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回顾西晋的灭亡，波澜壮阔的十六国和南北朝时代，以及这种大分裂时期孕育的隋唐帝国，并在最后对五代十国时期的叙述中谈及隋唐帝国的衰老和颓败。第二周期的长度要比第一周期短一些，华夏文明在这一阶段经历了西晋时期的颓丧和迷惘，十六国南北朝时期频繁的政变和军争，也最终迎来了又一个巅峰时期。汉语在这一周期进入了最辉煌的时代，数不清的诗人在隋唐的史册上留名，华夏文明的辐射范围大大拓展了，惨烈而动荡的战乱岁月结束之后，华夏文明进入了富庶而强盛的隋唐时期。我们将讨论发生在这一周期的政治结构剧变和文明演进，并着重观察隋唐帝国在扩张到极限后发生的又一次内战，分裂和对峙，我们也将对照第一周期来挖掘两个时代的相似性，并尝试着分析为什么这种相似性是无法避免的。

第一节：转型社会中的西晋政治和永嘉之乱的起源

公元280年，东吴被消灭，天下一统。

就像西周一样，西晋也站在社会转型的十字路口。西周时代是上古三代的最后一个时期，以鬼神崇拜，青铜文明和甲骨文为根基的上古社会正在社会财富和技术大积累中开始转型。西晋的转型，从经济基础上看，是从土地分配较为平均的自耕农社会转向土地高度集中的庄园主社会。从人才流动模式来看，是从秦汉的军功爵制和察举制转向代表门阀士族利益的九品中正制。当然，这个社会转型要从东汉说起。

一，汉末西晋的社会转型

在上一章节，我们着重梳理了第一周期的分裂时代，也就是春秋战国，并指出，春秋战国孕育出的秦汉帝国是建立在事功社会的基础上的。什么是事功社会呢？事功社会的制度基础是商鞅创立的二十等军功爵制度。在酷烈竞争的战国初期，秦国创立了以歼敌数为考核标准的人才激励晋升制度。政府垄断了除军功以外的其他获利渠道，于此同时，商鞅鼓励小家庭，即每一户只有一个男子，这让每家分得的田地和赋税显得平均。可见，商鞅变法的核心是打击贵族对土地的垄断，而建立起土地分配较为平均的小农社会。也就是说，理想状态下，政府成为土地唯一的收税者，农民向郡守负责，郡守向君主负责。农民和战士负责生产食物和胜利，而政府则对每个人的成就进行考核和分配财富以及社会地位。也就是说，商鞅创立的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军国主义等级社会。（但这并不是说，秦国没有商业。从寡妇清的事迹来看，秦国政府利用大商人作为国营经济的补充，在战国时代，贸易是获取别国物产的必要渠道。）这种社会形态仍然构成了西汉的政治基础。

但西汉和秦不同的一点是，在商鞅变法的时代，秦国的土地经历过一次商鞅主导的再分配，国家有权收回土地，所以秦国的土地分配比较平均，但是当秦朝统一天下之后，这种进一步的粉碎山东六国大族垄断土地和分配土地的做法似乎并没有出现在秦始皇的行为记录中。西汉初年，刚刚经历了七年内战的华夏大地满目疮痍，黄老政治作为西汉对秦政的一种修正，成为了汉武帝中期以前的统治思想。这种拒绝政府干预，鼓励民间自由发展的政治理念让西汉迅速繁荣了起来。但这种繁荣是建立在民众自发积极性之上的，因而也就无法阻止豪族的重新出现。到武帝中期以后，大财阀，大侠客，大家族已经成为皇权和基层之间的阻隔，虽然武帝，昭帝和宣帝倚重酷吏和严刑峻法强烈遏制土地兼并和大族对政治的干预，但也只能勉力维持皇权和大族势力的平衡。当然，商鞅的做法已经不再符合时宜了，发展到宣帝后期的汉朝已经失去了扩张的对象，因而也不能将整个国家变成秦国式的军事机器。皇帝们应该做的，就是在历史红线到来之前，把国内的稳定维持的更久一些。经济学告诉我们，不加约束的自由竞争必将走向垄断，汉宣帝之后，皇帝们逐渐失去了对刑名和法家的兴趣，大族的膨胀也突破了界限。当历史红线逼近时，贫富差距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就这一点而言，王莽将民众的愤怒归结于土地可以买卖这一条并不算荒谬。当然，王莽剥夺豪族利益的后果是可以预测的。

第一周期的第六阶段，推翻新朝和重建汉朝的战争消耗了大量人口，也暂时平息了社会矛盾。然而，虽然刘秀和他的儿子仍然有能力遏制豪强，但是当东汉的第三位皇帝上任时，平衡再一次被打破了。之后，东汉的政治就渐渐被外戚和士人把持，庄园主们的影响力开始弥散，军功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而汉末王粲的《爵论》可以说是对商鞅制度最后的缅怀。

汉末，士人，外戚，皇权和宦官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斗争，最终导致天下分崩，皇权瓦解，有士人集团支持的三大军阀把持了权力，而军阀曹操建立的帝国又很快被更符合士人利益的司马氏篡夺。究其原因，无论曹操，刘备还是诸葛亮，他们挺身而出，试图维持的，都是建立在汉朝旧制基础上的统一帝国——即维持中央政府的权威，用严厉的法令抑制豪强。而当豪强（庄园主，经学世家，门阀士族）垄断了生产环节和人才流动渠道后，这种近乎悲壮的执拗自然无法持续下去。刘备对士人采取了果断的抑制手段，诸葛亮执政期间，不可谓没有励精图治，但这并不能真正赢得本地大族的支持（事实上，当邓艾大军兵临成都时，投降成了大多数人的第一建议，而这种政治风向最终导致了刘禅的投降）。曹操在北方，用非常不温和的手段针对士族领袖，但这妨碍不了士族精英接近他的继承人并对其施加影响。东吴则是直接选择了同大族妥协，依靠士族而不是法令和酷吏来进行统治。就曹魏而言，曹氏的出身并不光彩，在那些家世显赫，四世三公的家族面前，曹氏不过是依靠军事能力上位的暴发户（拥汉派的势力一直存在，这大概也是因为士族集团认为弱势的汉献帝远比强势的曹操符合自己的利益）。事实上，曹魏的三代皇帝中，只有实际上并未称帝的曹操能够用个人才智平衡士族的力量。而一旦曹操死去（青州兵自行解散事件可以说明一点，即曹操完全在依靠个人威望维系政权），这种平衡就不存在了。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睿对士族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曹睿执政的最后几年，沉溺于女色和宫廷建筑并疏于政事，最终将国家托付于士族的代表司马懿，继任的曹氏贵族皆为碌碌之辈，自然无法阻挡司马氏的篡位脚步，事实上，当曹魏的倒数第二位皇帝曹髦被贾充豢养的武士成济刺杀时，肯为皇帝殉难的人几乎是找不到的。

二，西晋夺权模式的弊端

问题在于，司马氏取得执政权并不意味着社会矛盾的解决，恰恰相反，当司马炎即位的时候，社会转型才刚刚开始，矛盾冲突也愈演愈烈。事实上，当国家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剧变时，新兴的士族阶层必然要谋取更大的政治利益和安全感，而这与谋求大权独揽的皇权政治是格格不入的。在中国历史的又一个转折点上，我们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历史现象：

首先，汉末的农民起义是可以通过历史红线来进行普遍性预测的。但是借助农民起义纷纷崛起削弱皇权的军阀，却是士人集团的代表。

其次，军阀把持权力并篡位后，又成为士人集团的敌人。谋求垂直权力的皇族会与谋求权力均衡的士人集团发生剧烈冲突。

第三，最后统一天下的家族，其取得天下的方式并非像汉光武帝或者汉高祖那样功业昭烈。

相对而言，司马氏夺权的成本要小得多，统一天下的难度也小得多。他即不像秦朝那样，通过三十多代君主的开拓，五百多年的奋斗稳健地取代了周室，更不像汉朝的刘邦和刘秀那样，以平民的身份，吊民伐罪的正义性，披坚执锐地取得了天下（高祖曾于重病时拒绝医治，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这里无疑反映出的是高祖本人对合法性来源的一种认可和自信）。

与之相反，司马氏夺取权力的路线是以诡秘和谲诈为主要特征的。具体而言，司马氏一度是汉朝和曹魏的肱股重臣，他上位的核心原因是曹魏政权的过渡性。也就是说，是因为曹魏政权的执政者过于不合时宜和软弱，才将天下无可奈何地禅让给了司马氏，这就是所谓的“得国不正”和“得国太易”。

由于走了这样一条夺权路线，西晋政权并没有通过战争消灭掉大多数的反对者，或者说，西晋找不到太多反对者。他没有像秦朝一样，创造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军功爵体系，并彻底打破周朝的政治制度。也不是汉朝般的，在内战废墟上对秦制进行了系统的继承和调整。事实上，西晋的官僚系统和统治方式都是过渡性质的，这是汉末中央失去威信时，不得不依靠大族和军阀维持统治的结果。同时，出于对自己上位模式的恐惧感和对东汉和曹魏那种皇帝大权旁落导致权臣上位的历史教训，西晋政权在面对转型社会的时候，一定会采取异常极端的政策来巩固皇权的力量，因为他们知道转型社会一定是动荡不安的。当然，这种极端政策又是相对于另一个极端而言的——曹操不信任拥汉派士人，在位时以各种理由对汉臣进行诛戮，曹丕恐惧同族的篡位，对诸侯王进行了超乎寻常的严厉管束。这些尝试都是过渡期的政权出于对前朝教训的恐惧感而自发做出的，因而也谈不上什么政治远见。更加不幸的是，曹魏的失败又将西晋逼向了极端的另一面，即西晋最恐惧的，正是类似曹魏的宗族衰弱和因此导致的权臣篡位。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晋武帝大肆分封诸侯王，并给予这些宗室军政大权的历史背景。

最后，本文必须指出，东汉中后期的经济结构质变决定了未来中国政治的门阀化，但是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进。三国的战乱中，以曹操和刘备为代表的军阀力图恢复君主的权威，并延缓了门阀士族的形成。而这种与历史趋势相对抗的做法又遭到了必然的报复——西晋统一中国以后，皇权和门阀士族无奈地变成了利益共同体，士族通过这种方式取得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因而也就引发了门阀士族无限制的贪婪和自我膨胀。这种贪婪和膨胀导致了社会财富的大量浪费，也迅速把晋武帝登基以来二十多年的和平和繁荣毁于一旦。

三，魏晋时期的士风

不得不指出的一点是，作为一个新兴的统治阶层，西晋初年的门阀士族集团离政治成熟还很遥远。在获得了他们一直渴望的权力后，他们很快就把士人的责任和道德抛到了脑后。这种自暴自弃和贪婪一方面是失去对手后的放纵——在获取了政治特权后，他们很快转向内部倾轧；另一方面则是带有报复性质的，在曹操主导朝政的时期，他们的欲望被牢牢压制着，士人们对曹操畏惧却不尊敬。接着，很快他们又发现，曹操不过是强势君主政治的回光返照而已。也就是说，门阀士族还没有找到同皇权妥协共存的方式，他们穷奢极欲，认为皇权仍然压制着他们的发展，并采取一切可以想到的方式同政府的主张对抗。政府主张节用，他们就钟鸣鼎食，政府主张忠节和孝道，他们就大谈个性与自由。可悲的是，他们并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也不知道自己力量的边界究竟在哪里。他们眼中只有瞬时的欢愉，而酷烈的政治斗争早就让人不敢也不愿意思考过于遥远的事情。

于是，巨大的裂痕在暴力机关和舆论领袖之间出现。为了对抗捍卫君权的儒家意识形态，魏晋玄学因运而生。士人集团扭转了上流社会的思潮，并以此来冲击维护君权所必须的伦理纲常。在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终结于司马氏的政变阴谋，而非曹刘百折不挠的奋斗和轰轰烈烈的胜利时，士人们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夺走了社会的话语权，而面对日益下滑的社会风气和士人集团的末世心态，晋武帝虽然反复提倡节俭和孝道，但最终这些措施被证明是没有效果的。

应该说，两汉的君主们已经在士人心中留下了相当顽固的正统意识，但是这种社会心理被曹丕和司马昭的篡位连续两次地瓦解了。华夏世界失去了君主社会的精神支柱，荣誉感和气节最终被残忍的现实所嘲笑，而这正是士人集团行为放诞的心理基础。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司马昭统治时期所发生的士人和君权之间的冲突：一味献媚强权的钟会遭到了主流舆论的唾弃，而标榜清高和不合作态度的嵇康和吕安成为了那个放诞时代的公共消费品。军功爵框架下的秦汉帝国彻底崩塌了，而站立在秦汉帝国的废墟上的西晋，却是一个注定无法继承伟业的私生子。士族已经获得了舆论的主导权和参政的特权，但皇室仍觉得有必要保持高压政策和对政治方向的主导性。同秦汉时期的儒生相比，士人们已经得到了太多，但作为一个刚刚掌握政治主导权的新兴阶层而言，他们得到的还远远不够。晋武帝时期的洛阳，沉浸在皇权的无奈和士人的末日狂欢之中。虽然帝国的经济一片繁荣，虽然有很多清醒的人物已经在心中发出警告，虽然，我们还能够看到何曾对未来的叹息，索琳在铜驼面前的感慨，以及祖逖和刘琨在暗夜中的奋发努力,但必须要明确的一点是，在那个繁荣而困惑的太康盛世中，华夏民族的精英们选择了尽欢而散。

客观地来讲，西晋时士大夫的虚无主义和享乐主义，本质上是新兴阶层无法适应统治地位的产物。士人和君主的冲突只是表面现象，深层次的原因是两种力量尚未找到平衡点。君主恐惧士人领袖的再次篡权，而士人恐惧皇权对士人的血腥打压。皇权代表着威信，忠孝，气节和服从，而士人阶层则表示受够了这种意识形态背后的冷酷和压制。从阮籍开始，文化名流行为怪诞，谈吐荒唐——国家，民族，忠君，尽孝，在他们眼中都成为敬而远之的艺术品。汉末三国96年间，400年凛然不可侵犯的大汉朝廷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这个由曹氏所篡夺的皇位又很快被新的权臣司马氏篡夺。秉持忠信的荀彧，臧洪，诸葛亮为自己的理想殉葬了，以诈力和反复无常著称的其他人活了下来。三国的君主们并没有成为最后的胜利者，而司马氏却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功。这一连串的政治地震彻底动摇了士人对皇权政治的信仰，他们对政治有本能的疏离感。更可怕的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他们不明白，自己已经成为国家机器中不可缺少的一份子，甚至已经成为了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相反，皇权对他们恐惧性的排斥让他们心生愤懑。当时代为他们敞开了纵欲的门槛，坐怀不乱的不再是君子，而是不识冷暖的僵木。对于这个时候的士人集团而言，自由和逍遥就是一切。只有在自身的欲望被满足时，他们才感觉到真实。诚然，克己复礼和忠君爱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本能，而是有着明确的目的——即这样做能够让自己获得认同和满足感。一旦当他们发现，这样做不仅不代表自己拥有了道德上的优越感和功业上的成就感，反而让自己变成了被意识形态愚弄的一份子时，道德体系和忠君思想就彻底崩溃了——像王戎那样，天天算计自己庄园的收成才是符合逻辑的，虽然他身处要职。

四，西晋社会的实质

至此，本文需要指出，西晋社会最核心的特征就是冲突——经济结构的转变带来了新的新兴阶层，新兴阶层参与政治的渴望同最高权力产生冲突。最高权力对新兴阶层采取防范和打压的做法，却导致新兴阶层在意识形态上拥有了压倒性优势。而一旦参政权被放开，最高权力又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因为新兴阶层并不知道自己力量的边界，他们只想摆脱最高权力的威胁。这导致西晋的政策方向必然是内向的，而弥合内部冲突消耗了太多的社会资源。

基于此，我们不难解读西晋历史的走向。皇权在意识形态上全面战败，只能寄托于对暴力机关的掌控。为了防止新兴阶层全面干涉政治甚至导演司马懿式的内部夺权，晋武帝在晚年安置了过于庞大的诸侯王体系来维护皇权和制衡士人力量，这导致了暴力机关的分散和膨胀，而这种暴力机关的膨胀正是八王之乱和永嘉南渡最关键的社会背景。

以上所论述的，是西晋社会无法避免的政治困境。此外，西晋初期的人口结构也不容乐观。三国时期大规模的人口损失主要发生在官渡之战以前，集中在关中，兖州和徐州，当三国鼎立的格局得到巩固的时候，人口便恢复了增长。五十年后，北方军人在击灭蜀汉和东吴的战争并未遭到有效抵抗，士人们成批对北方效忠，很多地方官继续担任自己原来的职务。所以在西晋初年，比起李傕郭汜祸乱关中和曹操在徐州屠城的时代，人口已经有了显著恢复。同时，大量胡人趁北中国大乱的时候迁入中原：在这些胡人中有来自中亚的羯人，内附中原，居于现陕北和山西中北部的南匈奴，世代居住于河湟谷地和汉中的羌人和氐人，以及从河西到东北广泛分布的鲜卑人，这些人很多都转为了农民，并为西晋初年经济快速的复苏贡献了力量。而另一方面，他们在政治权利上遭到地方官的歧视也是无法避免的，这中歧视很快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民族矛盾。

一个更加基础性的背景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天气在持续变冷。三国的战乱主要破坏的是北方农耕区，因而北方的耕地面积下降也比较严重。应该说，寒冷天气的一个最主要的后果是，适合生物繁衍的纬度区间会逐渐南移（相反，科学家们论述全球变暖也借助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即跟踪动物种群持续向北方迁徙）。这个后果同样适用于人类，生活在漠北游牧区的民族因为寒冷天气不得不南下寻找生路，而此刻他们面对的不再是秦汉时期温暖湿润，聚合了华夏文明绝大多数耕地和人口的北方。而是刚刚经历过战乱，人口凋敝，并仍在经历寒冷气候的北方。

可以说，晋武帝时期的盛世是建立在沙砾之上的，虽然太康年间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一度掩盖了快速蔓延的政治危机，但是在士人们奢靡和颓唐的无病呻吟中，又一个大分裂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

由于朝臣的压力和皇帝自己的侥幸心理，晋武帝选择的继承人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痴皇帝晋惠帝司马衷。同时为了防止贾氏控制太子，晋武帝又给本来十分弱小的外戚杨氏过多实权，这种用一个错误掩盖另一个错误的方式最终将危机提前爆发。后来的历史证明，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仅仅利用了一个边缘宗室的野心就一举夺取了大权，而晋武帝留下的制衡体系并没有起到正面作用。相反，由于制衡体系过于臃肿，针对篡位者赵王伦的战争很快就让长城内外的异族都欣喜地发现，整个华夏世界正沉溺于自相残杀之中。

至此，总结一下西晋时期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西晋虽然结束了东汉崩溃后近百年的军阀割据，但对于东汉的版图来说，西晋继承的十分有限（这是可以理解的，西晋初期人口较少，不足以夺回边疆地区）。在东汉末年，大量原来属于东汉的蛮族区开始独立或者半独立，更令人忧虑的是，在同汉人相处了数百年之后，华夏文明圈外围的蛮族的政治能力有了显著提升，他们通过参与中原动乱（如南匈奴参与曹操和袁绍的战争），一步步将势力范围扩展到一些战略要地，比如陕北，关中地区和山西中北部。

第二，开国时期的胜利，地缘上的劣势和转型社会的内部矛盾让整个国家转向享乐和内敛，刚正进取的风气遭到了主流舆论的抵制。

第三，新生阶层注定要和皇权发生剧烈的冲突。皇权采取高压手段会导致自己在政治上暂时获得主导权的同时被舆论孤立，之后不得不选择向舆论妥协，尽量将异见人士吸纳入体制内，承认他们的经济权利的同时，要求他们在政治上保持沉默。当然，对于坚决不合作的少数派，皇权也从不吝惜暴力。

第四，新兴阶层最终将引得这场博弈的胜利，除了开国的君主尚能保证一定的平衡，随着时间的发展，皇权会愈发虚化，政治门阀和经济寡头终将控制政府。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这场博弈的代价是惨重的，中央政府被削弱的标志性事件是南匈奴对首都的毁灭性打击。

作者：姬轩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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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