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地史馆

自始皇帝虎视六合，一统天下，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以来，封建皇权至高无上近两千年。

两千年来，尽管有外戚、宦官、士大夫等多方势力的拉扯角逐，甚至出现权臣把持朝纲、阉宦擅行废立的极端现象，但从未动摇过皇权统摄万有的至高地位。

摄政、废立之事只是对皇权的窃取，而非对皇权的否定，换句话说，如果不是皇权集中且至高无上，曲曲外家、阉竖又如何能祸乱朝纲、乾坤独断。

但，在皇权高处不胜寒的两千年间，有那么一百年，它并不寂寞。

在权力的绝顶高楼上，有人与他携手俯瞰人间，既提供支持，也增加禁锢，甚至把皇权变作了自己的装饰品，这个人叫门阀，那个时代叫东晋。

在那个时代，门阀士族由幕后走到台前，堂而皇之地与至高权力站到一起，甚至多次想向前跨出一步，将皇权取而代之。

在那个时代，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龙亢桓氏、陈郡谢氏四大家族轮番上阵，时而联手、时而相争，共同保持着门阀势力对皇权的压制，建立了一个门阀的辉煌时代。

扶龙之功，御床与共—琅琊王氏

门阀时代的开始，是由琅琊王氏与司马睿代表的皇族携手缔造的，关于这次合作，史书载曰“王与马、共天下”。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永嘉之乱迭起，十六年兵戈频仍、生民离散，新生王朝分崩离析，北方沦陷于异族之手，中原衣冠南渡过江。

最终，琅琊王司马睿在南渡诸王中脱颖而出，登基称帝。

司马睿在司马皇族中本名声不显、势力单薄，“时人未之识”，却最终登基至尊之位，民谚称为“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其主要原因便是琅琊王氏在其背后的支持。

司马睿本为琅琊王，王氏在琅琊势力庞大，司马睿一直尽力结交，由其祖父开始，三代与王氏联姻，友好关系保持数十年之久，司马睿曾对王敦形容他与王氏兄弟的关系为“管鲍之交”，《世说新语》甚至记载“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语，司马睿与王氏关系可见一斑。

而当天下大乱，也正是王导劝司马睿离开洛阳，回到封国，并在司马睿出镇下邳之时为其出谋划策，最终辅佐司马睿渡江出镇建邺，史书称“晋中兴之功，导实居其首”。

渡江之后，司马睿也并非坐稳了皇位。

当时吴地士族势力庞大，中原衣冠根基未稳，离开了吴地士族的认可与支持，根本难以立足，司马睿甚至有“寄人国土、心常怀惭”之语。

南渡之初，吴人不附，王导会同王敦，在上巳节，陪同司马睿出行观禊，并率中原名士众星拱月般跟随左右，于是吴人“相率拜于道左”，故事真假不论，但王氏在东晋立国并站稳脚跟中发挥极重要作用应是事实。

王导、王敦也在凭借扶龙之功极尽尊荣、位及人臣，琅琊王氏如日中天。

一段时期内，司马与王氏相安无事，共同经营着长江之南的国土。

但权力会让人上瘾，慢慢地，司马睿不再满足于做一个受制门阀的“半皇帝”，王敦也愈加骄横跋扈，专权擅事。

双方不断地试探、挑衅。

终于，祖逖死后，王敦由荆州起兵，直指建康，占领石头城，司马睿率百官投降，刘隗身死，刁协叛逃后赵，王敦大权独掌，还师武昌，遥控朝政，不久司马睿忧愤而终，晋明帝司马绍即位。

司马绍即位后，一面安抚王敦，给与“假黄钺、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之殊礼，一面重用王导、郗鉴、温峤，以备王敦不臣之心。

323年，王敦图谋篡位，324年，司马绍起兵讨伐王敦。

最终王敦病逝姑孰，王师大胜。

王敦之乱后，司马皇室与琅琊王氏之间回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琅琊王氏恩宠不减，但家族势力却是江河日下，难出栋梁之材，仅靠王导一人勉力支撑，最终在与门阀内部斗争中，被庾氏取代。

联姻帝室、居上制下—颍川庾氏

平定王敦后，司马绍重整各州，收拢皇权势力，325年，司马绍走完了它短暂却光辉的一生，长子司马衍即位，是为晋成帝。

司马衍母亲为颍川庾氏女。

即位之初，司马衍年龄尚幼，庾太后临朝听政，庾氏开始在东晋政坛展露峥嵘。

庾太后死后，由王导、庾亮共同辅政。

庾亮以帝舅之尊，架空王导，独揽大权，意欲取代王氏。

庾亮《书箱帖》

其实，在此之前，庾氏与王氏是共同维护门阀地位的盟友关系。

司马绍死前，欲假手宗室控制禁军，排斥门阀，庾亮挺身而出，闯宫面圣，维护了门阀地位，并与王导共同对抗卞壶等旧族势力。

可见，当面临外敌时，门阀之间是可以搁置争议，一致对外的。

但一旦政局稳定，外部威胁消失，门阀各大家族内部的矛盾便会凸显。

元、明二帝之时，庾、王之间有诸多共同利益，矛盾并不显著。

王敦乱后，明帝虽仍以王导为司徒，却越来越表现出亲庾、远王的倾向。

当成帝司马衍即位，庾氏坐大，庾、王矛盾逐渐公开化、尖锐化。

庾亮执政时，一改王导宽仁政策，用事严厉切峻，得罪时任荆州刺史陶侃、豫州刺史祖约，并不顾王导、温峤等阻拦，坚持要征召在王敦之乱中立有大功的流民帅苏峻入朝，逼得苏峻叛乱。

叛乱平息后，京畿一片废墟，民意沸腾，庾亮不得已自贬芜湖。

此时，权柄又回到王导手中。

王导执政后，修治残缺，发展生产，力排众议拒绝迁都，终于使风雨飘摇的东晋进入了一段十余年的稳定发展期。

在此其间，王导虽执政，但王氏其余诸兄弟则死丧殆尽，庾氏势力却处上升期，庾氏一直图谋废黜王导，压制王氏，成为门阀执牛耳者，但由于驻守京口，手握重兵，并与王氏联姻的郗鉴坚决反对，最终未能得逞。

可以说东晋这十余年的政局稳定是王导、郗鉴、庾亮之间势力平衡的结果。

而后，短短半年间，王、郗、庾三人相继死亡，东晋政坛平衡被打破，继王导为相的庾亮之弟庾冰和族弟庾怿则与王氏代言人王允之围绕江州展开争夺，以庾怿自裁，王允之辞官，庾冰都督六州军事，任江州刺史告终。

同时，庾氏以北伐为名，在荆州驱逼桓宣，兼并桓宣部队，占据襄阳。

自此，庾氏势力囊括上游诸州，“使梁、荆、江、豫以及扬州之宣城和江西四郡连成一气，这是颍川庾氏势力发展的顶点。”

而琅琊王氏虽靠着祖宗余荫，宗族不衰，却失去了对政局的影响力，再难起复。

死国而起，篡位而亡—龙亢桓氏

公元325年，庾冰逝世一年后，兼任荆、江、豫三州刺史的庾翼也因病去世，颍川庾氏势力骤然衰落，此后，也不比王氏的族运绵长，很快便彻底沉寂。

庾氏衰落后，一时间竟没有哪家士族有足够的实力和声望能代替庾氏，掌控政权，各士族之间产生了一个微妙的平衡，政局形成一段稳定期。

再加上，北方后赵由盛转衰，自顾不暇。

东晋趁机收复洛阳，传国玉玺失而复得，一时东晋朝廷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局面。

桓氏势力也就是在这时兴起的。

龙亢桓氏起自东汉名儒桓荣。

曹魏时期因嘉平之变，被司马氏株连沦为刑家，家族沉寂。

南渡之后，桓氏人少势弱，桓彝多方结交，“探索立身处世之宜以图自存”。

东晋立国后，桓彝名声大涨，明帝征伐王敦时，桓彝“引参密谋”，立下大功得以封万宁男爵。

苏峻之乱时，死节报国，桓氏影响进一步扩大，为之后桓温继替王、庾统揽朝政奠定了基础。

桓彝死后，长子桓温袭其封爵，迎娶公主，受当时执政何充赏识，亦与庾翼交好。

先后任徐州刺史，荆州刺史，督六州军事，逐渐控制上游军权，并逆流而上，灭亡占据巴蜀的成汉，一时声威大震。

桓氏势力大涨，但仍然无力摒退诸族，独掌朝政。当时内有司马昱、殷浩，外有郗氏居徐、兖，谢氏掌豫州，王氏坐江州，而这些势力都效忠朝廷，桓温势力难以东进。

为打破均势，桓温多次上书请求北伐，朝廷忌惮其一旦立功，更难以控制，屡次拒绝。

桓温亦表现出强硬态度，甚至起兵顺江而下，直至武昌，威逼朝廷。双方相安之势已是摇摇欲坠。

终于，殷浩数次北伐失败，朝野怨望，桓温借机逼殷浩下野，自己扛起北伐大旗。

两次北伐，大获全胜，甚至兵至灞上，兵临长安。前两次北伐的成功，使得桓温威势更甚，居镇姑孰，扼制建康。距离权势顶峰一步之遥。

但只要豫州、徐州一日效忠朝廷，桓温便不敢造次。

终于，桓温发动第三次北伐，却大败于枋头。

但在朝政战场上却“因祸得福”，打破多年的胶着状态，取得了豫、徐两州，控制朝廷，甚至做了东晋门阀不曾做过之事——废立皇帝，一度实现“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权力格局。

即位八个月后，简文帝去世，桓温欲摄政甚至取而代之，但被太原王氏、陈郡谢氏联手阻止。

再后，桓温病重，要求朝廷为其加九锡，又是谢安、王坦之借故拖延，数月后，桓温病死，九锡终未成行。

桓温死后，弟桓冲掌权，由于陈郡谢氏的崛起，桓氏就此没落，退居荆州自保。

由儒入玄，芝兰满室—陈郡谢氏

陈郡谢氏初渡江之时，家族地位不高，其上升之路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由三个人完成，这三个人是谢鲲、谢尚、谢安。

第一阶段，渡江前后，谢鲲由儒入玄进入名士行列，以一己之力拔高了谢氏家族的地位。

西晋末年，谢氏名声不显，谢鲲也未得大名，辗转求仕于诸王之间，屡受屈辱。

而后，因当时玄风大盛，不谈玄不得称名士，谢鲲于是改变谢家的儒学风尚，转入玄学，获得高名，得以参与朝政，也使得谢氏家族水涨船高。

第二阶段，谢鲲之后，谢氏家族地位已稳固，重心开始由玄学清谈转向事功学问，代表人物为谢尚。

谢尚为谢鲲长子，当时，王导、郗鉴、庾亮先后逝世，“朝廷忧惧”，谢尚得到机会出任历阳太守。

两年后，成帝死，政局动荡，王、庾氏皆走向没落，中枢与地方力量都面临重组，谢尚抓住这个机会还镇历阳，为豫州刺史，经营豫州，成为东晋朝廷一支极重要的力量，谢氏家族也有了自己的大本营。

之后十余年，谢氏势力渐大，并维系着上游桓温和下游朝廷的平衡，直到北伐失败，豫州被桓温所夺。

第三阶段，谢万失去豫州，沦为庶民，谢氏失去凭借，急需一位领袖扶持谢家度过难关。

于是，隐居东山的谢安不得已出仕。

但由于桓氏坐大，谢安也只是做一些小官，不曾参与枢要。

谢安韬光养晦，隐忍不发十余年，在殷氏、庾氏被桓温诛戮一空的残酷政治氛围下，保全了谢氏，也最终成就了谢氏之后登上门阀顶峰。

简文帝死后，桓温图谋不轨，正是谢安与王坦之联手阻止了桓温的企图。

桓温死后，谢安借太后等宫廷势力逼迫桓冲退回荆州，下游由谢氏掌握。

但手中既无军队，也没有谢家子弟外居方镇以为援手，面对统一北方，时刻可能南侵的前秦，和统治上游荆、梁重地，手握精兵的桓氏，谢氏急需强大的武装力量，既为家族，也为朝廷。

终于，谢安利用前秦军压境，朝廷急需良将镇御北方的机会，举荐侄子谢玄为兖州刺史，后又兼任徐州刺史，正是在这里，谢玄组建了北府兵，在淝水之战中大败前秦。

淝水战后，谢氏权力达到顶峰。

但随着北方压力的解除，东晋内部的矛盾开始显露。

谢家势力日大，已是功高震主，淝水战后，朝廷对谢安久不封赏，反而是谗毁迭起，谢安不得已离开中枢，不久死去。

谢玄也因北伐失利和身体原因，退居会稽，也在一年后去世。

谢氏也从权势顶点滑落，之后的孙恩起义和刘裕代晋自立中，谢氏人物如谢琰、谢混、谢灵运等多被杀戮，谢氏风流也被政治风暴雨打风吹去了。

谢氏之后，代之而起的是太原王氏，但太原王氏既没有兵权，也没有能足以左右时局的人物，只是皇权政治回归的过渡一步，是“东晋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的终场”。

之后，桓玄代晋自立又迅速败亡，成了门阀势力回光返照般的一次迸发，最终被刘裕彻底埋葬。

门阀权力兜兜转转，在四大世族手中依次传递，形成门阀政治这样一个一个数千来独一无二也妙趣横生的政治现象，让人为之振奋，为之嗤笑，为之愤恨，也为之叹息。

魏晋时期的门阀政治是如何形成，又如何瓦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