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陈文革

美国《新闻周刊》在2000年评出最近一千年全世界四十位智慧名人，中国有三位，分别是毛泽东、成吉思汗、左宗棠。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分别有一人当选，在近代中国，左宗棠如一颗璀璨的星星，在茫茫夜空中闪烁。

左宗棠像

论科举，左宗棠三次会试都铩羽而归，一生只得一个举人身份；论历练，左宗棠年过四十才跻身军政，充当幕僚，年过半百才担任巡抚，拥有朝廷正式授予的实职。然而，就是从此时开始，左宗棠在晚清的舞台上演其雄伟壮丽的人生。挥戈东南沿海，平定太平天国，保住大清半壁江山；创办福州船政，力举师夷制夷，拉开海防强国大幕；北上剿捻，解京师之忧；西征平回，打开通往新疆之门；“先北后南，缓进急战”，软硬兼施，里应外合，收复160多万平方公里的神圣国土；迟暮之年，仍领兵东南，抗击法寇，奏响御侮强国的绝唱。

左宗棠为何在中年之后释放出超人的能量，震撼着中国，震撼着世界？有道是，厚积而薄发。左宗棠的少年青年积蓄了怎样的能量？是谁向这位原本普通的湘人输送了非凡的能量？人非生而知之。左宗棠的智慧与才干源于家教的潜移默化，名师的精心锻造。基于此，笔者从左宗棠的人生之师入手，浅析左宗棠为何拥有超乎常人的智慧与才干。

一、启蒙之师：良好的家庭教育

1812年11月10日，左宗棠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阴县一个世代书香的耕读之家。他曾说：“余先世耕读为业，以弟子员附郡县学籍者凡七辈。”左宗棠出生时，上有两个兄长，三个姐姐，祖父母健在，全靠父母维持一家生计。全家仅有“遗田数十亩，岁收租谷只四十八石，家用日不给。”十口之家，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左宗棠的父亲只得外出设馆授徒，靠“脩脯”来维持全家生活。后来，家庭屡遭变故：左宗棠三岁时，祖母故；六岁时，祖父故；十一岁时，长兄去世；十六岁时，母亲病逝；十九岁时，父亲病逝。期间，三个姐姐先后出嫁，十口之家，只剩下左宗棠和二哥左宗植两地分离，艰苦度日。左宗棠二十一岁时，因家贫入赘湘潭辰山周家，与周诒端结为夫妇。他发迹后曾在给儿子孝威的家书中回忆清苦的家庭生活：“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尔母归我时，我已举于乡，境遇较前稍异，然吾与尔母言及先世艰窘之状，未尝不泣下沾襟也。”

左宗棠出生地——湘阴左家塅左氏宗祠孔子堂

左宗棠成长于清贫之家，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节俭质朴、乐善好施的良好品格，尽管他后来功成名就，出将入相，仍保持俭朴的生活习惯。他常用一句意义深远的名言教训子孙：“唯崇俭乃能广惠。”

左宗棠节俭广惠品格的形成，与祖父的言传身教密切相关。

左宗棠祖父左人锦，字斐中，一字松野，国子监生。曾建立族仓备荒，或遇歉收年景，一族亦无人受饥。

左宗棠恩师贺熙龄在《寒香馆文钞·左斐中像赞》中说，左宗棠祖先“世德相济，积累深厚”。相济与人，实属不易，世代积德，达到“深厚”，这种家风对左宗棠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左宗棠中年出道，为官清廉，克己助人，乐善好施。民国史学家秦翰才曾说：“他得意后，依然乐于帮助亲族，帮助师友，帮助属僚，帮助地方义举。这样，就常挥霍了他廉俸所入的百分之九十五。”

祖父除了对左宗棠潜移默化的品德教育外，还在智能方面精心雕凿着这一璞玉。左人锦是一位老秀才，以授徒为业。左宗棠出生时，左人锦已是七十四岁高龄。左宗棠天资聪颖，三岁时，祖父就教他读书、写字，施以严格而又循循善诱的教育，间或与左宗棠做一做简短有趣的“对子”游戏。

左宗棠子左孝同在《先考事略》中写道：“松野公尝携公步上宅后山掇小栗，盈掬，命归贻兄姊。公持归均给，不自取食。松野公喜曰：‘此子幼时分物能均，又知让而忘其私，异日必能昌大吾门。’”

左宗棠六岁时，祖父病逝，他悲伤不已，写下挽联：“此生忧民，愤世嫉俗，不忘先祖遗德；来日报国，力挽乾坤，方尽我辈孝心。”小小年纪竟能写出如此对仗工整、忠孝兼备的挽联，确非等闲之辈，前程不可限量！几十年后，左宗棠真的“武封侯，文拜相”，实现了长辈的期望。

左宗棠另一个启蒙之师则是其父左观澜。

左观澜（1778-1830年），字晏臣，一字春航，县学廪生，曾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贫居教书二十余年，其“教人为文必依传注诠经旨”。1816年，左宗棠四岁，左观澜将全家迁往长沙左氏祠，开馆授徒，三个儿子均随同学习。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左宗棠从五岁开始，就诵读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兼读朱熹《大注》（即《四书集注》）。八岁时，学做应举的八股文章。他父亲每次命题，必先令他体会《大注》，一字不许放过。左宗棠遵照父教，刻苦攻读。这使他深受传统的封建儒教,特别是程朱理学熏陶。后来，他在《答吴桐云》书中说道：“仆自童儿时，即知慕古人大节。”

左宗棠在回忆少时读书生活时说：“日有粗粝两盂，夜有油灯半盏，即思无负此光景。而无奇书可得，惟就四书五经，讽诵咀嚼，自谓‘一生受用不尽’。四十年以后，抱负措施，都从此时蕴蓄。”

二、经世之师：务实的文化传承

自明清以来，湖湘文化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主张道德培养与事功追求的统一。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是湖南长沙的两大书院，以经世致用学风著称于世，集中体现了湖湘文化传统。晚清中国面临千古未有之巨变，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城南布道，湖南巡抚吴荣光亲掌岳麓，极力倡导经世致用，为封建末世吹来一股清新空气。

左宗棠是幸运的，当他身陷贫困、求学无门时，经世之师的扶助和引导，使他在万马齐喑的文化重围里，犹如手握指南之磁石，内心似海之开阔，天之空灵。

左宗棠从小受祖父和父亲的教育培养，性质还属于“家教”，贺长龄却是他第一位传道授业解惑的导师。

贺长龄（1785—1848年），比左宗棠年长二十七岁，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人，字耦耕。道光十年（1830年）冬，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因母丧与弟弟贺熙龄回到长沙丁忧（清朝规矩，给假一年）。贺长龄曾在江苏与名臣陶澍、林则徐共事，其学问、品行都使左宗棠极为钦佩和仰慕，左宗棠立即前往拜访、请教。

交谈之中，左宗棠显露出来的非凡志向和才华，使贺长龄大为惊叹，称许左宗棠为当代国士。当他得知左宗棠为买书节衣缩食、四处借贷之后，嘱咐他以后不必自行购买，愿意将楼上丰富藏书借予他阅读。左宗棠从此成了贺长龄家的常客。左宗棠“每向取书册，贺长龄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还书时，必问其所得，互相考订，孜孜龂龂，无稍倦厌。其诱掖末学，与人为善之诚，大率类此。尝言：‘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 这些，都使左宗棠深受教育和鼓舞。

贺长龄还把自己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送给左宗棠，这本书收集了清初至当时有关“经世致用”的文章，如地理、水利、军事、农业、海事等，在当时影响巨大。左宗棠如获至宝，认真阅读。

师徒两人常探讨《读史方舆纪要》《日知录》等书中问题及心得体会，贺长龄曾欣慰地对左宗棠说：“天将降大任于君矣，望季高笃志践行之！”

左宗棠对于贺长龄给予自己的礼遇和培养怀有无限的感恩之情,后来在与友人谭文卿的信中写道：“藕耕先生实嘉、道两朝名臣，学术之醇正，心地之光明，一时仅见。弟于长沙久亲教益，于先生政学颇有所窥，谬蒙国士见待，铭感胸臆。”

随着贺长龄一道出现的还有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

贺熙龄（1788－1846年），比左宗棠年长二十四岁，字光甫，嘉庆十九年（1814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湖北学政、山东道监察御史等职。贺长龄丁忧结束后，便推荐左宗棠到贺熙龄主持的长沙城南书院深造。左宗棠之所以能大器晚成，与他早年在文化渊源极深的岳麓书院受过教育密切相关。城南书院的创办人是南宋大儒张栻，因院址在长沙城南的妙高峰而得名，实际上是岳麓书院的一部分，相当于现在的分院，也是湖湘文化的重要传播基地。

原城南书院（今湖南一师）

贺熙龄主持城南书院八年。他的教育宗旨是：明辨义利，匡正人心，立志穷经，学以致用。贺熙龄“其教诸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

左宗棠自称在贺熙龄身边“从学十年”，实际上只从读了一年。贺熙龄在长沙住了九年，左宗棠经常不在长沙，但常和老师通信，左宗棠不仅在治学、修身方面深受贺熙龄的影响，而且从与贺熙龄的密切联系中，及时了解到国家内忧外患的形势，激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从学十年”，本意在此。

左宗棠得到了贺熙龄的诸多教导、关爱和鼓励。贺熙龄曾写道：“左子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察其进退言论，则循循然有规矩而不敢有所放轶也，余已心异之。”

1839年秋，贺熙龄北上京师途径九江，曾赋诗一首《舟中怀左季高》，诗曰：“九月湖湘水倍清，卷云亭上故交行。六朝花月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而今迈步从头越，莫叹前程未可寻。”他在诗中加注说：“季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 1846年贺熙龄病危，欣闻左宗棠长子左孝威出生，贺熙龄大笑：“此子该做我的女婿”。说完此话，贺熙龄病逝，左宗棠听闻噩耗，痛哭流涕，写了一副情深意切的挽联：“宋儒学，汉人文，落落几知心，公自有书贻后世；定王台，贾傅井，行行重回首，我从何处哭先生！”自此，左宗棠和贺熙龄的关系由师生变成了亲家。

求学中的左宗棠贫困潦倒，对于天下而言，仍是默默无闻一书生，然而贺氏兄弟的教导和提携却使他有了得见大人物的基础和机会。

左宗棠在城南书院学习一年后，因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只得另谋出处。

1831年，时任湖南巡抚的吴荣光（1773－1843年）在岳麓书院内创办湘水校经堂，并亲自讲授经学。

岳麓书院

江堤、彭爱学主编的《岳麓书院》记载：“湘水校经堂相当于现在大学里的研究生院，招收的学生多为岳麓、城南两书院的高材生及湖南各地选拔出来的优秀士子。吴荣光创办湘水校经堂的目的是为了矫正当时书院教育中只考帖括，专重科举仕进的陋习，另辟蹊径，培养通经史、识时务的经世致用的有用人才，树立新的学风。它在治学上强调‘精微并举’，注重朱熹、张栻理学的传统，能兼容各学派的不同观点，无门户之见，因而搜括和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材。”

左宗棠经贺熙龄推荐来到湘水校经堂，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左宗棠获得了“书院膏火以佐食”，等于就读了一所公办免费且有伙食补助的学校。这对于父亲死后“日食不给”的左宗棠，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条件。左宗棠入学一年，七次考试均位列第一，深受吴荣光的赞赏和提拔。1832年左宗棠参加乡试，考官将其试卷斥为遗卷，恰巧此年为道光皇帝五十大寿，因此特开“恩科”，从遗卷中挑选六人，左宗棠被评为第一，却被复查官员误会为人情卷。正在危急时刻，吴荣光出面让其进入了举人行列。1837年，左宗棠第二次会试失败之后，吴荣光便推荐他就任醴陵渌江书院山长，相当于现在的校长兼主讲老师。

渌江书院

也就是在渌江书院，怀才不遇的左宗棠终于遇到了善于发现和提拔人才的“伯乐”——两江总督陶澍。

三、事业之师：治国的精神楷模

陶澍（1779－1839年），比左宗棠年长三十三岁，湖南安化县人，字子霖，清嘉庆七年（1802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福建按察使、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等职，授宫保尚书、太子少保，谥号文毅。

1837年，陶澍已官至两江总督，奉旨回乡省亲，路过醴陵。左宗棠应醴陵县令之请为陶澍下榻馆舍题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此联意境高远，书法遒美，陶澍一见，十分高兴。“乃激赏之，询访姓名，敦迫延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至于达旦，竟订忘年之交。” 左宗棠既对陶澍仰慕已久，现又亲身体会了陶澍礼贤下士的风范，敬仰之情油然而生。他在给夫人周诒端的信中写道：“督部勋望为近日疆臣第一，而虚心下士，至于如此，尤有古大臣之风度。” 从此，陶澍与左宗棠“总督与布衣之交”的美事，传为佳话。

1838年，左宗棠赴京应考返程，专门绕道金陵拜访陶澍。陶澍待以上宾之礼，留住署中，“日使幕友亲故与之相谈论”，并多次亲与商讨学问道德、国计民生，令左宗棠大受教益。陶澍又多方鼓励，曾指总督之位对左说：“他日君当坐此，名位尚在吾右。”还正式为儿子陶桄向左宗棠之女左孝瑜求婚，“以子要文襄女而抚孤。” 陶澍不顾当时两家门第差别之大，以总督之尊，求布衣举人为亲家，足见陶澍独具慧眼，识人之明，知人之深。

陶澍逝世之后，左宗棠“以文毅平生知己之恩，又重以吾师之命，既受重托，保此遗孤，惟凭我一腔热血，尽力维持。”“吾师之命”指陶澍之友、左宗棠的老师贺熙龄，曾经写信托左宗棠主持打理陶澍的家事。左宗棠便在安化小淹待了八年时间，为陶澍理家课子，维持家业。理家课子之余，左宗棠尽心读书。他对夫人周诒端说：“吾在此所最快意者，以第中藏书至富，因得饱读国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自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本朝志乘记载，官私各书，凡有关海国故事者，无不涉历及之，颇能知其梗概，道其原委，此亦有益之大者。”胡林翼说他“在文毅第中读本朝宪章最多，其议论亦绝异，其体察人情、通晓治略，尤为近日楚材第一。”

陶澍一生曾经在多处地方为官，治水行盐，处理国计民生大政，所藏这类图书非常丰富。左宗棠得以知识大增，为其一生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左宗棠一直记着陶澍，处处以陶澍为师。1881年，左宗棠任两江总督，奏请建立了供祀陶澍和林则徐的专祠。左宗棠题联曰：“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卅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

陶澍有“晚清第一人才”之称，清流派张之洞、张佩纶认为，陶澍是道光以来全国人才的源头，就像黄河发源于昆仑、长江发源于岷山一样。民族英雄林则徐曾是陶澍的下属，陶澍任两江总督时，林则徐则为江苏巡抚，得到陶澍的诸多扶助和提携。陶澍逝世后十年，左宗棠与林则徐湘江夜话，进一步奠定了左宗棠后来的人生走向。

林则徐（1785－1850年），比左宗棠年长二十七岁，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字元抚，又字少穆，嘉庆十六年（1811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江苏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谥号文忠。

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两江总督陶澍就经常谈起左宗棠，并赞许有加。林则徐从新疆回来担任云贵总督后，把陶澍女婿胡林翼从湖南请到云南，充当自己的助手。

胡林翼是湖南益阳人，与左宗棠同乡、同年、同学，又是姻亲，两人情同手足。胡林翼极力向林则徐推荐左宗棠，林则徐很高兴，要胡林翼请左宗棠出来做自己的幕僚。

左宗棠因有家事难以脱身，谢绝了林则徐的邀请，不过在给胡林翼的复信中畅述多年来对林则徐的仰慕之情：“少穆宫保爱士之盛心，执事推荐之雅谊，非复寻常所有。天下士粗识道理者，类知敬慕宫保。仆久蛰狭乡，颇厌声闻，宫保固无从知仆。然自十数年来，闻诸师友所称述，暨观宫保与陶文毅往复书疏，与文毅私所纪载数事，仆则实有以知公之深。海上用兵以后，行河、出关、入关诸役，仆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愤，忽而喜，尝自笑耳！尔来公行踪所至，而东南，而西北，而西南，计程且数万里。海波沙碛，旌节弓刀，客之能从公游者，知复几人？乌知心神依倚，惘惘相随者，尚有山林枯槁，未著客籍之一士哉？”左宗棠还对自己没能成行，表达了自己的遗憾之情：“坐此羁累，致乖夙心，西望滇池，孤怀怅结，耿耿此心，云何能已！”

1850年1月3日，林则徐在返乡途中，特意绕道长沙，派人到湘阴东乡柳庄召见左宗棠。湘江之畔，左宗棠和林则徐在舟中彻夜长谈。舟外江风吹浪，拍击着船舷，舟中林左二人畅谈今昔，纵论天下。临别时，林则徐还重点谈及他对新疆问题的看法、沙俄在西北边境的政治军事动态和自己的战守计划，并将有关新疆资料交给左宗棠。林则徐说：“海疆有英夷为患，西北有俄罗斯虎视耽耽。俄罗斯贪得无厌，已经吞并若干小国，终究会成为大清的边患。我老了，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老夫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而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今以我数年心血，献与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

回福建后，林则徐身染重病，知道来日不多，命次子聪彝代写遗书，向咸丰皇帝一再推荐左宗棠，称之为“绝世奇才”、“非凡之才”。左宗棠的名字引起了京城的注意。

左宗棠惊闻林公逝世的噩耗，痛哭着写下一副挽联：“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

二十多年后，左宗棠在任陕甘总督期内，开发西北，用兵边疆，抬棺出关，收复新疆，收回俄占伊犁，五奏新疆建省，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发展西北经济，为巩固西北边陲，创下丰功伟业，就是深受林则徐湘江夜话的影响。左宗棠继承了林则徐的遗志，完成了林则徐的重托。

总之，左宗棠的幼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是一个在清贫中不断学习、不断增长智慧和才干的时期。祖父和父亲给予他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启蒙；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和吴荣光则将其带入当时湖南的最高学府，接受了系统的学校教育，继承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两江总督陶澍和民族英雄林则徐，与左宗棠相交时间不长，但彼此神交已久，陶林二人从学业文章、治国方略、精神气质等方面深刻影响着左宗棠，成为左宗棠中年出道之后的精神偶像和事业楷模。

左宗棠出仕后，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献身精神，在列强环伺、险象丛生的环境中艰苦地寻求一条救国强国之路，与同乡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一道，内“剿发捻”，外“勤远略”，终于获得满洲权贵肃顺、奕、文祥等人的认可，获得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帝王的信任，获得慈安、慈禧两宫太后的大力支持，在封建末世，上演了一场“同光中兴”的悲壮剧。左宗棠等洋务派代表，如同夕阳将逝时撒下的最后一缕余光，映照着即将沉寂的夜空，也点亮着后人强国的梦想！

参考文献：

[1]《左宗棠全集》，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

[2]《左宗棠全集》，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

[3] 罗正钧《左宗棠年谱》，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版。

[4]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版。

[5]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长沙：岳麓书社1985

年版。

[6] 贺熙龄《寒香馆诗钞》卷四，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7] 江堤、彭爱学《岳麓书院》，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8] 康有为《敬题陶文毅公遗像并跋》，载《资江陶氏七续族谱》。

[9] 《胡文忠遗集》第二卷，清同治三年武昌节署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