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大革命爆发之初人们褒贬不一

除法国大革命外，没有任何事件更能警醒思想家、政治家务必谦虚谨慎，因为从未发生更深渊源、更充分酝酿、更伟大但更无法预测的历史大事。

天才般的弗里德里希大帝[1]，竟然未预见濒临爆发的大革命。可以说，他触摸到了大革命的脉搏，却不明白那就是大革命，而且在它发生前，他就看似遵循其精神治国的，是大革命的先驱与代理人。但是，他并未意识到它就要降临。当它终于全面爆发时，呈现的是迥然不同于历史上众多革命的独有的新特征，故而当初是无法察觉它的。

在国外，大革命举世瞩目。在各国人民心中，它催生了新时代即将降临的模糊概念，激起了变革与改良的朦胧希望，但却无人思考大革命应当怎样。各国君臣竟然没有一丝预感：在大革命的影响下，其臣民内心骚动不安。那些君臣最初认为，大革命只不过是各国政体都会罹患的周期性疾病的发作，其唯一结果就是为邻国的政治染指开辟新路。倘若有哪位君臣偶然道出大革命的真谛，那也是无意为之。1791年，德意志的几大君主聚集皮尔尼茨[2]，并明确宣称，法国君主面临的威胁乃是欧洲一切旧政权共同面临的威胁，各国与法国共同处于危难之中，但是，他们实际上根本不相信这番话。那时的秘密文件透露，这只不过是奸猾的托词，旨在遮掩粉饰其真正意图。

在那些君主看来，法国大革命只是转瞬即逝的局部事件，只要可以渔翁得利就行。基于这一考虑，他们秘密策划，多方筹措，暗地结盟；看到猎物时，争吵妥协，时分时合。总之，他们几乎什么都准备好了，就是没有准备好应对即将发生之事。

英国人，由于对自身历史记忆犹新，由于长期享有政治自由，富有经验与见识，所以他们能够透过重重帷幕，看见一场伟大革命正在逼近。但是，他们无法看清其形式，无法预测法国大革命将会对英国与世界的命运产生怎样的影响。阿瑟· 扬[3]，大革命即将爆发之时正在法国游历，意识到大革命正在逼近，却对大革命的真正影响一无所知，甚至还担心大革命会加强特权阶层的权力。他说：“倘若大革命是加强贵族的优势地位，那恐怕就是弊大于利。”

柏克[4]，在大革命爆发之初心中就燃起仇恨，但有时候却会看不透大革命。他最初预测，大革命会削弱乃至摧毁法国。他说：“可以断定，法兰西的军事实力，将长期也许是永远铲除。当代人也许会重复那位古代作家的话：‘我们听说，高卢人也曾以善战著称。’”[5]

历史大事，近看不如远观。在大革命爆发前夕，法国无人知道结局会如何。在大量陈情书中，表露下层人民恐惧心理的，我只找到两份。人们恐惧的，是王权，或者当时所称的宫廷，会继续高高在上。鉴于三级会议的会期很短而且软弱无力，人们忧心忡忡，害怕会遭受暴力，贵族尤其惴惴不安。有几份陈情书写道：“哪怕发生骚乱或者暴动，宫廷卫队都应宣誓绝对不把枪口对准市民。”倘若三级会议广开言路，一切弊端都会铲除；改革任务固然巨大而艰辛，但并非难以完成。

可是，大革命遵循着自己的进程迈进：那怪物的头部刚刚冒出，其奇特而恐怖的面孔就显现；它摧毁政治制度后，又摧毁了社会制度；它变革法律后，又改变风俗习惯乃至语言；它砸烂政府机器后，又破坏社会基础，似乎最终要攻击上帝本人；它很快就跨越国界，利用闻所未闻的种种手段，采用一套套全新的战术，依托致命的口号以及皮特[6]所称的“舆论武装”，凭借无名力量冲破各大帝国的阻碍，打碎一顶顶王冠，蹂躏着脚下的民族，而且竟然做出了把那些民族争取到自己这边来的咄咄怪事！直至爆发这一切，人们的看法才发生变化。欧洲各国君主和政治家开始醒悟，原来视为历史长河中的偶发事件，是如此之新，如此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事件，如此广为传播，如此恐怖，如此费解，如此让人目瞪口呆乃至发狂。有些人认为，这股闻所未闻的力量，仿佛是自生而永存的，无法阻止，也不会自停，最终注定会把人类社会推向彻底的崩溃。许多人把大革命视为在世间显灵的恶魔。1797年，德· 梅斯特尔[7]先生就说：“法国大革命具有恶魔的特征。”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大革命是上帝的福音，上帝欲创造崭新的人类，不仅要改变法兰西的面貌，而且要让世界焕然一新。我们发现，当时有几个作家，像萨尔维[8]初遇蛮族一样，似乎对此患有宗教恐惧心理。柏克在阐述对大革命的看法时惊呼：“法兰西，岂只是丧失了旧政府，简直是丧失了一切政府；与其说是人类的灾难与噩梦，不如说是屈辱与怜悯的对象。从这座惨遭谋杀的君主制坟墓中，走出的是庞大、丑陋、超乎人类想象的可怕怪物。这丑陋怪物，直奔目的地，不惧危险，不悔恨不却步，藐视一切既有准则，藐视一切常规手段；谁要是对其存在不理解，谁就会被其击倒。”

那场大革命，难道确实像其时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异乎寻常吗？难道确实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离奇，那样翻天覆地吗？那场奇怪而可怕的革命的真正意义是什么？真正特点是什么？深远影响是什么？真正摧毁了什么？创建了什么？

研究与阐述上述问题的时机，似乎已经到来，而且今天我们正处于观察与评价大革命的最好时机。目前，大革命早已远去，让我们只能略微感受大革命参与者的那种盲从激情；同时，大革命仍然相当近，让我们能够深入理解引导大革命的精神。不久以后，就很难做到这些，因为伟大革命一旦成功，就会令激发革命的原因消失，而且由于革命本身那么成功，会使其变得难以解释。

[1]弗里德里希大帝，即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又译“腓特烈二世”，史称“腓特烈大帝”或者“弗里德里希大帝”，普鲁士国王（1740-1786在位），著名统帅。早年接受斯巴达式教育，但酷爱法国文化。在位期间实行“开明专制”，大力扩军对外征战，其军事思想在欧洲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德国军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颇具影响。著有《给将军们的训词》、《当代史》和《七年战争史》等。

[2]皮尔尼茨，又译“匹尔尼茨”，德意志萨克森德累斯顿附近的一个城镇。1791年8月27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二世、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 威廉二世在皮尔尼茨会晤并发表皮尔尼茨宣言，该宣言被视为对法国大革命的宣战书。据记载，当时的保皇党路易十六的弟弟阿图瓦伯爵，即后来波旁复辟王朝的法国国王查理十世，以及当时的萨克森选帝侯也参会。

[3]阿瑟· 扬（1741-1820），又译“阿瑟· 扬格”，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和农学家。1767年开始考察英法等地农村。1784年创办《农业年刊》。1787年首次到访法国，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后，游遍了整个法兰西，并于1792年出版《法兰西游记》，记述了法国历史转折关头的政治状况以及人民生活状况。1793年担任英国政府农业局首任局长。

[4]柏克，即“埃德蒙·柏克 ”（1729-1797），出生于爱尔兰，系英国哲学家、政治家、演说家、作家。曾任英国下议院辉格党议员，系辉格党领袖之一。政治上，支持美国殖民地以及美国独立革命，但坚决反对法国大革命。1775年出版《与美国和解》，1790年出版《反思法国大革命》。卡尔· 马克思曾严厉批判柏克在法国大革命上的保守立场：“这个马屁精接受英国国王的贿赂，批评法国大革命，就如他最初在美国问题上接受北美殖民者的收买而赞美他们一样。这个假扮自由主义者对抗英国国王的家伙，只是个彻底下流的资产阶级分子。”英国首相温斯顿· 丘吉尔的评价却截然不同：“柏克一方面是倡导自由的先驱者，另一方面是替权威发声的辩护者。”

[5]“那位古代作家”，指古罗马政治家、历史学家、演说家、作家塔西佗（约公元55-120）。后面引述的塔西佗之语“我们听说，高卢人也曾以善战著称”，其原文系拉丁文“Gallos quoque in bellis floruisse audivimus”，语出塔西坨为其岳父、古罗马著名政治家以及军事家阿格里巴（又译“阿格里可拉”）所作的传记《阿格里巴传》第五编第二章第三节。该传记发表于公元98年。

[6]皮特，指小“威廉· 皮特”（1759-1806），英国第十四位首相，也是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就任时年仅24岁，还是英国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之一（近二十年）。他在任首相期间，曾组织反法联盟，并以财政改革支撑反对拿破仑的战争。其父老“威廉· 皮特”，是英国第九位首相，是指导七年战争胜利的伟大战略家。父子俩均被视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首相之一。

[7]德· 梅斯特尔（1753-1821），法国哲学家、政治家、作家，鼓吹君主制，支持教皇，反对法国大革命，著有《法兰西论述》、《论教皇》等著作。

[8]萨尔维（约公元390-484），历史学家与基督教护教论者，著有《论上帝政府》。

第二章大革命最终目的并非削弱或者摧毁政治、宗教权力

法国大革命的最初手段之一，就是攻击教会。在大革命激发的情绪中，首先燃起而最后熄灭的，就是反宗教情绪。即使在苟且偷生而丧失追求自由的激情后，人们仍然继续反抗宗教权威。拿破仑[1]成功压制了法国大革命的自由精神，但无法抑制人们反基督教的情绪。甚至直到如今，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些人认为，藐视上帝，就是赎买当初对政府小吏唯唯诺诺的罪过；他们抛弃了大革命信条中最自由、最高贵、最自豪的一切，并自欺欺人地认为，只要不信教，就仍然忠于大革命的精神。

不过，今天的人们不难看出，反宗教之战，是那场大革命的小插曲，是大革命的一个突出而转瞬即逝的特征，是酝酿大革命而在其之前产生的那些思想、观点、情绪与偶发事件的临时产物，而绝不是大革命的主要精神。

人们有理由认为，18世纪的哲学思潮是大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18世纪的哲学思潮确实具有深刻的反宗教倾向。但是，仔细审视，那时存在截然不同的两股独立思潮。

其中一派思潮或者学说，阐述的是有关社会状况以及政治、社会法律原则理论的全新或者革新的观点。例如，它主张人人生而平等，应当废除一切阶层、等级或者职业的特权，人民享有主权，社会权力至上，建立统一的法律制度……所有这些原则理论，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的原因，而且实际上就是大革命的内容。它们是大革命最根本、最长久、最真实的功绩。

另一派哲学思潮，则无情地猛烈抨击教会、教士、教会等级制度、教会组织、教义，而且为更彻底地推翻教会，他们主张铲除教会的根基。然而，由于18世纪的这一哲学思潮是植根于大革命本身所摧毁的社会现实中，因此，它必然随那些社会现实一起逐渐消失，并最终埋葬于大革命的胜利旗帜之下。虽然在其他章节我还会探讨这一重大问题，以让读者更明白我的意思，但在此处，我再补充一点：人们如此仇恨基督教，并非因为它是一种宗教，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并非因为教士们自命不凡而统治俗世，而是因为他们是俗世的封建领主、地主、什一税征收者、行政官吏；并非因为教会不能在即将创建的新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是因为它在正被推翻的旧社会中，占据着享有最多特权、最高权力的地位。

看看吧，那流逝的岁月已证实这一真理，而且仍将不断证实这一真理：大革命的政治成果一旦得到巩固，反宗教运动即告瓦解；大革命针对的旧政治制度摧毁得越彻底，大革命特别仇视的阶层、权贵就越被征服得无法翻身，那些仇恨——旧王朝、旧阶层、旧权贵失败的最终标志——也会消失；最后，我们已看到，当教士们越来越远离与他们同时垮台的那些东西时，教会力量就逐渐恢复并更深地扎根于人们心中。

千万不要以为，上述现象是法国所独有的。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各基督教派几乎无一不复兴。

倘若认为民主社会必定会敌视宗教，乃大错特错：基督教乃至天主教，并无与民主精神绝对抵触之物，甚至有许多方面极其有利于民主社会。此外，历朝历代的经验无不表明，最富有生命力的宗教始终扎根于人民心中，而且连所有已经消亡的宗教，在人民的心中也都有其归宿。倘若说顺应人民思想、观念以及情感的各种制度，到头来却总是把人类的心灵推向不信教，那岂非咄咄怪事？

上述有关宗教的论述，更适用于评论社会权力。

看到大革命一举颠覆了维护社会等级与奴役人的一切制度和习俗，人们就猜测：大革命的结局，不仅会摧毁某一社会秩序，而且会摧毁一切社会秩序；不仅会摧毁某一政府，而且会摧毁社会权力本身。人们还进一步推断，法国大革命，本质上就是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但我敢断言，这也只是看到表面现象。

大革命爆发不到一年，米拉波[2]就暗地致信国王：“请比较一下新旧制度，殿下就会心怀宽慰与希望。国民议会有部分法令，而且是最重要部分的法令，显然有利于君主制政府。取消高等法院，取消三级会议行省，取消教士、特权阶层和贵族集团，岂是小事？只组成一个公民阶层的主意，黎世留[3]会青睐的，因为这种表面平等有助于行使权力。专制政府为加强王权所做的，远不如大革命短短一年所做的多。”如此有能力领导大革命之人，就是这样理解大革命的。

法国大革命的目的不仅要改朝换代，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的结构。因此，它必定要抨击一切既有权力，摧毁一切既有权势，铲除各种传统，移风易俗。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要扫除人们头脑中一贯的尊卑服从观念。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独特的无政府思想来源。

但是，拨开残骸碎片，就会发现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从前分散于从属权力机构、等级、阶层、行业、家族以及个人的权势，即分布于整个社会中的一切零散权势，它全都予以吸收并吞没于其统一体中。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世上尚未见过这种政权。大革命创建了这种新政权，或者不如说，这种政权是从大革命制造的废墟中自动产生的。倘若说大革命所创建的政府更为脆弱，而且的确如此，但是它也比它所推翻的政府强大百倍。它之所以脆弱与强大，原因都相同，此后将予以阐述。

透过已然崩溃的旧王朝的尘埃，米拉波就已洞见这种庞大的中央集权形式。尽管它是庞然大物，但当时的民众并未察觉。然而，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它终于大白于天下。如今，各国君主尤其迷恋这种庞然大物。怀有这种心态的，不仅有大革命所孕育的掌权者，而且还有那些与大革命格格不入，甚至敌视大革命的统治者。在其统治范围内，他们都竭力取消豁免权，废除特权，消除阶层等级差别，推动各阶层地位走向平等，用公务员取代贵族，用统一法制取代地方特权，用统一的政府取代五花八门的权力机构。对于这一革命事业，他们不辞辛劳；倘若遇有障碍，他们有时甚至会套用大革命的口号与手段；必要时，他们会动员穷人反对富人、平民反对贵族、农民反对地主。总之，法国大革命，既是他们的灾难，又是他们的导师。

[1]拿破仑· 波拿巴（1769-1821），出生于法国科西嘉岛，是卓越的军事天才，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执政、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他多次击败保王党的反扑和反法同盟的入侵，捍卫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但是，拿破仑也是法国大革命的破坏者：在雾月政变后，拿破仑任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虽然名义上是三人执政，实际上拿破仑长期实施军事专政。他加强中央官僚集权，取消了地方自治选举制度，削弱了国民议会的权力。热爱自由的法国人事实上也接受了拿破仑的专制统治，甚至在1804年以绝大多数赞成票支持拿破仑称帝。拿破仑称帝后，逐渐向封建势力妥协。

[2]米拉波（1754-1792），法国大革命初期的著名政治家、演说家，曾参与起草《人权宣言》。早年因抨击法国旧王朝而名声鹊起。1789年，以第三等级代表身份参加三级会议，反对三个等级联合开会，系法国大革命初期的核心人物之一。1789年10月，向宫廷献策要求路易十六逃往外省，并筹备君主立宪制，但遭王后玛丽拒绝。1790年3月，接受国王大笔秘密酬金，此后与宫廷频繁秘密通信。1791年2月被选为国民议会主席，4月2日病故并葬入先贤祠。1792年，其与宫廷的秘密通信被发现，遗体被迁出先贤祠。

[3]黎世留，又译“黎塞留”（1585-1642），法国宰相、枢机主教、政治家。生于巴黎贵族家庭，1607年任吕松主教，1614年作为普瓦图的教士代表出席三级会议。两年后，受到摄政太后玛丽· 德· 美第奇的重用，1617年遭国王路易十三放逐。1622年任枢机主教。1624年进入枢密院，同年为宰相。人们认为：黎世留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有谋略、也最无情的政治家。

第三章大革命为何以及如何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政治革命

一切政治、社会革命都有国界，并局限于其范围之内。法国大革命却没有固定的疆域，甚至可以说，其影响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抹去了地图上的所有旧国界。我们看到，无论各国法律、传统、性格以及语言等如何，它都促使人们分分合合，使仇敌化为同胞，使兄弟形同陌路。或者更确切而言，它超越国籍，创建了一个理念上的共同祖国，各国人民都可以成为其公民。

翻遍史册也找不到与法国大革命特点类似的任何政治革命，但是，可以在某些宗教革命中找到这种类似的革命。因此，倘若想通过类比来审视法国大革命，就得将它与宗教革命作一比较。

在《三十年战争史》中，席勒[1]就正确地指出，16世纪的伟大宗教改革，让几乎陌生的各国人民突然亲近起来，并通过这种感情促使人们紧密地联合在一起。确实如此，法国人打法国人时，有英国人前来助阵；生于遥远的波罗的海沿岸之人，深入德意志腹地，保护他们从未听说过的德国人。一切外战都有内战色彩，一切内战都有外人插手；为新利益而忘却旧利益，以道义问题取代领土问题。一切旧的外交规则都杂乱如麻、漏洞百出，让其时的政客们目瞪口呆、痛苦不堪。这也正是1789年后的欧洲局势。

因此，法国大革命尽管是政治革命，但却以宗教革命的方式进行并具有宗教革命的特征。权且看看，它与宗教革命具有哪些相似之处：它不仅像宗教革命那样传播得很广，而且像宗教革命一样借助布道与宣传而传播；它是一场激发人们改变信仰的政治革命；人们充满激情地在国内宣讲革命道理，又以同样的激情在国外宣讲革命道理。这肯定是一种新景象，是法国大革命向世界展示的一切新事物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新鲜事。但是，我们不应止步不前，而应该进一步深入探讨，考察这种类似结果是否源于潜在的类似原因。

宗教往往只考虑抽象之人本身，而不考虑国家法律、民族传统与风俗习惯对具体之人的影响。宗教的主旨是调整人与上帝的关系，调整人与人之间的一般权利与义务，而不论是何种社会制度。宗教的行为规范，针对的不是某一国或者某一时代之人，而是人父、人子、人主、人仆、邻里之人。宗教规范以人为本，适合各色人等。因此，宗教革命，往往拥有如此广阔的舞台，像政治革命那样局限于某一国家或者某一民族范围内的情形，甚为罕见。倘若作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无论民族、法律、气候有何不同，宗教具有的这一抽象而普遍的特征越多，就传播得越广。

古代的种种异教，与各民族的政治制度或者社会状况多多少少都有关；在各自的教义中，都带有某一民族，而且往往是某一城市的特性；通常都局限于某一地域，而且几乎罕见地超出该地域范围。那些异教，偶有不宽容乃至出现宗教迫害的情形，但是，极其罕见人们热衷劝说他人改变宗教信仰的情形。因此，在基督教出现以前，西方并未发生大规模的宗教革命。基督教轻而易举地越过曾经阻挡异教的一切障碍，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征服了大部分人类。基督教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它比其他任何宗教都更能摆脱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政府、某一个社会、某一个时代的羁绊。如此评论，并非表示我不敬神圣的基督教。

关乎现世的法国大革命，正是像关乎来世的宗教革命那样展开的。宗教把人视为超越地域与时代影响之人，法国大革命也如此：它剥离具体社会组织而抽象地看待公民；它追求的，不仅是法国公民的具体权利，而且是人类普遍的政治权利与义务。

正是因为如此，法国大革命能够摆脱某一民族或者某一时代的一切羁绊，重拾政治社会的自然法则而为世人所理解，并为世人所仿效。

法国大革命，不只是改变法国，而且似乎更多的是致力于人类的新生。它点燃的是以前从未点燃的最猛烈的政治革命热情；它激发了传播信仰的激情，掀起了宣传理念的运动。因此，它具有让当时的人们感到恐惧的宗教革命氛围，或者不如说，它本身已经蜕变为一种新宗教。当然，那不是十足的宗教，因为它没有上帝、没有礼拜、更没有来世，但是，却犹如伊斯兰教一般，整个世界都充斥着其士兵、使徒与殉道者。

不过，切勿认为法国大革命所采取的一切手段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所孕育的一切观念都是新潮的。在以前的多个世纪，甚至在中世纪鼎盛时期，都有这样的鼓吹者：他们为了改变某一习俗而阐述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为了抨击本国政体而阐述天赋人权理论。但是，这一切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例如，在18世纪点燃欧洲的这同一把火炬，在15世纪就被轻而易举地扑灭了。若想让此类学说转化为革命行动，必须是社会条件、风俗习惯发生了某些变化，为人们在心理上接受革命学说做好了铺垫。

在一些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普世适用的法则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而在另一些时代，人们只需远远地瞥上一眼上述法则的朦胧轮廓，就能立即理解它并急切地拥抱它。

法国大革命最令人瞩目的，不在于它所采取的手段，不在于它所提出的思想观念，而在于如此之多的人们，能够如此有效地采用那些手段，如此欣然快速地接受那些思想观念。

[1]弗里德里希· 席勒（1759-1805），德国18世纪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诗人和剧作家，德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席勒是德国文学史上著名的“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人物，在德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仅次于同时代的德国伟大诗人、戏剧家歌德。其著作《三十年战争史》发表于1791至1793年间。

第四章整个欧洲何以创建相似的制度而后又无不陷于崩溃

推翻罗马帝国并最终创建近代国家的那些部落，其种族、故土、语言皆不相同，唯一相同的就是不开化。他们在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定居后，就陷入长期互相厮杀而不得安宁的局面；在最终稳定下来后，却发现被自己制造的片片废墟所隔绝。当时，文明几乎毁灭，公共秩序荡然无存，人们的交往艰难险恶，庞大的欧洲分裂为千百个迥然不同、彼此排斥、互相仇视的小社会。然而，就是从这种零零碎碎的动荡中，突然间涌现出了统一的法律。

那些法律并非模仿罗马法。正是由于它们与罗马法存在千差万别，后来，人们就用罗马法改造或者废除它们。【注释二】其特征是独有的，与人类之前设计的法律完全不同；其组成部分彼此照应对称，共同构成了紧密联系的整体，严谨程度不亚于任何一部现代法典。它们是半野蛮社会所采用的博大精深之法。

我无意探讨上述法律是如何形成并最终盛行于全欧洲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早在中世纪，这种法律就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欧洲各地，而且在许多国家占据了统治地位并排斥其他一切法律。

我曾有幸研究了中世纪时期法、英、德等国的政治制度。随着研究的推进，我吃惊地发现，如此不同、如此隔绝的各民族所制定的法律，竟然如此相似。当然，由于所属地域不同，这些法律在细节上是不尽相同的，但是，其主要内容是无处不同的。每当我在古老的德意志法律中发现某种政治制度、规则或者权力时，我就知道，倘若继续深入研究下去，也会在英国和法国的法律中找到完全相同的内容，而我也确实在那里找到了那些内容。因此，只要研究英、法、德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有助于理解其他两个国家的法律。

在上述三个国家，政府都是按照同样的原则执政的；议会都由同样的成份组成，并被赋予同样的权力；社会都按照同样的方式进行划分，不同阶层之间都存在同样的等级；贵族都占据同样的地位，拥有同样的特权，带有同样的特征，具有同样的性格。总之，可以说，它们无甚区别，处处一模一样。

在上述国家，城市治理结构相似，农村治理方式相似。农民处境无甚不同，土地所有、占有、耕种方式相似，农民承担的税赋相似。从波兰国界到爱尔兰海，领主领地、领主法庭、庄园采邑、土地岁贡、徭役税赋、行会等等，无不相似。有时甚至连名称都相同，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相似的制度，都源于同一精神。我敢断言，尽管文明已经冲破国界，扫清障碍，大大促进了交往，但是，14世纪的欧洲社会、政治、行政、司法、经济和文学制度的相似度，仍然远大于现在的相似程度。

阐述欧洲旧政制如何逐渐削弱乃至崩溃，并非我的目的。【注释三】我只是指出，在18世纪，欧洲旧政制几乎都已经濒临崩溃。此种迹象，在欧洲大陆东部不太突出，在欧洲大陆西部最为突出。但是，旧政制的腐朽衰落，在欧洲随处可见。

中世纪的档案材料，记载了当时各种旧制度的逐渐衰落过程。我们知道，当时的每一领地在历朝历代都有名为“土地赋税清册”的登记簿，记载其四至边界、封建税赋、地租徭役以及当地的风俗习惯。我看过的14世纪“土地赋税清册”，设计严谨，清晰准确，有条不紊，堪称杰作。可是，年代离我们越近的“土地赋税清册”，所记载的内容反倒越模糊、越不全面、越混乱，尽管知识水平在发展。如此看来，似乎是文明进步导致社会制度堕落至野蛮时代。

欧洲的古老政制，德意志比法兰西保留得更好。但是，即使在德意志，它所创立的部分制度，也早已遭到破坏。考察残留物比考察失去物，更能明白时间的摧残作用。

自治市制度，在13、14世纪就把德意志的主要城市发展成为一个个富裕而开明的小小共和国。【注释四】那些共和国，直至18世纪依然存在，如今只不过徒具其表。但是，那些制度看起来似乎仍然有效；设置的那些官吏，其名称仍然保留，而且似乎在履行着同样的职责。当然，自治市制度所具有的积极作用、所激发的活力、所培育的爱国主义以及刚毅等许多美德，早已消失。那些古老的制度，似乎是原封不动地倒在原地。

如今尚存的一切中世纪权力，都患同一疾病，都同样衰败而毫无生机。不仅如此，有些本来不属于中世纪制度的东西，由于与其扯上关系而带上其印记，就即刻丧失了生命力。例如，贵族制度，由于与中世纪有关联，就患上了老年虚弱症；在中世纪随处可见的政治自由，由于披着中世纪外衣的缘故，就患上了不育症。省三级会议，由于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其古老的政治形式，与其说促进莫如说阻碍文明的进步。可以说，它们与新时代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民心也背离它们而倒向君主制的怀抱。那些制度的悠久历史，并未赢得人们的尊重。相反，历史越悠久，名声就越差，而且令人奇怪的是，它们越趋于衰落而危害越小，激起的仇恨反而越大。有位在古老制度下生活并支持古老制度的德意志作家曾说：“如今的状况羞辱着我们所有人，真是卑鄙无耻。令人奇怪的是，人们对一切旧东西都不屑一顾。奇思怪想竟然侵入家庭生活，破坏家庭安宁，就连家庭主妇们也变得不愿再忍受那些古老的家具。”然而，当时的德国，如同当时的法国一样，社会充满活力，呈现繁荣昌盛的景象。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而且就是关键所在：所有那些活跃的、充满活力的、富有创造力的东西，其根源是全新的，而且岂止是全新的，简直是与古老制度相冲突的。

这个根源，就是王权，而且是与中世纪王权毫不相同的王权。它享有的特权是不同的，它拥有的地位是不同的，它具有的精神是不同的，它激发的感情是不同的。这种新的王权建立于地方权力的废墟之上，其触角遍及四面八方，其各级官吏的职能日益取代贵族的权威。这一切的全新权力，所遵循的原则程序以及所采用的手段，都是在中世纪闻所未闻的或者受到谴责的，而且所涉及的是中世纪的人们从未想到的社会状态。

乍看之下，英国仍然施行欧洲的旧政制，但是，细究之下，就会发现，与上述情形并无二致。倘若忽视其旧名称，抛弃其旧形式，我们就会发现，早在17世纪，英国就已经在实质上废除了封建制度。自那时起，各阶层互相渗透，贵族式微，贵族政治呈开放状态，财富就是权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税赋人人平等，出版自由，辩论公开。所有这一切现象，在中世纪社会都是闻所未闻的。正是由于巧妙而逐渐地注入了这种新鲜血液，古老的封建躯体才得以完好无损，才免于土崩瓦解，才具有新鲜的活力。实际上，17世纪的英国，已经完全是一个现代国家，只是在其内部，犹如保存纪念品一般，保留着中世纪的某些遗迹。

匆匆了解一下法国以外国家的情形，是正确理解下文所不可或缺的。我敢断言，如果只限于考察研究法国，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大革命。

第五章法国大革命的真正功绩是什么

上面所述是为阐明本书主旨，并为解答开头部分所提出的如下问题作铺垫：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真正特点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究竟已取得什么功绩？

大革命的发生，并非像某些人所认为的，是为了摧毁宗教权威与信仰。不管外在表现如何，它实质上是一场社会政治革命。它并非要延续或者强化混乱状态，也并非如某位主要反对者所说的那样，要使无政府手段化，而是要增加政治权威与政治权利。它也并非如另外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要改变我们当下的文明特点，是要阻止文明进步，甚至是要实质改变我们西方社会赖以存在的根本法律。倘若撇开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发生的曾经暂时改变革命面貌的所有偶然事件，而只考察法国大革命本身，人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大革命的唯一成果，就是摧毁了若干世纪以来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民族的、通称 “封建制度 ”的那些政治制度，取而代之的是更统一、更简单、以人人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制度。

上述内容就足以掀起一场大规模的革命，其原因在于：那些古老的制度，不仅与欧洲的一切政治、法律、宗教交织在一起，而且创立了一整套依附于它们的思想、观点、道德、情感、风俗习惯等等。要从社会躯体中摘除并摧毁与很多器官相连的某个组成部分，恐怕会引发令人恐怖的动乱。这让大革命显得更为伟大，因为它似乎是一切的摧毁者，它所摧毁的，是与其他一切东西相连的，甚至是与其他一切东西融为一体的东西。

如此激进的大革命，其革新程度，却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小得多。以后我将对此予以阐明。大革命的真正功绩，就是摧毁，彻底或者正在（因为仍在继续）摧毁旧社会的贵族制度和封建制度所产生的一切，摧毁与其存在任何联系的一切，摧毁哪怕带有一丝其痕迹的一切。大革命所保留的，只是与旧王朝一直格格不入的，或者独立于旧王朝的东西。大革命绝对不是偶发事件。没错，它曾让全世界感到很突然，然而，那只是人们长期努力的自然结果，是十代人前赴后继所投身奋斗的事业突然而猛烈的结局。即使没有发生大革命，古老社会的大厦迟早也会倒塌，只不过不会瞬间崩溃，而是一砖一瓦地逐渐坍塌。大革命，是痉挛式地、直截了当地、毫无征兆地、无所顾忌地、突然迸发地，完成了需要经过点点滴滴地长期努力才能完成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功绩。

令人诧异的是，今天看来如此明白之事，当初却模糊得遮蔽了其时最有远见者的眼睛。

柏克当时就向法国人呼吁：“要消除政府弊端，何必标新立异呢？何不坚守古老的传统？何不恢复古老的特权？倘若无法恢复已消失的古老制度的面貌，何不把目光转向英国？在英国，你们会找到欧洲共同的古老法律制度。”对于眼皮底下发生的大事，柏克竟然失察，无法洞见大革命恰恰是要废除欧洲共同的陈旧法律制度，无法洞见大革命的要害就在此处而不在彼处。

可是，那场无处不在酝酿、无处不在产生威胁的大革命，为什么只在法国而不在其他国家爆发呢？它在法国具有的某些特点，为什么在其他地方找不到或者只能找到一部分呢？上述问题值得追问，下文将予以探讨。

《旧制度与大革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