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思宗朱由检1627年即位，年号崇祯，1644年被农民军攻破都城后自缢而死。崇祯皇帝号称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勤勉，同时也是最具悲剧色彩的皇帝。朱由检留下的著名言论就是“朕非亡国之君，而臣皆亡国之臣”的遗言。据说人们发现崇祯帝尸体时，见其披发掩面，身穿蓝衣，左足赤露，右着朱靴，衣前书写一段文字“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为什么崇祯皇帝临死前说大明江山断送在自己手里是因为“然皆诸臣之误朕也”？因为崇祯皇帝上台后，文官集团大肆的党同伐异，攻讦政敌，，政治上“民主”的结党营私。下面就说说以东林党为首的文官集团在崇祯皇帝登基以后都干了些什么。

首先是帮崇祯皇帝扳倒魏忠贤，打压太监势力。公元1627年9月明熹宗朱由校驾崩，由于没有子嗣，朱由检于1627年10月继承皇位，时年十七岁。朱由检刚登基，东林党中的杨所修、杨维垣先攻击崔呈秀以试探朱由检心意，主事陆澄原、钱元悫，员外郎史躬盛于是纷纷论奏魏忠贤，朱由检隐而不发。于是嘉兴贡生钱嘉征弹劾魏忠贤十大罪：一与皇帝并列，二蔑视皇后，三搬弄兵权，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王封爵，六目无圣人，七滥加爵赏，八掩盖边功，九剥削百姓，十交通关节。奏疏呈上后，朱由检召见魏忠贤，让内官读给他听。魏忠贤非常恐惧，急忙用重宝贿赂信邸的太监徐应元，求他解救。徐应元是魏忠贤从前的赌友。朱由检知道这事，便斥责徐应元。十一月，便将魏忠贤发往凤阳安置。魏忠贤在去凤阳的途中，带了百余人的亲信保镖，被文官集团参奏纂养死士，图谋不轨，朱由检大怒，命锦衣卫前去逮捕，押回北京审判。李永贞得派人送消息给魏忠贤，魏忠贤自知难逃一死，行到阜城时，听到后一项命令，便与同伙李朝钦在阜城南关客氏旅店痛饮至四更，最后一起上吊自杀。朱由检诏令将魏忠贤肢解，悬头于河间府。将客氏鞭死于浣衣局。魏良卿、侯国兴、客光先等都被处死，并暴尸街头，还抄了他们的家。此后将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遣戍，或禁锢终身，使宦官系统受到致命打击。

明朝只要是文官掌权的时候，基本都要废除工商税，而废了工商税，贫穷的农民阶级又负担不起朝廷的钱粮开支。所以皇帝想搞点钱花就只能任用太监宦官，变相的征收工商税。这并不仅仅是崇祯皇帝在位时期才有的事情。张居正担任宰相时期实施税收改革，切实有效的让明朝国库日渐充盈了。张居正一死，文官集团就千方百计解除张居正工商税收办法。万历皇帝是明白人，户部官员和文官们一起抵制朝廷征收工商税，万历皇帝就让太监们以自己的名义把工商税收到“内库”里。正是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改革和万历皇帝的“内库”，让明朝有国力完成“万历三大征”，大明又有了勃勃生机。万历皇帝死后，东林党利用“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在万历死后把持了朝政，并通过明光宗朱常洛取消了工商税。又造成明朝东南极富，西北极穷。朝廷的税收还是压在了农民身上，北方农民税收负担日益沉重，赶上灾荒年温饱不能自足的现象时有发生。

明熹宗朱由校继位以后，深感国库空虚，百姓疾苦。天启三年（1623年），任用魏忠贤执掌东厂，压制东林党。于是朱由校一上朝就是各种参奏弹劾魏忠贤的奏折，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各大臣也有跟多议论魏忠贤罪行的，朱由校都不听从。十月，朝廷削去吏部侍郎陈于廷、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的官职。天启五年，杨涟等人相继死于狱中。此后天启皇帝常年不上朝理政，魏忠贤大权独揽。魏忠贤掌权后开始大力征收工商税，国库是充盈了，但是士绅富商们的资产财富被盘剥了不少。而东林党出大多出身于这些富裕地区的士绅富商阶层，魏忠贤收工商税等于是从他们的亲戚朋友手里拿钱。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这就是东林党对魏忠贤等宦官太监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主要原因。果然的在魏忠贤死后，文官集团很快取消了工商税，明朝的税收重担又回到了农民阶级头上。

然后是东林党和文官们靠“言论自由”搞死了袁崇焕。1628年2月5日，朱由检改年号为崇祯，魏忠贤死后崇祯帝下令磔其尸于河间。平反冤狱，重新启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官员。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予尚方宝剑，托付他收复全辽的重任。崇祯二年（1629年）袁崇焕以东江毛文龙虽然能牵制后金军，但毛文龙耗费的钱粮实在太大，上书请求让朝廷派人来管理毛文龙部的军饷，毛文龙不喜欢有文官监制着自己，于是上书争辩。后袁崇焕和毛文龙产生不和，袁崇焕将毛文龙拘禁起来，列数毛文龙的十二条罪状，拿出尚方宝剑，将毛文龙斩杀。

1629年11月，后金君主皇太极举兵数十万分别进入龙井关、大安口，袁崇焕听闻后率领祖大寿、何可刚入关守卫，所经过的蓟州、抚宁、永平、迁安、丰润、玉田各城，都分兵留守。后金军越过蓟州往西，直逼京城，袁崇焕忙率兵护卫京师。朱由检召见袁崇焕，赏赐御用酒菜及貂裘慰劳袁崇焕，袁崇焕以兵马长途奔波，疲惫不已，请求入城休整，但遭到拒绝。于是袁崇焕驻军城外，与后金军鏖战，互有胜负。击退皇太极，解京师之围后，袁崇焕自认为有功无罪，但是朝中大臣却有很多人认为是袁崇焕放清兵入关，于是纷纷诽谤袁崇焕与后金军有勾结，朱由检对此也很怀疑。此时后金军也设计离间，说袁崇焕与后金军有秘密约定。十二月，朱由检将袁崇焕下狱。最后在文官们的口诛笔伐之下，崇祯皇帝以“擅杀岛帅（毛文龙）”、“与清廷议和”、“市米资敌”等罪名弹劾袁崇焕，皇太极又趁机实施反间计。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袁崇焕被朱由检认为与后金有密约而遭凌迟处死，家人被流徙三千里，并抄没家产，然袁崇焕家无余财。

崇祯皇帝1627年末除掉大奸臣魏忠贤后，1628年开始，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汉南续郡志》记，“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崇祯当朝以来，陕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离失所。

1629年5月，崇祯和朝臣正式议裁陕北驿站，驿卒李自成失业，年末后金起兵入关。

崇祯三年（1630年）诛杀大反贼袁崇焕，崇祯朝廷对农民加征“辽饷”，亩加征银三厘。时年陕西大饥，陕西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上说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只能吃观音土，最后腹胀而死。李自成、张献忠约在1630年前后也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

崇祯六年（1633年），全陕旱蝗，耀州、澄城县一带，百姓死亡过半。饿的没饭吃的灾民因为吃老鼠染上病菌，自山西爆发鼠疫，此后瘟疫持续长达十余年之久。同年李自成率余部东渡黄河，在山西投奔了他的舅父闯王高迎祥，称“闯将”。

崇祯七年（1634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书朝廷：“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挽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旱灾又引起蝗灾，使得灾情更加扩大。

崇祯九年（1636年），高迎祥在黑水峪兵败，被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所杀。高迎祥残部投奔李自成，李自成便被推为“闯王”，继续征战四川、甘肃、陕西一带。

崇祯十年（1637年），杨嗣昌会兵10万，增饷280万，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策略，限制农民军的流动性，各个击破，最后歼灭。此举在两年内颇见成效。张献忠兵败降明，李自成在渭南潼关南原遭遇洪承畴、孙传庭的埋伏被击溃，带着刘宗敏等残部17人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明廷为镇压农民起义，开征“剿饷”，每年加派银三百三十余万两。

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多尔衮、岳托率清兵分路从墙子岭、青山口入长城，明京师戒严；明廷遂召孙传庭、洪承畴主持京师防守，升孙传庭为兵部右待郎兼右佥都御史，指挥各路援军。孙传庭抵达京郊后，由于他和主和派的杨嗣昌及中官高起潜矛盾颇深，崇祯帝降旨不准他入京朝见，而洪承畴则奉旨进殿拜见崇祯帝。孙传庭对此不平待遇不满。杨嗣昌任洪承畴为蓟辽总督，主张将陕西军全部留下，用于守卫蓟辽。孙传庭极力反对，认为“秦军不可留也。留则贼势张，无益于边，是代贼撤兵也。”杨嗣昌对孙传庭的意见置之不理，孙传庭因此郁郁而病。

崇祯十二年（1639年），朝廷调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孙传庭立即上疏请见皇帝，但因杨嗣昌的百般阻挠而未成。孙传庭心中愠怒，引病告休。但杨嗣昌仍不放过，言孙传庭称病乃推托之举。崇祯帝大怒，将孙传庭贬为平民后，又将其禁囚，以待判决。）同年明廷又加征“练饷”，每年征银七百三十余万两。和之前开征的辽饷，剿饷，并称“三饷”。三饷数额虽然不大，却把已经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底层人民逼得更加没有活路，只能揭竿而起造反了。

崇祯十三年（1640年），顺德府、河间府和大名府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瘟疫传染，人死八九”。李自成移军河南，时河南大饥，史载饥民“惟恐自成不至”，“从自成者数万”。在孙传庭下狱的三年期间，熊文灿、杨嗣昌在镇压起义军的战争中连遭败绩，闯王李自成在河南打开了局面，拥兵数十万。

崇祯十四年（1641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这时华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七月，疫疾从河北地区传染至北京，病名叫“疙瘩病”，“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并死。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李自成第二次围开封之时，崇祯帝从监狱中提取孙传庭，令他率劲旅往援开封。不久形势发生了变化，李自成解围开封，擒杀汪乔年，于是孙传庭改赴陕西，接替汪乔年出任三边总督，回到了他阔别三年的岗位上。孙传庭在陕西经过几个月的休整，小有积蓄，崇祯帝不断催促孙传庭进军，孙传庭于十月份带着新募的士兵出征。松山、锦州失守，洪承畴降清，崇祯帝又想和满清议和，兵部尚书陈新甲因泄漏议和之事被处死，与清兵最后议和的机会也破灭了。

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朝廷命孙传庭兼督河南、四川军务，随后升为兵部尚书，改称督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九月，孙传庭在汝州兵败，李自成一日内追杀四百里地，直撵孟津，明军四万余人战死，损失大量兵器辎重。 [十月初，李自成攻克潼关，总兵白广恩、陈永福投降李自成。李自成以十万军围攻孙传庭，孙传庭向渭南撤退，十月初三，孙传庭战死，时年51岁。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崇祯帝召见阁臣时悲叹道：“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在陈演、光时亨等反对之下未能下决心迁都南京。三月一日，大同失陷，北京危急。三月十七日，农民起义军围攻京城。十八日晚，崇祯帝与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自缢而死。

平心而论，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登基以后，每一项旨意都不是独断专行的产物。诛杀魏忠贤的时候，崇祯皇帝几乎得到了所有在朝官员们的支持；凌迟袁崇焕的时候，整个朝廷没有一个人为袁崇焕鸣冤；囚禁孙传庭的时候，满朝文武也没有人说皇上搞错了的。在裁撤驿站，加征粮饷等政策实施的时候，崇祯皇帝也是取得了大臣们支持的。洪承畴降清，崇祯皇帝想和满清议和，不少大臣反对，崇祯皇帝就没有坚持。甚至在李自成的军队快要打到北京，而北京城由于闹瘟疫，缺粮饷，兵力不足等原因明显守不住，崇祯皇帝想迁都南京，遭到大臣们反对，崇祯也就放弃了弃城南逃的想法，怀着“天子守国门”的道德情操，真的和北京城共存亡了。

崇祯执政17年，无一位官员因为向皇帝上书纳谏而获罪，能说崇祯皇帝不贤明么？然而整个崇祯朝廷的文官集团却集体的排斥，迫害有才能的栋梁之臣，生怕再有一个受皇帝宠信的权臣出现，再来打压迫害他们。整个崇祯一朝，东林党为首的文官集团，自始至终都在利用圣贤的“道德礼法”来制衡君王，攻讦人才，度量是非。文官们对于不符合他们集团利益的事情，即使是对国家有利，也众口一词的否定，东林党对妨害他们利益的人才，集体的罗列罪状，参奏迫害，而他们掌握权力却什么实事都干不好。崇祯听信这些满口仁义道德的文官们的意见来施政，17年来朝政基本是：贤才去而庸才存，屋漏逢雨，栋梁不能立稳；全名节而坏社稷，内外交困，朝政不能务实。

崇祯年间已然是天灾连年，民生困苦；然而朝廷上却是党争不止，内讧不断；再加上文官集团主导下的对底层人民施政不当，苛政重赋，这三点加一起导致大明无力回天。所以我分析崇祯年间的政治局势，得出的结论是——非奸雄不能救也。倘若袁崇焕能拥兵自重，明朝就不会在袁崇焕死后只能眼看着满清的实力日渐壮大。如果孙传庭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时机再向李自成发起进攻的话，至少明朝在孙传庭活着的时候不会灭亡，崇祯皇帝也不用上吊自杀。

2021年8月11日

巫师说-明朝崇祯年间的天灾与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