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列·尼·托尔斯泰

一 “下午一点钟，大人！”

部长是个脑满肠肥的大胖子，弄得不好就会中风，所以在向他报告有人准备行刺他时，采取了周密的预防措施，免得他过于激动，发生危险。不料，部长听到这消息后很平静，甚至还露齿一笑。于是就把详细情况都告诉他了：据一个打入恐怖集团的奸细报告，几个恐怖分子决定在明天下午一点钟当部长进宫陛见时，带着炸弹和手枪守候在府邸门口行刺；不过这几名歹徒现在已处于暗探的严密监视之下，到时候将当场一网打尽。

“您且等等，”部长感到吃惊，“他们打哪儿得悉我明天下午一点钟要进宫陛见？这事我自己也是两天前才知道的！”

警卫队长摊了摊双手，表示他也闹不清怎么会走漏风声的。他说：

“正是下午一点钟，大人！”

部长摇了摇脑袋，肥厚的暗红色嘴唇上露出一抹忧郁的微笑，既像是感到惊讶，又像是对警方办事得力表示满意。他不想再给警察当局增添麻烦，就脸带笑容，匆匆收拾了一下，乖乖地搬到一个殷勤好客的亲王家里过夜去了。他的太太和两个孩子也一起搬离了这幢明天将有人来掷炸弹的危险房子。

亲王的客厅里灯火辉煌。熟人们纷纷前来慰问，向部长殷勤地鞠躬致意，微笑着表示愤慨。这时，部长大人感到很愉快，很兴奋，仿佛已经得到或者马上就要得到出乎意料的崇高奖赏。但是，人们一走散，灯火一熄灭，街上的灯光透过明净如镜的窗玻璃光怪陆离地映到天花板上和墙壁上，这幢有许多油画和雕塑的陌生的屋子像街上一样安静的时候，静得无事可做的他立刻心神不定起来，觉得这些门闩、墙壁以及一切保卫措施都并不可靠。而到了深夜，当他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地睡在别人的卧室里时，他益发感到难以忍受的恐惧。

他肾脏有病。一激动，他的脸、手和脚就会出现水肿，使他显得格外肥胖、臃肿。此刻，他浑身的肉肿胀得像一座小山，沉甸甸地压在弹簧床上。他怀着病人特有的惆怅心情，想象着这张脸已肿胀得面目全非，想象着人家为他准备的残酷的结局。他接二连三地回想起最近发生的恐怖事件：有人向地位跟他相当、甚至还要高的大臣掷炸弹，把他们炸得血肉横飞，脑浆溅到了肮脏的砖墙上，连牙齿也从牙床里迸了出来。回想到这些，他觉得现在躺在床上的他的肥胖而有病的躯体仿佛已经遭到炸弹的袭击，不再属于他了。他觉得，肩膀上的双臂仿佛已经被炸离了躯体，牙齿全都迸落，脑浆被炸成一小团一小团，双腿直挺挺地伸着，脚趾朝天，就像死尸一样。为了表示自己并非死尸，他使劲地翻动着身体，大声地呼吸、咳嗽，竭力把弹簧床弄得嘎嘎地响，把被子弄得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为了显示他活得很好，不但压根儿没有死，而且像所有别人一样离死还远着呢，他在寂静和冷清的卧室里用低沉的声音大喊：

“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

他这是在夸奖密探、警察和士兵以及所有保卫他生命安全的人，他们那么及时、那么巧妙地把行刺的事通知了他。但是他在翻动身体、称赞保安人员、撇着嘴巴嘲笑恐怖分子愚蠢无能的同时，却并不敢相信自己已经脱离危险，并不敢相信生命不会突然离开他。人们策划要杀死他，虽然死亡对他来说目前还只不过是一些人的图谋，还只不过存在于这些人的思想之中，但死亡仿佛已经站在这屋里，站在他身旁，只要这些人还未落网、他们的炸弹还未被缴获、他们还未被关进坚固的监狱以前，死亡就绝不会离开他。瞧，死亡就站在那个角落里，没有走掉——也不可能走掉；它就像一个服从命令的哨兵，绝不会擅离岗位。

“下午一点钟，大人！”这句话用各种语气在他身边回响：一会儿像是在幸灾乐祸地嘲笑，一会儿又怒气冲冲，一会儿则显得顽固、死板。那情况，就像在卧室里摆了一百台上足发条的唱机，一台接着一台，以白痴的那种勤奋劲儿喊着那句预先灌制好的话：

“下午一点钟，大人！”

明天的这个“下午一点钟”，不久前还和其他钟点没有丝毫区别，无非是金表上的指针沿着刻度盘平静移动时所表示的一个时辰，而现在却突然变成了一种必然应验的凶兆，从刻度盘上跳了出来，竖直身子，独立生存，变成了一根又大又黑的界标，把全部生活一分为二。仿佛在它之前或之后，世上从未存在过时辰，只有它这个蛮横、傲慢的时辰才有存在的特权。

“怎么？你想干什么？”部长气呼呼地问道。

所有的唱机一齐吼道：

“下午一点钟，大人！”而且那根黑色的界标还冷笑着对他鞠了个躬。

部长咬了咬牙，从床上坐了起来，用手掌捂着脸——这个该死的夜晚，他怎么也睡不着了。

他用肿胀的、抹过香水的双手捂着自己的脸，十分清晰地想象着：明天上午他怎么起床，对将要发生的事一点也没有料到；后来又怎样喝着咖啡，对将要发生的事还一点也没料到；喝罢咖啡就到门厅去穿大衣了。他自己也好，给他穿皮毛大衣的守门人和端咖啡的仆人也好，都不知道无论喝咖啡和穿皮大衣都已经毫无意义；因为只消再过几秒钟，所有这一切——皮大衣、他的躯体以及喝进肚子里的咖啡——都将在轰的一声爆炸中毁灭，被死神带走。瞧，守门人正在把玻璃门打开……正是这个可爱、善良、和气的守门人，这个长着一双深蓝色眼睛的士兵，胸前挂满军功章的守门人，在用自己的双手把那扇可怕的门打开——因为他一点也没有料到将要发生的事。所有的人都笑盈盈的，因为他们也同样什么都没有料到。

“啊！”他突然大吼一声，把两个手掌慢慢从脸上放下来。

屋子里漆黑一片。他一边用紧张、迟钝的目光凝视着面前的这片黑暗，一边慢慢伸出一只手去摸电灯开关，把灯扭亮。然后，他站了起来，便鞋也没有穿，光着脚，踩着地毯，在陌生的卧室里走了一圈，找到了壁灯的开关，把壁灯也开亮了。屋子里立刻变得又亮堂又舒适，只有乱糟糟的床铺和拖到地板上的被子说明某种恐惧还没有完全消失。

他穿着睡衣，由于坐卧不安，一部络腮胡子弄得乱蓬蓬的，两眼露出气呼呼的目光，此刻，部长大人的模样跟任何一个因为失眠和严重的气喘而肝火大发的老头子没有什么两样。仿佛是人们为他所准备好的死亡，把他剥得一丝不挂，露出了原形，使他平日那种威风凛凛的华贵气度一扫而光——简直叫人难以相信，这样一个人会拥有那么大的权势，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的躯体竟就是他的躯体，而这个躯体已注定要在炸弹的轰隆声中和烈焰中血肉横飞，死于非命。他没有穿好衣服，却也并不感到冷，就近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用一只手支着胡子乱蓬蓬的脸，直愣愣地盯着饰有雕花的陌生的天花板，平静地沉思起来。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原来是这个使他这么害怕，这么激动！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死亡才站在角落里，窥伺着他，怎么也不肯离开。

“蠢货！”他轻蔑地、狠狠地骂道。

“蠢货！”他把头稍稍朝门转过去一点，粗着喉咙又骂了一句，为的是让有关的人能听到他的詈骂。他这是在骂那些刚刚还被他称赞为好样的人，骂那些为了讨好他而把密谋行刺他的事过于详细地报告给他听的人。

“是啊，当然啦，”他沉思着，突然他的思路变得清晰起来，“这是因为人家把死期告诉了我，我知道了死期，所以我感到害怕。要是我啥也不知道，我就会消消停停地喝咖啡。可是喝完咖啡之后，自然是死亡——但是，难道我这么怕死吗？我肾脏有病，总有一天要死的，然而我并不害怕，因为我不知道确切的死期。可这些蠢货却告诉我：‘下午一点钟，大人！’这些蠢货还以为我听了准会感到高兴呢；其实不然，非但我并不高兴，而且死亡待在角落里赖着不走了。它不走，全要怪我的思想。其实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知道要死。一个人要是确切无误地知道自己在某日某时将要死去，他就会活不下去。可这些蠢货却告诉我说：‘下午一点钟，大人！’”

他的心情突然轻松愉快起来，好像有谁对他说他是长生不老的，是永远不会死的，他重又觉得自己在这群毫无意义地执拗地企图窥探未来的奥秘的蠢货中间是个坚强有力的聪明人，他现在以体弱多病、饱经世故的老人的那种忧伤的想法认为还是浑浑噩噩的好。任何有生命的东西，不管是人还是禽兽，都不该知道自己的死期。前不久他得了一场病，医生说他快要死了，应该安排一下后事，可他却不相信，后来，果然活下来了。年轻的时候他有一次误入了歧途，决定以自杀了此一生，连手枪都准备好了，遗书也写了，甚至自尽的时间都确定好了，但到了最后一刹那间，突然改变了主意。从来都是这样，在最后的一刹那间可能会发生变化，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正因为如此，谁也不能断言自己在什么时候准定会死。

“下午一点钟，大人！”那些可爱的蠢驴告诉他说。他们这样告诉他是因为死亡已经预先被排除了，然而他却因为知道了可能的死期而惊恐不安。有朝一日，他完全有可能被人杀死，但是明天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明天不会发生了，所以，他尽可以像一个长生不老的人一样，放心睡觉。这些蠢货竟然不知道，当他们怀着白痴式的感情告诉他“下午一点钟，大人！”的时候，他们推翻了一条多么重要的法则，捅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窟窿！

“不，不是在下午一点钟，大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说什么？”

“没有什么，”寂静回答说，“没有什么。”

“不，你是在说什么。”

“没有说什么，微不足道的小事。我是说：‘明天，下午一点钟。’”

他顿时感到心头一阵惆怅，他终于明白，只要凸出在刻度盘上的这个该死的、黑色的时辰没有过去，他就休想睡着，休想得到安宁或者快乐。只要那桩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不该知道的事有一点影子守在角落里，那就足以遮住光明，使人处于无法摆脱的可怕的黑暗之中。死亡的恐惧一旦袭来，就弥漫到全身，渗入到骨骼，使得人失魂落魄，神不守舍。

此刻他害怕的已经不是明天的那些杀人犯了。这些人已经消失，已经被忘却，同他周围生活中无法胜数的敌对现象和敌对人物混在一起了。他现在担心的是某桩意想不到但是却必然会发生的事，譬如中风、心力衰竭，或者某根失去了弹性的、纤细脆弱的动脉血管突然经受不住血流的压力而破裂，就像紧紧绷在粗大的手指头上的手套突然线脚断掉，绽开了一样。

他那又粗又短的脖子使他感到担心，他的十根肥得都要冒出油来的短手指头，使他觉得难以卒睹——它们是那么短，而且满是虚汗。刚才在黑暗中，他还不时翻动身体以表明自己并不是一具死尸。可是现在灯火通明，他却觉得这灯光是冷冰冰的、充满敌意的，他害怕得不敢动一动，甚至连按一下电铃让谁给拿支烟来都不敢。他的神经紧张极了。每根神经都弓了起来，像是竖直了的导线，在导线的顶端长着小脑袋，小脑袋上的眼睛惊恐地鼓出着，嘴巴抽搐地张大着，默不作声地喘着粗气，可是却呼吸不到一点空气。

突然间，在天花板上布满灰尘和蜘蛛网的昏暗处，铃声大作。电铃里小小的金属锤惊恐地、痉挛地敲击着铃壁；那小锤停顿了一会儿，又惶惶不安地战栗起来，发出持续不停的响声。这是部长大人在他的卧室里按电铃。

人们奔跑着。各处的枝形吊灯和墙上的壁灯都打开了一两盏，虽说这些灯还不足以把整个屋子照得辉煌通亮，但是足以投射出许多阴影。顿时间，墙角落里，天花板上，到处都是阴影。它们闪闪烁烁地掠过每一处高起的地方，紧贴到墙壁上。谁也弄不明白，所有这些数不胜数的光怪陆离、默默无声的暗影，这些无声之物的无声幽灵，在此之前都待在什么地方。

有个人用战战兢兢的沙哑的嗓子大声说了些什么。随即，人们就打电话请医生来：部长病倒了，而且病情危急。人们还把部长的夫人也请来了。

二判处绞刑

结果不出警方所料。在部长官邸门口抓到了四个恐怖分子，其中三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他们身上带着炸弹、定时爆破器和手枪。另外在他们的秘密住所还捕获了一个女恐怖分子，她是这个住所的女主人。逮捕她的时候，还搜查出许多烈性炸药、尚未装配好的炸弹以及枪支弹药。所有被捕的人都很年轻：男犯中年纪最大的不过二十八岁，女犯中最小的一个才十九岁。对他们的审讯，就在关押他们的那座堡垒里秘密进行，十分草率——这在那个残酷的年代是常有的事。

在法庭上，这五个人全都很镇定，很严肃，个个凝神沉思着。他们对法官是如此蔑视，以致都不屑装出笑容或者无所谓的表情，以显示自己视死如归。他们镇定自若，不失分寸，恰好使周围那些凶狠的、充满敌意的目光无法看到他们的心灵以及临死之前的那种巨大痛苦。有时候他们拒不回答问题，有时候也回答几句，讲得简单、明确，仿佛不是在回答法官的审问，而是在回答统计师提出的问题，以便填写某种特殊的表格。有三个人，一个女的和两个男的，说出了自己的真名实姓；另外两个则拒绝招出姓名，所以法官直到最后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对法庭上所发生的一切，他们持一种心不在焉的、朦朦胧胧的好奇心，这是身患重病的人或者专心于某种重大想法的人所特有的。偶尔法庭上有人讲出一两句比较有趣的话时，他们就抬起头来，匆匆张望一下，竖起耳朵来听一听，随即又恢复到原来的姿势，顺着原来的思路继续想下去。

坐得离法官最近的是三个报了自己真实姓名中间的一个，叫谢尔盖·戈洛文。他是一名退伍上校的儿子，本人也曾当过军官。他还非常年轻，长着浅黄色的头发，宽阔的肩膀，身体是那么强壮结实，以至于监狱也好，坐以待毙也好，都未能驱除他面颊上的红晕和他那双蓝眼睛里的生机勃勃的天真幸福的表情。他一直不停地使劲抚摸着他的两撇纤细柔软的小胡子——他对这两撇胡子还没有习惯呢；同时眯缝着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

这时已经是冬末，离春天不远了。尽管暴风雪和阴暗寒冷的日子仍然连绵不断，可春天已开始遣来先行者，有时会整整一天风和日丽，有时虽只一个钟点天气转晴，可是这一个钟点却那么春意盎然，那么充满青春的生气勃勃的活力，以至于麻雀都快活得发疯了，在马路上欢蹦乱跳，人们也都像喝醉了酒一般。即以此刻而言，从去年夏天以来一直没有擦洗过的积满灰尘的窗子上端就可以看到天空美丽得出奇。乍看上去，天空是灰白色的，烟雾腾腾，可是往远处看，就会发现天空变得蓝蓝的，而且越远就越显得深邃、晶莹、辽阔。正因为天空并不是一下子就把它的美丽显露无遗，而是羞羞答答地藏匿在透明的烟霭之中，所以显得分外地妩媚动人，就像是你所爱的姑娘一样。谢尔盖·戈洛文仰望着这片晴空，一边捋着小胡子，一边交替地眯缝起睫毛又浓又长的眼睛，专心致志地深思着什么。有一次他的手指甚至很快地弹动起来，高兴得天真地做了个鬼脸；但他环顾了四周一眼，那种高兴的表情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一颗火星被人一脚踩熄了一样，几乎在一瞬之间，他的鲜红的脸色立时变得煞白，露出了死灰色。他狠狠地拔下一根又细又软的头发，紧紧地夹在两根毫无血色的指尖之间。但是，生命和春天的欢乐毕竟更有力量，所以，几分钟后，他那天真无邪的脸就复原了，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并且重又仰了起来，望着春光明媚的天空。

望着天空的还有那个不肯供出真实姓名的年轻姑娘，她化名莫霞，皮肤白皙，比戈洛文还年轻，但是举止持重、严肃，一双黑眼睛直率而又骄傲，所以看上去反比戈洛文年纪大。只有她那纤嫩的脖子和那双同样细巧的小姑娘的手，表明了她的真实年纪。还有她那纯净、和谐、柔美的嗓子中所洋溢着的不可捉摸的青春活力也说明了她的真实年纪。她的嗓子就像一架名贵的乐器，她吐出的每一个普普通通的词、每一声叹息，都饱含着音乐的内容。她肤色苍白，但并非死尸的那种惨白色，而是一种特殊的炽热的白色，仿佛她体内在燃烧着熊熊的烈火，把她的身躯照耀得通亮，就像是精致的法国塞夫勒瓷器。她几乎一动不动地坐着，只是偶尔用手指抚摸一下右手中指上一圈凹陷的地方，那是刚刚摘下戒指后留下的痕迹。她也在望着天空，但没有丝毫的温情，也看不出她在回忆什么愉快的往事——她的眼睛里什么样的表情也没有。她之所以望着天空，无非是因为在整个肮脏的法庭里，唯有这一小角天空是干净、美丽、真实的。

法官们可怜谢尔盖·戈洛文，却讨厌这姑娘。

坐在莫霞旁边的那个男的也没有招出自己的真实姓名，他的化名叫维尔涅。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双手夹在两个膝盖中间，神态有些拘谨。如果一个人的脸可以像一道门那样关得密不透风的话，那么这个不知姓名的人正是把自己的脸关闭得像铁门一样，而且还挂了把铁锁。他的眼睛一直一动不动地盯着邋遢的地板，令人难以捉摸他的心情是平静呢还是激动，他是在想什么心事呢还是在听密探们向法庭提供证词。他个子不高，容貌清秀而高贵，仪态温文尔雅，使人不由得联想起月光映照着翠柏、地上洒满婆娑树影的南方海滨的夜晚。但同时，他又使人觉得他具有镇定、沉着的巨大力量和坚强、冷静、刚毅的英雄气概。就连他在简明确切地回答问题时，他的彬彬有礼的话音以及微微欠起身子的这种姿势本身，都有一股震慑人心的力量。囚衣穿在别人身上显得荒唐可笑——这种衣服根本不是人穿的——可穿在他身上却丝毫看不出这一点。尽管从别的恐怖分子身上搜到了炸弹和定时炸弹，而在维尔涅身上只搜到了一支黑色的手枪，可是不知为什么法官却认为他是首犯，同他说话时总带着几分尊敬。向他提的问题也跟他的回答一样，而且完全是照章办事。

在维尔涅之后受审的是华西里·卡希林。他浑身都感到对死亡的难以忍受的恐惧，同时又竭力想控制自己，不在法官面前流露出来。打一清早这些囚犯被带到法庭上的时候起，他就由于心跳加快而喘不过气来。他的额角上一直在冒汗珠，手也在冒冷汗，衬衫被汗水浸透了，又湿又冷，粘住了他的身子，使得他活动也不灵便了。他以非凡的意志力克制自己，才使手指不哆嗦，使说话声音坚定、明确，使眼神镇静。他看不清周围的东西，人家问的话好像是从云雾中传来的，而他呢，对着这片云雾，竭尽全力地作出大声的回答。可是刚一回答完，他就立刻把法官的提问和自己的回答都忘得一干二净，重新默默地继续同恐惧搏斗。在他身上，死亡已表现得如此明显，以至于法官们都把目光避开，不忍去看他。法官无法确定他的年龄，就像无法确定一具腐尸的年龄一样。根据身份证，他不过二十三岁。维尔涅曾几次用手轻轻碰碰他的膝盖，他每次回答的都是同一句话：

“没什么。”

最使他担心的是生怕自己会突然不可克制地狂喊起来，没有话语，而是——像野兽那样嗥叫。这时他便轻轻地碰碰维尔涅，而那一个呢，连眼睛也没有抬一下，低声地回答说：

“没什么，华西亚 (1)。很快就要结束了。”

第五个恐怖分子是个女的，叫丹尼娅·柯伐尔楚克。她一直用充满母爱的目光望着所有的伙伴，为他们担惊受怕。她还没有生过孩子，还很年轻，红通通的脸蛋，就像谢尔盖·戈洛文一样。可是她的一举一动，却像是这些人的母亲：她的目光、笑容乃至恐惧，都流露出母亲般的关切和无限的慈爱。对法庭，她完全视若无睹，就好像同她毫不相干似的。她只是关切地听着同伴们怎样回答审讯：声音有没有发抖，是不是害怕了，要不要给点水喝。

在审讯华西亚时，她难过、痛心得不敢看他一眼，只是悄悄地捏着自己胖胖的手指头。在审讯莫霞和维尔涅时，她始终自豪地、敬慕地注视着他俩，脸上的表情显得严肃和聚精会神。而对谢尔盖·戈洛文，则一有机会就投之以温柔亲切的微笑。

“可爱的孩子，正在看着天空呢。你看吧，看吧，可爱的小鸽子！”她在心里这样想着戈洛文，“可是华西亚呢？怎么会这个样子？我的天哪，我的天……叫我拿他怎么办呢？该开导开导他——这也许会更糟：万一他哭起来怎么办？”

就像霞光下的一池止水，清晰地映照出空中的云，她那丰腴、可爱、善良的脸反映出了另外四个人感情的瞬息变化，反映出了他们的全部思虑。而对于她自己也在同样受审、也将同样被绞死这些事，她却完全置之度外，连想都没有去想一下。那一大堆的炸弹和甘油炸药就是在她的家里搜查出来的，而且，说来也奇怪——正是她对警察开枪拒捕，使一个暗探的头颅挂了花。

审讯在八点钟结束，这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莫霞和谢尔盖·戈洛文目睹着蔚蓝的天空渐渐暗淡下来。天空没有像夏天的傍晚那样泛出淡红色的霞光，没有露出娴静的微笑，而且渐渐昏暗下来，渐渐发灰，随即一下子变成了寒冷的冬夜。戈洛文叹了口气，伸了个懒腰，又朝窗外瞥了两眼，但那里已经是一片漆黑的冬夜。于是他继续捋着小胡子，带着孩子气的好奇心仔细打量着法官们和荷枪实弹的士兵，并对丹尼娅·柯伐尔楚克微笑了一下。而莫霞呢，在天色已经变黑之后，并没有垂下眼睛看着地下，而是平静地把目光转到屋角落里；那里有个蜘蛛网被火炉里冒出来的看不见的热气冲击得一个劲地微微晃动。她就这样望着屋角落，一直到宣判。

宣判后，被告们同几个穿燕尾服的辩护律师告别，竭力回避他们因无能为力而深感歉疚的张皇、怜悯的目光。被告们在门口碰了一会儿头，相互简单地说了几句话。

“没什么，华西亚。一切很快就会结束的。”维尔涅说。

“是啊，老兄，我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华西里·卡希林大声地、不在乎地，甚至显得挺愉快地回答说。

他说的是真话，他的脸颊上已浮起淡淡的红晕，不再像一具正在腐烂的尸体了。

“见他妈的鬼去吧！这帮混蛋竟敢判我们绞刑！”戈洛文无所顾忌地骂道。

“这是可以预料到的。”维尔涅平静地回答。

“明天将宣布最终判决，这以后他们就会把我们关在一起了，”丹尼娅·柯伐尔楚克为了安慰大家，这样说，“直到行刑之前，我们都将待在一起。”

莫霞始终没有作声。后来，她挺起身子，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到了最前面。

三 “不该绞死我”

在审讯恐怖分子前两个星期，同一个地方军事法庭，只是另一批法官，审讯了一个叫伊凡·扬松的农民，将他判处绞刑。

这个伊凡·扬松本在一个富裕的农场主那里当长工，同所有打光棍的穷雇工并没什么两样。他是爱沙尼亚人，出生在维森别格，长大后到处漂泊，从一个农场转到另一个农场，几年之后，终于来到了首都地方。他俄语说得很糟，而主人拉扎列夫却是个俄罗斯人，附近一带又没有爱沙尼亚老乡，所以两年来扬松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看来这个扬松天性就不爱说话，他不但对人，就连对牲口也难得开口。他默默地饮马，默默地套车，然后慢腾腾地、无精打采地迈着碎步，迟疑不决地围着马打转；当马对他的沉默感到不耐烦而耍起性子来乱蹦乱跳的时候，他就扬起鞭子默默地抽打它。他抽打起牲口来凶狠、残酷，不肯停手。要是正好碰上他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那可更不得了，直往死里抽。那时连正屋里都听得到呼呼的鞭子声和马因为剧痛在牲口棚的地板上惊慌失措地乱蹦乱跳的蹄子声。为了扬松打马，主人曾经打过他，但打也无济于事，扬松依然如故；主人无可奈何，只得随他去。

每个月扬松都要大醉一两回，通常都是在他送主人到火车站去的时候，在那个大火车站上有一家餐厅。把主人送到后，他就驾着雪橇，到离开车站半俄里远的地方，把雪橇和马驶进路边的雪地里，等火车开走。雪橇侧倒着，马趴开四腿走进齐肚子深的雪堆里，偶尔伸长脖子，低下头去舔舔柔软的积雪。扬松以一种别扭的姿势半躺在雪橇上，好像是在打盹。他头上戴着顶毛都快脱光的破皮帽，没有结好的帽耳像猎犬的两只耳朵，软绵绵地朝下耷拉着；冻得通红的小鼻子下面是一片湿漉漉的鼻涕。

然后扬松回到车站上，立刻就喝醉了。

从车站到农场总共十俄里的路程，他总是把马撵得像飞一样。鞭子好似雨点一般落到马身上，马惊恐得像着了魔似的撒开四蹄拼命地奔跑。雪橇颠簸着，摇晃着，不时撞着路边的界桩。扬松连缰绳也不握，随时都有飞出雪橇的危险。他不时用爱沙尼亚语断断续续地、含糊不清地、似唱非唱地哼哼着。而更多的时候，他既不唱也不哼，而是一声不吭地咬紧牙齿，怀着一种莫名的愤怒、痛苦和亢奋，鞭打着马向前飞驰，像个瞎子一样，看不见迎面来的人，即使看见了也不吆喝一声，拐弯和下坡时也不放慢速度。在这么多次疯狂的奔驰中，他竟从未轧着过什么人，自己也没有摔死，这真使人难以理解。

按说，早该把他赶走了，就像其他地方把他赶走一样。但是扬松工钱低廉，再说别的雇工也不见得比他强，所以他才得以在这家人家留了两年。扬松一生中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有一次他收到过一封用爱沙尼亚文写的信，可他一个大字也不识，周围也没有懂爱沙尼亚文的人，所以这封信一直没有读过；扬松好像根本不懂得这封信给他带来了家乡的消息，竟以一种未开化的野人的冷漠，把信掷到了粪堆里。扬松曾经对厨娘献过殷勤，试图勾引她，看来他想女人了。可是没有得手，遭到了粗暴的拒绝，还受到了一顿奚落，这是因为他个子矮小，脸皮松弛，而且长满雀斑，一对深绿色的浑浊的眼睛终日萎靡不振。对于这次碰壁，扬松满不在乎，从此再也没有去纠缠过那个做饭的娘们。

扬松虽然很少说话，却老是在倾听着什么。他倾听白雪皑皑的荒凉的田野，田野上的一堆堆粪肥像一个个覆满白雪的小小的坟堆。他倾听柔和湛蓝的天空，倾听嗡嗡鸣响的电线杆，倾听人们的谈话。田野和电线杆到底向他诉说些什么，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至于人们的谈话，讲的尽是杀人、抢劫、放火等令人惶惶不安的消息。有一天深夜，他听到邻村新教堂上的小钟像铃铛一样叮零当啷响个不停，接着就升起了烈焰，原来是不知道打哪儿来的一帮人抢劫了一家富户，把主人和他的老婆杀死，然后纵火烧掉了房子。

于是扬松所在的那个农场里也惶惶不可终日。不只夜间，连白天也把狗放出来，主人每天夜里枪不离身。他本想交给扬松一支旧的单管猎枪，可扬松却把枪拿在手里转了一圈，摇了摇头，不知为什么拒绝收下。主人不懂扬松何以要拒绝，就骂了他一顿。其实，扬松之所以没有收下那支枪，只是因为他深信那支生了锈的旧家伙远远不及他那把芬兰刀管用。

“它会把我自己打死的。”扬松用蒙眬欲睡的目光看着主人说道。

主人只好无可奈何地挥了挥手：

“你可真是个傻瓜蛋，伊凡。哎，得跟这样的雇工一起过日子，真是倒霉！”

可就是这个连枪都不敢相信的伊凡·扬松，却在一个冬夜，当另一名雇工被派到车站去时，犯下了持刀抢劫并企图凶杀强奸的极其复杂的未遂罪。这件事他干得还真干脆利落。他先把厨娘反锁在厨房里，然后装出一副困倦不堪、非常想睡觉的样子，从背后潜近男主人，迅猛地举起刀子，在男主人的背上一连戳了两刀。男主人立刻失去知觉，瘫倒在地上，女主人吓得尖叫起来，团团地打着转。扬松则龇牙咧嘴地晃着刀，动手翻箱倒柜。他拿到钱后，仿佛刚刚发现女主人在场，连自己都没有料到，竟会猛地朝她扑过去，企图强奸她。但这时因为他已把刀子放在一边，而女主人又比他力气大，他空着两手不但没有强奸成功，相反自己差点被她掐死。这时昏倒在地板上的男主人已经苏醒过来，开始翻动身子，厨娘则舞动炉叉，乒乒乓乓地使劲在砸厨房门，扬松见势不妙，连忙朝外面跑。一小时之后，正当扬松蹲在库房角落里一根接一根地划着火柴、打算放火烧房子的时候，被当场抓住了。

几天后，男主人因患破伤风死了，而扬松跟别的许多抢劫、杀人犯一起受到审讯，并被判处绞刑。在法庭上，他还是平常的那副模样：又瘦又小，一脸雀斑，一双呆滞的眼睛昏昏欲睡。他好像完全不理解所发生事情的严重性，所以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眨着白乎乎的眼睫毛，毫不在意地、呆头呆脑地望着这陌生的庄严的大厅，不时用粗糙、僵直的手指抠着鼻孔。只有每逢礼拜天在新教教堂里见到过他的人，也许能看出他多少还是收拾了一下：脖子上围着一条邋里邋遢的红围巾，头上有的地方抹了点水；那抹过水的头发又黑又平整，而没有抹过水的头发则是淡颜色的，稀稀拉拉地翘起着——活像是贫瘠的田地遇到冰雹之后残留下来的几根麦秸。

在宣布判处他绞刑后，扬松突然变得激动起来。他脸涨得通红，先把围巾束紧，然后又把它解开，好像那围巾勒得他透不过气来。然后他双手乱摇，用手指头指着那个刚才宣读判决书的法官，对另一个不负责宣读判决书的法官说：

“她说，要把我绞死。”

“她是谁？”刚读完判决书的庭长用浑浊的低音问道。

法庭上的人都不禁笑了起来，有的人是窃笑，有的人立刻拿起卷宗捂住了嘴巴。扬松伸出食指，点着庭长，皱紧眉头，气愤地回答说：

“是你！”

“啊？”

扬松的目光又转向那个一声不吭、竭力忍住笑的法官。他觉得那人是他扬松的朋友，同判决毫不相干，便再次对那人说：

“她说的，要绞死我。其实不该绞死我。”

“把被告带下去。”

可是扬松还是来得及再一次明确、有力地重复了一遍：

“不该绞死我。”

他那徒劳地想装得郑重其事的怒气冲冲的小脸，他那伸得笔直的手指，显得那样愚蠢，以致连那个押送他的士兵，在把他带出法庭时，忍不住违反规则，低声对他说：

“唉，你可真是个傻瓜，小伙子。”

“不该绞死我。”扬松执拗地重复说。

“我有幸把你吊死的话，叫你连腿都来不及蹬一蹬。”

“好啦，好啦，你少说两句吧！”另一个押送的士兵生气地嚷道。可是他自己也忍不住了，补充道：“还算是个强盗！傻瓜，你干吗要害人性命？现在，就只好套上绞索了。”

“也许，会赦免他吧？”头一个士兵说道，他开始可怜起扬松来了。

“得了吧！哪会赦免这样的人……好了，够了，说得够多了。”

可这时扬松不再作声了。他又被关进已经待了整整一个月的那间牢房里。他对这间牢房已经习惯，就像习惯于挨打、伏特加及那布满了圆圆的粪堆、像坟场一样的白雪皑皑的荒凉的原野。此刻，他看到自己的囚床和那扇小小的铁窗以及给他送来的囚饭——打一清早他就没吃过一点东西——甚至感到挺快乐。只有刚才法庭上发生的事使他好不愉快；不过他已不去想它，而且他也不懂得怎么去想，至于怎么把一个好端端的人绞死，他就更加想象不出了。

虽说扬松被判处死刑，可是像他这样的犯人多的是，监牢里并不把他当要犯看待。因此，大家跟他谈话时，无所顾忌，从不怀着敌意，就像对那些没有定死罪的犯人一样。人们仿佛并没有把他的死当成一回事。看守得知已经对他作出判决，就用教训的口气跟他说：

“怎么样，老兄？到底还是给你判了绞刑！”

“那么啥时候绞死我呢？”扬松将信将疑地问道。

看守想了想，说：

“哎，这事啊，老兄，你还得等一等。得凑满了一批才办。不然，光为你一个人，况且你又是这么个窝囊废，不值得急着办。这种事也是要热闹的。”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呢？”扬松固执地追问道。

光为他一个人连绞刑都不值得进行，他听了倒一点儿也不觉得屈辱。而且，扬松也不相信这种说法，认为这只不过是延缓刑期的一种借口，最后将根本取消原判。他不觉高兴起来，那个连想都不该去想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模糊不清的时刻已被遥遥无期地推迟了，像任何一种死一样，变得神秘和不可思议。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看守生气了，他是个古板、阴郁的老头子，“这可不是绞死一条狗，拉到草棚子外边，绳子一勒就得啦。可你却好像巴不得那样，好像情愿那样，傻瓜！”

“我可不情愿！”扬松突然做了个鬼脸，快活地说，“这是她说的，该把我绞死，可我不情愿！”

于是他大概平生第一次放声大笑起来；笑得又怪又蠢，同时却出奇地快活、满意。那笑声就像鹅叫一样：“嘎——嘎——嘎！”看守吃惊地看了看他，然后严厉地皱起了眉头：他觉得一个被判处绞刑的人这样开心地哈哈大笑，太过荒唐，是对监狱及死刑本身的一种亵渎，把这两者变成了一种荒诞离奇的事物。这个老看守一辈子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在他看来，监狱中的一切规章如同大自然的法则一样。可是突然，在一瞬间，在最短暂的一瞬间，他觉得这监狱以及狱中的全部生活是一个疯人院，而他这个看守，正是头号的疯子。

“呸，该死的！”他啐了口唾沫说，“你干吗龇牙咧嘴的？这儿可不是小酒馆！”

“可我不情愿被绞死啊，嘎——嘎——嘎！”扬松放声大笑着。

“魔鬼！”看守骂道，急忙画了个十字。

其实这个脑袋特别小、脸皮松弛的人最不像魔鬼，但他像鹅叫似的笑声中却有一种危及监狱的神圣和牢固性的东西，他要是再这么笑一会儿——这腐朽的墙壁就会坍塌，这潮湿发霉的铁栅栏就会倾倒，而看守就会自动地把囚犯送出牢门，对他们说：“请吧，先生们，进城去寻欢作乐吧！或许，你们有人想到乡下去吧？”真是个魔鬼！

但是，扬松已经不再笑了。他只是狡黠地眯缝着眼睛。

“哼，等着瞧吧！”看守用模棱两可的威胁口气说着，转身就走了。走的时候还不停地回过头来望望。

整个这一夜，扬松的心情都平静而愉快。他自言自语地反复说着那句话：“不该绞死我。”他觉得这句话那么令人信服，那么充满智慧，那么不容置辩，因此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了。关于自己的罪行，他早已忘了，只是有时候觉得遗憾，没有把女主人强奸成功。可是过了不久，他连这件事也忘了。

每天早晨扬松都要问，什么时候把他绞死，而那个看守每天早晨总是生气地回答说：

“着急了吗，魔鬼。等着吧！”他说完后，不等扬松嘎嘎大笑，就赶快走开。

由于天天都重复这些话，由于天天从早到晚都和寻常日子没有什么两样，扬松也就深信，永远不会把他绞死了，很快就把对他的审判忘得一干二净。他整天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模模糊糊地开心地梦见有许多粪堆的白雪皑皑的田野，梦见火车站上的餐厅以及更遥远、更美好的事物。狱中伙食不坏，所以很快，只不过几天工夫，他就胖了，显得多少神气些了。

“要是现在，她说不定会爱我了，”不知怎么，他想起了女主人，“现在我胖了，不比男主人差。”

他唯一感到不足的是没有酒喝。他太想喝伏特加了——喝得醉醺醺的，然后赶着马飞快地跑呀，跑呀。

那些恐怖分子被捕获的消息传到了监狱里，这回看守在回答扬松的老问题时，突然用出乎意料地粗鲁的口气回答说：

“这下快了。”

他平静而又神气活现地看了看扬松说：

“这下快了。我想，也就是个把礼拜的事。”

扬松的脸色顿时变得煞白，两只呆滞的眼睛显得浑浊不清，像是要打瞌睡。他问道：

“你是在开玩笑吧？”

“你一会儿急得要命，连等一等都不耐烦，一会儿又说这是开玩笑！我们这儿是不兴开玩笑的，你喜欢开玩笑，可我们不兴开玩笑。”看守威风凛凛地说完就走了。

这天还没等到天黑，扬松就瘦得落形了。这段时间以来，他由于发胖，连皮肤也光滑了，可这时却突然起了许许多多细小的皱纹，有些地方甚至都松垂下来。眼睛变得昏昏欲睡，行动呆板迟缓，仿佛连脑袋的转动、手指的屈伸和双腿的移动，都成了颇费踌躇的十分复杂的重大事情。夜里他躺在床上，怎么也合不上眼，那双惺忪的睡眼直到天亮还睁开着。

“啊哈！”第二天看守一见到他，就得意地说，“是吧，亲爱的，这儿可不是小酒馆。”

看守就像一个在实验中再次获得成功的学者那样，怀着愉快、满意的神情把这个定了罪的犯人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心想这下一切都上轨道了。魔鬼出了丑，受到了报应，监狱和死刑的神圣得到了恢复。于是，老看守宽容地、甚至打心里可怜他地问道：

“你是不是要跟什么人会会面？”

“干吗要会面？”

“喏，告别呗。比方说，同母亲或者兄弟什么的。”

“不该绞死我，”扬松低声说道，乜斜着眼睛瞥了看守一眼，“我不情愿给绞死。”

看守朝他看了看，默默地挥了挥手，走了。

到傍晚时，扬松的心情稍稍平静了些。这天跟寻常的日子一模一样，冬天的天空像通常一样云雾腾腾，走廊里像通常一样传来脚步声和有关公务的谈话声，酸菜汤也像通常一样发出通常的、自然的气味。于是他又不相信自己真的会被绞死。但是到了夜里，扬松却害怕起来。从前，他认为夜晚不过就是黑暗，是该上床睡觉的特殊的黑暗的时刻，可现在，他却感觉到了夜晚神秘莫测、阴森可怖的本质。要不去相信死期已近，就需要在自己周围看得到和听得见像脚步声、说话声、亮光、酸菜汤等等寻常的东西。可眼下，他觉得一切都不同寻常，这寂静，这黑暗，这一切本身不正是死亡吗？

而且，夜越深，一切越是显得可怕。扬松像个原始人或者孩子，认为什么都是可能的，所以他想大声对着太阳叫喊：“你快亮吧！”他恳请、哀告，祈求太阳出来。但黑夜还是顽固地在大地上延续它那黑沉沉的时刻，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拦住它。扬松笨拙的脑子头一次清楚地意识到了世上是有不可能的事的，这使他大为恐惧。尽管他还不敢明确地去想这一点，但他意识到了死亡已经不可避免地逼近，他的一只僵死的脚已经踏上了断头台的第一级台阶。

白天又宽慰了他，使他放下了心来，可是一到晚上他又胆战心惊起来。就这样日复一日，一直到临刑前第三天夜里，那时，他意识到并感觉到死亡已经确实不可避免，再过三天，在黎明时，在太阳即将升起之前，他的死期就要到了。

他从来不曾想过，也从来不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但是现在，他清楚地意识到、感觉到死亡已经走进他的牢房，正用两手摸索着寻找他。而他为了逃命，开始在牢房里乱跑。

但牢房是那么狭小，四个角落似乎都不是角形而是钝形的，而且一个劲儿把他往屋中央推。他没有地方可以躲藏。门紧锁着。可牢房里却亮堂堂的。他好几次用自己的身子默默地撞墙壁，有一次撞到了门上——门发出了喑哑、空洞的声音。后来他不知撞着了什么东西，一个狗吃屎跌倒在地上；顿时感到死亡把他抓住了。他趴在地上紧紧地贴着地板，拼命想把脸藏进又黑又脏的沥青地里。他吓得魂不附体，没命地号叫起来，一直叫到有人进来。人们把他拖了起来，放到床上，往他头上浇冷水，可他仍然紧紧地闭着眼睛，不敢睁开。他只消稍稍睁开一只眼，看到又空又亮的墙角落，或者空荡荡的一只靴子，又会号叫起来的。

但是冷水开始起作用了，再加上值班看守就是原来那个老头子，为了使他清醒起来，照准他脑袋敲了几下，于是活人才有的冷和疼的感觉驱走了死亡。扬松终于睁开了双眼，余下的后半夜，他头晕脑涨地沉沉睡着了。他仰面朝天，张开着嘴巴，忽高忽低地打着鼾；微微睁开的眼缝里见不到瞳孔，只露出一线眼白，活像是死人的眼睛。

打这以后，世上的一切，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不论是脚步声、谈话声还是酸菜汤，都引起他的恐怖，使他产生一种原始人式的、无可比拟的惊愕的感觉。他贫乏的思想无法把两个截然对立的概念联系起来：一方面是普普通通的明亮的大白天，是酸菜汤的气味和鲜味；另一方面是再过一天或者两天，他就得死去。他什么也不想，甚至连时间也不计算，就这么默默地惊恐地面对着这对矛盾，只觉得自己的脑子已被这对矛盾劈成了两半。他的脸色变得苍白了，但既未失去血色，也未泛起潮红，从外表上看，他好像泰然自若。只是他什么也不吃，成天睡不着觉，通宵达旦、怯生生地蜷缩着双腿，坐在一张凳子上，要不就鬼鬼祟祟地、昏头昏脑地东张张西望望，悄没声儿地在牢房里走来走去。他的嘴巴老是半张着，好像始终有什么东西使他吃惊似的；每当他要拿起一样最最普通的东西之前，总是先要呆呆地看上很久，然后才狐疑不决地伸过手去拿。

从小窗口里监视他行动的狱吏和士兵，见他这样失魂落魄，就不再去注意他了。这种情况对死囚来说是正常的，据狱吏讲（当然他本人从未有过这方面的亲身体验），一头牲口在宰杀前被人用斧背猛击前额后，也是这副昏昏沉沉的样子。

“现在他昏昏沉沉了，一直到死什么也感觉不到了，”狱吏用富有经验的目光打量着他，说道，“喂，伊凡，你听到我在叫你吗？啊，伊凡？”

“不该绞死我。”伊凡·扬松无精打采地、答非所问地应了一句，下颚随即又耷拉了下来。

“你要是不杀人，也就不会把你绞死了，”监狱长用教训的口气说——这人虽然还年轻，可是胸前却挂着勋章，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你杀了人，却又不想上绞架。”

“想杀人不偿命？真是愚蠢而又狡猾。”

“我不情愿被绞死。”扬松说。

“不情愿就不情愿呗，亲爱的，这是你的事，”监狱长冷冷地说，“我劝你还是少说蠢话，把财物处理一下的好。不管怎么说，你多少总该有点什么吧。”

“他啥也没有。只有一件衬衫加一条裤衩，再加上一顶破皮帽。就是这么个败家子！”

时间就这样过去，终于到了星期四。这天午夜十二点钟，一大帮人涌进了扬松的牢房，其中有个戴肩章的长官说道：

“喂，收拾一下吧，该上路啦。”

扬松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穿戴到身上，连那条肮脏的围巾也围上了，动作仍然是那么慢腾腾的，无精打采的。戴肩章的长官抽着烟，一边看着扬松穿衣服，一边对身旁的一个人说：

“今天多暖和呀，完全是春天啦。”

扬松仍然睡眼蒙眬，一双小眼睛怎么也睁不开，行动缓慢迟钝，一名狱吏恼火地对他喝道：

“喂，快点，还没睡醒吗！”

扬松突然站住了。

“我不情愿。”他有气无力地说。

人们抓住他的胳臂，把他架走。他耸起两个肩膀，顺从地挪动着步子。一走进院子，春天潮湿的空气立刻向他扑了过来，他鼻子下边又变得湿漉漉的了。虽然是在半夜里，冰雪却融化得更快，附近什么地方水珠正不断地滴到石头上，发出清脆欢快的响声。宪兵们弯着腰，走进没有灯照亮的囚车里，把刺刀碰得叮当作响。扬松坐在那里等他们上车，懒洋洋地用手指擦着鼻子下边滑溜溜的地方，并把没有系好的围巾拉拉好。

四我们奥勒尔省人

审讯扬松的同一个地方军事法庭的同一批法官还判处了奥勒尔省叶列茨县的农民米哈伊尔·戈卢别茨绞刑。他是个鞑靼人，绰号叫米什卡·茨冈诺克。经查明，他最近一次作案是持械抢劫，伤了三条人命，而进一步追究他过去的罪行时，却扑朔迷离，难以弄清了。有种种迹象表明他曾经参与过一系列抢劫和凶杀案，一望而知是个杀人越货、酗酒行凶的惯犯。他直截了当地、真诚地管自己叫强盗，而对那些明明也是强盗、却赶时髦称自己是“剥削者”的人，总是嗤之以鼻。他最近一次作案，铁证如山，想抵赖也是枉然，所以他痛痛快快地供认了，而且讲得详详细细，但是法庭一问到他过去的事，他就龇着牙，吹声口哨说：

“扯淡，哪有这号事！”

要是追问得紧了，茨冈诺克就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自负地说：

“我们奥勒尔省人全都是脑袋挂在裤腰带上的硬汉子，”他慢条斯理、一板一眼地说，“奥勒尔人和克罗马人是头号的窃贼；卡拉切夫人和里文人偷起东西来则使所有的贼都甘拜下风；而叶列茨人更是窃贼的祖师爷。还有什么好说的！”

大家管他叫茨冈诺克 (2)是因为他的相貌和他偷东西时的那股子灵巧劲儿。他身材瘦小，头发黑得出奇，两块鞑靼人式的高颧骨上有好几处烧伤后留下的黄疤，一双眼睛像马眼一样老是翻着白眼。他从来没有安静的时候，总好像急着要到什么地方去。他的目光也是匆匆忙忙的，但又是不知遮拦的，充满好奇心。任何一件东西，只要经过他的眼睛一扫，就好像被他抓走了点什么，失去了原形。香烟一经他的眼睛看过，就仿佛已被别人的嘴衔过似的，叫人恶心，谁都不愿拿来抽了。在这个人身上，仿佛有一种一刻也不知道安定的东西，一会儿使他像被火烫着了似的缩成一团，一会儿又使他像一捆烧着了的庄稼，摊手摊脚地向四周迸溅出火星。他口渴了的时候，真像一匹马，整桶整桶地往肚子里灌水。

每当法官询问他时，他都立刻跳起来，简短、坚决，有时甚至洋洋得意地回答说：

“是的！”

有时还加强口气说：

“是——的！”

有一次，法庭上提到另一件案子时，他出人意料地突然跳了起来，请求庭长说：

“请允许我打个呼哨！”

“这是为什么？”庭长诧异地问道。

“他们不是招供说，是我给同伙打的暗号吗？所以我打给你们看看。挺有趣的。”

庭长给他说得有点儿稀里糊涂，也就同意了。茨冈诺克立刻双手各伸出两个指头，塞进嘴巴，使劲地瞪出两只眼珠。死气沉沉的法庭大堂里立刻响起野蛮的、不折不扣强盗式的呼哨声。这一声呼哨，能使马吓得竖起耳朵，蹲下两条后腿，能使人不由得大惊失色；这一声呼哨是被害者在临死时发出的惨叫，是杀人者残忍的欢呼，是可怕的威胁，是挑衅，是凄风苦雨的秋夜的黑暗，是孤独。总之，这一切都融合在这阵非人非兽的嗥叫声中了。

庭长朝他一声断喝，挥手制止他，他顺从地中止了呼哨声。这时，他就像一名成功地唱完一曲拿手的十分难唱的咏叹调的演员那样，坐下来，一边在囚衣上擦干沾满口水的手指，一边得意洋洋地环视着周围的人。

“一副强盗相！”一个法官揉搓着耳朵说。

可是，另一个留着俄罗斯式的大胡子，而两只眼睛却和茨冈诺克一样长得像鞑靼人的法官，越过茨冈诺克的脑袋，若有所思地望着高处的什么地方，不以为然地微笑着说：

“不过，确实挺有趣。”

后来，法官们平心静气，毫不怜悯，也毫不感到良心有愧，就判了茨冈诺克死刑。

“判得好！”判决书宣读完毕后，茨冈诺克说道，“只消在旷野里搭起绞架就行了。判得好！”

说罢，就转过身来对着押解他的士兵，神气活现地说道：

“怎么样，咱们走吧，窝囊废。把手上的枪抓得牢点——当心别让我给夺走了！”

那个士兵板着脸，提心吊胆地看了他一眼。和另一个士兵使了个眼色，摸了摸枪上的扳机。另一个士兵照样摸了摸。在押送犯人回监狱的路上，这两个士兵简直不像是在步行，而好像是在腾云驾雾。因为他们全神贯注地监视着这名凶杀犯，竟没有觉得他们的脚是踩着地的，忘掉了时间，甚至忘掉了自己。

米什卡·茨冈诺克同扬松一样，在处决以前不得不再坐十七天的牢。这十七天，对他来说，快得就像一天，一晃就过去了。这是因为他脑子里一直不停地在想着怎么越狱潜逃，怎么死里求生，所以在不知不觉中，时间飞逝而去。茨冈诺克本性好动，一刻也不肯安定，现在却被禁锢在牢笼的墙壁、栅栏和什么也看不见的铁窗里边；这使得他的怒火无处发泄，只好往肚子里咽，使得他的思想好像煤块放在柴火上那样，熊熊燃烧着。他像喝醉了酒，许许多多鲜明的而又凌乱的想法搅混着，汇成一股无法抑止的旋风，在他眼前掠过，飞向同一个目标——越狱，逃生，活命！有时候，茨冈诺克一连好几个小时像一匹马那样伸长脖子，张大鼻孔地嗅，他觉得，空气里弥漫着大麻的气味、失火时浓烟的气味，以及五色的、刺鼻的焦煳味。有时候，他又像个陀螺，不停地在牢房里打转，不时用手指头迅速地抚摸和敲击墙壁，用目光打量着天花板和铁栅栏，想把它们捅穿、锯断。那个从监视孔里监视他行动的士兵，被他这种没有一刻安定的行状闹得生起无名火气，不得不好几次恫吓他说要开枪打死他；茨冈诺克毫不示弱，出言不逊地反唇相讥；事情之所以没有闹得不可收拾，只是因为这种争吵很快就演变成了庄稼汉之间常见的那种虽然满口秽语却并不伤人的谩骂，而这样对骂几句就要开枪打死人，未免过于小题大做，过于荒谬了。

夜里，茨冈诺克睡得很死，身子几乎都不动一动；但这是一种饱含活力的静止状态，就像暂时不用的一根弹簧。但只要一起身，他就东转西晃，摸这敲那，没完没了地动着脑筋。他的手总是又干又热，但他的心有时却会突然发冷，仿佛有人把一块坚冰塞进了他的胸口，使他浑身上下顿时起了鸡皮疙瘩，不停地打着战。本来皮肤就黑的茨冈诺克，这时就更黑了，还隐隐地闪出生铁的那种青灰色。而且他养成了一种稀奇古怪的习惯：仿佛是吃了过多甜得发腻的东西，不停地舔着嘴唇，吱吱地咂着嘴，把唾沫从牙齿缝里啐到地上。他没有一句话是说完的，这是因为他的想法，一个紧接着一个，实在跑得太快，舌头都跟不上了。

有一次，是在大白天，监狱长由一名士兵陪着，来到他的囚室，见到满地都是唾沫，就板起面孔训斥他说：

“瞧你多脏！”

茨冈诺克立刻反唇相讥：

“瞧你这头肥猪，把整个地球都弄脏了，我可一句也没有骂过你。你钻到这儿来干吗？”

监狱长依旧板着面孔，提出要让他当刽子手。茨冈诺克听了，咧开嘴哈哈大笑起来。

“怎么，乱套啦？太妙了！你们去判绞刑吧，哈——哈！有脖子，有绳索，可就是没有人给你们去绞。我的天哪，太妙了！”

“干了这一行，你就可以活命了。”

“哼，那还用说，我总不能死了以后再去替你绞死人啊。亏你说得出，真是一头蠢驴！”

“你到底怎么着？对你来说干什么还不都一样。”

“你们这儿绞死人怎么个绞法？八成是冷冷清清、悄悄地绞死的吧！”

“不，还奏乐呢。”监狱长奚落他说。

“我说你是头蠢驴吧。当然得奏乐。喏，奏这样的！”说罢就哼起一支悲壮的乐曲来。

“那么，亲爱的，你拿定主意了，”监狱长说，“那好，你就爽爽快快地说吧。”

茨冈诺克又龇了龇牙，说：

“瞧你急的！劳驾你再来一次，到那时我会告诉你的。”

在把茨冈诺克搞得焦头烂额的一大堆鲜明而又凌乱的想法之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想法：当个穿大红褂子的刽子手倒是挺好的。他脑中活灵活现地出现了一个人头攒动的广场，中央有一个高高的断头台，而他，茨冈诺克，穿着大红褂子，手执板斧，在断头台上来回踱着。阳光照射着人们的脑袋，日光在板斧上欢乐地跳动。一切都显得那么欢乐，那么完美，甚至连那个即将被砍头的人也都在微笑。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后边，可以看到许多马车和长长的马脸——那都是从乡下赶来的庄稼汉，而在更远处则是一片田野。

“呸！”茨冈诺克舔了舔嘴唇，又把一满口唾沫啐到地上。

突然间，仿佛有人把他头上的皮帽子一直拉到他嘴边，他顿时觉得又闷又黑，他的心又变得像一块坚冰，使他浑身打着寒战，起满鸡皮疙瘩。

监狱长又来过两次，可茨冈诺克每次都龇着牙，对他说：

“瞧你急的！劳驾你再来一次。”

末了有一天，监狱长在牢门的小窗口外，匆匆地对他大声说：

“错过良机了，你这个糊涂蛋！找到别人啦！”

“那好嘛，他妈的，你自己绞去吧！”茨冈诺克反唇相讥。从此，他再也不去想当刽子手的事了。

但是后来，离刑期越近，像风车似的在茨冈诺克脑子里乱转的各种各样的想法就越使他难以忍受。茨冈诺克已经不想再动了，他想叉开双腿，站停下来。但那股急速旋转着的思潮的激流却把他裹挟而去，而他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抓住，因为周围的一切都在飘动。现在，他连觉都睡不安稳了，总是做着各种各样的梦，梦境清晰而又沉重，像是一段段涂着各种色彩的短棒，而且转动得比他的思想还要快。这已经不是激流，而是从万丈高山上倾泻下来的瀑布，飞旋着掠过整个花花世界。被捕之前，茨冈诺克像公子哥儿一样，留着两撇小胡子，可是入狱之后，长出了又短又黑又硬的络腮胡子，使他的脸变得十分吓人，像是个疯子。有时候茨冈诺克也的确神志不清，迷迷糊糊地在牢房里乱转，但即使这样也没有忘掉常常去摸摸粗糙的泥灰墙。喝起水来，也依旧像一匹马一样。

有一天黄昏已经掌灯之后，茨冈诺克手脚着地，趴在牢房中央，像狼一样颤声号叫起来，样子十分认真，像是在干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他先吸足一口气，然后慢慢地把胸腔里的空气一点点吐出来，发出持续的发颤的号叫声，一边还眯着眼睛，仔细听着叫得怎么样。他那种颤声似乎是费过一番脑筋设计出来的；他并不是随口乱叫的，在这充满难以言说的恐怖和哀伤的像狼嚎一般的悲鸣中，每一个音符都经过精心的设计。

后来，他一下子中断了号叫，有好几分钟时间，默默地匍伏在地上。突然，他对着土地细声细气地诉说起来：

“亲爱的哥儿们……亲爱的哥儿们可怜可怜我吧……亲爱的！……哥儿们！……”

他一面这么讲着，一面也跟刚才一样侧耳倾听着。每说一个词，就听一听。

后来，他跳了起来，秽语连篇地破口大骂了整整一个小时，连口气也不喘一下。

“哼，你们这帮混蛋，他娘的，都给我滚！”他转动着两只充了血的眼睛，骂道，“要绞死就爽爽快快绞死，可别这么干……哼！你们这帮混蛋……”

看守茨冈诺克的那个士兵听得又是伤心，又是害怕，不但脸色发灰，而且流出了眼泪。他用枪口敲着牢门，束手无策地嚷道：

“我要开枪了！真的，要开枪了！听到了吧！”

但他没敢开枪，因为除非真的发生暴动，是从来都不准对死囚开枪的。茨冈诺克咬牙切齿地骂着，啐着唾沫。他的脑子堕落在生死之间的那条锋利得出奇的界线上，就像是一块风干了的泥巴，裂成了碎片。

半夜里，当有人来到牢房里准备把茨冈诺克带去处决时，他又忙碌起来，好像恢复了元气。他觉得嘴里更甜了，口水止不住越积越多，面颊却显得稍稍红润了些，眼睛里又流露出原先那种稍稍有些粗野的狡黠的神情。他一边穿衣服，一边问一名军官：

“那么是谁来绞死我？是个新手吗？当心，别毛手毛脚的。”

“这事您就不用担心了。”那个军官冷冰冰地回答说。

“怎么能不担心呢，大人，被绞死的是我，而不是您。您可别小气，请在绞索上多抹些公家的肥皂。”

“好，好，请您别说话了。”

“不然的话，你们所有的肥皂都会落进他腰包的，”茨冈诺克指了指看守说，“瞧他，红光满面的！”

“住嘴！”

“您可千万别舍不得肥皂！”

茨冈诺克哈哈大笑，但嘴里却感到更甜了；突然间，两只脚不知怎的古怪地发麻了。可是尽管如此，他走到院子里时，还是大声地吆喝道：

“孟加拉伯爵的马车过来，接我上车！”

五 “吻他一下，可别说话”

对五名恐怖分子的判决是最终判决，在宣判的当天就获得批准。虽然没有通知被告们执行死刑的日子，但他们知道，根据惯例，在当天夜间，至迟在明天夜间，他们将被绞死。后来，通知他们说，次日，也就是星期四，他们可以会见亲属。这时他们明白了，绞刑将在星期五凌晨执行。

丹尼娅·柯伐尔楚克没有近亲，有几个远亲又都在小俄罗斯 (3)的穷乡僻壤，未必会知道她受审和行将被处死的事。莫霞和维尔涅两个拒绝供出自己的真实姓名，自然也不会有什么亲属来。这么一来，只有谢尔盖·戈洛文和华西里·卡希林有亲属可以会见。但他们两人一想到这次会见就感到害怕，感到伤心，却又狠不下心来拒绝同老人们最后见一面，最后说几句话，最后亲个吻。

尤其是谢尔盖·戈洛文，对即将同父母会见更加感到痛苦。他很爱自己的父母亲，不久前他还同他们朝夕相见，可现在却为了将和他们会面而心惊肉跳。虽然不过是几分钟的事，可是怎么挨过这短短的几分钟却不堪设想，仿佛这几分钟是不属于时间和生活的范畴的。相比之下，绞刑尽管是荒诞的，可怕的，能使人吓得失去理智，可是设想被绞死时的情况，反而要轻松些，反而不那么可怕。会见时眼睛该怎么看，该想些什么和说些什么，这是人的大脑所无法想象的。要是像平常那样握手，亲吻，说一声“你好呀，父亲”，那就太不近人情，太做作了。

宣判之后，并没有像柯伐尔楚克所料想的那样，把被告们关到一起，而是把他们分别关在单人牢房里。谢尔盖·戈洛文整个上午，直到十一点钟双亲来到之前，都烦躁不安地在牢房里来回走着，愁容满面地一边摸着胡子，一边叽里咕噜地自言自语着。有时，他突然停下来，深深地吸一口气，那种气喘吁吁的样子活像是一个潜入水下过久的人。但是因为他十分健康，生命力非常旺盛，所以即使在这内心极度痛苦的时刻，血液仍在他皮肤下面欢乐地流动，使他的面颊绯红，一双蓝色的眼睛既明亮又纯洁。

但是会见时的情况却比谢尔盖原来预料的要好得多。

头一个走进接待室的是谢尔盖的父亲，退役上校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戈洛文。他浑身上下，无论面孔、胡子、头发和双手，一片雪白，活像是一个穿上了衣服的雪人。他身上还是穿着那件长礼服，虽说已经旧了，但刷得干干净净，还散发出一股汽油味，两个肩膀上佩戴着新的肩章。他走进来时腰背笔挺，脚步庄重、坚定、矫健。他向儿子伸出一只白皙而干瘦的手，声音宏亮地说：

“你好，谢尔盖！”

母亲踏着碎步，跟在父亲后面走了进来。她极不自然地笑着，但也同样握了儿子的手，同样大声地说：

“你好，谢廖任卡 (4)！”

吻了吻儿子的嘴唇，她就默默地在一旁坐了下来。出乎谢尔盖的意料，她没有扑过来抱住他大哭大叫，没有做出任何可怕的举动，而只是吻了他一下，就默默地坐了下来。她甚至还用哆哆嗦嗦的手整了整身上那件黑绸连衣裙。

谢尔盖全然不知道，昨天晚上，上校曾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宵苦苦地思考着明天会见儿子时举止应该怎样。“在我们儿子生命的最后几分钟，我们应当去减少而不应当增加他的痛苦。”上校决定说。他对明天见到儿子时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举动都作了仔细的斟酌。但有时又搞混了，忘了事先想好的话，于是就倒在漆布面的长沙发里伤心地哭泣起来。可第二天一清早，他还是有条不紊地关照老伴，会见时应该怎样处置自己。

“最要紧的，是吻他一下，可别说话，”他叮嘱老伴说，“当然，过一会儿之后，还是可以说话的，但是在吻他的时候，可别作声。不要刚吻完就说话，明白吗？——否则你一定会说出不得体的话的。”

“我明白，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母亲啜泣着回答说。

“而且，你不要哭。千万不要哭！要是你哭的话，那可会伤透他的心、要他的命的，老太婆。”

“可你自己干吗哭呀？”

“我这是在跟你相对而哭！不可以哭，听见了吗？”

“好的，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

他本想在马车上再叮嘱老伴一次，结果却忘了说。他们，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蜷缩着身子，默默地想着心事。而整个城市因为正好在过谢肉节 (5)，都一片欢乐，街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此刻他们坐在接待室里。上校把右手插在长礼服的前襟里，像是要讲话。谢尔盖坐下来后，目光落到离得很近的母亲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马上跳起身来。

“坐下吧，谢廖任卡。”母亲恳求说。

“坐下，谢尔盖！”父亲支持老伴说。

大家都默不作声。母亲不自然地微笑着：

“谢廖任卡，我们到处奔走，想营救你。”

“那是白忙，好妈妈……”

上校坚决地说：

“我们应当这样做，谢尔盖，好使得你别以为父母亲狠心撇下你不管。”

又是一阵沉默。三个人都害怕说话，仿佛不管什么话一到嘴边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变作了死亡的意思了。谢尔盖朝父亲穿的那件刷得干干净净的散发出汽油味的长礼服瞥了一眼，心想：“现在他没有勤务兵了，这衣服准是他自己刷的。我以前怎么没有注意，他是什么时候刷衣服的？大概是在早上刷的。”突然，他开口问道：

“妹妹怎么样？身体好吗？”

“尼诺奇卡什么也不知道。”母亲赶忙回答说。

但上校立刻严厉地制止了她：

“干吗撒谎？小姑娘在报上全都看到了。该让谢尔盖知道，大家……他所有的亲属……在这种时候……都在想……”

说到这里，他再也说不下去了。这时母亲的脸突然皱了起来，拉得长长的，哆嗦个不停，而且霎时间就湿漉漉的，变得难以相认了。她那双失神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呼吸越来越快，越来越迫促，越来越响。

“谢……谢廖……谢……谢……”她一个劲儿地重复着这个字，嘴唇已不会翕动，“谢……”

“好妈妈！”

上校朝前走了一步，他浑身上下，包括长礼服的每一道褶襞、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在颤抖。他并不知道他那像死人一般惨白的脸色和绝望地强作镇定的样子，看上去是多么吓人。他对老伴说：

“住嘴！别折磨他！别折磨！别折磨！他都要死了！别折磨他了！”

她已经吓得不再作声了，可他还在轻轻地挥动紧握在胸前的拳头，关照她说：

“别折磨他了！”

然后退回一步，把一只颤抖的手插进长礼服的前襟，竭力装出镇静的样子，两片惨白的嘴唇一张一阖地大声问道：

“什么时候？”

“明天早晨。”谢尔盖那两片同样惨白的嘴唇一张一阖地回答说。

母亲努着嘴唇，眼睛望着他，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后来，她继续努着嘴唇，仿佛脱口而出地说出了下面这句简单而又突兀的话：

“谢廖任卡，尼诺奇卡要我代她吻你一下。”

“你也代我吻她。”谢尔盖说。

“好的。还有赫沃斯托夫一家都问你好。”

“哪一个赫沃斯托夫？啊，对啦！”

上校打断他们说：

“好啦，该走了。起来吧，母亲，该走了。”

父子俩扶着瘫软无力的母亲站起来。

“告别吧！”上校吩咐说，“画个十字给儿子祝福。”

她照吩咐她的那样办了。但是，在画十字和短促地吻儿子的同时，她不停地摇着头，语无伦次地嘟哝说：

“不，不该这样。不，不该这样。不，不。叫我今后怎么办？叫我怎么说？不，不该这样。”

“别了，谢尔盖！”父亲说。

父子俩握了握手，然后用力地但是短促地互相吻了吻。

“你……”谢尔盖开口说。

“什么事？”父亲语不成句地问。

“不，不该这样。不，不。叫我怎么说呢？”母亲摇着头，反复地说道。她已经又坐了下来，全身都在摇晃。

“你……”谢尔盖又开口说。

突然，他像孩子那样，可怜巴巴地皱起了眉头，眼睛里一下子噙满了泪水。他透过挂在眼眶上的泪珠，看到近处父亲惨白的脸上也已泪水盈眶。

“父亲，你是个高尚的人。”

“你说这干吗！你说这干吗！”上校惊诧地说。

猛然间，他像瘫下来似的，一头伏在儿子的肩膀上。原先，他个子比谢尔盖要高，可现在却变得矮小了，他的乱蓬蓬的枯干的脑袋像一个白色的圆球，靠在儿子的肩膀上。于是，两人默默地互相吻起来：谢尔盖吻着他乱蓬蓬的白发，而他呢——吻着儿子的囚衣。

“可我呢？”一个响亮的声音突然说。

他俩转过头去一瞧，原来是母亲。她挺着脖子站在那儿，露出一副气呼呼的，几乎是憎恨的神情。

“你怎么啦，母亲？”上校大声地问。

“可我呢？”她失魂落魄似的摇着头说，“你们倒好，一个劲儿地亲吻，可我呢？你们还是男子汉呢，对吗？可我呢？我呢？”

“好妈妈！”谢尔盖转身扑到她的怀抱里。

这时的情景，实在难以形容，也无须形容了！

临了，上校说道：

“我祝你冥福，谢廖沙。要视死如归，像个军官的样子。”

接着他们就走了。终于还是走了。刚才他们还在这里，站着，说说话——可是突然间走了。母亲就坐在这个地方，而父亲则站在那个地方——可突然间都走了。谢尔盖回到牢房里，躺到床上，面朝着墙壁，以免狱卒看到他在哭。他哭了好久。后来，哭累了，就沉沉地睡着了。

来看华西里·卡希林的，只有母亲一个人。他父亲是个巨商，不愿意来。华西里看到老母亲后，在屋里来回地踱着步；尽管天气暖和，甚至挺热，他却冷得不停地打着寒战。母子俩的谈话简短而又令人难受。

“妈妈，其实您用不着来。这反而使我们俩都更加痛苦。”

“华西亚，我的天啊，你干吗要干出这种事！干吗！”

老太婆失声大哭起来，不时用黑色羊毛头巾的一角擦着眼泪。华西里和几个兄弟都有对无知无识的母亲嚷嚷的习惯。这时，他停住脚步，打着寒战，气冲冲地对她嚷道：

“不是叫我说着了吗！我早就料到你会讲出这种话来！你呀，妈妈，啥也不懂！不懂！”

“好，好，不懂就不懂。你这是怎么啦——冷吗？”

“是的……”华西里没好气地说。他又开始踱起步来，同时生气地睥睨着母亲。

“是不是感冒啦？”

“哎呀，妈妈，还谈什么感冒，都已经要……”

他举起一只手绝望地挥了一下。老太婆本想说“可我们那老头子礼拜一就关照我给他做春饼 (6)吃”，但她看到儿子的样子，吓得连忙改口，哭诉着说：

“我跟他讲：终究是自己的儿子嘛，去看看他、宽恕他吧。可是，他说啥也不肯来，这倔老头！……”

“哼，见他的鬼去吧！他算我的什么父亲！他过去是坏蛋，现在仍然是坏蛋！”

“华西亚，你这可是骂自己的父亲啊！”老太婆直起身子来责备说。

“是骂父亲。”

“是亲生父亲啊！”

“他算我的什么亲生父亲！”

真是荒唐得不近人情。眼看就要被绞死了，可还在为一些芝麻绿豆大的无聊事情争吵；说话都不是好声好气的，就像是脚踩着空的核桃壳那样，噼哩啪啦乱响。由于伤心，由于一生都和自己的亲属互不理解，好像隔着一堵墙那样，华西里差点要哭出来。现在，在临死前的最后时刻，他粗鲁地瞪出两只傻乎乎的眼睛，冲着母亲嚷道：

“您难道不懂吗，我就要被绞死啦！要被绞死！您懂不懂？要被绞死！”

“要是你不去惹人家，就不会把你……”老太婆也大声嚷道。

“天哪！这是什么话！连禽兽也不如。我还是您的儿子不是？”

他失声哭了，在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老太婆坐在另一个角落里，也哭了起来。但是母子俩的感情不曾有一刻交融在一起，也未能有一刻排解他对死亡的恐怖。这是孤独的、冷冰冰的、不能温暖人心的泪水。母亲说：

“你倒说说，我到底是你的母亲不是，你还埋怨我。可我这些日子来头发全都急白了，完全成了老太婆。而你却还这么说，还埋怨我！”

“好了，好了，妈妈。原谅我吧。您该走了。替我吻吻哥哥和弟弟。”

“难道我不是你的母亲？难道我不难过？”

母亲终于走了。她一边走一边哭，哭得十分伤心，不停地用头巾擦着眼泪。泪水蒙住了眼睛，连路都看不清了。离开监牢越远，她哭得越是伤心。她又回头往监牢走去，结果竟在她土生土长、生活至老的城市里迷了路。她无意中闯进了一个荒凉破败、只有几棵老树的小公园，在一条正在融雪的湿漉漉的长凳上坐了下来。坐着坐着，她突然意识到：明天她的儿子将要被绞死。

老太婆跳起身来，想跑，可是一阵头晕，她跌倒在地上了。公园的小径上结了冰，又湿又滑，老太婆怎么也爬不起来，她用胳膊肘支起身子，双膝跪了起来，可是身子一滑，又向一边倒了下去。黑头巾从头上滑了下来，沾满污泥的白发中露出已经秃了的后脑勺。不知怎的，她觉得自己正在参加婚宴：是在给儿子娶媳妇，她在喝酒，而且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

“我不能再喝了。真的，不能再喝了！”她摇着头，推辞着说。她在冰凌上爬呀爬呀，但大家却只管没完没了地给她斟酒，斟酒。

由于酒后的欢笑，由于那么多美味的佳肴，由于狂歌乱舞，她的心都发疼了。可大家还是一个劲儿地给她斟酒，没完没了地给她斟酒。

六流光飞逝

五名已判处极刑的恐怖分子被关押在一座堡垒里，堡垒的钟楼上有一座自鸣钟。每隔一小时、半小时和一刻钟，一阵悠长、凄凉的钟声就响起，然后缓缓地消失在半空之中，就像是远处传来的候鸟的悲鸣。白天，这古怪而悲凉的乐声淹没在城市的喧嚣之中，淹没在堡垒附近大路上摩肩接踵的人潮中。其中有叮当的电车声，有得得的马蹄声，有隔得老远就急于鸣笛的颠颠晃晃的汽车声，有从四郊专门进城来赶谢肉节的农民的马车声，他们的小种马的马脖子上都挂着铃铛，叮叮当当的铃声充斥了整个城市，喧闹的人语声，是开开心心过谢肉节的人们喝得醉醺醺地纵声谈笑着。连在早春的阳光下正在融化的冰雪、人行道上的一摊摊积水，以及街心公园里突然返青的树木，也都在你一句我一句地唱着歌。海上吹来阵阵湿润暖和的春风，使人觉得仿佛凭肉眼就可以看到，一小团一小团清新的气团欢笑着，相亲相爱地向无边的自由的远方飘去。

夜里，街上沉静了，只有大支光的电灯射出孤寂明亮的光。可是那座墙壁平直的巨大堡垒却阴森森的，连一点灯火都没有，一点声音都没有。它沉默、凝重、静止、昏暗，和生气勃勃、运动不息的城市完全是两个天地。只有这时候，古老的自鸣钟报时的钟声才清晰可闻，才能听见那同尘世格格不入的古怪的旋律怎样缓慢、哀伤地产生并消失在半空之中。过了一会儿，好像是回声一样，这旋律重新哀婉地鸣响起来，响一会儿又中断了，然后又响起来，就像是大滴大滴透明的玻璃珠从高处撒落到有时间标记的金属刻度盘上，就像是一阵阵划空而过的候鸟的啼鸣。

关在单身牢房里的囚徒，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所能听到的就只有这一种响声。这响声穿过屋顶和厚厚的石墙，进入牢房，打破了牢房里的寂静，接着又悄无踪影地离去，以便此后同样悄无踪影地再来。有时囚徒们根本忘了这响声，以致充耳不闻，而有时又受不了牢房里的寂静，焦急地等待着这响声，仿佛听不到就活不下去了。这座监狱是专门用来关押要犯的，所以其中的狱规就像堡垒的墙角那样，生硬、死板和严酷。如果说在残酷之中还有一丝宽容的话，那就是像死一般庄严的、无边的寂静，静得连衣衫的窸窣声和轻微的呼吸声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他们五个与生气蓬勃的外界隔绝的人——两女三男，就是在这片庄严的寂静中，一边听着象征流光飞逝的悲凉的钟声，一边等待着黑夜、黎明和刑期的到来。他们每个人都按照各自的方式准备受刑。

七死亡是没有的

丹尼娅·柯伐尔楚克一生都只关心别人，从不想着自己。即使现在也是这样，她牵肠挂肚地惦念着别人，为别人感到难过，为别人感到痛苦。她只是想象着，死亡对即将去死的谢尔盖·戈洛文和莫霞等其他人来说是一桩多么痛苦的事，至于她自己，仿佛同死亡毫无关系似的。

在法庭上，她不得不表现得十分坚定，为补偿起见，回到牢房后，她一连哭了好几个小时。只有饱尝忧患的老妇人或者非常善良、非常富有同情心的少女才会这样哭泣。她料想谢尔盖可能没有烟抽，维尔涅可能喝不到他所喜爱的浓茶，而这偏偏又是在他们即将去死的时候，这使她感到痛苦，其程度不亚于想到他们就要被绞死。死刑——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甚至可以说是身外之事，根本不值得去想了；可是一个人如果关在监牢里，而且眼看就要被处死，却没有烟抽，这可真是难以忍受。她历历在目地回忆着他们共同生活时的种种亲密无间的细节，不由得想象着谢尔盖同父母见面的情景，觉得这件事实在太可怕了。

她特别怜惜莫霞。她早就感觉到莫霞爱上了维尔涅，尽管实际上并非如此，可她还是指望他们俩幸福美满。莫霞被捕前手上戴着枚银戒指，戒指上刻着一个骷髅，下面交叉着两根骨头，周围是一个荆冠 (7)。丹尼娅·柯伐尔楚克每次看到这枚戒指都感到揪心，因为它象征着必然的牺牲。她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央求莫霞别戴它。

“把戒指送给我吧。”她请求说。

“不，亲爱的丹尼娅，我不送给你。你手指头上很快就会戴上另一种戒指的。”

不知为什么，大家都认为她一定就要出嫁了。这使她感到生气，因为她什么样的丈夫也不想要。她回想起自己同莫霞的半开玩笑的谈话，想到莫霞现在真的要牺牲了，一种母性的怜悯油然而生，不觉失声痛哭起来。每当钟声一响，她就仰起布满泪痕的脸，仔细地听着，心里在想关在别的牢房里的人不知怎样接受这死亡的沉重的、固执的召唤。

可莫霞这时候却感到很幸福。

她穿着肥大的囚衣，看上去像个男人，像个穿着别人衣衫的半大小子。她反剪着手，不知疲倦地在牢房里踱着方步。囚衣的袖子太长，她把袖子卷了起来；她那双纤细瘦小得像孩子般的手，露在宽大的袖筒外面，就像是插在肮脏、粗糙的瓦罐里的花朵。又粗又硬的囚衣，摩擦得莫霞细嫩洁白的脖子生痛，她有时就举起双手来把领口拉拉开，用手指轻轻地抚摸着皮肤上红肿发痒的地方。

莫霞踱过来又踱过去，在想象中向人们表白自己的心迹，激动得涨红了脸。她要表白的是，她只不过是个渺小的年轻姑娘，贡献很小，压根不是什么英雄，配不上这种光荣美好的死；在她之前，只有真正的英雄和殉难者才有资格这样死。她坚信人们是善良的，富有同情心的，充满了爱，所以她认为现在人们都在为她而激动不安，为她感到痛苦、难过、惋惜，于是她惭愧得脸都红了。在她看来，自己死于绞刑架上是愧不敢当的。

所以在最后一次同自己的辩护人会面时，她请求他给找点毒药来。但是话出口后，她忽然想到：如果其他人认为她这样做是想卖弄自己或者是出于怯懦，岂不弄巧成拙？自己本想谦逊地、不引人注目地死去，结果却引起轰动，那可怎么办？于是，她赶忙改正说：

“不，其实，用不着了。”

此刻，她想做的只有一件事：用真相向人们证明，向人们讲清楚，她不是英雄，死一点儿也不可怕，大家用不着为她操心，也不必怜悯她。此外，还得向人们解释清楚，像她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年轻姑娘竟然享受这样的死，并且为她掀起了这么大的轰动，责任不在于她，并非她要贪天之功。

作为一个实际上被控犯有死罪的人，莫霞自然也曾竭力想找出什么理由来证明自己无愧于这样的死，来提高自己牺牲的意义，使之具有真正的价值。她想道：

“当然，像我这样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还可以活很久。但是……”

然而，她的青春和生活的历程同那理应照亮她平淡的头脑的伟大的、光辉灿烂的一切相比，就像旭日下的烛光，显得暗淡而又平庸了。她找不出可以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份光荣的理由。

不过，她心灵所特有的那种气质：无限的爱，要建立功勋的无限决心，以及无限的自我献身精神，也许是一种理由呢？要知道，她未能做到她想做而且可能做到的一切，就被人家杀死在庙堂门口的祭坛脚下，咎不在她。

要是评价一个人，不仅仅根据他已经做了些什么，还看他想做些什么的话，那么……那么，这顶殉难者的荆冠她是受之无愧的。

“真是这样吗？”她羞涩地想，“难道说我真是受之无愧吗？真值得大家为我这么一个平平庸庸的渺小的姑娘激动和哭泣吗？”

她浑身充满说不出的喜悦。她已被毫不犹豫地接纳入天国的怀抱，理所当然地属于自古以来从火刑、酷刑和死刑中升入天国的光辉人物之列。在她面前出现了一个平和宁静的世界，出现了无涯无际的熠熠生光的幸福。她感到自己仿佛已经脱去皮囊，离开尘世，升腾到了神秘的真理和生命的太阳旁边，在它的光华中翱翔。

“这——就是死。那死有什么大不了的？”莫霞怡然自得地想道。

这时候，如果全世界的学者、哲学家和刽子手都汇集到她的牢房里来，把文献、解剖刀、板斧和绞索摆在她面前，向她证明，死亡是存在的，一个人不是自己死去就是被人杀死，不死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们的话准会使她感到吃惊。既然她现在明明没有死，怎么还会死呢？既然她现在虽死犹生、死犹如生，还有什么必要再谈什么死与不死呢？

要是这时候人家把盛着她正在腐烂的尸体的棺材，抬到她牢房里，弄得屋里臭气熏天，并对她说：

“瞧！这就是你！”

她看了一眼后，准会回答说：

“不，这不是我。”

要是人家打开棺材，让她看清腐尸的样子，向她证明这就是她——就是她！莫霞准会微笑着回答：

“不。是你们认为这是我，但这不是我。我是同你们正在谈话的那个人，这怎么可能是我呢？”

“但你就要死了，就要变成这个样子了。”

“不，我不会死的。”

“人家要把你绞死。看，绞索就在这里。”

“他们要绞死我，可我不会死。既然我现在就已经不死了，怎么还会死呢？”

于是，学者、哲学家和刽子手们认输了。他们一边退出去，一边颤颤抖抖地说：

“别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神圣的。”

莫霞还想了些什么呢？她想得很多，因为死亡还没有割断她的生命之线，那线还在平稳、宁静地盘绕着。她想到同志们，既想到远方那些为他们要被处死而感到痛苦和伤心的同志，也想到附近那些将同她一起走上断头台的同志。华西里的表现使她感到吃惊：他干吗那么害怕，他平时一向很勇敢，甚至还拿死亡开玩笑呢。就拿星期二早晨的事来说吧：同志们同华西里一起把爆破弹捆在各自的腰上时，尽管过不了几个小时，这些爆破弹就会连他们自己一齐炸死，甚至连丹尼娅·柯伐尔楚克都激动得双手发抖，只好让她退到一旁去，可华西里却还一个劲儿地开玩笑，东转西晃地做鬼脸，装怪相。那种满不在乎的样子使得维尔涅不得不严肃地对他说：

“可别拿死亡当儿戏！”

为什么现在他害怕起来了呢？但是，这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心理，对莫霞来说太格格不入了。所以她很快就不再去想他，不再去探究他害怕的原因了。突然她非常想见到谢尔盖·戈洛文，同他一块儿谈笑一番。她尤其渴望见到维尔涅，好在某一件事情上说服他。于是她想象着她和维尔涅并肩行走的情景。维尔涅迈着均匀、稳健的步伐，每走一步，鞋都踩进泥地里，莫霞对他说：

“不，维尔涅，亲爱的。你行刺成功了还是没有成功，这只是小事，不值得一提。你是个聪明人，可是你却把这件事当作下棋：吃掉一个重要的棋子，再吃掉一个就赢了。然而在这件事上，维尔涅，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决心去死。你明白吗？你要知道那些老爷们都在想些什么，他们认为没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事了。死亡这个名堂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可是他们自己却怕死，还用死来吓唬我们。我甚至想这样做：我单枪匹马站到一团士兵面前，举着勃朗宁手枪朝他们开火。我只是一个人，而他们都有上千人，哪怕我连一个士兵也没打死，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有上千人。上千的人来打死一个人，那就是说，这一个人是胜利者。这是真理，维尔涅，亲爱的。”

但是这个观点也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她不想再进一步加以论证，何况现在维尔涅自己想必也醒悟了。不过，也可能只因为她的思想不愿停留在一件事情上。她就像一只轻盈的飞鸟，广袤无垠的大地尽收眼底，并可以穷尽亲切温柔的蓝天的整个空间、整个深度和全部欢乐。自鸣钟不断地鸣响着，划破了冷落的寂静。她的千思万绪仿佛同这和谐、悠长、美好的声音融合到一起，也开始发出铮铮的音响；连她头脑里缓缓浮动的形象也变成了一部乐曲。莫霞觉得自己仿佛在万籁俱寂的黑夜里，乘着一辆马车，正沿着宽阔平坦的大道向什么地方驶去，座垫上柔软的弹簧微微摇晃着，马脖子上的铃铛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所有的焦虑和不安都烟消云散了，整个倦怠的身子已融化在黑暗之中，懒洋洋的、愉快的头脑里平静地创造出一系列鲜明的形象；她完全陶醉在这些形象的色彩和安详静穆的神态中了。莫霞回想起不久前被绞死的三位同志，他们的脸色明朗、欢乐、亲切，甚至比活着的时候更亲切，就像一个人在早上高兴地想象着晚上他将怎样到朋友家里去，怎样笑眯眯地跨进门去，一迭声地向主人问好。

莫霞已经走得很累了。她小心地躺到床上，微微闭上眼睛，继续幻想着。自鸣钟不断地鸣响着，划破了冷落的寂静；而在这声波之中，一个欢乐地唱着歌的形象正在静静地浮动。莫霞想：

“难道这就是死吗？我的天，死是多么地美好！也许，这是生吧？我不知道，不知道。且看看、听听再说。”

已经很久了，从入狱的头几天起，她就开始幻听。她的耳朵本来对音乐很敏感，因为寂静，就变得更敏锐了。她在寂静的背景上，运用现实生活中最细微的声音——走廊里哨兵的脚步声，自鸣钟的响声，风吹过铁皮屋顶的沙沙声，路灯的摇曳声——创作着一篇篇完整的乐章。起初，莫霞听到这些声响好不害怕，当成是自己病态的幻觉，竭力想摆脱它们。后来，她知道自己很健康，什么病也没有，就把整个身心都倾注到这些声响上去了。

这会儿，她突然非常清晰地听到了军乐声。她惊讶地睁开双眼，抬起头，窗外依然是黑夜，只有那座自鸣钟在鸣响。“原来，又是钟响！”她宽心地想道，又阖上了双眼。可是刚阖上眼，军乐声又响了起来。她非常清楚地听到有整整一团士兵从大楼右边的墙角处走出来，正打窗下走过去。许许多多脚按着“一——二！一——二！”的口令声，均匀地有节奏地踩在上了冻的地面上，甚至还听到了皮靴的吱吱声，突然谁的脚滑了一下，随即又跟上了一致的步调。军乐声越来越近：那是一首她从未听到过的非常响亮、非常雄壮的欢庆节日的进行曲。看样子，堡垒里正在庆祝什么节日。

听！军乐队走到窗下了，整个牢房响彻欢乐的、节奏明快的、和谐而又纷乱的军乐声。一个大铜号分明走了调，忽而太快，忽而又太慢，显得滑稽可笑；莫霞仿佛看到了那个吹铜号的可怜士兵拼命想吹好的模样，不觉笑了起来。

士兵和军乐队渐渐走远了。“一——二！一——二！”的口令声渐渐消逝。远远听起来，更觉得军乐声优美、欢乐。大铜号又响亮而滑稽地响了一两声后，整个乐声都听不见了。接着钟楼上又传出悠长、哀伤的钟声，微微划破了一点寂静。

“都走了！”莫霞怀着淡淡的哀愁想道。她舍不得那欢乐的滑稽可笑的乐声消失，甚至舍不得那些士兵离去，这些卖力地吹着铜号、靴子吱吱发响的人，完全不同于她想用勃朗宁手枪打死的士兵，是另外一种人。

“啊，回来吧！”她温柔地请求说。他们果真回来了，向她俯下身子，用透明的云霞，团团围绕着她，把她高高地托起，托向鸟在飞翔、啼鸣的高空，那些候鸟就像是承宣使者。它们在她的上下左右像承宣使者那样啼鸣。它们的啼鸣，既是在召唤，又是在向远处宣告她的飞临。它们挥动着翅膀，黑暗如同光明一样，凌空托住了它们；在它们划破空气朝前飞去的饱满的胸脯上，用蔚蓝色的光辉映出了地面上的城市。莫霞的心跳动得越来越均匀，她的呼吸也越来越平静。她睡着了。脸显得疲倦而苍白，眼睛四周围着黑圈，她少女的手是那么娇嫩、纤瘦，嘴上挂着一丝微笑。明天，当太阳行将升起的时候，这张人的脸就将变成丑陋的非人的脸，她的脑子就将充满浓稠的黑血，她的眼睛就将像玻璃一般暗淡无神，眼球就将从眼眶里突出来。但是，今天，她却在伟大的永生中，面带笑容，安详地睡着。

莫霞睡熟了。

而监狱却有它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毫无生气而又充满警觉，盲目而又机敏，它本身就是永恒的惊恐。有的地方有人在走动。有的地方有人在悄悄地说话。有的地方有人咔嚓一声扳开枪机。好像听到有人在呼喊。但也许谁也没有呼喊——只不过是寂静引起的幻听而已。

瞧，门上的小窗户不声不响地打开了，暗洞洞的窗口出现一张胡子拉碴的、黑黝黝的脸。那人眼睛睁得大大的，惊奇地望了莫霞好一阵子，然后同出现时一样，不声不响地消失了。

报时的钟声当当地敲响着，声音悠长、缓慢，使人听了伤心、难受。仿佛这疲乏的钟声正在深更半夜里向高山上爬去，越爬越艰难，越爬越吃力。突然钟声断了，呻吟着飞快地向山下滑去，终于重又痛苦地爬回到那漆黑的顶楼里。

有的地方有人在走动。有的地方有人在悄悄说话。人们已经在把马套到没有张灯的黑魆魆的马车上去了。

八既是死、也是生

谢尔盖·戈洛文从来不曾想到过死，对他来说，死亡是旁人的事，同他全然无关。他健康、结实，是一个愉快的小伙子，生性平和、宁静，充满朝气；任何有害的、不好的思想或感情，在这种朝气下，都会立刻烟消云散。在他身上，任何伤口——不论是割破的、刺破的或者磕破的——很快就愈合；同样，每逢有什么使他伤心难过的事，也都摆在脸上，转眼就释然了。他不论做什么事，包括消遣、娱乐在内，像照相啦，骑自行车啦，或者准备暗杀啦，都同样不慌不忙、兴致勃勃地认真去完成。因为对他来说，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有趣的、重要的，因此不论干什么都应该干好。

他也确实干什么都在行。论划船，他技术高超；论射击，他是个神枪手；对爱情和友谊，他忠贞不渝；对别人的“保证”，他无不信以为真。伙伴们都笑话他，说假如有哪一个密探、奸细乃至尽人皆知的间谍，只要向他“保证”自己不是那号人，谢尔盖也会信以为真，立刻向对方伸出同志般的手去。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自以为歌唱得很好。其实他连一点音乐听觉都没有，就连唱革命歌曲也走调，唱得难听得要命。可谁要是笑话他，他就感到委屈。

“要么你们全是笨驴，要么我是头笨驴。”他认真地抱怨说。大家同样认真地想了想，说：

“你是头笨驴，听嗓子就知道。”

人们往往会因为好人的一个缺点而更喜欢那个好人，他的这个缺点也是这样，甚至比他的优点更招人喜欢。

他既然不害怕死，所以也就从来不去想死的事。就拿那个倒霉的早晨来说吧，在离开丹尼娅·柯伐尔楚克的家之前，只有他一个人胃口很好地吃了早餐：喝了两大杯兑了一半牛奶的浓茶，吃了一整只五戈比一只的白面包。然后他忧郁地看了一眼维尔涅完全没有动过的面包，说道：

“你干吗不吃？吃吧，吃饱了才有力气。”

“不想吃。”

“那我就吃了。行吗？”

“嗨，谢尔盖，你胃口可真大。”

谢尔盖二话没说，就把面包鼓鼓囊囊地塞满了一嘴巴，然后声音含混不清地、不入调地唱了起来：

仇恨的旋风在我们的头上呼啸……

刚被捕时，谢尔盖感到很苦闷，因为事情没有办好，失败了，但后来想到“现在有另一件事需要办好，那就是死”，于是他又开心起来。说来也真稀奇，打关进堡垒的第二个早晨起，他就做起体操来；这套体操是一个名叫缪勒 (8)的德国人设计出来的，编排十分合理，谢尔盖很喜欢这套体操。他脱光衣服，认认真真地做完规定的全部十八节体操动作。这使狱卒大为惊异。作为缪勒体操的一个宣传者，谢尔盖见到自己引起了狱卒的注意和惊讶，心里不免感到高兴。所以，虽然明明知道狱卒不会搭理，还是对那只贴在窗口的眼睛说道：

“老兄，这操可好哩，能使身体壮实。你们团里也该推广这玩意儿。”他相信那士兵一定把他当成了疯子，所以就用特别温和的口气大声相劝，免得吓着对方。

谢尔盖对死亡的恐惧是渐渐阵发性地产生的，仿佛有人抓住了他的心脏，用拳头从下面使劲儿地把他的心往上打。他感到恐惧，但更感到疼痛。过了一阵，这种感觉消失了，可是几个钟头后又来了。一次比一次更强烈，延续的时间也更长。就这样，他开始模模糊糊地感到了某种巨大的，甚至是不堪忍受的恐惧。

“难道说我害怕了？”他惊讶地想，“这可太愚蠢了！”

害怕的不是他，而是他的躯体。他那结实、有力、充满青春朝气的躯体，是无论用德国人缪勒的那套体操还是用冷水擦身都瞒不过去的。擦洗过冷水后，这躯体愈加结实，愈加朝气蓬勃，一阵阵的恐惧也就愈加强烈，愈加难以忍受。在被捕前，每天早晨一觉醒来，做完体操后，他总是觉得特别乐观，精力特别旺盛。可是现在早晨醒来后，他所感觉到的却是这种同他本性格格不入的、剧烈的恐惧。他觉察到了这一点，心里想：

“你真蠢，谢尔盖老兄。为了使这躯体死得轻松点儿，你不应该增强它，而应该削弱它。多愚蠢哪！”

于是，他放弃了做体操，放弃了冷水擦身。为了表白自己，他对那狱卒大声解释道：

“你别看我不再做操了，老兄，这操可是个好玩意儿。只是对要被绞死的人不合适，对其他人是很好的。”

这么一来，他果然觉得似乎轻松了些。为了进一步削弱身体，他还力图减少饭量。但是，真要减少饭量，可不那么容易，别看牢房里缺乏新鲜空气，而且他也不再做体操，可胃口却还是好得很；送来的东西他总是吃得精光。于是，他只好另想别法来制服胃口：索性在张口吃饭以前，先把一半的热菜倒在便桶里。这样还真管事：他从此终日昏昏沉沉，老是想睡。

“哼，我让你尝尝我的厉害！”他威吓自己的身体说，同时却忧郁而温柔地用一只手抚摸着消瘦下去的松软了的肌肉。

可是，身体很快地对此习惯了。然而同时，对死亡的恐惧又重新出现了——不错，这种恐惧没有原先那么剧烈，不像原先那样火燎似的难以忍受，但是却更使他厌烦，产生一种近乎要呕吐的感觉。“这是因为时间拖得太长久的缘故，”谢尔盖想，“要是受刑以前能够一直睡着就好了。”于是，他想方设法尽量使自己睡得长久些。起初效果还不错，后来或许是因为睡得太多，或许是因为别的原因，开始失眠了。由于失眠，他想得就更多，更加留恋起生活来。

“这魔鬼，难道我怕它？”他这里指的是死，“我这是舍不得生命。不管那些悲观主义者怎么说，生命——毕竟是极其美妙的。如果把悲观主义者送去受绞刑，他们会怎么样？啊，我舍不得生命，实在舍不得。我怎么会长出大胡子来的？以前一直没有长，没有长，可现在却一下子长出了一脸的大胡子。怎么会的呢？”

他精神忧郁地摇了摇头，一连长叹了好几声。接着是沉默，然后又更加沉重地长叹了一声。

他就这样唉声叹气着一直到出庭受审，一直到同老人们最后一次可怕的会见。他在牢房里一觉醒来，清楚地意识到生命已经告终，再枯等几个钟头就要死了。这时，他不知怎的，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有人把他剥得精光——不但剥光了衣服，而且还剥夺了他的阳光、空气、喧闹、光明乃至他的举止和语言。他还没有死，可已经没有生命了。有的是某种陌生的，难以理解得使人诧异的东西，这种东西既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也不能说有意义。总之，它的意义是深奥的、神秘的、非人的——根本无法弄明白。

“呸，活见鬼！”谢尔盖痛苦而惊奇地想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这是在什么地方？我……我成了什么样子？”

他饶有兴味地仔细打量着自己，从脚上那双粗大的囚鞋看起，一直看到把囚衣鼓鼓囊囊撑了起来的肚子。后来他张开双臂，一边在牢房里走，一边继续打量着自己——就像穿了件太长的新衣的女人那样。他由于不停地转动脑袋，不觉天旋地转起来。这个人就是他谢尔盖·戈洛文，而且这个人就将不再存在了，不知为什么，这使他感到有点恐怖。

总之，一切在他来说都变得奇怪了。

他试着在牢房里走动走动——他觉得奇怪，自己怎么会走的。他试着坐下——也觉得奇怪，自己怎么会坐下的。他试着喝水——又觉得奇怪，自己怎么会喝水的，怎么会把水从喉咙里咽下去的，怎么会拿着茶缸的，怎么会有手指头的，而且手指头还在哆嗦。他呛着了，咳嗽起来；于是一边咳一边想：“多奇怪呀，我怎么会咳嗽的。”

“我这是怎么啦，疯了还是怎么的！”谢尔盖想道，身子都凉了半截，“这不是雪上加霜吗，真是该死！”

他伸出一只手揩了揩前额，但是连这个动作他也感到奇怪。于是他屏息静气，自己觉得至少有好几个钟头一动也不动，什么也不想，什么动作也不做，连大气也不喘一口，因为任何念头都是疯狂的，任何动作都是疯狂的。时间已不复存在，化作了透明的真空的空间，化作了巨大的广场，那里有泥土，有生命，有人。一切都一目了然，一眼就能看穿，一眼就能看到神秘莫测的终极——死亡。痛苦倒不在于看到了死亡，而在于同时看到了生和死。自古以来遮盖住生的秘密和死的秘密的帷幕，被一只大逆不道、亵渎神圣的手撩开了。如今生和死不再是秘密了，但并未因此而变得易于理解，而是像用晦涩玄妙的语言写出来的真理那样费解。在他那人类的头脑中没有这样的概念，在他那人类的语言中也找不出这样的词汇可以解释和表达眼前所看到的现象。他心里所以不断响起“我害怕”这三个字，只不过是因为他心里没有、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同这种闻所未闻的非人状态相适应的语言和概念。一个人如果未能超脱人类的理智、经验、感情的范围而突然看到了上帝的话，也会是这样的：他看到了上帝却不能理解，虽然他明明知道这就叫作上帝，却会因为极度的不理解而引起极度的痛苦，浑身颤抖起来。

“哼，还是让缪勒来治治你吧！”他忽然信心十足地大声说道，并且摇了一摇头。他的心情像正常人常有的那样，发生了突如其来的转折，真诚而快乐地哈哈大笑起来：“啊，你呀，缪勒！啊，你呀，我心爱的缪勒！啊，你呀，我的绝妙的德国人！搞了半天，到头还是你正确，缪勒，而我呀，缪勒老兄，是一头笨驴。”

他飞快地在牢房里转了几个圈；使得从小窗里监视着他的狱卒大为吃惊的是，他很快把全身的衣服脱得精光，高高兴兴地、非常认真地做完了全部十八节体操动作。他的年轻的、稍稍消瘦了些的身体，伸直，蹲下，踮起脚尖，吸气，呼气，踢腿，甩臂。每做完一节，他就满意地说：

“真带劲！这才是真正的体操，缪勒老兄！”

他的面颊变得红通通的，毛孔里冒出使人舒服的热汗，心脏也跳得平稳、有力了。

“可问题是，缪勒，”谢尔盖一边评论说，一边挺起胸脯，绷得紧紧的皮肤下，清楚地露出一根根肋骨，“问题是，缪勒这套体操还有第十九节：笔直，不动，套住脖子吊起来。这就叫作绞刑。你懂吗，缪勒？抓住一个人，比方说吧，抓住谢尔盖·戈洛文，把他像个洋娃娃似的用布没头盖脑地套住，然后用绳子吊起脖子，直到他死。这很愚蠢，缪勒；但是毫无办法，只好这样。”

他向右弯着腰，又重复一遍说：

“只好这样，缪勒老兄。”

九可怕的孤独

在同样的钟声下，跟谢尔盖和莫霞隔开几间空牢房，关着不幸的华西里·卡希林。他感到那样孤独，仿佛整个宇宙间只存在着他一个人。他正在恐惧和忧伤中度过他生命的最后时日。

他汗流浃背，衬衫湿透了，紧紧地粘在身上，原先鬈曲的头发都耷拉了下来。他像一个牙痛得难以忍受的人一样，焦躁不安地在牢房里绝望地走来走去。他一会儿坐，一会儿跑，一会儿把前额贴到墙上，直挺挺站着，一双眼睛滴溜溜地看着四周——像是在寻找医牙痛的药似的。他的模样已经大变，仿佛他前后曾有过两张不同的脸。先前那张年轻的脸已经不知到哪儿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完全陌生的、可怕的、黑气沉沉的脸。

对死亡的恐惧一下子就攫住了他，不容分说地主宰着他的一举一动。早上，他还视死如归，还拿死来开玩笑，可是到了晚上，被关进单身牢房后，极度恐惧的浪潮就把他淹没了。当他还能凭着自己的意志去迎接危险和死亡的时候，当他还能用自己的手去决定自己的死亡的时候，尽管死亡从外表上看来仍是可怕的，可他的心情却是轻松甚至愉快的；因为他沉浸在无限的自由中，勇敢地坚信自己的意志是无畏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所以即使有所胆怯，那胆怯也像满面皱纹的老婆子一样，被感情的巨浪淹没得无影无踪了。他腰上捆上炸弹后，他自身仿佛也变成了炸弹，而其中的烈性炸药就是他冷酷的理智，这使他拥有了烈火一般致人死命的威力。当他走到街上时，前后左右摩肩接踵的行人无一不是只关心自己的事的平庸之徒，一见到马车和电车就吓得赶紧让道，他不由得觉得自己是从另一个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死亡、什么叫恐惧的神秘的世界上来的。

可是，顷刻之间就发生了令人目瞪口呆的剧变。他已经不能要到哪儿就到哪儿去了，而是人们要他到哪儿就把他押到哪儿去。他已经不能挑选栖身之所，而是听从人家把他塞进石头笼子里锁起来，像是一件什么物品。他已经不能像所有的人那样自由地选择活还是死，而是无可避免地将被处死。他原是意志、生命和力量的化身，可是刹那间变成了世界上最软弱无力的可怜形象，变成了一头等待屠宰的动物，变成了一件可以任人摆布、烧毁、砸烂的既无听觉也不会讲话的物品。不管他说些什么，他的话没有人听。如果他叫喊，人家就会拿破布把他的嘴堵上。不管他的一双脚肯不肯迈步，别人反正要把他押走，把他绞死。即使他敢于反抗、挣扎、赖在地上，别人还是会制服他，把他拖起来，绳捆索绑，押到绞刑架下去的。由于从事这种置人于死地的机械性的勾当的是跟他一样的人，所以使人觉得他们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凶残的外衣，既像是特意变作人形的幽灵，又像是装上发条的活动木偶。他们抓人，押解人，把人吊起来，拉他的脚；然后割断绞索，把尸首装上车子，运到乱坟堆里去埋掉。

从进监牢的第一天起，在他看来，人和生活就变成了全是幽灵和活动木偶的不可捉摸的可怕世界。恐惧使得他几乎发了疯。他竭力想象，人是长有舌头的，应该能说话，可这些人却似乎全是哑巴。他竭力想回忆起他们的谈话以及他们彼此交往时使用的辞句的含意，结果却什么也没有回忆起来。他们的嘴巴是张开了，也似乎发出了声音，但后来他们走散了；只见他的脚在移动，此外什么也没有。

一个人如果夜间孤零零地待在一幢屋子里，也会有类似的感觉的。屋里所有的东西都活了，走动起来，获得了主宰那个人的无限权力。突然，这些东西——柜子、椅子、书桌、沙发——开始审判他。他叫喊起来，东奔西跑，苦苦央告、呼救；而它们，也就是这些柜子、椅子、书桌和沙发，却用只有它们才懂的语言，嘀咕了一阵，立刻吩咐把他绞死。其余的东西，则站在一旁观看。

被判处绞刑后，华西里·卡希林觉得一切都仿佛变成了玩具：禁锢他的牢房，开有一扇小窗的牢门，报时的钟声，精心建筑的堡垒无不如此，特别是那个挎着枪、在走廊里哒哒有声地走来走去的机械木偶，以及那些先在小窗口吓人地瞪他一眼，然后默默地把囚饭递给他的木偶，就更是如此了。他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感觉，倒并不是因为怕死；他甚至巴望着快些死，因为死固然永远是神秘莫测、不可思议的，但较之这个变得野蛮和畸形的世界来，还是比较容易被理智接受的。何况在这个幽灵和木偶的疯狂世界中，死亡已不复存在，失去了原有的伟大而神秘的意义，同样成了某种机械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才显得可怖。他们抓人，押解人，把人吊起来，拉他的脚；然后割断绞索，把尸首装上车子，运到乱坟堆里去埋掉。

于是一个人就这样从世界上消失了。

在法庭上，由于和同志们在一起，华西里的神志有一瞬间清醒了过来。他又重新见到了人，他们坐在那里审判他，操的是人的语言，互相间都听得懂。但是在会见母亲时，他，一个神智已开始不清并且自己也不知道这一点的人，清楚地觉得这个戴着黑头巾的老妇人不过是个活动的木偶，同那些会说“爸爸”、“妈妈”的木偶一样，只不过制作得更精巧些罢了，这使他大为惊恐。他竭力打点起精神来同她说话，但是浑身却打着哆嗦，心里想：

“我的上帝！这不是个木偶吗？是个木偶母亲。而那是个木偶士兵。在家里还有一个木偶父亲。而我这个人，也是个木偶——是木偶华西里·卡希林！”

过了一会儿，他恍惚听到了机械的咔嚓咔嚓的声响和没有上润滑油的转轮的吱吱嘎嘎声。当母亲放声大哭时，有一瞬间，他觉得母亲身上出现了某种人性的东西，但是她刚开口说头一句话，那人性的东西就立刻不见了。于是，他怀着好奇和恐惧，看着木偶的眼睛里淌出泪水。

后来他回到牢房里，恐惧变得难以忍受了，他试着做祷告。虽然他从小在父亲的店铺里过的是外表上笃信宗教的生活，可是这种生活留给他的是讨厌、痛苦和可恨的回忆，根本无信仰可言。但是，已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候，可能不是在孩提时代，他曾听到过一句话，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他，后来就一直留在他的心里，洋溢着宁静的诗意。这句话是：

“一切苦难人的欢乐。” (9)

每遇到什么苦恼的时候，他不作祈祷，而往往下意识地默诵这个句子：“一切苦难人的欢乐。”顿时就会觉得心里轻松了许多，并且恨不得马上去找某个亲爱的人，悄悄地倾诉胸中的烦闷：

“我们的生活……哎，这算是什么样的生活！我的亲爱的，您倒是说说，这难道算是生活！”

然后，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可笑的念头，想卷好头发，跪在地上，向某个人袒露出胸部，对那人说：喂，朝这儿打吧！

“一切苦难人的欢乐”这句话一直深深地埋藏在他心底，他对谁都没提起过这句话，哪怕对最亲密的同志也没提起过，甚至连他自己都仿佛不知道这句话似的。他很少想到这句话，即使想起，也总是小心翼翼的。

如今，当无法摆脱的赤裸裸的恐怖，像春汛泛滥时的洪水淹没岸边的一丛灌木那样，劈头盖脑地向他席卷而来的时候，他想要祈祷了。他想跪下，但又怕被狱卒看见了难为情，便把双手搁到胸口上，低声地念叨：

“一切苦难人的欢乐！”

他忧郁地再次央告：

“一切苦难人的欢乐啊，求你降恩于我，快来拯救你的华什卡 (10)·卡希林吧。”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他上大学一年级，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还没有认识维尔涅，自然也没有加入他们的团体，为了引起人家的注意，他装出一副可怜相，称自己是“华什卡·卡希林”。此刻，不知怎么他又这样称呼起自己来了。

“一切苦难人的欢乐呀！”这句话死气沉沉地在空中回荡，没有任何反应。

就在这时，有个什么东西晃动了一下。远处仿佛飘过了什么人的平静而悲伤的圣像，但未及把临死前的黑暗照亮，就悄悄地消失了。钟楼上钟声当当。不知是什么东西，好像是军刀，也好像是枪托咣啷响了一下，走廊里的那个士兵，打了一个长长的、有起有伏的呵欠。

“一切苦难人的欢乐！你怎么不吭一声！连你也什么话都不愿对华什卡·卡希林说吗？”

他亲切地笑了一下，等待着。但无论是他心中还是四周围，都空荡荡的阒无一人。那平静而悲伤的圣像没有再出现。他又陷入了无聊、痛苦的回忆之中。脑海里浮现出了火光融融的蜡烛，穿着圣衣的神父，绘在墙上的圣像，父亲不停地将身子弯下去又直起来，磕着头，做着祷告，同时斜眼瞧着华什卡，看他是不是在祈祷，还是在调皮捣蛋。这时，他比祷告前更觉得恐惧了。

一切都消失了。

疯狂令人压抑地爬到了他身上。意识渐渐熄灭了，就像一堆正在被人扑灭的篝火。意识渐渐冷却了，犹如一具刚刚死去的尸体，心脏虽然还有热气，可手脚已经冰冷。正在消失的思想忽然回光返照，又一次说道，他，华什卡·卡希林，可能会在狱中发疯，他所蒙受的灾难，是闻所未闻的，他的痛苦已到了极限，世上还从未有过一个人像他这样痛苦。他很可能用脑袋去撞墙壁，很可能用手指把自己的眼珠抠出来，很可能无遮拦地大喊大叫，很可能痛哭流涕，说他再也无法忍受——但结果不会出现这样的事的。不会的。

果然没有出现这样的事。他的双腿具有自己的意识和生命，照旧在走来走去，支撑着他那打着寒战的湿淋淋的身躯。他的双手也同样具有自己的意识，照旧在徒劳地把老是要敞开胸口的囚衣拉好，以便让打着寒战的湿淋淋的身躯暖和点，他的身体在一个劲地打着寒战，快冻僵了。他那双眼睛仍在看着。这种状态已迹近于宁静了。

然而宁静还是被打破了，极端可怕的时刻来到了：有一帮人走进了牢房。他甚至没有想到，这意味着押赴刑场的时刻到了。他只不过是一看到这些人，就不由得像个孩子似的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我再也不啦！再也不啦！”他翕动着僵死的嘴唇，喃喃地说。同时怯生生地退到牢房的一个角落里去，就像小时候父亲举起手来要打他时那样。

“该走啦。”

这帮人说着话，在他周围走动，并递给他一件什么东西。他闭上眼睛，身子晃来晃去，心情沉重地开始收拾，准备上路。看来，这时他的神志清醒过来了。他突然向一名军官讨一支烟抽。那军官彬彬有礼地打开了刻有颓废派图案的银烟盒。

十墙倒塌了

那个化名维尔涅的人，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他是个对生活和斗争都已感到厌倦了的人。原先，他曾经非常热爱生活，酷爱戏剧和文艺，喜欢种种社交活动。他有极好的记忆力和顽强的意志，精通好几种欧洲语言，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法语和英语。他说德语时，通常带点巴伐利亚口音，但如果有需要，他能像一个土生土长的柏林人一样，讲一口地道的柏林话。他讲究穿戴，总是风度翩翩。在他的同志中间，他是唯一可以出入上流社会的交际场而用不着担心被人识破的人。

但是同志们没有发觉，在他的心灵深处，早就滋生了对人的蔑视，滋生了绝望的情绪和一种沉重的、几乎像死一样的疲劳感。就气质而言，维尔涅与其说是个诗人，不如说是个数学家。他至今不知道什么是灵感，什么是入迷状态，相反，他却常常觉得自己是个一心要在人们的血泊中求证方圆问题的狂人。他日日夜夜与之斗争的敌人，并不能博得他的敬意，因为那是由愚蠢、叛卖、谎言、肮脏的口涎和无耻的欺骗编织成的密网。最终使他彻底丧失生活愿望的，是他根据组织决定去除掉一个奸细那件事。他心安理得地打死了那个奸细；但是，当他看到死者那副虚伪的、但此刻却变得宁静的脸，觉得这毕竟是人的脸，不由得起了怜悯之心，于是突然从此不再尊敬自己和自己的事业了。倒也不是说感到悔恨，只不过突然不再看重自己，觉得自己是个无足轻重的、没有用处的、无聊的局外人。但他是意志坚强、严守信义的，所以没有脱离组织，表面上还是同过去一样，只是一双眼睛变得冷冰冰的，总是露出一种可怕的神情。对别人，他什么也没有说。

他还有一个难得的特点：就像有些人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头痛一样，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别人害怕，他并不加以指责，也不表示什么特别的同情，就像对待那种他本人一次也没有患过的相当流行的传染病。他可怜自己的同志，特别是华西里·卡希林，但这种怜悯是冷冰冰的，并不能动真情。像这种怜悯连法官中的某些人大概也会有的。

维尔涅懂得绞刑不单单是死，还包含某种别的意义。但不管怎么，他还是决定像对待与己无关的事情那样，泰然处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而且也不会发生那样。他只能以此来表示自己对死刑的最大蔑视，并最终保持自己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在法庭上，他考虑的既不是死也不是生，而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镇静地下着一盘极端复杂的棋。这一点，大概连十分了解他那种冷静、无畏和傲慢性格的同志们都不会相信。维尔涅是个高超的棋手。从入狱的头一天起，他就开始下这盘棋了，以后一直没有停过。连判处他绞刑也没有使他在想象的棋盘上失去一个子。

虽然明摆着维尔涅是下不完这盘棋了，可他还是在继续走下去。他在人间的最后一天清晨，一觉醒过来，头一件事就是修正昨天那步不怎么巧妙的走法。他把一双手夹在两个膝盖中间，一动不动地坐了好久，然后站立起来，边踱步边想。他的步态也很特别：上半身稍稍前倾，可鞋后跟却重重地、响亮地踩着地，以至于在又干又硬的地上留下了一个个清清楚楚的脚印。他用口哨轻轻地一口气吹了一曲旋律简单的意大利抒情歌曲——这有助于思考。

但是，不知怎么，这一回思路并不敏捷。他心里很不愉快，觉得自己走错了一步棋，错得很厉害，甚至很愚蠢。他好几次几乎从开局起回顾自己走过的每一步棋。结果，没有发现失着的地方，但是那种走错一步的感觉却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变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令人沮丧。忽然，他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使他感到难过的想法：也许他错在想用下棋分散注意力，借此避免想到死，避免产生被判死刑的人必然会有的那种恐惧感。

“不，我不会这样的！”他冷冷地回答自己，同时平心静气地收起了想象中的棋盘。他以下棋时那样聚精会神的态度，像对待一场严格的考试似的，竭力想认识清楚他所面临的可怕而又无可奈何的处境。他环视了一遍牢房，尽可能不放过任何一件东西，计算了一下到受刑还有多少时间，并在头脑里为自己大略地描画了一幅处绞刑时的相当正确的图景，随即无所谓地耸了耸肩膀。

“那又怎么样？”他用反问的口气说道，“无非就是如此。有什么好害怕的？”

他真的不感到害怕。不但不害怕，甚至还出现了某种相反的感觉——一种模模糊糊的，然而却是巨大的、豪迈的欢乐感。那个至今仍未找到的错误，已经不再使他懊恼、生气，相反却在预示着某种出乎意料的好事，这就像他以为一位亲密的朋友已经死了，结果那人却安然无恙地笑眯眯地回来了。

维尔涅再一次耸了耸肩膀，摸了摸自己的脉搏：心跳加快了，但仍然均匀、有力、不停地发出怦怦的声音。他像一个初次被关进监狱的囚徒，再一次仔仔细细地看了看周围的墙壁、门上的插销，以及固定在地上的椅子，心里想：

“我为什么感到这样轻松愉快，这样自由自在？是的，正是自由自在。我想到明天就要被处绞刑——同时却又觉得好像根本没有这回事。我看看墙——这些墙也仿佛根本就不存在。我是那样地自由自在，仿佛自己不是在监牢里，相反却像是刚从坐了一辈子的监牢里出来。这是怎么回事？”

维尔涅的双手哆嗦起来——这对他来说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他的思想变得越来越汹涌、激烈。他的头脑里好像裹着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火焰挣扎着，竭力想冲出脑壳，到广阔的天地里去照亮那仍被黑夜笼罩着的暗洞洞的远方。它终于冲了出来，把远方照得一片通亮。

这两年来，压抑着维尔涅的那种昏昏沉沉的疲倦感消失了。过去，他的心脏被一条僵死的、冰冷的、紧闭着口眼的、沉重的蛇缠住了，而现在这条蛇突然不知去向。在临死之前，他的美妙的青春开开心心地回来了。而且随之而来的还有比美妙的青春更美妙的东西。人的心灵会豁然开朗，保佑着人，使其登上洞幽烛微的巅峰，这当然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现象，可维尔涅此刻恰恰处于这样的境界，他突然同时看到了生和死，一幅空前壮观的景象出现在他眼前，使他惊叹不已。他好像正在狭窄得像刀刃一样的绝顶上走着，绝顶的两边尽收眼底，一边是生，另一边是死，就像两个波光粼粼、美不胜收的深邃的海洋，而到了地平线处，这两个海洋便融合为一，与无边无际的天空浑然一体了。

“这真是蔚为壮观呀！”他慢慢地说着，情不自禁地欠身站起来，挺直了腰背，就像见到了一国之君一样。他用能够穿透一切的目光迅速一扫，四周围的墙壁以及空间、时间，都顷刻消失了。他举目远眺，一览无余地望到了即将被他舍弃的生活的最深处。

他所见到的生活是崭新的。但他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力求把自己所见到的景物用语言铭记下来，何况人类的语言是那么单调、贫乏，根本找不出词汇可以形容此刻展现在眼前的奇观。人们脸上曾经使得他蔑视，有时甚至使得他憎恶的那种渺小、卑劣、凶狠的东西，此刻已经消失殆尽。这正如一个乘着气球腾空而上的人，远远离开了他所居住的小城，于是城市狭窄的街道上到处可见的垃圾和污秽对他来说都已消失，本来丑陋的东西变得美丽了。

维尔涅下意识地走到桌子旁边，伸出右手撑在桌面上。他生性高傲、威严，但却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这样采取如此傲慢、威严、自由自在的姿态。他的脖子从来没有用此刻这种姿势转动过，他的眼睛从来没有用此刻这种目光瞵视过。这是因为他从来还没有像此刻，在这里，在监狱里这样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可以主宰命运的，尽管他离绞刑、离死亡不过只有几个小时了。

而且连人也都变成了新人。在他豁朗的目光看来，人也变得亲切可爱，富有魅力了。他凌空飞翔，超越了时间，清楚地看到，人类是多么地年轻，仅仅昨天还在原始森林中像走兽那样嚎叫呢。于是原来觉得的人们身上那些可怕的、难以容忍的、丑恶的东西，突然变得可亲可爱了——可亲可爱得就像刚刚学步的孩子，还不会像成人那样走路，就像孩子在学语，虽已显露出天资颖慧，但还语不成句，就像孩子逗人发笑的跌跤、出错，乃至闯祸。

“你们大家都是我可亲可爱的人啊！”维尔涅喜出望外地微微一笑，这时他原来那种威严的姿态立即消失不见了。他重又成了一名囚徒，被禁锢在低矮、窄小的牢房里，那双老是贴在门板上死死地监视着他的眼睛，使他厌恶、烦躁。奇怪的是，他几乎一下子就把刚才清清楚楚地看到过的一切都忘掉了；更奇怪的是，他连去回想一下的愿望都没有。他坐了下来，而且尽可能坐得舒服点，不像平素那么坐得端端正正，脸上也一反常态，露出一抹不是他维尔涅的软弱、温存的微笑，眼睛看着四周的墙壁和铁栏杆。这时，又发生了一件在维尔涅身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他突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我亲爱的同志们！”他痛哭流涕地低声呼唤着，“我亲爱的同志们！”

他通过什么样神秘的途径，从傲视一切和无限自由的感情中走出来，变得这么温存、这么富于怜悯心的呢？对此，他不知道，也没有去想一想。他这是出于对自己亲爱的同志们的怜悯呢，还是有某种更为崇高和更为热烈的感情蕴含在他的泪水之中？对此，他那颗突然复活和突然变得年轻的心，也茫无所知。他只是哭着并低声呼唤着：

“我的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大家都是我亲爱的同志呀！”

面对这个失声痛哭、含泪微笑的人，无论是法官，还是同志们，还是他自己，都不会相信这就是维尔涅，就是原来那个冷冰冰的、高傲的、疲惫的和大胆果敢的维尔涅。

十一押赴刑场

在把囚犯分别押上各辆囚车以前，他们五个人被集中到一个房间里，这房间又大又冷，上面是拱形的天花板，很像是一间弃之不用的办公室，或者是一个空荡荡的会客室。他们获准可以彼此交谈。

然而只有丹尼娅·柯伐尔楚克立刻利用这个机会。其他的人都一声不吭，只是彼此紧紧地握着手。他们的手有的冷得像块冰，有的却热得像团火。他们不好意思地、松散地围成一圈，不仅互相不说话，连眼睛也不看别人。此刻，他们聚在一起时，似乎都在为自己单独一个人的时候的那些想法感到羞愧。他们害怕去看别人，以免看到别人或被人看到自己曾经有过的或料想到会有的那种前所未有的、特别的、有点儿丢脸的想法。

但他们的目光终于还是碰到一起了。经过一两次试探性的对视之后，他们都微微笑了起来，立刻感到自己同以前一样无拘无束，随随便便，仿佛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如果说的确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那也因为每个人都同等地起了变化，所以大家在一起时也就不明显了。大家的言谈举止都有些古怪。说话时不是断断续续就是滔滔不绝，不是太慢就是太快。有时候讲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句话要重复好几遍；有时候，一句话没有说完就以为已经说完了。不过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切。大家都像戴眼镜的人突然摘掉了眼镜那样，好奇地看着那些司空见惯的东西，觉得都认不出来了。大家常常突然转过身去，仿佛背后老是有人在叫他们，指给他们看什么东西似的。但是对这些反常的表现，他们自己也同样没有觉察到。莫霞和丹尼娅·柯伐尔楚克的脸颊、耳朵都烧得通红通红的，谢尔盖起初脸色发白，可是很快就恢复了过来，变得和通常一样了。

只有华西里一个人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即使在他们中间，他也显得异乎寻常，显得可怕。维尔涅见了很不放心，忧心忡忡地轻声对莫霞说：

“他是怎么搞的，莫霞奇卡 (11)？难道他真的那样了？这是怎么搞的？得跟他去谈谈。”

华西里从远处看了维尔涅一眼。好像根本就不认得他，看了一下，就垂下了目光。

“华西亚，你的头发是怎么搞的，啊？你是怎么啦？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老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会儿就要结束了。应当坚持住，应当，应当坚持住。”

华西里没有作声。他沉默着。后来，当维尔涅以为他已经什么话也不会说的时候，却传来了他喑哑的、听起来显得非常遥远的回答，好像是从坟墓里发出来的：

“我没有什么。我会坚持的。”

他又重复了一遍：

“我会坚持的。”

维尔涅转忧为喜：

“对，对。好样的。就该这样，就该这样。”

可是，当他同华西里那种发自深处的阴暗、呆滞的目光相遇时，他闪过一个痛苦的想法：“他这是从哪儿看着我呀，是从哪儿向我说话呀？”随即他像向墓中人说话那样，无限温情地说道：

“华西亚，你听到了吗？我非常爱你。”

“我也很爱你。”他回答说，舌头沉甸甸的，很不灵活。

突然间，莫霞一把抓起维尔涅的一只手，就像演员做戏那样，用强调的口气表示自己的惊异，说：

“维尔涅，你怎么啦？你刚才说‘我爱你’，对吗？你可是从来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爱你’。你怎么一下子变得这样……和蔼、温存？啊，你这是怎么啦？”

“啊，你这是怎么啦？”

维尔涅紧紧地握着莫霞的手，也像演员做戏那样，用强调的口气表达自己的感情说：

“是的，我强烈地爱着。你可不要对别人说，别说，怪不好意思的。我的确强烈地爱着。”

两人的目光碰到一起，明亮地燃烧起来，周围的一切都黯然失色了，就像在闪电的一刹那，所有其余的灯光都顿时失去了光华，只有闪电沉重的黄色火焰向地上投下一道暗影。

“是的，”莫霞说，“是的，维尔涅。”

“真的，”维尔涅回答说，“真的，莫霞，真的！”

两人已心领神会了，并且将这一点不可动摇地确定了下来。维尔涅目光炯炯，又为别人操起心来。他快步朝谢尔盖走去。

“谢廖沙！”

可是回答他的却是丹尼娅·柯伐尔楚克，她由于母亲般的自豪感，高兴得差点儿要哭出来。她扯了扯谢尔盖的袖子说：

“维尔涅，听我说！我这是在为他哭呢。我伤心得要死，可他——却在做体操。”

“是缪勒的那套体操吗？”维尔涅笑着问。

谢尔盖腼腆地皱了皱眉头。

“没什么好笑的，维尔涅。我已经完全确信……”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从互相的交谈中汲取了力量，变得坚强了。渐渐地，他们又变得像原先一样，只是谁也没有发觉这一点，还以为过去和现在并没有什么两样。突然，维尔涅中断了笑声，十分严肃地对谢尔盖说：

“你是对的，谢尔盖。完全对。”

“不，你要明白，”谢尔盖·戈洛文高兴了，“当然啦，我们……”

但就在这时候，通知他们上车了。押解他们的人都十分和善，允许他们可以随意乘任何一辆车子，可以随意同任何人结伴。总的来说，他们非常和善，甚至过于和善。大概他们是想竭力表示自己的人道，或者想说明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进行的，同他们毫无关系。不过，这些人的脸色都很苍白。

“莫霞，你同他一块儿坐吧。”维尔涅指着一动不动地站着的华西里说。

“我理解你的意思，”莫霞点了点头，“可你呢？”

“我吗？丹尼娅同谢尔盖一块儿坐，你同华西里……我就一个人吧。这没有什么，我能行，这你是知道的。”

他们刚一走到院子里，湿润的夜色中就有一样东西，柔和、温暖但是却有力地拂到他们的脸上和眼睛上，使得他们连气都透不过来。突然，那东西穿透了他们颤抖的身体，使他们感到说不出的清新、舒畅。叫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奇妙的东西，其实不过是温暖、湿润的春风罢了。这是个真正的、绝妙的春夜，散发出正在融化的积雪的气息，大地显得那样辽阔无垠，到处都响着滴滴答答的水珠声。水珠你追我赶，密集、匆忙、急速地滴下来，和谐地合奏着一首嘹亮的歌曲。但突然有一滴水珠走了调，叮叮咚咚的欢乐的旋律立刻被打破，变得乱糟糟的。后来有一颗硕大庄重的水珠，有力地滴了下来，于是那首快速的春之歌又整齐而嘹亮地响了起来。在城市的上空，在堡垒的房顶上，弥漫着万家灯火的苍白的反光。

“唉——唉！”谢尔盖·戈洛文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然后又屏住呼吸，仿佛他舍不得把如此清新、淳美的空气呼出肺腔。

“天气早就是这样的了吗？”维尔涅询问道，“完全是春天了。”

“才回暖了两天，”一个客气的彬彬有礼的声音回答说，“这以前一直是大冷天。”

黑咕隆咚的马车一辆接一辆慢慢地驶了过来，每辆车带走两名犯人，朝着黑暗，朝着摇摇晃晃地挂着盏吊灯的大门驶去。押送的骑兵团团地围着每一辆车子，可以看到骑兵灰暗的身影。他们坐骑的蹄子一会儿发出清脆的得得声，一会儿踩着湿漉漉的积雪，发出喑哑的啪啪声。

当维尔涅弯下身子，正要钻进马车里边去的时候，一个宪兵含混不清地说道：

“里边还有一个要跟你坐一辆车走。”

“上哪儿？他要上哪儿？，这怎么可能！还有一个？他是谁？”

那宪兵没有作声。果然，在黑洞洞的马车角落里真的缩着一个人，个子矮小，一动也不动，像僵死了一样，但却是个活人。他的一只睁开的眼睛被门灯的一道斜投过来的光照得闪闪发亮。维尔涅坐下去时，脚碰着了那人的膝盖。

“对不起，同志。”

那人没有回答。直到马车走动起来的时候，他才突然用半吊子的俄语结结巴巴地问：

“您是什么人？”

“我是维尔涅，因为打算行刺一个人被判了绞刑。您是谁？”

“我——扬松。不该绞死我。”

他们俩就这样认识，就这样一起上路了，以便两小时之后，一齐去面对那神秘莫测的伟大秘密，以便从生走向死。生与死在两个平面上同时前进。但生是有终点的，而且生活中有许多极其荒唐可笑的毫无意义的事，然而生活毕竟是生活。

“扬松，你干了什么事？”

“我拿刀把主人给宰了，偷了他的钱。”。

听那声音，扬松好像是要打瞌睡了。维尔涅在黑暗中摸到了他一只软绵绵的手，握了握。扬松软绵绵地把手缩了回去。

“你害怕了吗？”维尔涅问。

“我不情愿，不情愿被绞死。”

他们俩都不作声了。维尔涅再次抓起这个爱沙尼亚人的一只手，紧紧地握在自己两个干燥而火热的手掌中间。这手像一块小木板，一动也不动，但扬松再也没有把手缩回去。

马车里又挤又闷，充满了士兵的呢军衣味、霉味、粪臭和湿皮靴的气味。坐在维尔涅对面的年轻宪兵，还不断朝他喷出一股股热烘烘的大葱味和廉价烟叶的气味。但是浓郁、清新的空气还是通过缝道钻了进来，因此，在这个正在行驶着的、狭小得像盒子似的、令人气闷的车厢里边，要比在外边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春天已经来到。马车摇摇晃晃地走着，忽而向左拐，忽而向右转，有时好像是在往后退，有时又不知怎么好像在原地转了好几个钟头。起初，淡蓝色的电灯光还透过放下来的厚厚的窗帘照进车子里，后来拐过一个弯后，突然什么光也没有了，一片漆黑，他们这才猜到自己已经被带到郊区的僻巷——快到C火车站了。有时，在急转弯的时候，维尔涅充满生机的屈着的膝盖，会亲热地碰到宪兵的同样充满生机的屈着的膝盖——真难以相信，就要去受死刑。

“我们这是上哪儿去？”扬松突然问。

由于在黑洞洞的车厢里颠簸得太久，他感到有些头晕和恶心。

维尔涅作了回答，更紧地握住爱沙尼亚人的手。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个矮小的、昏昏欲睡的人，很想对他说些特别友好和温存体贴的话，他爱他已胜过一生中遇到的任何一个人。

“亲爱的！看样子，你好像坐得很不舒服。来，过来点，靠在我身上好了。”

扬松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

“没什么，谢谢。我坐得挺好。你也要被绞死吗？”

“可不！”出人意料的是，维尔涅竟高兴地回答说，而且差点儿大笑起来；他甚至还轻松地不当一回事地挥了一下手，仿佛他们谈到的这件事不过是喜欢恶作剧的好朋友对他俩开的一个玩笑。

“有老婆吗？”扬松问。

“没有。哪有什么老婆？我还是光棍一个。”

“我也是光棍。一个人守寡。”扬松想了想，改口说。

维尔涅也开始头晕了。他有时感到，他们这是去参加节日的一个盛会。说起来也怪，差不多所有被押赴刑场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一方面感到恐惧和悲伤，一方面又为马上就要发生的那桩从未体验过的、不寻常的事感到兴奋。现实陶醉在失去了理智的状态之中了，同生活交织在一起的死亡产生出种种幻觉。很可能车站的屋顶上有旗子在迎风招展。

“瞧，到了！”当马车稍稍蹦了一下，停顿下来时，维尔涅好奇而快活地说道。但扬松就不那么干脆了：他一声不吭，样子好像很倦怠，赖在里边不肯下车。他抓住扶手不放，宪兵把他软弱无力的手指掰开，把手从扶手上拉下来；他又去抓住车角、车门和高高的车轱辘，但宪兵略一用劲，他的手就松开了。他那样子甚至不像是在抓东西，而是瞌睡得能够靠到什么东西上就默默地靠上去。所以宪兵不用费什么劲，轻轻一拉，他就把手松开了。他终于站了起来。

屋顶上没有旗子。由于是夜里，火车站上黑暗、空旷，没有一点生气。各次客车都已经开出了，而默默地停在轨道上等待他们这些乘客的专列，是既不需要明亮的灯光，也用不着费事奔忙的。维尔涅突然感到无聊。不是恐惧，不是悲愁，而是无聊——一种巨大的、持久的、令人窒息的无聊，让他真想远远地走开，找个什么地方去躺下来，紧紧地闭上眼睛。维尔涅伸着懒腰，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伸过懒腰后，他又很快地接连打了几个呵欠。

“但愿快点吧！”维尔涅倦怠地说。

扬松一句话也不说，身子蜷缩成一团。

当犯人在没有一个闲人的、被士兵封锁了的月台上朝灯光暗淡的车厢走去时，维尔涅走到了谢尔盖·戈洛文的身边。谢尔盖举起一只手指指一个地方，说了一句话；维尔涅只听清了“风灯”这个词，后面的话由于他打了个长长的疲倦的呵欠，一点也听不清。

“你说什么？”维尔涅问他时，同样也打着呵欠。

“风灯。灯火把灯罩都熏黑了。”谢尔盖说。

维尔涅侧过身子抬头看了看：果然，灯罩里烟炱很多，最上边的玻璃已经全黑了。

“是啊，熏黑了。”

突然他想：“事到如今，这灯熏黑不熏黑，同我有什么相干……”显然，谢尔盖也在这么想，所以他很快地朝维尔涅看了一眼，就转过身去了。这么一来，两人倒不再打呵欠了。

所有的人都是自己走上车的，只有扬松得别人搀着他。他一走进月台，怎么也提不起脚来，两个脚掌好像给粘在月台上了；于是两个宪兵托起他的两只胳膊，拖着他走，他的两条腿蜷曲着，一双脚像个醉汉那样在地上拖着，靴尖擦得月台上的木板吱吱发响。到了车厢门口，宪兵们好不容易才默默地把他推进去。

华西里·卡希林也是自己走上车的。他迷迷糊糊地模仿着同志们的动作，他们怎样他也怎样。可是在跨进车门，登上通过台时，他的脚滑了一下，一个宪兵连忙抓住他的胳膊，扶住他。华西里全身剧烈地抖了一下，急忙缩回胳膊，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

“啊唷！”

“华西亚，你怎么啦？”维尔涅马上跑到他身边。

华西里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一个劲儿地哆嗦。那个宪兵尴尬地、甚至有点伤心地辩解说：

“我本想扶他一把，可他却……”

“我们走吧，华西亚，我来扶你，”维尔涅说着，就去搀他的手臂。但华西里把他也推开了，并且更响地尖叫了一声：

“啊唷！”

“华西亚，是我，是维尔涅。”

“我知道。你别碰我，我自己会走。”

说罢，他就哆哆嗦嗦地自己走进车厢，在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维尔涅向莫霞俯下身子，用目光指着华西里，悄悄地问她：

“他怎么啦？”

“不好，”莫霞也一样悄悄地回答说，“他已经死了。告诉我，维尔涅，难道真的有死亡吗？”

“不知道，莫霞。但我想是没有的。”维尔涅严肃地沉思着回答道。

“我也这样认为。可是他呢？刚才和他坐在一辆马车上，可把我折腾苦了。我好像同一具死尸在一块儿。”

“我不知道，莫霞。对有些人来说，死亡可能是有的。不过只是暂时有，以后就不会有了。拿我来说吧，就有过死亡，可现在已经没有了。”

莫霞稍稍有些苍白的脸上蓦地泛起了红晕。

“你有过，维尔涅？你有过？”

“有过的。现在没有了。就跟你一样。”

车厢门口传来一阵喧闹声。原来是米什卡·茨冈诺克大声喘着气，啐着唾沫，鞋后跟蹬得地板咚咚作响地走了进来。他朝四周扫了一眼，就傲然站停了下来。

“宪兵，这儿没有空位置了！”他对那个气呼呼地看着他的、疲倦的宪兵嚷嚷说，“你得给我找个舒舒坦坦的空位子，不然我就不走，你把我吊死在这风灯杆上得啦。还说让我坐马车，狗娘养的，那能叫马车吗？鬼知道是什么玩意儿，还算是马车！”

但是突然，他低下头，伸长脖子，朝前向别的囚犯走去。他的一双黑眼睛，从蓬松的头发和大胡子组成的柜子中间粗野地、锐利地、带着几分疯狂地望着前面。

“啊！先生们！”他拖长声音说，“原来这样。你好啊，老爷。”

茨冈诺克戳了戳维尔涅的手臂，在他对面坐了下来。然后俯身凑近维尔涅，眯起一只眼睛，用一只手很快抹了一下自己的脖子。

“也是的？啊？”

“也是的！”维尔涅微微地笑了笑。

“难道这些人都是？”

“都是。”

“啊哈！”茨冈诺克咬了咬牙，迅速地把大家扫视了一遍。他的目光在莫霞和扬松身上稍稍多停了一会儿，然后又朝维尔涅做了个鬼脸：

“想把部长干掉？”

“是的。你呢？”

“我呀，老爷，是干另一件买卖的。我们这号人连部长的边都挨不到！我是个强盗，老爷，就是这号人！杀人越货。没什么，老爷，让你们受挤了，这可由不得我，不是我有意要混进来同你们一块上西天去的。放心吧，等到了那个世界上，地方有的是，够我们大伙儿坐的。”

他从乱蓬蓬的头发下边瞪出一双粗野的眼睛，迅速而又不信任地打量了一下所有的人。但大家却都默默地、严肃地，甚至怀着明显的关切望着他。他咬着牙，迅速地在维尔涅的膝盖上拍了几下。

“哎，原来是这样，老爷！真像是一首歌里唱的：别喧哗，请你安静；翠绿的橡树，我可爱的母亲！”

“你干吗叫我老爷，现在我们大家都……”

“说得对，”茨冈诺克欣然同意说，“既然都要同我一块儿被绞死了，你还算什么老爷！”他伸出一个手指头指了指那个不吭一声的宪兵，“喏，那人才是老爷呢。”他又用目光望着华西里，说：“可是你瞧，你们的那一位，不比我们这号人强，看样子他好像有点儿……老爷，喂，老爷，你害怕还是怎么的，说啊？”

“没有什么。”华西里艰难地转动舌头回答说。

“嗨，还说没什么呢！你别害臊，这事没有什么好害臊的。只有狗，给人家拖去吊死了的时候，还龇着牙，摇尾乞怜，你可是个人啊。而那一位耷拉着耳朵的是谁？不是你们一伙的吧？”

他滴溜溜地转动着眼珠子，不时哧的一声把流进嘴里的甜津津的唾沫啐到地上。扬松缩在角落里，头上那顶毛都脱光了的破皮帽的两个帽耳朵微微地晃动着。他啥也没有搭腔。结果是维尔涅代替他做了回答。

“他把主人给宰了。”

“我的上帝！”茨冈诺克大为惊异，“这样的脓包居然敢杀人？！”

茨冈诺克早已乜斜着眼睛，瞟着莫霞了。这会儿，他索性猛地转过身去，目光锐利地笔直盯着她。

“小姐，喂，小姐！您干吗要做这种事！红通通的小脸蛋，还在笑哩。瞧，她真的在笑，”他伸开像铁一样结实有力的手指头，一把抓住维尔涅的膝盖，“你瞧，你瞧！”

莫霞的脸唰的一下子涨得通红。她露出一抹羞怯的微笑，也同样看着他那双锐利的、带有几分疯狂的沉重而粗野地询问着的眼睛。

大家都沉默着。

小火车在狭窄的铁轨上蹦蹦跳跳，勤奋地朝前飞奔；车轮不停地发出细碎单调的喀隆喀隆声。每逢到了拐弯处或道口，汽笛就无力而又勤勉地鸣叫起来——这是司机生怕轧死人。想想也觉得荒唐，在把人送去绞死的这种车上，竟也要费人们这么多事，竟也要那么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世界上无理智的事却要以最普通、最理智的方式去完成。列车在飞奔。人们坐在车厢里，就像人们通常坐在车厢里一样。人们乘着这列火车驶向远处，就像人们通常乘着火车驶向远处一样。然后到一个小站，也像通常一样：“停车五分钟。”

于是前面就是死亡——就是永恒，就是伟大的秘密。

十二押抵刑场

小火车勤奋地朝前飞奔。

谢尔盖·戈洛文曾一连好几年同父母亲一起住在这条铁路线附近的一幢别墅里，经常白天黑夜乘这次列车来来往往，所以对这条路很熟悉。此刻要是他闭上眼睛，就会以为这是回家去，因为在城里的朋友家待得过久，只好乘末班车。

“马上要到了。”他睁开眼睛，看了看黑洞洞的、装有铁栏杆的、默默无言的窗子，说道。

大家都一动不动地坐着，谁也没有搭理谢尔盖的话。只有茨冈诺克仍在一口接一口地啐着甜津津的唾沫，一边滴溜溜地转动着眼珠，观察车厢里的动静，打量着窗子、车门以及士兵。

“好冷啊。”谢尔盖翕动着麻木了的嘴唇说。他的嘴仿佛真的冻僵了，所以“好冷啊”三个字讲得都走了音。

这下丹尼娅·柯伐尔楚克忙开了。

“给你头巾，围在脖子上。这头巾很暖和。”

“脖子？”谢尔盖出乎意料地问，被自己的这句问话吓坏了。

但是因为大家都在想着这件事，所以谁也没有听到他的问话，就好像谁也没有说过什么，或者就像大家同时说出了“脖子”这个词。

“没关系，谢廖沙。围上吧，围上吧，围上就会暖和些，”维尔涅劝他说，随后转过头来亲切地问扬松道：

“亲爱的，你不觉得冷吗？”

“维尔涅，他也许想抽烟。同志，你是不是想抽烟？”莫霞问，“我们有烟。”

“想！”

“谢廖沙，给他一支烟。”维尔涅高兴地说。

但谢尔盖早已把烟递了过去。于是，大家深情地看着扬松怎么用手指头夹住烟，怎样划着一根火柴，他的嘴巴里怎样吐出一圈圈青烟。

“啊，谢谢，”扬松说，“太好啦。”

“多么奇怪！”谢尔盖说。

“奇怪什么？”维尔涅转过身来问道，“什么东西奇怪？”

“这烟卷呗。”

谢尔盖的两根普普通通的充满生机的手指间夹着一支烟卷，一支普普通通的烟卷，他脸色苍白，带着惊奇甚至恐惧的神情看着这支烟。所有的眼睛也都聚集在这支细小的烟卷上。烟卷的一端冒出像一条小丝带似的青烟，被呼出的气息吹往一边，黑黑的烟灰越积越多。烟卷灭了。

“烟灭了。”丹尼娅说。

“是的，灭了。”

“去他的吧！”维尔涅皱起眉头说，同时不安地望着扬松，那人夹着烟卷的手像死人的手似的，耷拉了下来。这时茨冈诺克陡地转过身来，紧紧凑到维尔涅面前，睁大着眼睛，压低声音说道：

“老爷，要是我们把这些押解的士兵……你看怎么样？试试看？”

“没意思，”维尔涅同样压低声音回答道，“多此一举，还是就这样喝干这杯苦酒吧。”。

“那为什么？干起架来，死得不也开心些吗？我揍他，他揍我，不知不觉间就了啦。就好像不是去死一样。”

“不，没意思。”维尔涅说罢，又回过头来问扬松，“亲爱的，你干吗不抽烟了？”

扬松那张皮肉松弛的脸突然露出一副可怜的样子。好像有人突然拉了一下牵动他脸上皱纹的那根线，所有的皱纹都抽搐起来。扬松好像在梦中那样呜呜哭泣着。但是没有眼泪，只是用假嗓子干号着：

“我不要抽烟。呜——呜！呜——呜！呜——呜！不该把我绞死。呜——呜，呜——呜！”

大家都围着他忙活起来。丹尼娅·柯伐尔楚克失声痛哭。她抚摸着他的衣袖，把他头上脱了毛的帽耳拉拉好。

“我的亲人呀！亲爱的，你别哭，我的亲人呀！我的苦命的人儿呀！”

莫霞把目光移到一旁。茨冈诺克捕捉到了她的目光，难过得咬了咬牙。

“这位大人也怪！明明在喝滚烫的茶，肚子里边却冰冷的。”他说道，还短促地笑了一下。但他自己的脸却变得像一块生铁，又蓝又黑，嘴里两排黄板牙碰得咯咯直响。

小火车猛地一震，明显地放慢了速度。除扬松和华西里·卡希林外，所有的人都霍地站了起来，但随即坐了下去。

“到站啰！”谢尔盖说。

呼吸突然变得困难了，似乎车厢里的空气一下子都跑光了。心脏在迅速膨胀，撑满了胸腔，通到了喉头，一边疯狂地跳动，一边惊恐地用充满鲜血的嗓子大叫大喊。眼睛都在盯着抖动的地板，而耳朵则在听着车轮的滚动声。车轮越滚越慢，滑行了一阵，又滚动了几圈，终于突然刹住了。

列车停下了。

于是梦境开始了。倒并不是觉得非常害怕，而是处于一种幻觉丛生、失去记忆的状态，一切都有点陌生：做梦的人本身已退居一旁，只有他那没有肉身的幻影在走动，没有声音的嗓子在说话，没有痛感的知觉在痛苦。他们像做梦一般走出车厢，两人一排，早春森林里特别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扬松像做梦一般笨拙而无力地反抗了一阵，终于被默默地拖出了车厢。

大家走下了车站的台阶。

“难道步行去吗？”有谁几乎是喜出望外地问了一句。

“离这儿不远。”另一个人同样高兴地回答说。

后来这一大群黑压压的、默默无声的人，沿着一条坎坷不平的、潮湿泥泞的道路，在春天的树林里走着。树木和积雪散发出馥郁、清新的气息。有时脚一滑，就会陷进雪堆里，手就不由自主地伸出去抓住同志的衣服。押送的士兵在路两边没有踩过的雪地上吃力地走着，不断地喘着粗气。不知是谁生气地说：

“路都不给扫扫干净！害得人老是在雪堆里翻筋斗！”

有人立刻抱歉地辩解说：

“路倒是扫过的，长官大人。可现在是解冻季节，有什么办法呢。”

神志开始清醒过来，但还没有全部恢复，而是局部地、片断地、一点一点地恢复。这时思想突然明确地肯定道：

“的确，他们连路都不给扫扫干净。”

但神志一会儿又模糊了，只剩下一个嗅觉还是清醒的，能够闻到空气、树林以及正在融化的积雪的浓郁的气息。可是一会儿神志又变得异常清楚，看到了树林、夜晚、道路，意识到再过几分钟自己就要上绞架了。他们之间拘谨的低声谈话也是断断续续的：

“快四点钟了。”

“我说了：我们出门出得太早。”

“五点钟天亮。”

“是啊，五点。本来应当……”

他们走到林边一块黑洞洞的空地上，立即停了下来。稍远处，在几棵一冬下来枝叶萧疏的透光的树木那边，有两盏风灯在默默地移动：绞刑架就设在那里。

“丢了一只套鞋。”谢尔盖·戈洛文说。

“什么？”维尔涅没有听明白他的话。

“一只套鞋丢了，真冷。”

“华西里在哪儿？”

“不知道。瞧，他不是站在那儿吗！”

华西里站在那儿，黑乎乎的，一动也不动。

“莫霞呢？她在哪儿？”

“我在这儿。维尔涅，是你吗？”

他们开始环顾四周，却避免去看那两盏风灯继续在默默地移动的地方，因为那边是什么所在，太清楚了，清楚得使人不寒而栗。靠左边，掉光了叶子的树木好像越来越稀疏，露出一大片空旷的、白茫茫的、平整的东西。湿润的风不断从那边吹过来。

“是海，”谢尔盖·戈洛文张大嘴巴吸着海风，“那边是海。”

莫霞用清脆的嗓音，紧接着说：

“我的爱情像大海一样广阔！”

“莫霞，你说什么？”

“我的爱情像大海一样广阔，生活的河道容纳不了它。” (12)

“我的爱情像大海一样广阔……”谢尔盖按着莫霞的声调，沉思地重复着说。

“我的爱情像大海一样广阔……”维尔涅也重复了一句。突然，他又惊又喜地赞叹道：“莫霞奇卡！你还多么年轻啊！”

正在这时，茨冈诺克突然凑到维尔涅的耳边，热烈地、气喘吁吁地轻声说道：

“老爷，喂，老爷，这不是树林吗？我的上帝，这是怎么回事？那边有灯的地方是绞刑架不是？这是怎么回事，啊？”

维尔涅看了茨冈诺克一眼，临死前的痛苦正在煎熬着这个人。

“得告别啦……”丹尼娅·柯伐尔楚克说。

“别急，还要宣读判决书呢，”维尔涅回答说，“扬松呢，他在哪儿？”

扬松倒在雪堆里，旁边有好几个人在忙活着。突然从那儿飘来一股强烈的阿摩尼亚的气味。

“大夫，怎么样了？你们快好了吗？”有人不耐烦地问。

“没有什么，昏厥过去了。你们拿把雪擦擦他耳朵。他会醒过来的，可以读判决书了。”

风灯神秘的灯光落到脱掉手套后的白皙的手上和纸上。纸和手脚在微微地颤抖；声音也在颤抖：

“诸位，也许，判决书用不着念了吧，你们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你们以为怎么样？”

“不用念了。”维尔涅代表大家作了回答。灯光立即熄灭了。

大家也拒绝神父替他们作终傅。于是，一个高大的黑影立刻默默地走进树林深处，消失不见了。看来，天已经破晓：雪渐渐泛白，而人的身影却更加黑了，树林也显得更加稀疏、更加哀伤、更加朴质了。

“诸位，你们两个两个的去。同伴各人可以自行选择，只是请快一点。”

扬松这时已经由两个宪兵扶着站在那儿了。维尔涅指了指他，说：

“我和他一块儿。你，谢廖沙，带着华西里。你们走吧。”

“好。”

“莫霞奇卡，我们一块儿好吗？”柯伐尔楚克问，“来，我们吻别吧。”

他们迅速地互相亲着吻。茨冈诺克吻起来很用劲，被吻的人都感觉到了他的牙齿。扬松则相反，无精打采的，半张着嘴——看样子，他根本不明白在干什么。谢尔盖·戈洛文和华西亚·卡希林已经朝前走了好几步，华西里忽然停下来，用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嗓音，响亮而又清晰地说道：

“永别了，同志们！”

“永别了，同志！”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说。

他俩离去了。这儿一片寂静。树那边的两盏风灯已经不再移动，一直停在那儿。本以为那边会有惨叫声、说话声和某种响声。然而那边什么声音也没有，跟这儿一样静，只有风灯一动不动地射出淡黄色的灯光。

“唉，我的上帝！”不知是谁嗄哑地叹道。大家回头一看，原来是茨冈诺克，临死的痛苦在煎熬着他：“他们俩给绞死啦！”

大家把头转了回来，重又鸦雀无声。茨冈诺克痛苦已极，两只手在空中乱抓着，说道：

“怎么能这样！先生们，你们说呢？我得一个人去死？死的时候有个人做伴至少要好些。先生们！怎么能这样？这怎么行？”

他抓起维尔涅的一只手，手指握紧又松开，像在弹奏乐器似的。他恳求道：

“老爷，亲爱的，你就跟我一道吧，怎么样？行行好，别拒绝我。”

维尔涅歉疚地回答说：

“我不行，亲爱的。我得跟他一起。”

“啊，你，我的上帝！这么说，就只好一个人了。这怎么行？我的上帝！”

莫霞朝前迈出一步，轻轻地说：

“您跟我一块儿吧。”

茨冈诺克往后退了一步，瞪出两只眼睛，古怪地望着她：

“和你？”

“是的。”

“瞧你说的。多好的小妞呀！你不害怕吗？我宁肯一个人去死。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我不怕。”

茨冈诺克紧紧地咬了咬牙。

“瞧你说的！要知道，我可是个强盗。你不厌恶我吗？不然还是别跟我一起去的好。我不会生你气的。”

莫霞没有作声。在熹微的晨光下，她的脸显得苍白而又神秘莫测。后来，她突然快步走到茨冈诺克跟前，搂住他的脖子，热烈地吻了吻他的嘴唇。他用两手抓住她肩膀，把她稍稍推开一点儿，摇了摇她的身子，就出声地吻她的嘴唇、鼻子和眼睛。

“走，咱们走！”

站得最近的一个士兵不知怎么身子突然一晃，手一松，枪落了地。但是他没有弯下身子去拾枪，却直愣愣地站在那儿发呆，然后猛一转身，像个瞎子似的踩着从未被人踩过的积雪朝森林中走去。

“上哪儿去？”另一个士兵惊慌失措地说，“站住！”

但是那人依然一声不吭，踏着积雪，步履艰难地朝前走去。大概他绊着了什么，双手挥动了一下，便扑倒在地上。他就这样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

“把枪捡起来，没有用的废物！不然我就要来捡了！”茨冈诺克声色俱厉地喝道，“连自己的职守都不知道！”

那两盏风灯又慌慌忙忙地奔跑起来。轮到维尔涅和扬松了。

“再见了，老爷！”茨冈诺克大声说，“到了那个世界，我们都是熟人了。那时你看到了我，可别扭过脸去不理我啊。等我到了那里，给我端点儿水来喝——我在那里会热死的。”

“永别了。”

“我不愿意被绞死。”扬松有气无力地说。

维尔涅挽住了他的手臂。这个爱沙尼亚人开头还自己走了几步。然后，大家看到他站停下来，瘫倒在雪地里了。押解的士兵伛下身子，把他拉起来，拖着他走，他乱踹乱蹬地作着无力的挣扎，想甩开别人的手。可他干吗没有叫喊呢？显然，他忘了自己有嗓子。

那两盏淡黄色的风灯又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了。

“这么说，莫霞奇卡，我得一个人了，”丹尼娅·柯伐尔楚克悲凉地说，“过去我们是一块儿生活，可现在……”

“丹尼奇卡 (13)，亲爱的……”

但茨冈诺克连忙出来干涉了。他抓住莫霞的一只手，就像害怕她会被人抢走似的，迅速而认真地说道：

“啊，小姐！你可以一个人，你是一个纯洁的人。你有纯洁的灵魂。你想要到哪儿去，一个人都可以去。明白吗？可我就不行。因为我是个强盗……你懂吗？我一个人不行。不然人们会说，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你往哪儿钻？要知道，我还偷过马，真的！而和她在一起，你懂吗，我就像……就像同一个清白的婴儿在一起。你不明白吗？”

“我明白了。好吧，你们俩去吧。让我再吻一吻你，莫霞奇卡。”

“你们吻吻吧，吻吻吧，”茨冈诺克用鼓励的口气对两位女人说，“你们落到了这步田地，是该好好地告别一下。”

莫霞和茨冈诺克迈步走了。地上滑，那位女性走得很当心，双手习惯地把裙子稍稍拎起点儿；那位男性则用力地挽着她的手臂，小心翼翼地一步步试探着路，把她领向死亡。

灯火停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丹尼娅·柯伐尔楚克的周围，寂静、空虚。士兵们全都默不作声。在宁静的、无色的晨光下，他们一个个都蒙上了一层灰溜溜的颜色。

“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丹尼娅突然说道，叹了一口气，“谢廖沙死了，维尔涅和华西亚也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唉，当兵的，当兵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一个人……”

太阳从海面上升起来了。

尸体被放进棺材，运走了。这些尸体一个个都伸长着脖子，眼珠疯狂地爆出在外面，嘴唇被泛着泡沫的血水染红了，而在两片嘴唇之间，伸出着一根肿胀发紫的舌头——就像一朵神秘而又可怕的鲜花。这些尸体沿着他们还活着的时候一步步走到这儿来的那条路，飘飘游游地回去了。春雪仍像他们来时那么柔软，芬芳；春天的空气也仍像他们来时那么清新，浓郁。谢尔盖丢失的那只破了的湿套鞋黑魆魆地横在洁白的雪地上。

人们就这样迎接着正在升起的太阳。

1908年

（靳戈译）

(1)华西亚是华西里的小名。

(2)茨冈诺克源自茨冈一词，意即小茨冈人。

(3)小俄罗斯指乌克兰。

(4)谢廖任卡和下文的谢廖沙都是谢尔盖的昵称。

(5)谢肉节是欧洲民间节日。大斋前一星期为谢肉节，又称狂欢节。

(6)按俄人传统习惯，过谢肉节时要吃春饼（一种用酸面团做的油煎薄饼）。此处儿子即将被处刑，父亲却还吩咐做春饼，说明他对儿子的无情。

(7)荆冠是基督教徒纪念耶稣蒙难的标记。

(8)弗里茨·缪勒（1821—1897），德国生物学家，曾设计编排过一系列体操。

(9)指上帝。

(10)华什卡是华西里的卑称。

(11)莫霞奇卡莫霞的昵称。

(12)引自俄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阿列克赛·康斯坦丁诺维奇·托尔斯泰（1817—1875）的诗篇《泪水在你嫉妒的目光中颤抖……》。

(13)丹尼奇卡丹尼娅的昵称。

《七个被绞死的人》 安德烈耶夫 著

《七个被绞死的人》安德烈耶夫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