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公众号 「书林斋」

好久没聊历史了，正好因为前段时间葛剑雄老师就历史是什么引起了争议，我就顺着这个话头聊一聊《史记》。

先举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张良和黄石公的故事。

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

这是《史记·留侯世家》里的原始文本。在后世中，大家对张良和黄石公的故事讨论得非常多：故事是真是假？黄石公究竟是谁？这种讨论说句实在的，毫无意义，浪费时间和精力，最后也得不出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来。

那关于这个文本，什么样的讨论有意义有价值？

换句话说，《史记》里的这个故事，究竟想表达的是什么？

先说结论：这个故事是为刘邦写的。

故事是故事，但故事既然存在，一定有编纂者的用意在。所以我们一定会回归文本，在文本里去探究故事的原意。

于是我们发现这段话有三个重要的点：

一、这个故事发生在张良在博浪沙行刺秦始皇帝失败后，发生在张良保护项伯前。

二、这个故事里最重要的落点不是张良和黄石公，而是刘邦。

三、这个故事里有一个非常政治话语的意向：「履」。

我们现在一一来说。

第一，在《留侯世家》中，这个故事前一段是：「良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后一段是：「居下邳，为任侠。项伯常杀人，从良匿。」

这两个点给我们的信息是，这个故事的指向与灭秦有关，这三件事一定是具有某种联系的。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张良行刺和张良保护项伯与灭秦的关系，那么中间黄石公的故事呢？

文中说黄石公是主动「至良所」的。这意味着在这个故事里，黄石公已经观察张良有一段时间了，那么他观察的是什么？是张良在反秦。

所以才有了后来的这一连串事情。所以我们说，这个故事的第一个指向性是张良被神灵（黄石公）认可具有天然的灭秦合法性。

那么第二个点呢？为什么落点是刘邦？

「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

看起来黄石公说的是张良，可实际上呢？王者师，张良被黄石公认定是王者师，那问题自然就来了：谁是王者？

「后十年兴。」

所以这一年后的十年是什么光景？《留侯世家》里后面说的是：「后十年，陈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馀人。景驹自立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从之，道遇沛公。」

从这里我们能看到，黄石公的话语，归根结底说的是张良会遇到王者（刘邦），从而辅助刘邦成为帝王。这是在彰显刘邦的合法性。

紧接着我们再来研究一下，这个文本说的是刘邦对谁具有合法性？

答案要从地理位置来看。

张良在什么地方？下邳。下邳是哪？在今天的徐州睢宁县古邳镇。这个地方是泗水和沂水的交界地，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更何况韩信后来的国都就被封在这里。

「汉五年正月，徙齐王信为楚王，都下邳。」

其次，黄石公说他在什么地方？「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

《留侯世家》最后还说了这句话：「子房始所见下邳圯上老父与太公书者，后十三年从高帝过济北，果见谷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

第三，黄石公送的是什么兵法？《太公兵法》。太公指的是齐太公，是齐地的始祖，后来被称为姜子牙的那位。

所以这一点的完整逻辑是什么？

是原楚地与原齐地的地头蛇都默认了刘邦是天下共主，是楚人和齐人都认同了刘邦的合法性。而这个合法性是怎么来的？刘邦灭秦。

这才是张良和黄石公这个故事最核心的点，至于有没有黄石公这个人，张良在下邳有没有遇到过神秘人物，《太公兵法》即便存在是不是齐太公写的，重要吗？这些都不重要。

这才是历史文本的书写和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不禁要有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故事会安在张良身上？

答案在我们上面提到的第三个点：「履」。

要创造一个玄幻故事，折射出齐楚地方的人对刘邦的认同，可以有多种办法，为什么要创造出这样一个故事来？

履象征着什么？

江林昌老师写过一篇文章《西周金文「履」字探源》，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出，西周时期五祀卫鼎、九年卫鼎、大簋、师永盂、格伯簋、散氏盘及吴虎鼎里，均见有「履」字，而且出现的内容都涉及到土地转让、度量土地、踏定疆界的含义。

这个书写习惯在《史记》里还是存在的。

《史记·齐太公世家》：「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

《史记·萧相国世家》：「於是乃令萧何第一，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

所以在张良和黄石公的故事里，用「履」的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这是土地的归属权问题。看起来是给老头穿鞋，实际上是暗指这片土地归属给了张良。

这时我们再仔细把玩一下上面提到的，黄石公故事接下来就是项伯的故事。张良居然可以轻易帮助一个杀了人的凶手躲藏，这意味着他在当地可以动员起的力量有多大。

那么进一步，圯上是什么意思？

根据《史记》的注解我们会看到，有这样的说法——

文颖曰：「沂水上桥也。」应劭云：「沂水之上也。」

想想我们刚才说了，下邳这个地方，是泗水和沂水的交界处。所以这里的桥的意象也很清晰了。

于是我们更加可以咀嚼出来了：黄石公故事的意思还可以告诉我们，张良早就是下邳这片土地的地头蛇了。

所以才有了《留侯世家》接下来的话：「高帝曰：『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张良为留侯，与萧何等俱封。」

所以综合起来看，这个故事要说的意思就很清晰了：

一、齐地楚地的人对刘邦作为汉帝国共主的合法性认同。

二、张良事实上是对下邳周边土地有着极强掌控力的，但是由于张良谦让忍受，他选择了舍弃这片土地，以换取汉帝国对他功绩（可比肩齐太公）的认同。

三、以上的认同都来自灭秦的功业，这是全天下对他们的认同。

从这样的分析中我们能够看到，张良和黄石公的故事，说白了是一个政治文本。这样的政治文本书写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可垂范天下的案例，以证明所有人都可以在汉帝国的秩序下相安无事。

说到这，还会有朋友好奇，刘邦作为一个皇帝，为什么会对齐地和楚地那么没有控制力，需要用这种办法来强化？

我们还举一个张良的例子来看。

众所周知，在后来确定继承人的事情上，刘邦和吕后发生过一次巨大的斗争。这种争论的结果是刘邦失败，吕后胜利。

那么标志性事件是什么？

《留侯世家》里有这样的记载——

张良请来了商山四皓四个老头，刘邦见到以后就认怂了。

这看起来很不对劲，但仔细想想，背后蕴藏的力量非常可怖。

我们继续来看原文。

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吕后恐，不知所为。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必异而问之。问之，上知此四人贤，则一助也。」……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四人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这一段仍旧出自《留侯世家》，和黄石公的故事一样，这四个老头出现得没头没尾，既没有交代他们为什么能够左右局势，也没交代张良为什么能请得动他们。

所以同样的，这个故事背后的历史真实是什么呢？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里有记载：「汉兴有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当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闻而召之，不至。其后吕后用留侯计，使皇太子卑辞束帛致礼，安车迎而致之。四人既至，从太子见，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为重，遂用自安。语在《留侯传》。」

我们不去看后世给这几个人加的各种身份和名字，越往后的人加得越复杂，但其实毫无作用，反添加了研究难度。

最重要的信息就在原始文本里。

商山四皓为什么能左右汉初政局？为什么他们出面支持刘盈，刘邦就不敢废太子？

不管他们以前是哪里的人、有多出名，他们跑去其他地方，要想有影响力，归根结底是什么？是当地的人服他们。

强龙不压地头蛇，除非你强龙自己变成地头蛇。他们不管名字叫什么，既然他们是以商山四皓的名头出现的，那他们最重要的共同体认同就是商山。

所以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在商洛。这个地方，才是决定了太子是刘盈的关键。

商洛这个地方，就是关中四关之一南武关的所在地。从武关往西北走，可以直接逼近长安；向东南走，可迅速奔向南阳。谁掌握住了武关，谁就控制住了长安和南阳。

刘邦自己当年可就是从武关这里进的咸阳城，抢先一步占领了关中的。他比谁都清楚这个地方的重要性。

现在这个地方的四个老头，你别管他们是谁，重点不在他们是谁，重点在他们对这个地方有着强大的控制力和话语权，他们支持刘盈了，这意味着哪怕你皇帝不支持刘盈，他们也有迅速翻盘的机会。

所以刘邦才会懊恼地跟戚夫人说：「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从此以后再也不提换太子的事情。

而刘盈和张良为什么能对这四个人有影响呢？

一是刘邦只是召唤他们来，而刘盈是亲自去迎接的他们。这不是一个道德层面的行为，而是一个政治承诺，是张良能够说动他们的基础。

二是商洛不仅和长安有密切联系，还和南阳、颍川有着密切联系，而张良是谁？

「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

所以这件事，说白了就是一场吕家、张良、商洛地头蛇，外加一个关中大管家萧何（已经成了相国），他们构成了利益同盟，逼得刘邦不得不就范。

而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确实就是商山这四个老头，归根结底还是商山的位置。

从这里我们能看到，刘邦的汉其实在这时甚至还不能称之为帝国。刘邦用白马为盟誓说：「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很多人忽略了这件事背后的政治意义：如果是一个统一的自上至下的中央集权，需要与天下立盟誓吗？

此外，《史记》里吕后的标题是《吕太后本纪》，而《汉书》里已经是《高后纪》了，一个吕、一个高，说白了前者是独立成章，后者依附于高帝。

众所周知，《汉书》沿用了许多《史记》的文字，但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帝国的秩序还没确定下来，而班固时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帝国秩序。因此在我们对比二者时，才能发现班固想要掩盖掉的一些秩序的变化过程。

所以答案只有一个：汉初的格局，是一个以汉天子为天下盟主的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的动态过程。

以刘邦登基为例。《史记》里群臣是这么说的：「大王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而《汉书》里则表述为：「大王起于细微，灭乱秦，威动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地。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

「辄裂地而封」，换句话说就是你打下来，那这块地就是你的，你尊我为盟主就行，这是刘邦的功劳；而《汉书》中说的是「受地食邑」，意思悄然变成了这是由刘邦赐予的。性质陡然发生了变化。

贵在定分。所以在《史记》中，刘邦分封是在登基以后；而在《汉书》中，刘邦是先给天下分封，然后再登基。这个次序变了，刘邦的形象可就完全不同了。前者是盟主确立后的分封，后者是大权在握只差一个皇位。

所以从对比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刘邦登基皇帝，但这个皇帝不是秦始皇帝那种一统寰宇，而是盟主。

但这样的盟主必定是不稳固的，异姓王都分布在关东，刘邦日夜难眠。最后刘敬建议他定都关中。刘邦当天就启程了。各地封王裂土，高祖无法深入，只能在关中蓄势待发。这样一看，似乎一切回到了战国末年，历史迅速又回转了。甚至于在这个时候，高祖还需要想办法和关东隔绝开来，积极发展自身的生产。西汉初期的津关制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

当我们看到张家山汉简出土的《二年律令》和《奏谳书》时，会有更加强烈的感受。汉初的律令仅涉足于汉「国」所能直接管辖的寥寥数郡，至于在诸侯国内的法律，则由诸侯国自行颁布。更何况各诸侯国内除了丞相外，铸币（经济）、内史（民生）、中尉（军事）都由诸侯国自己掌握。如果不了解这个背景，这在我们今天也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大风歌》的背景是什么呢？是刘邦平定了英布叛乱后回到故乡，在满怀感慨中边跳舞边哭泣写就的。英布是当时的淮南王，《史记》说得也很明白：都六，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皆属布。相当于今天大半个安徽和小半个江西都在英布手里，他只需要名义上对刘邦称臣即可。

而刘邦已经老了，刘邦回去长安后没多久就驾崩了。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在理解了这样的格局时，我们才能进一步理解《史记》究竟是什么。

我们最后来讨论这个问题，看看《太史公自序》：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很多人都说《史记》很多东西是编的，就是个文学作品。大谬。《史记》是有文学成分，但它归根结底是一部政论书。

我们看司马迁自己的话就能看出来，他说得很清楚，里面很多事情，是他游历四方后得到了他人口述的资料，再加上查验还存着的档案，最后统一形成的文本。

我举几个例子。

《史记·孔子世家》：「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

《史记·刺客列传》：「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

《史记·项羽本纪》：「王翳取其头，馀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後，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故分其地为五：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阳侯。」

从这几段中我们能看到，司马迁在描写孔丘、刘邦身边那堆功臣、荆轲以及项羽乌江自刎时，所获取的材料有一大部分来自原鲁国当地人、樊哙的后代樊他广、秦始皇时期的医生夏无且和杨喜的后人（亦即司马迁的女婿）杨敞。

换言之，司马迁之所以写孔丘、鸿门宴、荆轲刺秦和项羽乌江自刎可以栩栩如生，因为他真的接触到了亲眼见过这些的人或者他们的后人。

于是有人不禁要问：这些人或者他们的后人说的情况，是真的吗？

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执着于当时的细节推敲，会陷入对文本的无限迷茫中，就跟无休止地讨论黄石公和商山四皓是谁一样，毫无意义，你再讨论个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讨论到人类移民外星球了都没有结果的。

那么这些文本的意义在哪呢？

我们从这些文本里可以看到，《史记》是司马迁遍访各大家，把各大家口中认可的史料获得后，所编排出来的一整套史书。

这套史书的原始材料是：档案（尤其是表）与当事人及其后人的口述。

这些材料的政治意义在哪里？

档案：帝国合法性。口述：当事人及其后人合法性。

那司马迁做的工作是什么？或者说《史记》的本质是什么呢？

是把二者的合法性融合到一起，同时满足了双重合法性。司马迁在加工过程中把它变成了符合汉帝国合法秩序的东西。是把功臣、大族所自身认同的一套关于自家合法性的内容，和汉帝国合法秩序相结合的产物，同时可以满足汉帝国的合法性构建，也可以满足每一家的合法性构建，因而最终成为一朝的合法性构建产物。

还是以黄石公的事情为例，它体现的就是刘邦、张良的双重合法性，并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从而对齐楚大地有了政治上的话语权。

当然，其实司马迁在这个过程中也留下了许多毒牙。比如很多人说司马迁编造了烽火戏诸侯，他压根不知道当时的历史。但如果你仔细比对司马迁在《史记》里各本纪、世家对这件事的文本差异，你会发现司马迁其实把整个故事原封不动地讲给你听了，但是在不同地方它拆开来了。而他这么做，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秦的合法性，从而彰显汉的合法性。

此外，周公有没有称王的问题、鬼谷子这个人的身份问题、秦始皇身世问题、吕不韦和嫪毐的关系问题、周鼎的去向问题，大量这些看似有疑问的问题，其实推演到最后都是和汉的合法性息息相关的。这里不再赘述，大家可以自己看看。

纪传体，纪传体。维护每个传主的合法性，隐去部分不利内容放到其他人的传记里。

纪、传，这就是各自的合法性，合起来就是帝国的合法性。

说到这里，我想也很清楚地阐述了葛剑雄老师的话：历史是为今天和未来服务的。而不是为过去服务的。看起来为过去服务的历史，归根结底还是为今天和未来服务的。

而这些东西，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

答案还是我说了很多遍的，实践。

我要收尾了，就把读《史记》和实践的作为最后一个点。

史料分析说到底是分析什么？分析人和事。所以史料分析最简单的成本是什么？是和人交往接触。

你和同学、同事、亲戚、恋人发生矛盾后，要不要和好？大家都有各自的诉求，哪怕有的人有的只是情绪诉求，那么和好的时候就算你们不对这件事有定性，就算没有公开的表述和好的话，那也一定会有自发的对行为、话语的共识寻求。

再换句话说，你跟你的爹妈、朋友、恋人，说的话是不是不一样？哪怕是同一件事。

既然不一样，这就是文法。史料分析也好，文本分析也好，归根结底是在实践中掌握文法。读史料分析，是因为我们通过历史上有过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

一定是先有实践再有总结。

期望有一个不实践就可以获得能解决一切的方法论出来，那才是成本最高并且根本办不到的事情。说白了还是在等别人把方法论提炼出来送到你嘴里，但没有自己嚼过的人是吞不下去饭的。

所以一个没读过什么书但天天跟人打交道的人，一定会比一个天天只读过却不关心人的人，更能理解什么是历史。这是一句论断，也可以作为本文的结语。

所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所以，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

《史记》到底讲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