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ot=zt,5xk786xu6mdg5ju/]嗨，是我，是不是以为我江郎才尽了？

[emot=zt,5xw6dc86qkkturm/]那自然是没有，主要这几天有点沉迷于研究现在所在行业的历史，主要是当代史。

什么行业？半导体行业。

懂的人听到半导体三个字就懂了，不懂的可能琢磨一礼拜也不懂……反正，百度是个好东西，希望你会用。

[emot=zt,5xzuymf9hd6fd29/]正如我之前的投稿中所说，我现在所在的公司（日企），是制造制造液晶屏的设备的。

严格来说，不局限于液晶LCD屏——OLED屏、QD屏、各类柔性屏、触摸板、大中小型集成电路、甚至晶圆（就是做CPU的那个东西），都离不开我们公司的设备……不是吹啊，我们公司的产品真的不愁卖，只愁客户拖延付款。

[emot=zt,5xart587pgvuu52/]所以我作为营业部的小喽啰，上班时间除了本职工作（报价、协调制造设计开发后勤和客户对接），偶尔还要帮课长查查各类中文互联网上的公开信息（主要是“这个中国公司到底什么来头、有没有付款能力、和韩国人有没有瓜葛”之类的情报），然后总结成日文报告交出去——所谓“翻译官”——实际上，我们公司确实有翻译，但基本都在上海分公司，有些甚至是日本人……这个回头再讲。

[emot=zt,5xw6dc86qkkturm/]总之呢，我干活比较快，但是又不想干得太快，已经进入职场的同志们都懂的。所以有时候我会故意拖沓一点，等等日本人的节奏，这样就留出了一些空余时间。

空余时间当然不能光明正大地摸鱼，那就用来学习吧：

我们的大客户，现在90%都是中国公司，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只有中国买得起我们的设备，也只有中国需要买。

公司诚意十足地招我进来，归根结底也是为了能和中国方面更加顺利地开展业务……顺带一提，营业部办公室的正中间挂了一幅超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960万平方公里一块不少，这样的地图在日本是很少见的（懂？）。

（暂时没图）

所以为了更加了解我们的大客户，我会经常上国内的网站吸收一些资讯，久之就会冒出更多的不解：

[emot=zt,5xz5g7uuapk7y4i/]BOE现在这么牛批？？？

[emot=zt,5xz5g7uuapk7y4i/]HKC是怎么起家的？？？

[emot=zt,5xz5g7uuapk7y4i/]Visionox是哪冒出来的？？？

[emot=zt,5xz5g7uuapk7y4i/]CSOT到底卖不卖？？？

没完没了的新问题，夹杂着股市上的风言风语，让我明确了一个念头：

【这玩意，得从头了解，才能判断。】

上周，我发现了一本好书——非常，好：

【《光变》百度百科：

这是一本关于京东方的再创业史。记录了京东方在一个全球高技术工业中的史诗般崛起。通过讲述这个真实的故事——真实的团队在真实的世界里创造出来的真实业绩——解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20年来，京东方从一家岌岌可危的老牌国企发展成为领军中国工业的龙头企业，并在全球半导体显示工业中异军突起，历经国企改制的脱胎重生和技术替代与市场替代的严酷洗礼，数度破釜沉舟实现颠覆式创新和跨越式发展，爆发出令世人瞠目的创造力。京东方独立自主、创新自强，敢于走自己的路，是中国工业精神的最佳写照。】

[emot=zt,5xmy52p2bur5xac/]路风教授是什么狠角色，大家可以自己回去查，会有惊喜。

[emot=zt,5xw3869dsg8wr9i/]至于京东方又是什么狠角色……就请慢慢往下看吧：

《光变》——内容大意缩节

（原著路风教授，非完全原创，非洗稿，有删改）

【文末有吐槽版】

第一章——北京电子管厂（774厂）的一生

1.说京东方的故事，最好从2007年以后，中国彩色显像管行业的整体崩塌说起。而就在前不久，这些显像管企业还牛气冲天，基本上都是各地的明星企业，但是似乎在一夜之间，它们便步入巨亏的泥潭。从2007年下半年起，深圳赛格、上海永新、河南安彩、湖南曙光、北京松下、江苏华飞、陕西彩虹等等，相继走上了破产之路。短短三、四年间，中国花了20多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彩色显像管工业，就被技术替代风暴所摧毁，可以说是片甲不留。而几乎在同时，中国的电视机行业却面临着另一个隐痛：缺芯少屏！取代了显像管的，是平板显示器，但是中国当时却没有一家企业能够生产。因此，就像今天的半导体芯片行业一样，在当时，中国的电视机企业都不得不依赖韩国、台湾和日本企业，不得不忍受被人家卡脖子的痛苦。也许，最让人无语的是下面这个故事。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唯一增长的平板显示器市场就是中国大陆。大陆为了救助台湾，向陷入困境的台湾平板企业下了44亿美元的订单。谁曾想人家根本不买账，反而联合韩国、日本企业哄抬价格，致使半年之内，平板价格飙升60%。其实，人家就是吃定了你---全球就只有这3个地方能够生产平板显示器！就像今天的半导体芯片一样，再贵你也得买！

2.平板显示器，或者叫液晶显示器，它的正式名称是TFT-LCD（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它是使用薄膜晶体管驱动液晶，以实现显示的技术。它更准确的名称应该是半导体显示器。半导体显示器与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作为目前全球顶尖的两大高科技，是半导体工业的两大分支，也是产值巨大的两大工业门类。全球工业巨头三星，在这两大门类中，都是顶尖高手，所以才能傲视群雄，令人畏惧。就在2003年，一个毫不知名的中国小公司---京东方，通过并购进入了TFT-LCD工业，从零开始，走上了15年风雨长征、辉煌崛起之路。10年之后，京东方的智能手机屏和平板电脑屏名列全球市场份额第一。2016年，京东方新增专利申请量7570件，其中发明专利超80%，累计可使用专利数量超50000件，被汤森路透评为全球半导体领域第二大创新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首次成为大尺寸面板（笔记本、显示器、电视）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位。在柔性显示屏技术追上三星之后，又建成了全球首条最高世代线---合肥10.5代生产线。下面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在第46届国际消费电子展览会（CES2013）上，三星展出了110英寸超高清电视，惊艳全球，但是其显示屏却是由京东方提供的，因为当时三星还不能生产这样的屏。

3.不过，看到这儿，恐怕大多数人都会问一句：京东方究竟是何方神圣？！其实，在股市上早就有这么一个故事：某位股民是京东老总刘强东的粉丝，因为每天都能看到京东的送货车，激动之余，便一下子买了好多京东方A的股票，没想到居然大赚200%。是啊，比起大红大紫的京东，京东方确实有点太低调了，但是在业内，低调的京东方正成为全球每一个竞争对手---包括三星---的噩梦！对于这样一个让中国人扬眉吐气，让中国第一次在全球半导体领域拥有了举足轻重的话语权的企业，如果我们再不加以了解，那就确确实实是我们每一个爱国者的不是了！京东方作为股份公司，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而她的前身，则是始建于1953年的北京电子管厂（即原电子工业部所属的774厂），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如果你要小瞧这个厂，那可就大错而特错了。她在新中国历史的前30年间，曾经是中国最大、最强的电子元器件厂，而且在1960年代是亚洲最大的电子管厂，因而是中国电子工业和国防工业中响当当的骨干企业！她所在的北京酒仙桥地区，也随着十几个工业项目的相继建成，而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子工业基地。因此，京东方的故事，就要从那儿讲起。

5.774厂被规划为军工企业，1953年定址。1954年6月，北京电子管厂在当时还是一片农田的酒仙桥地区破土动工，1956年7月建成。它的总投资是一亿元，占“一五”期间全国电子工业总投资的五分之一，另外在酒仙桥还投资1.6亿元，建成了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718厂）和北京有线电厂（738厂），形成了电子工业基地的雏形。1956年10月15日，北京电子管厂举行了盛大的开工典礼，出席的领导人主要有：李富春、聂荣臻、陈赓、王诤、万里等。下面，我们的第一位主人公将隆重登场，他就是北京电子管厂的第一任厂长---周凤鸣（1920---1980）。他从20岁开始，就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当过几个县的县长。1954年，他从农林局局长任上调任774厂筹备组。周凤鸣属于那样一代人，他们并没有技术背景，也没有工业经验，但懂得怎样把人组织起来去实现特定的目标，而且富于战略性思维。员工队伍也迅速集聚起来。大部分干部来自中央各部门、北京市以及部队，其中只要是摸过发报机的就算是懂电子的人才了；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大多来自南京、天津、上海和沈阳等地的老厂，首任总工程师是新中国成立前留学国外的。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进入这个项目就是“参加革命”，因此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大批年轻人。

6.周凤鸣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1954年8月，他带领23人第一批赴苏联学习。对于未来要担任厂长的周凤鸣，苏联方面的计划安排是用半年时间在厂部各科室依次实习，然后用一两个月时间到各车间实习。但是周凤鸣改变了计划，只花一个月时间在厂部，留大半年时间去车间，连操作都学。周凤鸣的目光还远远超过了中苏双方协议规定的范围，他要求一位中国工程师去学习协议之外的技术：“那些新管型我们将来都要做，那个最大的管子也一定会做，你一定要把它的技术都学过来。”同时，他还要求技术人员去关注苏联正在研发的半导体技术。这些具有先见之明的学习，为北京电子管厂后来的产品开发打下了基础。在建厂过程中，主要的问题是苏联设备到货延迟，而国内设备除了不能按合同交货外，还有严重的质量问题。为了保证按计划完工，周凤鸣等人经常督促苏联专家直接打电话催促，国内则组织了3个催货小组，分赴天津、东北、上海各承制厂坐催。在设备到达不齐的情况下，采取“有几台，试几台”的办法提前试车，效果很好，既训练了工人又提前了总进度。他们还把部分大型冲压机床的安装与铺设厂房地面同时进行交叉作业，这个做法引起了苏联专家总顾问的不满。他在和周凤鸣谈话时拍了桌子，周凤鸣也发脾气拍了桌子。最后苏联专家被说服了，同时他们还不得不同意了设备安装与厂区绿化同时进行。

7.建设者们的激情创造了奇迹。一个设计生产能力年产1220万只电子管、建筑总面积13.46万平方米，安装了3685台设备的工厂，在技术非常落后的1950年代，从破土动工到开工典礼，仅用了2年又四个月，项目总评为优。这个速度被苏联专家形容为“骇人听闻，世界无例”。接下来，周凤鸣把培训青年工人当做“一个严重任务”。1956年9月，774与718、728厂联办了酒仙桥业余工学院，设立无线电技术、电真空器件、半导体器件、机械等6个专业，周凤鸣被任命为院长。正式开工前夕，全厂职工被组织起来学习设计文件、工艺文件和技术安全文件，称为“开工时期的大学习”。北京电子管厂准备投产时，又遇到新的重大困难。1956年夏天试生产时，苏方通知原材料不能如约供货。当时西方对中国封锁，从国际市场很难买到所需的材料（特别是镍材）。周凤鸣在向上级反映的同时，当机立断，做出采用国产材料的决断。周总理指示各部门给予支援，周凤鸣则召集技术人员研究材料替代方案，并表示不能被镍材憋死。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找到镍矿，他们想出的“国产化”办法是开发镍材的代用材料---主要是复铝铁、镀镍铁。仅仅几个月后，复铝铁研制成功，镀镍铁不久也成功了，因此还诞生了中国的剃须刀片。

8.如何替代进口的无缝镍管是一个大难题。工程师唐世五在上海街头遇到了一辆载有医用注射针头的三轮车，马上联想到注射针头无缝钢管与无缝镍管相似。他很快找到了生产针头的厂家，请他们试制无缝镍管，终于在1958年试制成功。到1957年，在647项国外订货的关键材料中，已有481项在国内试制成功。云母片是全厂95%的产品都需要的材料，一年要上百吨的用量，主要依靠从印度进口。周凤鸣把几个车间的一把手抽调出来，派到全国各地去开发云母矿源。到1961年，774厂的云母片基本上不再需要进口。另外，生产电真空器件专用玻璃的车间，后来经过改造，能够生产新的产品，于是从1957年开始外销专用玻璃产品，支持了许多工业、科研单位。因此，当774厂把自己的供应链建立起来后，它对中国工业发展的贡献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生产电子管。周凤鸣非常重视新产品开发。这几乎在工厂生产出原设计规定的产品之后就马上开始了。他建立了一个特别设计处，任务是分析、研究世界各国的电子管资料，然后自己单独设计新的电子管。他敏锐地意识到，只靠外国供应图纸，我国的电真空企业的科学水平将永远落后于世界水平。

9.北京电子管厂以生产收讯放大管为主，1957年，他们开始研制导弹用的超小型管，一年后成功量产，成为国内唯一生产超小型管的厂家。1956年，他们利用苏联零件成功试制出用于通讯和广播发射机的玻璃发射管。1958年，他们又制成满足中短波广播电台和工业高频加热设备所需的电子管。这些紧急仿制，化解了中苏关系破裂后，因为苏联断供可能导致的全国广播电台瘫痪的威胁。北京电子管厂早期技术成就的里程碑是“八大管型”的研制。1959年初，国家出于广播宣传的考虑，提出开发1000千瓦大型广播发射机的想法。这个想法非常大胆，因为苏联当时也只生产500千瓦的广播发射机。1959年3月，工厂成立了以周凤鸣为首的“八大管型”---即1000千瓦大型中波发射机所用的8种大型发射电子管---指挥部。他们自制设备，自行设计工模具，不到一年即研制成功。1959年国庆节前夕，中国的1000千瓦大型广播发射机试制成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周凤鸣在1957年就预见到半导体技术的前景，毫不犹豫地依靠总工程师开始了锗晶体管的研制。一年后成立了产品研究所，下设收讯放大管、陶瓷管、半导体器件、行波管、彩色显像管5个设计小组，同时还成立了专用设备设计制造所。这两个所，开新中国工业企业内设研发机构之先河。

10.北京电子管厂在规划时，被定性为军工企业，计划安排的产品全部是军品，因此根本不需要考虑销售问题。但是当时，按照国家下达的计划生产的军事通讯用电子管数量，还不到工厂产能的10%！也就是说，如果工厂不自己找饭吃，就得挨饿。明察秋毫的周凤鸣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工厂还在试生产时，他就已经在考虑大量生产后的市场问题了。其实，即使是在计划内的产品，他也仍然探索更大的需求来源。当时的国家计划部门，其实并不知道各种产品的实际需求量，以及满足这些需求的渠道，这就给了周凤鸣这样天生的企业家发挥创造性的空间。周凤鸣的做法是：经常派干部到用户特别是军工部门去了解需求，根据这些需求制定计划，然后报上级批准。扩大产品销路更重要的途径是打开民用市场。工厂派了大量人员走遍全国大城市，利用电台、广告、出版《电子管手册》等手段，广泛宣传“北京牌电子管”。1957年，工厂参加了广交会，展出了当时生产的18种产品。会后首次与外商达成销售8000只直热管的交易。此后，每年都有大量产品出口。但是，这些市场营销手段在“wg”开始后就被取消了。

11.1959年，北京电子管厂被授予“跃进红旗匾”，从此被称为“红旗厂”。1960年，工厂一年上缴利润1.18亿元，超过了当年的投资总额。北京电子管厂也成为亚洲最大的电子管厂，还是中国第一个生产半导体器件的企业。同时，她与首钢并列为北京最大的两家企业。也是在这一年，周凤鸣调任北京市电机局局长。而在此前他就开始领导北京市率先发展彩色电视工业的规划。彩色显像管的试制由北京电子管厂承担，为此工厂成立了106实验室，开始试制3枪3束的彩管。周凤鸣调到市里后，组建了一个由十几个企业组成的协作网，以解决复杂的零部件和材料问题。后来，开发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但随着周凤鸣又被调到国防部第10研究院，北京市发展彩电的工作停顿下来了，工厂的彩管开发也不了了之。至此不难发现，初生年代的北京电子管厂，是一个具有高度创新意识的企业。她和那些等靠要的国企迥然不同，她在基建、生产、产品开发、材料供应、市场销售等几乎所有的环节都进行了创新。她引进新技术，开发新产品，进入新领域（如半导体），其创新意识毫不逊色于世界知名企业！而这一切，都与杰出的新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周凤鸣分不开。不妨假设，如果条件合适，周凤鸣的业绩绝对不会逊色于任何一位现代全球杰出企业家！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北京电子管厂的辉煌历史至此戛然而止。

12.北京电子管厂从辉煌走向衰落的病根，就是计划体制。这一体制是在模仿苏联的基础上形成的。在1960年以后，国家为了度过经济困难而强化了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导致了计划体制对企业管理的“收紧”。此后的“国营企业”，便成了只是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任务的生产单位，而有关投资、研发、营销等等职能由上级主管行政部门承担。1960年代中，为应对战争威胁，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在以后十几年中，国家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大部分，都投向了“三线”，而像北京电子管厂这样的老企业，则被要求支援“三线”建设和其他新厂建设。1964年，钨钼分厂全部搬迁到四川成都，成立745厂。1965年，北京电子管厂被分为3个生产工厂：774厂、775厂、700厂。1970年，775厂又被并回774厂。此外，在1960年，她还援建了朝鲜熙川电子管厂。在建厂后的20多年中，她在产品开发和研发上，也取得了不少成就。1963年，以美国产品为目标开发出低噪声超小型管，到1970年代末共研制生产了48个品种。还开发出了高可靠管和长寿命管，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1965年与清华大学联合研制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金属陶瓷反射管。

13.现在我们来看看北京电子管厂悲壮的半导体历程。1956年，周总理领导制定的“12年科技规划”，把半导体列为仅次于导弹和原子弹的重点领域。1957年774厂筹建半导体实验室，自制设备开始研发锗材料和锗晶体管。1959年2月，工厂拉出了中国第一根锗单晶，此后形成了年产二极管100万只，三极管3万只的生产能力。1964年，北京市组织联合攻关成功，第二年开始批量生产“牡丹”牌半导体收音机。为了使全国半导体器件工业迅速发展，上级不断要求774厂向各地移交锗、硅器件的生产线，同时还要支援技术骨干。1964年，774厂开始筹建集成电路研究机构，并于次年研发成功第一块集成电路，到1970年产量达50万块。然而，当时政府发展集成电路的方式是---新建专业化的工厂。1968年，878厂建成，技术力量主要来自774厂。1973年，上级决定把774厂的集成电路业务全部划给878厂---包括技术骨干和仪器、设备。而最关键的是，此后774厂的半导体业务很难再列入国家投资项目。事实上，774厂直到1980年代中期都没有适合半导体生产的洁净间，只能使用老旧的厂房和设备。1984年，厂里奉命将锗器件生产线分别移交给江苏和山东的两家企业，从此彻底结束了半导体生产。

14.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之后的1980年代，一场半导体替代电子管的风暴袭来，北京电子管厂的市场急剧收缩。从今天事后来看，要拯救电子管厂，就必须实质性地改变产品结构，通过足够的投资使企业能够生产大批量的新产品。而从774厂的强项看，这样的新产品只可能有两类---彩色电视显像管和半导体器件。由于彩电成为消费热点，因此全国从1980---1985年共引进了112条彩电整机生产线，绝大多数都是从日本引进，后来又引进元器件生产线，建立起了完整的CRT电视产业链。中国其实在1971年就试制成功了第一台彩电，也因此形成了自己薄弱的产业链。但是当中国通过引进技术在自己的国土上复制日本产业链的时候，中国原来的产业链也就被彻底替代了。这场引进潮的主要受益者是原来生产终端产品的电子企业，比如天津无线电厂、四川长虹等等，而诸如北京电子管厂这样的核心元器件企业却被落下了。其实，774厂与电视工业素有渊源，在1970年代的“彩电大会战”中，她研制出了18英寸彩色显像管。但在引进热时期，国家决定不在北京建彩色显像管厂。1985年，774厂被电子工业部下放到北京市。雪上加霜的是，削减军费使774厂的国防订货额大降70%。北京电子管厂到了最困难的时候。

15.今天，人们太容易去指责老国有企业的“技术落后”、“经营不善”、“观念僵化”等等，但是从上述774厂的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出，决定这些军工企业命运的力量，其实是政策的巨变。到1980年代中期，官方形成的观念是，既然中国工业的技术比外国落后，就应该扔掉并去引进“先进的外国技术”（往往连企业也一起扔掉），连对国防工业也是如此。中国第一架大飞机运10是那时被抛弃的，老红旗牌和上海牌轿车也是在那前后被废弃的，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项目。再看看中国的半导体企业。无论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有多大，这些企业在中国被封锁的年代一直在做技术，但是当连军工技术都决定“买外国的”时，这些企业就只能抛弃技术先考虑吃饭问题。随着一个又一个中国核心元器件企业的倒掉，被买来的组装线撑起规模的中国电子工业，在改革开放20年间，却经历了一个“去技术化”的过程！等到中国政府在美国发动的第一次“海湾战争”（1991年）之后再次“发现”半导体工业的重要性时，便“自然而然”地在丧失原有工业基础的条件下，依靠引进生产线来发展它（如908、909工程）。然而铁的事实一再证明：引进生产线引不来真正的核心技术，真正的核心技术只能靠自己在原有工业基础上自主研发！半导体工业至今也没有发展起来的另一个原因便是---因为被抛弃而丧失了原有的工业基础。

16.现在，我们的第二位主人公、悲剧英雄张红飚登场。1986年初，他被任命为北京电子管厂第七任厂长。上任不久，他就发现工厂的资金枯竭，连续11个月不能按时发工资，但财务报表却是月月盈利。张红飚决定向上级报告，让企业戴上亏损的“帽子”，以争取政府的扶持政策。此后，上级决定在1987---1990年的四年间对工厂实行“大包干”。借力“大包干”，张红飚开始推行“模拟集团公司模式”的改革：各分厂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干部实行聘任制，竞争上岗；富余职工外出找活干；申办民营软件开发公司。然而，产品老、设备旧、厂房破、工艺技术落后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工厂始终面临着生存威胁。因此，774厂一直在想办法进入彩电工业。1984年，电子工业部决定再上四个彩管项目，774厂获得项目资格。然而，北京市怕774厂再被中央收回，彩管项目“飞”了，因此决定与松下合资的彩管厂单独建。合资公司分配给774厂10%的股份，但是张红飚坚决不同意，最后通过贷款获得中方股份的50%（即合资公司股份的25%）。774厂曾经被下放给北京市3次，在这个过程中，部里因为企业已下放而不愿再投资或给项目，而地方政府也因为担心企业又被收回也不愿投资或给项目，774厂因此成为了弱势群体。

17.即使在极其困难的时候，774厂的人仍然保持着内心的骄傲。张红飚就曾经对想兼并他们的首钢说：“你们之所以能有发展，是因为有得天独厚的国家政策---定额承包制。我们渴望这样的政策，但是没有。”因为始终没有能够转向新产品的大批量生产，774厂只能陷入亏损的风雨中飘摇。由于长期拖欠工资，职工生活也陷入困境，出现了774厂老职工到菜场拣白菜叶的情况。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北京电子管厂决定放手一搏。1992年5月18日，北京电子管厂正式改制为北京东方电子集团，张红飚成为第一任总经理。事实证明那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人事安排。1992年9月4日，经上级任命，北京电子管厂副厂长兼总会计师王东升担任北京东方电子集团（北京公司）总经理和北京电子管厂厂长。张红飚对王东升的寄语是：“你们赶上了好时代，就发挥吧。”这位个子矮小、内心坚定的战士，在北京电子管厂走向衰落的时期，与命运抗争了7年，最后以失败告终。他虽然失败了，但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坚守着由周凤鸣开创的北京电子管厂的伟大基因，坚守着新中国传承了几十年的工业精神！

18.京东方是以股份制改革的1993年作为自己的“元年”的。但“京东方”的名称却是到了2001年才正式启用，在此之前的企业名称是“北京东方电子集团”（1992--2001年）。这些名称的变化其实具有实质意义，因为这10年是从北京电子管厂转变为京东方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企业新领导把“活下去”的压力和意愿转化为改革的动力，经过脱胎换骨的变革，使企业经历了一个新成分成长和旧成分衰亡的过程而活了下来。但老国企“市场化”的成功却伴随着往往被人忽略的另一面：中国工业在1990年代经历了一个“技术降级”或“去技术化”的过程。北京东方电子集团也没有能够逃脱这种与大多数国有企业相同的命运。但与众不同的是，在度过生存危机之后，北京东方电子集团没有在各种诱惑下放弃高科技产业，而是做出了进入平板显示工业的决策。这一决策标志着她自主选择了“再技术化”的道路---这个转折点开启了从北京电子管厂向竞争性企业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也诞生了象征着一种道路的京东方。这条道路充满风险、艰辛，而且失败的可能性远远超过成功，但是京东方却在后来的十几年中脱颖而出，成为向竞争性企业和高技术领先企业双重转变的先驱者。

19.现在我们的第三位主人公---也是这个故事的真正主人公王东升---闪亮登场了。1992年，王东升继任总经理时，只有35岁。王东升初中毕业后回到乡下，成年后进入县建筑公司，参加国家三线建设。他广泛阅读，对历史、哲学尤其感兴趣。因为他自学过高中课程，所以在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了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学习财务专业。毕业后，他被总会计师、我国电子行业资深专家、厦门大学王亚南的学生原孝钟要到了北京电子管厂，因为他对这个当过班长的优秀毕业生情有独钟，有意留在总厂财务处着意培养。王东升工作认真，思想超前。他在774厂第一个提出应该电算化，还提出财务人员要学英语。在厂里与日本企业的交易中，他提出以美元结算付款（当时日元升值而美元贬值），引起国家外贸公司的惊异。1983年，在原孝钟的坚持下，26岁的王东升被提拔为财会处副科长。不过，时间一长，王东升觉得在老国企工作过于按部就班，便产生了离开的念头。张红飚也在培养王东升。1987年，他让王东升脱产学习国际金融，还送他去香港实习了3个月。1988年，31岁的王东升被提拔为副总会计师兼财务处处长。但是王东升对工厂现状实在太失望，决意离开，并且办好了调动手续。

20.当听说王东升已经办好了调动手续后，心情沉重的张红飚拖着受伤的脚，亲自登门到家里找王东升谈话。他流着泪对王东升讲这个企业的光荣历史，讲这个副省级企业当时连工资都发不出的“惨状”。他说服王东升留下来，担当起企业改革的重任。王东升深受感动，留了下来。他后来说，张红飚任厂长期间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一批年轻人留了下来---其中的王东升、梁新清、江玉崑、谢小明、韩国建等人，后来都成为京东方的核心骨干。1992年，王东升被一致推选为厂长，但他迟迟没有松口接任。最后说服他的是一句话---当王东升反问他的老同事“我为什么要接任”时，那位老同事回了一句：“就凭让我们的师傅不再去菜市场拣白菜帮子！”这句话让王东升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接任了厂长。不过，他向上级提出了接手的几个条件：1.支持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2.取消官本位和国企等级制度，向职业经理人过渡；3.不能老开会浪费时间；4.出国审批要便利，鼓励企业领导人出国考察；5.落实厂长负责制，副手由企业自己选定。这几个条件市里都接受了。774厂已经成为北京市第一大亏损企业，政府也无法承受让一万多人的企业破产的社会后果。在这种压力下，政府不得不松开了手。

21.“1992年，那是一个春天”。在“南方谈话”的鼓舞下，这年秋天，新领导班子一上任，就实行了真正彻底、坚决的改革。首先把企业分解为25个子公司并让它们取得法人地位---“分散经营，自谋生路”，同时立刻实施了以下改革措施：1.没有收益和前途的老产品坚决停掉，有收益的就支持生产；2.大力发展投资少、见效快的各类产品；3.最大限度吸引内外资，建立酒仙桥电子城；4.引入“三资”企业机制，改革用工分配制度；5.形成科、工、贸、金融、服务综合发展的多元化格局。第二个重大改革措施是实施股份制改造。这一改革的请示报告还是由张红飚签发的：“我们认为，把北京东方电子集团改组为股份公司，是救活北京电子管厂的唯一途径。”而当这个报告在11月被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批准时，我国的《公司法》还没有颁布。股份制改造之所以被认为是把”死马“当成”活马“来医的最后一招，是因为774厂已经资不抵债，其全部资产都是对银行的负债，有点收入就会被银行从账面上直接划走支付利息。企业没有一分钱可以自由支配，王东升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施展。那么，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22.为了解开这个死扣，头脑灵活的王东升开始与银行讨论：能不能把银行的贷款和利息转成股份？银行并没有答应，原因很简单：即使把贷款转为股份，774厂仍然无钱用于发展。既然问题卡在新股本金上，不死心的王东升就追问银行领导：”如果我们找到钱，你们能不能转？“银行领导对此松了口。因为对于银行来说，如果企业死掉了，贷款也收不回来；如果企业能够募集到新的资金，就还有希望。于是王东升想方设法从社会上募集资金，但经过几个月努力还是失败了---谁会向一个亏损多年、人才大量流失的企业投资呢？走投无路之下，他们决定动员职工凑钱入股。在全厂动员入股大会上，新领导班子提出领导干部每人出5000元，中层干部出2000元，员工500元。并没有多少余钱的职工起初怀疑：”我们交了钱以后都被你们当领导的花掉怎么办？“但是关键时刻，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军工企业培育出来的忠诚度和责任感。大多数人买股票的动机是为了拯救企业，而且也看到王东升这帮年轻人确实是拼命做事的人。当职工们的热情逐渐起来时，反倒是王东升心里开始发毛，又在大会上解释，入股是有风险的，成功和失败的概率各占50%。工人们回答：”只要你们全心全意想着把公司做好，即使赔了，我们也认了！“

23.1993年4月，以北京电子管厂的经营性资产出资（国有股），以2600多名干部职工的现金集资670万元（只够发3个月工资）出资（职工股），加上银行的债转股（法人股），成立了混合所有制的北京东方电子集团股份公司，王东升任董事长兼总裁。接着以从职工募集的670万元为抵押，又获得了等额的银行贷款----这就是东方电子集团的第一笔改革”种子基金“。于是，东方电子集团开了亏损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先河，同时还开了”债转股“的先河---它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措施，是在1998年之后才开始普遍实施的。股份公司成立后，王东升提出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听党的话，走自己的路。“他自己解释说：”听党的话，是指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坚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走自己的路，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事求是，克服等、靠、要思想。我们生存的唯一希望是靠自己救自己，靠自己的努力，向市场要效益，向管理要效益，向科技要效益，向质量要效益。“股份公司成立后，首先对总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王东升带头把自己的人事关系挂在人才交流中心，以示不能按时扭亏为盈就下岗的决心。发展新产业需要招收新毕业的大学生，而且要提供不低于社会一般水平的工资。王东升的方法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新人工资高，但采取市场合同制，没有旧体制下的住房、福利。

（第一章·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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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吐槽版前5页扫描】

（吐槽者：RGB酱）

（背景板：油淋鸡）

↓774厂的真空管产品，有内味了

（这回真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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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变》——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巨头之路【第一章 774厂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