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

绘制地图的意愿是人类长久以来的一项本能，在缺乏基本测绘手段的古代，制图者更是凭借着想象力以自己的视角对人们所在生存空间进行抽象化表达，每一幅地图都记录着制图者的情感、政治和经济因素，表现出自身独特的世界观。可以说，从古代时期起，地图不仅仅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而且承载了大量的象征意义。

去年11月，制图院离休职工刘家信向单位捐赠了保存数年的各类珍贵古地图，包括石刻拓片图、纸质印刷图、翻拍图类型，这些古地图文化蕴含深厚，见证了中国古代地图史的光辉历程。

当充满古人智慧结晶的古地图徐徐展开，每一幅地图都是一次探索时空之旅，都是对人类文明的再认识。本期介绍其中的一幅地图珍品——《禹迹图》。

《禹迹图》被西方汉学家李约瑟称为“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作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地图之一。

现存的《禹迹图》有两方石刻图：一幅保存在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为南宋时刘豫政权阜昌七年（1136年）刻石；另一幅藏于江苏镇江焦山碑林，是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刻石。

这两块刻石图名、比例尺、内容基本一致。西安《禹迹图》石刻地图原置于凤翔府岐山县的县学中，刻于《华夷图》同一石碑的反面。图面长约80.5厘米，宽约78.5厘米，描绘了宋朝时期中国的全景。图上手方框内题有：“禹迹图，每方折地百里，禹贡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古今山水地名，阜昌七年四月刻石。”注明了图名、比例尺、地图内容和时间等，相当于现在的“编辑说明”。

《禹迹图》基本为正方形，方位以北为上，定向上北下南，与现代地图一致。该图采用“计里画方”的绘制方法，横方七十一，竖方七十三，全图总共有五千一百一十三个边长为1厘米的方格。每方折地百里，换算成比例尺相当于1：500万。图中河流的位置、走向以及海岸轮廓线与现代实测编绘地图非常接近。

“计里画方”是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中一种传统的绘图方法，是在地图上按一定的比例关系绘成方格网，并以此来控制地图上各要素的方位和距离，其制图原理是将地表面视为平面，把地表面的各类要素利用方格网控制，按一定比例（如“每方折地百里”“方括十里”等）缩制到地图平面上。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胡邦波认为：“它（计里画方）具有方位投影和按比例缩小的性质，所表示各地物之间的距离是水平直线距离，符合西晋杰出的地图学家裴秀提出的六项制图原则——‘制图六体’”“这种我国古代地图学传统的制图方法，在世界地图学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禹迹图》是最早使用“计里画方”方法绘制的中国地图。采用方格作为比例尺，证明古代制图者认识到比例尺的重要性。

方格网就像现代地图的经纬网一样，使《禹迹图》看上去更像现代地图。但是《禹迹图》中的方格网并不是经纬网，它其实仍然是一种把地球表面简单看成平面的表示法，在绘制小范围地图时，由于地表曲度所造成的误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采用这种制图方法可以相当准确。

但在大范围的全国地图上，这种“记里画方”的方法必然产生不小的误差。

就现代意义而言，单纯使用“计里画方”并不能使得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但不可否认的是，《禹迹图》表现出中国古代极为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常常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地图高水平的象征，可以说古代没有任何一幅地图能达到如此高的精确度。

“禹迹”之意为大禹走过的地方，是华夏疆域的第一个名称，是一个地理名词。

“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是先秦时期人士托名大禹的著作——《尚书·禹贡》中描述的大禹十三年历经磨难、遍走华夏的功绩。

其地理记载囊括了各地山川、地形、土壤、物产等情况。书中以自然地理实体（山脉、河流等）为标志，分当时天下为九州。

《禹迹图》取“芒芒禹迹，画为九州”之意，在内容上将“禹贡山川名”冠以图首，表明绘图者对我国最早的地理经典著作《尚书·禹贡》的重视和尊崇，《禹贡》中所论述的名山大川，大都被标绘在图上。

可以说，《禹迹图》一定程度上是将《禹贡》所记录的地理实体，根据距离和方位描述按照比例折算，然后用“计里画方”的方法绘制而成的地图，是《禹贡》篇中内容的可视化表达。

《禹迹图》所绘内容十分丰富，标注出名称的行政区、河流、山脉和湖泊等地理要素五百余个。制图的地理范围较大，图示显而易见为长江、黄河流域一带，基本上包含了古代九州概貌。内容侧重于水系，对当时各主要水系有着相当完整和准确的反映，长江、黄河、汉水、沅水、湘水、珠江等大水系曲折流势相近于今，并压河道符号注出水名。

当然由于当时人们活动范围和地理知识的局限，《禹迹图》描绘的长江和黄河源头并不准确，如以积石山为黄河发源地，以岷江源头为长江发源地，可能是受《尚书·禹贡》“导河积石”“岷山导江”的影响。

《禹迹图》收录了八十六条水，以及大野泽、荥泽、巢湖、太湖、彭蠡、洞庭湖、青草湖、青海、流沙、滇池等十个湖泊，收录如此之多的山水地名，在宋代地图中是非常罕见的。

从现代地图的角度来看，更像一幅水系图，图上黄河、长江等大水系主流突出，分级明确，河流线条刻绘的清秀光滑，上细下粗变化自然，清晰流畅，反映出流水由小变大、河面由窄变宽的实地情况，与现代地图河流的表示方式无二。

《禹迹图》图题“古今州郡名”，说明它不仅是一幅精度较高的山水地理图，同时还是一幅州郡级的行政区域地名图。

行政区名有两个特点，一是南北向竖排，二是单字州郡名只注一字，如“耀州”，只注“耀”。图中所录古今州郡名中“今名”所指哪一年，则与成图年代息息相关。

关于《禹迹图》的绘制时间，学者也有争论。地理学家曹婉如考证，根据图上“通远军”“颍昌府”等州军的变动，认为《禹迹图》的绘制不会早于元丰三年（1080年），又根据图中黄河下游入“北流”，证明该图绘制时间不会在“北流”封闭期，确定《禹迹图》成图时间在元丰四年（1081年）至绍圣元年（1094年）之间。

学者刘建国在《〈禹迹图〉考辩》中对《禹迹图》上州军废置与黄河改道进行更加细致的考证，认为图题所谓“今州郡名”应是指元祐初年，具体为元祐二年或元祐三年(1087—1089年)实际存在的行政区划名称。

由此在《禹迹图》上凡标出的州、军名称，对于北宋行政区划内是采用‘今州郡名’来进行标注的，反映的是成图年代的实际行政州、军名称；而对于北宋政区以外的部分，包括北方的辽、西北的西夏、西南的大理、南方的交趾等地，图中则是采用唐代甚至更早时期的地名标出，基本上都是以“古州郡名”称之。

猜测作者有不承认这些国家或地区所命名的行政区划之意，含有一定的政治意味，与我国目前编制地图对某些地名的处理方式思路一致，从中看得出作者在地图中倾注了深沉的爱国思想。

《禹迹图》唐、宋地名混合使用，古今对照，凸显了《禹迹图》所承载的人文情怀。

《禹迹图》另一个遗憾之处是未注明绘制者，史籍也未有明确记载。

曹婉如将《禹迹图》与《守令图》［北宋科学家沈括于元祐二年（1087）完成］的成图时间相联系，根据沈括曾长期从事地理学和地图绘制的工作，在此期间曾出知陕西延州和鄜延路经略安抚使，且晚年定居镇江，故出现西安和镇江有相同的两方石刻地图，由此推断《禹迹图》系沈括在陕北任职时所绘，似乎其证据非常有道理。

另有一说认为《禹迹图》可能是乐史（北宋地理学家，宋代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的作者）据唐代贾耽（唐朝中期宰相，地理学家）所绘《海内华夷图》简缩而来。

一方面的理由是《禹迹图》与《华夷图》刻于同一石碑两面，且刻石时间相近，由《华夷图》上的题记判断，《禹迹图》是参照《海内华夷图》增删而成；另一方面的理由是《禹迹图》保存有大量唐代州郡名，符合贾耽作图不同时代地名古今对照的特点。

这幅《禹迹图》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呢？目前尚无定论。

地图上的中国——《禹迹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