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跨粉都”到“饭圈”：论中国网络粉丝实践的形成

尹一伊

［摘要］在“跨粉都”中，粉丝个体流连于各个粉丝社群与媒介文本之间，而不同源流、不同特征的粉丝实践也因此产生对话冲突。“饭圈”实践背后的情感逻辑与平台算法和娱乐资本双重建构的技术资本逻辑合为一体，为“饭圈”逻辑引导下的诸多实践方式提供了合法性。广义上的“中国粉丝文化”特征也在这一过程中被重构，特定的行动规范和组织方式也被正式化。本文尝试探讨中国粉丝文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实践方式上的变化，并试图解释其背后的技术、文化原因。

［关键词］粉丝文化饭圈跨粉都平台算法数字粉丝

随着国家有关部门对“饭圈”乱象的整顿和治理，“饭圈”一词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从粉丝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来看，“饭圈”严格来说不能等同于粉丝文化，也并非粉丝文化发展中的某个特定阶段。要理解“饭圈”，首先需要在粉丝文化的整体版图中找到它的位置，明确“饭圈”的定义。其次，需要认识到“饭圈”背后独特的本土行业与技术特征，厘清它与中国近20年来的娱乐行业发展状况、互联网生态及平台技术迭代之间的关系。

本文引入“跨粉都”（trans-fandom）的概念，将“饭圈”文化放在中国粉丝文化的整体发展脉络中进行解读。

作为一个话语概念，“粉丝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并没有清晰的线性。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多种由外来与本土文化产品共同培养的粉丝文化支流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受众文化。从20世纪80 年代的港台迷文化，到90年代曾进入大众媒介窗口的日本动漫文化，再到2000年以后“韩流”与韩国偶像工业的兴起，以及由英、美剧和好莱坞电影主导的欧美影视工业文化，都曾在不同时期对大陆粉丝文化与粉丝实践产生过相应的影响。这些文本通过不同的媒介渠道进入受众视野，又以不同的方式与本土文化娱乐产品及其受众相互融合，因而形成了消费、生产方式各异，实践逻辑不同的多个粉丝群体。在互联网时代，粉丝个体更加轻易地流连于各个粉都和媒介文本之间，而源流相异、规则不同的粉丝实践也因为粉丝个体的流动而不断产生对话和冲突。在这个互相渗透的过程中，广义上的“中国粉丝文化”被不断重构，形成一种独特的“跨粉都”。其中，“饭圈”是在行业资本与技术规训下产生的一种粉丝实践，它近年来在粉丝文化中被“正常化”“合法化”，很大程度上是对由数字技术、文化工业和社交媒体平台组成的外在现实的一种反应。因此，要理解“饭圈”，就必须要理解它产生与发展的社会文化原因，以及其背后的情感、技术、资本逻辑，再进一步探讨它对于我国文艺创作、文化产业的影响。

数字时代的粉丝文化：“跨粉丝”与“跨粉都”

在粉丝研究领域，研究者们习惯于对一个或少数几个粉都（fandom）进行个案研究，其分析单位往往是单一文本或对象的粉丝实践。这种习惯的形成既与西方粉丝研究中的人类学传统有关，也与粉丝研究者常以粉丝学者

（aca-fan）身份进行调研而以最熟悉的粉丝群体为研究对象有关。在互联网时代以前，大多数粉丝实践的确围绕被粉对象（fan object）展开。在这一阶段，不同的粉丝类型和粉丝群体之间泾渭分明，个案研究方法针对特定实践方式进行分析，无疑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但是在数字化时代，个案研究的解释力可能非常有限。在空间意义上，网络世界的领地大部分是重叠的，只是被模糊而脆弱的边界划分开来，粉丝群体也开始由资源导向型的趣缘社群转变为关系导向型的社交社群。1 在这样的社群结构中，粉丝社群不再有围绕文本形成的明确边界，转而随着人在社交网络中的流动而不断与彼此形成相互关系。在时间意义上，个案研究也容易因为过于专注“当下”而忽略了时间对粉丝实践的建构。不同的粉丝经历与文本消费，不仅会对粉丝个人的实践方式产生影响，也会因为这些实践方式的流动而对其他粉丝社群产生影响。

在数字时代，如果仍将粉丝简单等同于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所定义的“文本盗猎者”（textual poacher）2 或马特·希尔斯（Matt Hills）所定义的“狂热粉丝“（cult fan）3，就很容易把研究视野局限在传统的粉丝研究范式中。“作为粉丝”的意义正在被不断改写和重建，变得越发动态化、语境化，仅从粉丝消费的文本或对象出发，已经很难掌握粉丝的实践逻辑。例如，在中国，英剧《神探夏洛克》（Sherlock）的粉丝就并不像《星际迷航》（Star Trek）的粉丝那样带有明显的西方电视粉丝特征，而展现

出更多类似日本 ACG （Animation-Comics-Games, 动画—漫画－游戏）和日本“同人”文化的特点。这意味着《神探夏洛克》在中国的核心粉丝群体可能更多是从ACG粉都中流动而来，而没有继承传统的“英国剧迷”所熟悉的实践方式。当不同的粉丝群体和粉丝实践逻辑产生碰撞时，粉丝之间会产生谈判和协商，文本、媒介环境和平台技术也在此刻参与进来，由多方磨合出一个暂时性的实践方式。换言之，所谓的“粉圈”不是一间人来人往的房子。

2014年，马特·希尔斯提出“跨粉都”（trans-fandom）的概念，强调粉丝文化的流动性 4。作为第三波粉丝研究的代表人物，希尔斯格外注重粉丝个体的情感发展。因此， “跨粉都”在最初主要用以描述研究粉丝个体如何不断在社群之间转移，形成流动叙事。在这里，前缀“跨”（trans-）有两种含义。第一是指“转变型” (transformative) 粉丝，当转变型粉丝与被粉对象建立情感关联时，他的情感投入会发生根本性的、从无到有的变化。对于希尔斯来说，这种强烈的情感变化和情感投入是持续性的，即使粉丝先后喜欢不同的对象，也不会影响这种浓烈情感的延续性。第二种“跨粉丝”则是“转移型”（transferring）粉丝，他们对于不同对象的情感投入是不断循环、重复发生的。对于转移型粉丝而言，“成为粉丝”是一种状态和日常生活的方式，他们甚至可以成为“没有被粉对象的粉丝”（a fan without a fan object）。转移型粉丝在不同的被粉对象和粉丝社群中不停流动，并且自主地将粉丝社群和粉都理解为一种日常表演的背景舞台。如果我们认为“转变型”粉丝的叙事是关于“成为”（becoming）的情绪叙事，那么“转移型”粉丝的叙事则依赖于一种预设的粉丝身份以及对这种身份的长期认知。在互联网时代，粉丝身份早已成为青少年，特别是数码原住民一代习以为常的一种文化身份。对于出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年轻人来说，“成为粉丝”不再需要被强烈情感所加持的仪式感。当“粉丝” 成为日常生活中被自然预设的一种身份，“转移型”粉丝就应运而生。在大多数“Z世代”青少年的“粉丝生涯”中， “成为粉丝”的故事可能有且只发生过一次，但“以粉丝身份转移”的故事却会重复发生。

虽然希尔斯格外关注“跨粉丝”如何进入或离开某个粉丝社群并对其他被粉对象产生兴趣的现象，但他似乎忽略了一个在互联网语境下尤为重要的问题，即粉丝个体的转移会为宏观意义上的粉丝文化和粉丝社群带来什么影响？“跨”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跨粉丝”的个体维度上，还体现在“跨粉都”的结构性维度上。如前文所强调的，数字时代的粉丝社群已经演变成为一个“网络化的网络”5，各种与粉丝相关的参与者、交互关系、身份表演都在其中复杂交织。当粉丝个体进入一个新的网络，并同另一个粉丝群体打交道时，他们将和社群内部的“实践规范”产生对话和冲突。所谓“跨粉都”，正是在这种长期的对话、协商和冲突中，在各种粉丝个体以及他们周围的参与者之间的张力中被形塑的。一旦某种粉丝实践逻辑被大范围地规范化或日常化，就意味着这种逻辑在这些冲突和协商中获得了大部分粉丝个体的合法化共识，“粉丝文化”的定义可能也因此被不断地改变和重写。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既是中国本土粉丝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也是数字技术和网络文化兴起并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时期。中国的粉丝文化也在跨文化产品和信息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变化 6，从“地下”的亚文化趣缘社群发展为互联网上充满活力与行动力的社群 7。对于大多数出生于20世纪90年以后的中国粉丝来说，他们的粉丝经历从一开始就处于“转变”和“转移”中。在笔者的既往研究中，近50位被访者都可以被称为“跨粉丝”，因为他们至少在两个不同的粉丝社群中活跃过，或与两个以上的被粉对象建立过想象的亲密关系。他们一方面习惯于在各种粉丝社群和粉丝文本中来回游荡，另一方面，他们在每次进入一个新的粉丝群体时，都需要重新认识和经营自己的粉丝身份。“饭圈”即是一种在“跨粉都”中被规范化的粉丝实践逻辑，它并非属于某个或某些特定的粉丝群体，严格来说也并不是一种圈层。“饭圈”可以定义为在“跨粉都”背景中，从粉丝及多方行动主体的复杂冲突与相互协商中被建构出来的一系列文化实践规则。正因为它是一种实践规则，才可能出现“饭圈入侵各个粉丝社群”的现象。饭圈文化不等同于粉丝文化的核心，即在于不同实践逻辑之间的冲突，而这一冲突与中国互联网平台资本、平台技术的飞速发展及文化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

中国语境下的粉丝文化：多元文化组合

无论是从布尔迪厄社会学的角度还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粉丝实践都绝不是仅由情感或者心理驱动的“非理性行为”。同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语境中，粉丝文化的发展也不尽相同。这意味着，并没有一种“通用”的粉丝文化理论能够完全解释本土化的粉丝实践与粉丝文化。在当下的中文研究中，粉丝文化通常被定义为詹金斯式的“集体智慧”“文本盗猎”与“创造力”。 8 因此，研究者一般认为媒介粉丝文化在中国的起源一方面受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港台明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是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引进日本动画和“同人”文化的结果。9 日本ACG文化和御宅族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早期的粉丝文化，这使得中国的粉丝文化与西方国家的媒介粉丝文化存在明显区别。如果说粉丝的媒介参与是西方粉丝文化的基础，那么对于东亚粉丝文化而言，粉丝参与更多地体现在对文本进行的想象性创作上。对特定文化环境内的粉丝实践进行情境化和历史化的回顾是必要的。正如媒介研究学者莫利所言，实证受众研究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分析了“特定受众与特定类型的媒体内容之间的特定关系，并将其置于媒体消费和家庭仪式分析的框架内”10。

回溯粉丝文化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我们很难勾勒出一个线性的历史脉络。即使是如今的“饭圈”，也并不能被看成是明星文化或偶像文化在数字时代的必然发展阶段。换言之，中国的粉丝文化类似一棵枝丫繁茂的树木，根茎从不同的水源和土壤中汲取养分，而枝丫则向四面八方伸展。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港台音乐明星文化和日本“同人”文化应该是对中国内地粉丝文化影响最大的两个支流，其中日本“同人”文化非常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粉丝处理媒介文本的方式。许多人开始通过日式漫画和“同人” 创作的方式处理他们喜爱的剧集、漫画、动画文本。可以说，同人文化在参与方式、表达方式、身份认同等方面对中国的粉丝文化起到了初步但重要的塑造作用。但其后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日本的文化产品在21世纪初期基本在中国大众媒体上消失，粉丝消费的主要文本和材料也因此发生了变化。21世纪初，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韩国流行音乐和偶像文化、英美影视文本先后被大量引进。而2005年的《超级女声》则形塑了中国本土选秀和偶像文化的雏形。到2010年前后，“流量”经济随着互联网平台资本的扩张以及在韩国团体偶像的回国开始发展，模仿日韩偶像产业并杂糅了流量文化的粉丝经济正式起航。至此，中国的粉丝文化已经成为一个盘根错节的多元文化组合。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粉丝”的文化身份和公共标签也在发生变化，每一种称呼背后都有着不同的文化源流。从20 世纪80年代人们经常使用的“迷”，到20世纪90年代初，喜爱日韩流行文化的年轻人沿用日韩对英文“fan”的音译，开始大规模地使用“饭”，再到在“超级女声”时期由大众媒介对“fans”进行音译从而开始使用的“粉丝”，每一个翻译版本的背后都隐含着一种或多种不断变化的粉丝文化，以及各种话语形式之间的冲突。11 这些冲突在互联网时期被彻底点燃，从此不断渗透进各个粉丝社群的实践逻辑中。

由于这种复杂性带来的挑战，长期以来，中国粉丝研究一直面临着诸多挑战，几乎没有任何理论可以直接用来研究本土现象。在2005年至2009年间，第一波中国粉丝研究主要是关于真人秀节目与演艺明星的个案研究，在理论框架上主要受詹金斯式粉丝文化研究 12 或政治经济学批判框架的影响 13。此外，也有研究从文学视角探讨粉丝“同人”创作 14，或从传播学视角讨论粉丝公众 15，或从跨文化角度讨论粉丝的情感模式 16。由于中国的粉丝文化研究并不属于一个专业领域或学科，切入粉丝实践和粉丝文本的研究视角一直是跨学科的。

从“跨粉都”到“饭圈”：粉丝实践的技术面向

从概念上理解，“跨粉都”本应指向一种流动的、百花齐放的局面。当“转型”和“转移”同时在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上发生，粉丝文化似乎应该在持续不断的磨合和协商中呈现出多元性。“饭圈”的出现及其后来的强势发展，打破了文化多元性的可能。从包括“AO3事件”17 在内的社群冲突来看，“饭圈”对于其他粉丝文化而言也时常表现为一种排他性的威胁。

最近几年，对于“饭圈”粉丝的研究逐渐增多，研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粉丝与偶像的情感关系 18、粉丝创作 19、粉丝组织变迁等方面 20。所涉议题包括粉丝的打榜劳动如何影响粉丝与偶像亲密关系的建立 21、研究数字视频平台规则的“粉丝化”22、“饭圈”粉丝在数字平台的话语冲突 23等。一些研究也开始着眼于数字流量对“饭圈”实践的影响，但大多将包含打榜、投票、刷屏等一系列“饭圈”实践当成数字劳动实践进行分析 24。这些研究各有重要性，但或多或少显现出对饭圈的本质化认识。实际上，要在“跨粉都” 的框架下分析“饭圈”，前提就是将其放置在多重粉丝文化相互流动、互相影响的背景下去理解。因此，无论是把“饭圈”等同于“追星文化”，还是将其认同为围绕包括“流量明星”或“养成偶像”在内的特定对象形成的圈层，都是不准确的。既然“饭圈”是在粉丝实践的不断协商、冲突和变化中被生成出来的一套实践逻辑，那么在“跨粉圈”中理解“饭圈”，特别是理解“饭圈”为什么会成为如此有影响力的一种粉丝实践方式，就必须重视其实践逻辑的合理性或正当性是如何被粉丝所承认的。

在讨论这些“饭圈”实践时，技术往往是被忽略的一方面，平台技术以及技术与资本逻辑的合谋，实为形塑 “饭圈”形态并为其提供了行动合法性的重要面向。技术对“ 饭圈”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社交媒体形态对粉丝社群组织方式的影响上。如图1所示，在一项关于中国动漫粉丝的口述史研究中 25，我们发现粉丝社群在前互联网和早期互联网时期是“资源导向型”，即粉丝个体以被粉对象为中心聚拢，并随着被粉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一时期，粉丝通过寻找和消费文本资源而相识，从而形成线下或线上社群。这些社群具有稳固的中心，粉丝可以自行离开或进入，但以文本为核心的社群结构是相对稳定的。即便是在互联网时代早期，网络论坛之间也有明确的分界，人们需要进行用户注册才能够参与交流甚至浏览特定内容。如上文所说，粉丝在融入一个新社群时需要调整自己的实践习惯，而且可能为这个社群带去一些新的文化特征。但是，在社交网络尚未大规模兴起的时期，粉丝个体的流动是在一些固定的据点之间，这与希尔斯“跨粉都”概念里的“转型”和“转移”比较相似，个体与被粉对象的情感连接是驱动个体流动的主要因素。在社交媒体时期，固定的粉丝实践据点被收入到类似微博这样的超级公共平台中，即使有“超级话题”这样的分类版块存在，大部分用户依然处在同一片社交网络之中。在社交媒体的结构中，“资源导向型”粉丝社群成为“关系导向型”粉丝社群，粉丝个体随着他们在社交网络上关注的个体而移动，个体与个体之间形成直接而真实的社交关系，这种社交关系甚至会凌驾于粉丝与被粉对象之间的情感联系之上。“饭圈”即由“关系导向型”的社群组织形式发展出来。在“关系导向型”的粉丝社群形态中，话语权则成为主导粉丝个体相互关系的重点。因此，“大粉”“职业粉”的影响力前所未有地提升，而粉丝社群内部的权力结构与阶层关系也清晰地浮现并延伸到社交网络的每个角落。

图 1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粉丝实践的变化 26

其次，平台技术与平台算法本身也为“饭圈”在粉丝群体内部的合理化提供了重要的支撑逻辑。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数字技术的升级始终影响着人们如何感知、消费和使用媒体。对于粉丝文化而言，数字技术的影响最先体现在技术赋权方面，这和学界、业界早期对于技术民主的乐观也保持了一致。27 詹金斯在2006年提出技术赋权下的“参与式文化”，希德曼则在2009年直接提出了数字民主的概念。技术为受众个体提供了持续表达意见和与媒介制作方交流的机会，而这种赋权又激发粉丝更加持久的情感力量 28。数字技术也改变了粉丝实践本身的形式。比如，布斯在研究数字粉丝时指出，将粉丝的“礼物经济”（gift economy）转化为数字无偿经济（digi-gratis economy）29。桑德沃斯在回顾费斯克提出的生产性（productivity）时，则认为数字技术在文本式生产、发表式生产和符号式生产三个层面上都影响了粉丝生产 30。桑德沃斯在回顾费斯克提出的生产性（productivity）时，则认为数字技术在文本式生产、发表式生产和符号式生产三个层面上都影响了粉丝生产 30。

（up注：以下全文背诵）

平台技术对“饭圈”行动规范、组织形式和交际网络的形塑，不仅通过对粉丝媒介参与的赋权而驱使粉丝进行情感劳动。更重要的是，平台资本与娱乐资本的联袂发展，使算法劳动成为粉丝唯一“正当”的实践途径。在“饭圈”的实践中，数据不仅作为粉丝情感的量化表现，同时成为沟通粉丝与偶像之间亲密关系的“过渡物”（transitionalobject）31：当粉丝相信自己的数据劳动所生成的数据能够被直接转化为偶像手中的娱乐资源时，粉丝就会通过“数据”建立自己与偶像之间的情感连接，并通过数据实践去实现这种亲密感32。同时，在流量时代，数据劳动不再等同于以往的投票、打榜等仪式化活动，转而内化为粉丝日常媒介使用甚至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于普通平台用户来说，发帖、点赞、评论等一切媒介使用或许也会被转化为数据，但这种转化是后台的、不显著的，因此既不会被使用者察觉，也不会影响人们的日常使用。但是对于粉丝而言，当发帖等媒介使用产生的数据都被关联至明星榜单，甚至明星的商务资源时，日常的媒介使用行为就被赋予了显见的价值生产功能。借由榜单计算的算法设计，以及这种设计与娱乐行业资源的勾连，平台技术最大限度地将粉丝的日常媒介使用转化为可以变现的数据流量，而种种数字化的“饭圈”实践也因此具有了技术上的合法性。然而，这种技术合法性能够成立的一个前提，是粉丝能够通过数据劳动获得情感上的回馈。这意味着，“饭圈”背后的技术逻辑并非被所有平台用户所接受或理解，也未必能够被不同粉丝社群所理解。比如，喜爱虚拟人物，或者相对传统的“同人”文化爱好者，就不必被此裹挟。

综上所述，要理解中国粉丝文化与粉丝实践的现状，首先需要将其放置在“跨粉圈”的框架中，认识并重视它的流动性。“饭圈”不是一个实质性的粉丝群体，也不是所谓“粉丝文化”在数字时代的自然发展。在“跨粉都”中，不同源流、不同来源的粉丝实践逻辑相互沟通、互相碰撞，并在互联网技术与平台算法的影响下更加深刻地彼此影响。“饭圈”背后的实践逻辑，即是从“跨粉圈”的不断协商与冲突中派生出来的一种，而平台资本与娱乐资本的合谋，则从技术上为“饭圈”粉丝的情感追求提供了技术合法性。因此，要研究“饭圈”，不应将其等同于粉丝文化或偶像粉丝文化，反而应该重视“饭圈”逻辑的技术面向，将其理解为粉丝实践逻辑、平台算法与娱乐资本逻辑碰撞下的特殊产物。［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基于数字媒体平台的粉丝文化研究及青少年文化引导”（批准号：2020NTSS26）阶段性成果。］

从“跨粉都”到“饭圈”： 论中国网络粉丝实践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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