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胡图、图西与特瓦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统治着卢旺达的是一位叫做Kigwa的国王。Kigwa国王有三个儿子，分别叫做Gatwa（加特瓦）、Gahutu（加胡图）和Gatutsi（加图西）。有一天，国王想要考验一下他的三个儿子的能力，于是就交给每个人一个盛满了牛奶的罐子，要他们看好这罐牛奶一整晚。到了第二天，国王发现好吃懒做的加特瓦已经忍不住把牛奶偷喝掉了，笨手笨脚的加胡图则打翻了罐子、牛奶洒了一地，只有加图西尽职尽责地看守了一整晚，所以他的牛奶还是好好的，于是国王就让聪明可靠的加图西继承了王位，而愚笨的加胡图和懒惰的加特瓦则成为加图西的仆从。兄弟三人的后代，后来就繁衍成了卢旺达的三个民族，也就是胡图族（Hutu）、图西族（Tutsi）和特瓦族（Twa）。

当然，这个传说显然是图西族在取得统治地位后为了神化自己的统治而创造出来的，胡图、图西和特瓦三族的真实起源则并非如此。同非洲很多地区一样，卢旺达的上古史隐藏在神话传说的迷雾之中，不过考古学和分子人类学研究还是帮助人们勾勒出了那个时代的部分真相。地处东非大湖地区的卢旺达有“千丘之国”（Land of thousand hills）之称，这个名字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卢旺达的地理特征。卢旺达境内山峦起伏，大部分地区海拔在1000米以上，因此虽然紧邻赤道，气候却十分凉爽，首都基加利四季如春，被誉为非洲最宜居的城市之一。不过，在末次冰期刚刚结束、人类文明初现曙光之时，“千丘之国”还被浓密的原始森林覆盖着，除了少数原始居民外，这里当时还没有出现文明的痕迹。

位于东非大湖地区的卢旺达和布隆迪，这里同时也处于著名的“大裂谷带”，山峦起伏、湖泊环绕，气候凉爽湿润，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农耕，是非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卢旺达境内多山地，有“千丘之国”之称，境内的最高峰位于乌干达、卢旺达、刚果（金）三国交界处的维龙加山脉（Virunga Mountains），海拔高达3000~4000米，很多珍稀动植物在此繁衍生息

最早一批来到卢旺达的居民是特瓦人，他们在卢旺达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特瓦人是俾格米人（Pygmy peoples）的一支，虽然在传说故事中，特瓦是胡图、图西的孪生兄弟，但实际上他们的关系非常遥远。特瓦人身材矮小，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高不超过1.5米，和现代非洲的主流人种明显有着巨大差异，他们的祖先可能早在数万年前就已和胡图、图西人的祖先分道扬镳。特瓦人在卢旺达的森林里生活了数千年后，一批来自西非的外乡人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公元前5世纪左右，班图人（Bantu peoples）携带着他们的农耕及冶铁技术，杀入了大湖地区，他们砍伐森林、开垦土地、建立聚落，把原住民逐渐排挤到了边缘角落——在现代卢旺达，特瓦人仅占总人口的1%；在邻国布隆迪、乌干达和刚果（金），他们也同样寥寥无几。

到公元11世纪，在现代的卢旺达和布隆迪，就像正在逐渐消失的原始森林一样，特瓦人的身影也越来越少见了，班图人的一支——胡图族成为了这里的主要人种。胡图人带来了农业文明，却没有建立起强大的国家，他们的社会形态仍然是一些分散的小部落，这使得他们缺乏抵御强大外敌的能力。进入14世纪，卢旺达又迎来了一批来自北方的新移民，他们是发源于东北非的尼罗特人（Nilotic peoples）。这些以旱作农业和放牧为生的北方民族从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等地南下，侵入了被班图人占据的大湖地区。在卢旺达，分散的胡图农民无力抵御尼罗特牧民的入侵，到15世纪，甚至没有遭受激烈抵抗，尼罗特人就征服了卢旺达和布隆迪，这一支尼罗特人后来被称为图西人。

不同于班图人对俾格米人的取代，图西人征服卢旺达、布隆迪后，胡图人并没有从这里消失，在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图西人的社会组织形式比胡图人要发达，他们有由国王、贵族和武士构成的统治阶级，其中国王处在权力的中心，统治阶级的成员间相互有效忠和保护的义务，他们很快建立起了复杂程度远超过胡图人的小部落的专制王国。在经济上，图西人同样占有优势，他们占有了农田和牧场，又从北方带来健壮的牛群。图西族领主把土地和牲口租给胡图族农民耕种，向后者征收租税和劳役，并为后者提供保护，形成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图西族居于统治和剥削地位、胡图族居于被统治和被剥削地位的社会结构，就这样在卢旺达和布隆迪确立下来。

图西人征服卢旺达后带来了一种长角牛，这种牛成为当地最重要的大牲口，图西族领主依靠他们对土地和牲畜的占有，对胡图族农民进行经济剥削

作为上层统治者，图西族的人口要比被他们统治的胡图族少得多。在卢旺达和布隆迪，图西族仅占总人口的约15%，胡图族则超过80%。被数量众多的胡图人包围的图西人不可避免地受到前者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文化、宗教、习俗等方面都逐渐与胡图人趋同，图西人甚至放弃了自己原本的语言，使用与胡图人一样的班图语。胡图人和图西人虽然处于不同的阶级，但相互之间大量存在通婚，由于长期融合，后来的图西人和胡图人在基因层面上已没有显著的差别。胡图与图西之分更多是基于财富、地位而不是人种，实际上，如果一个胡图人积累了较多的财富、或是受到统治者的宠信，就可能上升为图西人；同样地，一个图西人也可能因贫困沦为胡图人，他们的界限并非是不可逾越的。

由于两族之间存在着的这种融合与流动，在殖民时代前，图西人与胡图人固然是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但并未表现出强烈的对抗性，没有出现大规模反叛和镇压（当然，也有人认为这只是由于人们对那段历史所知甚少）。图西族统治者还积极对外扩张，在新的领地上，他们也建立了同样的制度。一方面，被征服的当地民族被贬为胡图人，成为图西族领主的仆从；另一方面，那些跟随图西族领主开疆拓土的胡图人，在一段时间后往往变得和他们的主人没什么区别，比如由卢旺达迁居刚果东部的移民（后被称为“班亚穆伦盖人”），其内部的胡图与图西之分后来就完全消失了。直到19世纪末欧洲殖民者到来，图西人与胡图人之间的这种平稳状态才被打破。

2.迷失的“含米特”

就像人们并不确定胡图人与图西人进入卢旺达的确切时间一样，人们也并不确定卢旺达王国（Kingdom of Rwanda）究竟成立于哪一年、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史，只能推测它大约产生于15世纪。在卢旺达南方的布隆迪王国（Kingdom of Burundi），其由来亦不可考，推测成立于17世纪。这两个国家都是由图西人统治的王国，不过相对而言，布隆迪的政治结构比较松散，部落酋长有很大的独立性，而卢旺达则发展出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卢旺达的国王被称为Mwami，他被认为是神灵的化身，拥有神圣的力量。全国的土地和畜群都归国王所有，他将这些财富分配给自己的臣属，建立起效忠和保护关系。国王的手下还有许多官僚，有些负责征税，有些负责战争，有些负责农耕和畜牧，还有些负责审判。这些官僚大多是图西人出身，生产劳动则交给胡图人去做。

卢旺达和布隆迪就这样不被外界打扰地度过了数百年时光，直到19世纪，欧洲人才开始尝试进入这两个深居非洲内陆的国家，但并没取得太大进展，在当时的地图上这一地区仍然是一片空白。1884年的柏林会议上，刚果问题成为列强争论的焦点，而毗邻的卢旺达和布隆迪却很少被提及。同年成立的德国东非公司（German East Africa Company），其扩张重点起初也放在了东非沿海的坦噶尼喀，后来德国人才把视线投向更遥远的内陆。1890年，英国与德国在几番明争暗斗之后达成了瓜分东非的协议，德国取得了坦噶尼喀，下一步便是拿下西面的布隆迪、卢旺达了。他们必须加快速度，比利时人已经吃下了刚果，随时可能会得陇望蜀。

首当其冲的是布隆迪。早在19世纪中期，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就曾拜访过这里，但当时布隆迪国王并不欢迎这些异邦人，欧洲人在这里吃了闭门羹。然而这次德国人派出的是一支远征军，这下国王可没有办法再将这些远道而来的白人朋友拒之门外了。尽管布隆迪王国进行了一些抵抗，但最终还是于1890年沦为德属东非殖民地（German East Africa，GEA）的一部分。当然，德国人做不到在非洲腹地长期保持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和驻军，所以他们选择留下图西族的国王和酋长来对布隆迪进行间接统治。除了多了一些外国传教士、少数殖民地官员和一小队驻军以外，布隆迪的社会结构和以前并没有什么不同。

相比于布隆迪，卢旺达被“发现”得更晚。直到1893年，德国探险家冯·戈森（Gustav Adolf von Götzen）才对卢旺达进行了探索，并面见了卢旺达国王。此时这位国王还不知道欧洲人几年前就在谈判桌上决定了他的王国的命运，也不知道自己一年后就将死于王位之争。这场宫廷内乱并非欧洲人策划的，但客观上为德国提供了方便。1897年，德国殖民者进入卢旺达。新即位的余希五世国王（Yuhi V Musinga）希望借助德国人来巩固自己的王位，一些贵族则认为德国可以保护他们不受布干达（当时已成为英国的附庸国）和比属刚果的入侵，最后德国人没有遭受抵抗就顺利控制了卢旺达。与在布隆迪一样，在卢旺达的德国人数量太少，所以德国人依然实行间接统治，留下图西族的国王和贵族来管理国家。

白人殖民者与图西人首领

在进入卢旺达后，德国人自然也注意到了这里独特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与旧大陆上那些历史悠久的封建王朝相比，卢旺达的官僚制度谈不上有多精细，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却是鹤立鸡群，令初来乍到的欧洲殖民者大感震惊。他们过去认为以黑人的智力水平是发展不出这种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但在大湖地区的布干达、卢旺达等国的见闻却令欧洲人产生了动摇。这些国家都有着强大的王权和复杂的官僚制度，有繁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早已不是原始愚昧的部落社会。不过，欧洲人很快就找到了对这一“反常”现象的解释，这就是曾名噪一时的“含米特理论”（Hamitic theory）。

“含米特”一词源于《圣经》。在《创世纪》中，含（Ham）是诺亚（Noah）的次子，因触怒了父亲，诺亚曾诅咒含的后代将沦为他兄弟的奴隶。近代早期的欧洲人据此认为，非洲的黑人就是有着黑色皮肤的含的后代，因此他们受到白人的奴役即是由于《圣经》所载的诺亚的诅咒，白人奴役黑人是天经地义的。这套为黑奴贸易和殖民统治辩护的说辞在进入19世纪后又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在殖民扩张过程中，欧洲人逐渐发现了非洲内部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差异性，发现了类似卢旺达这样的非洲王国，但黑人一向被视为智力低下的劣等种族，这样一来就解释不通为何在与世隔绝的非洲内陆也有文明存在。于是含米特理论推陈出新，对这些“反常”现象提供了一套“科学解释”。

含米特理论认为，非洲的文明不是黑人创造的，而是发源于中东的“含米特人”创造的。包括在卢旺达也一样，卢旺达的图西人就是一支从中东和北非迁徙到非洲腹地的含米特人，只是由于融入了当地环境，因而图西人在外貌上类似黑人，但就本质而言他们与胡图人这样的“班图-尼格罗人”不是同一人种。图西人之所以会比胡图人更高、更有智慧、更愿意接受西方文化、并且创造了自己的国家和文明，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来自非洲之外的含米特人，是欧洲白人的近亲，白种人优于黑种人的观点不但不会受到任何动摇、反而将会因此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20世纪初德国学者绘制的人种分布图，北非、东非居民被归入“含米特人”（德语：Hamiten）类型。在现代人类学中，含米特理论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并遭到抛弃

不论德国人还是后来的比利时人，都对含米特理论关于图西人的论断深信不疑。欧洲人愿意接受含米特理论自然是由于他们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思想；不过，从实用角度出发，含米特理论对殖民者也大有帮助。德国人希望利用图西人现成的政府来管理卢旺达，利用在卢旺达早已有之的等级制来压制和剥削当地居民，因此抬高图西族、贬抑胡图族就成了他们的不二选择。由于主观上的种族歧视和客观上的利益需要，当时的白人学者在为含米特理论寻找证据时无视了图西人与胡图人在文化乃至血缘上的共同之处，片面强调两者在身高、颅相、肤色等体貌特征上的某些差异。白人学者们忘记了一点：中世纪欧洲贵族和农民的体貌差异，并不比图西人与胡图人之间的这类差异更小。造成这些差异的更可能是因为贫富贵贱不同而导致的营养和发育的差异，而不是人种的区别。

3.罪恶之源

德国人在卢旺达和布隆迪的殖民统治维持了二十多年，但并没有给这两个国家的社会风貌带来太大的改变。毕竟这两个内陆国与外界相距遥远，当时只有很少的白人殖民者来到这里（在某些时期，整个卢旺达只有不超过10名德国官吏），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它们的社会结构。而且德国人也无意去这么做，他们更希望利用卢旺达和布隆迪原有的上层建筑来进行统治。德国人最感兴趣的是在卢旺达和布隆迪征收货币税，除了攫取利益，他们还希望这可以促使非洲人去种植欧洲人青睐的经济作物，这一策略取得了部分成功，后来卢旺达和布隆迪成为了重要的咖啡产地。

德国的殖民统治也为基督教在卢旺达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起初，传教士们在底层的胡图人那里收获了信仰，但很快他们就意识到，单纯吸引胡图人入教只会让图西人对教会心生戒备，教会要想在卢旺达真正打开局面，就必须与上层的图西族紧密合作、而不是去团结底层的胡图人。一位1900年代的白人神父就曾这样说道：“我们必须赢得酋长们的心……必须彻底消除我们是‘胡图人的教会’这种错误观念。” 于是，教会成了含米特理论的积极鼓吹者，开始公然宣扬图西人优越论。到20世纪前期，包括图西人贵族在内，绝大多数卢旺达人已转向天主教信仰；然而，教会所采取的不加掩饰的种族歧视，却为后来的族群对立埋下了伏笔。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战争很快便波及到了遥远的东非，英国、比利时、葡萄牙先后加入对德属东非殖民地的进攻。这场战役主要在坦噶尼喀境内进行，而卢旺达和布隆迪则不是主战场。由于德国在此的驻军微不足道，1916年，比属刚果军队未经激烈战斗就赶走了德国人，夺取了卢旺达和布隆迪。1922年，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属东非殖民地被分割，分别交予英、比、葡三国统治。其中比利时获得卢旺达-布隆迪的委任统治权，使之成为比属卢安达-乌隆迪地区（Ruanda-Urundi），与西侧的比属刚果殖民地连为一体。此后一直到1962年，比利时人都统治着卢旺达和布隆迪。

比利时总体延续了德国对卢旺达、布隆迪的统治策略，即利用当地原有的图西族政权进行间接统治。但是比利时对殖民地的介入要更深，他们不仅在两地派驻官吏，向非洲人征收赋税和劳役，还试图进一步插手当地的社会事务。比利时殖民者同样接受了含米特理论，认为图西人有含米特血统、是高等种族，而胡图人则是低等种族。为了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比利时人还加紧同已在卢旺达扎下根基的天主教会合作。为此比利时废黜了因坚持本土信仰而与教会发生冲突的余希五世，改立他的儿子穆塔拉三世（Mutara III Rudahigwa），后者成为首位皈依天主教的卢旺达国王，还在1946年宣布将他的国奉献给基督。在此过程中，教会所秉持的种族观念，对殖民地政府的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

与白人神父在一起的穆塔拉三世国王

在比利时统治卢旺达、布隆迪期间，最为后人抨击的一项政策便是在1934年推行的身份证制度。这一政策在日后的恶劣影响远远超过了比利时人的其他恶政，而推动进行人口普查和颁发身份证的恰恰是天主教会。教会还将其掌握的大批信众的身份信息提供给殖民当局，作为民族划分的重要依据。除此之外殖民当局还使用了很多简单粗暴的方法来划分民族，其中一个判断标准是外貌和体态（身高、肤色、颅相等），另一个判断标准则是财富水平，拥有超过10头牛的就被认为是图西族，反之则划为胡图族。比利时人不但粗暴地划分了他们认为的“胡图族”与“图西族”，还将每个卢旺达人的民族信息标注在身份证上。只要看一眼身份证，每个卢旺达人就能认识到自己属于哪个民族，身边的人又属于哪个民族，他也必然能意识到身份证上的民族之分与他们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间的联系。

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前的卢旺达公民身份证，证件第一栏就注明了他们的所属民族（Hutu\Tutsi\Twa）

引入身份制度固然有利于比利时殖民者对土著人“分而治之”，然而其长远影响却是灾难性的。在殖民时代前，胡图人通过联姻和积累财富，还有上升为图西人的机会，但身份制度堵塞了胡图人的上升通道。两个阶层间的流动停滞了，下层的胡图人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上层的图西人则永远享有特权。比利时殖民当局以及教会处处采取歧视政策，不仅殖民地政府中完全没有胡图人的位子，就连教会所办的中小学教育也将胡图人与图西人分开。图西族学生受到重点培养，他们中的佼佼者可以成为教士乃至神父，而胡图族则被排除在外。不同社会阶层间的矛盾，就这样被打上了种族主义的烙印，底层平民对富人和统治阶层的不满，逐渐发展成深刻的种族仇恨。一场血腥大屠杀的种子，就这样不知不觉间在卢旺达和布隆迪种下了。

【待续】

非洲世界大战——大湖区（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