海棠，她的身影遍及了整个屋子。“要是阿古斯汀还活着，我准开始唱歌了。”她一面说着，一边搅动着正在锅里翻滚着的这片热带土地上能长出的可吃的一切东西。

“如果你想唱歌，就唱吧，”上校说，“对脾有好处。”

吃完午饭，上校和妻子正在厨房里喝咖啡，医生来了，他推开大门，大喊：

“人都死了？”

上校起身来迎接他。

“看起来是这样的，医生。”上校说着走进堂屋，“我早就说过，你生物钟跟秃鹫是同步的。”

妻子走进卧室，准备接受检查。医生和上校还待在堂屋里，尽管天很热，他那无暇的亚麻外套却透着一股凉爽。妻子说他已经准备好了。医生递给上校一封装着三叠纸的信封，“那是昨儿报纸上没登出来的消息。”说着进了卧室。

上校已猜着了八九分，这是一份关于国家大事概况的油印秘密传单，包括一些关于国内武装抵抗运动现状的消息。看了十年的秘密传单，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新闻月复一月的耸人听闻。医生回到堂屋里的时候，他已经读完了。

“这病人比我还健康些，”医生说，“我要是得了这样的哮喘，准能活上一百岁。”

上校瞪了他一样。他把信封还给医生，一言不发，不过医生不要。

“传下去。”他小声说道。

上校把信封塞进裤子口袋。妻子从卧室里走出来，说：“要是哪天我死了，准拉上你，一起下地狱，医生。”医生无言以对，只龇了龇他那镶了珐琅的牙。他把椅子拖到小桌子旁，从包里拿出一些装着免费样品的罐子来。妻子进了厨房。

“稍等，我去热一下咖啡。”

“不了，非常感谢，”医生说，一面还在处方笺上写着用药剂量。“我可不会给你毒死我的机会。”

她在厨房里笑了起来。医生写完了处方，大声地读着，因为知道没人认得出他的笔迹。上校试图用心去听。妻子从厨房回来的时候，看见了他脸上前天晚上遗留下的疲惫神情。

“今天早上他发烧了，”她指着丈夫说，“差不多两个小时都在胡说八道些关于内战的事。”

上校惊了一下。

“那不是发烧，”他坚称，恢复了冷静，“再说，要是哪天不行了，我就先把自个儿扔垃圾桶里。”

他进了卧室，去找报纸。

“你真客气。”医生说道。

他俩一道朝广场走去。空气干燥得很，路上的柏油都热得开始化了。医生刚道了别，上校压低声音，紧咬着牙，问道：“我们该付你多少钱了，医生？”

“现在不用付，”医生说道，拍了下医生的肩膀，“等那只斗鸡赢了，有大笔账单让你付的。”

上校去了裁缝店，把那些秘密传单送给阿古斯汀的伙伴们。自他的游击队战友们死的死，被流放的被流放，这儿是他唯一的避难所。从那时起，他就成了一个失业者，除了每个星期五等待来信。

午后的暑气里，妻子更鼓足了干劲。坐在一片秋海棠之中的走廊上，紧挨着装破衣服的筐子，她又开始施展她那不用新布料就能缝补衣服的永恒魔力。她把袖子改成领子，后背上的布做成袖口，用五颜六色的碎布拼成完美的方形补丁。院子里的蝉鸣着，夕阳正慢慢隐去，不过她还能透过一片秋海棠看见它。天已经擦黑，上校回来了，她才抬起头来，用手揉揉脖子，活动活动筋骨，说道：

“我脑袋都僵得像木头了了。”

“一直就是啊，”上校说，不过接着他才看见他老婆身上盖满了五颜六色的布条，“你看起来像只喜鹊。”

“给你做件衣服，还真得变成半只喜鹊才行，”她说。她拿出一件用了三块不同颜色布料做成的衬衣，只有领子和袖口颜色一样。“等过狂欢节的时候，你脱下夹克就成。”

六点整的钟声打断了她的话。“主派天使告知玛利亚，”她大声地祈祷着，进了卧室。上校正跟放学后来照看斗鸡的孩子们聊着天，才想起来明天没玉米喂鸡了，接着进了卧室向妻子要钱。

“我估摸只剩五毛钱了，”她说。

她一直把钱包在手帕里，打了结，藏在床垫子下面。这些都是用阿古斯汀的那台缝纫机赚的钱。九个月以来，他们每分钱都精打细算，养活了他俩和斗鸡。现在那手帕里只剩两个二十分的硬币和一个十分的硬币了。

“去买一磅玉米，”妻子说，“剩下的零钱，再把明天的咖啡和四盎司干酪买回来。”

“再买一只金大象放门口，”上校接过话来，“单是玉米就要四毛两分钱了。”

他们沉思了半晌。“那只鸡不过是只畜生，可以让它先熬几天，”妻子先发了话，不过丈夫的神情让她再次沉默了。上校坐在床上，胳膊架在膝盖上，手里的硬币掂得叮当响。“这事由不得我，”他顿了一会儿，又说，“要是我能做主，咱今天晚上就吃炖鸡肉。五十比索一顿饭，吃撑了也值。”他停下来，拍死了脖子上的一只蚊子，然后看着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妻子。

“我担心的是那些可怜的孩子，他们正攒钱呢。”

妻子陷入了沉思，在绕着房间打了一圈杀虫剂。上校觉察到了她的神情恍惚，好像在唤醒这屋子里的灵魂，寻求帮助。最后，她把杀虫剂放搁在印花壁炉架上，糖浆色的眼睛盯着上校的同样是糖浆色的眼睛：

“买玉米吧，”她说，“上帝知道我们能活得下去。”

“这多出来的面包像是变戏法变出来。”此后的一个星期里，每当他们坐下来吃饭，上校总是重复着这句话。靠施展那令人惊叹的缝补手艺，她似乎找到了在没钱时维持家里生计的好办法。十月里，雨又多停了几天，潮湿让人变得昏昏欲睡。古铜色的阳光晒得妻子很舒服，他花了三个下午的时间精心梳理头发。“大弥撒已经开始了，”一天午后，她正用把缺了齿的梳子梳着打了结的一绺头发时，上校说道。第二天午后，她坐在院子里，膝盖上搭了一条白单子，用一把稍微好点儿的梳子把她犯病那时候头发上激增的虱子给摘出来。最后，又用薰衣草泡的水洗了头，干了以后，把头发在头上盘了两圈，用发夹别好。上校一直等着。夜里，他为那只鸡的命运发愁，躺在吊床上好几个钟头睡不着。不过，星期三的时候，孩子们给鸡称了重，状况很好。

那天下午，阿古斯汀的伙伴们走的时候，还在数着那只鸡辉煌胜绩，上校也感觉好了很多。妻子替他剪了头发，“你让我年轻了二十岁，”上校说着用手摸了摸头。妻子也觉得上校说得很对。

“等病好了，我还能把死人救活呢。”她说

不过她的乐观只持续了几个钟头。屋子里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拿来当了，除了钟和那幅画。星期四晚上，家徒四壁，妻子开始显得忧心忡忡。

“别担心，”上校安慰她，“明天信就来了。”

第二天早上，他站在医生办公室门口，等邮船来。

“飞机这玩意儿真神奇，”上校说，眼睛却盯着邮包，“他们说坐这玩意儿一晚上就能到欧洲。”

“说得对，”医生说，边拿本画报当扇子扇。上校在一帮等船靠岸后等着上船的人群中，发现了邮差。邮差第一个跳下船，他从船长那结果一个用腊封了口的信封，然后爬上船顶，那邮包绑在两个油桶中间。

“不过那玩意儿也危险，”上校说。他的眼神跟丢了邮差，不过后来又在点心车的那些五颜六色的瓶子中间找到了他。“人类不付出点代价是不会进步的。”

“即使这样，也比坐船保险，”医生说，“在两尺英尺高的天上，都不用管天气。”

“两万英尺，”上校茫然地重复道，不明白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医生越发感兴趣了。他用双手铺平画报，直到它绝对平整。

“这下就平稳了。”他说

不过上校正留心注意着邮差的一举一动，他见他正喝着一瓶粉红色的汽水，左手举着瓶子，右手提着邮包。

“而且，海上还有停泊的船跟夜航的飞机保持联系，”医生接着说，“有这么完备的预防措施，比坐船安全多了。”

上校看了看他。

“当然，”上校说，“肯定像毯子一样平稳。”

邮差径直走向他。上校退了几步，怀着无法克制的焦虑，努力想看出封了口的信封上写的名字。邮差打开邮包，递给医生一叠报纸，才撕开装着私人信件的信封，查了查件数，开始一封一封地念收件人的名字。医生翻开报纸：

“还在登苏伊士运河的事，”他看了下大标题说，“西方国家正在丢地盘。”

上校没看大标题，他正努力对付自己的胃。“自从实行新闻监管，报纸上就只谈欧洲的事了，”他说，“最好把欧洲人送咱们这儿来，把咱们送欧洲去，这样大家就都能知道自己国家发生的事了。”

“对欧洲人来说，南美就是一个长着小胡子的男人，揣只枪，抱把吉他。”医生看报纸看得笑起来，“他们根本不懂。”

邮差把信给了医生，把其余的信塞进邮包，就把它合上了。医生准备开始看信，撕开信封前，他看了看上校。又看了看邮差。

“上校什么也没有？”

上校很害怕。邮差把包甩到肩上，走下站台，头也不回地回道：“没有人写信给上校。”

上校一反常态，没直接回家。他在裁缝店喝了杯咖啡，阿古斯汀的伙伴正在翻报纸。他感觉被骗了。他宁愿在那待到下个星期五，就可不用两手空空的面对妻子了。但是裁缝店打烊的时候，他不得不面对现实了。他老婆正等着他。

“什么也没有？”她问。

“没有。”上校答道。

下个星期五，他又去等船了。于是以后每个星期五，他每次回到家里的时候，手里都没有那封渴望已久的信。“我们已经等够了，”妻子那晚上对他说，“一个得跟牛一样有耐心的人，才能像你一样，等一封信等十五年。”上校爬上吊床准备看报纸。

“得等轮到我们啊，”上校说，“我们的号码是1823。”

“自打我们开始等，那个号码抽奖时都出现过两回了。” 妻子说。

和往常一样，上校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广告也不放过。不过这回他有些心不在焉，看报纸的时候，一直在想着退伍金的事。十九年以前，国会通过了法令，他花了八年时间才证实他的身份，又等了六年才把自己的名字登记到名册上，那是上校收到的最后一封信。

宵禁的号子响过之后，他看完了报纸，走过去准备关灯的时候，才发现妻子还醒着。

“那张剪报还留着不？”

妻子想了想。

“恩，应该和别的文件搁一起了。”

她探出蚊帐，起身从橱子里拿出一只木盒，还有一沓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好、用橡皮筋扎起来的信。她找到了那则广告，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登的，承诺快速办理退伍金事宜。

“我早就劝你换个律师了，不然咱们已经花上钱了，”妻子说道，把剪报递给丈夫，“我们可不能像印第安人那样被他们耍，什么都拿不到，被晾在一边。”

上校看了看这份两年前的剪报，把它塞进了挂在门后的夹克口袋里。

“问题是，换律师是要钱的。”

“用不着，”妻子说得很坚决，“你写张条子，告诉他们等拿到退伍金了，他们想要多少都从里面拿。这是让他们接下这个诉讼的唯一办法了。”

于是星期六下午，上校去见了他的律师，看见他懒洋洋地躺在吊床上。他是个身材魁梧的黑人，上牙床只剩了两颗犬齿。律师把脚伸进一双木拖鞋里，打开了办公室一架自动钢琴上方的窗户，那架钢琴上落满了灰，堆满了从《官报》上剪下来的剪报，糊在旧账本上，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会计公告，剩下的空当也塞满了文件。这架自动钢琴缺了键，就充当起了桌子。律师在一把旋转椅上坐下。上校在说明来意之前，就表明了自己的不安。

“我告诉过你，还要再等些日子，”上校停顿的时候，律师插进来说道。他热得难受，调了下身后的椅子，拿了一本广告册子扇起来。

“我的代理人常给我写信，告诉我别耐不住性子。”

“可十五年了，还来这套，”上校驳道，“这事开始听起来像只阉鸡的故事了。”

律师绘声绘色地给上校说着办事的难处。对他那下垂的屁股来说，那把椅子太窄了。“十五年以前，事儿还好办点，”他说，“那会儿还有全市的老兵协会，两个党的党员都有。”他吸了一口令人窒息的空气，吐出一句像是刚刚发明出来的话：“人多才有力量。”

“不过在这件事上，一点也没有，”上校说道，第一次觉察到一丝孤独，“我所有的战友们都没等来信，就死了。”

律师面不改色。

“只能怪法令通过得太迟了，”他说，“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走运，二十岁就能当上校。再说，当初没算这笔额外的拨款，政府还得调整预算。”

都是老一套，每次上校听他说这些，就默默地心生愤恨。“这不叫施舍，”他说，“也不是救我们一把。我们当年可是为共和国拼了老命的。”律师摊开了手臂。

“是这么回事，上校，”他说，“不过人们总是忘恩负义。”

这话上校也觉得耳熟。自签订尼兰蒂亚条约的第二天，政府答应给两百名革命军军官发放路费补贴和补偿金开始，他就一直在听这句话了。那时驻扎在尼兰蒂亚巨大的木棉树下的革命军，是由一群刚从学校里出来的毛头小伙子组成的。他们在那空等了三个月，然后他们各自想办法回了家，在家里接着等。快六十年过去了，上校依然在等待。

这些往事刺激了上校，他转而呈现出一种超然态度。他把筋骨暴起的手搭在大腿上，低沉地说道：

“那好，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律师等着他说完。

“比如呢？”

“换律师。”

这时一只母鸭子，后头跟着一群小鸭子，闯进了办公室。律师站起身来赶它们出去，“如你所愿，上校。”他说，“就如你所愿好了。如果我能创造奇迹，也不会在这破院子里讨生活了。”

他用木栅栏挡在院门前，回到椅子上。

“我儿子干了一辈子的活，”上校说，“我的房子已经抵押出去了。退伍法令倒成了律师们的终身补贴来源。”

“我可没有，”律师反驳道，“我这儿的每分钱可都花得正当。”

上校对他刚才说的话有些不公正而感到不安。

“我刚才说的就是这意思，”他纠正了自己的话，用衬衣袖子擦了擦前额的汗，“天太热了，脑子都热傻了。”

过了一会儿，律师开始在办公室里翻箱倒柜地找上校那份律师委托书。阳光移进了小房间的中央，照在那没打磨过的地板上。徒劳地翻遍每个地方之后，律师一屁股坐在地上，气喘吁吁，最后从自动钢琴底下捡起一卷纸来。

“在这儿了。”

他递给上校一张纸，上面还盖了章。“我还得给我的代理人写信，他们才能把复印件注销掉。”他不说话了。上校甩了甩纸上的灰，把它放进衬衣口袋里。

“自己撕了吧。”律师说。

“不，”上校说，“这可是二十年的记忆。”他还等着律师找下去，律师却停下了，回到吊床前，擦了擦汗，从那里透过闪着微光的空气看着上校。

“那些文件我也要。”上校说。

“哪些？”

“那张证明。”

律师摊开了手。

“那可办不到，上校。”

上校开始警觉起来。担任马孔多地区的革命军的仓库管理员的时候，他曾牵着头驴，驴背上捆了整整两大箱军款，艰难跋涉了六天。抵达尼兰蒂亚的军营时，他拖着已经饿死的驴，半个小时以后，条约签订了。奥雷良诺·布恩蒂亚上校——大西洋沿岸革命军的总军需官给他开了张收据，把他那两箱钱纳入了投降物资清单。

“那些文件的价值不可估量，”上校说，“那里头有一张奥雷良诺上校亲自手写的收据。”

“我知道，”律师说。“但那些文件已经过了不知道几千人的手，几千个办公室，鬼知道现在在国防部哪个部门手里。”

“没有哪个官员会忽略掉这样一份文件，”上校说。

“但过去十五年，官方都换了多少拨人了。”律师说道，“想想看，已经换过七个总统，每个总统至少重组过十次内阁，每个部长至少换过上百次手下的人。”

“但没人会把文件带回家，”上校说，“每个新官都应该在档案里看到过它们。”

律师不耐烦了。

“再说，如果现在把那些文件拿出来，就得等下一拨才能登记上。”

“不要紧，”上校说。

“要等上几百年。”

“不要紧，如果你在等件大事，这点时间不算什么。”

上校把一沓稿纸、钢笔、墨水还有一张吸墨纸放在了堂屋的小桌子上，房门开着，以便有问题的时候可以问妻子。她正在念玫瑰经。

“今天几号了？”

“十月二十七号。”

他写得很认真，握笔的手放在吸墨纸上，为了呼吸顺畅，背挺得很直，就像当初在学校里老师教他的那样。堂屋门窗紧闭，上校开始觉得闷得难受。一颗汗珠滴在纸上，他用吸墨纸去吸，然后又想去擦掉纸上的晕开的字迹，却搞得一团糟。上校没灰心，打了个星号，又在旁边注道：已授权。然后他把整段通读了一下。

“我什么时候登记在名单上的？”

妻子还在念经，想都不想就说：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号。”

过了一会儿又下起了雨。上校用他那在玛瑙雷公立学校学来的大大的涂鸦式的字体，写满了一整张纸，又写了半张，才签上名字。

他把信念给妻子听。每念一句，妻子都点头表示同意。念完之后，上校把信塞进信封封好，关了灯。

“最好让人帮你用打字机打一遍。”

“不，”上校说，“到处找人帮忙，我已经厌了。”

整整半个小时，上校听着雨打在棕榈叶子上发出的声响。镇子上暴雨泛滥。宵禁的号子响完后，屋子不知哪个地方又漏雨了。

“早就该这么做了，”妻子说，“凡事靠自己最好。”

“什么时候都不算晚，”上校一边说，一边留心漏雨的地方。“等这房子的抵押到期了，事情就解决了。”

“还有两年。”妻子说。

上校开了灯，想找到屋子哪个地方漏了。他把喂鸡的罐子放在下雨接着，回了卧室，身后响起了雨打在空金属罐子上的清脆响声。

“要是他们想从那笔退伍金上分一笔，兴许一月份以前就能办妥这事。”他自信地说，“到时候阿古斯汀的周年也满了，咱们也可以去电影院了。”

妻子淡淡地笑了。“我完全不记得动画片是什么模样了，”她说，“我们那时候放的还是《死者的遗愿》。”

“里面有打斗吗？”

“没看见过，鬼刚要抢那女孩儿的项链，暴风雨就来了。”

伴着雨声，他们都睡着了。上校感到肚子里一阵恶心，但是他没慌。他知道他就要熬过又一个十月。他把自己裹在羊毛毯子里，一会儿就听见了妻子沉重的呼吸声——她已经沉入遥远的梦里了。然后，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上校忽然说起话来。

妻子就醒了。

“你在跟谁说话？”

“没人，”上校说，“我在琢磨，那时候在马孔多会议上我们劝奥雷良诺·布恩蒂亚上校别投降还是对的。自打投降以后，灾难就开始了。”

雨又下了整整一个星期。十一月的第二天，不顾上校的反对，妻子还是给阿古斯汀的坟上了一束花。从墓园回来，妻子又犯了哮喘。又是难熬的一周，比上校庆幸自己活下来的十月那四周还难熬。医生赶来给犯了病的上校的妻子瞧了瞧，大叫着走出屋子：“我要是得了这样的哮喘，准能活到全镇人都入土的那天！”不过他还是私下跟上校谈了谈，制定了一个特殊食谱。

上校也犯了老毛病，他在厕所里挣扎了好几个钟头，直冒冷汗，觉得肚肠全在腐烂，还在一节一节地往下掉。“冬天了，”他耐着性子对自己说，“等雨停了，一切就都好了。”他无比确信，确信能活到信来的那天。

这回轮到他想办法维持家用了。他不得不多次咬着牙求邻居，为了能在他家商店里赊账。“下周就还，”他嘴里头这么说，心里却没什么把握，“有笔钱本来上个星期五就该汇给我的。”妻子从哮喘里缓过来些，在镜中瞧见上校的模样。

“你都瘦得皮包骨了。”她说。

“我正好好养着准备把自个儿卖了呢，”上校说，“有家黑管厂已经要了我了。”

但事实上，仅仅是对来信的期望支撑着他。他筋疲力尽，由于缺少睡眠骨头隐隐作痛，他没办法再照顾好自己还有那只鸡了。十一月下半月的时候，他正愁着这鸡已经两天没玉米吃该饿死了，突然想起了七月里挂在烟囱旁的一小把豆子。他把豆子剥了皮，盛了一罐子喂鸡吃。

“过来，”她说。

“就来，”上校看着鸡的反应回道，“饥不择食啊。”

他瞧见妻子试图从床上坐起来。她那羸弱的身子发出了药丸的香气。她说着，一字一句地把想好的话吐出来：

“立刻把鸡处理了。”

上校早已料想到了这天。打他儿子被乱枪打死那天，他就知道这天迟早要来，不过他决意要留下这只鸡。他已经想好了：

“现在划不来，”他说，“比赛还有两个月不到，过后我们可以卖个更好的价钱。”

“这不是钱的问题，”妻子说，“等那帮孩子来了，让他们把它带走，他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这是为了阿古斯汀，”上校给出了他事先就想好的理由，“还记得当那只鸡赢了比赛，他跑回来告诉我们消息时的那张脸吗？”

妻子的确想儿子了。

“就是那只鸡把他给毁了，”她叫出声来，“如果一月三号那天他待在家里，他就不会死了。”她伸出干瘦的食指指着门口，喊道：

“我还能想起来他把鸡夹在胳肢窝下离开的样子呢，我警告他别去斗鸡场里惹事，他还笑了，说：‘别说了，我们会大赚一笔的。’”

她筋疲力尽地倒在床上。上校轻轻地把她扶到枕头上，两人几乎一模一样的目光撞在了一起。“别动，”他说，听见妻子的呼哧声像是从自己肺里发出来的似的。妻子陷入了短暂的沉睡，闭上了双眼。她又睁开眼睛的时候，呼吸似乎平和了些。

“是我们现在的处境逼的，”她说，“拿咱们嘴里的粮食去喂一只鸡，这是作孽。”

上校用被单给她擦了擦前额的汗。

“没人饿上仨月就会死的。”

“但是我们吃什么？”妻子问。

“我不知道，”上校说，“但要是咱们会饿死的话，早就已经死了。”

那只鸡在空罐子旁边活蹦乱跳。看见上校，，蹦出一声“咯”，像是在说人话似的，还缩了下脖子。上校笑了，五味杂陈：

“日子不好过啊，伙计。”

上校走到街上，在午后的镇上到处闲逛，不去想任何事情，甚至也不去想家里的生计已经没法子维持了。直到他感到累了，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陌生的街巷，然后才回了家。妻子听见他回来了，就叫他来卧室里。

“什么事儿？”

她也不看他，说道：

“咱们把钟卖了吧。”

上校之前已经想过这事。“我敢肯定阿尔瓦洛当场就会给你四十比索，”妻子说。“你想想他买下缝纫机那次多爽快。”

她指的是阿古斯汀从前打工的裁缝店的老板。

“明天早上我就去找他。”上校又说。

“别明天早上了，”她语气坚定，“就现在，把钟带去，放在柜台上，跟他说，‘阿尔瓦洛，我把钟带来了，你可以买下它了。’然后他就明白了。”

上校有点难为情。

“这就像扛着骨灰盒子到处走一样，”他抗议道，“要是人家在街上看到我扛着这么个玩意儿，拉斐尔·埃斯卡洛纳准会把我编进他的歌里去的。”

但这次，妻子最后又说服了他。她亲自从墙上取下钟，拿报纸裹了，搁在上校的胳膊上。“拿不到四十比索，就别回来了。”她说。上校胳肢窝下夹着钟，朝裁缝店走去，瞧见阿古斯汀的伙伴们坐在店门口。

其中一个给他让了座。“谢谢，”他说，“不过我不能久待。”阿尔瓦洛走出了裁缝店。过道里，一块湿漉漉的帆布挂在一条两端用钩子拉起的铁丝上。阿尔瓦洛是个小伙，身子瘦削但硬朗，眼睛灵气十足。他也请上校坐。上校感到舒服了些，把凳子朝门框那边移了下，坐下等着和阿尔瓦洛单独谈谈买卖。忽然，他发现四周围着他的，是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

“我没打断你们的谈话吧？”他说。

他们说他没有。其中一个朝上校身边靠了靠，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阿古斯汀来信了。”

上校望着空空的街。

“他说什么了？”

“跟往常一样。”

他们递给他一张秘密传单。上校把它塞进了裤子口袋，还是不说话，用手拍着那个纸包，直到发现有人注意到了，他才停下。

“那里面是什么，上校？”

上校避开赫尔曼那犀利的绿色的眼睛。

“没什么，”他撒了谎，“我把钟带给德国佬，让他帮我修修。”

“别开玩笑了，上校，”赫尔曼说道，想拿走那个纸包，“等等，让我瞧瞧。”

上校阻止了他，什么也没说，但眼圈紫了。其他人还坚持要看。

“让他看看，上校。他懂机械玩意儿。”

“我不想麻烦他。”

“麻烦？这可算不上。”赫尔曼说着接过了钟，“德国佬会敲你十个比索，然后把钟原封不动地还给你。”

赫尔曼抱着钟走进了裁缝店。阿尔瓦洛正在缝纫机上忙活。再往里，一个小姑娘在往衣服上缝扣子，身后墙上挂着一把吉他，吉他上用大头钉钉了张纸：莫谈国是。店外面，上校感到

自己呆着有些多余，把脚蹬在凳子的横杠上休息。

“去他妈的，上校。”

他惊了一下。“别骂人，”他说。

阿方索扶了扶架在鼻子上的眼镜，打量着上校的鞋。

“我说的是你的鞋，”他说，“这双鞋是他妈的新的吧。”

“那你也没必要说脏话，”上校说道，亮了亮漆皮靴的底子：“这玩意已经有四十年历史了，还是头一遭听人说这么难听的话。”

“够了！”赫尔曼在里面喊到，正好钟声也响了起来。隔壁屋子里，有个女人敲了敲隔墙，大喊：“别弹吉他了，阿古斯汀的周年还没过呢。”

人们哄笑。

“是钟声。”

赫尔曼拿着纸包走了出来。

“什么毛病也没有，”他说，“要是你乐意，我跟你家去把它挂好？”

上校谢绝了他的好意。

“该付你多少钱？”

“别操那心，上校，”赫尔曼回到伙伴身边，“等到了一月，那只鸡会替您还上的。”

上校总算等来了他的机会。

“我们来做个交易。”上校说。

“什么交易？”

“我把斗鸡给你，”他打量了那一圈人的表情，“归你们所有人。”

赫尔曼一脸困惑地看着上校。

“我太老了，养不动它了，”上校继续说道，口气坚定而严肃，“这担子对我来说太重了。已经好多天了，我老觉得它快死了。”

“别担心这个，上校。”阿方索说道，“这时节鸡都在换毛，它只是毛根有点发热。”

“下个月它就会好了。”赫尔曼说道。

“不管咋说，我不想养它了。”上校说。

赫尔曼的眼睛盯着上校。

“把事情想想清楚，上校。”他坚持道，“对您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阿古斯汀的鸡放进斗鸡场。”

上校想了想，又说：“我明白，所以我才把它养到现在。”他咬了咬牙，觉得能说得下去时才说道：“问题是还有两个月要等啊。”

赫尔曼明白上校的意思。

“如果只是那个缘故的话，就不成问题了。”他说。

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其他人都同意了。天擦黑的时候，当上校胳肢窝里夹着那个纸包回到家里时，妻子很气愤。

“没卖掉？”

“没。”上校答道，“不过现在不要紧了。那群孩子会负责给鸡喂吃的。”

“等等，我借你把伞，老兄。”

萨瓦斯打开办公室墙上的壁橱，里面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摞成堆的马靴、马镫和缰绳，还有一个装满马刺的铝桶。上端挂着几把雨伞，还有一把女士遮阳伞。上校看着像是遭了什么难之后的废墟。

“谢了，老兄，”上校说，倚在窗边，“不过我还是想等它停下来。”萨瓦斯没关壁橱，坐到刚刚够吹得着电扇的桌子旁。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用棉花裹着的皮下注射器。上校透过雨凝视着灰蒙蒙的棕榈树，又一个冷清的午后。

“透过窗户看雨，感觉很不一样，”他说，“就像是下在另一个镇上似的。”

“不管透过啥玩意看，雨就是雨，”萨瓦斯接道。他把注射器放进桌子上的玻璃器里煮。“这镇子闻着恶心。”

上校耸了耸肩，走到房间中央。屋子里青砖铺地，家具上都罩着颜色鲜艳的布，再往里乱七八糟地堆着几袋盐，几包蜂蜜和马鞍。萨瓦斯牢牢地盯着他，眼神迷离。

“如果我是你，我就不这么想。”上校说。

他坐下来翘起了腿，静静地看着身子倚在办公桌上的萨瓦斯。个子不高还有有点胖，皮肉松弛，一双蛤蟆眼看上去不大高兴。

“找个医生给你瞧瞧吧，老兄，”萨瓦斯说，“自从葬礼那天以来你气色就不大好。”

上校抬起头。

“我感觉很好。”他说。

萨瓦斯一直在等煮针管的水烧开。“我倒是也想这么说，”他抱怨道，“你多幸运，长了一个铁胃。”他端详着自己那布满黑斑的满是毛的手背，戴婚戒的旁边那指头上还带了一枚黑色钻戒。

“你说得对。”上校承认。

萨瓦斯冲着门叫着他老婆，然后一脸痛苦地埋怨着自己的食谱，边说着从裤子口袋里摸出一个小瓶儿，倒出一颗豌豆大小的白色药片在桌上。

“随身带着这玩意儿简直是活受罪，”他说，“就像把死神揣在兜里一样。”

上校走近桌子，他把药片放在掌心里端详着，萨瓦斯却请他尝尝。

“这玩意可以让咖啡变甜，”他解释说，“是糖的味道，但又不含糖。”

“说得对，”上校说，唾液浸在一种苦涩的甜味里，“好比听见钟声，却瞧不见钟一样。”

萨瓦斯胳膊架在桌子上，手托着头，等妻子给他注射。上校不知道他身体哪儿出毛病了。妻子关掉电扇，把它移到了保险柜上，然后朝橱柜走去。

“伞这东西准跟死神有关。”她说。

上校没去留意她。他四点就出门等信，下雨让他不得不在萨瓦斯办公室里躲着。现在船靠岸的哨子已经吹响了，可雨还在下。

“人都说死神是个女人，”妻子继续说道。她挺胖，个子比丈夫还高，上嘴唇上还长了个毛茸茸的肉瘤。说起话让人想起嗡嗡响的电扇。“不过我不觉得。”她说，合上橱柜，又一次盯上了上校的眼睛。

“我想它一定是个长着爪子的畜生。”

“有可能，”上校同意道，“有时候尽出怪事。”

他想着邮差该披着油布雨衣跳上船了。自打他换律师已经过了一个月了，也该有回复了。萨瓦斯的妻子一直在对死神的事喋喋不休，直到瞧见上校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情。

“老哥，”她说，“你一定很焦虑吧。”

上校站起身。

“你说得对，”他撒了谎，“我正琢磨已经五点了，鸡还没打疫苗呢。”

她觉得奇怪了。

“给鸡打疫苗，搞得像是人似的！”她大叫道，“作孽啊！”

萨瓦斯忍不住了。他抬起了涨得通红的脸。

“你的嘴消停点吧！”他对妻子命令道。她果真抬起手掩住嘴巴。“你的愚蠢已经折腾了我老兄半个时辰了。”

“不不，没有。”上校否认道。

妻子摔门而去。萨瓦斯用在薰衣草水里泡过的手帕擦了擦脖子。上校走到窗边，雨还在下，一只母鸡迈着大长腿穿过空无一人的广场。

“给鸡打针这事是真的吗？”

“是的，”上校说，“下周就要开始训它了。”

“疯了吧，”萨瓦斯说，“这种事已经不归你管了。”

“我知道，”上校说，“那也没理由拧断那只鸡的脖子啊。”

“愚蠢的固执，”萨瓦斯也走到窗边。上校听见他的喘息声像拉风箱一样，眼神也流露出一丝怜悯。

“无论干什么都不算迟。”上校说。

“别无理取闹了，”萨瓦斯坚持说，“这可是笔双赢的买卖。一方面你可以摆脱这个烦恼，另一方面你口袋里还可以装进九百比索。”

“九百比索！”上校叫出了声。

“是九百比索。”

上校掂量了一下这个数字。

“你真觉得会有人出这么多钱买一只鸡吗？”

“不是我觉得，”萨瓦斯说，“是我确信。”

这是自打上校结清了革命军的账以来听过的最大一笔钱了。他离开了萨瓦斯的办公室，感到肠子里一阵乱绞，不过这次他确信不是这鬼天气造成的。到了邮局，他径直朝邮差走去：
“我在等一封急信，”他说，“是一封航空邮件。”

邮差瞧了瞧格子里，翻看一下之后有把信放回了原位，不过什么也没说。他又掸了掸手上的灰，眼神又意味深长地回到了上校身上。

“我肯定信应该是今天来的。”上校说。

邮差耸了耸肩。

“唯一可以肯定会来的东西是死神，上校。”

见他回来了，妻子盛了一碗玉米粥。他一言不发地吃着，每吃一勺都停下来沉思很久。妻子坐在他对面，觉察到了他脸上神情的变化。

“怎么了？”她问。

“我在想那个靠办理退伍金过活的人，”上校撒了谎，“五十年以后等我们都静静地躺在地下六英尺的地方，那个可怜人还得每个星期五苦苦地等他的退休金。”

“真糟糕，”妻子说，“意味着你已经放弃了似的。”她继续吃着玉米糊，可过了片刻，他发现丈夫的心思还飘在千里之外。

“现在，你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好好享用玉米糊。”

“这很好吃，”上校说，“哪来的？”

“鸡那儿，”妻子说，“那些孩子们带来的玉米太多了，所以它决定和我们分享一些。过日子就是这样。”

“对，”上校叹道，“生活是人类发明出来的最好的东西。”

他盯着拴在炉子脚边的鸡，这回它看上去像是另一种动物。妻子也在盯着他看。

“今天下午我不得不用木棍子把孩子们赶出去，”她说，“他们带了一只母鸡想给它配种。”

“这种事不新鲜了，”上校说，“跟以前镇子上发生在奥雷良诺·布恩蒂亚上校身上的是一回事。人们送大姑娘给他，让他们配种。”

她忍不住笑了。鸡在过道里“咯”地叫了起来，像是人在低声交谈。“有些时候，我就觉得这畜生会讲起人话来。”她说。上校又看了她一眼。

“这鸡多重，就值多少金币，”他说。他吸了一口玉米糊，心里算计了一下，“够我们三年生活费。”

“你不能只靠希望活着。”妻子说。

“希望是不能拿来吃，但它能支撑你活下去。”上校回道，“就像我那位老兄萨瓦斯的神奇的药一样。”

整晚上他都没睡好，试图从脑子里抹去那个数字。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妻子端来两盆玉米糊，一言不发地低着头吃完了她的那份。上校觉得他自己都被这坏心情传染了。

“怎么了？”

“没什么，”妻子说。

他意识到这回是轮到她撒谎了。他想安慰几句，但她坚称没什么。

“没什么不对劲的，”她说，“我在想那个人已经死掉两个月了，我还没去见过他家人呢。”

所以那天晚上她去了，上校也跟着去了那个死者的家，然后又被喇叭里传来的音乐所吸引，朝电影院走去。安赫尔神父坐在他办公室门口，盯着入口，看看在他发了十二声戒令后谁还敢走进去看电影。不过炫目的灯光，刺耳的音乐，还有孩子们的尖叫都在那儿跟他作对。其中一个孩子举起木头做的假来复枪威胁上校。

“那只鸡最近如何，上校？”他一本正经地问。

上校举起双手。

“还是老样子。”

一幅花花绿绿的海报盖住了电影院整个门面：午夜少女。少女身着睡袍，还露出一条大腿。上校在附近闲逛了一阵子，直到远处电闪雷鸣才返身去找妻子。

她没呆在死者家里，也没回自己家。上校估摸着离宵禁没多少时间了，偏偏钟却不走了。他等着，觉得暴风雨就要来到镇子上了。他正准备再出门的时候，妻子回来了。

上校把鸡抱进卧房里。妻子换了衣裳，在堂屋喝了些水。这时上校已经给钟上好了发条，等宵禁的号子响给它调校时间。

“你上哪儿去了？”上校问道。

“随便走走，”妻子回道，把杯子放回台子上，也不看上校，直接进了卧房。“想不到雨来得这么急。”上校没搭腔。宵禁的号子响了，他把钟调到十一点，合上罩子，又把椅子搬回原位。他听见妻子又在念玫瑰经了。

“你还没答我的话呢。”上校说。

“什么话？”

“你上哪儿去了？”

“就呆在那儿聊了会儿天，”她说，“我已经好久没上街了。”

上校挂好吊床，给屋子锁了门，喷了些杀虫剂，然后又拿来灯放在地上，才爬上吊床睡下。

“我明白，”他难过地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咱俩互相撒谎了。”

她长长地叹了口气。

“我刚是在安赫尔神父那儿，”她说，“拿结婚戒指作抵押，跟他借点钱。”

“他怎么说？”

“拿这么神圣的东西换钱是犯罪。”

她在蚊帐里继续说，“两天前，我试过去把钟卖掉。没人对它感兴趣，因为现在外头卖的都是夜光钟，夜里也能看见时间，还能分期付款。”上校明白，即使四十年一起过日子，一起忍饥挨饿，一起受苦，他还是捉摸不透妻子。他感觉得到，隐藏在他们彼此的爱情里的某些东西，也已经老去了。

“他们也不要那幅画，”她继续说，“几乎每家都有这么一幅画。我连那个土耳其佬的家都去了。”

上校心里一阵苦涩。

“所以现在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家闹饥荒了。”

“我累了，”她说，“男人从来不懂怎么持家。有时候我甚至要把石头放在水里煮，才能不让邻居怀疑我们已经连着很多天都揭不开锅了。”

上校感觉受了侮辱。

“你这是侮辱我。”上校说。

妻子从蚊帐里钻出来，也爬上吊床。“我再也不要在这屋子里装模作样地过日子了，”她说道，因为怒气声音已经哑了，“这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日子我受够了。”

上校一动不动。

“二十年过去了，每次大选完了，你都指望他们能兑现承诺给你寄钱来。到头来我们等到的一切，就是一个死掉的儿子。”她继续说道，“什么也没有，儿子也没了。”

上校对这样的责难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们尽到责任了。”

“可二十年来，议会里的那些人每个月都拿一千比索，”妻子驳道，“你看看我们的朋友萨瓦斯，住着两层小楼，可还不够装下他的所有钱。他来镇子的时候，不过是个卖药的，脖子上还缠着条蛇。”

“不过他得了糖尿病，没希望了。”上校说。

“你也快饿死了，”妻子说，“你必须明白，自尊不能当饭吃。”

一道闪电打断了她的话。雷声在街心爆裂开来，传进卧房，像一堆乱石在床底翻滚。妻子赶紧扑进蚊帐找那串念珠。

上校咧开嘴笑了。

“这就是你嚼舌头的报应。”他说，“我一直说，上帝是站在我这头的。”

但实际上他心里十分痛苦。过了一会儿，他熄了灯，陷入黑暗中的沉思，闪电不时把屋子照得亮堂堂的。他想起了马孔多。头十年里，上校一直期待着尼兰蒂亚的诺言能够兑现。直到一天昏昏沉沉的午后，他看见一列灰蒙蒙的黄色火车，满满地载着热得喘不过气来的男人、女人和牲畜，东西甚至堆到了车厢顶上，开进了马孔多。那是香蕉狂热。

一天一夜，整个镇子就被翻了个底朝天。“我要离开，”上校那时说，“我快被香蕉的气味腐蚀了。” 后来，一九零六年六月二十七号，星期三，下午两点十八分，上校搭了返程的火车，离开了马孔多。半个世纪以后，他才明白，自打在尼兰蒂亚投降之后，他的内心从没得到过片刻的安宁。

上校睁开了眼。

“没必要再想它了。”他说。

“说什么呢？”

“那只鸡，”上校说，“明天我就去萨瓦斯那儿，九百比索把它卖了。”

阉割过的畜生的叫声，和萨瓦斯的吼叫连成一片，透过窗户传进办公室。如果他再过十分钟还不来，我立马走，上校再等了俩小时后对自己说。不过他还是又等了二十分钟，就在他正准备拍屁股走人时，萨瓦斯在一群工人的簇拥下进来了。他在上校身边走过了几遭，都没正眼瞧一下。

“你在等我吗，老兄？”

“是的，老兄，”上校说，“不过要是你忙的话，我可以过会儿再来。”

萨瓦斯已经在门的另一边，什么也没听见。

“我待会儿就回来。”他说。

正午的光景，闷得人窒息。街上的光射进办公室，照得里面亮堂堂的。热得百无聊赖，上校不由得闭上了眼睛，立马就梦见了妻子。萨瓦斯的妻子踮着脚走了进来。

“千万别醒，大哥，”她说，“我来把百叶窗拉上，这办公室热得像地狱。”

上校一脸茫然，目光跟着她的身影。关上窗之后，在一片阴影里她说：

“你经常做梦？”

“有时候，”上校回道，不小心睡着了，正觉得怪不好意思，“我老是梦到自己被缠在一张蜘蛛网里。”

“我每晚都做噩梦，”她说，“现在我打心眼里想找出梦里遇见的那些陌生人都是谁。”

她打开了电风扇，“上个星期一个女人出现在我床头，”她继续说，“我问她是谁，她说：‘我是十二年前死在这屋子里的那个女人。’”

“但这屋子两年前才建好。”上校说。

“对，”她说，“那说明死人也会犯错误。”

电风扇低声作响，阴影显得更加昏暗。上校有些不耐烦了，睡意再次来袭，可这啰嗦的女人还在说，从做梦说到转世投胎。他正等一个机会好向她告辞的时候，萨瓦斯和他的领班走了进来。

“你的汤我都热了四遭了。”女人说。

“要是你乐意，热十遍也随你，”萨瓦斯说，“不过现在别来烦我。”

他打开保险柜，递给他的领班一沓钞票，还有一串指令。领班打开百叶窗来数钱。萨瓦斯看见上校在办公室里头，却没有任何表示。他还在跟领班谈话。当两人正准备再次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上校站起了身。萨瓦斯正准备开门，停了下来。

“您有什么事，老兄？”

上校见那领班正盯着他看。

“没什么事，老兄。”他说，“只是想跟你谈谈。”

“不管什么话，有就快说，”萨瓦斯说道，“我一分钟也不能耽搁。”

萨瓦斯的手还放在门把手上，等着上校。上校觉得那是有生以来最为漫长的五分钟，他咬了咬牙。

“就是那只鸡的事儿。”他小声说道。

萨瓦斯开了门，“那只鸡的事儿，”他重复道，笑了笑，把领班推到走廊上，“天都快塌了，我的这位老兄还在惦记那只鸡的事儿。”然后对上校说：

“好吧，老兄。我很快就回来。”

上校一动不动地立在办公室中央，直到再也听不见那两个人走廊里的脚步声。然后他走了出去，在镇上转了转，星期天的午后，一切都像是静止了。裁缝店里一个人也没有。一生的办公室也关门大吉。叙利亚人的铺子里也没人照看。小河平静的像是一块钢板。码头上，一个男人睡在四个油桶上，头上盖了顶帽子防晒。上校确信他是镇子上唯一在动的东西后，回了家。

妻子准备了一桌午饭等他。

“我赊账买了这些，说好明天一早就还。”她解释说。

吃午饭的时候，上校告诉了他过去三个小时他的遭遇。她不耐烦地听着。

“问题就是你太怂，”最后她说，“你那样子就像是去乞求施舍一样。你应该昂着头走到那儿，把他叫到一边，对他说：‘老兄，我决定了，把鸡卖给你。’”

“照你这急性子，人一辈子风一样‘呼’就过去了。”上校说。

她却突然不高兴了。那个早上，她把屋子收拾好，打扮得怪怪的，穿上丈夫的旧鞋子，系了条油布围裙，头上还蒙了块破布，在耳边打了两个结。“你没有哪怕一点生意头脑，”她说，“你去卖东西，应该摆着跟你去买东西一样的表情。”

上校觉着妻子这幅样子很好笑。

“就这样别动，”他笑着打断了她，“你这样子活像给桂格燕麦做广告的那人。”

她把破布从头上拽下来。

“我可是认真的，”她说，“我现在就把鸡带去，我跟你打赌，随你赌什么，我肯定半个钟头以内带着九百比索回来。”

“你想得挺美，”上校说，“再说你这跟斗鸡下注赌钱有什么两样。”

上校费了好一番功夫劝她别去。整个早上，她都在心里盘算着往后三年怎么过日子，而不用每个星期五受那份罪。她给必需品列了张单子，包括给上校买双新鞋。她已经在屋子里给镜子腾出了地方。现在这份计划突然泡了汤，她心情复杂，又羞又愧。

午后，她打了个盹，起来的时候，上校正坐在院子里。

“你打算怎么办？”她问。

“我正想着呢，”上校回道。

“那么问题就解决了。往后五十年，我们就指望那笔钱过了。”

事实上，上校已经决定下午就去把鸡卖掉。他想象着萨瓦斯如何一个人呆在办公室里，在电风扇前面，准备给自己打针。他已经料到会得到什么答复了。

“带上鸡，”走的时候妻子劝他，“让他见着活的，兴许有用。”

上校不肯。她跟着丈夫一直走到大门口，心里又急，觉得没什么戏。

“别怕他办公室里人多，”她说，“你就拽着他胳膊，别让他跑，直到他把九百比索给你。”

“人家还以为我们要打劫呢。”

她却不以为意。

“你得明白，你是鸡的主人。”她态度坚决，“记住是你去帮他的忙。”

“好好好。”

萨瓦斯正跟医生在卧室里。“现在正是时候，”萨瓦斯的老婆对上校说，“医生正准备让他去农庄里待一阵子，星期四以前不会回来的。”上校心里两股力量在打架：一方面他决心要把鸡卖了，另一方面他又想晚去一个小时，不想碰上萨瓦斯。

“我可以再等等。”上校说。

但萨瓦斯的老婆坚持要他进去。她把他领到卧室里，她丈夫正坐在床上，穿着条裤衩，眼睛无神地望着医生。上校在旁边等着。医生给装着病人尿液的试管加热，又闻了闻气味，朝萨瓦斯做了个手势，一切正常。

“真该把他毙了，”医生对上校说，“靠糖尿病来耗死这阔佬，太慢了。”

“你已经尽你所能了，给我打这该死的胰岛素。”萨瓦斯说，扭了扭松弛的屁股，“不过我这硬钉子没那么容易拔。”然后，转过头对上校说：

“进来吧，老兄。下午我去找你，连你帽子都没见着。”

“我又不带帽子，免得见人还得脱下来。”

萨瓦斯开始穿衣服。医生把一支装着血液标本的试管放进上衣口袋，然后开始收拾他的包。上校琢磨他这是准备告辞了。

“如果我是你，我就给这位病人开张十万比索的账单，”上校说，“这样他就不会如此担心他的病了。”

“我已经跟他说过了，不过不是十万，是一百万。”医生说，“人一穷，糖尿病就不用治了。”

“谢谢你的方子。”萨瓦斯说道，努力想把大肚子塞进马裤里，“不过我不会接受的，免得你也当了富翁，遭这份罪。”医生看着自己的包那镀铬的锁上映着自己的牙齿，又看了看表，并没有不耐烦。萨瓦斯，套上靴子，突然转向上校：“嘿，老兄，那只鸡怎么样了？”

上校明白医生正在等他回答。他咬了咬牙：

“老样子，老兄，”他低声说，“我是来把它卖给你的。”

萨瓦斯已经穿好了靴子。

“那好嘛，老兄，”萨瓦斯面无表情地说，“这是你能想到的最明智的做法了。”

“我太老了，玩不了这个了，”上校看着医生高深莫测的面孔，为自己辩解道，“要是年轻个二十岁就不一样了。”

“你一直看起来都像年轻二十岁。”医生回道。

上校缓过气来，等着萨瓦斯再说点什么，但他却没说，穿上一件带拉链的皮夹克，准备走出卧室。

“要是你乐意，我们下个星期再谈谈这桩买卖，老兄。”上校说。

“我刚想这么说来着，”萨瓦斯说，“我能给你找到一个愿意出四百比索的客户，不过我们必须得等到下个星期四。”

“多少？”医生问道。

“四百比索。”

“我可听人家说过，它远不止这价钱。”医生说。

“你以前可说过，它值九百比索，”看见医生觉得诧异，上校也跟着说道，“它可是全省最棒的一只斗鸡。”

萨瓦斯对医生说：

“要是放在过去，甚至有人会出一千比索。不过现在可没人敢把一只上好的斗鸡拿出来斗，等他从斗鸡场出来，说不准就被谁一枪打死了。”他又转向上校，故作悲伤地说：“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老兄。”

上校点点头。

“好吧。”他说。

说完跟着萨瓦斯沿着走廊走了。留下医生一个人待在客厅里，被萨瓦斯的老婆拉住，向他请教如何对付“那些突如其来又使人莫名其妙的东西”。上校在办公室里等着，萨瓦斯打开保险柜，往所有衣服兜里塞钱，完了拿出四张钞票地给上校。

“这些是六十比索，老兄，”他说，“到时候鸡卖了咱们再结清。”

上校和医生一起走过码头前的集市，傍晚的清凉使一切似乎都开始复苏。一艘载着甘蔗的驳船正顺流而下。上校觉察到医生一副还是令人费解的无动于中的态度。

“你呢，身体怎么样，医生？”

医生耸了耸肩。

“老样子，”他说，“我想我需要看下医生。”

“冬天了，”上校说，“我肚里像快烂了一样。”

医生用绝非出于职业兴趣的眼光打量着上校，接着又跟坐在他们铺子门前的叙利亚人打了招呼。到了诊所门口，关于卖鸡的事儿，上校终于松口了：

“我是真的没办法了，”他解释说，“我们都快只能用人肉喂那畜生了。”

“唯一吃人肉的畜生，是萨瓦斯，”医生说，“我敢肯定他会九百比索把鸡再转手卖出去。”

“你真这么觉得？”

“我确信，”医生说，“这桩买卖他会做得像他跟市长签那张爱国条约一样漂亮。”

上校不敢相信。“他在那个条约上签字是为了保住他的小命，”他说，“那样他才能留在镇上。”

“那样他才能用半价把那些被镇长赶走的同党们的财产买下来。”医生说。在口袋里没摸到钥匙，他敲了敲门。然后望着一脸难以置信表情的上校。

“别太天真了，”他说，“跟小命相比，萨瓦斯对钱可看重多了。”

当天晚上，妻子就决定去买东西。上校陪她去了叙利亚人的铺子，一路琢磨着医生的话。

“快点去找到那些孩子，跟他们说鸡已经卖了。”妻子对他说，“别让人家最后才希望落空。”

“萨瓦斯回来之前，这鸡都不算卖掉。”上校回说。

上校瞧见阿尔瓦洛在弹子房里玩轮盘赌。星期天的晚上，这地方闷得很，收音机音量开到了最大，让人感觉越发地热。一块很大的黑色油布上画着花花绿绿的数字，桌子中央放了个箱子，点了一盏油灯，上校觉着这有点意思。阿尔瓦洛一直押二十三，却一直输，上校从他肩上盯着轮盘看，九次里十一点出现了四次。

“押十一吧。”他在阿尔瓦洛耳边小声说道，“它出现次数最多。”

阿尔瓦洛看了看桌子，空了一轮没下注。他从口袋里掏出些钱，还有一张纸，把纸从桌子下面递给了上校。

“阿古斯汀写的。”他说。

上校把秘密传单塞进口袋。阿尔瓦洛押了一大笔钱在十一上。

“开始先少押点。”上校说。

“我预感很棒。”阿尔瓦洛说。花花绿绿的轮盘已经转了起来，阿尔瓦洛周围的赌徒们把他们的赌注都移到了十一上。上校感觉到了压力。头一遭，他感受到了赌博的魅力、即令人激动又叫人担心受怕。

结果是五中了。

“真对不住，”上校很不好意思，怀着无法抑制的负罪感看着那把木刮子把阿尔瓦洛的钱都给刮走了，“我真不该多管闲事。”

阿尔瓦洛笑了，没有转头看上校。

“没关系，上校。说不定情场上能得意呢。”

正在演奏曼波舞曲的小号突然停了下来。赌徒们双手高举，四散而去。上校听见自己身后响起了来复枪上膛清晰短促的、令人胆寒的声音。他明白口袋里的秘密传单已经被警察盯上了。他半转过身来，没举起手。然后，有生以来头一次，他见到了打死儿子的凶手，就这么直挺挺地站在他面前，枪顶在他肚子上。是个小个子男人，印第安人模样，皮肤黝黑，喘息声还带着孩子气。上校咬紧牙，用手指拨开枪筒。

“不好意思，借过。”他说。

被两只蝙蝠一样的眼睛盯着，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像是被这双眼睛吞噬，嚼碎，消化，又吐了出来。

“你可以走了，上校。”

上校用不着开窗就知道已经十二月了。在厨房里剁喂给鸡当早饭的水果时，他的骨子里就感觉到了。后来，他打开门，院子里的景象证实了他的预感。那是一个很漂亮的院子，青草，树，还有那间小屋，都像是漂浮在离地一公分的清新空气里。

妻子九点才从床上爬起来。等她进了厨房，上校已经收拾好了屋子，正和孩子们围着鸡坐成一圈聊着天。她不得不绕过他们走到炉子跟前。

“闪开！”她喊道，阴沉地朝鸡瞟了一眼，“我真想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该死的畜生。”

上校想从鸡身上看出妻子为什么要发火，可实在看不出来鸡哪里讨厌。它已经准备好接受训练了，它的脖子，覆着紫色羽毛的两条腿，修剪过的冠，都显出一副精瘦干练的模样和无所畏惧的气场。

“你上窗口那瞧瞧，别跟鸡过不去了。”孩子们走了以后上校对妻子说，“如此美好的早晨，叫人真想拍张照片下来。”

她探出窗子看了看，脸上仍旧不为所动。“我想种些玫瑰，”她说着回到炉子跟前。上校把镜子挂在钩子上，准备刮胡子。

“要是你真想种玫瑰，就去种吧。”他说。

他努力使自己的动作和镜子里的男人合拍。

“会被猪吃掉的。”她说。

“也不错啊，”上校说，“吃玫瑰长肥的猪味道肯定很好。”

他在镜子里寻找妻子的身影，留意到她还是那副表情。透过火光看去，她的脸像是用做成炉子的那种泥捏成的一样。他眼睛注视着妻子，手却像过去几十年那样摸索着，继续刮着胡子。妻子想了想，沉默了良久。

“我还是不种了吧。”她说。

“行，”上校说，“那不种就是了。”

他感觉不错。十二月以来，他感觉肚子好受多了。就是那天早上穿上新鞋的时候，他感觉一阵不爽。试了好几次之后，他发现是徒劳的，于是又穿上了漆皮靴。妻子注意到了不寻常。

“新鞋要是你不去穿它，永远不会合脚的。”她说。

“那双鞋像是给瘸子穿的，”上校驳道，“他们就应该卖那些已经穿过一个月的鞋。”

他怀着下午信准来的预感上街去了。由于还没到船靠岸的点儿，他便去了萨瓦斯的办公室里等他。不过那边人却告诉他，星期一之前萨瓦斯是不会回来的。尽管有些出乎意料，上校并没有灰心。“他总要回来的，早晚的事儿。”他一边朝码头走去，一边自言自语道，那时天色很美，一片无暇的清朗。

“要是一年到头都是十二月多好，”他坐在叙利亚人摩西的铺子里，低声说道，“人感觉好极了，就跟明镜一样。”

叙利亚人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把这句话翻译成自己差不多已经忘光了的阿拉伯语。他是一个温和的东方人，一件长衣一直裹到耳朵，皮肤紧绷，动作笨拙得跟个溺水者一样。事实上，似乎他的确刚被人从水里给救上来。

“很久以前是那样的，”他说，“不过要是现在还那样，我估计已经活了八百九十七岁了，你呢？”

“七十五，”上校说，眼睛却已经盯上了邮差。然后才留意到了马戏团。上校看见邮船顶上有一顶帐篷，上面还堆了一些花花绿绿的东西。某个瞬间他甚至丢开了邮差，在其它船顶上找箱子里有没有猛兽，不过并没看见。

“那是马戏团，”他说，“十年来头一回有马戏团来。”

叙利亚人摩西证实了上校的说法，然后用一连串混合夹杂的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告诉了妻子。妻子又从店里头回了几句，摩西自言自语了几句之后，把自己的担忧翻译给上校听：

“把猫藏起来，上校。孩子们会偷去卖给马戏团的。”

上校正准备上前跟踪邮差。

“这马戏团不耍动物。”他说。

“也不行，”叙利亚人说道，“那个走钢丝的人会吃猫，吃了就不会摔断骨头了。”

上校一阵跟着邮差，穿过沿街的商店，从码头到广场。一阵令他颇感意外的喧闹从斗鸡场传来。一个路人跟他聊了几句那只鸡的事儿，那时他才想起来那天正是定的给鸡特训的日子。

他从邮局门口经过，不一会儿，他发现自己已经身处斗技场的热火朝天里了。他看见自己的鸡正站在场地中央，孤零零的，无依无靠，脚趾裹在破布里，两腿哆哆嗦嗦的，看上去有点怯。他的对手是只无精打采的灰毛公鸡。

上校不动声色地看着，接着又是一阵厮打。一阵阵喝彩声中，只见鸡毛、鸡腿、鸡脖子扭作一团。对手被甩出撞在围栏上，转过身来，又冲到场地中央。他的鸡并不进攻，只是抵挡着一次次攻击，每次都落回原地，它的腿已经不抖了。

赫尔曼跳进围栏，抱起那只鸡，向人群致意，响起一阵疯狂的雷鸣般的掌声和尖叫。上校觉察到了狂热的掌声与紧张的比赛之间的不协调，一切看起来像是一场闹剧，连斗鸡们都心甘情愿地掺和进去。

上校带着些许倨傲的好奇神情，环顾了斗鸡场四周。人们兴高采烈地从看台上拥进场内，上校瞧见一张张热情似火的、激动的、神气活现的面孔。全是年轻人，好像全镇的年轻人都在这里。上校恍惚间回到了记忆里的某个角落。于是他跳进围栏，穿过场内拥挤的人群，走到赫尔曼那双平静的眼前。他俩目不转睛地互相看着。

“下午好，上校。”

上校从他手里夺过鸡来。“下午好，”他咕哝道，没再说一句话，因为这畜生浑身热气腾腾，还激烈地搏动着，让他难以招架。他估摸着以前手里还从来没有抱过这么活蹦乱跳的生物。

“你刚才不在家。”赫尔曼一脸不解。

有一阵喝彩声打断了他。上校感到了不安，他又挤出一条路来，谁也不看，被掌声和呐喊声吵得晕晕呼呼地上了街，胳肢窝里夹着那只鸡。

整个镇上的下层百姓都跑来看他，他身后跟着一群小学生。一个大块头黑人在广场的一角卖药，人站在桌子上，脖子里围着条蛇。一大群从码头上回来的人停下了脚步，听他高谈阔论。不过上校抱着鸡从旁边路过时，他们的注意力都转移了过来。上校从来没觉得回家的路这么漫长。

他一点也不后悔。过去十年的动乱，让整个镇子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死气沉沉。那天下午，又是一个没有来信的星期五，人们都苏醒了。上校想起了过去那个年代，他看见自己、妻子还有儿子在伞下看着戏，尽管下雨了戏也没停。他又想起当年他们党的头头，打扮得一丝不苟，在他们家院子里扇扇子、听音乐的场景。他几乎再次感到了腹内那由低音鼓引起的共鸣，令他疼痛不已。

他穿过和码头平行的大街，又见到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当年星期日大选一样。他们都在看马戏团卸船。从一顶帐篷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好像说着和鸡有关的什么话。他继续回家，心事重重，耳边仿佛还能听到杂乱的人声，好像斗鸡场里喝彩声的余音在催他赶路一样。

走到家门口的时候他跟孩子们说：“全都回家，谁进来我就揍他。”

他锁上门，径直去了厨房。妻子上气不接下气地从卧房里出来。

“他们硬要把它拿走，”她说，呜咽着，“我跟他们说，只要我活着，他们就休想把鸡带出这屋子。”上校把鸡系在炉子脚上，给罐子换了水，听着妻子的哭诉。

“他们说会给咱们收尸的，”她说，“还说这鸡不属于咱们，而是属于整个镇子。”

直到他忙完了鸡的事儿，才转向妻子那张已经扭曲的面孔。他发现，并不令他意外地，那张脸没有让他产生什么同情。

“他们做得对，”他平静地说，在衣服口袋里摸着什么，用深不可测的温柔语气说道，“这鸡不卖了。”

他跟着丈夫进了卧房。他觉得今天丈夫特又人情味，却又捉摸不透，好像在电影屏幕里看他一样。上校从橱柜里翻出一沓钞票，把口袋里的也加上，又数了数，重新放回了柜子里。

“还剩二十九比索还给萨瓦斯，”他说，“等退伍金来了再把剩下的还他。”

“要是不来呢？”妻子问。

“会来的。”

“要是真不来呢？”

“好吧，那就不给他了。”

他在床底下看见了新鞋，用块破布擦了擦鞋底，走到橱柜里找盒子，把鞋放了进去，就像星期天那天晚上买来时一样。她一动也不动。

“把鞋退回去吧，”上校说，“这样可以再还十三比索给他。”

“他们不会要的。”她说。

“他们必须得要，”上校回道，“我只穿了两回。”

“土耳其人可不懂这些，”妻子说。

“他们必须得懂。”

“要是他们真不懂呢？”

“好吧，不懂就不懂吧。”

他们也不吃饭，就上床睡觉了。上校等妻子念完经才关了灯，不过他睡不着。他听见了给电影分级的钟声，然后紧接着——其实是三个钟头以后了，宵禁开始了。妻子沉重的喘息声在寒夜的空气中越发艰难。上校眼睛还睁着，妻子发话了，声音平静而温和：“你还醒着。”

“对。”

“在用理智想想吧，”妻子说，“明天跟萨瓦斯谈谈。”

“星期一前他是不会回来的。”

“那更好，”她说，“那样的话你就有三天可以好好想想怎么跟他说。”

“没什么好想的。”上校说。

令人舒适的凉爽已经代替了十月黏糊糊的空气。上校从珩鸟迁徙的时间里又一次感到十二月已经来了。钟敲两点的时候，他是没睡着。，不过他知道妻子也还醒着。他在吊床里翻了个身。

“你还是睡不着？”妻子说。

“不。”

她想了一会儿。

“咱们是没办法啊，”她说，“你想想，四百比索摞起来得有多少啊？”

“过不了多久，退伍金就要来了。”上校说。

“这话你已经说了十五年了。”

“所以说嘛，”上校说,“不会太久了。”

她沉默了。上校觉得时间似乎停止流动了，直到她再次发话。

“我有种预感，这钱不会来了。”妻子说。

“会的。”

“要是真不会呢？”

上校无言以对。鸡的第一声报晓将他激醒了，不过然后他又沉沉地睡了过去。他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高高地挂在天上了。妻子还睡着。虽说晚了两个钟头，上校还是按部就班地干完了每天早上的活儿，然后等妻子吃早饭。

妻子醒来之后去一言不发。他们互相道了早安，坐下来默默地吃早饭。上校啜了一口黑咖啡，吃了块奶酪和一块甜卷饼。他整个上午都呆在裁缝店里，下午一点的时候回了家，在一片秋海棠里，看见妻子在修钟。

“该吃午饭了。”他说。

“没午饭可吃。”

他耸了耸肩。他堵上了院墙上的洞，防止孩子们从那儿钻进厨房，等回到走廊上时，午饭已经在桌子上了。

吃午饭的时候，上校明白妻子一直忍着不哭出来，这让他很紧张。他知道妻子的脾气，生来就倔强，四十年代的苦日子甚至让她越发坚强。孩子的死，她甚至没掉一滴眼泪。

他带着责怪的眼神看着她。她紧咬嘴唇，用袖子擦了擦眼睛，继续吃饭。

“你一点也不替人家着想。”她说。

上校不说话。

“任性，固执，一点不通情达理。”她又说道，把叉子和刀子交叉着放在盘子上，但又赶忙迷信地把它们重新放好。“啃了一辈子的土，到头来，你为我还不如为那只鸡考虑的多。”

“那是两码事。”上校说。

“一码事，”妻子说，“你应该明白，我活不了多久了。我得的这病不算病，但是慢慢会要了命的。”

上校直到吃完饭才发话。

“要是医生跟我保证，卖了那只鸡就能治好你的哮喘，我立马卖掉，”他说，“但要是不能，就不卖。”

那天下午，他把鸡带去了斗鸡场。回到家里的时候，妻子似乎又要犯病了。她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头发披在后背上，双臂张开，呼吸时肺里发出哨子一样的声音。她在那儿一直待到傍晚，然后就爬上床，没跟丈夫说一句话。

宵禁后不久，她做了晚祷。然后上校准备关灯，被她阻止了。

“我不想死的时候黑漆漆的。”她说。

上校便让灯开着。他觉得累了，希望能忘记一切，一连睡上整整四十天，在一月二十号下午三点醒来，在斗鸡场上，正好把鸡放出去。不过他注意到了失眠的妻子。

“还是老样子，”过了一会儿她又说，“还是咱们忍饥挨饿，然后人家都有的吃。四十年以来，都是老样子。”

上校仍然保持沉默，直到妻子停下来问他是不是还醒着。他回答说是的。妻子又接着讲下去，语气平和流畅，却不容置疑。

“谁都能从鸡身上赢一笔，除了咱们。咱们是唯一的连一分一厘的下注钱都拿不出来的。”

“鸡的拥有者照例该分到百分之二十的钱。”

“过去大选时，拼死拼活为人家卖命，你照例也该得个一官半职。”妻子回道，“在内战里连命都豁出去了，你照例也该得到退伍金。现在人家都过得无忧无虑，你却快饿死了，无依无靠。”

“我没无依无靠。”上校说。

他想再解释，却被睡意卷去了。她还在唠唠叨叨地说着，直到发现丈夫已经睡着了。然后，她钻出蚊帐，在黑漆漆的堂屋里走来走去，继续唠叨着。破晓的时候，上校喊住了她。

她站在门口，像鬼魂一样，昏暗的灯从下往上照着她。她灭了灯，钻进蚊帐，但还在说话。

“咱们要做一件事。”上校打断了她。

“咱们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把鸡卖掉。”妻子说。

“咱们还要把钟卖了。”

“他们不会要的。”

“明天我去阿尔瓦洛那试试，看他不能不能出四十比索买下。”

“他不会把钱给你的。”

“接着咱们可以把画卖掉。”

妻子再次钻出蚊帐，又说话了。上校从她的喘息里闻到了草药的味道。

“他们不会要的。”

“咱们等着瞧，”上校轻声说道，语气平得不带一点儿波动。“现在去睡吧。如果明天什么也卖不掉，咱们再想别的法子。”

他竭力想睁开眼，但睡意还是淹没了他。他觉得自己坠入了一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世界里，在那里妻子的话听上去完全是另一个模样。但不一会儿，他被摇醒了。

“回答我。”

上校弄不清是在醒着的时候还是睡着以后听见的这些话。天快破晓了。透过窗子，可以看见星期天一片绿意盎然的清朗。他觉得自己发烧了。眼睛跟火烧一样，费了好大劲才让自己清醒了些。

“要是我们什么也卖不掉，怎么办？”妻子又问道。

“真到那地步，已经一月二十号了。”上校完全清醒地说道，“当天下午他们就会分我百分之二十的钱。”

“那是鸡赢了，”妻子说，“要是鸡输了呢，你从来没想过鸡会输。”

“它是一只不会输的鸡。”

“假使它真输了呢？”

“还剩四十四天来想这个事儿呢，”上校说。

妻子失去了耐心。

“那这些天我们吃什么？”她问道，一边抓住上校法兰绒睡衣的领子，使劲地摇着。

上校活了七十五岁，这辈子整整七十五年的分分秒秒过去后，终于到了这一刻。他觉得很坦然，清清楚楚，没什么能再难得住他。他回答说：

“吃屎。”

译后记：

这篇小说前前后后翻了差不多一个月，有三万多字。翻译完也就到期末了，于是校对就耽搁了下来。说起动机，事实上也只是一时冲动，只是某个深夜读英译本读到某个句子的时候，一股莫名的使命感油然而生，“我要把它翻成汉语，我要用我熟悉的语言表达这个故事，一定会有人喜欢的。”这种使命感后来越来越强烈，以至于看完我就去翻了，于是它就这么诞生了。

这并不是一个复杂的故事，英译本的语言也并不深奥，或许是我水平有限，所以过程并不轻松，每天只能挤牙膏似的翻个千字左右，甚至有翻到后面忘了前面故事情节的囧事出现。所以，注定它是不完美的，我会继续完善它，如果你读了它，错漏不通之处指出来，我会非常感谢的。

自从《Kony2012》以后，对“社交网站会让世界变得更好”这句话，我越来越怀疑，近来尤甚。之前草草校对之后，忍不住把它发在了豆瓣上，所有读的人无不带着这样的感叹——“这也太长了吧。”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何他们如此感叹，也许这个时代里，一切需要快速和有效，人们更愿意去看“这绝对有史以来最好的XXX快分享吧不看你会后悔死的”之类的东西吧。但我还是相信，有些文字是不会死去的，我们始终需要一些文字让不安的灵魂安静下来，而马尔克斯的《没有人写信给上校》就是有着这样的魔力。

马尔克斯曾说，在《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写出来之前，在他眼里，《没有人写信给上校》是最好的小说，让他一直引以为傲，“这是一篇纯粹的小说”。

所以，希望你喜欢它。如果你喜欢，如果一切顺利，《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也会有的，请期待吧。

基佬们该看看好东西了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