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业资本

由于具备特别优越的历史条件和地理条件，很多城市里出现了世界贸易，首先的是在南意大利，因为它与东方各国、君士坦丁堡和埃及，以及由此伸向北方，都有海上往来。世界贸易使大量财富得以流通；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财富简直是大得不可估量的；这种财富不久就引起了欧洲各统治阶级的贪欲。

近代资本最初就在这里出现，也即基本上以商业资本的形式出现。可是它对封建的生产方式却立即起了瓦解作用。商品交换愈发展，货币的力量也就愈大；人们可以用货币买到任何东西，人人都需要货币，人人都接受货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来源不是手工业行东，而是商人；手工业行东只拥有为数有限的伙计，只能达到小康生活水平，而商人的资本却能无限度地扩大，因而他们的发财贪欲也就毫无节制了。商业资本是十四、十五和十六世纪的革命力量，它使中世纪社会出现崭新的生活，并且唤醒了新的世界观。

世界主义代替了中世纪所特有的狭隘的小邦分治主义；在有利可图的一切地方，世界主义都得到顺利的发展。和那些常常终生不出城界的手工业师傅正相反，富商巨贾们马不停蹄地东奔西走，越过欧洲的洲界，来到陌生的地方，他们开创了地理大发现时代，其顶峰是发现通往印度的航路和发现美洲。而另一方面，商人们却以民族性来与中世纪教会的普遍性相对抗，这种民族性在中世纪由于小范围内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而发展得甚为缓慢。

在世界贸易中，买主和卖主之间的矛盾发展成为民族之间的矛盾；买主或卖主所属的国家愈强大，买主或卖主获利的希望也就愈大。因此，从世界贸易中产生了一种巨大的经济利益，这种利益逐渐地巩固了中世纪松懈的国家组织，可是同时也把它们更加严重地彼此隔绝开来，以致在这些截然分离的民族里，基督教也陷于分裂。

和世界贸易一样，国内贸易也同样有助于加强民族国家。贸易的特点就是集中在交通枢纽：那里，集中了外国货物，以便利用四通八达的道路网把货物运销到全国各地；那里也集中了国内货物，以便运销国外。由这样一个交通枢纽所管辖的整个地区就变成了一个经济组织；商品生产愈排挤供自己消费的生产，这个经济组织也就团结得愈紧密，它对这个交通枢纽的依赖性也就愈大。这个交通枢纽从而成为由它所管辖的地区的精神生活的中心，于是民族语言开始一方面排挤中世纪教会通用的拉丁语，另方面则排挤平民的方言。

同样明显的是：国家行政机关必须适应这种经济组织，并且必须加强那些尚保有残余力量的国君的权力。贸易需要一位可靠的统帅，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是一支用金钱来雇用的、符合这种经济势力的性质、并为它服务的军队；与封建的骑士军队[1]相反，它是一支雇佣军。贸易需要一支这样的军队，以便对外和对内保护自己的利益，压倒与自己进行竞争的民族，夺取新的市场，冲破小国为阻挡自由交通而在其国内设置的障碍，配备警察以对付大小封建领主，因为这些领主企图用单纯的拦路行劫的方法来夺取商业收益。总之实行对诸侯的专制统治，把一切行政的和军事的权力集中于一人，这已成为一种经济上的必要性。

然而，尽管这种近代专制制度对农民和手工业者、对贵族和僧侣的权力会愈来愈大，商业资本是决不会让这种权力大得足以妨碍它自己的。恰恰相反，专制统治的力量愈不依靠土地而愈依靠货币，它也就愈依靠资本。诸侯所必须保持的军队要花费很多金钱，宫廷的开支也同样庞大；因为诸侯要把忿忿不平的封建贵族从他们的城堡吸引到豪奢淫逸的宫廷生活里来。诸侯宫廷的奢华生活达到疯狂的程度，挥霍财力，令人吃惊。于是诸侯就开始增加税收，这样他们就或多或少要依赖富庶的城市；作为交换条件，城市就出钱来买得新的权利。但是增加税收终究不足以弥补诸侯在财政收支上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和宫廷的糜费所造成的亏空，尽管近代的诸侯表面上似乎拥有无限的权力，可是他们很快就沦为资本的债务奴隶。

然而，革命的商业资本不仅创造了近代的专制制度，而且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改变了中世纪的社会阶级。这时，人们到处都在追求金银，追求这种可以购买一切东西的商品。农业也走上商品生产的道路。农民虽然要继续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但除此之外还必须生产剩余产品，以便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农业也变成了钱币的源泉，在特别有利的情况下，农民们能够通过把地租和劳役改为交纳货币这种办法，从封建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但是一般说来，特别是对德国的农民来说，交纳货币却变成了一条皮鞭，它把农民驱入走投无路的境地，而对封建地主也并没有很大的好处。商品生产使土地本身也具有商品的性质，从而也具有价值，这种价值不取决于这块土地能够养活多少人，而取决于它能够提供多少剩余产品。与收获量相比，种地的人愈少，生活愈俭朴，则剩余产品就愈多，土地的价值从而也就愈高。

这样，整个西欧的人们就都渴望占有土地，特别是占有象森林和草原那样不需要很多人力经营的土地。如果说中世纪贵族所追求的是土地和人，只要把更多的农民束缚在耕种的土地上，把更多的新的移民吸引过来，他们就愈能发财致富，那末，近代贵族则有另外一种目的。他们这时所追求的是，把农民的土地攫为己有，特别是夺取公有的森林和草原，因为这是从事农业生产所不可缺少的，同时，他们也很想把强占的土地上的居民赶走，而又尽可能不损害那作为贵族财源的农业经营。贵族们一直强加在农民头上的徭役使农民陷于精疲力尽的地步，农民受到了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商品生产所特有的极其沉重和极其可耻的剥削；但是贵族们的利益熏心却从来没有遇到过象后来自由工人毕竟还能对资本主义剥削所进行的那种反抗。

可是在大批被贵族驱逐而背离乡井的农民中，出现了近代无产阶级的幼苗。这种无产阶级与古代无产阶级[2]的区别在于：这种无产阶级并不是以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的渣滓的形式出现，而是从被剥削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中分离出来的。自由无产者阶级第一次在历史上作为社会最低层的阶级出现了。当然，它还意识不到它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当它的以农民为核心的成员由完全不同岀身的分子（由于封建随从人员的分化）的加入而扩大时。就更难于了解这种任务了。自从贵族变为宫廷的食客和谋取暴利的商品生产者以后，贵族已不再需要这些封建随从人员了。这种新的无产阶级有一部分被军事统帅和商人们所利用。军事统帅把他们编入军队，而商人则让他们到工场里去做工，开始在国内生产迄今一向仰仗国外输入的商品。但是这种出路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工场只需要训练有素的工人，而在战争结束以后通常又要裁掉大多数士兵。因此，这个无产阶级就陷于普遍贫困化和粗犷不驯，剥削者企图用极残酷的严刑重典来根除这个阶级，但这是枉费心机的。

随着贵族推行这种凶残和掠夺的政策，贵族在经济上的必要性也渐渐消失了。国家的中央政权愈强大，警察对国内斗争的镇压就愈厉害；贵族愈不能保持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于是农民也就愈不需要领主来帮助他们去反对当权者。过去庇护农民的人，正是现在农民最需要别人帮他们去反对的对象。封建贵族已经成为历史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正如今天处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小资产阶级的命运一样，历史发展的铁帚会很快地把其中较弱的分子、把处于大地主和农民之间的所谓骑士阶层即下层贵族扫得一干二净。

正如今天的小资产阶级一样，骑士们幻想寻求一种来回摇摆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政策来保持其独立的阶级，以免自身沦亡。他们临死时的呼号声，正象斐迪南·拉萨尔在他的悲剧的主角——德国的骑士胡登和济金根[3]——身上所体现的那样，带着悲惨的形象，但是上升的资产阶级的文学在它傲慢无比的情绪下，把那没落的骑士仅仅当作一种可笑的形象，这种形象今天人们还可以从西班牙诗人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和英国诗人莎士比亚的福尔斯塔夫这两个人物身上得到证明。

二、罗马教会的瓦解

封建生产方式之逐渐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中世纪的超然权力——教会，首先对罗马教皇的世界霸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马教皇对世界的霸权，是在反对外来敌人的斗争中作为基督教各族人民的首领而产生的，在十字军东征时已登峰造极。然而十字军东征却正好变成了促进东方贸易的一个强大的杠杆，它还发展了后来推翻封建世界及其君主——教皇——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资本。

作为中世纪最大的地主，教会也经历了与一般大地产一样的发展过程；为了充分利用农业生产这一财源，教会使农民阶级倾家荡产，把农民公有的森林和草原据为己有，把农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或者残酷地压榨他们。在曲柄杖下，日子已不再好过了[4]。贪得无厌的欲望也使教会对穷人的赈济愈来愈少；过去教会乐于把它自己消费不了而剩余的实物收入施舍掉；现在这些实物收入已变成可以出售的商品；教会也受到因此而日益滋长的发财欲望的支配了。

如果说农民阶级因此而越来越憎恨教会，那末，教会却并不因此而得到新兴资产阶级的好感。不管教会怎样忽视对穷人的赈济，只要它不想失去群众的一切支持，它就不能完全停止这种赈济。教会仍然是防止群众贫困化的一种护堤；当时资本的力量还不足以使群众迅速无产阶级化。无产者只要还能从教会方面得到为数区区的赈济，就不至于被资本主义剥削得干干净净。此外，教会的节日也是新兴的城市的眼中钉，节日的次数愈多，就愈加违背资本主义的这一哲理；工人不是为生活而劳动，而是为劳动而生活。

但是最重要的是，新的生产方式不再需要教会充当它的导师和首长了。这种生产方式创造了自己的教育和科学，也给自己建立了行政管理机关。只有在广大农村里，牧师才依然是不可缺少的，正如今天还在落后国家里那样，牧师还要执行国家的某些任务，例如办理户籍登记。在十六世纪，牧师制度在经济上还是必要的，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取消牧师制度。新兴的资本愈来愈激烈地反对教会的其他两股势力——修道院和罗马教皇，它们在经济和社会关系方面愈来愈成为累赘，因而对新的生产方式愈来愈有害。

修道院曾经是农业的模范部门、居民的导师、穷人的保护者、艺术和科学的保存者，现在却已成为多余的累赘了。修道院供养了成千上万懒惰成性的修道士，而不把他们赶往街头去充当听从资本家使唤的工资奴隶。僧侣们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不起任何作用，他们粗野、懒惰、无知，却拥有无数资财，他们愈来愈深地陷于卑鄙下流、淫乱放荡和种种可能的罪恶之中。他们已成为人人蔑视的对象了。

和修道院一样，罗马教皇也同样变成多余的了。在保护基督教各族人民反对异教徒和非教徒方面，教皇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自从十字军东征以来，再也没有来自亚洲的威胁了。诚然，有一个新的东方国家在奥斯曼人也就是土耳其人中间崛起，于1453年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并且从君士坦丁堡开始威胁基督教的欧洲。但这一次进攻并不是来自南方，而是来自东方。土耳其人进攻的矛头并不指向意大利，而指向多瑙河沿岸诸国，首先指向匈牙利，然后指向德国南部和波兰。因此，反对土耳其人的斗争不再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事情，而只是基督教世界的东方堡垒的事情。

土耳其人的威胁十分有助于使匈牙利人、捷克人和南部德意志人结成哈布斯堡君主国，并使这个君主国保持德意志帝国的皇位。但是土耳其人的威胁对罗马教皇来说，却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历任教皇为对付土耳其人而搜刮的财物，不久就用在私人的利益上了。教皇的权力以及对教皇的世界历史使命的信仰，到十二世纪，一直还是拯救基督教各族人民的手段，但是自从十四世纪以后，却变成了对基督教各族人民进行剥削的手段。

这种剥削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日益加剧。发财的贪欲也支配了罗马教廷。教皇向教徒们征收的直接税——所谓彼得捐——为数较小，但在间接税的巧立名目方面，十五和十六世纪的教皇却和近代的财政艺术家一样，富于创造性。在商业资本时期，教皇们认识得很清楚，做买卖是叫人上当或迅速发财的最妙手段。于是，他们就开始出卖教会职位，特别是出卖以现金来赎罪的所谓赎罪符，赎罪符的买卖一年比一年做得更无耻。这样，罗马的教会统治就变成了和从前罗马帝国一样的大规模和无休止地进行剥削的机器。

这时，那些戴三重冠的人[5]的言行愈来愈受到基督教各族人民的鄙视了。他们不仅是统治着整个基督教世界并且对保持封建生产方式很感兴趣的教会诸侯，而且是或多或少地拥有大部分意大利并对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感到兴趣的世俗诸侯。所以在他们身上结合了青年鲁莽性和老年贪婪性，结合了新兴阶级所特有的对传统成规带有革命性质的蔑视和垂死的剥削阶级的异乎寻常的享受欲望。教皇过着放荡的生活，这种生活也相当有助于动摇教皇在基督教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威信；教徒们的封建家长观念愈浓厚，脑子里愈充满教皇神圣观念，他们对教皇的反感也就愈大。然而，教皇为了至少保持群众对自己的信仰——这是在社会变革使他的支柱愈来愈少的情况下他所剩下的唯一支柱，他就采取了欺骗和撒谎的种种手段。罗马教会早已成为庞大的剥削机器，这时它又成为同样庞大的愚民机器了。

因此，罗马教皇就象梦魇一样地压在基督教各族人民身上，人们迫切地需要摆脱这个梦魇。可是并非人人都有同样的摆脱这个梦魇的要求。恰恰是那些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它们的这种要求最不迫切。商品生产愈发展，意大利人反而愈加倾向于教皇，因为罗马教皇的统治意味着意大利统治整个基督教世界。法国和西班牙也同样很少想到脱离教皇。在这两个国家里，近代的君主专制制度最先强大起来。早在十五世纪时，法王就已经使法国的教会高度地独立于罗马教皇之外，并且使教会服从国王。在任命较高级的教会职位时，国王有决定权。未经国王同意，不准为教皇征集款项。西班牙的情况和法国完全一样；在西班牙，甚至宗教裁判所[6]都变成了王权的一种警察统治工具。这些国家早已摆脱了罗马的剥削，他们这时并不想完全脱离罗马教皇，他们所想到的倒是如何把教皇本身变为他们的工具，并且利用教皇来统治整个基督教世界。他们想以教皇支配者的身分来剥削基督教各族人民。

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之所以仍然信奉天主教，就是由于上述的原因，并不象资产阶级新教的历史书籍中所说的那样，是由于这些国家在思想上的落后。宗教改革运动的目的，在于与罗马教皇完全决裂。如果把宗教改革理解为主要是精神性质的现象，理解为较高级的新教智育反对较低级的天主教智育的斗争，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当时都是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因而在思想上也是最发达的；当时任何地方的纯世俗的教育水平都不如这些国家那么高，尤其不如意大利。当时的世俗教育也仍然是笃信天主教的，其原因与这些国家本身之所以笃信天主教的原因相同。

世俗教育起源于意大利的经过是这样：新的生产方式不必千辛万苦地去创造新的世界观、新的艺术和科学，而在古代文献中就能找到现成的适合自己需要的思想形式。在意大利以及地中海沿岸各国，这些文献从未完全失传过。人们开始研究古代作家的著作，作为理解当代的一种手段，作为对垂死的封建世界观残余给以致命打击的手段。在这种研究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思想潮流获得了文艺复兴（再生，也即古代的再生）或人文主义[7]（与专门研究神道事物的经院哲学的神学相反，旨在探讨纯粹的人的教育）的称号。如果照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所硬说的那样，意识真能创造物质条件的话，那末，古代思想的复活必然会引起古代社会的复活。但是事实上，人文主义者的思想适应了经济条件。不管他们如何向往古代的作家，他们毕竟是近代专制制度最积极的先锋战士。他们完全正确地认识到，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就寓于这种专制制度之中。不管他们所受的那种古代教育使他们与基督教会发生过何等尖锐的矛盾，不管他们的脑子里是如何浸透了异端邪说，不管他们与僧侣及罗马教皇进行过何等激烈和尖锐的斗争，他们毕竟仍然是坚决的天主教徒。他们很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他们和罗马教皇完全决裂，那末他们也就会脱离了那些经济上和思想上最发达的国家而使他们本身陷于孤立。

虽然德国的人文主义者曾以非常满意的心情注视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并且曾尽力推进这一运动，可是当他们一旦了解到德国的宗教改革意味着德国要完全脱离罗马教皇时，他们就几乎全都回到了天主教会的怀抱。

三、德国的宗教改革

把德国当作精彩表演的舞台的宗教改革，根据上述种种理由，就某种意义来说，是野蛮反对文明的斗争。然而，虽然决不能忽视这种联系以便正确理解十六世纪的这场巨大变革，但也不能由于如下原因而误入歧途，即低估宗教改革在道义上、更不用说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当德国人文主义者为了拯救遭到威胁的文明而投向天主教那一边时，他们忽略了以下几点：天主教的文化是以人民大众的无知和受剥削为基础的；要使艺术和科学在教皇统治下在意大利兴旺发达，就尤其必须保持德国的贫穷和愚昧，只有德意志的野蛮战胜拉丁异族的文化，才能为确保德意志民族在历史上的繁荣昌盛铺平道路。此外，十分热心地提倡近代专制政体的人文主义者，在内心深处是痛恨宗教改革这场群众运动的；他们完全不关心而且也完全不理解群众的需要，不久，他们就被革命洪流冲走，默默无闻，被人忘得一干二净了。其中只有个别的几个人，在作品中留下了不朽的盛名，如伟大的意大利诗人但丁和佩脱拉克，法国的伟大讽刺家拉伯雷，英国的伟大思想家、近代第一个社会主义者莫尔，以及德国伟大的战士胡登等人。

与历史进步有密切关系的，不是人文主义，而是德国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各阶级居民都受到教皇同样残酷的剥削。自从教皇势力被阻挡在其他文明国家疆界之外而将其全部剥削伎俩集中施加于德意志民族以后，德国人民的苦难就更加深重了。在这种无法忍受的重负之下。德国的各个剥削阶级的怨言也日甚一日了。德国教会中一切可卖钱的教会职位都变成了买卖的对象；赚得的大笔金钱年复一年地流向罗马，以致连德国的大剥削者——诸侯和商人——也赚不到这些钱了，教皇括尽人民的脂膏，只留些残羹剩饭给他们，这些实干的家伙就愈来愈恼怒，这是毫不奇怪的。

然而，他们不可能想到采取法国或西班牙的办法来摆脱教皇的枷锁，摧毁教皇的统治，以便利用教皇作为自己统治的工具。在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创造的财富中，德国当然也摊到了不小的一份。德国城市的行会手工业已经在为更广大的地区和更偏僻的市场制造商品。制造粗毛织品和亚麻布的织造业已经变成固定的、分布极广的工业部门，奥格斯堡甚至已制出了精细的毛织品和麻织物以及丝织品。除纺织业之外，工艺美术工业也大有发展，中世纪后期的教会和世俗的奢华生活促进了金银制品、雕塑、雕像、紫铜雕刻、木雕刻、武器锻造等工业。与工业一样，商业也在迅速发展着。当时通往印度的海路虽已发现，可是从印度通往北欧各国的贸易大道仍然要穿过德国。奥格斯堡依然是意大利丝织品和印度香料的大集散地。奥格斯堡和纽伦堡等南德城市已集中了在当时看来非常可观的大量财富。原材料的开采也有很大的发展。十五世纪时，德国的矿工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熟练的矿工。农业的发展也有助于城市日益繁荣，并且摆脱了中世纪初期的粗野状态。大片荒地已被开垦为耕地，人们也种植了染料作物和其他外来作物。这些精细的作物促进了整个农耕技术的发展。

德国全国的生产，就其本身而论，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毕竟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无法相比。德国人口还很稀少。仅仅在几个商业和工业中心城市周围，才较为文明，而这些中心城市的利益又各不相同，彼此之间只有极少的共同利害关系。德国南方的销售市场和商业联系与北方完全不同。德国东部和西部之间几乎没有往来。全国没有一个象英国的伦敦或法国的巴黎那样全国性的工商业中心城市。全部国内的交通几乎仅限于沿海和内河的航运，限于几条通商大道：从奥格斯堡和纽伦堡经科隆到荷兰以及经过爱尔福特到北方。距离河流和通商大道较远的地方有一些较小的城市，它们与交通大道之间无路可通。在中世纪的生活条件下，它们与世无争地继续过着朴素的生活；它们不大需要外来的货物，也不大提供外销的产品。

因此，在德国不能象经济高度发展的国家那样地出现近代君主国家。这种近代君主国家产生的条件是：繁荣的商业和繁荣的工业把全国的经济利益不可分离地连结起来。当时的情况只能使德国按省组成利益集团，换言之，就是使德国陷于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哈布斯堡家族的德国皇帝无法把中世纪的封建国家变成近代君主国家，尽管他们施尽了诡计和暴行，却只能做到这一地步，即把奥地利的世袭领地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方面，土耳其对他们的威胁构成了最有效的杠杆。此外，皇帝要使德意志帝国成为中央集权国家的一切试图均以失败告终。当法国境内的大诸侯都被国王征服时，德国境内的诸侯却发展成为几乎完全独立的侯国君主，这是如下的经济情况的合乎逻辑的后果：这些侯国君主是分裂的小邦内的中央集权的代表者，至少是省内的中央集权的代表者。与他们相比，皇帝愈来愈成为只是同等诸侯中的第一名诸侯而已。

如果撇开上述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实不谈，则十六世纪德国的社会结构，与其他国家一样，是在新的生产方式的影响下形成的。作为下层贵族的骑士，正处于无法挽回的没落状态。在教士中间，出现了贵族派和平民派；主教和修道院长构成了贵族派，拥有大批僧侣充当宪兵；城乡牧师则构成了平民派；贵族派被群众深恶痛绝，平民派则受到群众爱戴，尤其因为城乡牧师为群众的正在蓬勃开展的运动提供了思想家和理论家。在城市里，行会手工业师傅和城市贵族在争夺城市领导权，互有胜负；作为城市第三种力量的平民阶级则还完全没有觉醒，他们仅仅意识到自己是腐朽的封建主义的没落部分，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近代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最后，农民阶级则构成了整个社会机体内受尽折磨、痛苦呻吟着的强大的底层基础。

各阶级和各派别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其互相交错的利害关系，构成了当时德国情况的特征。这时，1517年10月31日，路德把反对赎罪符的九十五条论纲贴在维滕贝格大教堂大门上，从而发出了公开反对罗马教皇的信号，这种对教皇的愤怒情绪已在德意志民族内酝酿几十年了。

在文献上，这种愤怒的情绪有过比路德的措词温和的论纲尖锐得多的表现形式。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甚至并不指责向教皇交纳现金来赎罪的赎罪符本身，而仅仅指责“滥用”赎罪符。匿名作家的著名信件中责骂教皇和僧侣所用的词句就完全不同了。这些信件是由德国人文主义者执笔的，其中都是无比锋利的讽刺之箭，同时却是给人民看的脍炙人口的佳作。人文主义的教育对群众来说，仍然是陌生的和不易理解的。与此相反，路德的论纲在人文主义者看来，只不过是僧侣之间的争吵而已。论纲用的是人民群众从中世纪承袭下来的宗教思想方法，它把群众中的任何异议都看成神学上的异端了。为了改变中世纪的这种情况，就必须破除群众心目中的迷信观念。

路德的论纲本来只要求展开神学上的争论，这在当时完全是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如果这种行动不是以十分迫切的经济利益为基础的话，路德的论纲就不会成为足以燎原的星星之火了。爱好奢华的教皇利奥十世在发行了无数批赎罪符之后，又发行了一批新的赎罪符，企图从中捞取五万杜卡特[8]的巨款。他把这批赎罪符的总推销任务交给当时德国首屈一指的教会诸侯美因茨大主教，并答应与他分赃，于是这位原是霍亨索伦亲王的大主教就派遣了推销赎罪符的贩子到德国各地，象今天交易所广告栏的做法那样，极尽大肆兜售之能事，以骗取善男信女口袋里的金钱。

推销赎罪符的贩子特别起劲地竞相涌入萨克森选侯国境，当时萨克森由于采矿而成为德国最富庶的一邦。萨克森选侯腓特烈本人是个非常虔诚、笃信宗教、甚至有些宗教狂热的天主教徒，但这时在金钱问题上就不再那么讲礼貌了；他禁止赎罪符贩子进入他的国境。可是这些贩子麋集在紧挨国界的市镇，因此，他情愿容忍路德出面反对赎罪符贩子泰策尔，泰策尔是在于特博克做这种非法生意的。

路德本人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几乎只是充当了本国诸侯在财政政策上的工具，但他应该很快就会明白，这场争论与神学上的异端问题毫不相干，而是一场非常现实的利益之争。

四、路德、闵采尔、胡登

路德的论纲一发出公开反对罗马教皇的战斗信号，德国境内利益之争的错综复杂局面顿时就有所澄清，各阶级和各派别分成了三大阵营：保守派天主教阵营，资产阶级改革派阵营和平民革命派阵营。

在保守派天主教阵营里，聚集了一切关心保存现有制度的分子，皇帝是他们的首领。中世纪德国的帝国政权已如此衰微，以致在1519年的德皇选举中，法兰西和西班牙两国国王竟因争夺德国皇位而发生争吵；在有权参加选举的七个选侯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忽而受法国贿赂、忽而又受西班牙贿赂。最后，出身哈布斯堡家族同时又是奥地利世袭领地主人的西班牙国王获得了胜利。作为西班牙国王又是奥地利世袭领地的主人，他最迫切的利益是不与罗马教皇决裂。为了使罗马教皇服从他的意志，他可以派雇佣军去进攻罗马，但是他不能与罗马教皇断绝关系，因为无论在西班牙还是在奥地利世袭领地，罗马教会都是他最有力的统治工具。因此，德皇查理五世依然是德国宗教改革的坚决反对者。在这一方面，他可以依靠宗教诸侯、一部分世俗诸侯、富裕贵族、贵族派教士以及城市贵族。

这时，与这个天主教保守阵营相对立的，是激烈反对教皇剥削的德意志民族广大群众。但是他们不久就分裂成两个阵营；在其中一个阵营里，聚集着反对派中的有产阶级——下层贵族群众、行会手工业师傅、一部分世俗诸侯，他们希望靠没收教会财产来发财致富，并且还利用这个机会使自己愈来愈独立于皇帝和帝国。这个资产阶级温和派虽然想摆脱教皇剥削的枷锁，但不想触动世俗的剥削，因为他们自己都在从事这种剥削。与温和派截然不同，农民和城市平民则构成了一个革命派，他们想在消除教皇剥削的同时，也消除一切世俗剥削，这两派的性质明显地反映在它们的领袖——改良派的领袖马丁·路德和彻底革命派的领袖托玛斯·闵釆尔——身上。两人都是教士，都出身于牧师中的平民派。

马丁·路德（1483—1546年）出生于埃斯勒本，农民家庭出身。他在受过艰苦而严格的教育之后。以牧师为职业。他的智力并不过人，在胆量和见识方面，不少同时代的人都超过他。当他在爱尔福特大学读书时，他参加了该大学的人文主义派，但是他的人文主义造诣并不高深。看起来还不如说他是被人文主义者的欢乐生活所吸引，这可以从他在道义上的懊丧情绪中看出来，正是这种情绪使他在1505年进入爱尔福特的奥古斯丁寺院，作了极沉痛的忏悔。后来，在1509年，他被萨克森选侯腓特烈任命为新成立的维滕贝格大学神学教授；1517年，他就在那里公布他那反对赎罪符的论纲，或者毋宁说是反对教皇过于无耻滥用赎罪符的论纲，因为在九十五条中的一条里，他自己还说，谁违悖教皇赦罪这一真理，谁就要受到诅咒。

路德本人也对他的九十五条论纲所产生的影响感到十分惊讶。路德还完全受着罗马教会的思想束缚，但是教皇要他保持缄默的拙劣手法——剥削阶级在黔驴技穷时常采取的这种拙劣手法，总是同样以失败告终的——却激发了他的农民固执性。这场在违背路德本意并且为路德所料想不到的情况下展开的运动，就推动着路德一步步走下去。与其说他推动了运动，还不如说他是被运动所推动的，但是他由于如下原因而在群众中有决定性的影响：他虽然做了教授，却从来不忘记自己是农民，他善于词令，能引人入胜，动人心弦。在这方面，他比所有同时代的人都高明，而他对德国语言所作的贡献。后来也就成为他的不朽功绩。罗马教皇愈逼迫他，他就愈毫无顾忌地反对罗马教皇。他宣扬用暴力来反对教皇的剥削。他认为，世间的疫疠不能用言词，而必须用武器来根绝：德国人的宿冤必须用罗马教会的鲜血来偿还。路德曾猛烈批评那些不赞成他的世俗诸侯。他说，谁今天想引用“高贵的牧师”的言语来反对德国诸侯，他就会因叛国而终生陷于囹圄。

虽然路德没有因为当了教授而忘掉农民家庭出身，但是，他也没有因为农民家庭出身而忘掉教授的地位。革命的风暴咆哮得愈久，革命愈深入人心，革命的群众愈感到可以象摆脱教皇的剥削那样来摆脱本国剥削者的枷锁，路德也就愈来愈象魔术师的徒弟一样，再也约束不住他所呼唤出来的鬼怪了。于是这位维滕贝格大学教授、萨克森选侯腓特烈的被保护人作出了抉择：他宣布赞成和平与合法的发展。从1517年到1522年路德曾向一切民主革命人士频送秋波，而在1522年到1525年，路德又一一背叛了他们。

与资产阶级改革家路德相对立的，是农民和城市平民的革命家托玛斯·闵采尔（1490—1525年）。其实不能把他称为有独立见解的人，他并没有用新的思想来充实当时的运动。但是他却善于以尖锐而远大的目光看出运动的革命因素，善于以无与伦比的实干精神来掌握革命的因素，他是一个有气节的、在认识和行动上坚决果断、毫不动摇的人。他出生在哈茨的施托尔贝克，他的父亲死于绞架之下，是专横的施托耳贝克伯爵手下的牺牲者。和路德一样，闵采尔也选择了牧师的职业，但是他早年就有革命思想。当他十五岁还在哈雷上学时，他就创立了一个秘密团体，反对马格德堡的大主教，并且还反对整个罗马教会，他十分蔑视教会的习惯和教义。因此，他先在茨维考、后来又在布拉格都很快地被解除了牧师职务，他在图林根的阿尔施塔特也任职不久。他在路德之前就已不用拉丁语做礼拜，并且在附近进行革命宣传。在路德决定赞成和平发展以后，闵采尔还继续宣传路德的暴力反抗论。

闵采尔的学说不仅攻击天主教的所有基本论点，而且还攻击基督教的所有基本论点。他认为，理智才是真正的有生命力的启示，各族人民在任何时代都有过并且现在还有这种启示。象后来变成温和派的路德所做的那样，用圣经去反对理智，那就是用教条去扼杀思想。不应在来世，而应在现实生活中去寻找天国，信教者的使命就是在地球上建立天国，建立上帝的国家。既然没有来世的天国，也就没有来世的地狱。耶稣和我们一样是一个人，是先知和导师，不是上帝。但是，闵采尔把那种作为信教者的使命而在地球上建立的天国理解为一种不再有阶级差别和私有财产、不再有独立于社会成员之外并且与社会成员疏远的国家政权的社会。一切现存的政权，如果他们不想顺应和参加革命，就应该被推翻，人们应该共同从事一切劳动和创造一切财富，并且应该实现完全的平等。为了实现这一切，应该建立一个不仅包括整个德国，而且还包括整个基督教世界的联盟。应该邀请诸侯和君主参加这个联盟，假如他们不愿意參加，那末，联盟就应该尽快用武力打倒并且杀死他们。

闵采尔用神秘玄奥的言词来宣传这种教义。但这样反而使教义更能深入人心，因为当时的群众还完全受宗教思想方法的束缚。人民从四面八方来投奔闵采尔，于是路德只好使用半心半意的改革者对彻底的革命者所惯用的手法：他向萨克森诸侯[9]告发了闵采尔。闵采尔以挑战式的英勇态度来对待这些诸侯，他们当时也还不敢触动他，但是阿尔施塔特市议会却把他驱逐出境。闵采尔先到朱尔豪森，随后又到纽伦堡。他又被人赶离了这两个城市，于是他迁居到德国南方，他热情地进行鼓动宣传，这不久就酿成农民阶级的大规模暴动。

然而在此以前，在1522年的秋天，已经爆发过一次下层贵族——骑士——的暴动。弗兰茨·冯·济金根和乌尔利希·冯·胡登（1488—1523年）是他们的领袖。可是这些领袖的盛名仍然掩盖不了骑士武装起义内在的反动本质。胡登和济金根对诸侯和神甫的无比仇恨以及他们希望重建民族国家的极大热情，使他们在十九世纪中叶成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宠儿，因为德国资产阶级怀有与此相似的情绪。但是胡登和济金根想要恢复的国家乃是中世纪的国家：一种贵族民主的国家，它的皇帝是没有权力的，它要消灭诸侯和城市，并继续压迫农民阶级。在与这种理想相比之下，不仅城市是历史上的进步，甚至诸侯也是历史上的进步。如果说诸侯统治意味着德国的分裂，那末诸侯在分裂邦的内部毕竟还是把民族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起来，而胡登和济金根所主张的贵族地主民主制度却会变成这样一种贵族地主无政府状态，这种状态使波兰惨遭灭亡。

下层贵族的暴动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城市并不想支持他们，农民也同样无意支援他们，因此诸侯就轻而易举地扑灭了他们的暴动。济金根的碉堡很快地被攻破，他本人在朗德施图尔堡被围时牺牲。几个月之后，在1523年的9月，胡登作为一个流亡者死在苏黎世湖的乌芬脑岛上。

五、农民战争和再浸礼派教徒

胡登死后一年半，伟大的农民战争爆发了。随着自然经济发展到货币经济，农民的苦难日益深重，从1476年以来，这种日益深重的苦难引起了一系列的农民暴动，尤其在南部德国，其中有称为古鞋会[10]和穷康拉德会[11]的在历史上闻名的农民秘密组织的活动。但是这种活动都局限于某些地区，并且不久都被镇压下去。在宗教改革运动深刻地唤醒了全民族以后，农民秘密活动已遍及各地。他们预定在1525年4月2日举行暴动，事实上也如期爆发了农民暴动。

正如骑士暴动在本质上是反动的那样，对农民革命就其历史核心所作的批评在本质上同样也是反动的。进行这种批评的人就是歌颂了骑士胡登和济金根的拉萨尔。拉萨尔过高估计了骑士暴动，也过低估计了农民战争。农民把他们的要求归纳为《十二条》；《十二条》完全体现了历史上的进步。农民要求在教区内选举及撤换教士；要求废除农奴制，废除贵族的捕鱼和狩猎制度；要求限制过高的徭役和赋税，退还从个人或从村社夺去的森林和草原，取消专横的司法和行政制度。这一切要求都是完全公平合理的。首先，它们符合资产阶级历史时期的条件和前提。德国农民在1525年所提出的要求，是与法国农民在1789年所争取到的权利基本上属于同一性质的。拉萨尔对德国农民战争所作的轻蔑的评断，是由于过分的形式主义观点所致。他只肯承认那种以新的原则代替了旧的原则的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他把土地占有理解为中世纪的原则，把工业理解为近代的原则；他错误地否认了农民战争的革命性质。因为他认为这次农民战争墨守了土地占有的原则，而对工业这一原则却一无所知。

农民在大规模秘密活动的保密方面是很成功的。当他们出其不意地举行暴动的时候，统治阶级如此惊慌万状，以致农民的事业最初看来很有成功的希望。甚至路德也在4月16日呼吁进行心平气和的协商。他认为，起来反对诸侯专横暴行的不是农民，而是上帝自己。他认为，农民在《十二条》里所要求的大多是提得合情合理的，因而他呼吁在这些条文的基础上进行和平协商。如果资产阶级的新教历史学家关于路德卓越的人格造成了宗教改革的说法是正确的话，那末路德的这种干预就必然会使农民战争发生另一种转变。但实际上路德的干预一点也不起作用；当统治阶级从最初的惊慌中镇定了过来，尤其是当诸侯大动干戈要血腥镇压农民时，路德就完全倒戈了，并且在5月6日发表文章，反对所谓掠夺和嗜杀的农民。他在这篇文章里以残忍的刽子手的口气吁请诸侯屠杀农民。当他大言不惭地说农民所流的血都损害了他的名声时，这只不过是一种空洞的夸口。因为诸侯（不论新教徒还是旧教徒）在残酷杀戮农民方面是根本不需要路德劝告的。

与路德恰恰相反，闵采尔对待起义农民的态度是坚定的。他是图林根农民战争的领袖。他的总部设在当时的帝国城市米尔豪森，他在那里创办了一种共产主义公社，虽然这个公社存在的时间只有两个多月（从1525年3月17日到5月25日，几乎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存在的时间一样长）。后来，当诸侯的军队逼近时，闵采尔就前往图林根农民武装的主要基地弗兰肯豪森。在那里，闵采尔和农民一起遭到了惨重失败。八千名装备简陋、纪律松懈、几乎连一门炮都没有的农民军队，被人数相等的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并且拥有许多大炮的雇佣军所击败。闵采尔本人被俘，在受严刑拷打后被处死。关于他临死时曾悔恨罪孽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象统治阶级的御用学者对待死去的人民战士所常用的惯技一样，这只是事后对闵采尔的一种诽谤而已。

正如在图林根一样，在弗兰肯、士瓦本、阿尔萨斯、黑森林地区以及农民经常暴动的其他地区，农民军队也被诸侯的军队轻易击败。实际上，农民运动失败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所提出的要求在历史上已过时，恰恰相反，是由于农民运动发生得过早，还缺乏民族的基础，因为当时还没有符合近代意义的德意志民族。个别城市虽然站在农民这一边，可是也只抱着犹豫不决和畏首畏尾的态度。城市贵族则完全抱着敌对的态度。行会手工业师傅的态度与路德的态度相似。城市平民作为阶级，还太不觉醒，以致不能成为对农民的有效支柱。骑士则比城市还更不可靠得多；他们大多站在诸侯那一边，或者象葛茨·冯·柏里欣根那样，开始时倾向农民，不久就背叛了农民起义。只有少数几个骑士，象弗洛里安·盖耶——农民战争中仅次于闵采尔的最杰出的人物——那样，才始终忠于暴动者。

一般来说，地方和省区上的分裂割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地方和省区上的局限性，破坏了整个运动。每一地区的农民都各自为战，不肯帮助邻省的阶级弟兄，因而在分别的战斗和战役中，他们都被为数不及起义农民总数十分之一的军队所个个击破。诸侯手里最主要的武器就是极卑鄙的背信弃义手法，他们之所以能得逞，仅仅由于农民经受了数百年的奴役以后，过分贫困无知，以致不能识破诸侯们显而易见的欺诈手法。诸侯用娓娓动听的诺言去诱骗农民群众，在农民听信诺言而放下武器准备回家时，就大批地屠杀这些手无寸铁的农民。在德国大地上，农民血流成河。农民在战争中牺牲和后来被处死的，据最低的估计，约有十万。

然而，长远看来，这次惨重的失败并没有使农民的处境更加恶化。早在战争以前，他们身上的脂膏就已被吸尽，因而从他们身上再也压榨不出什么了。当然，有许多富裕的中农因而破产，大批的依附农沦为农奴，大片土地被没收，大批的人由于住宅被毁、田园荒芜而变成了流浪汉或城市贫民。但是战争和破坏是当时常见的现象，农民们普遍地生活太苦，处境已恶化到无法再恶化的地步。

僧侣、贵族和城市都在农民战争中受到巨大损失。修道院和教堂被烧毁，僧侣们的贵重物件遭到了抢劫或烧毁了。贵族的很多碉堡和宫殿也被摧毁了，他们已被证明没有力量去对抗农民。由于他们全靠诸侯的军队才得幸免于难，因而他们日益唯诸侯之命是听。城市则由于曾半心半意地表示过对农民事业的支持而遭到了战胜的诸侯们的洗劫，并且还被剥夺了特权。

因此，在农民战争中真正得到好处的只有诸侯。诸侯把教会的产业据为己有。相当一部分贵族不得不归顺他们，从城市里洗劫来的财物也纳入他们的库藏。除了世俗的诸侯邦以外，当时虽然还有教会的主权国、城市共和国、享有主权的伯爵和子爵，但是一般说来，德国历史的发展却促成了地方性的中央集权，促成了诸侯对其他小邦的统治。

农民战争的余波是血腥迫害和消灭再浸礼派教徒。再浸礼派教徒赞同闵采尔的共产主义观点，但是他们与闵采尔的区别在于：他们不赞同闵采尔的暴力政策，而有完全和平的思想。虽然他们在战争中不愿意起而反对国家，但他们也并不赞成国家，同样也不赞成教会。他们由于不承认小孩出生时教会给他们的洗礼而得再浸礼派之名。他们要求再次洗礼，或更确切地说，要求成年洗礼：有思考能力的成年人才应受洗礼；今天已成为再浸礼派教徒的宗教奇想的那种观念，当时却是一种使统治阶级心惊胆战的革命纲领。

由于再浸礼派教徒的思想是和平的，所以他们没有卷入闵采尔命运的漩涡，但是和平思想并不能阻止新教诸侯和旧教诸侯在镇压了农民运动之后对他们进行血腥的迫害。甚至连软弱无力的帝国政权也参加了这种可耻的迫害。1529年斯拜耶帝国议会宣布，对再浸礼派人士施以火刑。在整个德国，到处都燃起了焚烧罪人的柴堆，被捕的再浸礼派教徒就在这火堆上壮烈殉难。再浸礼派教徒就这样在德国境内被灭绝或被驱逐出境。荷兰的再浸礼派教徒终于认识到，他们必须拿起别人用以折磨他们的那种工具来自卫，即拿起武器来捍卫自己。哈勒姆的面包师扬恩·马笃斯和莱顿的裁缝约翰·博克尔松成为这个再浸礼派的领袖。他们把德国西北部的罗马教会势力中心、古老天主教城市明斯特作为进行武装起义的地点，以反抗迫害再浸礼派的人。当时，这个城市正在对该地主教进行激烈斗争；没有城市平民的帮助，市民阶级就无法对抗主教，因而城市平民拥有很大的力量。再浸礼派的运动才得以利用完全合法的途径来掌握城市的公职，并且对主教的进攻予以异常顽强和士气高昂的迎头痛击；主教终于不得不动员全国的力量，才把再浸礼派教徒的反抗镇压下去。

明斯特在被围困一年零三个月之后，才为饥馑所迫而陷落了。基督教的主教凶残地屠杀了英勇的保卫者，以此来庆贺其胜利。但是四个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向来都把明斯特再浸礼派的市政管理说成是惨无人道和兽性放纵的乱闹，这种说法全是厚颜的捏造或无耻的歪曲

六、耶稣会、加尔文教、路德教

诸侯在伟大的农民战争中取胜的根本原因是：德国各地的经济利益的相互冲突妨碍了近代大民族的形成。当时德国的城市开始衰微，这也使诸侯的胜利得以巩固。世界贸易当时已开始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这是城市愈来愈贫穷的根本原因。

土耳其人的占据君士坦丁堡，阻塞了通往东方的贸易道路，因而使日益发展的商品生产被迫寻找新的销售市场和贸易通道。随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近代的殖民政策也展开了，而德国则由于其地理位置而完全被排斥在这种政策之外。德国的经济繁荣愈来愈受抑制，因而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可能性也随之消失。德国的渐渐而来但又无法阻遏的不断贫穷的过程，变成了诸侯统治的新支柱，并且当然会使德国人民更加无法忍受，因为掠夺愈困难，统治就愈残酷。

在德国宗教改革爆发时所形成的三大派中，平民革命派已经在农民战争的血泊中被镇压下去了；资产阶级改革派也由于战争而受到打击，它在很长时期内都无法从这种打击中恢复元气。即使对天主教保守派来说，时代的风暴也不是不留痕迹就吹过去的。这时，又形成了三个新派别，它们在德国境内互相斗争，但又都远远超越德国的疆界而具有全欧洲的影响。

这三个派别就是耶稣会、加尔文教和路德教。它们都还带有宗教的色彩，但又都是在教会的形式下的经济政治组织。这三个派别虽在宗教教条上有种种矛盾，但都出于一个共同的来源。它们与封建的中世纪教会的差别，正如封建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差别一样。耶稣会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经过改良的天主教。既然教皇已经变成了那些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近代君主专制大国的工具和手段。那末为了使教皇权力能成为有效的统治工具和手段，就必须使他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耶稣会所从事的正是这项工作，它使天主教的教会适应新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它用古典课来改组整个学校制度，古典课是当时所能提供的最高级的教育，因而也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人文主义的遗产。耶稣会成了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公司，哪里发现新的土地，哪里就会出现它的办事处，它向诸侯提供了以长老为名的最有经验和最精明强干的大臣。

然而近代的专制政体在致力于形成庞大而统一的贸易区和经济区方面只能暂时地、不是长远地符合那些日益繁荣的城市的利益。对于这些城市来说，近代专制政体不是它们的目的，而是达到目的之手段。只要专制政体一旦认为自身就是目的，城市就立即强调地提醒它：专制政体之存在完全出于城市的恩典。加尔文教就是这样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下，首先有荷兰的城市起来反对西班牙的专制政体，还有法国的城市起来反对法国的专制政体。加尔文在日内瓦这个富庶的商业城市里宣布建立了加尔文教，加尔文教由于有民主的教规而完全符合先进的城市资产者的利益。荷兰和法国的部分贵族固然也信奉加尔文教，但这只是因为他们与起来造反的城市或多或少有些共同的利益。哪里加尔文教能成为激烈而狂热的力量，哪里的资产阶级利益就大有增进。除了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耶稣会以外，还可以把加尔文教称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宗教。

最后，路德教乃是经济落后的国家的宗教，这些国家被罗马教会剥削得最厉害，但是却又最不会想到去统治或消灭罗马教会。这样，它们就必须与罗马教会完全断绝关系，同时也无法举足轻重地干预那些争夺教会遗产的斗争。路德教在德国北部和东部，在丹麦、瑞典很流行。这些都是城市发展得较差、贵族势力很强大的国家。在城市势力比较强大而且城市数目又多的德国西部，加尔文教则占了优势。在路德教流行的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慢慢地摆脱着封建的混乱。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没有造成革命的资产阶级，反之，它却使地主变成了农场主，使骑士变成了商品生产者。易北河以东的农业地区的情况尤其如此。在那里，教会办了农场，农民则受到愈来愈厉害的剥削，这就是对“纯粹的上帝教”的报酬。

路德教是一种适应这种落后状况的落后宗教。自从路德背叛农民以来，他一直就是一个在诸侯面前卑躬屈膝的奴才。他的圣经译本曾由于阐述简单的原始基督教义而激励过群众。现在，他却使这个译本变成了诸侯的这样一种教义手册：发明这种手册时的那种令人作呕的想法是君主专制政体的任何一个食客都望尘莫及的。诸侯、主教、贵族地主都是路德教会的保护人，这里就显出了路德教与加尔文教的民主教规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比关于圣餐的种种琐碎教条的纷争要深刻得多。荷兰的加尔文教徒把路德教会的宗教生活斥为“比猪还愚蠢”的蠢举。

革命烈火在农民的血泊中熄灭以后，德国的宗教改革竟变成了德国诸侯的抢劫和掠夺运动，使他们得以日益摆脱皇帝的权力。诸侯们“实行改革”，宣布他们自己为国教的最高级主教，并且通过宫廷神甫来把路德教改造成为狭隘奴才意识的宗教，尤其是要把富有的教会产业纳入诸侯的私囊。尽管表现的形式五花八门，但诸侯的这种“改革”的结果都是一模一样。霍亨索伦王朝的历史为此提供了典范性的实例。分享战利品的，只有贵族地主，也许还有城市贵族。由于城市衰微，城市贵族当然只好十分知足了。对教会产业的掠夺丝毫也不会给一般群众——农民和城市平民——带来任何好处。

于是，诸侯的势力日益扩大。要再一次扩大皇权的企图，从思想方面来说，也就是重新恢复德国天主教信仰统一的企图，已彻底失败。这只能证明，诸侯割据的局面再也无法消除了，因为割据局面是在德国经济情况中有非常深刻的根源的。查理五世固然在米尔贝格战役[12]中战胜了几个新教诸侯，但这仅仅是由于其他新教诸侯为了贪图皇帝答应给他们的利益而支持了皇帝的缘故。当皇帝在战胜以后准备真正恢复皇权时，立即起来反对他的正是这些诸侯。他们把土尔、麦茨、凡尔登等主教辖区拱手让给法国从而可耻地叛卖了祖国，以换取与法兰西国王结成同盟，因而他们就得以战胜德皇了。帕骚条约以及后来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在1555年规定了各邦的宗教自由，也即规定了各邦首脑的宗教自由。各邦及各邦首脑有权在其境内建立符合其心意的教会。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所依据的原则是Cujus regio，ejus religio（谁的国家就信谁的宗教），这就是说，谁占有这个国家，谁就有权决定本国居民的宗教。宗教和约规定，居民有权移居到国外，如果他们感到国君的这种“拯救”使他们内心不安的话。“拯救”就是强制居民改宗国教。新教诸侯所从事的这种“拯救”活动并不亚于天主教的诸侯。因此，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仍然使教会处于分裂状态，仍然使诸侯享有主权。这个和约使这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尽管宗教和约认可了诸侯历来对教会地产的掠夺行为，但是它对于教会土地上有关问题应如何处置却未作规定，当时德国境内是有大量原属教会的土地的。按照新教的要求，关于诸侯决定臣民宗教的原则不适用于这些地区，新教居民的信仰不应受到妨碍。反之，天主教则要求：天主教诸侯应与新教诸侯一样有权进行“拯救”。另外一个分歧是关于所谓“宗教保留”，这是天主教方面提出的要求。按照这一要求，帝国的任何一个天主教诸侯、选侯、大主教、主教或修道院长，只要信奉新教，就要自动丧失其教职和职衔。这又是新教的诸侯们所不能同意的，因为这将堵塞他们夺取教会产业最方便的途径。

对于这些意见分歧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在这方面起作用的现实力量问题太有分量了，以致他们彼此都无法用思想上和宗教上的理由来说服对方。一方面，在奥格斯堡和约缔结后的六十年内，新教诸侯完全无视“宗教保留”夺取了一百多处教会土地，其中有一部分是很大的：大主教辖区和主教辖区，教堂、慈善单位和修道院；但另一方面，还忠于天主教的天主教诸侯则充分利用“谁的国家，就信谁的宗教”的原则，开始进行反宗教改革的运动。这场运动是由耶稣会来巧妙操纵的，特别在德国南部和西部，天主教又重新获得了大片管辖地区。

耶稣会的主要收获是争取到巴伐利亚诸公爵。耶稣会善于使这些公爵与天主教会的利益相结合。在这方面，当然更重要的是靠物质利益的承诺，而不靠宗教游说。后来，在1607年，巴伐利亚公爵马克斯以宗教上的某一争端为借口，袭击了帝国自由城市多瑙沃特，并且兼并了这个城市的土地。这一鲁莽的暴力行动就成了集结军队的信号。一部分新教诸侯在法尔茨选侯的领导下，结成新教联盟。接着，天主教诸侯也在巴伐利亚公爵的领导下结成联盟。新教联盟很早就流产了，因为名列第一的最强大的新教诸侯——萨克森选侯，由于妒嫉法尔茨选侯并且希望从天主教德皇那里满足自己的土地欲望而和联盟保持疏远。与此相反，天主教联盟则是一股真正的力量，他们有巴伐利亚公爵马克斯那样一个坚决而能干的首领，而且不少天主教邦，特别是三个天主教选侯国[13]，则构成了联盟的中坚力量。

七、三十年战争

当奥地利的世袭领地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上劳西茨、下劳西茨和上奥地利、下奥地利的内部危机酿成了一场斗争时，新教和旧教双方军队都在严阵以待。在这些国家中，耶稣会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也在奥地利世袭领地内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特别是争取到一个狂热的信徒——王位继承人施泰耶马克大公爵斐迪南。斐迪南当了国王并且又当选为德国皇帝（按照传统，德意志皇位是与哈布斯堡家族相联系的）。此后，斐迪南推行了一种使其世袭领地都统一信仰天主教的政策。然而斐迪南的这种措施受到了猛烈的反对，在波希米亚王国境内，反对尤为激烈。波希米亚各阶级的新教徒甚至因斐迪南企图在波希米亚恢复天主教而宣布斐迪南无权继任波希米亚王位，并且选举法尔茨选侯腓特烈继任波希米亚王位，他们指望能因而获得新教联盟的支援。但新教联盟已证明是完全没有能力采取行动的。而天主教联盟则更加有力地支持皇帝。1620年11月8日，天主教联盟的悌里将军在布拉格附近的白山战役中对刚刚登基并且又完全无能的国王予以迎头痛击。于是波希米亚重新又落入皇帝手中，皇帝在那里实行了血腥的政治复辟和宗教复辟。

看来战火似已就此熄灭。但是皇帝的盟友们这时却要求瓜分那位逃亡的法尔茨选侯的战利品，作为报酬。特别是巴伐利亚公爵，他以联盟首领的身分，要求获得法尔茨选侯资格以及法尔茨的一部分领地。当时皇帝表示愿意以德皇的身分来清偿自己在担任波希米亚国王期间所欠的债务。在累根斯堡的帝国议会上，他在新教诸侯软弱无力的抗议声中满足了巴伐利亚公爵的这一愿望。这样，皇帝的权力已如此扩大，以致国外的列强，如法国、英国、荷兰等国都以嫉妒的眼光注视德国形势，特别是因为当时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支系和西班牙支系彼此关系非常亲密。首先，英国和荷兰用大量金钱怂恿丹麦国王在易北河和威塞河畔部署大军，作为德国新教诸侯的军队集结地点和据点。但这时皇帝也是够强大的，足以建立一支强大的作战力量。他接受了波希米亚贵族华伦斯坦将军的建议：为他招募一支强大的军队。这位久经考验的将军不但完成了他的任务，而且还远远超出了他所答应做到的范围。1625年，对丹麦的战争开始了。四年以后，在1629年，丹麦在吕贝克和约中承担了不再干涉德国内政的义务，于是，德国北部也被皇帝的武力所控制。

皇帝的这些胜利首先应归功于他的这位将军。当时阿尔勃莱希特·华伦斯坦（1583—1634年）在德国所追求的目的，与当时黎塞留在法国所追求的目的完全一样：建立这样一个纯粹世俗的君主国，它将摆脱一切宗教矛盾而使互相倾轧的诸侯处于其统治之下，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并且集中全民族的力量一致对外。华伦斯坦一视同仁地使天主教的各邦和新教各邦一律服从德皇。他不是一位富于幻想的政治家，而有非常明确的目标。象法国的范例那样，他的目标不仅可以达到，而且也是符合历史进步的。华伦斯坦对宗教上的一切争吵都深恶痛绝。虽然他本人是天主教徒，并且是由耶稣会培养出来的，但他认为，只有到主教的头颅落地时，全国才会安静。华伦斯坦失败的原因是：当时德国的经济情况中所扎下的各邦分治的根源太深了，以致他无法改变这种局面。不仅新教的和天主教的诸侯反对他，而且城市也反对他。汉堡、不来梅、吕贝克等汉萨联盟的城市拒绝提供船只，供征服波罗的海之用。当华伦斯坦带着要夺取君士坦丁堡，并且把土耳其人从欧洲赶出去的远大计划，要求斯特拉尔松城同意让德皇军队留驻时，也因这个城市反对他而未果。

与华伦斯坦在斯特拉尔松城下战败的同时，黎塞留则在围城十四个月之后，攻占了法国的新教首邑罗舍尔堡垒。他这时就能放手执行他的对外政策，大规模地进行反对哈布斯堡家族的斗争，以保证法兰西君主国在欧洲的霸权。虽然黎塞留也象华伦斯坦那样是天主教徒，甚至是罗马教会的红衣主教，但他在执行政策时却能完全摆脱一切宗教偏见。他煽动德国天主教诸侯反对皇帝，他也同样企图说服瑞典的新教国王进攻德国。但黎塞留把德国皇帝当作最有效的盟友。他并没有残酷地迫害战败的法国新教徒，反之，他却把他们根据实际法律关系所能要求获得的政治权利给予他们，从而他就有可能集中法国的全部力量一致对付外国。与此相反，当华伦斯坦根据吕贝克和约让德皇控制了原先由新教占优势的德国北部时，德皇除了在各教派之间播下新的不睦的种子以外，再也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作为了。引起华伦斯坦恼怒的并且与华伦斯坦的政策针锋相对的是：斐迪南二世于1629年在缔结吕贝克和约的同时，颁发了恢复教产的敕令，根据这一敕令，所有在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以后被夺走的教会产业一律归还天主教。正当外国敌人准备入侵德国北部的前夕，皇帝本人却在德国北部挑起了教派之间的纠纷。

1630年夏天，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1594—1632年）率领军队在波美拉尼亚的海岸登陆。在法国长久的劝说下，瑞典国王经过长久的犹豫才敢动用其人口不足一百五十万的区区瑞典的人力物力来侵犯庞大的德国。若说瑞典国王是为了挽救德国新教而终于冒险进行了这场艰巨的战争，这种说法完全是粗暴地歪曲了历史，那种想法与瑞典国王毫不相干。诚然，他在侵入德国后曾力图为掠夺目的而利用德皇刚刚惹起的宗教纠纷。但是他一刻也没有为了拯救德国的路德教而把王国的命运作孤注一掷的想法，没有这种想法也不算是他的耻辱。相反，阿道夫的这种做法在历史上是正确的，他只由瑞典王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利益来决定他的行动，如果华伦斯坦要使整个波罗的海地区都归德皇统治的计划一旦成功，瑞典王国的利益就要受到极严重的威胁。作为当时国王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出兵侵入德国的行动，完全是前后一致、合乎逻辑的。反之，路德教的迷途骑士这一大有疑问的荣誉，他却无权享有了。

当时有人认为，瑞典的进攻德国，实际上不过是外国侵略者的入侵。无论诸侯和城市曾经对皇帝和帝国犯过多大罪孽，这时连他们中间的新教诸侯和城市也都拒绝和古斯塔夫·阿道夫合作。只有在北德的冲要城市马格德堡有一个亲瑞典派。古斯塔夫·阿道夫派遣法尔肯堡上校先到那里去指挥。然后他本人才能去保护他们。但是正由于勃兰登堡和萨克森新教选侯的抵抗，阿道夫暂时受阻，未能前往。反之，天主教诸侯却背叛了德皇和帝国，使瑞典军队得以深入德境。天主教诸侯的背叛也是受法国煽动的，和古斯塔夫·阿道夫受法国煽动的情况一样。象华伦斯坦那种要加强皇帝权威的做法，不仅被新教诸侯而且也被天主教诸侯看成眼中钉。在累根斯堡的帝国议会上，天主教诸侯要求解除华伦斯坦的职务，并且遣散华伦斯坦的一部分军队。他们威胁皇帝：如不同意这一要求，他们就不选举皇帝之子而选举法兰西国王继任德皇。皇帝只好让步，不得不解除华伦斯坦的职务，并遣散一部分军队，其余的军队则归完全听从天主教诸侯的天主教联盟的将军悌里指挥。

这样，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德国境内就遇不到势均力敌的对手了。悌里并不是象新教的历史家所描绘的那样一个凶暴果断的人，而是一个平凡庸碌的将军。对于是否应该袭击瑞典军队或夺取马格德堡的问题，他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动摇犹豫以后才开始袭取这个城市的。他虽然攻下了这座城市，但所得到的只是一堆瓦砾而已。瑞典守将法尔肯堡上校眼看城市无法再守，就下令焚毁全城，他本人也在城破时阵亡。然而可怖的灾难是应归咎于夺取城市的人们的，因为人人都知道，在上次布拉格白山战役中悌里获胜之后，皇帝是怎样蹂躏波希米亚的，所以在各新教地区，群情激昂万分，勃兰登堡选侯和萨克森选侯也不再抵挡瑞典军队了。

古斯塔夫·阿道夫就联合了萨克森军队，在1631年9月17日的勃莱腾菲尔德战役中给悌里的军队以毁灭性的打击。于是德国北部陷入瑞典国王之手，德国南部也无险可守，垂手可得。

古斯塔夫·阿道夫不失时机，随即进攻南德，尽管从瑞典的利益出发，在德皇的军队被他赶出北德之后，他本来是可以设法缔结和约的。掠夺性的进军给他带来了无限的财富，而德国的土地却遭到严重的蹂躏和破坏。这时阿道夫的军队已经通过富饶的天主教地区。进入美茵河一带。在1631至1632年之间的冬季，他驻留在美因兹，声威显赫，排场豪华。接着他又进军巴伐利亚，于是巴伐利亚又遭到瑞典军队极严重的破坏。由于他的势力扩大得太快，甚至他的保护人法国也感到不满。但是这位新教的瑞典国王还有两个坚定不移的保护人：土耳其皇帝和教皇，他们认为瑞典国王是一个能抑制哈布斯堡王朝势力的人。当时的教皇乌尔班八世完全以意大利的统治者自居，由于自身的利益，他更倾向于法国方面，而不倾向于奥地利一西班牙方面；他把这位异教徒的国王看成上帝派来的救星。这时，德皇已不再徒劳无功地祈求教皇保佑了，他更聪明的做法是再度任命华伦斯坦为统帅。华伦斯坦以惊人速度建立了一支新的军队，迫使瑞典国王从德国南部退守萨克森平原。1632年11月16日在萨克森的吕岑战役中，古斯塔夫·阿道夫阵亡。

古斯塔夫·阿道夫的阵亡并没有使战争的整个进程发生任何变化。他的侵略高潮早已过去了。瑞典军队所遭到的反击是势所必然的。瑞典征服不了德国，即使古斯塔夫·阿道夫不死，也改变不了这种情况，同样，德皇的权力也是扶植不起来的。华伦斯坦的计划又被皇帝拒绝，他就想靠个人的力量来实现其政治目的，他以为有了军队就有了强大的工具，但是他的这个工具却瓦解了。他的将军和军官都离开了他，他终于死在皇帝手下的刺客的匕首之下。在德国大地上互相角逐的各派势力，谁都决定不了战争的结局，于是战争的支配权就落入了法国之手。当时，瑞典的侵略军队仅仅是法国的雇佣军，古斯塔夫·阿道夫在本质上也就是这样的被雇佣者。作为这样的雇佣军，瑞典军队在掠夺和蹂躏德国的各种军队中是最凶狠的了。

战争持续了三十年之久，最后由于交战各方都精疲力尽而告终。象三十年战争这样的大破坏是一个伟大的文明民族以前从未遭受过的。德国在历史发展上倒退了二百年，需要二百年的时间，德国才能恢复到三十年战争开始时的经济水平。根据1648年在三十年战争结束时所订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4]，法国夺去了德国西部最富饶的地区，瑞典夺去了北方的奥得河、易北河和威塞河的河口；两国都有权干涉德国内政。德意志帝国和皇帝最后的一点权威已一去不复返了。德国宗教改革的经济原因则继续在发生作用。“各邦自由”也就是诸侯的独立自主，则获得了全面的胜利，甚至诸侯与外国缔结盟约之权，也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加以保证了。

材料来源

研究本章第1节商业资本的革命作用，考茨基在《托玛斯·莫尔和他的乌托邦》的第1章中，作过深入而中肯的说明。

另外，考茨基的《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者》第2卷，对宗教改革时期的革命运动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齐默曼的《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对伟大的农民战争作了详尽的阐述虽然该书在某些地方有些过时，但是总的来说仍很有价值，该书最近经布洛斯修订后重新出版。恩格斯以齐默曼所提供的事实为基础，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根本原则，深入地研究过这一伟大的事件，写出了有关德国农民战争的著作。虽然该书是六十年前写成的，可是到今天仍然是介绍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最优秀的著作。其次可参阅梅林著《古斯塔夫·阿道夫，农民战争末期到三十年战争结束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

^[1] 封建骑士军队由各个带着随从人员的骑马作战的地主所组成，他们有义务对自己的领主服军事上的勤务。——原注

^[2] 古代无产阶级指古希腊、古罗马的无产阶级而言。——原注

^[3] 《弗兰茨·冯·济金根》是斐迪南·拉萨尔写的一部悲剧。详见《拉萨尔同恩格斯、马克思的通讯》，《文学遗产》第4卷。——原注

^[4] 参阅绪论第3节第4段。——中译本注

^[5] 戴三重冠的人就是罗马教皇，以他们头上的装饰三重冠而得名。——原注

^[6] 在宗教裁判所，原告和证人是秘而不宣的，对拒绝承认有罪者采用严刑拷问的办法，被宣判有罪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众烧死。——原注

^[7] 或译人道主义。一中译本注

^[8] 杜卡特：古金币名。——中译本注

^[9] 路德在1524年7月底给萨克森的君主写了一封公开信。在卡尔·考茨基的《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者》（1947年柏林狄兹出版社新版）一书中引用了这封信。——原注

^[10] 古鞋是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所穿的鞋。德国劳苦农民当时还穿这种鞋。它用皮革包脚，在足踝处用带子束住。古鞋当时成为贫苦农民的特色。一一中译本注

^[11] 康拉德（Konrad）是德国常用的人名，其读音与“毫无办法”（Keinen Rat）的南德口音读法（Koan Rat）相似。“穷康拉德”指贫穷而无生计之人。——中译本注

^[12] 米尔贝格战役发生在1547年4月24日。——原注

^[13] 三个天主教选侯国：美因兹、科隆、特里尔三个大主教辖区。参加德皇选举的就是这三个大主教和四个世俗选侯（法尔茨、勃兰登堡、萨克森、波希米亚）以后选侯国的数目增加，其中有一部分并入其他德意志邦。一原注

^[14] 1648年10月24日在明斯特签字。——原注

《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德国宗教改革及其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