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2月3日，朔风阵阵的大邱庄显得格外地冷。

26岁的危福合被万全集团的经理刘云章带到三楼会议室时，心里也直打鼓。

他多少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是什么，毕竟前面那么多人的遭遇他也都看见了。

可他也想着，身正不怕影子斜，即便对方再蛮横无理，总也有个限度才是。

毕竟，两年前才闹出人命，违法分子也都被依法逮捕。

可他到底低估了人性中的恶。

刚进门，刘云章就开门见山地问他：“如实交代一下你的贪污问题吧。”

危福合摇了摇头：“我没有贪污。”

话音刚落，站在会议室的其他人立马围了过来，先是扒光了他的上衣，接着，电警棍、三角皮带都向他身上招呼了过来，中间还夹杂着拳脚。

危福合还没来得及体会被剥光上衣时冷空气的侵袭，转瞬间全身就燃起了火辣辣的疼痛感。

他一边用双臂护住头部，一边趁机喊着冤枉。

可惜，暴打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或者下手轻了些。

一轮殴打完毕，又换一群人进行下一轮的围殴。

渐渐地，危福合已经没有气力再护住头部，也没有气力喊冤，连呻吟声也逐渐低落了下来。

一连7个小时，18个人参与了暴行，他，没能再醒过来。

这一惨绝人寰的殴打致死事件惊动了司法部门，对前来办案的公安干警，禹作敏却嚣张至极：“你们来干什么？不就是打死了一个人嘛。”

可以说，当禹作敏说出这一句话时，他的下场就已经成为了定局。

他打造首富村，以皇帝自居，买16辆奔驰造势，用私刑把人打死

从苦难中崛起

1930年，禹作敏出生在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

禹作敏刚出生的第二年，日本关东军故意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铁轨，嫁祸给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件。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天津被日本占领，禹作敏成为日军统治区的一份子。

1945年日本投降，这一年，鲁冠球出生在浙江省萧山。

内战期间，禹作敏的父亲英年早逝，才上了一段时间的私塾，学习了《四书》的禹作敏不得不重新回家扛起生活的重担。

因为父亲一贯做的是贩卖牲口的生意，解放后，禹作敏继承父亲的“衣钵”，开始一双草鞋、一根竹竿走南闯北的赶大车、贩牲畜。

可惜，又遇上了三年饥荒，国家十年动荡。

可以说，禹作敏与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一样，前半生过的都是苦日子。

可有些人受到的苦难达到一定程度，苦无再苦之时，遇到机会，便会对命运进行反击。

毕竟是走南闯北闯荡过，加上禹作敏自有一本不错的生意经，在大邱庄，他被举荐成为生产队会计，接着又升为生产队队长，并一路做到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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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地质问题，即便禹作敏想方设法提高大邱庄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可每到年底，收成却没能如大伙的愿。

1977年，在选举下一任党支部书记时，大邱庄的农民说出了大伙唯一的条件：“谁能带领大队致富，谁当书记。”

时任村委会书记的禹作敏，其实也一直在考虑如何带领大邱庄脱贫致富的问题。

俗话说，穷则思变。

既然务农已经达不到目的，那么就只有经商这一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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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四人帮被打倒，高考得以恢复，禹作敏敏锐地感觉到，新的时代即将来临，而相关政策必定也会有所变化。想到这里，他站出来立下军令状：

“阶级斗争为纲，人心慌慌，以粮为纲，穷当当。接下来的几年，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办乡镇企业，如果三年摘不掉穷帽子，我自动下台，这个书记给我当我也不当了。”

接着，他开始集思广益，让全村人一起探讨做什么企业，才能既省本钱，又能赚大钱。

所谓“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还真让他找到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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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已现端倪

大邱庄里有个叫刘万民的，在日军统治期间还当过几天伪军，大邱庄里面的人其实都不待见他。

但是，刘万民曾经在天津某冶炼工厂当过工人，懂冶炼技术，禹作敏便重用了他。

禹作敏从他口中得知，冷轧成本低、赚钱快，而且他在同行中还有很多熟人，便将筹集的15万元资金都交给刘万民，让他从天津买回废旧设备，办起了冷轧带钢厂。

仅仅一年的时间，冷轧带钢厂不仅还清了乡亲们的集资款，还赚了17万块钱。

这些钱成为了一注强心剂，既让大邱庄的人们看到了希望，也让禹作敏增加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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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凭借铁血手腕扩大经营范围，先后办起了高频制管厂、印刷厂、电器厂，打造了一条产业链，并将自己的亲人及看中的人都放在重要职位上。

他曾说：

“各吹各的号，都听我的号；不听我的号，一个也不要。”

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也直言：

“我用的人，群众选出来的一个也没有。民主选出来的可能是老好人，但不一定能带来经济效益。”

话虽说得有一定的道理，但专制、独权的思想，已经可见一斑。

1981年，改革春风的吹起，并没有让试点的国有企业给国家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反而在1979年、1980年连续两年出现巨额财政赤字，物价上涨迅猛。

财政危机使得国家不得不弃车保车，紧缩计划外投资的同时，却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而是将矛头指向了国企之外的小工厂，指责他们与国企争夺原材料、扰乱市场，让国企蒙受了损失。

1979年至1980年，上级都在倡导“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不同经济形势可同台竞争，一切守法个体劳动者都应受社会尊重。”

可到了1981年，下放文件就变成了“为限制同大中型先进企业争原料，将社队企业在开办初期免征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二至三年的规定，改为凡同大的先进企业争原材料，盈利较多的社队企业，不论是新版或是企业，一律照章征收工商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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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邱庄的冷轧带钢厂很明显与首钢形成了争夺原材料的关系，因此上级部门派来了清查组，禹作敏却拒不配合工作。

面对清查组成员所说的：“你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禹作敏回道：“尽管没做亏心事，但是鬼老在你门前敲，日子能好过吗？”

上行下效，大邱庄每天都有老头子老太婆拦住清查组，一边哭诉，一边挥舞着手中的木棍：“我们刚过上好日子，你们就来了。我们过苦日子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来？我家的混账小子刚找到对象，你们一来就散了，这儿媳妇说不上你们来负责？”

清查组没办法，最后只得退出大邱庄，任其发展。

这一次胡搅蛮缠的成功，可以说，无形之中给了禹作敏与政府作对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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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功必然近利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对于朝令夕改之事，能够灵活应对，机变处理，足见禹作敏有胆有识、敢想敢为。

如果，禹作敏懂得适可而止，明白月盈则亏、水满则溢的道理，相信他一定能够带领大邱庄走得更宽更远。

可惜的是，日进斗金的日子，腐蚀了他的初心，以金钱为唯一衡量标准的禹作敏，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下滔天大罪。

禹作敏真的没做亏心事吗？

怕不尽然。

天津市有明文规定，新办企业可以免税2年。

禹作敏洞悉到其中有漏洞可抓，为了加快大邱庄的经济发展，他以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华大五大集团为中心，将建立分厂的权利下放，前后建立51个工厂，以此逃避巨额税收。

同时，他以“信息费”的名义，付给为大邱庄办事的各路人马报酬，从而能够拿到市场上的紧俏废钢材，借助于加工后高价出售，获得最大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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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看不过去，写信告发禹作敏“挖社会主义墙角”、“贿赂腐蚀国家干部”，但因为种种原因，上级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没有批准禹作敏的优秀党员、劳动模范的先进称号。

1984年，根据“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只有发展商品经济，才能将经济搞活”的重要指示，经济学家于光远听了禹作敏的回报后，声称大邱庄的发展路子是对的，只要市场需要、社会需要、乡镇企业照样可以办冷轧带钢厂。

禹作敏大喜过望，连声说对方给他“壮了胆”。

就连天津市的第二书记也亲自到大邱庄，对禹作敏表态：“你有曲折，我们也有曲折。”

政府的低姿态，滋长了禹作敏潜意识里唯我独尊的思想，他或许觉得自己所有的作为都得到了默许，又或许认为政府拿他没办法。

面对天津市留在大邱庄的工作人员，就大邱庄将来的发展方向与他进行探讨时，禹作敏却嗤之以鼻，听而不闻。

他加速小工厂的创建和各个厂的生产，将业务扩展到汽车行业及铺路架桥，大邱庄的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

1988年，大邱庄的产值达到了5亿元，纯收益有8000万之多，比1987年产值2亿，纯收益4000万多了一倍多；到了1992年，大邱庄的产值据称已经达到了40亿，成为名副其实的首富村，华夏第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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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凭借当时的政策和禹作敏的能力，做到这一步是迟早的事。

可禹作敏为了追求速度和成功，偏偏剑走偏锋、铤而走险，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1989年，禹作敏甚至公开对供记者说道：

“我当了36年干部，挨了36年整，但我越挨整胆越大，越挨整越有经验。如今大邱庄住着工商、税务、公安派出所、银行和法院的5个人，他们的工资半明半暗，两头都拿工资。”

能将这种官商结合的言论堂而皇之地说出来，可见禹作敏已经自大到无所畏惧。

曾经多次采访过禹作敏的记者张建伟如此评论禹作敏：

“他是我所遇到的最善于利用政府政策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农民，他的发家历史，其实就是机敏巧妙地对付政府的一连串故事。”

不管这个评价是否正确，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其中还是有中肯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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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渐腐败的心

面对大邱庄迅猛的发展速度，前往大邱庄学习参观的学习团络绎不绝。

而作为大邱庄的第一把手，各种荣誉都向禹作敏涌来，上央视、登报纸成了禹作敏的日常，就连美国的《纽约时报》都专门为他刊登了一篇报道。

1990年，农业部成立了中国乡镇企业协会，禹作敏和鲁冠球担任协会副会长，世人称其为“禹北鲁南”，成为一段佳话。

可是，这些荣誉已经不能遏制禹作敏独断专行的心，他再也不是那个，最后一个搬进新房子里的禹作敏了。

言行举止间，他逐渐有睥睨一切的傲慢和无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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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一群前来考察的官员，他既不迎接还神情倨傲：“局长算个球，我要当就当副总理。”

有记者说他是土皇帝，他却大言不惭：“将‘土’字去掉，我就是皇帝。”

禹作敏不仅这样说，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在大邱庄，他就是那个一言九鼎的人上之人。

譬如，对于产权的分配，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我们是白手起家，现在每个集团都有十几亿资产，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都很难说。大队没给一分钱，当初向银行贷款的几万元款都还了，国家也没有投资。这几十亿资产说是我的也可以说。”

关键是，这种将产权不明的乡镇企业当成自己私企的言语，居然没有人敢反驳。

此后，他将这些资产当做私产来对待，斥巨资打造人称“小中南海”，且配有传达室和警卫守卫的豪华别墅。

一口气买下16辆市值五六十万的奔驰汽车，有贵宾前来访问，而他觉得有必要给对方一个下马威时，他便会出动这16辆奔驰迎接，只为为自己造势。

开始搞一言堂，不允许听见不同声音。

开会时，上级领导对他的工作作风提出了委婉的批评，他却当场拂袖而去。

庄里有人说了句“禹书记为嫁女儿，在县城盖了座小洋楼花了不少钱，”他便将对方撤职，还勒令对方搬出集团领导住的“人才楼”，搬回普通百姓的住地。

他的亲信不仅敢设立公堂，对人动用私刑，还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将人打死后寻求他的庇护。

1990年，禹作敏的堂侄女声称被村里的刘金会欺负过，堂弟禹作相直接喊了一伙人将刘金会暴打一顿之后还不解气，请示禹作敏是否能“教训教训”一下刘金会的父亲刘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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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禹作敏“寒碜寒碜他”的指示下，禹作相伙同一行人，将与事情无关的老人刘玉田叫到大街上，围上去就拳打脚踢，将人活活打死。

即便禹作敏活动了很久，但执法部门还是抓捕了7名打手并将之判刑。

禹作敏认为上级不给自己面子，开始变本加厉地公然与政府对着干，鼓动群众示威游行，并将刘玉田家人软禁。

按理说，1990年上级依法办理刘玉田被当街打死的事件应该让大邱庄的人们长点记性。

可惜，事与愿违。

1992年，大邱庄万全集团经理病故，查出有巨额亏空。

将资产当做自己财产的禹作敏大发雷霆，让手下彻查，私自严刑逼供相关人员，最终使得危福合被殴打致死，而他倒台的导火索也就此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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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枭雄之别

出事之后，禹作敏谎报案情，窝藏罪犯，并私自扣押前来办案的检察人员。

后又动用舆论，让大邱庄停工停产停学，以此给政府施压。

同时，还煽动大邱庄的平民百姓手持棍棒钢管把守各个路口，与警察对峙，差点造成武装冲突。

那一年，禹作敏还如期出现在了除夕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可惜，也没能阻止他被捕的步伐。

1993年，禹作敏因触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可是，他并不觉得自己有罪。

他曾经指着自己的头对医生说：“我的病在这里，你能为我治好？”

有记者对他说：“你在农村改革中还是有功的。”

禹作敏却回道：“没有用！”

很显然，他还想着封建社会那套功过相抵的说法。却不知，他的过中有一件不可饶恕的罪，将人命关天的大事当成儿戏，视人民如草芥。

早在刘田玉被打死，而禹作敏却说出“不就打死一个人嘛”的话时，他就已经不再将自己当成一个人，而是自诩为可以掌控他人生死的封建统治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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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作敏的下场，除了他思想的进步没能跟上经济实力上升的脚步，还有一点是很多农民企业家都容易陷进去的陷阱，由体制不完善造成的产权不明。

当时，产权不明，无法得到上级监管，很多农民企业家受封建社会家长制的影响，在权利与经济地位的上升过程中，逐渐迷失了本性而不自知。

禹作敏出事之后，作为好友，鲁冠球写了一篇文章《乡镇企业家急需提高自身素质》，其中有一段话可谓经典：

“我们面临经营者的自身素质障碍。这种障碍的病因是部分农民能人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所负载的历史使命，仅仅陶醉在眼前的成功光环中，这样的马失前蹄是非常让人痛惜的。而这一障碍的真正根源，其实是传统的小农意识与现代精神的冲突，显然，我们今天需要一次彻底的决裂。”

1999年，禹作敏在保外就医的时候，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而去。

人死如灯灭，禹作敏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只留下功与过给后人评说了。

对于禹作敏，大家怎么看？

l来源：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