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符号载体，空符号

符号的传统定义是“一物代一物”，这个定义简单清晰，问题却太多。

此说原为拉丁文Aliquid stat pro aliquo，英译Something stands for something else。首先是中译有点问题：无论是quid还是thing，都不是“一物”，而应当是“一个事物”（an entity）：一场表演、一个眼神、一个梦、一首歌，都不是“物”，而是“事物”，事物可能是符号。

其次，符号甚至可以非“事物”。符号需要的是一个“感知”作为符号载体（sign vehicle），感知本身却不是符号。严格来说，符号是载体的感知与这个感知携带的意义之间的关系。“符号载体”这个术语过于累赘，在一般讨论中，甚至在符号学的论述中，为了简便，常常把“符号载体”直接称作“符号”。

很多中西论者认为“符号具有物质性”，此看法值得商榷。大部分符号载体的确是“物质性”的，但可感知的不一定是物质。物理学家至今不能确认光的物质性，不能确认电磁波的源头必定是物。这种物理学问题，当然不能在符号学中辨清。

而且，作为符号载体的感知，可以不是物质，而是物质的缺失：空白、黑暗、寂静、无语 (1)、无嗅、无味、无表情、拒绝答复等等。缺失能被感知，而且经常携带着重要意义：绘画中的留空、音乐中的休止、飞机从雷达上消失、情书久等不来。这种符号被西比奥克称为“零符号”（zero sign） (2)；韦世林教授称之为“空符号” (3)，后者是个比较清楚的术语。近年符号学界对所谓“欲言还止”（aposiopesis）的讨论，说明学者们意识到此问题的重要性。 (4)

零和空无，可以是极具意义的符号。钱锺书先生指出：“宗教家言常以空无一物之虚堂、净无点墨之白纸，象示所谓至大极本之真质……宋周敦颐《太极图》、明释法藏《五宗原》均以空白圆圈〇始，示大道之原。” (5)不仅在潜心论“虚”的道家中，弃有说“空”的佛教中是如此，欧洲在理性主义渐渐成为思想主流时，也开始明白空无符号的重要。零作为符号的出现，是推动数学发展的关键一大步；“消失点”（vanishing point，即焦点）革新了美术上的透视法；“想象货币”即纸币，使商品市场成为可能。 (6)艾柯也曾举出许多空符号的例子：汽车不打灯，表示“我将直行”；旗舰上不升司令旗，是表示“司令不在舰上”。 (7)实际上，一个人可以停止说话，停止做表情，但不可能停止表达意思，因为不说话无表情也表达意义。

《道德经》说“大音希声”，“大音”作为音乐本体体现为无声的寂静，它本质上是人对于世界的音乐性聆听。但是静默本身不是“大音”，空符号要表意，必须有一个背景。空符号是“应该有物时的无物”。

第三种“非物质”符号，是“心灵符号”。人在沉思、幻觉、做梦时的“感知”携带着意义。幻觉者听见失去的亲人说话使人流泪，信教者看见圣灵符号显现而认为灵魂得救，这些形象意义重大：牧师或心理分析医生的任务就是对它们进行解读。类似的“心像”也出现于艺术欣赏中，无法说这种形象是“物质性的”，但这些形象的确是携带着丰富意义的感知。上一节我们已经讨论过，思想（无论是形象思维还是逻辑推理）必须使用概念符号才能工作。

总结一句，符号载体与“物质”之间有直接间接的关联：可见光可能来自被激发的物质；空白之所以能被感知，是由于与语境事物之对比；形象来源于对物质事物的记忆，来自经验的积累，但是这些符号本身不是物质性的。《道德经》说：“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为恍惚。”这些“无物之象”符号看来都有点恍惚，但是一定要证明这些符号载体的“物质性”，似乎不是符号学的工作。我们唯一能坚持的是，符号载体必须是可感知的。

感知只是符号定义的一半。这个感知必须在接收者那里成为一种被识别被解释的体验，也就是有可能被“符号化”，才成为符号。正因为符号的接受是个分阶段的过程，从感知（perceived），到接收（received），到接受（accepted），到解释（interpreted），这过程能进行到哪一步始终是个问题。“接收”与“接受”有细微差别，“接收”是意义实在化的开始，而“接受”是意义内化的开始。

2．物、符号、物-符号

如此定义之后，我们可以说，在数量极其庞大的符号中，非物质的符号可能比较少，大多数的符号的确有“物源”（物质性源头），不妨说符号是被认为携带着意义的具体物或具体行为。本章关于“物-符号”的讨论，如果要处处说明符号载体可能的“非物质性”，就无法进行。因此，只能请读者记住上一节对符号“物质性”的保留意见。

在人类社会中，每一种实用物，或有实用目的的行为，都有可能带上符号意义；反过来，每一种供使用的物，也可以变成符号载体。这样就出现表意-使用性复合的“符号-使用体”（sign-function）。这个复合词各家用法不一样：巴尔特在1964年作的《符号学原理》一书中，用sign-function指兼有物的使用性的符号 (8)；而艾柯用此词组表示“符号功能” (9)，本书用法接近巴尔特。

可以说，任何物都是一个“物-符号”双联体。它可以向纯然之物一端靠拢，完全成为物，不表达意义；它也可以向纯然符号载体一端靠拢，纯为表达意义。这两个极端只在特殊情况下存在。任何物-符号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移动，因此，绝大部分物都是偏移程度不一的表意-使用体，其使用部分与表达意义部分的“成分分配”，取决于在特定解释语境中，接收者如何解释这个载体所携带的意义。

从这个基本理解出发，可以看出，符号根据其“物源”，可以有三种：

第一种是自然事物（例如岩石、雷电），它们原本不是为了“携带意义”而出现的，它们“落到”人的意识中，被意识符号化，才携带意义。如雷电传达了天帝之怒，岩石成了矿脉的标记。

第二种是人工制造的器物（例如石斧、碗筷、食品），原本也不是用来携带意义的，而是使用物。这些事物，当它们“被认为携带意义时”，都可能成为符号。如石斧在博物馆成为文明的印记，食品在超市橱窗里引发我们的食欲。

第三种是人工制造的“纯符号”，完全为了表达意义而制造出来的事物，例如语言、艺术、表情、姿势、图案、烟火、货币、游行、徽章、旗子、棋子、游戏、体育等等，它们不需要接收者加以“符号化”才成为符号，因为它们是作为意义载体被制造出来的。它们的意义，可以是实用的，也可以是没有实用价值的，即艺术的。

实用意义符号与艺术意义符号，两者的区别不在符号本身，而在于接收者如何解释。诗可以“兴观群怨”或“多识鸟兽鱼虫之名”，歌曲可以唤起群众，电影大片能赚到上亿元票房等，这是艺术符号的实用性表意用途，与艺术作为艺术被接收，是完全不同的事。

因此，可以把符号按物源与意义种类，大致分成这样几类，见下表：

表上列为六行：1-1，2-1都是纯然物，不是符号；2-2“纯符号”大致分为2-2-1实用意义符号，以及2-2-2艺术意义符号，因此，符号只有上面打了黑体的三类。艾柯曾建议把符号分成三大类：天然事件、人为符号、诗意符号。 (10)诗意符号即艺术符号，上面的表格，表面上类似艾柯对符号的分类，实际不然。艾柯分类的是符号，而本书说的“物-符号”功能在不同语境中意义千变万化，所以上表中不厌其烦地说“原先”是作为什么而产生的。与其说有三种符号，不如说世界上所有的“物-符号”在不同语境中，分别表现出功能的混合方式。

这听起来很复杂，实际上是人类世界中每一件东西的存在方式。举一个简单易懂的例子：我往建筑工地运来卵石，准备打混凝土地基，这是用卵石的自然物的使用性（1-1）；我在水洗石子时，发现其中有一颗花纹漂亮的雨花石，我就捡起来送给一个南京朋友作礼物，巩固友谊，这是用符号的实用意义（1-2）。我那位朋友见到后如获至宝，用锦缎盒子衬裱起来，变成人工制造的纯符号（2-1）。他供在墙上，怀念他的南京童年岁月（2-2-1）。来访者不知，只看到石子之美，这是用的符号的艺术意义（2-2-2）。一颗似乎只具有自然使用性（加固混凝土）的石子，在不同的接收方式中，可以在五种功能中很自然地转换。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些关系，上面的列表，可以画成如下图表：

1-1　自然物（使用性）

1-2　自然物-实用意义符号

2-1　人工制造物（使用性）

2-2-1　人工制造实用意义符号

2-2-2　艺术意义符号

这张图表看起来不复杂，它把世界上所有的物与“物-符号”分成五类。物构成了世界的全域：物分成自然物（1-1）与人工制造物（2-1），这两者都是物，因此都有使用性，所有的符号都是物，也都能降解为物，即回归使用性；经过符号化，无论是自然物（1-2）或人工物（2-2-1）都可以带上意义，变成实用意义符号；但是只有人造制造物才能带上非实用意义（2-2-2）变成艺术符号。自然物（例如石子）先要人工化（例如装盒示人）变成人工制品，才能成为艺术意义符号。本书第十四章会仔细讲解艺术符号的“人工化”原则。

从此表可以看到，“物使用性”，不是符号的“实用意义”。“物使用性”指的是物作为工具武器来使用，也可以有实用的符号意义。例如一辆汽车，有物的功用，能载人代步；也有标识社会身份的意义。连小县城里的新娘，都对实用意义非常敏感，知道新郎派来接她的车如果不是宝马，就应当哭闹着拒绝上车，不然一辈子在娘家亲友小姐妹中抬不起头来。

再者，符号的意义可以很实用。一般人，甚至知识分子，都经常说“这只有符号意义”，意思是“这只是纸上谈兵”，“无实用意义”。他们恐怕是误用了“符号”二字。首先，这个世界上任何意义都要用符号才能表达，因此没有“非符号意义”这件事；其次，符号意义很可能是非常“实用性”的：可度量，可卖高价，可判罪定生死，可以决定是否打一场战争。

总结一句：每一件“物-符号”在具体场合的功能变换，是使用性与各种符号意义的比例分配变化造成的。物（自然事物、人造使用物）可能带上意义而变成符号，使用性与意义性共存于一事物之中。后一种（人造纯符号）原来就是作为符号生产出来的，却也有可能失去意义，“物化”成为使用物。在人化的世界中，一切都是意义可变的“物-符号”。

3．符号的降解：物化

上一节石子的例子，是物的“符号化”（意义生成、增加）；反过来的变化，则是“去符号化”（desemiotization）或称“物化”，即让符号载体失去意义，降解为使用物。上一节中被符号化的雨花石，有可能重新成为一颗只有使用性的石子，例如因某种原因成为丢弃物，只能铺路。

哪怕是作为符号制造出来的纯符号，只要有物载体，就不会绝对不能回归为物。《三国演义》第六回，说到孙坚在焚烧的汉室皇宫，找到了秦汉皇位的玉玺：“王莽篡逆，孝元皇太后将印打王寻、苏献，崩其一角，以金镶之。”玉玺是皇位的标记，绝对是一件纯符号。在打人这一刻，玉玺不是皇权符号，而是老太太使用的一件笨拙武器。此后，这件玉玺补上一块金镶角，在《三国演义》中，此补角被当做此玉玺是真传的证据，军阀之间为此大开战。打人的后果，又被符号化，带上重大的证实意义。

2009年6月26日，“中国青年网”报道：“今天上午10时15分，网友在两江论坛发帖，帖子里的图片显示一位女生表情非常悠然自得的样子，用百元纸币点烟。”这与玉玺打人一样，符号被降低到载体（纸）的物使用性。此图片上传后，被网民广为转抄评论，此时又带上“富二代脑残”的意义，成为一个新的符号。

原本是作为符号制造出来的纯符号，很容易变成使用物。有人“梅妻鹤子”，有人“焚琴煮鹤”；有人礼佛，有狂禅和尚烧佛像取暖；信用卡可以用来开锁；钻戒可以用来划玻璃；奖杯可以用来盛物（诺贝尔奖得主高锟用“莫里斯奖杯”在家中盛火柴盒），用来喝水（大雨天夺得奖杯的运动员兴奋地喝“天水”）；武僧用法器做武器，用念珠做弹丸。

符号-物在一定语境中，不再作为符号存在。《汉书·扬雄传下》：“钜鹿侯芭常从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刘歆亦尝观之，谓雄曰：‘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雄笑而不应。”鲁迅《集外集拾遗·题〈呐喊〉》：“最彻底的革命文学家叶灵凤先生，彻底到每次上茅厕时候都用我的《呐喊》去揩屁股。”只用书的物性，是对书这种纯符号作为符号的价值之完全否定。

《时代周刊》2009年十大新闻之五：“九寸钉”乐队的音乐被用于审问关塔那摩湾监狱的犯人，调高音量，持续数周，直至他们无法忍受，主唱手雷诺向美国政府抗议，并倡议组建“摇滚音乐人联盟”，抵制在审问犯人时播放他们的音乐作品。西方摇滚对于阿拉伯耳朵，只是噪音，“降解”为音波。

如此完全归于物的例子比较极端。我们更多见到的“去符号化”，是不同程度的符号意义缩小。例如前辈视若珍宝的纪念品被后人送到当铺或旧货市场，题写送给朋友的书见于旧书摊，买一套《莎士比亚全集》放书架做装饰。 (11)开车的符号意义不一样，在地广人稀的地方，无车寸步难行，使用性较强；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开车过于不方便，使用性不足，此时符号意义较大。

在另一端，符号载体本身的物价值可能很有限，携带的符号实用意义常常有“放大效果”。“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木瓜与琼瑶作为符号，都可以被解释为携带“永以为好”的意义，作为山盟海誓，比原物的意义价值大得多。琼瑶当然也是符号，但是其价值过高，引发我们对爱情纯洁程度的怀疑。用木瓜为盟誓，这才出现强烈的符号化。作歌者有意选用了两种价值差异极大的物，以说明符号的力量。

表意性与使用性的消长，在历史文物上最明显。许多文物在古代是实用物，但是年代久远使它带上越来越多的符号意义。我们的祖先修一座桥，是为了实用用途，今日此桥功能已经大不如前，石板拱桥已经不便行走。当时的符号意义（例如宣扬德政）消失，今日观察者解释出来的符号意义（例如从中解读出几百年前的技术水平，或地方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却越来越多。一旦成为历史文物，使用性渐趋于零，而意义越来越多，两者正成反比。

再次说明，这里谈的“使用性”不是符号的实用意义，鼎的使用性是煮的器皿。当鼎成为祭祀礼器，就不再具有器具的使用性；楚庄王“问鼎中原”，这位野心家问的是鼎的实用符号意义；今日鼎作为历史文物，符号意义已经变化很大，不再是权力符号，而是古代文明的符号，完全失去使用性，实用意义也不同了。

符号化与去符号化，是可以上下滑动的标尺。《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项羽在阵前威胁，要把刘邦的父亲放在锅里煮，刘邦坦然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这是一场“去符号化”心理战：两个军阀比谁更流氓。刘邦拒绝对其意义做相应理解，坚持“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煮成的汤意义相同”，项羽就无计可施。

从历史规律来看，符号表意性，随着文明的进程而增加。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符号泛滥”。具体表现为，上面说的各种符号-物，现在都剧烈地朝符号化方向滑动。

首先，绝大部分自然物原本与人无关，“征服自然”（例如攀登）把它们硬拉入人化的世界，“改天换地”（例如发电）把它们变成半人造物，旅游观光更是把任何自然人化，1-1变成1-2。

二是在绝大部分符号-使用体中，表意成分越来越大，大到使用性越来越可以忽略的地步，例如品牌使商品的纯符号部分增大，相比之下，使用性部分越来越小。

三是纯符号物，即只为表达意义而出现的物品（2-2），已经越来越多，多到淹没使用物的地步，例如娱乐与体育，引出比很多实用问题更受人瞩目的大标题：“足球无关生死，足球超过生死。”

四是人工符号中的实用表意部分（2-2-1）越来越小，艺术部分（2-2-2）比例越来越大，出现所谓“泛艺术化”。这问题比较复杂，本书留到第十四章分析。

4．符号化

符号化，即对感知进行意义解释，是人对付经验的基本方式。无意义的经验让人恐惧，而符号化能赋予世界给我们的感知以意义。只要符号化，哪怕看来完全没有意义的，也可能被解释出意义。

符号化什么时候开始？这也就是问：事物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开始被解释出意义？艾柯认为是在“表现与内容相关时” (12)。这话同义反复，称之为“表现”（expression）就已经是确认为携带意义，有表现就有被表现，就已经是符号。如果艾柯的“表现”指的是表现方式，他是说“物载体”一旦用来表现意义内容，就成为符号，这依然是同义反复，因为表现意义的物，从定义上说，就是符号载体。

布拉格学派的穆卡洛夫斯基认为符号化应当划为两个阶段，即“前符号实践”（presemiotic praxis）阶段以及“符号功能”（semiotic function）阶段。 (13)他的意思是：在符号化的人类文明出现之前，人的“纯实践”活动并不具有符号意义。但是我们无法证明存在过无符号能力的“人类”。

有一些符号神学家认为，在上帝赋予人灵魂之前，人类处于“前符号”的纯自然状态。 (14)这实际上是承认：人作为人，必定是使用符号的人。《荀子》中说：“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这“亲”与“别”就是对符号意义的自觉。无“父子男女之别”的人，荀子认为不是人类。

另一位布拉格学派符号学家布加齐列夫认为，符号化发生于一物“获得了超出它作为自在与自为之物的个别存在的意义时” (15)。他举的例子是：一块石头不是符号，把这块石头放在田地中作为田界标记，就成为符号。“分界”的意愿把标界符号化，石头只是这个符号偶然的物源。

那么石头如何符号化？给任何物一个称呼，就是一个符号行为。汉代刘熙的《释名》是推勘汉语语源的创始之作，其中说：“名，明也，名实是分明也。”是名让实变“明”，命名就是符号化。当有人看到一块石头，认出是一块石头，名之为“一块石头”，命名使此石头符号化。

巴尔特在《符号学原理》一书中区分两种符号化方式：把物变成“社会文化符号”（sociocultural sign）；把物变成“经济符号”（economic sign）。后者主要指物在“商品系列”中的位置。 (16)由此，巴尔特认为“绝对非表意的物”（non-signifying object）只有一种，即“绝对即兴制作完全不类似于现存模式的用品” (17)。此言不尽然，“完全不同于现存模式”的事物多得很：艺术家做的事，就是让作品尽量不落入现存模式，而艺术作品恰恰是纯粹的符号。

在符号化问题上，艾柯的讨论比较清晰。他认为符号化有三步：一是思维主体确定某物“有某功能”，二是归类为“用于什么目的的石头”，三是由此命名为“叫做什么” (18)。具体到石头的例子，符号化的三步就是：发现一块石头可用来打人，归类为“一种武器”，称之为“战斧”。第一步已经是符号化的门槛：在人意识到一块尖石可以伤害别人之时，石头成为服务于他的目的之物，他就对此种石头另眼看待，赋予它意义。远在命名之前，就出现了符号化。

符号化与物本身的品质或类别关系不大，物必须在人的观照中获得意义，一旦这种观照出现，符号化就开始，物就不再留于“前符号状态”中。因此，一块石头只要落入人的体验之中，人感到手中的这个硬物有意义（例如特点明显可作标记，颜色花纹美观可作装饰，坚硬尖利可以作武器等），这块石头就不再是自在之物，它已成为人化世界中的物-符号。

从以上关于符号化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符号化取决于人的解释，这个人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还是个别的人，他的解释行为不仅受制于社会文化，也受制于此时此刻他个人的主观意识。在符号解释中，社会文化的规定性，经常有让位于个人意志的时候。

虽然“西施”是社会共有的择偶标准，但“情人眼里出西施”，说明解释可能非常个人化。因此，任何符号解释都有个人与社会两个方面，符号化的过程，从个人感受开始，最终的解释方式（理解符号所用的符码）可以是文化性的，也可以是个人化的。符号化是个人意识与文化标准交互影响的结果。

上文说过，不存在完全不可能携带意义的物，但是究竟一件“物-符号”有多少意义，取决于符号的具体解读方式。我现在渴了，举起杯子喝水。这可能没有符号意义，这是我对身体需求的反应。此时如果有观察者，他可以从我喝茶中读出意义：学生认为我是讲课太苦，关心者怀疑口渴是疲劳，同事知道我又在苦思理论，警官可能认为我因有罪而焦虑，同胞可能认为我是苦于怀乡。

符号化的过程，即赋予感知以意义的过程，经常称为“再现”（representation，有些论者译为“表征”，此译法容易与“症状”相混）。霍尔对“再现”的功用解释得非常简明清晰：“你把手中的杯子放下走到室外，你仍然能想着这只杯子，尽管它物理上不存在于那里。” (19)这是脑中的再现：意义生产过程，就是用符号（在此处是心像）来表达一个不在场的对象与意义。

再现的对立面是“呈现”（presentation），一个杯子可以呈现它自身，物自身的呈现不能代表任何其他东西，呈现无法产生意义。只有当呈现对一个意义构筑者意识发生，在他的解释中变成再现，才会引向意义。关于这些概念的讨论，有时候很复杂，因为它在中文中与“表现”（expression）相近。“表现”是个人意识（尤其是情感）的再现，从符号学角度来看，可以认为再现与表现并不对立，表现是再现的一种。 (20)

而呈现不同，呈现是事物向意识展开的第一步，其感知尚没有变成符号而获得意义，再现则已经被意义解释符号化。这个测试方法并不复杂。呈现是单一的（以某种形态面向意识），再现则是多元多态的（可以有多种解释）。例如一棵树（无论是树“自身”，还是树的画，树的雕像，或是“树”这个词），呈现不是意义，它们只能引向意义，只有被解释者解释出“植物”、“自然”、“生机”、“童年”，或者其他任何意义，此时“树”的各种形式的呈现，才变成携带意义的再现，物象就变成了符号。因此，再现就可以被理解为携带意义的呈现。

皮尔斯说，“只有被解释成符号，才是符号” (21)。这句话简单、明了、精辟，但是并不周全。人工制造的纯符号（例如一首诗），哪怕没有被人接收并解释，依然是符号。说它们不是符号，就否认了它们表达意义的本质特征。

5．片面化

作为符号载体之物必须能被感知，本书已经讨论过这一点。但是被感知的不是物本身，而是物的某些品质。物不需要全面被感知才携带意义，让物的过多品质参与携带意义，反而成为表意的累赘。“被感知”并不能使符号回归物自身，恰恰相反，符号因为要携带意义，迫使接收者对物的感受“片面化”，成为意义的“简写式”。

例如，看到一辆汽车驶过来，一个人会马上解释出“危险”意义，并且立即闪避。解释者此时不仅不需要对汽车有整体认知，甚至他不需要这方面的“前理解”——他不需要曾有被汽车压倒的经验，也不需要曾经观察过汽车撞伤人的记忆——他可以从各种非直接的途径获得解释能力，只需要意识到汽车的这种重量，这种速度，一旦被撞到，对他会有很大危险。此时汽车的其他品质，例如色彩、样式、品牌，只要与重量和速度无关，就应当被忽视，万一这些与意义解释无关的品质被感受到了，就是符号文本中的噪音。噪音问题本书在第三章会讨论。

我们可以看到，片面化是符号化之必须：无关品质可以甚至必须忽视，不然解释效率太低。显然，这不是符号载体本身所决定的，而是解释的需要。如果汽车按喇叭，一个人听到马上会躲避，甚至不去看汽车，此时整个符号感知就极端片面化，只剩下喇叭声；但是当朋友向你炫耀新车，此时你就会观察另外一些细节，例如座位皮革的品质：那会是另一种方式的片面化。

因此，符号在传送与解释的过程中片面化，最后只剩下与意义相关的品质，这是感知成为符号载体的保证。一件物成为符号载体，不是因为它作为物的存在，恰恰相反，符号载体只是与接收相关的可感知品质之片面化集合。

例如，钱币作为购买力符号，钱币作为历史文物符号，钱币作为收藏价值的符号，要求三种完全不同的片面化。购物者、历史学家、盗墓者，看到的似乎是同一物，但接收的符号完全不同，从而引向不同的意义解释。感知本身是经验的捕捉，而捕捉哪些方面，被解释目的所控制。我接到一纸文字书写，如果我把它当做一条待猜的谜语，我就会忽视书法的飘逸，文词的优美，而去注意文字内容；如果我当做一纸书法，我就暂时不顾写的内容；如果看成一封书信，我就暂时不管书法。

所以符号载体不仅不是物，甚至不是感知的集合，而只是与“注意类型”相关的某些感知的临时集合。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听来奇怪的结论：同一符号物源（例如一场足球赛），可以承载完全不同的符号，如足球艺术、展览爱国热情、看帅哥、赌假球机会，等等。这就是为什么本书一再强调，符号不是物本身，符号只是各种相关感知的寄宿地。

回到上一节开始时说的符号定义，符号远不是“一物代一物”那么简单。皮尔斯指出，符号是“一物在某个方面（in some respect or capacity）代替另一物或另一人” (22)。莫里斯指出：“符号学研究普通物，只要他们参与符号行为，但也只在它们参与的程度上（only in so far）。” (23)他们所说的“某方面”与“参与的程度”这两个限定语非常重要，否则我们就没有明白：符号不等于符号载体，也不等于感知，符号是感知与意义之间的关系。

片面化不是简单化，片面化是感知对相关意义之定向汇集，是物源的自我取消。让木瓜或琼瑶带上“永以为好”的意义，就是使木瓜不成其为木瓜，琼瑶不成其为琼瑶；让拳击成为体育，就必须使拳击不以打人为目的，不成其为拳击。只有感知片面化，才能保证符号化。木瓜与琼瑶这样的物，意义范围大幅度提升扩充，就是因为首先被片面化。

例如，绰号就是极端片面化的符号，但它却有放大自我缺点的能力，才被认为特别传神，从而取代了我们的名字，这是让我们非常遗憾的符号力量。同理，一幅画、一场考试、一部小说、一栋“地标建筑”，因为都是符号，就都不会是对象的全面再现，甚至不是典型再现。

《红楼梦》第五十四回，贾母批评才子佳人故事都是破绽百出：“这有个原故：编这样书的，有一等妒人家富贵，或有求不遂心，所以编出来污秽人家。再一等，他自己看了这些书看魔了，他也想一个佳人，所以编了出来取乐。何尝他知道那世宦读书家的道理!”贾母是大富婆，瞧不起写小说的穷秀才，未免过于势利，不过她对小说的看法再正确不过。只有“何尝知道道理”的一厢情愿片面化，才能把幻想放大得精彩。

片面化不一定“虚假”，它既能提高认知的效率，也可能导致非常有效的意义解释。医生经常用安慰剂、心理暗示等来治疗病人，实际是用符号表意对付病症。这些表意不能构成真实的因果关系，但是身体可以接收这种片面化，而且产生想要达到的效果。解释目的导致片面化感知，这是因为解释活动服从文化对符号表意的体裁规定。有传媒研究者调查说：“现在人们选择一本杂志到从书架上取走它的平均时间是三秒钟。你就需要用非常简要的封面标题（像‘完美的性爱’这样的短语）来推销你的文章。” (24)符号表意片面化实际上是广告成功的秘诀。

6．符号的实用意义及其度量

符号化是给某种载体以意义。意义有很多种，基本上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实用符号意义”，可以取得具体的效果的意义；另一类是“非实用符号意义”，没有实际目的的意义，即艺术意义，或称“诗意”。这两种意义，并不是判别艺术与非艺术的分野。所谓非艺术品，在一定的使用语境中会有艺术意义，而所谓艺术品却经常有实用意义，例如能卖出一个高价。实用符号意义的例子很多，如仪式能升华我们的心灵，但是也能变成旅游卖点；衣装能增添美貌，但是可以达到“提高社会地位”的实际目的；爱情是心灵的需要，但是也必须考虑婚姻是否门当户对，能给自己带来何种好处。

“物化”是切断表意，让符号载体回归物的使用性；“实用化”则是在接收符号时，给出的意义解释倾向于实用。这两者容易区分：到情人窗下唱小夜曲，对邻居是“物化”的噪音，对情人是浪漫意义的“艺术符号”，一旦骚扰到左邻右舍无法忍受，来给这位情人施加压力，让她及早接受求爱，可能就是符号意义的“实用化”。

艺术、体育、游戏，都是纯符号，它们的意义可以很不相同：艺术经常被理解为替代生活庸常的升华；体育代替人类的好斗甚至战争；游戏则被看成人在真与假的竞争中取得的平衡。但是它们都可能引发参与者过分强烈的感情，以至于符号的“实用价值”压过了艺术意义。例如艺术、体育、游戏的开发公司与经纪人、经营者，可以赚大笔利润。对他们来说，这些依然是符号活动，但却可以取得非常实际的价值。

实用化只是个程度区别，城市绿地安排、旅游点规划、电影道具布景，这些似乎是非实用符号，背后却隐藏强烈的实用社会意义，甚至商业用途。《诗经·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璋是好的玉石，瓦是纺车上的零件。男孩弄璋，女孩弄瓦。这些符号意义，似乎只是玩具，实际上造成了男女一生的固定社会角色。

“实用意义”可以比较，可以作社会学的调查统计度量，在当代经常可以换算成金钱。符号价值货币化，实际上成为当代文化一个明显的符号学特征。

符号量化不是自今日始，它是人对意义本身的一种解释方式。例如礼物作为人际关系的符号，已经有几千年历史，是人类文化向来就有的意义实践。古代的番邦“进贡”，对朝贡者是个义务，被朝贡的天朝，一样进入礼物所体现的意义契约。礼物的实际价值，把送礼者与收礼者的社会等级差距，所求索的好处价值以及各种其他因素（例如送礼者对收礼者贪婪卑劣程度的估计，对“礼尚往来”的回报计算），精打细算地计算在内。一旦礼物价值超过这些价值的总和，送礼就没有必要。

甚至出现在舞弊作假也有价值量化。2008年6月27日新浪网报道，重庆高考文科状元，总分659分，此考生是县招办主任之子，因为少数民族加分造假。“新浪评论”说，改变民族只加5分，既然有状元实力，身为招办主任的父亲为何还如此“画蛇添足”呢？弄虚作假是否合算，是可以度量的。

给符号的实用意义估价，是当代消费文化的一条重要特征。如果不能给品牌标价，即给商品定下超越实际价值的价格，品牌就不成其为品牌，商品的价值就沦为物的价值。在当代社会，冒牌商品的商标精美，制作加工也不差，但是货主为了尽快脱手而标出便宜价格，这时冒牌反而暴露。 (25)原因可以理解，名牌商品是供奢侈消费用的，价格不够高，使该符号意义显得不够分量。此时价格不是商品的价格，是商品意义转换成价值。

7．文本

符号很少会单独出现，一般总是与其他符号形成组合，如果这样的符号组成一个“合一的表意单元”，就可以称为“文本”。先前学界常认为“文本”这个术语等同于“讲述”（discourse，或译“语篇”） (26)，此术语无论中西文，都过于倾向于语言，不适合作为所有符号组合的通称。信息论中则把符号结合起来的整体称为“超符号”（super-sign），此术语意义不明确，各人用法不同。近年“超符号”术语渐渐只用于难以分解的符号组合，例如图像。 (27)而“文本”一词，渐渐作为“符号组合”意义通用。

此词西文text原意是“编织品”（something woven）。 (28)中文定译“文本”极不合适，“文字”意味太浓，而符号文本却可以是任何符号编织组成。

在符号学史上，对文本概念做出最大贡献的，是两个符号学派别：一是德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斯图加特学派”，这派的领军人班斯（Max Bense）早在1962年就把这一批德国符号学家的贡献编成文集《文本理论》；二是莫斯科-塔尔图学派，他们把文本看做符号与文化联系的最主要方式，洛特曼在1970年出版了《艺术文本结构》，其中有好几篇文章着重讨论文本。由于当代符号学界的共同努力，符号学的分析单元，重点从单独符号转向符号文本。

在符号学中，“文本”一词的意义可以相差很大。最窄的意义，与中文的“文本”相近，指的是文字文本。文本不是其物质存在，因此一本书的不同版本，是同一“文本”。 (29)文字文本有个空间和语义的边框，因此不包括注解、标题、序言、出版信息。此意义至今在使用，巴尔特与格雷马斯研究的“文本”基本上是最窄概念，即文字文本。 (30)巴尔特问：“在图像之中、之下、周围是否总有文本（texte）？” (31)他指的是图像的文字说明。因此，必须根据上下文判别“文本”何义。

比较宽的定义，是指任何符号表意组合，不管是印刷的、写作的、编辑出来的文化产品，从手稿档案，到唱片、绘画、乐谱、电影、化学公式，等等。符号学中往往使用宽定义。提倡文本符号学的俄国符号学派，从巴赫金到洛特曼，到乌斯宾斯基，都是持最宽定义。巴赫金说：“文本是直接的现实（思维和经验的现实），在文本中，思维与规律可以独立地构成。没有文本，就既无探询的对象亦无思想。” (32)塔尔图学派的洛特曼的定义最为简明：“文本”就是“整体符号”（integral sign）；乌斯宾斯基提出一个更宽的定义，文本就是“任何可以被解释的东西”。 (33)因此，任何携带意义等待解释的都是文本。

本书建议，只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就是符号文本：

1．一些符号被组织进一个符号组合中。

2．此符号组合可以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合一的时间和意义向度。

本书的这个定义虽然短，实际上牵涉六个因素：一定数量的符号被组织进一个组合中，让接收者能够把这个组合理解成有合一的时间和意义向度。此处暂时无法把每一点都在学理上讲清楚，本书会一点点处理，最后予以总结。

文本要如何组成才能有意义，实际上取决于接收者的意义构筑方式。接收者看到的文本，是介于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它不是物的存在，而是意义关系。文本使符号表意跨越时间空间的间隔，成为一个过程。反过来说，通过表意过程，此符号组合就获得了“文本性”（textuality）。

鲍德朗德认为，“文本性”包括以下七种品质：结构上的整合性；概念上的一贯性；发出的意图性；接收的“可接受性”；解释的情境性；文化的文本间性；文本本身的信息性。 (34)这个“七性质”说法把符号学所有要处理的问题一网打尽了，无非是说，符号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单独的符号，而是符号文本。

上述标准的头一条“结构上的整合性”，是后面六条的保证。但后面的六条是否就能保证第一条呢？艾柯就提出过“伪组合”理论。某些“文本”的组合缺乏“整合性”，各部分之间关系不明。他举的例子是蒙德里安的画和勋伯格的十二音阶音乐。实际上，很多符号组合都让人怀疑是否有“整合性”：长轴山水切出一块难道不能形成单独文本？电影剪辑不是可以剪出好几种版本？裁剪后照片比原幅照片整合性更多还是更少？七十回《水浒传》是否真不如一百二十回“全本”？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实验戏剧的一种“发生”戏剧（Happenings），没有预定情节，演到哪里算哪里，无始无终，有意取消文本的“整合性”。 (35)

笔者认为，“文本性”是接收者对符号表意的一种构筑态度，接收者在解释意义组合时，必须考虑发送者的意图（例如画家的画框范围），也可考虑文化对体裁的规定性（例如绝句应当只有四句），但是最后他的解释需要一个整体：文本的构成并不取决于文本本身，而在于接收方式。例如，地理上的一整条线路构成此人上路时考虑的文本，某个路标与周围的某些路况构成一个文本；如果他坚持读到底，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是一个文本，如果他中止阅读的话，一个章节也构成一个文本。文本作为符号组合，实际上是文本形态与解释“协调”的结果。

这看来是一个并不复杂的理解，但实际上关系重大，会导致很多理论困难。例如“有机论”问题：文本的组合究竟有多紧密，能使文本各部分服务于整体？本书会在第四章讨论“有机论”问题。其次是与“语境”和“伴随信息”的关系：究竟什么地方应当作为文本的边界，边界外的各种因素（例如标题、题词、注解）是否算文本的一部分？本书会在第六章仔细讨论“伴随文本”与“全文本”问题。

因此，符号文本是接收者对符号组合进行“文本化”（textualization）的结果，而文本化是符号化的必要方式。文本自身的结构是否“完整”只有参照意义，文本的组合关系，是解释出来的。一个交通警察、一个抢银行的强盗、一个看风景的行人，会在同一个街景中找出不同的组合，因为他们需要追求不同的意义。本书上一节说到“片面化”，文本化就是片面化的结合。接收者不仅挑拣符号的各种可感知方面，而且挑拣感知的成分。一个足球运动员“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看到己方与对方各个队员的相互位置与运动速度，并且迅速判断这个“文本”的意义。体育界行话，称此人善于“读”比赛，此语很符合符号学。显然，一个后卫与一个前锋，必须对同一个局面读出很不同的“文本”。

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卷《老子王弼注》论卷，对文本问题理解深刻。此书讨论老子“数舆乃无舆”说，认为“即庄之‘指马不得马’”。钱又引《那先比丘经》：“不合聚是诸材木不为车”，指出：“不持分散眢论，可以得一”；“正持分散眢论，可以破‘聚’”。 (36)“分散眢论”是钱锺书对拉丁文Fallacia Divisionis（分解谬见）的翻译。整体并不是部分的聚加：一个个数车幅，看不出车轮；一条条指出马腿，指出的并不是马。

那么，有没有不与其他符号组合，单独构成文本的“独立”符号？一个交通信号，一个微笑，一个手势，一个命令，“一叶知秋”；有些符号似乎没有明显的组合因素，例如“瑞雪兆丰”、“当头棒喝”。我们略一仔细考查，就会发现完全孤立的符号，不可能表达意义。要表达意义，符号必然形成组合：一个交通灯必然与其他信号（例如路口的位置、信号灯的架子）组合成交通信号；一个微笑的嘴唇必然与面容的其他部分组合成“满脸堆笑”或“皮笑肉不笑”；一个手势必然与脸部身姿表情相结合为一个决绝的命令或一个临终请求；“佛祖拈花，迦叶微笑”，显然迦叶看到的不只是花，而是佛祖、花、拈花手势的组合。

最后，“大局面”符号表意是一种超大符号文本。整个文化场景，甚至整个历史阶段的意义行为，被当做一个文本。本书最后几章将进入各种“大局面文本”，例如文化演变、历史进程等。

(1) 关于无语在儿童教育学上的符号意义，请参见Jean Umiker-Sebeok，“Silence Is Golden？The Changing Role of Non-Talk in Preschool Conversations”，in ed，Mary Ritchie Key，The Relation Between Verbal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The Hague：Mouton，pp.295-314。

(2) Thomas Sebeok，Contributions to the Doctrine of Signs，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5，p.118.

(3) 韦世林：《空符号与空集合的微妙关系初探》，《昆明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42—47页。

(4) 欲言还止（aposiopesis）旧译“脱绝”。例如“滚，不然……”不说，意思反而充分表达。2011年8月，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语词与图像研究所举行国际会议，专门讨论了此课题。

(5) 钱锺书：《管锥编》，《周易正义》一二，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卷一，第55页。

(6) Brian Rotman，Signifying Nothing：the Semiotics of Zero，Palo Alto：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1.

(7) Umberto Eco，A Theory of Semiotics，Bloomington：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1976，p.55.

(8)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见赵毅衡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85页，此词组在该书中译成“符号-功能体”。巴尔特讨论的，是符号载体的“使用功能”。

(9) “不存在符号，只有符号功能。符号这一概念是日常语言的虚构物，其位置应当由符号功能取而代之。”Umberto Eco，A Theory of Semiotic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6，p.34.

(10) Umberto Eco，A Theory of Semiotic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6，pp.16-17.

(11) 池上嘉彦在《符号学入门》（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中说，买了钢琴或百科全书而不用，放在那里做样子，是购买了符号的外延意义，而不是其内涵意义。笔者认为，这是使用了它们的实用符号意义（排场），而不是它们的艺术符号意义。

(12) Umberto Eco，A Theory of Semiotic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6，p.231.

(13) Jan Mukarovsky，Structure，Sign and Func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8，p.56.

(14) 参见Robert S. Corrington，Nature's Self：Our Journey from Origin to Spirit，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1996。

(15) Peter Bugajilev，“Signs in Dress”，in（eds）L. Matejka and I.R. Titunik，Semiotics of Art，Cambridge，Mass.：MIT Press，1979，p.14.

(16)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见赵毅衡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96页。

(17) 同上，第295页。

(18) Umberto Eco，A Theory of Semiotic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6，p.31.

(19) 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页。

(20) 谢冬冰：《表现性的符号形式：卡西尔-朗格美学的一种解读》（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把这一派的符号学称作“表现性的”，应当说是很准确的，卡西尔与朗格很强调符号的情感表现。

(21) “Nothing is a sign unless it is interpreted as a sign”，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58，Vol 2，p.308.

(22) 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58，Vol 2，p.228.

(23) Charles Morris，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p.4.

(24) 卡罗琳·凯奇：《杂志封面女郎》，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0页。

(25) 这是2007届博士生苗艳在符号学作业中举的例子，特此致谢。

(26) Janos S. Petofi，“Text，Discourse”，in（ed）Thomas A. Sebeok，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Semiotics，Berlin：Mouton de Gruyter，1986，pp.1180-1187.

(27) “超符号”这个词被许多理论家用作别的意义，例如“超越语言与文化边界的巨大的表意”或“不能分成内容单元的符号组合”，见Umberto Eco，A Theory of Semiotic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6，p.232。

(28) Yuri Lotman，The Structure of Artistic Text，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0，p.6.

(29) Alec McHoul，“Text”，inEncyclopedia of Semiotics，（ed）Paul Bouissa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609.

(30) A. J. Greimas & Joseph Courtés，Semiotics and Languag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2，p.340.

(31) 罗兰·巴尔特：“图像修辞学”，《语言学研究》，第六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2008年。在《显义与晦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7页）一书中，此处译为“文字”。

(32) Quoted in Tzvetan Todorov，Mikhail Bakhtin：The Dialogical Principl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1，p.17.

(33) “Anything that can be interpreted”，Boris Uspensky，“Theseson the Semiotic Study of Cultures”，in（eds）Jan van der Eng and Mojnir Grygar，Structure of Texts and Semiotic of Culture，The Hague：Mouton，1973，p.6.

(34) Robert de Beaugrande，Text，Discourse and Process，Norwood NJ：Ablex，1980.

(35) Zoltán Szilassy，American Theater of the 1960′s，Carbondale，IL：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6，pp.64-68.

钱锺书：《管锥编》，《老子王弼注》，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一卷，第685页。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第一章 符号的构成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第一章　符号的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