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反目成仇

1965年后的十多年里，刚果东部的班亚穆伦盖族和班亚旺达族（以下简称班族）过得还是比较滋润的。在1964-1965年的“辛巴起义”期间，与那些积极参加暴动的本土部族不同，许多班族人站在了中央政府的一边。事后班族为此得到了回报，一些人还得以进入政界为官。特别是蒙博托第二次发动政变夺权后，班族人的地位一时达到巅峰。在此前的民选政府时期，当时的刚果宪法只承认1908年比属刚果殖民地成立前就生活在刚果境内的人拥有公民权，这一规定实际上是把一战后的班亚旺达人移民排除在外。蒙博托上台后为了笼络班族、压制有反抗倾向的其他部族，首先是在1967年关闭了刚果境内的卢旺达难民营，将难民转化为刚果的居民，继而又在1972年颁布法令，将公民权的确认期限修改为1950年1月以前，从而绝大多数班族人都获得了公民权，这无疑是对班族的重大利好。

班族人在蒙博托统治的前期不仅取得了公民权，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成为政府中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一个叫比森基马纳（Barthélémy Bisengimana）的卢旺达人在六七十年代成为总统办公室主任，这位卢旺达人在参与蒙博托政府的政策制定时十分照顾自己的同胞，1972年授予班族人公民权的法令便是在他的推动下通过的。有这些大人物提供保护伞，班族人在经商从政时获得了很多便利。1973年，蒙博托下令实行全面“国有化”，没收了在扎伊尔的数千家外国公司。这些没收来的产业大多落入了蒙博托及其亲信的口袋里，当然，蒙博托在自己发财的同时也没忘记“回报”支持者们。由于班族人经济条件较好，又有政府人脉，在基伍省，很多国有农场、矿山和土地都被班族人购得。对班族人来说，蒙博托统治前期确实是一段如黄金般美好的时光。

但对其他部族来说，这就不是什么好事了。到七十年代中后期，作为外来移民的班族人在扎伊尔东部大有反客为主之势。在北基伍，他们控制了93%的国营企业和农场；在该省的马西西（Masisi）地方，一半的土地都被班族占有，原本归当地人所有的农田变成了班族人放牧畜群的牧场。班族人的靠山比森基马纳也得到了基伍湖中的一个小岛，将其变成了私人领地。这个时候，扎伊尔东部的人口密度已经不像一两个世纪以前那么稀疏了，本土部族对移民们占有大量经济资源十分不满，对班族的仇视情绪日渐增长。1977年，比森基马纳因卷入丑闻而丢了乌纱帽，班族人在政府中的影响力开始消退。而同一时期，由于蒙博托的贪腐和全盘国有化政策，扎伊尔经济开始每况愈下。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蒙博托不得不向地方部族势力让步以换取支持，班族的处境逐渐恶化。

位于北基伍省的马西西地区是班亚旺达人在刚果（扎伊尔）的主要聚居区之一，但也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成为部族冲突的温床

这一时期班族人的民族意识也在逐渐增长。1976年后，扎伊尔境内拥有公民权的卢旺达移民逐渐开始统一用“班亚穆伦盖族”作为自称。原本“班亚穆伦盖人”仅指殖民时代前来到刚果的卢旺达人，不包括殖民统治时期的班亚旺达人移民，而现在所有卢旺达移民决定团结起来。班族人采用这一身份认同，起初是为了将自己和1950年后来到刚果的卢旺达难民区分开来、以凸显自己的优越地位。但是没过多久，这种优越性就不存在了，“班亚穆伦盖族”又成了移民们捍卫自身权益的旗帜。1981年，由于东部地区的本土部族强烈要求取消班族人的国籍和经济特权，扎伊尔颁布了新的国籍法，把确认公民权的时间点提前到1910年，结果大量班亚旺达人顿时丧失了公民权。此举引发班族人的激烈抗议，他们很快成立了自己的政治团体，同蒙博托政府进行抗争。

1981年的法令虽然取消了班族的公民权，但实则是个半拉子，班族人实际上变成了既无公民权、也未被明令驱逐的无国籍人，陷入了法律上的模糊地带。此后的十几年间，班族人虽一次次尝试夺回自己的权利，但却屡屡因为没有公民权而不被允许参加政府和议会，一次又一次的受排挤令班族人的反抗越发强烈。随着1990年蒙博托被迫开启民主化改革，扎伊尔东部的各部族纷纷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来为自身谋求利益。在向蒙博托要权的同时，他们也把矛头指向了各自的宿敌，在蒙博托的独裁统治下一度沉寂的部族冲突又重新抬头。班族人作为经济上占优的外来族群，尤其成为本土族群排挤的对象。而他们的母国卢旺达、布隆迪在这一时期也深陷种族冲突，使得扎伊尔东部的局势更加不安，深陷漩涡的班亚穆伦盖人也将迎来更为严峻的挑战。

2.旧恨难消

就在蒙博托宣布实行“民主化”的那一年，1990年10月，由流亡乌干达的图西族难民组成的“卢旺达爱国阵线”攻入卢旺达境内，揭开了卢旺达内战的序幕。蒙博托与卢旺达胡图族政府素来是盟友，在战争中也自然站在胡图族一边。实际上，蒙博托从八十年代起对班亚穆伦盖人由扶持转为打压，原因之一就是班族存在亲图西族倾向，这令蒙博托担心他们可能引发一场跨国叛乱。殖民时代前的班亚穆伦盖人本就以图西人为主，后来的班亚旺达人当中也包含一些图西人，并且他们通过经商和从政形成了一定的势力。虽然在卢旺达胡图族与图西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影响下，班族中的一部分胡图人开始分化出来，但来自本土部族的排挤，使得更多的卢旺达移民不得不团结在“班亚穆伦盖人”这面旗帜下，以至于在很多情况下，班亚穆伦盖族被简单等同于“刚果的图西人”。

扎伊尔总统蒙博托（中）与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右），两人同样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有着不错的私人交情，据说在哈比亚利马纳因专机被击落而遇难前，蒙博托还曾提醒他可能面临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对图西人的种族仇恨也不可避免被同样施加于班亚穆伦盖人。在以班图人为主的本土部族的眼中，与图西人同源的班亚穆伦盖族是尼罗特人，是来自中东的“含米特人”的后裔，是白人殖民者的远亲，因此也和白人一样、是一种本不应属于非洲的外来入侵势力，他们的存在最终会征服本土的班图人，建立和白人一样的殖民统治。班族人在生活方式、财富状况方面的差异——以放牧为生、拥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和畜群——也使得他们与本土部族格格不入、难以融合。在1964-1965年的“辛巴起义”期间，班族人就与本土部族发生过流血冲突，造成数百人丧生。多年以后，随着扎伊尔国内局势的逐渐恶化，历史旧怨又重新浮出水面，南、北基伍地区的部族冲突开始死灰复燃。

动乱在1992年爆发。这一年年底，几位班亚穆伦盖族领导人先后遭到暗杀，本土族群中的洪德人、南德人、尼扬加人（Nyanga）开始攻击马西西地区拥有土地和财富的班亚穆伦盖人，后者拥有的数千头牲畜被抢走和宰杀。面对暴力袭击，班族也不甘示弱，杀死并肢解了一位洪德族的酋长以示报复。到次年3月，蒙博托不得不派军队前往北基伍地区维持秩序，但欠薪严重、纪律涣散的扎伊尔军抵达后适得其反，干起了欺压勒索百姓的勾当。本土部族认为政府偏袒外来移民，更加怒不可遏，局势越发失去控制。这一年的部族冲突致使数千人丧生，大量民众流离失所，这是南、北基伍地区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种族战争。在与本土部族冲突的同时，不少班亚穆伦盖人受到图西族爱阵的影响，越境返回卢旺达参战，这种行为更助长了蒙博托政府对班族的戒备。

很多非洲部落过去都视牲畜为财富与地位的象征，班亚穆伦盖人移民由于从卢旺达带来了很多畜群（一种卢旺达特有的长角牛），在很长时间里都属于扎伊尔东部相对富有的人群

扎伊尔政府也曾试图解决基伍省不断激化的族群矛盾。20世纪80年代末，扎伊尔官方曾成立调查团，计划清查每一个卢旺达移民的身份信息，进而决定是否给予他们国籍。但是，要逐一普查多达数十万的班族人的身份，实在是超出了腐败低效的蒙博托政府的工作能力。来自本土部族的强烈反对，以及蒙博托对班族人的不信任，也给确认公民权的工作带来了严重阻力。结果，调查团的努力徒劳无功，反而导致班族人因公民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更加怀恨在心。到了1993年后，卢旺达、布隆迪的战乱急剧外溢，大批胡图族难民逃入扎伊尔东部，族群矛盾更加升级，扎伊尔已经失去了妥善解决班族公民权问题的时机。蒙博托没能在这颗炸弹爆炸之前拆除它，甚至还在炸弹的头上玩火，现在，他将不得不面对这颗炸弹爆炸的严重后果了。

3.重建国家

1994年，扎伊尔的局势仍然在不断恶化，而邻国卢旺达更是宛如人间地狱。上半年的大屠杀在一百多天里夺走了数十万条生命，直到当年7月图西族的爱国阵线占领卢旺达全境，将胡图族政府赶到了扎伊尔，血腥的种族灭绝才终于被制止，但卢旺达将近一半的人口已经消失——不是死于大屠杀、就是逃到了各个邻国。爱阵接手的这个国家一片废墟，胡图族政府、军队以及被裹挟的难民在逃跑时，把能带走的一切公私财产都带走了。原本熙熙攘攘的城镇化为断壁残垣，满眼尽是被洗劫一空、徒有四壁的废屋，交通、水电、传媒等基础设施完全陷于瘫痪。国库里的金银外汇、工厂里的机器设备全被抢走，农田里的收成无人收割、在田野中腐烂，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估量。

卢旺达大屠杀结束后，屠杀者逃走时丢弃的各种凶器仍然随处可见

大屠杀给卢旺达人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卢旺达的青壮年劳力锐减，留下来的老弱妇孺不得不扛起重建生活的重担。活下来的人里，有些主动或是被动参与了屠杀、害怕遭到新政府的清算，有些失去了至亲之人、经受了家庭破碎的痛苦，有些目睹了太多残酷画面而受到严重精神创伤。人们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害怕战争和杀戮会卷土重来。一些人宁可躲在人满为患的难民营里也不肯返回已是废土的家乡，监狱里关满了涉嫌参与屠杀的犯人。失去家庭的孤儿、遭受性侵的妇女达数十万之多，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尤其担心，图西族在取得胜利后会不会以血还血，对胡图族进行类似的报复，很多胡图人因此逃亡。显然，爱阵新政府如果不能实现国内和解、消除根深蒂固的种族仇恨，卢旺达仍将会永无宁日，重建工作也将无从谈起。

新的卢旺达过渡政府就这样在大屠杀之后的一片废墟中成立了。1994年7月19日，爱阵与其他4个温和反对派政党共同组建了新的联合政府。总统由胡图人巴斯德·比齐蒙古（Pasteur Bizimungu）担任，他曾是前政府的高官，后来他因为害怕遭到前总统哈比亚利马纳的清算，于是在90年代初背弃了前总统并加入爱阵，如今时来运转，他被推上了总统之位。过渡政府总理职务则由反对派政党“共和民主运动”的领导人、胡图族的图瓦吉拉蒙古（Faustin Twagiramungu）出任，他是卢旺达开国总统卡伊班达的女婿，这一身份对胡图人来说很有象征意义。新政府的部长中有不少像总统和总理一样的胡图人，这些职务安排显示出新政府想要努力淡化自己身上的图西族色彩，并表明自己是在遵循阿鲁沙和平协议的政治安排行事。

曾于1994-2000年间出任卢旺达总统的胡图人比齐蒙古（左），不过很多人认为他仅仅是个摆设，真正的权力掌握在爱阵的实际领导人、图西族难民出身的卡加梅（右）手中。比齐蒙古在2000年因与卡加梅发生冲突而下台，还曾被判处监禁，后被卡加梅赦免

不过，由于已故前总统哈比亚利马纳的执政党作为大屠杀的罪魁祸首而被新政府取缔，其在联合政府中本应有的席位也被作为内战胜利者的爱阵一并接收，这就使得爱阵在新政府中占据了优势。和平协议原本还规定胡图族政府军和爱阵武装各自缩编、重组为新的国家军队，然而现在前政府军已经溃散逃亡，爱阵成为了唯一的官方武装力量，新的国家军队“卢旺达爱国军”（Rwandan Patriotic Army，RPA）干脆直接由原来的爱阵武装改编而来。军权在手，爱阵也就更加无人可挡。爱阵的军事领导人卡加梅出任了副总统兼国防部长，虽无总统之名，却实际上大权在握。比齐蒙古总统基本只在民政方面有些权力，国防和外交事务则完全操于卡加梅之手。这些都让反对派对于爱阵的独大颇有怨言。

最终，这个脆弱的多党联合政府还是在短短一年后就瓦解了。1995年4月，卢旺达爱国军在强制拆除一处难民营时向营地内的胡图族难民开了火，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卢旺达官方报称300多人死亡，并解释称是藏匿在难民中的种族主义分子裹挟难民冲卡、导致事态失控，但一些国际组织认为实际伤亡数字远高于此）。此事引起政府内部的胡图人部长的强烈抗议，加之不满于爱阵在地方官员任免上倾向图西人，总理图瓦吉拉蒙古和4位内阁部长于当年8月辞职，后来流亡到国外进行反对卡加梅的活动，联合政府名存实亡。从本质上来说，卢旺达新政府虽然以民族和解为旗号，但图西族的爱阵在政府中居于主导地位，其他派别更像是花瓶。“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在非洲也同样有效。

4.艰难和解

尽管卡加梅对反对派的处置并不宽宏大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卡加梅实际领导的新政府为推动种族和解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这一功绩不应被新政府成立初期的流血事件和政坛纷争所抹杀。爱阵掌握政权后，首先便废除了胡图、图西和特瓦三族的划分，旧的身份证被新政府全部收回，新颁发的身份证不再注明种族，政府也不再对不同族裔进行统计和划分。新政府对身份制度的彻底改革，清除了殖民时代的遗毒，为打破种族界限、实现种族和解创造了条件。爱阵在政治宣传中也尽量淡化自己的图西族色彩，强调种族团结，避免给人留下种族主义的印象。新政府和新军队也开始吸收胡图人参加，以争取更广泛的支持。鉴于大屠杀后青壮年劳力锐减，爱阵还鼓励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国家建设，给社会增添了不少女性气息，对治愈社会的创伤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

对大屠杀参与者的审判也在进行。1994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955号决议，决定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成立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ICTR），对策动、组织卢旺达大屠杀的嫌犯进行追捕和起诉。卢旺达本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也逮捕审判了一些大屠杀的元凶，一些罪犯在大屠杀结束后自知罪恶深重，早已远遁海外，但他们最后仍然没能逃过正义的审判。至2016年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宣告解散时，共有96人遭到起诉，其中一些人被判处长期监禁。ICTR解散后，鉴于仍有一些种族灭绝者逍遥法外，其职能转交由国际刑事法庭余留机制（International Residual Mechanism for Criminal Tribunals，IRMCT）承担，对卢旺达大屠杀的刽子手们的追捕仍在世界各地继续进行。

这些官方的审判主要针对在大屠杀过程中起到领导和组织作用的犯人；但是，还有大量平民或是受到唆使鼓动、或是迫于形势而参加了屠杀。对为数众多的轻犯人，如果全靠法庭审理，漫长的控辩流程肯定会令司法系统不堪重负，最后卢旺达政府决定引入传统的民间法庭来处理大量犯有轻罪的犯人。这种被称为“加卡卡法庭”（Gacaca court）的民间法庭在卢旺达古已有之，原本是用来解决家族、部落间的纠纷的。人们通常在露天场所围坐，由受害者和犯罪嫌疑人当众陈述证词，嫌疑人可以认罪忏悔并请求受害人的谅解。法庭的法官和陪审员都由当地德高望重的人士担任，在聆听证词后对嫌疑人定罪。这种民间法庭当然难免存在公正性方面的问题，但也是无奈的选择，在一些场合，也出现了罪犯在忏悔后得到人们宽恕的情况，对大屠杀结束后的种族和解起到了促进作用。

鉴于参与大屠杀的普通犯人数量太多，卢旺达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引入了被称为“加卡卡”的民间法庭，由民众对这类罪行较轻的犯人进行审判定罪，政府会为法官和陪审员提供一些必要的法律培训。这种做法当然有许多瑕疵，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尽管卢旺达政府为推进种族和解做了很多工作，然而，卢旺达境外还存在着大量的胡图族难民，以及那些在大屠杀中充当急先锋的极端分子。这些问题只要还存在一天，卢旺达的种族和解就很难真正得到实现。胡图族难民由于不信任爱阵新政府、害怕遭到报复，也由于受到极端分子的胁迫，迟迟不敢返回家乡，这对正值战后恢复重建、急需劳动力的卢旺达是非常不利的。那些胡图族极端武装更是把难民营变成了自己的庇护所，他们在扎伊尔政府的默许下继续招兵买马，不断向卢旺达发起越境袭击，意图激化卢旺达的族际冲突，复辟自己在卢旺达的统治。扎伊尔的蒙博托本身也对卢旺达抱有敌意，暗中支持胡图族极端武装。这些都让卡加梅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卢旺达的问题不可能只在卢旺达境内解决。

幸好，卡加梅在扎伊尔也有自己的帮手。几年前，他就在乌干达结识了扎伊尔的革命家卡比拉。他率领的游击队曾在卢旺达内战期间支援了爱阵的行动，如今他的部下还在扎伊尔东部的山林中蛰伏待机。卡加梅肯定也会想到，在扎伊尔东部，有被称为“班亚穆伦盖人”的自己的同族。这些来自扎伊尔的图西族同胞也曾支援过爱阵的战争，现如今已有多达上千名在卢旺达参战过的班亚穆伦盖族战士回到了扎伊尔，他们正为了捍卫族人的生存而与当地的土生部族以及流亡在扎伊尔的胡图族残军对抗。卡加梅还有可以依赖的盟国，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是他的老朋友，布隆迪的军政要人也多与卡加梅一样出身图西族，他们都面临着窜入扎伊尔东部的本国反叛武装的威胁。在扎伊尔问题上，乌、卢、布三国是有共同立场的，他们可以并肩作战。

但是，面对人口是卢旺达的8倍、国土面积是卢旺达近90倍的扎伊尔，卡加梅会有足够的信心战胜蒙博托吗？

扎伊尔（刚果）国土达234万平方公里，以面积而言是世界第十一大国，而卢旺达国土面积仅2.63万平方公里，甚至还没有扎伊尔的南、北基伍省大，这看似是一场国力相差悬殊的较量

【待续】

非洲世界大战：第一次刚果战争（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