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的《坏世界研究》（2009）一书已跻身当代政治哲学经典，这本书在他的政治哲学著作中篇幅最长，学术含量和书卷气也最重。笔者仅就几点谈谈自己的印象。

一、历史感

作为一本有着强大历史感的政治哲学著作，《坏世界研究》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谈起，经过罗马帝国的法治共和制度和基督教的精神政治，最后纵论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在这一制度史及其理论问题史的对面，耸立着中国古代的“天下政治”，赵汀阳详细分析了所有这些制度的得失及其留下的政治问题。

历史感和历史研究对政治哲学之所以特别重要和珍贵，是因为最重要的政治问题都是在生活和历史中发生的，这些问题创造了历史进程并在历史中变得复杂化。只有那种把概念问题的演进系统而完美地表现在历史进程的演进中，既把渊博的学识带入创造性的思想，同时又把思想本身构筑在历史研究的坚实基础上的政治哲学研究，才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最高学术成就。所谓历史感的重要性和稀缺性还表现在，真正有历史感的政治哲学要求从历史演进的实际性上升到理论问题的反思性，这需要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特殊思想功夫，在这里，思想受到经验的限制而失去了概念运动的许多自由，因而会使研究工作变得特别艰难；但得到的收益是把历史的内容上升为理论问题的概念式理解，同时又使概念问题获得最坚实的历史性定在和经验性基础，从而产生出那种真正表现出完美历史感的完美政治哲学研究。

笔者认为，真正堪称有历史感的政治哲学著作只有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列奥·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和赵汀阳的《坏世界研究》。黑格尔的历史感来自他的一个信念，即历史和哲学是内在一致的，哲学作为绝对知识，其内容就是“对历史的概念式理解”，其具体的做法是把历史当作“精神”的自我发展历程。列奥·施特劳斯探讨了现代政治哲学如何导致了现代性的危机，以及如何通过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精神来挽救这一危机。同黑格尔和施特劳斯相比，赵汀阳所处的时代现代性的状况和问题已经彻底转型，世界变得更“好”也更“坏”，他的《坏世界研究》最具解决现实问题的紧迫感。赵汀阳的历史研究是旨在“求解历史过程中发生的那些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并按最坏社会情况设想解决之道。赵汀阳所意指的政治问题都是理论问题，他所致力的解决也都是哲学式的解决，他的历史研究完全是哲学式的，由此产生新的“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的政治哲学研究。要言之，赵汀阳开发出的政治的“坏世界”维度，与柏拉图开创的“最好政治”维度，构成了政治哲学问题意识的一个最根本的二元性，即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对立。他对贯穿整个西方历史的民主制度的批判性研究，是一个最有历史意蕴的现实政治难题；他对基督教发明精神政治的精彩分析，则挖到了西方政治意识形态之根，并填补了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空白；而他最富创意的“天下政治”，则是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种创造性理解，他把这种“天下政治”推荐为当代的最好政治，从而把中国政治提升为一直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政治哲学界面的一个新中心，同时也给最好政治这一西方理念注入了当代性。

二、坏世界与最好政治

赵汀阳把“坏世界”预设为研究政治的新前提，坏世界既是政治的原初状态，也是政治的根本问题，由此开发出政治哲学的新维度和新界面。真实世界之所以是个坏世界，根源在于人性自私和资源稀缺，在这样一个坏世界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政治，也就是权力和利益的博弈。赵汀阳让政治哲学处理坏世界的问题，而把好世界留给伦理学，从而把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分开。坏世界研究是对我们这个时代充满批判意识的政治哲学，它包含着对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状况和人性水准的深刻洞察和深切忧虑；在理论上，则把我们重新带回到如何理解政治的本质和政治哲学的本质这种根本性问题。

按照传统政治哲学的观点，政治的本质是道德性，它超越权力和利益的直接政治现实，构成了政治的概念本身。政治的概念预设了人是自由的普遍的类存在，从自然状态到政治状态意味着人从自然上升到自由。相比之下，赵汀阳从坏世界出发对自由概念的理解，突破和脱离了政治哲学的传统理解：“政治使自然人变成自由人，也就是变成了政治人，自由就成为人们的争夺对象，人们试图拥有更多的自由并限制别人的自由，试图按照自己的自由选择去规定所有人的生活形式。”

权力和利益确实是政治的直接现实，人性的弱点是从古至今始终存在的现象；正是通过政治哲学的反思，我们才发现人性之分裂为现实与概念、自然与自由，乃是人性最深刻的事实。柏拉图第一次指明了政治作为“国王的技艺”，是对制度与人性的创造和理解，政治提供关于存在之整全性的知识，因而是和哲学处于同一界面的精神的最高技艺。这决定了作为政治哲学基本问题的“真正的政治”一定是最好政治，它作为哲学性的存在意味着对正义原则的彻底理解，所有现实的政治都是对它或多或少的模仿。

赵汀阳洞悉这个“柏拉图问题”的重要性，但没有在这个问题的理论深度中思考政治的概念，而是立足于坏世界的现实去思考完美政治是否可行的问题。他认为，即使人们知道了最好政治，但仍有可能不选择它。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在现实中如何选择不是政治哲学的理论问题，而是政治家要处理的实际问题。尽管现实中人们不选择最好政治，但政治哲学必须在最好政治这一问题中思考政治的理念，因为政治哲学的任务是说出真理，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对政治哲学来说，政治是一个哲学问题，知识构成了政治的存在本身，理论的理解是最大的政治，彻底的理解就是最彻底的批判。

由于赵汀阳把坏世界作为思考政治问题的出发点，致使他在许多具体问题的理解上都和传统政治哲学不一样。比如赵汀阳制度反思的核心观点是：“政治哲学不得不考虑人们不择手段谋私利的局面。在一个如此坏的世界里人们如何才能发展出某种制度以保证可以接受的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传统政治哲学对制度的反思则极力揭示制度的自由本质。面对同一制度，赵汀阳的思考似乎聚焦于它的自然起点上，而黑格尔则把它当作通向自由的一条道路。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他人”的概念。赵汀阳指出，他人是全部政治问题的根源，因为在坏世界的条件下做自己想做的事，此时对一个人的唯一限制就是他人的同意。但在主流的传统政治哲学中，比如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坚决抵制近代的政治个人主义。

由此可以推论，赵汀阳对政治哲学与伦理学进行切割是值得商讨的。如果政治的最高本质是道德性，那么政治正义就构成了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近代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变革就是伦理学成了政治哲学，这在黑格尔法哲学中得到了一次最突出的表现：黑格尔把政治的道德性称为伦理，即作为主观善良与客观制度相统一的好政治。此后，真正的伦理学必须包含政治哲学。

三、民主

在《坏世界研究》中，赵汀阳比照希腊城邦民主制这一源头对现代民主的退化与缺陷的研究，充满历史感和批判意识，透露出他对制度与人性的完美状态的向往。古希腊民主是真正的民主，与之相比，现代民主是虚假民主，因为它有两个根本性的缺陷。

首先，民主的基本原理是平等。在赵汀阳看来，古希腊民主设计的公议、抽签和投票三结合制度，基本实现了这种政治平等；而现代民主的投票选举制度中，少数人尽管有着名义上的平等机会，却根本没有实质上的成功机会。赵汀阳强调，民主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人民来选择”，而在于“人民选择正确的事情”，其前提是民主由理性和真理来引导。赵汀阳高度赞美古希腊的公民大会制度，它开创了“公共领域的公议”这种政治形式，而“公议意味着民主必须被知识和理解所引导”。在没有理性和真理引导的情况下，多数人统治就成了现代民主制的一个致命缺陷，它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多数人的意见，在最坏情况下则是多数人的暴政。现代民主“以数量定义的强者否定了以质量定义的强者”，其所标榜的“平等”虚假性尽显于此。

其次，古希腊城邦民主的公议制度开创了“话语权”这一政治维度。真正的公共领域中的公议是理性的对话和思想的论证，理性产生的说服力决定了话语的成功，成功的话语决定权力，从此语言变成一种政治力量，但民主政治中基于平等的意见之争并没有成为被理性主导的公议，而是变成了一种话语比赛。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希腊人的修辞术，赵汀阳指出，“没有公共领域的民主是坏民主”，而被修辞术控制的公共领域则是民主的彻底堕落。“修辞家无须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公正，而只知道民众认为什么是公正就行了；无须知道真正的美和善，只知道民众觉得什么是美和善就行了。有效的说服在于民众意见而不在真理。”

赵汀阳指出，在所有人的所有意见都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力这一前提下，“多数人说了算”和“话语决胜”这两点就决定了在民主制度中，“只有低劣的事物才具有生长优势”。心怀更高理想的哲学家和政治家一定败给一心享受民主的花言巧语的时尚化修辞家，现代的大众媒体更大大加剧了这一堕落趋势。现代民主制度退化和堕落的根源在于它没有能力保护优秀事物：“自由、平等和宽容在其本来的意图而言是好的，但在实践效果上，自由、民主和宽容并不能有效地保护优秀事物，却非常有利于低劣事物的生长。”

现代人对民主制度的主要辩护是“民主与专制不两立”。从政治哲学史的角度看，这种辩护非常贫乏而且可疑。柏拉图把民主与专制联系在一起，认为僭主政制是从民主政制中产生的。他所发现的根本症结在于：权力在众人的分享中被分散从而被限制，使善和恶都不能过度发展，然而多数人的意见总是被低于理性的自然倾向所控制，这就决定了民主制度不会专注于任何美德和更高的理想，因为对一切事物的宽容必然导致对原初高贵事物的不宽容，从而导致对最好政治的那些庄严原则的轻视；每个人享有充分的自由，意味着人性中的好东西和坏东西都能够不受限制地充分发展，结果大多数人的灵魂都专注于权力、利益和财富，对美德则无动于衷。赵汀阳对此做了概括：“按照柏拉图的政治退化猜想，如果一种政治并非完美，它迟早会因为它自身的缺陷而烂掉。这似乎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咒语，因为现代民主社会兼备了在柏拉图看来最危险的几种坏品质：对财富的无限贪婪、失控的个人自由、破坏了公正的平等、藏污纳垢的伪善宽容。”

笔者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民主，更经历了一次从民主政治到“民主社会”的剧变，其标志性现象就是大众文化的崛起和消费社会的到来。消费取代劳动，成为人们确证身份和构建认同的首要方式。通过消费建立认同是如此的简单易行，只要有钱，谁都可以轻松做到，于是天赋和勤奋等失去了意义，这种消费社会可以说达到了真正彻底的民主社会。政治上，消费社会作为现代民主从政治制度向社会领域和大众心理的深度拓展，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和一切人类崇高理想的最深刻挑战。

四、精神政治

精神政治是《坏世界研究》中引人注目的另一主题。这是被传统的政治哲学史和政治制度史研究忽略的一个重要维度。赵汀阳从坏世界这个前提出发，把精神政治定义为传统权力政治的根基和完成，单纯的权力统治乃至战争是政治的失败状态，心灵的征服和治理才是真正成功的政治。赵汀阳用精神政治重新定义了政治的概念：“政治不是‘x统治y’而是‘y同意x的统治’。……统治不是问题，同意统治才是问题。”他对这一定义给出的解释是：“精神生活具有政治意义：精神生活不仅能够吸引人，而且能够统治人，事实上，精神生活是统治的完成形式，只有当完成对人们的心灵统治才最后实现了统治。心灵的一致认同是政治权力的最后基础。”“精神政治给传统政治概念增加了一种深层的政治含义，它把原来局限于权力和利益分配的政治扩展到精神资源和话语权的政治，使政治问题变得更加丰富复杂也更危险”。

《坏世界研究》中讨论基督教精神政治四大发明的篇章呈现了历史研究与哲学真知的统一。赵汀阳这一研究特点鲜明：第一，强调基督教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并特别强调这种精神政治的斗争性和危险性。第二，深入分析了基督教对后世的政治影响，力陈现代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根就是基督教的精神政治。这里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在于：赵汀阳的精神政治研究从处理坏世界的现实政治问题出发，只是把精神看作管理心灵和维护政治统治的工具，而忽视了精神作为人的类本质乃是自由和理性的定在形式。此外，赵汀阳的研究具有针对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和论战性，对基督教历史作用的评价难免片面和偏激。

历史上，基督教对精神的内在价值的形成发挥了推动作用。基督教用天国降临的福音抗击世俗诱惑，以此推高精神生活的地位和意义，并赋予个体的内在性以形而上学基础。这一观念在哲学上起源于柏拉图学说。希腊的主流哲学观点是一元论基础上的自然意识。柏拉图的理念论第一次点亮了精神的意义世界，引导人们“在物质世界之外找寻真理”，即在现实世界之上还有一层作为“原型”的精神性存在。柏拉图的观点作为对存在的一种反思性理解，超越了希腊自然主义，体现了思想对世界的正确态度，从而为正确理解精神的价值奠定了存在论基础。

新生的基督教被世界接受，并非完全出于政治阴谋，而是另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和精神文化意义。基督教存在论的核心观点是：感性现实存在是有限和堕落的，只有心灵所创造的精神性的存在才是完美的和永恒的，因此借助神性的指引把精神从感性或物质的囚笼中拯救出来。基督教这种态度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就是：古代世界的崩溃证明了人的感性存在的堕落和毁灭，这才促使人们把注意力从物质转向精神，从感性的外在世界退隐到心灵的内心生活。就基督教对精神原则的推崇来说，应该肯定它对建立人之为人的自由类本质的先验概念作出了重要贡献。至于基督教的精神原则在其与世俗政治权力合流之后变成精神政治和意识形态，则构成了基督教历史的另一个真实领域。赵汀阳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是有坚实根据的，而且显示了不凡的见识。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社会与哲学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赛音/摘）

政治哲学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 ——评赵汀阳的《坏世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