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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背景

大小金川之战

土司制度到明末清初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当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过渡时，世袭土司仍强迫人民无偿服役。土司中又一再发生侵吞其他地区土地，甚至公开武装叛乱的事件。清廷采纳云贵总督鄂尔泰疏议，在西南掀起大规模“改土归流”高潮，改土官为流官，革除土司制，建立州县制。“改土归流”的政策，在云南和贵州取得很大成效，但在四川当时却只实行于与云、贵接壤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川西藏区，则发生了大小金川事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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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过程

第一次平金川

傅恒

乾隆十一年（1746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劫夺小金川土司泽旺﹐经清朝干预后释还。次年，莎罗奔又攻明正土司（今康定）等地，清朝派兵前往“弹压”﹐遭到莎罗奔的抵制。乾隆帝调张广泗任川陕总督，自小金川进兵大金川征伐莎罗奔。莎罗奔率众奋力反抗，清军屡失利。十三年四月，乾隆帝又命讷亲督师前往增援。莎罗奔构筑碉卡，严密为备。张广泗与讷亲互不协力，莎罗奔乃大破清军。同年十二月﹐乾隆帝以贻误军机罪斩张广泗，讷亲亦赐死，改用傅恒为统帅。^[2]起用已废黜还籍的名将岳钟琪率军自党坝大破金川军。因莎罗奔曾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从岳钟琪用兵于川西北羊峒（今南坪）藏族地区，雍正元年（1723年），岳钟琪又奏请授予莎罗奔“金川安抚司”印信，所以莎罗奔闻岳钟琪军攻入，遂在乾隆十四年正月降。乾隆帝为笼络人心，诏赦莎罗奔，事遂平。^[2]

再平金川

平定大小金川之役的福康安

乾隆三十六年，大金川土司索诺木（莎罗奔侄孙）与小金川土司僧格桑（泽旺子）再次发动反清斗争﹐乾隆帝命温福﹑桂林分别自汶川及打箭炉（今四川康定）攻小金川。索诺木派兵助僧格桑抗击清军。三十七年五月，桂林兵败被黜，乾隆帝以阿桂代桂林。十二月，清军攻占小金川美诺官寨，僧格桑奔大金川。次年六月，小金川藏族反攻清军，收复美诺，清军死三千人，主帅温福战死。时乾隆帝在热河，闻报后，决定以阿桂为定西将军，加派健锐营﹑火器营兵两千﹑黑龙江及吉林兵两千入川增援。十月，复攻占美诺。清军第二次征伐金川以来，受到当地藏族人民的坚决反抗，深陷重围，屡遭失败。乾隆帝恼羞成怒，命令阿桂等人在讨平小金川后，立即以全力征伐大金川。^[3]为抵抗清军的进犯，大金川增垒设险，严阵以待，其防守远较小金川为严密，坚持斗争长达两年，终以众寡不敌而失败。四十年七月，索诺木鸩杀僧格桑，献尸请降，不准。八月，清军攻破大金川勒乌围官寨。次年正月，复攻破索诺木最后据守的堡寨噶尔崖，索诺木出降。清军第二次出兵大﹑小金川，历时五年，耗费白银七千万两，官兵死伤数以万计。事平后，清朝在大﹑小金川设立懋功﹑章谷﹑抚边﹑绥靖﹑崇化等五屯，驻军屯垦，以防再次发生反抗事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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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果

经过大小金川之役，此后清朝在这一地区废除土司制，改置州县。巩固和发展了西南地区自雍正以来“改土归流”的成果，加强了边疆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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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响

平定大小金川之役的阿桂

在这些平定叛乱、维护大一统国家的战争中，平定新疆准噶尔和回疆的战争，用兵五年，耗帑三千余万两，辟地一万余公里；平定云、贵、粤的战争，前后用兵十二年，耗帑七千余万两，领土未有增加，但改革了三省政治；而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争，前后两次，历时七年，耗帑七千余万两，杀张广泗、讷亲、阿尔泰、温福四员大臣，阵亡将士三万余人，杀抗命苗番两万以上，而所平定之地，不过是四川省西北部的深山荒野，纵深仅仅二百余公里。与朝廷大军作战的，亦只是人不满三万、武器装备非常落后的大小金川沿岸的藏民。

比较一下这三次大的平乱战争，大小金川之战实在是得不偿失，这其中一定有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北京西山圆形城堡之，是乾隆皇帝专门为征讨大小金川而修筑的模拟战场。八旗军中的精壮将士二千余人组成的一支特种部队“健锐云梯营”，日夜在此演习山地战和攻坚战。这里就是乾隆团城演武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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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评价

平定大小金川之役的阿玉锡

大、小金川之役是清朝中期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战争对清朝政府维护国家统一、保证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安全，保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虽然战争给大、小金川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给嘉绒藏区带来了痛苦，但是，战后，乾隆皇帝在嘉绒藏区实行的一系列积极的经营措施，对金川地区，乃至嘉绒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有利于嘉绒藏区的民族融合和发展，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封建化进程。大小金川之役的结束标志着从明中期开始的“改土归流”政策终于取得了最终的成功，明清两代耗费200年付出惨烈代价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使得中原王朝在南方的经营终于取得了成功，基本划定了今日中国的南方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