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读史

文/张文木

01、保江必保淮

从水路上说，徐州西南的淮河，是北方力量越过长江进入江南的第一道门坎。

顾祖禹说，“南直以江淮为险，而守江者莫如守淮”；“长江之险者，屯兵据要，虽在江南，而挫敌取胜，多在江北” 。

他赞同前人见解认为：“自古天下裂为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矣。”

明朝朱元璋北伐取天下，是以突破江淮、夺下山东为前提，而朱棣南下轻取南京，更是冒险绕过山东，径直突破淮河防线、强渡淮河的结果。

顾祖禹总结说：“浙江之形势在江、淮，江、淮不立，浙江未可一日保也。”他赞同前人观点认为：“建康自古用武之地，然必以大江为控扼，外以淮甸为藩篱。”故而，“自古未有欲守长江而不保淮甸者。”“淮甸者国之唇，江南者国之齿。”

由此而论，欲取长江者必得徐州，取徐州者必得淮甸，淮甸之要在襄阳。襄阳与淮甸互为里表；淮甸与长江，唇亡齿寒；淮甸失则长江不保矣。

明太祖朱元璋北伐前拒绝常遇春直取大都（今北京）的方案，主张“先取山东”。他说：“元建国百年，守备必固，悬军深入，餽饷不前，援兵四集，危道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彼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篱，拔潼关而守之，然后进兵，元都势孤援绝，不战自克。鼓行而西，云中、九原、关、陇可席卷也。”

1949年老酱“划江而治”的败局，表面上定格于长江失守，实则始于淮海一役后徐州易手。

1948年底，国共两党开展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称“徐蚌会战”）就是以争夺徐州为中心的。

国民党作战的具体方针是，“固守一点，四面增援” ，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寻机与共军决战。

老酱也声称：徐州会战是政权为“存亡最大之关键” 。为此，他几乎投入了其全部嫡系部队。老蒋的布置，与南宋辛弃疾抗金方案出如一辙。

辛弃疾在奏书中说：夫守江而丧淮，吴、陈、南唐之事可见也。且我入彼出，我出彼入，况日持久，何事不生？曩者兀术之将曰韩常，刘豫之相曰冯长宁者，皆尝以是导之，讵知其它日之计终不出于此乎？故臣以为守淮之道，无惧其必来，当使之兵交而亟去；无幸其必去，当使之他日必不敢犯也。是为策者，在于彼能入吾之地，而不能得吾之战；彼能攻吾之城，吾能出彼之地。然而百备寡力专则不能也。

可惜的是，辛、蒋二人的守淮方案虽好，然宋、酱两朝大势去矣，策略的对错已不重要。

平津、淮海两大战役后，华北平原易手解放军，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评价说，淮海战役的结束，“不仅标志着老酱症腐在中国大陆的有效抵抗的结束，而且也标志着多年来已成为刮草谠作战特征的军事失误、管理失当和叛逃已达顶峰” 。此后的长江，对北面的解放军来说，已旦夕可图。

02、首功者，京杭大运河

当然，中国江南被纳入以“中原”继而“华北”为重心的中国地缘政治视野，并成为中国北方政治不可或缺的战略支撑地带，其首功可归于隋朝开凿的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与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一样，是改善中国国内地缘政治环境的大事。

它的开通大致分为三期：第一期即运河的萌芽时期。春秋吴王夫差十年（公元前486）开凿邗沟，从江都（今扬州市）邗口至山阳（今淮安市，淮安末口），以通江淮。至战国时代又先后开凿了大沟（从今河南原阳县北引黄河南下，注入今郑州市以东的圃田泽）和鸿沟，从而把江、淮、河、济四水沟通起来。

第二期主要指隋代的运河系统。以东都洛阳为中心，于大业元年（605）开凿通济渠，直接沟通黄河与淮河的交通。并改造邗沟和江南运河。大业三年（607年）又开凿永济渠，北通涿郡。连同公元584年开凿的广通渠，形成多枝形运河系统。

到元朝时，元定都大都（今北京），必须开凿运河把粮食从南方运到北方。为此先后开凿了三段河道，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代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此为第三期。

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元代大运河全线通航，漕船可由杭州直达大都，成为今京杭运河的前身。京杭运河自北而南流经今天的北京、天津和冀、鲁、苏、浙4省，贯通中国五大水系──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和一系列湖泊，全长1794公里。

运河从华北平原直达长江三角洲，地形平坦，河湖交织，极大地改善中国南北之间的联系。

中国淮河以南地区沃野千里，自古是中国主要粮、棉、油、蚕桑、麻产区。这些地区人口稠密，农业出产率高，生产潜力大。大运河的修通，使中国北方政治有了来自江南的源源不断的物资支援和保障，从而使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区域得以大大北移。

学者袁刚认为：隋时，已有两大基本经济区，这与秦汉时期只有北方黄河流域得到充分开发不同，南方长江流域已是经济发达区域，是财赋的重要来源。

近些年对洛阳含嘉仓城及洛口、回洛城考古发现，所储主要是南方来的租米。南方经济区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在全国经济中心经六朝开发逐渐南移后，政治中心由于各种原因还不能随之南移，隋统一后如何把这两个分离两百多年的经济区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更具体地说就是如何以南方的经济来支撑北方的政治，是统一王朝面临的历史任务。隋必须把南方的经济重心与北方的政治军事重心联系起来，使南北成为统一的整体。

03、治水与华夏一统

毛主席说：“中国统一，为河与外族进攻二事。”

如果说“外族进攻”凝聚起中华民族的人心的话，那么，长江和黄河及围绕它们的治水活动，则强化了中国内地的政治联系，加强国家统一。

著名历史学者黄仁宇也有类似观点：“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

统一的中国，最初是由治水联系在一起，最终也是由治水来完成的。

大禹是治水的祖宗，他领导的治水活动并不全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同时它更是一项事关国家统一的政治工程。

治水中形成的不仅仅是大禹的威望，更是各部落赋予他的独断权力。当时在浙江召开的一次治水会议上，防风氏因迟到而被大禹杀了。

可以说，距今四千余年且时间长达十多年的大禹治水活动，同时也是打通中国内部统一交通联系的活动，因而它不能不是高度政治化的活动。可以说，大禹治水造成了中国内部交通的统一联系，奠定了中国统一版图的雏形，这对未来中国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第二次造成中国内部统一交通联系的，是秦始皇的“车同轨”政策。这项政策造成中国北方的关中与关东东西两域联为一体，这为西汉的强盛奠定了地缘政治前提。由秦到汉，中国从五个方向逐步完成了以关中为中心的贯通全国的交通网络。

第一是京师长安向西，经陇西逾河而北，此为“丝绸之路”的开端。

第二是为防御匈奴而筑的国防线。一条是从关中向正北直达塞外九原，一条是从蒲津渡河，经平阳、晋阳以通云中。“这两条干线都是秦始皇时期修筑的，‘堑山堙谷’笔直地修到北部边境，其工程规模之大与人力财力耗费之多，不亚于修筑同样长的一段长城。”

第三是由京师西南向，循褒伴斜栈道，经汉中、广汉以通成都。

第四是由京师东南向，出武关，经南阳以达于江陵。

第五由京师而东，出函关，经洛阳，复循济渎抵定陶，以达临淄。

这几条干线将中国内地联为一体，而东方干线横贯关中和华北平原，更是将当时两个最主要的经济区，联接起来，为后来北方经济政治整合奠定了基础。

中国第三次统一交通联系的举动，与大禹一样，还是从治水入手。这就是隋时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此举可谓开天辟地，将北方政治的触角，大辐伸向南方，中国江南由此也被纳入北方政治的主轨道，并很快成为中国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

必须澄清的是，隋炀帝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始的京杭大运河工程的目的，并非仅仅是为了炀帝“喜在东南” 的轻率之举。

与此相反，和经历过战乱之苦的秦始皇知道国家统一的重要价值一样，经过长期分裂战乱的杨广也意识到国家统一的战略意义，而开凿大运河则是他从其在当晋王时的军事经验中提出的具有战略眼光的重大举措。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被父亲文帝杨坚“立为晋王，拜柱国、并州总管，时年十三” ，负责北御当时已是“亚洲霸主” ，同时也是隋王朝周边安全的最大威胁的突厥南犯。

公元582年，突厥两次大举南下犯隋，隋军溃败，突厥近逼长安。但当时只有“杨广统领的并州因早有准备，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失。”

公元583年，突厥再次南犯，隋文帝派晋王及其佐僚杨爽分八道分兵抵抗，大获全胜，此后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隋北方安全环境大为缓和，其对突厥的直接打击的政策也转为以分化离间为主的政策。

可以说，杨广在这一时期的戍边战功受惠于秦时开辟的“北路干线”和“河东干线”，这也让杨广从其生死存亡的经验中对秦“车同轨”政策的深远意义有了切实的体会。

北方问题缓和使得隋文帝将目光迅速移向与国家尚处分裂状态的江南陈朝。

公元586年，杨广入朝被任命为雍州牧、内史令，两年后（公元588年），隋于寿春（今安微寿县）设淮南行台省，晋王杨广被任命为行台尚书令，总领征伐陈朝的军事行动，为国家统一行动的最高统帅。

次年（公元589年），平陈成功，时年杨广20岁。这一年，杨广均在江淮前线，这一时期的前线物资调度困难，使他认识到顺畅的交通线对于“兵马未到，粮草先行”意义，并激发他有了“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 、将秦皇车同轨的事业进一步推向江南的使命感。

公元605年，炀帝继位，为了克服关中长安离河北、山东“关河悬远，兵不赴急” 的问题，逐决定迁都洛阳，并随之开展以洛阳为中心修建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工作。在利用秦汉以来贯通的东西交通的基础上，再打通长江南北，改善南北调兵运粮的交通条件。

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举是来自实践经验又返回实践因而是“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 的先苦后甜的利国利民工程。

04、北长城，南运河

与中国长城的意义一样，京杭大运河亦是人工改善中国地缘政治条件的杰作。

如果说长城是为了抵御北方铁骑而在北方无障碍大平原上人工设置出“四塞之固”，那么，京杭大运河则是为加强中国内地的物流而铺就的通途。

两者的意义不仅相辅相成，而且相得益彰。前者围城设塞以御外，后者修渠通水以均内。大运河可谓是自长城以后又一“大型国防工程” 。

正如苏伊士运河的开辟，大大改善东西方世界的联系，并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结构及其运动规律一样，中国京杭大运河的出现，也大大地改善了中国地缘政治结构及其运动规律。

隋朝之后，中国国势陡然上升，至使隋前各朝，除汉朝外，其繁荣程度均难以与唐、宋、元、明、清中任何一朝相并列。

由汉至唐凡824年，而由唐至清凡1026年，其间中国连续出现唐、宋、元、明、清等繁荣程度远高于西汉的王朝，除了气候总体偏暖的因素外，还不能不说是隋京杭大运河开通后，中央政府可以更加便利地大规模获得南方财源支持的结果。

自唐以后，由于大运河开通并为后代持续完善，中国北方政治有了来自富饶的南方提供的滚滚财源，全国出现了“以东南之粮，养西北之兵” 的物流格局，全国物资人力通过大运河得以及时南北调动，这大大降低了因江河阻隔而导致中国区域分裂的机率。

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再开辟的从洛阳北通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此举更加强了中央政府对东北-山海关一线的控制，这对于明之后应对来自东北方向的安全压力，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保障作用。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京杭大运河，及由此开辟的顺畅的南北物流水道，由元至清各朝立都于北京是不可想象的，而比较以前的长安和洛阳而言，建都于北京对于保障中国北方，尤其是东北方向的国家的统一与安全，无疑具有重大的地缘战略意义。

《隋炀帝传》的作者袁刚，对京杭大运河的战略意义给予极高的评价：由于中国的自然河流都是自西而东，没有一条南北向的自然河流，大运河的开凿解决了古代南北大宗货运的大难题。

在隋炀帝初即位的短短短6年时间，一条南起余杭，北至涿郡，贯通5大水系，全长4000多华里的世界最长的人工运河终于开凿完成。

大运河是隋炀帝为了统一帝国的需要而凿通的，修成后遂成为南北交通大动脉，对隋、唐、宋、元、明、清历代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发展，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隋炀帝开凿的南北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加上隋文帝修凿的西通长安大兴城的广通渠，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运河网，与长江、黄河、淮河、海河、钱塘江等自然河流一起，构成了沟通全国水上交通的完整体系，在隋朝之时已是“商旅往还，船乘不绝”，其运输效益是巨大的。

虽然隋炀帝以前许多王朝都开凿了运河，隋南北大运许多河段都是循已有故旧水道加以修整，但是，完成纵贯南北的大运河，把全国水网合成完整的水系，隋炀帝是第一人。在隋炀帝之前谁也没有做，也不敢做，甚至连想都不敢想。

一些史家对炀帝开凿大运河举措的卡通式曲解，袁刚作了既负责任也相当有说服力的解释，尽管有些长，但值得在此备案。

他写道：我们认为隋炀帝兴建的东都、堑道、长城、运河、龙舟等每一项大工程，在当时都有其一定理由，都不是单纯为了享乐、游玩，可以说没有一件不是利在治国，而且实际上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隋炀帝可谓对中华民族，对子孙后代作出了突出贡献。

特别是从主观上看，隋炀帝的用心可以说都是好的，而且干好事的心很大，很迫切，不是有如北齐后主高纬、北周天元宇文赟那样不负责任地瞎胡闹。营东都、凿运河、巡江都等大役都不是一时心血来湖，随心所欲之举，而是经过通盘考虑精心策划的“大业”，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

在营造东都、开凿运河、巡游江都之前数月，隋炀帝发布了诏书，事先诏告天下。我们可以推测，从仁寿四年（604）十一月癸丑（二十一）诏发，至大业元年（605）三月丁未（初五）正式启动营东都工程，辛亥（二十一）启动运河工程，其间炀帝君臣对诸大工役是进行了详细论证的。

隋炀帝志向非凡，试图追秦皇、汉武，成不世之功，这没有什么不好。像隋炀帝这样雄心勃勃想干大事业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实在不多。况且所干的每一件大业都是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适应了当时统一后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

别人想干不敢干，甚至连想也不敢想，隋炀帝狠狠心，一下子全都付诸实施，确实表现了隋炀帝是一位有为的君主，是具有远见卓识有魄力的地主阶级杰出政治家。这是他与高纬、宇文赟、陈叔宝等亡国昏君的根本区别。如果说要为隋炀帝翻案，我赞成先摘掉昏君的帽子，他不但不昏庸，而且有才有能，敢作敢为，是当时第一流的政治家。

诚哉斯言！京杭大运河工程，其对中国历史的意义是极其深远和巨大的，它使原来只有东西水路联系的中国，有了南北联系的水路交通保证。

与陆路相比，水路是最难设障因而也是最难改变的交通航线。从此，中国统一及及大一统观念有了更有力的现实基础。

唐人皮日休作《汴河怀古》，认为炀帝此举堪与大禹治水相媲美，诗曰：万艘龙舸绿丝间，载到扬州尽不还。应是天教开汴水，一千余里地无山。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华夏一统，隋炀帝开大运河之功，堪与大禹、秦始皇比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