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陇县，谢万清是个有争议的农民。赞赏他的人认为，他三十多年如一日拍摄农村题材的纪实照片，记录了时代变迁；瞧不起他的人则认为，一个农民把时间精力花在只有支出、没啥收获的的摄影上，属于不务正业。对于外界的评说，谢万清并不计较。他认为，自己属于精神富裕。

2016年，陕西农民谢万清花在摄影上的时间明显比以前少了。年初他家被县上认定为贫困户。县上的帮扶干部说：老谢，你是咱陇县的名人，脱贫这事上你可得带个好头！11月，在按计划栽种完20亩核桃树经济林后，谢万清终于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12月中旬，以他为主人公的纪录片《老谢》入围2016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作为特邀嘉宾，61岁的谢万清第一次坐了飞机，还享受了在活动现场被参会者围着索要签名的“待遇”。广州归来，谢万清又匆匆赶回陇县：家里的一只母牛马上要生牛犊了，老婆身体也不好，得赶回去照管。

从西安回陇县的车上，谢万清向华商报记者感慨说，自己这一生都让西安知青给“害”了。是知青让自己对照相机着了迷，而且一迷就是三十多年。“你都不知道，摄影这活儿，就像抽大烟一样让人上瘾呢！”

和知青同劳动迷上照相机

峰山村位于陕甘接壤处的陇县北部山区。这里最高海拔2300多米，常年平均气温低于12℃，不能种回茬庄稼。1955年，谢万清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普通农家。

1969年，当时初中未毕业的谢万清参加了劳动，跟着村里的一群青壮年修水库坝面。修坝面的劳力来自陇县各地，包括从西安等城市来的下乡知青。有知青带了一部“红梅”牌135单反照相机，劳动之余在工地上给大家拍照。从那时起，谢万清就对照相机着了迷。有好几次实在想摸摸知青的照相机，他就主动替知青干活，以换取背一会儿相机的机会。

那台照相机当时大概值一百多元人民币，而当时14岁的谢万清，在水库工地上干一天体力活，只能挣6分钱。

1970年，谢万清给自己制定了人生的第一个目标：好好劳动，挣工分买一台和知青手中一样的照相机。为此他开始玩命加班加点。起早贪黑就为了买一台照相机，当时很多人认为他脑子有问题。

1978年夏天，谢万清终于攒够了74元钱，从当时的陇县百货公司买回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台相机。那一年，他23岁。

安桂芹是1980年嫁给谢万清的。她回忆说，刚结婚不久，就发现谢万清成天抱着照相机一个人发愣，她起初被吓了一跳，还以为谢万清真的脑子有问题。后来才知道谢万清是在发愁没有钱买胶卷，发愁当时农村没电，没法做暗室。

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谢万清一边在家种庄稼一边学习拍照片。西安知青当年教给他的东西很有限，他就步行20多公里到县文化馆求教，甚至坐班车到宝鸡，软缠硬磨请宝鸡一家商场相机柜台的售货员给他讲解照相知识。再后来他买了一本《摄影入门》，里面的许多字不认识，就去找小学老师帮忙。

村人的红白喜事、邻居的田间耕作，陇县的各种集市都成了谢万清的拍摄素材。别人卖了麦子的钱往往都是用来给家里添置家电，但他却大部分用来买胶卷。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暗房是搞胶片摄影必备条件，当时峰山村还没有通电。谢万清就用煤油灯做光源，用尿素和食用醋代替化学试剂冲洗照片。让县市文化馆许多专业人士惊奇的是，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竟然成功了，不时还有摄影作品被报刊采用。

宝鸡打工涉足摄影圈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谢万清迫于生活到宝鸡等地打工，在货运铺拉架子车。无论去哪里干活，他胸前的挎包里始终装着一台“红梅”牌照相机。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把镜头开始对准了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兄弟，拍摄他们的的生活起居和在城市里的生活。

那段日子里，谢万清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一帮专业搞摄影的朋友。他偶然结识了一位在当地某文化单位专业搞摄影的老师，后者被谢万清的精神打动，经常送他胶卷，还教他如何把照片拍得更好。从这位老师这里，谢万清第一次知道了自己这些年拍摄的农村题材有一个名字叫纪实摄影。这位老师还告诉谢万清，纪实摄影有记录和保存历史的价值，具有作为社会见证者独一无二的价值。这番话令谢万清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如果说以前他只是将摄影作为一门爱好的话，从那个时候起，摄影已经被他看做了终生奋斗追求的事业。

在这位老师的帮助下，在宝鸡打零工的谢万清慢慢认识了摄影圈子里的很多人。1989年春节，在几个朋友帮助下，谢万清在宝鸡市文化宫举办了一个小型影展。影展虽然不怎么轰动，但一家影像公司的老总看中他的朴实和敬业，邀请他去影像公司暗房工作。

到影像公司工作对于谢万清来说无疑如虎添翼。接触的行业人士多了，他的视野和专业知识也更丰富开阔了。只要一有空闲，他就跑回陇县去拍照，不仅拍各种乡村和小县城题材的纪实，还帮当地的山区的农民们拍全家福，帮老人们拍遗像照，很少收取费用。

这期间，谢万清开始尝试着参加一些摄影赛事。比如他给在日本举行的第50届国际摄影沙龙寄去了几张作品。虽然最终未入选，但组委会很认真地给他回了一封信，评价他的作品“没有虚假，没有修饰，散发着‘火炕’的味道”。

就在谢万清准备将摄影作为改变命运途径的时候，一次意外打击让他最终决定离开城市。那是2000年左右一次摄影圈朋友在宝鸡的聚会，他还像往常一样抱着他的“红梅”120相机在活动现场游走。一名也属于摄影发烧友的男子嫌谢万清无意中挡住了他的长焦距镜头，于是指着谢万清手中的相机破口斥责：“这样的垃圾东西还不赶快扔了，你以为自己拿的是古董啊！”谢万清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他默默离开活动现场，发誓以后不再进入摄影圈。

辞职回乡

因嫁女不要彩礼被非议

2006年左右，谢万清辞了影像公司暗房的工作回到陇县农村。他辞职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随着数码相机的风起云涌，暗房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二是他觉得自己过50岁了，拍了这么多年照片不仅没有能改变生活，而且还让家里的日子过得一团糟。

回到峰山村的谢万清继续种地务农。繁重的劳动之余，他开始反思搞摄影不成功的原因，最后找到的答案是经济条件不行。“摄影这个行业里最容易赚钱的是人像和风光，而我早期用的设备只能拍纪实。拍风光和人像靠的是镜头，这方面我的设备一点优势都没有。想明白了这些，我也就坦然了，也就认可了人家说我的设备是垃圾的观点。”2016年12月20日，谢万清坐在他家的客厅里对华商报记者说。

但在邻居们看来，谢万清曾经有机会改善经济条件，却被他放弃了。谢万清有两个女儿前些年出嫁了。按照当地的风俗，两个女儿的彩礼合起来应该有10万元的收入。但谢万清却几乎一分钱都没有收，他的理由是女儿不是商品，收了彩礼就等于把女儿卖了。对于别人的不理解，他不以为然。他告诉华商报记者，大女儿的亲家是眉县当地的一个村干部，这些年之所以一直对他这个“山里的亲家”高看一眼，就是因为自己做的事很在理。

说起谢万清这些年搞摄影的事，安桂芹苦笑着说习惯了。安桂芹说前些年农村人来钱的地方少，家里好不容易来几个钱，谢万清第一个想的就是买胶卷、买相纸。为此两人大吵大闹过无数次，甚至提出过离婚，但每次都会被谢万清说服。“他总是说他干的是正事，又不是赌钱。他说我会让你们娘几个过上好日子的，这话说过至少几百遍。”

对于妻子的埋怨，谢万清只是嘿嘿一笑不反驳。但背过妻子后他却给记者说：这辈子亏欠最多的就是老婆子了，她跟着我吃了不少苦。

摄影也给谢万清带来过一些机会，但为了照顾家庭，他放弃了。有一年夏天平遥举办国际影展，老谢的片子被选中展出。新华社记者打来电话预约采访老谢，但老谢急着赶回家帮老婆收麦，已买了火车票，就拒绝了。

2015年3月北京打来一个电话，对方说老谢的作品在米兰举办的世园会中国馆里展出了，邀请他去米兰，并承诺负责交通和食宿。老谢问对方想带着妻子去可以不？对方说这个不行，老谢说那他就不去了。后来老谢问找上门来的西安纪录片导演宋满朝，米兰属于哪个省，宋满朝告诉他米兰是意大利的第二大城市。谢万清这下有点后悔了，但他又不想流露出来。

用不惯数码相机

“那不能叫摄影”

2016年，谢万清最高兴的一件事莫过于在西安纪录片制作人宋满朝等朋友的帮助下，在西安举办了自己的摄影作品展。

影展是在4月份春耕生产间隙举行的，地点在汉城湖公园内。展出了记录40多年来西府农村民俗文化和乡村变迁的150幅摄影作品，主题是谢万清自己定的，叫《我的父老乡亲》。影展举办得很成功。影展上有人问谢万清：你作为一位农民为什么非要举办摄影展？谢万清的回答很简洁，他说我觉得拍照片其实是在讲故事，讲你们城里人所怀念、所不知道的农村故事。

2016年谢万清心里还压上了一件事，那就是他的儿子谢子龙26岁了，该找对象了。谢子龙如今在宝鸡一家饭店做大厨。隔三差五，谢万清总要给儿子打电话问对象的事咋样了。每当听儿子说正在谈时，他会开心得逢人就发香烟。但没过多久，当听儿子电话里说已经分手时，老谢就会显得很是失落。他的失落不仅仅是儿子对象没谈成，更主要的是他觉得他没有能力给儿子拿出彩礼钱。因为在今天的陇县一带，民间彩礼最高的已经到了15万元。

有好几次，不会上网、没有微信的谢万清挨着给朋友们打电话，他说自己这些年拍摄的纪实照片底片有两万多张，看有没有人或机构愿意购买。因为他此前听别人说这些东西很有价值。但遗憾的是电话打了好几圈，一个买家都没有。

2016年12月中旬，宋满朝追随谢万清两年拍摄的纪录片《老谢》入围2016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谢万清被特邀为嘉宾出席。出于对这次活动的重视，宋满朝送了老谢一身迷彩服做“行头”。老谢的一身“戎装”吸引了国内外好多记者的注意。有记者问老谢是否当过兵，操一口浓重陕西甘肃混合口音的老谢嘿嘿一笑，回答说自己当过民兵，而且还是连长。回答完这个问题，老谢突然觉得心里堵堵的。他觉得自己既不像一个纯粹的摄影师，也不像一个地道的农民……

从西安回到村里的当天下午，有附近村里的村民来找老谢，说父亲年龄大了，怕熬不过这个冬天，找老谢去给父亲拍张头像，将来做遗像用。

村民走后，谢万清连续抽了好几根烟闷不作声。后来他才告诉记者说，刚才一直在纠结是用胶片机还是数码机去给老人拍照。那台九千多元的数码相机是老谢这三十多年来用过的最贵的相机，是陇县的一些政协委员2014年凑钱给同为政协委员的老谢买的。但老谢对这个新机器显得很不习惯，他总对别人说数码相机那是玩电脑呢，不能叫摄影。

在记录者宋满朝看来，老谢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很真诚，农民本色一点都没有丢。而从摄影的角度，陇县摄影家协会主席陈皓对谢万清的评价是：“老谢属于摄影圈的殉道者。”

陕西一贫困户农民 30年拍农村纪实记录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