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纣王是中国暴君的典型，这似乎已成千古定案。早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就将他的人品列为下下等。在正史、笔记、戏曲、小说中，随处可见殷纣王荒淫残酷的记载，如“剖孕妇而观其化”，“杀比干而观其心”，“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舞剧《凤鸣岐山》再现了纣王的暴君形象。

不过，在一片唾骂声中偶尔也会听到一两声异音。

2000多年前，孔子的学生子贡曾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

也许是受到儒家先哲的启示，清人崔述认为纣的罪状只有5条。近人顾颉刚更撰《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指出现在传说的纣恶是层累积叠地发展的，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顾颉刚为此作了详尽的考证，人们由此了解到，妲己的形象原来得自西汉末年刘向的《列女传》；纣王淫暴，原来出于《封神演义》等小说的艺术加工。于是，传说中的殷纣形象遭到了不小的冲击。

确实，要为殷纣王翻案谈何容易，然仍有人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认为纣很有才能，在历史上是个值得肯定的人物。

《史记·殷本纪》中纣的形象“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俨然是奴隶主中的英杰。

纣曾平定东夷，开拓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促进北方文化向南方的传播，对古代中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发展有重大贡献，其地位在武丁、周武王之上，暴君的帽子是敌对派强加给他的。

所谓罪恶的记载，多出于“寓言十九”的战国及后人们的尽情夸大。要正确评价纣王，应当依据《尚书》，而《尚书》中所提出的六条罪状无一属实，乃周人为达到宣传目的所进行的人身攻击。

所谓酗酒，无非殷人本好酒，而纣酒量或许特别大些；

所谓不用贵戚旧臣，是以纣王兄微子启为首的反对派，因丧权失势而强加于纣王头上；

所谓登用小人，是提拔奴隶小臣为大夫卿相，这正是进步措施；

所谓听信妇言，其实是因少见而多怪，商朝女性活跃，纣王妇可能是与武丁时代的妇好一样的杰出人物；

所谓不留心祭祀，乃弥天大谎，出土卜辞证明，帝乙(纣父)、帝辛(纣)时期的祀典最为完备。

那么，商朝何以亡于纣?主要有4条原因。

第一，殷王族内部爆发了大分裂。帝乙把王位传给了次子纣而不传给长子微子启，朝廷遂分两派。微子启一派不断向纣发起进攻，他们进行了种种卑劣的活动，如造谣中伤、发动内讧、阴谋行刺、卖国求荣等等。

第二，纣王力克东夷后，兵力损耗大半，未及休息训练，即遭意外袭击。

第三，大阴谋家周武王乘机起兵伐商。这支军队经过长期准备，强悍而有组织，并有杰出领导。

第四，牧野一战，前线军队临阵倒戈，动摇分子一哄而散。

纣王不仅不是暴君，更是千古英雄。因为他平定东夷，开拓东南，用人惟才，重视俘虏，发扬光大传统文化，积极提倡音乐工艺。这些进步措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

不认同翻案者认为，纣王罪状确有其事，翻案文章缺乏依据。

第一，纣王酗酒不容否定。纣王时奴隶主们酗酒成风，史料确凿，由此可见整个社会的腐败。事实上，武王伐纣未举纣王酗酒之罪。纣王酗酒资料，见于周朝的内部文告，是周公在事后教育康叔和成王的，何必故意夸大纣的罪状呢?这又怎能说成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

第二，纣王登用小人亦非虚构。翻案者说费仲“善于理财”，以此证明纣王不是登用小人，而是“用人唯才”。但史实呢，费仲好利，接受周人的美女、九驷等大礼，在纣前为周美言，以致周人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了，纣还熟视无睹。因此，费仲之流恰恰是商朝的内奸。

第三，假想纣王妇是巾帼英雄显然缺乏依据。据《尚书》，纣所作所为与妇言有关，“惟妇言是用”是周武王列举的纣的第一条罪状，决非毫无根据。

第四，多罪逋逃绝非劳动人民，如何视为进步措施?诚然，不用王族而重用四方罪人，加剧了纣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乃造成亡国原因之一。

总而言之，有关纣王暴虐的许多材料，见于周人内部文告，以此为鉴，追求长治久安，不能视此为周人宣传材料，而一笔否定。

纣王根本未建立煌煌勋业。殷商王朝灭亡具有历史必然性，而纣王荒淫残暴，穷兵黩武，在历史进程上狠狠踩了脚油门。

征服东夷，既非始于纣，亦非终于纣。

据古本《竹书纪年》和《后汉书·东夷传》所载，东夷和夏族很早就有联系。征服东夷时代虽不可考，但至迟始于帝乙时期。纣曾重新征服东夷，武王伐商时东夷复叛，周公和伯懋父等又征服过。因此不能认为纣王征东夷是开了中国大一统的先河。

尚无确凿资料证明殷民族及其同盟国曾发生大规模南迁，进一步说，中国的东南区域在当时亦未必极落后。

至于说纣王及纣王以后殷人对落后的东南区域传播了文化，同样颇费考订。中国古代文化分布颇广，位于山东地带、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的部族及国家，在纣王之前已享有很高的文化。山东、河南的龙山文化，远在史前不必说了；湖北、安徽的青铜文化，时间相当于殷代，风格迥异于殷，而工艺水平很高，决非纣伐东夷后开拓出来的。

至于赞扬纣王发扬光大了殷人的传统文化，更不足为据。因为有关纣作璇宫、倾宫、鹿台、玉床的传说，正说明纣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不能作为功绩。

从“纣好酒淫乐”的记载，得出“纣玉对音乐的提倡与创作”的论断，似乎有些穿凿附会。

从“纣有亿兆夷人”这句话，引出纣王“重视俘虏”的结论，似乎也缺乏史实依据。因为此语源出《尚书·泰誓》，是周武王伐纣时的誓辞，。文中的夷指的是纣王统治下的商朝人民。

在探讨纣王历史地位时，还引出了“微子启何许人”的问题。一种观点是，微子启并非帝乙的长子，纣的长兄，而是朝中元老。其实，朝廷内亦未形成纣和微子启两大派。《尚书·微子》篇记载，微子预感商朝将亡，想脱离王朝而避祸。

悲观失望，怎能说是“造谣中伤”?

计划归隐，怎能说是“派人投降”？

去国无踪，怎能说是“发动内讧”？

在有关商纣王是否暴君的论战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由于年代久远史料匮乏，对立派双方所使用的史料惊人地接近。看来，在新材料出土前，对于这一千年悬案，绝难作出实事求是而令人信服的解释。

(吴嘉勋)

【千古之谜】纣王暴君这案到底能不能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