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发明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居民对世界文化的最突出的贡献之一，它使他们创造的人类最早的文明与文化得以记录、保存和传播开来，被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民族吸收和继承。由于他们创造和使用的文字符号在外形上有些像钉子或楔子，所以这种文字最初被阿拉伯人称为“钉头字”（mismari），后来英国人把它称为“楔形文字”（Cuneiform）。英国人取的这个名字，即Cuneiform，来源于拉丁语，它是由两个单词构成的复合词，即“楔子”（cuneus）加“形状”（forma）。这个名字被后世广泛采用，一直沿用至今。最早的楔形文字指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早期居民苏美尔人发明的苏美尔语和阿卡德人使用的阿卡德语。阿卡德语属于塞姆语族，它后来又分为巴比伦语和亚述语两种方言；苏美尔语如同苏美尔人一样，其归属问题至今还是个谜。苏美尔语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最早居于支配地位的语言，但其存在的时间比较短暂，到公元前第三千纪的末期，它已基本消亡，其地位让位于阿卡德语。在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阿卡德语一直居于支配地位。

第一节　楔形文字的起源与符号的演变

文字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就苏美尔文而言，它是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和公共管理之需要而产生的。在公元前第四千纪，随着生产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在保管储存产品的过程中，记账和统计首先成为必需，最早的文字形式出现在几百块泥板之上，内容显然是记述经济活动的。

一、文字的出现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最早文字出现在乌鲁克文化时期，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这些文书是用苏美尔语刻写在泥板上的，最早发现于乌鲁克的埃安那古庙中。属于乌鲁克文化时期的泥板文书，其数量已不算太少，例如，在乌鲁克四期文化中就出土了570多块泥板，在三期和二期文化中出土的泥板文书相对少些，只有34块。在位于基什东北约17英里处的一个小遗址，即捷姆迭特·那色遗址中，发现了属于这一文化期的194块泥板，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900年。另外，从著名的乌尔王陵中出土了几百块泥板，其中少部分泥板的内容与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时期的泥板相同。在早期，出土泥板最多的遗址是舒路帕克，考古学家在此发现的泥板数以千计，目前仅发表了其中的250多块。这些泥板有少部分与在乌尔王陵和捷姆迭特·那色发现的泥板在内容上有重复。[1]

其时间断限大约在公元前2600—前2500年。大约在同一时期，考古学家在拉伽什发掘出土了一块独特的泥板，即拉伽什王恩赫伽尔（Enkhegal）的泥板。因此，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人们已经可以很清楚地勾画出在阿卡德人征服苏美尔、统一巴比伦尼亚之前，苏美尔人文字发展的大致阶段：

乌鲁克四期文化　约公元前3500年

乌鲁克三期和二期文化　约公元前3300年

捷姆迭特·那色文化　约公元前2900年

乌鲁克一期文化　约公元前2650—前2400年

舒路帕克时期　约公元前2600—前2500年

乌尔时期　约公元前2575—前2475年

拉伽什时期　约公元前2575—前2400年

阿卡德时期　约公元前2370—前2200年

图3.1　乌鲁克文化四期的文字

图3.2　泥板的正面（左）和反面（右）

图3.3　捷姆迭特·那色时期的文字

二、象形符号

虽然“楔形”这个词体现了古代苏美尔和阿卡德文字最本质的外在特征，但它仅适用于该文字发展的后期阶段，即最终“定型”阶段，而并不适用于其前期，即形成时期。与世界上其他地区和民族的图形文字，如埃及的象形文字一样，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最初出现在泥板上的文字，其外观并不呈楔形，而只是些平面图画。显然，被后世称为楔形文字的美索不达米亚古文字，起源于图画式的象形文字，这一点早已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在这种最早的文字体系中，一个或更多具体事物的图画便构成一个符号，代表着一个词，其意义与所画的物品基本一致或近似。这种文字被称为象形文字（Pictography）或表词字（Logography或Word writing）[2]

。在乌鲁克四期文化中发现的文字，就仅仅是一些数字、具体物品的图画和人名。其写法很简单易行，每个词所表达的意思也很直观，一般就是直接描述该事物的图画。例如，“羊”的概念就是由一只羊的图画来表示的；同样，“鱼”就是一条鱼的图画，“鸟”就是一只鸟的图画，等等。参见下图：

在上图中，需要特别说明和值得注意的是“嘴”和“食物”的代表符号。前者与“头”的概念一样，采用的都是头的图形，但它在嘴的部位上引进了影线，以表示强调或特指该部位；后者采用的符号不是食物本身，而是盛食物的容器，即碗的图形，这就体现了一种转折或借替关系。

对一些相对而言比较复杂的事物，苏美尔人则选取其局部或最能体现其本质特征的部分，来代表或表达其整体的概念。例如，他们用各种动物的头部来表示该动物，用男人和女人的s殖器图形来表示男人和女人等。如下图所示：

对一些难以用简单图画文字来表达的抽象概念和事物以及具体的动作等，苏美尔人则采用象形符号与会意符号相结合的手段来表示。例如，他们在一只卧着的家禽旁边放上一只蛋，就表示“生育”的概念；在半圆形下面画几道线影来表示黑暗自苍穹而下，从而表示“黑”、“夜”的概念；以更加抽象的方式，即用两条平行线来表示“朋友”和“友谊”的意思；与“朋友”和“友谊”的概念相对应的是，苏美尔人在表示“分歧”和“敌对”的概念时，采用的符号是两条交叉的直线；他们还用“嘴”加“食物”来表示“吃”，用“嘴”加“水”表示“喝”的意思。更有趣的是，苏美尔人用“山”加“女人”来表示“女奴”，这是因为苏美尔人的女奴大部分是来自周围山区的女人。如下图所示：

一个图画代表着一种事物或行动，势必造成符号繁多，使用起来极其不便。因此，一般的语言形式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原则，即经济原则，也就是用尽可能少的符号来表达最广泛的意义。苏美尔人很快采取的第一个经济措施就是在原来用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又演变出一种表达方法，即他们不仅用一幅图画表达其最初所代表的物质，还用它来表达与之相关联的意义。例如，一幅太阳图画不仅表示“太阳”，还可以用来表示“光明”、“白”和“白天”等意义；一幅星的图画，不仅用来表示其最初的意义，即“星星”和“天空”的概念，还用来表示“神”；一幅脚的图画不仅表示“足”或“脚”的概念，还用来表示与脚有关的意思，如“站立”、“行走”、“去”、“来”或“带来”等。[3]

三、从象形文字到楔形文字

以一个或更多具体事物的图形作为符号来表示该事物或与之相近的概念，这种文字系统存在着两方面的不足：其一是符号本身的形式过于复杂，造成书写困难，大大影响了书写速度；其二是表达某一完整意义所需的符号太多，使用起来显得笨拙、不便。因此，简化符号并逐渐使之规范化乃社会发展之必需，这也是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文字体系都要经历的过程。苏美尔人的象形文字不断简化的结果便是，原始的图像逐渐地变得越来越无法辨认，直到最后完全失去了象形的特点。在这方面，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算是个例外，在该文字体系中，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这主要是因为，虽然最古老的苏美尔文字与古埃及文字一样，同属于象形文字，但两者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仔细刻画或精心绘制的图形，有时还上了好几种颜色，而古代苏美尔人的象形文字只是一些图示性的、线条式的图形，这些线条只是象征性地、图示性地表现符号所代表的实物。造成古苏美尔和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的不同。[4]

也正是苏美尔人独特的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使苏美尔人象形文字的符号在逐渐简化的过程中，呈现出楔形，并最终完全失去其象形的特征。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石料少，羊皮纸又难以保存，所以人们便以泥板作为书写材料。这里泥土的土质与其他地区的不同，它具有很强的黏性。在泥板上写字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中较突出的一点就是很难精确地刻写原始的图画文字的曲线，很难勾勒出迂回曲折的轮廓。相比较而言，在泥板上刻写直线和线条就要容易得多。美索不达米亚的书吏使用的书写工具通常是芦苇秆笔，由于这种笔笔尖细、笔尾粗，所以把它往泥板上一压就形成一个笔画，而且呈楔形或钉子形。另外，阅读方向的改变肯定也促进了苏美尔象形文字的演变。最古老的苏美尔铭文一般都是从右向左、从下向上读的。大约从法拉时代起，这种书写和阅读习惯发生了变化，这时文字开始从左向右、从上向下阅读。

苏美尔文从图画文字最终演变成楔形文字，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大约到公元前第三千纪中期始告完成。由于最初的楔形文字符号也比较复杂（虽然它比图形文字要简单得多），所以楔形符号也经历了一个不断简化的过程。苏美尔人的这种楔形文字符号很快便传到阿卡德地区的塞姆人部落，随后又传给了巴比伦人、亚述人、赫梯人、加喜特人、乌拉尔图人、波斯人和乌加里特（Ugarit）人等众多民族。由于这些民族的书写符号都具有楔子的形状，所以它们都被称为“楔形文字”。

在苏美尔文从图画文字演变为楔形文字以及苏美尔文和阿卡德文的楔形符号本身不断简化的过程中，大体上呈现出以下几种趋势。

第一，组成每个符号的楔子的数目逐渐减少。例如：

第二，将符号的主要成分化为横的或竖的平行线条，使符号的一般形式规范化。例如：

第三，将符号的“个性”固定在其成分具有特征的部分，这一部分是稳定不变的或起码是清晰可识的；符号的其余部分则形态变化无定形。例如：

第四，往往根据偶然的相似，对同样演变的符号做某种方式的分门别类。例如：

以上几种变化趋势反映出两个共同的特点：其一，符号逐渐失去其象形的特点；其二，泥板向左旋转了90°，使图形原来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下面的图形更清晰地揭示出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字符号演变的以上两个重要特征。

表1　楔形文字符号的起源与演变

另外，在符号演变过程中，亚述语的符号与巴比伦语的符号显现出微小的差别。总体来说，亚述文字的符号呈现出更正规、更方正、更严谨的趋向，它尽可能地使用平行的楔形，最大限度地避免使用斜线；而巴比伦文字的符号则依然比较柔软、纤细，其微小的构词成分在数目和形式上保持着相对的灵活性和自由性。

四、从象形文字发展为音节文字

苏美尔文字的图形符号和会意符号只能表示一些具体的事物和行动，它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表词字很难表达引语和语法形式，这还不算严重，因为它所要表达的意思通常可以根据上下文来猜测和理解。更为严重的是，它很难表达人名和地名等专有名词。这一点与美洲印第安人的原始文字不同，美洲印第安人的原始图画文字足以表达人名之类的专有名词，因为它仅限于部落范围之内，并且在每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内部几乎人人相识，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仅属于自己的名字。[5]

苏美尔人生活的环境则大大不同，与印第安人相比，他们可以说是生活在大都市中，这些大城市人口较多，人与人之间大多数并不相识，因此重名现象十分普遍。为了把同名之人区别开来，苏美尔人通常在自己名字的后边注明父亲的名字和出生地点。另外，印第安式的名字，如“白牛”某某、“大熊”某某等，比较易于用图画文字来表达，但它无法表达苏美尔式的名字，苏美尔人通常采用的名字为“恩利尔赋予生命的”某某等。在涉及外国的人名和地名时，苏美尔人的表词符号和会意符号就更显得无能为力了，它几乎无法表达这些专有名词，因为对苏美尔人来说，外国的人名和地名本身并没有任何含义。因此，要适当地表达它们，只得借助于其他手段，这就导致了表音符号和音节文字的出现。[6]

另外，表音符号和音节文字的出现还与图画文字或象形文字的另一个缺点有关，即上面讲过的，图画文字表达某一完整意思所需的符号太多，使用起来不方便，因此苏美尔人便借助于一些有益的设计来减少符号的数量，使其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其中最有意义的设计便是用发音符号代替表意符号。

最早的表音符号出现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初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时期，到公元前第三千纪前半期，音节符号已被广泛使用，到公元前第三千纪中期，苏美尔文字已变成了表词—音节文字（Word-Syllale Writing）。相比之下，苏美尔文中出现表音符号（或音词字）要比埃及的象形文字晚得多，这主要是因为苏美尔人的文献最初只记述生产和计算等方面的内容，只是一些物品的存单和收支账目，很少涉及人名和地名，尤其是外国的人名和地名等专有名词。从公元前第三千纪初起，随着战争的不断发生，为苏美尔统治者歌功颂德、记述征战和战斗等内容的铭文逐渐增多。这就经常会遇到一些专有名词，尤其是所征战、攻克和夺取的外国城市和地区的名字及其统治者的名字。另外，有一些在意义上非常相近的词往往采用同一或相似的符号，为了把它们区别开来，苏美尔人开始引进发音符号。

苏美尔人的具体方法是，赋予原来一些只有实际意义的词以音值，使其既具有表意符号的价值，同时也具有表音符号的价值，而其发音符号则用来拼写其他难以用图形或符号表达的词。例如，在属于捷姆迭特·那色时期的几块泥板上[7]，表示“箭”的这个词被赋予TI的发音，此后它不仅具有实际意义（表示“箭”和“生命”之意），还表示ti这个音节，这便可以用这个音节符号来拼写其他词汇。由于此前苏美尔文已经历了一个符号代表许多意义相近或相关的词的阶段，所以此时便出现了许多同音异义字或同义异音字。另外，发音符号还用来解决一些语法方面的难题，这些难题是表意的图画文字难以解决的。例如，在捷姆迭特·那色时期的文献中，表音符号ME

被置于名词之后，用来表示复数的概念，如AB-ME（长者们）、EN-ME

（统治者们）。这种方法很快被应用到其他语法变化上，例如，在乌尔的一些材料上出现了用发音符号表示动词变位和名词变格的现象。苏美尔文的音节符号（后来被阿卡德人采用）通常有以下四种形式：①孤立的元音（如i等）；②辅音+元音（如ti等）；③元音+辅音（如ur等）；④辅音+元音+辅音（如kur等）。

苏美尔文在音节方面仅仅是开了个头，它没能走得更远，这主要是因为苏美尔文需要表示音节的符号很少。这是由两方面原因决定的。一方面，苏美尔文的记述对象多为苏美尔人的日常生活用品，较少涉及苏美尔人所不熟悉的东西，尤其是对他们来说很陌生的外国地名和人名等；另一方面，苏美尔语属于黏着性语言，其单词多数是单音节的，缺乏内部的变化，大部分只需要简单的前缀和后缀音节，因此，满足这一目的以及表达那些用图画文字无法表达的词汇，只需少量带有音值的符号便足够了。阿卡德人成功地发展了音节体系，因为他们除了使用对他们来说属于外语的旧有的符号作为表意符号外，还必须用音节来拼写每一个单词，但他们的成就也仅限于此。因此可以说，苏美尔人的文字具有词汇意义，而阿卡德人的文字则具有音节价值。当然，这也只是相对而言。

五、限定符号和发音补充符号

由于一个表意符号可以表示许多意义相关甚或毫不相关的物质或概念，因此它就相应地具有许多发音方法，例如，最初只代表“旭日”的符号可以表示70多个单词（包括名词、形容词和动词等），12个不同的音节。这就使苏美尔文及其继承者阿卡德文出现了许多同音异义字和同义异音词，为正确拼写和理解其语义制造了不小的障碍。为克服这一困难，苏美尔人及其后继者阿卡德人发明了两种符号，即限定性符号和发音补充符号。

限定性符号相当于部首符号，它置于其所修饰的名词之前或之后，旨在标明该名词所代表意义的种类或属性。这类符号一般不发音，但在转译成字母符号时，不与其所修饰的名词并列，而是置于其左上角或右上角。一般认为，限定符号最初出现于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时期。现在所发现的限定性符号大致包括以下几种。

①表示神名，通常置于某一神的名字之前，其符号为。例如，苏美尔三个主神的名字分别写为：

其中神名安努（Anu）、恩利尔（Enlil）和埃阿（Ea）左上角的d，代表苏美尔语dinger一词，意为“神”。

②表示男人和女人，即确定性别。表示男人的符号为，意为“一个”，音译为M或I，如m Nur-Ištar、I

Ha-am-mu-ra-bi。另一种符号，意为“男人”或“人”，苏美尔文为Lú，用在男人的普通名词之前，表示人种名称或职业名词，如（bārǔ ，占卜者）。

表示女人的符号为，意为“女人”，音译为苏美尔文mí ，用在表示女人的普通名词、专有名词或抽象名词之前，如míŠU-Gi （Šibtu ，老妪）、míŠU-gi-tum（女祭司）、（Lemuttu ，恶意），等等。

③表示城市名，共有两个符号。其一用在城市名称之前，符号为，苏美尔文为uru

，阿卡德文为alum，意为“城市”，如uru BA′R-SÍB（巴尔西巴城）、alum Ni-Nu-a（尼尼微城）。其二用在城市名称之后，符号为，苏美尔文为KI ，阿卡德文为írsitu ，意为“地方”、“地点”等，如KA′. DINGER. RAki（巴比伦城）。

④表示国名或地区名，用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名称之前，符号为，苏美尔文为KUR ，阿卡德文为mātum

，意为“国家”、“土地”，如KurSángibute、māt AŠ-Šur（亚述）、mātMi-is-ri（埃及）等。这个符号还可用在山岳名称前，用来表示山名，如KurEN-Ti等。

⑤表示河流名，用在江河、运河名称前，符号为，苏美尔文为id，意为“河流”，如id

IDIGNA（底格里斯河）。

⑥表示植物名，用在草本植物名词前，符号为，苏美尔文为Ú，意为“植物”，如úPú'u

（稻草，麦秆）、úBuRU2-DA（urnû，薄荷）等。

⑦表示树木名，用在树木名称和木制器具前，符号为，苏美尔文为GIš，意为“树木”，如gišERIN

（erinnu ，柏树）、gišGV-2A（kussû，木椅、宝座）等。

⑧表示金属、矿物质及其制品名称，用在所修饰的名词前。例如，表示各种铜和铜制品的符号为，苏美尔文为urudu（如uruduŠEN-TUR，锅）；表示石头及石制品的符号为苏美尔文为Zá

，意为“石”（如Zú

ZA-GIN，碧玉）等。

⑨表示月份名词，用在月名前，符号为，意为“月”。例如，itu BAR（-ZAR-GAR）的意思是尼桑月（元月）。

⑩表示星辰、星座和行星等的名称，用在其前，符号为，苏美尔文为mul

，意为“星”，如mul ŠUL-PA-È（木星）。

⑪表示服装名，用在衣服、衣料等名称前，符号为，苏美尔文为túg，意为“衣服”、“布匹”，如túg GV-E（衬衫）、（缠腰布）等。

⑫表示皮革及其制品，用在其前，符号为，苏美尔文为KUŠ，意为“皮”，如KUŠmašlium

（皮带）、KUŠA-EDIN-LA（nâadu，皮囊）等。

⑬表示瓶罐等容器名，用在其前，符号为，苏美尔文为DUG，意为“瓶”、“罐”，如DUG

A-GUB-BA（agubba，祭水器）等。

⑭表示肢体名，用在肉类和肢体名称之前，其符号为，苏美尔文为UZU

，意为“肌肉”，如UZUZAG（-LU）（ìmittu，肩胛）等。

⑮表示鱼类和鸟类名，用在所修饰的名词之后。例如，表示鱼类的符号为，苏美尔文为KU6

，阿卡德文为NÛNU，意为“鱼”；表示鸟类的符号为，苏美尔文为MUŠEN，阿卡德文为issuru 。

⑯表示蔬菜及相关的名称，置于蔬菜植物名称之后，符号为，苏美尔文为ŠAR

，意为“菜”，如（一株菜）。

苏美尔和阿卡德楔形文字的限定符号还有许多，这里不一一列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限定符号除了规定或确定名词的属性外，还可以用来表示语法关系，这种限定符号通常被称为语法限定词，它们一般位于被修饰词之后。例如，MEŠ ，意为“多数”（如LUGALmeš ，国王们）；，苏美尔文为，意为“全体”（如，羊群）；，苏美尔文为ME，意为“多数”；，苏美尔文为DIDLI

，意为“一个又一个”。其他表示数的概念的如，苏美尔文为MIN ，意为“二”，表示双数。但是，这些限定词一般只限于苏美尔文的表意文字，阿卡德人则通过词形变化来表示其语言的文法意义。例如，苏美尔语的LÚmeš （男人们）在阿卡德语中则为，它是通过词U的变化来体现的（其单数形式为）。

发音补充符号也可以称为音补字，它是为便于正确选择一个符号所代表的不同意义而设计的，其方法是用它来确定构成一个词的多种符号的读音。因此，发音补充符号的位置要视需要确定发音的符号的位置而定，有时位于词头，有时位于词尾，有时甚至位于词的中间。其写法与限定符号相同，不能与所修饰之词并列，要置于其左上角或右上角。前置者如mumutin-gimi （？），左上角的mu 用来表示mutîn 。这个词中代表mu 的符号应读为mu，而不能读作该符号的其他读音；后置者如Šadûu 、mātimtim 、akšudšud 及ikššadad

等，其中右上角的u、tim、šud和ad与前者中的mu所起的作用相同；居中者如ab-lu lul和am-qú qut等，这里位于左上角的lu和qú分别指示位于其后的符号的发音。

发音补充符号在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后来苏美尔文化的继承者阿卡德人也保留了这种用法，而且还用它来表示语法关系。阿卡德人为标明某一词的语法形式，以便拼写和理解，有时会在表意符号的后边加上一个或两个音节。例如，LUGAL-rum一词，其中LUGAL 来自苏美尔文的表意符号，意为“王”，右上角的rum表明这个词的词尾形式，即该词采用的是主格的形式，故阿卡德文应读作Šarrum 。同样，LUGAL-am 或LUGAL-ra-am 则表明该词在阿卡德文中应读作Šarram ，即采用的是宾格形式。

第二节　苏美尔语一、苏美尔语的来历

曾存在过苏美尔人这一事实，完全是现代考古学和学术研究的发现。古希伯来人和古希腊人把苏美尔地区当成巴比伦，即操塞姆语的巴比伦人的故乡。19世纪早期开始在这一地区从事发掘工作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也曾这样认为。早期出土的大部分楔形文字文献，都以现在被称为阿卡德语的塞姆语写成，因此，塞姆人被认定为苏美尔地区的原住民和楔形文字的发明者。而随着对这些文献研究的日渐深入，人们发现文献上的楔形文字并没有某些塞姆语所特有的语音符号，诸如标示舌后音和重音的顿号等。此外，出土的一些泥板明显可辨是用两种文字写成的，一种是塞姆语，另一种则是由塞姆语将其翻译出来的语言，后者无论在语汇或结构上都异于塞姆语。

1869年，法国学者朱利斯·欧佩尔特（Jules Oppert）在法国古币和考古学会人种和历史学部发表演讲，提出讲这种奇怪语言的民族的名称，可以在记述早期统治者的铭文中找到。在铭文中，这些统治者被称为“苏美尔和阿卡德之王”。他推论，既然阿卡德肯定是指一处属塞姆人的土地，那么苏美尔就应是指一处非塞姆人的土地，而其居民——苏美尔人——则是楔形文字的发明者。他第一次把发明楔形文字的非塞姆人及其语言命名为“苏美尔人”和“苏美尔语”。

图3.4　埃尔内斯特·德·萨冉克

起初并非所有学者都接受欧佩尔特的论断。但随着两河流域南部考古发掘工作的全面展开，人们发现了苏美尔人的神庙、宫殿和其他建筑，还有许多器物和铭文。1877—1900年，埃尔内斯特·德·萨冉克（Ernest de Sarzec）领导法国人开始对今两河流域的特罗（Tello）进行了11次有系统的发掘。特罗是古拉伽什城邦的吉尔苏城的遗址。1899—1900年，美国人在尼普尔开始发掘。1902—1903年、1930年，德国人和美国人先后在舒路帕克发掘。190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在阿达布发掘。1912—1914年、1923年，法国和英美两国先后在基什发掘。1914—193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断），德国人在乌鲁克发掘。1922—1934年，英国人在乌尔发掘。其结果是，苏美尔人成了古代世界上最为人所知的民族之一。

考释苏美尔语的工作进展得较慢。在亚述学创立的最初几十年中，人们甚至还怀疑苏美尔语究竟是不是一种独立语言，有人认为，苏美尔语只不过是阿卡德语的一种秘密写法。一直到19世纪最后10年，德国人韦斯巴赫（F. H. Weissbach）还不得不写一部专著《苏美尔问题》（Die Sumerische Frage ，1898）来证实苏美尔语的独立性质。

起初，苏美尔语对于人们来说根本是无法理解的。这种特殊的语言在汉谟拉比执政之后不久几乎就成为死语言，不再通用了，它的亲属关系至今尚难确定；只有巴比伦的祭司们在举行宗教仪式时仍然沿用这种语言。因此，在祭司学校中必须学习苏美尔语，而苏美尔语也就变成古代东方的“教会拉丁语”了。

巴比伦人需编写各种工具书，供研究已不再广泛使用的苏美尔语之用。例如，他们曾编出了个别符号的不常用音值表、苏美尔词汇和语法变化表，此外，他们还抄录了许多苏美尔语的宗教文献、赞美诗和祈祷文并且逐行附以巴比伦语的译文。这类工具书对于现代学者有极大帮助，使他们能够了解复杂而特殊的苏美尔语的奥秘。

法国学者修罗-但金的《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铭文》（F. Thureau-Dagin，Les Inscriptions de Sumer et Akkad

，1905）和A. 波贝尔的《苏美尔语语法入门》（A. Pòbel，Grundzüge o'ler Sumerishen Grammatik

，1923）的先后问世，为理解古代苏美尔语的单语文献铺平了道路，标志着苏美尔学的诞生。

二、苏美尔语的基本特征

苏美尔语是一种胶合语，和印欧语系或塞姆语的形态变化语不同。它的词根不变化，基本的文法单位是复词而不是单个的词。其语助词多保持独立的结构，不必附属于词根。在词汇、语法和句法构造上，苏美尔语自成一格，和任何其他现存或已死的语言都没有关系。

苏美尔语的音素分元音和辅音两种，其中有6个元音，15个辅音。元音发音常随元音和谐规则而变化，尤其是语助词中的元音，都短促，不重音。元音在字尾或两个辅音之间常常省略。辅音在语尾时不发音，只有在以元音开头的语助词之前才发音。苏美尔语的词根大部分都是单音节，也有一些复音节的词。

关于苏美尔语语法的主要特征，这里不做介绍。[8]

第三节　阿卡德语的兴起及发展演变一、阿卡德语的兴起及与苏美尔语的关系

阿卡德语被认为是古代近东众多语言形式中最重要的一种。迄今发现的用阿卡德语书写的材料覆盖的时间跨度达2000余年之久。它们涉及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宗教等各个方面。阿卡德语还是研究语言学的重要线索。

阿卡德语是最古老的塞姆语。塞姆语分为东、西两支，西支塞姆语包括两个分支，北部的一支（西北塞姆语）包括迦南语（主要指乌加里特语、阿摩利语、希伯来语和腓尼基语）和阿拉米语，南部的一支（西南塞姆语）包括阿拉伯语和埃塞俄比亚语。阿卡德语属于东支塞姆语，大约在公元前第三千纪中期在美索不达米亚流行，它是随着游牧的塞姆部落的迁移而来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使用一直延续到公元1世纪。阿卡德语及阿卡德民族的名称得自萨尔贡建立的阿卡德王国的都城——阿卡德城。关于阿卡德语的最初形式，目前还没有材料可以说明，现在最古老的阿卡德语铭文显然深受非塞姆语的苏美尔语的影响。

苏美尔人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最早创立者，他们居住在南部巴比伦尼亚。当游牧的阿卡德人部落进入苏美尔人的地域之时，等待着他们的早已是一个文明程度远远高于自己的高度发达的文明，因此他们很自然地采用了苏美尔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随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不断融合，阿卡德人逐渐吸收了苏美尔人的语言，用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语言，阿卡德语亦越来越居主导地位。到公元前1900年左右，苏美尔语作为口语已经基本消失，此后它只作为文学等书面语言和礼仪语言保存了几个世纪，并最终在近东的历史舞台上完全销声匿迹。苏美尔语对阿卡德语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表现在阿卡德语采用了苏美尔人创立的楔形符号，并借用了苏美尔语的许多词汇，例如，tuppum （泥板）来自苏美尔文DUB，ekallum （宫殿）来自苏美尔文的É-GAL （大房子）等。在语法方面，苏美尔语对阿卡德语最重要的影响可能是句子成分的排列顺序。阿卡德语的最大特点是动词或谓语的后置，即位于整个句子的最末尾，这种语序在其他塞姆语中几乎从未见过，显然是受苏美尔语的影响所致。阿卡德人在苏美尔人创立的音节基础上，大大发展了音节系统；他们还吸收了苏美尔文的限定符号。在语音方面，早期塞姆语存在的辅音，在阿卡德语中都消失了，最突出的例子是喉音的消失，这可能也要归因于苏美尔语的影响，因为苏美尔语中就没有喉音。

二、阿卡德语的发展阶段

阿卡德语流行达2500多年之久，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它在语法和词法等方面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阿卡德语的最早发展阶段称为古阿卡德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在巴比伦尼亚南部发现了许多用古阿卡德语书写的属于这一时期的文献。此后，随着阿卡德语的发展，其地域差别明显增大，它明显地分为两种方言：一种是南方的巴比伦语，另一种是北方的亚述语。

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起，中部和南部的巴比伦尼亚使用的语言称为巴比伦语，其名称得自著名的巴比伦城。此后的巴比伦语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古巴比伦语，存在时间约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考古发掘发现了许多用古巴比伦语书写的属于这一时期的文献，其中包括大量的书信、法律文件、法典以及预言书（占卜材料）等；中期巴比伦语，存在时间大约从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100年；新巴比伦语，存在时间大约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600年；晚期巴比伦语，存在时间大约在公元前600年以后。

与巴比伦语在南方流行同时，亚述语在北方的亚述地区发展起来，其名称得自著名的亚述城。与巴比伦语相同，亚述语的发展阶段也非常明显，它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古亚述语，时间从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700年，保存下来的文献大部分是到小亚细亚东部的卡帕多西亚进行商业殖民的古亚述商人的商业书信和法律文书；中期亚述语，时间从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新亚述语，时间约从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

三、阿卡德语的主要语法特征

1. 语音学

阿卡德语共有四个元音，即a，i，u和e。其中前三个是塞姆语的基本元音，e是阿卡德语所独有的。所有元音都有长元音（ā，ī，ū和ē）和短元音（a，i，u和e）两种形式，长元音来自两个元音的结合。巴比伦语中还有一个元音和谐原则，即epšâtu＞epšêtu，bêlâti＞bêlêti

，亚述语中的元音和谐原则与巴比伦语不同，它是把一个短元音、非重音a转移给随后的最后一个元音，因此巴比伦语的Kạkkạdụ

反映在亚述语里就是kạk- kụdụ（m），kạkkạdạm和kạkkịdịm

。此外，还有两个半元音，即w和y。与原始的塞姆语和阿拉伯语相比，阿卡德语的辅音减少了，主要包括双唇音p、b和m，齿音t、d、ṭ和n，上颚音k、g和q，齿摩擦音s、z和ṣ，齿槽摩擦音š，流音l和r，软腭音和喉头音等。

阿卡德语的音节符号几乎与苏美尔语完全相同，通常包括以下几种：辅音加元音（如du，be，šu和da等），元音加辅音（如ar，um，el和ak等），辅音加元音加辅音（如bat和tar等）。但是，辅音加元音加辅音这种音节形式有时可以分解为辅音加元音和元音加辅音两部分。例如，bat和tar也可以用ba-at和ta-ar来表示。ba-at应读为bat，不能读为ba'at；同样，ta-ar只能读作tar，不能读作ta'ar。因此，一个词可以由多种符号以不同的音节形式来表达。举一例说明会看得更清楚，如dannum （伟大的，强壮的）就有da-an-nu-um、dan-nu-um 和dan-num 三种表达形式，而组成每一种的楔形符号显然都是不同的。此外，a，i，u和ú（在词首或音节首时，还可以代表声i）在闭锁音符+元音的情况下，即转写为'a，'i，'u和'ú等，如古巴比伦时期a-ad和i-i（分别转写为'ad和'il，这时不读长元音）。

2. 名词的性、数和格

阿卡德语名词的一般形式是在词根的后面加上um等词缀，如qātum

（手）和ūmum

（天）等。阿卡德语名词的性只有两种，即阳性和阴性，而没有中性。一般来说，阴性是在词根的后面加t或at等后缀构成的，没有这样后缀的名词一般就是阳性名词。相比之下，后缀t的使用更普遍，例如，mārum

（儿子）的对立面为mārtum

（女儿）；后缀at一般用于词根有连续双辅音的名词，例如，šarrum

（国王）的词根šarr加上at就成了šarratum

（女王，王后）。名词的数则有三种形式，即单数、复数和双数。但在古巴比伦时期，双数并不是随便使用的，它仅限于表示身体的某些部位，如（双眼）、šēpān （双足）等。由此可以看出，双数的词尾一般是an。名词的格有四种：主格，用作动词或句子的主语；所有格或称属格，用于修饰其他名词，表示所有等多种关系；宾格，用作动词或谓语动作的承受对象，有时还表示一种副词形式，指示时间、地点和规格等；间接格，指同时用作属格和宾格功能的单一形式。[9]

在阿卡德语中没有定冠词和不定冠词，一个名词可以是限定的，也可以是非限定的，这要根据上下文来确定。例如，šarrum 既可泛指一位国王，也可特指某位国王。

3. 动词的词根、时态和语态在阿卡德语中总共有十二种词根变化或词根修饰，其中最常见的有四种：①基本词根，形式为parâs-um ；②加强词根，或称强变化词根，起一种使役的功能，表达基本词根状态的产生；③使役词根，形式为šu-prus-um （亚述语为ša-prus-um ）；④及物动词基本词根的被动态变化，形式为na-p （a）rus-um 。

阿卡德语动词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另一类是表示状况和状态的动词。它们一般来源于形容词。其基本时态包括一般现在时、一般过去时和完成时，其中一般现在时也可表示一般将来时。此外还有分词形式、不定式、命令式和状态式等。语态则分主动态和被动态两种。

第四节　书写材料、书写工具和书吏

每种文字都有自己独特的书写材料、书写工具和书写技巧，它们又反过来对文字的发展和应用以及文明的传播产生着直接影响。

一、泥板

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的选择受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人为因素等多方面的制约。巴比伦尼亚和亚述最早的书写材料是泥板（苏美尔语为IMDUB ，阿卡德语为dubbu 或tuppu ），因为这一地区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即两河的冲积土壤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种土壤土质好，有黏性。书写用的笔通常是用芦苇制成的，即所谓芦苇笔（tablet stylus），有时也用木材和其他材料制作。两河流域的这种书写材料与后来出现的书写材料，如纸草、羊皮纸、皮革和木材等相比，具有两大优点：其一是造价低廉，其二是坚固耐用。用火烧烤或用太阳晒干的泥板非常坚硬，印刻在其上的文字和图案可以保持长久，很多泥板流传至今已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在埃及，虽然留下了许多刻在石头和金属上的铭文，但它们与记载在纸草或皮革上的文献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有较大不同，而纸草和皮革文献的失传造成了埃及文明的断层，给埃及学家重建这一人类最早文明之一的努力制造了巨大障碍。相比之下，亚述学家面临的困难无疑要小得多，这无疑要归功于美索不达米亚人独特的书写材料。虽然美索不达米亚周围地区的许多民族，如埃兰人、波斯人、赫梯人、叙利亚人和巴勒斯坦人，甚至还有较远的埃及人和克里特人等，也使用过泥板作为书写材料，但都只是零星的，而且是短时期的使用，唯有苏美尔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的泥板非常普遍，而且保存了4000余年。

用作书写材料的泥土必须保持一定的湿度和可塑性，而且表面要光滑，以便笔能在其上印出字迹和图案，但泥板不能过分柔软，否则会粘笔和刻写者之手。制造一块泥板的过程大致如下。首先，把泥板弄到一定湿度后，用两只手掌搓揉，使之成为想要的形状，然后将芦苇笔光滑的一端磨光、磨平，把棱角磨圆。通常情况下泥板太大，无法拿在手上，便要把它放在一个支架上，然后用手压成型。因此，较小的泥板的正反两面都或多或少地有些凸出，而较大的泥板则不同，其上面为凸面，而下面或多或少要平坦一些。如果较大泥板的两面都是平面，那么它有断裂的可能，因此其中心部位往往附加一块小泥板，使原来的泥板变厚、变得更结实，并产生一个凸面。最后，用一个空模子沿泥板的各边拖拉，把上面各边的棱角磨圆，而靠着支架的下面由于模子磨不着而仍保持着分明的棱角。在刻字时，书吏通常要先刻平滑的一面，然后再把泥板翻过来，在凸面上刻写；如果先在凸面上刻写，当翻过来刻写平面时，会擦掉凸面凸出部分的文字。另外，为便于刻写小字，有些泥板上面还覆盖着一层土质较好的泥土。

图3.5　刻写《汉谟拉比法典·前言》的泥板。时间为公元前18世纪初

泥板的形状和大小差异较大，从邮票大小的方形薄泥板、稍大一点并带有狭窄厚边的坐垫形的泥板，到大如庭院的巨型泥板不等。有的泥板呈方形，有的则是椭圆形的。每一时期，不同地区的泥板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泥板的内容，如法律文书、书信或管理文书等，都影响着泥板的形状和大小。因此，人们不需要把整个泥板读完，只需根据其形状和大小便可判断出所载的大致内容。另外，从字体上讲，不同时期和地区以及不同的文献种类都会造成泥板外在特征的差异，如泥板的形状、线条和栏目的安排等，特别是草写体和碑铭书写形式的区别，亚述语和巴比伦语符号形式和书写方法的差异，对其产生的影响更加明显。

迄今所知最早的泥板大多数呈正方形或长方形，4～5厘米长，2.5～3厘米宽，各角为不同程度的圆角。同时偶尔可见一些椭圆形的泥板。随着时间的推移，泥板的规模有逐渐增大的倾向。在舒路帕克发现的泥板呈现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较为突出的是其宽度大于长度。这主要是由于这些泥板用于一种特殊的目的，即罗列很长的财产名单和存货清单，因此被分成众多的栏目。在阿卡德第一王朝时期（公元前2751—前2568年），长方形的泥板很普遍，一般是正面平滑，反面凸出。但到该时期末，泥板正面也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凸出度，同时圆角变成了方角。此后这种形式的泥板成为普通泥板的“标准板”，一直延续到大约公元前7世纪。在古巴比伦时期，由于商业的发展和法律的不断完善，曾流行一种特殊的泥板，即信封泥板（古巴比伦语为irmum

，古亚述语为ṭuppum或armum

）。这种泥板是为保护一些重要文件而设计的，它是用另一块泥板盖在印有重要文件的泥板之上制成的。在两块泥板的四边接合处，用软泥封住，并盖上印章，有如一个泥板信封。在外部泥板的表面，往往刻上该文件的副本或内容概要。为了防止里外两层泥板粘在一起，致使所载内容的字迹难以辨认，这一时期许多法律文书（泥板）的两面都呈轻微的凹形。除在形式上做了这种特殊处理外，巴比伦书吏有时还在里面的泥板的表面撒上一些干土面。这种“信封泥板”在保护重要文件方面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它可以有效地防止泥板的意外损坏，还可以防止伪造和篡改。

在泥板内容的安排方面，如果某一文学作品或学术著作部头太大，以致无法刻在同一块泥板上，那么就接着刻在其他泥板上。为防止秩序混乱，在每块泥板的最后一栏里，会标明下接在哪一块泥板上。此外，通常还要注明该作品一共有几块泥板，就相当于现代著作超过一卷要标明卷数一样，或者可以说标明“该书”共有多少页更为贴切。在图书馆里，这样成套的泥板要存放在架子上或书库里，用线绳捆起来，并附上一小片泥板，即题签，上面标明这些泥板的内容。现在保存下来了许多这样的小片泥板，可把它们编为目录，因为其上列有标题、内容提要和卷数（泥板数目）。此外，泥坛、泥罐里也往往存放有私人档案。乌尔第三王朝时期浩繁的管理文书曾存放在篮子里，其上也附有类似的小标签。为了便于在众多的管理文书中查阅所需的某一特定的泥板，在泥板的边缘部分往往刻有简短的注释。

为减少手工劳动和避免不断刻写的麻烦和枯燥，美索不达米亚人还发明了两项很有意义的刻写技术。其一是泥土印章（clay stamp），有些印章甚至使用了精巧的可以互换的符号单位，很像活字。另一项重大的发明是圆筒印章，他们把文字刻在圆柱上，然后让圆柱在柔软的泥板上滚动，这样所刻之字就自然地转移到泥板上，而且需要多少份这样的泥板，只需用圆筒印“复印”多少即可，不必重复刻写。

二、木板

在公元前第一千纪的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的书吏们开始使用狭长的木板作为书写材料，他们在木板上涂上一层薄蜡，在蜡上印上楔形文字符号。构成一部“作品”的木板通常用皮条从尾部串起来，使其成为一部“书”，打开之后宛若一面屏幕。显然，携带这样一部“书”比携带一套沉重、笨拙、易碎的泥板更方便。但这种书最大的弱点是不耐久，幸好这种材料只是偶尔被采用，要不然，大部分楔形文字的文学和学术著作恐怕要失传。这种书一般用上等木板制成，属于豪华本。在现存文书中，记载用于书写的材料主要有柽树、柏树、雪松和胡桃树等。在巴比伦尼亚和亚述，木材十分奇缺，用于书写的木料无疑来自周围其他地区的山地。早在阿卡德的书吏用它刻写楔形文字之前，阿拉米人就已开始用之刻写阿拉米语了，结果，随着这种不易保存的书的散佚，阿拉米文学在美索不达米亚几乎全部湮没不彰。

图3.6　描绘运送黎巴嫩柏木场景的雕刻。无论是用作书写材料，还是用于建筑材料，美索不达米亚的木材都主要依靠进口

三、石料

图3.7　鹅卵石形状的苏美尔文铭文。为拉伽什王安纳吐姆献给宁吉尔苏神庙的奠基石。约公元前2450年。出自特罗（古代吉尔苏）

如同木材一样，石头在巴比伦尼亚和亚述亦属稀有物质。虽然如此，国王们仍然想方设法弄到石头，在其上刻写铭文，甚至肆无忌惮地抹去前人的铭文而“二次”利用其石料。例如，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就被抹去了许多重要的内容，可能系某位埃兰王将其掠至埃兰都城苏撒后为刻写自己的铭文所为。很显然，泥板文书无论如何坚固耐用，在这方面毕竟比不上石碑。因此，迄今发现的石刻，绝大多数属于“皇家铭文”。除此之外，作为书写材料，石料还有一种用途，即用作田地的界石，上面记载有国王赠予的土地。在古巴比伦时期，凡为王室负担某种义务之人都可从王室领取与其所负担义务相当的一份土地。王室的管理人员在分配土地时要在泥板上做有关记录，并在田地之上树立界石，在界石上刻上与泥板内容相同的文字。

用于书写的石料不仅包括质地柔软的石灰石、大理石和青金石等，而且还包括最坚硬的火山岩，如玄武岩和闪光岩等。一般情况下，质地坚硬的石头用于刻写皇家铭文，而相对柔软的石头则用于刻写赞扬其他一些重要人物的颂歌、祭文和历史材料。一些硬度一般的准宝石则用来刻写印章。

图3.8　拉伽什王许愿铭文残片。黑石。约公元前2500年。出自特罗（古代吉尔苏）

考古学家们发现的这类印章非常之多，因为每一个有身份的人都拥有一枚印章，它是社会地位的一种象征，甚至有的奴隶也有自己的印章。[10]

四、其他材料

此外，美索不达米亚人有时还在象牙或贵金属制品上刻写有关内容的文字。迄今发现的贵金属包括锑、铜、青铜、银和金，它们用来制作武器和艺术品，诸如铜矛，青铜刀、剑，银碗和金板等，在这些物品上仅仅刻有简短的文字，说明所有者的姓名和所献祭神的名字。

最后，根据一些文学作品的记载，在较晚的时期，美索不达米亚人还曾经使用过纸草和皮革作为书写材料。“纸草”一词最早出现于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统治时期（公元前721—前705年）的一份材料中，而在波斯统治之前，并未发现有皮革文书，在塞琉古王朝时期（公元前312—前64年）以前，也肯定并未使用过羊皮纸。

图3.9　拉尔萨铜牌铭文。是拉尔萨王里姆辛的妻子希玛·伊什塔尔为修建神庙所立的铜牌铭文。时间为公元前18世纪初

五、书吏

由苏美尔人创造的、经阿卡德人发展的楔形文字体系，是比较复杂的文字体系，因此被称为“秘密宝藏”，一般人很难理解和掌握，它只被一个职业阶层或书吏垄断。虽然在阿卡德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都有一些普通人即便不会写楔形符号也会读或说，但大多数人想要写什么东西时，还是不得不求助于书吏。在古代东方的其他地区也是如此。在一些契约等法律文书中，书吏往往排在所有证人的最前面，也就是作为第一证人，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他们是文书的起草者。

（一）书吏的社会地位

书吏和文字一样，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随着神庙、国家和个体公民管理经济的需求而兴起的，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职业阶层。他们不仅拥有自己的行会，而且还有保护神即纳布神（Nabû），《圣经》中称为纳波（Nebo），其象征是泥板和楔形符号，或者是没有泥板和笔的单一的楔形符号。美索不达米亚人把纳布神奉为“书吏文字的创造者”（bānû ši tṛi tụpsarrūti

）、“无与伦比的书吏”（tụpsar lâ šanān

）及“众神的书吏和芦苇笔的支配者”（tụpsar īlāni Ṣǎbit qan-tụppi；bêl ）。[11]

此外，还有两位神有时也被称为“学问的保护神”：一位是尼达芭（Nidaba）或尼萨芭（Nisaba）女神，她被称为“宇宙万物的书吏”或“总书记”及“上天的大书吏”，其标记或徽章为芦苇笔或笔加泥板；另一位是其配偶哈尼（）或哈亚（）神，他被描述为“印章之神”和“书吏之神”。不仅如此，美索不达米亚人还有在阴间世界掌管文字和书吏之神，她就是贝丽丝丽女神（Bêlitsiri），她被称为“阴间女王”，据说她使用的笔是用青金石和红玉髓制作的。文字和书吏在美索不达米亚人的神庙和国家管理以及日常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书吏这一职业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由此可略见一斑。在美索不达米亚人眼中，他们自己的文字仍很神秘，他们在修造神庙和宫殿等建筑时，通常都要在地基之中放块文字碑板，并向神祈祷。人们还常常随身佩戴刻有文字的护身符，以避邪除妖。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对文字极为敬畏，他们认为自己的命运是靠文字规范的；在他们看来，当一位拥有宗教职位的书吏把一个人的姓名刻在一本神秘的生死簿上时，那个人就离死不远了。

（二）苏美尔书吏：人类最早的人文主义者

美索不达米亚的书吏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人文主义者。众所周知，11世纪欧洲学校的兴起是与经济的复苏和工商业文明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大学则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活动的重要舞台之一，许多人文主义者通过在宫廷、教会和市政厅供职，通常是充当秘书和书记员，甚至在经济领域充当商业秘书，在各自的领域传播着人文主义思想。正如彼得·伯克所说：“对人文主义者来说，为教会和国家服务是可能的。这部分是因为有些教皇（如尼科拉斯五世或利奥十世）和君主（如阿尔丰索一世）欣赏他们的成就，也因为行政管理需要他们的技能，尤其是撰写优雅和雄辩的拉丁文信函的能力。罗马和佛罗伦萨的秘书厅就充斥着人文主义者。”[12]

而文艺复兴史的权威人物布克哈特在这方面的论断则十分肯定：“不管怎样，一个人文主义者不论对于共和国或是对于君主或教皇之所以成为不可或缺的，是因为他有两项用途：即为国家草拟公函和在公开而庄严的场合担任讲演。不仅做秘书官的必须是有才学的拉丁语学家，而且反过来说，也只有人文主义者才被认为具有秘书官职位所需要的那种知识和能力。因此，十五世纪时，知识界的最伟大人物大多数都把他们一生的相当一部分时间用在以这种身分为国家服务上。”[13]

这种充当秘书角色的人文主义者，与苏美尔学校所培养出来的书吏在工作职能方面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

（三）书吏的职能

苏美尔人的学校被称为“埃杜巴”（É-DUBA），原意为“泥板书屋”。其教育目的首先是为王室和神庙培养书吏和书记员，以适应管理土地和经济的需要，它始终贯穿于苏美尔学校存在的全部历程。书吏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就有资格成为正式的书吏和书记员。他们有的为王室、神庙和私人庄园管理土地、充当会计师，有的专门从事某一行业的管理工作，还有的在国家和政府部门担任高官。受雇于政府机关的书吏，大体上可分为高级书吏和低级书吏两类。高级书吏一般在政府要害部门任职，通常负责撰拟帝王旨意，制定军政法令，修订外交文书，充当朝廷顾问，他们地位显赫；低级书吏一般负责监督和起草契约，充当公证人、掌印员、土地和财产登记员、军情记录员、碑铭雕刻员及核查员和会计等。私人书吏则一般受雇于经济尤其是商业贸易领域，充当缮写员、计算员、秘书和文牍员等。

书吏的择业方向，即受雇于宫廷、神庙还是私人领域，一般与其所受教育的类型密切相关。迄今考古学家所发现的美索不达米亚学校遗址，至少包括三种类型。[14]

第一类是邻近王宫的学校，包括在拉尔萨、乌鲁克和马里等地发掘出的学校遗址。这类学校可能是宫廷或政府机关所设立，其培养出的书吏也可能直接供职于宫廷或政府机关。第二类学校为位于神庙附近的学校，例如，在沙杜普姆（Šaduppum）[15]

出现了许多辞书和文学课本，它们都埋在谷神尼萨芭及其爱人哈亚的神庙地下。学者们认为，这类学校可能是神庙所设，因此其培养出来的书吏也最有可能为其自身服务。第三类为邻近书吏居住区的学校，这类学校的遗址主要出自尼普尔和基什，它们很可能是私立学校，其培养出来的书吏很可能主要供职于私人商业领域。另据美国学者爱德华·吉埃拉（Edward Chiera）的研究[16]

，在亚述帝国时期，私人收授学生的现象十分普遍。大多数书吏都招收许多有志从事书吏职业的青少年，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学生或徒弟，师徒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宛若父子。

图3.10　亚述浮雕：做记录的书吏。亚述国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的两名书吏正在做记录，一位书吏用楔形文字在泥板上记录，另一位书吏用阿拉米语在纸草卷上书写

正由于书吏享有优越的社会地位，所以富裕家庭的家长大都望子成龙心切，把孩子送进学校，这与中国古代所崇尚的“学而优则仕”大有相似之处。家长密切监督孩子们在学校的学习情况，学生之间的竞争也相当激烈，有时甚至为抬高自己而贬低他人。

第五节　楔形文字的传播和影响

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创立的楔形文字体系对周围地区的民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逐渐地将这一文字体系应用于自己的语言中。于是，楔形文字在很大的范围内传播开来。

一、埃兰语

最早借用楔形文字的是埃兰人。与苏美尔人一样，埃兰人是古代西亚的一个古老民族，他们从公元前第四千纪起居住在苏美尔人以东的山区（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高原之间）。从公元前第三千纪初期起，埃兰人就有了自己的图画文字，即苏撒文字（原始埃兰文字），这种文字与苏美尔语一样属于黏着性语言。从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叶起，随着埃兰与苏美尔及后来的巴比伦联系的增多，埃兰文字在阿卡德文字的影响下，具有了楔形文字的形状。同时，埃兰人还借用了阿卡德语来书写文件。后来随着埃兰文越来越语音化，它基本上变成了音节文字。

二、胡里语

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起就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西北部的胡里人，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西部首先采用了楔形文字来记录自己的语言。胡里人来自亚美尼亚山区，他们的语言既不属于塞姆语系，也不属于印欧语系。现在最早的胡里文献发现于幼发拉底河中游的名城马里，它们属于阿摩利人诸王的文献，时间始于公元前18世纪的汉谟拉比时代。楔形文字很快由胡里人传给了小亚细亚诸民族，在这些民族中，居于统治地位的赫梯人首先接受了楔形文字。[17]

三、赫梯语

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原始的赫梯人，亦称哈梯人，就已经在哈梯城（Hatti）[18]

及其附近地区创造了自己的文明。赫梯人大约在公元前第三千纪末和公元前第二千纪初居住在小亚细亚以及亚述和巴比伦尼亚以西地区，无论从民族起源来说，还是就语言来说，赫梯人都属于印欧民族，赫梯语被认为是最早的印欧语言。赫梯人不仅在文字而且在文化和文学等方面都深受亚述—巴比伦的影响，比如，他们继承了巴比伦的神话和史诗，其中包括最著名的《吉尔伽美什史诗》。

图3.11　赫梯的斯芬克斯雕像。其风格明显受到了亚述艺术的影响

四、阿拉米语

阿拉米人文化的持久影响主要在于其语言——阿拉米语的广泛传播。阿拉米语传播范围之广，影响之深，现代的一些民族可为此提供明证，现在世界上少数地区仍有人在使用阿拉米语。这种状况是多种原因促成的。其一是阿拉米人移民的范围广，从西部跨约旦（Transjordan）到东部邻近波斯湾的广大地区，到处都留下了阿拉米人的足迹，阿拉米语一时成为国际语言，是国家间商业交往和行政管理的重要工具。

阿拉米语的广泛传播还与其自身的语言书写系统有关。到公元前第二千纪下半期，在除了埃及和克里特的整个近东，刻在泥板上的阿卡德语或巴比伦语楔形文字已经成为标准文字，应用于交流和经济文献中，甚至在埃及也时有应用。但巴比伦语的楔形文字是一套笨拙的文字系统，有一大堆表意符号和音节符号需要记忆，学习和掌握这些符号往往需要费时很多年，只有少数专家能够坚持下来并学懂弄通，因此必须对文字进行简化处理。从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叶开始，人们就开始尝试设计更为简便的文字。这些新的文字系统的设计原则包括废除表意符号和尽可能地减少表音符号，使之减少到30个符号以内。在这些新的简化文字系统中，最成功的是约公元前1100年迦南人发明后被腓尼基人采用的字母文字。这是后世所有字母文字的基础。希腊人在公元前800年前从腓尼基人那里学到这套文字系统，并发展成了希腊文。希腊人的字母文字系统随后传遍全欧洲。

图3.12　刻有阿拉米语铭文的符咒碗。出自尼普尔

阿拉米人也采用了迦南—腓尼基字母文字，时间应该不晚于公元前9世纪上半期，因为有很多属于这一时期的阿拉米语铭文发现于叙利亚和约旦河谷。由于阿拉米人穿越了从叙利亚到巴比伦尼亚的广大地区，很多人从事商业贸易活动，阿拉米语在商业文书和国际外交书信中特别受欢迎。最主要的是，阿拉米语非常好学，只需要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掌握。所以，即使在阿卡德的楔形文字居统治地位的地区，从公元前8世纪中叶开始，阿拉米语也已经成为辅助性语言了。亚述宫廷中拥有大量掌握阿拉米语的专家，阿拉米语甚至成为亚述帝国的另一种官方语言。

五、乌加里特[19] 语

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叙利亚的乌加里特人把他们从巴比伦楔形文字演化而来的文字发展成为一种纯字母文字。乌加里特是一座港口城市，是古代操西塞姆语的居民的众多小国家的中心。乌加里特文字是近东地区最古老的字母文字，总共由30个符号组成，它既没有表意符号，也没有限定符号或部首符号。乌加里特人已经知道按字母顺序来排列塞姆字母表，这种字母顺序后来才被欧洲人所袭用。

六、乌拉尔图语

公元前9世纪，生活在亚美尼亚山区的乌拉尔图人从亚述人那里借用了楔形文字，以此发展了自己的文字。乌拉尔图人从前居住在现在的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南部地区，大约在公元前第二千纪末，他们就有了自己的象形文字。他们的语言与胡里语同族，属非印欧语。乌拉尔图国家这个名字就来自亚述语，公元前9世纪初乌拉尔图国王萨尔杜里的古老的楔形文字铭文就是用亚述语刻写的。但乌拉尔图人并没有完全照搬照抄亚述的楔形文字，而是对它进行了一些改造，他们把符号的数量减少到330个，其中音节符号约150个，表意符号、限定符号和数目字符号约为180个。这样，乌拉尔图人的文字基本上具有音节性质，并大大地避免了亚述—巴比伦文字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公元前6世纪，随着乌拉尔图国家丧失独立性，乌拉尔图文字也就消失了。

图3.13　乌拉尔图人的青铜神像。公元前8—前7世纪

七、古波斯语

最后一种在亚述—巴比伦楔形文字基础上创立的文字是波斯人在阿黑明尼德王朝时期（公元前6世纪）发明的波斯文，即古波斯楔形文字。古代波斯人居住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以东相当于现代伊朗的地区，其语言属印欧语系的伊朗语族。波斯人在创立自己的文字体系时，不仅采用了巴比伦人楔形文字的外形，还向他们借鉴了音节原则。虽然如此，古波斯文除了与巴比伦楔形文字有相似的外形外，在其他方面鲜有共同之处。古波斯文实际上是一种不彻底的字母文字，它由36个字母符号组成，其中包括3个孤立的元音符号（a，i，u）和33个音节符号，在较晚时期，还曾使用了几个表意符号。古波斯楔形文字的应用范围很狭窄，主要用于记载国事。公元前330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帝国后，这种文字也就随之消失了。

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传播如此之广，影响如此之大，是有其一定的原因的。首先，巴比伦王国和亚述帝国是美索不达米亚强盛的国家，在当时的近东历史舞台上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亚述人和巴比伦人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对周围地区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亚述和巴比伦王国的鼎盛时期，楔形文字甚至成为国际通用语言。例如，在埃及新王国时期，尤其是在第十八王朝时期（公元前1570—前1320年），许多法老在同巴比伦王国、亚述帝国以及赫梯王国进行外交信件往来时，甚至在与隶属埃及的叙利亚各省区进行书信往来时，广泛使用亚述—巴比伦楔形文字，阿马尔那文书[20]

就是最好的说明。其次，亚述—巴比伦楔形文字本身的特点有利于传播。一方面，楔形文字的书写材料和工具，即泥板和芦苇秆笔不仅造价低廉，而且容易获得，泥板经久耐用，加上书写技术简单；另一方面，亚述—巴比伦楔形文字的表音和音节体系在实践应用中显示出了较大的可行性。

第六节　楔形文字的释读

楔形文字是苏美尔人创造的，后被阿卡德人继承，并发展为巴比伦语和亚述语，又由巴比伦人和亚述人传给波斯人等周边民族。然而，解开楔形文字之谜却恰恰要沿着相反的方向进行。具体地说就是，属于印欧语系的古波斯楔形文字的释读成功是打开阿卡德语（巴比伦语和亚述语）迷宫的钥匙，阿卡德语的释读成功又为解开人类最古老的文字——苏美尔语之谜奠定了基础。

一、先驱者们的探索

西方人最早关于楔形文字的记载可以溯源到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他在其名著《历史》（Ⅳ，89）中曾提到过这种文字，把它称为“亚述文”（Assyrìa grāmmata）。但在随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楔形文字便鲜为人知。1621年10月21日，意大利旅行家和商人彼得罗·德拉·瓦莱在从波斯的设拉子城（Shiras）写给他在意大利那波利城的朋友的信中，提到了楔形文字。信中还摘录了一小段文章，包括5组符号。他甚至正确地断定，这种文字是从左向右读的。欧洲人所见到的最早的楔形文字便是瓦莱从波斯古都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大流士皇宫的墙壁上临摹下来的。当时人们对这种文字非常陌生，以至于有些学者甚至怀疑它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文字，而只是一种装饰品而已。1673年，年轻的法国艺术家安德烈·多利埃尔·德斯兰德斯（André Daulier Deslandes）发表了第一份准确的波斯波利斯王宫版画，在其上抄录了铭文上的3个符号，认为它只是装饰物。这种看法在当时及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很普遍。但随后在巴比伦尼亚和亚述进行的考古发掘很快证明，楔形文字是这一地区唯一常用的文字。

最早对楔形文字进行释读的是17世纪末的英国旅行家托马斯·赫伯特（Thomas Herbert），他早年曾担任英国驻波斯大使。1677年，他发表了一份只有3行文字的复制品，并认为它由单词或音节组成。他根据波斯王宫保存完好的铭文，正确地推断出这种文字是从左向右读的，并确认其为波斯人的语言。1693年，英国驻东印度公司代表塞缪尔·弗劳尔（Samuel Flower）发表了一份由20行文字组成的波斯波利斯铭文，这份铭文被称为真正的铭文，虽然它只包括23个独立的符号。1700年，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在其一部有关古波斯宗教的著作中，复制了弗劳尔的铭文，并把它称为“楔形文字”（Cuneiform）。这是这种文字首次获得这一名称，此后便被普遍采用。遗憾的是，海德仍不相信这种符号表示具体的含义，还认为它只是装饰品。1711年，英籍法国旅行家谢瓦利埃·卡尔丁（Chevalier Chardin）复制了第一份完整的波斯波利斯王宫的铭文，他青年时曾三次去到波斯波利斯。3年之后，卡尔涅利·莱布鲁姆（Carneille Lerbrum）发表了更为精确的三种语言的铭文抄本。但最终为释读波斯楔形文字铺平道路的是丹麦数学家卡尔斯滕·尼布尔。1788年，尼布尔发表了由三种语言组成的准确、全面的波斯波利斯铭文，指出铭文应该从左向右读。他认为，这三种铭文代表着楔形文字的三种不同形式，并称之为第一种（Class Ⅰ）、第二种（Class Ⅱ）和第三种（Class Ⅲ）。在尼布尔看来，第一种非常简单，第二种比较复杂，第三种最复杂，所含的符号特别多。他甚至正确地分析出第一种由42个符号组成，这种形式代表着这种文字的一种字母排列方法。但他没有进一步确认这三个种类实际上代表着三种不同的文字，而认为它们是同一语言的三种不同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两位学者在古波斯楔形文字铭文之外的其他领域取得了研究成果，大大地推动了楔形文字的释读进程。一位是法国学者A. H.安奎提尔-杜佩隆（Anquetil-Duperron），他长期在印度收集有关琐罗亚斯德教的圣书，该圣书是以古波斯文写成的，因此他获悉了阅读和理解古波斯文的方法。1768年和1771年，安奎提尔-杜佩隆发表了他的有关研究，为那些试图释读波斯楔形文字铭文的学者提供了有关古波斯文的知识，这些知识被实践证明大有益处。另一位学者是A. I.西尔维斯特里·德·萨西（A. I. Silvestre de Sacy），他于1793年发表了一份钵罗钵语（Pahlavi）铭文的译文，该铭文发现于波斯波利斯城的近郊，虽然该铭文的时间要比波斯波利斯的楔形文字铭文晚几个世纪，但它也或多或少地揭示了早期文献的某种固定的模式。这种模式便是：“x，伟大之王，王中之王，……之王，y王之子，伟大之王，王中之王……”

在尼布尔研究的基础上，两位同时代的训练有素的语言学家的释读工作取得了初步的进展。一位是罗斯托克（Rostock）的东方学家奥拉夫·格哈德·泰克森（Olav Gerhard Tychsen），他在1798年正确地断定，尼布尔所说的三种形式代表着三种不同的语言，在第一种语言中遇到的那些单独的斜体楔形符号是分词符号。但他除了认出一个元音字母a以外，其他的推测都误入歧途。另一位是哥本哈根的弗雷德里希·明特尔（Friedrich Mùnter）教授，他于1798年向丹麦皇家科学院提交了他的两篇重要论文，并于2年后（1800年）正式发表。首先，他也认识到，在尼布尔所说的第一种形式中不断出现的一个斜体楔形符号是分隔符号，这一点与泰克森不谋而合。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发现，因为它使学者们能准确地断定每个词的开头和结尾。其次，他认为第一种铭文是字母文字，第二种铭文是音节文字，而第三种铭文则是一种表意或象形文字。再次，他甚至进一步正确地推测，这三种铭文是阿黑明尼德王朝时期的文献，所记载的内容是相同的。最后，他正确地认出了“皇帝”和“王中之王”这两个词。但非常遗憾的是，明特尔错误地认为这三种铭文中的文字代表波斯文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即古波斯语、钵罗钵语和帕西语，否则他的成就会更大。

至此，虽然释读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还只是处于初始和基础阶段，尚无重大发现和突破。

二、格罗特芬德首获突破

在楔形文字释读方面第一位取得突破性成就的是德国哥廷根一位年仅27岁的中学教师，他的名字叫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格罗特芬德（Georg Friedrich Grotefend，1775—1853年）。格罗特芬德几乎不懂任何东方语言，但他对解读人造密码特别感兴趣。与商博良[21]

释读埃及象形文字的情况不同，格罗特芬德没有做过长期的准备工作，手边也没有释读象形文字时所依据的双语言铭文，他主要凭借的是其敏锐的洞察力。1802年9月4日，格罗特芬德在哥廷根科学院（Gottingen Academy）宣读了他的论文。他以令人信服的材料证实了那三种形式的楔形文字属于三种不同的语言，其中第一种是阿黑明尼德王朝时期流行的古波斯语。他也识别出了分词符号，并进一步认为第一种文字是字母文字，而不是音节文字，因为每2个分词符号之间往往刻有10个符号，而由10个音节构成的词是极其罕见的。格罗特芬德的最大贡献在于，他读出了波斯阿黑明尼德王朝的皇帝大流士（Darius）、其子薛西斯（Xerxes）和其父胡斯塔斯匹斯（Hystaspis）的名字，并正确地分辨出古波斯楔形文字的10个字母。下面便是格罗特芬德释读出的铭文，为叙述方便，我们把它们定名为铭文Ⅰ和铭文Ⅱ。

图3.14　铭文Ⅰ：大流士的古波斯文铭文。其意为：“大流士，伟大的皇帝，众王之王，诸国之王，胡斯塔斯匹斯之子，阿黑明尼德王朝的皇帝，是建成这座宫殿的人。”

图3.15　铭文Ⅱ：薛西斯的古波斯文铭文。其意为：“薛西斯，伟大的皇帝，众王之王，大流士皇帝之子，阿黑明尼德王朝的皇帝。”

格罗特芬德根据前人特别是泰克森和明特尔的研究成果，断定该铭文是用古波斯语写成的阿黑明尼德王朝皇帝的铭文，其中铭文Ⅰ中反复出现的，标有号码2、4、5、6以及铭文Ⅱ中反复出现的，标有2、4、5、7的那个词就是“皇帝”。随后，格罗特芬德又尝试用波斯萨珊王朝的铭文的模式来解读铭文Ⅱ，该模式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为“x，伟大之王，王中之王，y王之子，阿黑明尼德……”在释读“y王之子”时，他首先假定y是人名，是皇帝的名字。由于这个词在第一篇铭文中是第一个词，而在第二篇铭文中位于“王中之王”这一称号之后，并在词尾多出一个符号，因此，格罗特芬德得出结论，即在第二篇铭文中，“儿子”这个词的前面是附属于它的生格。接下来他开始查阅在希罗多德著作中出现的波斯皇帝的名字，并与他所研究的铭文相对照，以便找出相应皇帝的名字。他首先排除了居鲁士（Cyrus）和冈比西斯（Cambyses），因为这两个皇帝的名字长短不一，而他所释读的那两个名字的长度几乎相等。格罗特芬德还发现了另一重要的事实，即第一篇铭文的作者是第二篇铭文作者的父亲，他带有帝王的头衔，而他自己的父亲却没有帝王的头衔。据此，他断定，铭文Ⅱ的作者一定是薛西斯，而铭文Ⅰ的作者一定是薛西斯的父亲大流士，大流士的父亲胡斯塔斯匹斯恰好不是皇帝。最后，格罗特芬德把这三个名字代入了古波斯圣经中的名字形式，终于确定了15个字母，其中有4个是错误的。

图3.16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格罗特芬德

格罗特芬德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除了他本人具有非凡的智慧和敏锐的洞察力之外，还因为其他文献已提供了一系列波斯皇帝的名字。并且古波斯文字的符号较少，总共只有40个左右，而且其性质与现在通用的字母文字接近，这一切无疑降低了释读的难度。此外，格罗特芬德的释读工作是建立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的，在释读过程中也不断得到其他学者，如泰克森、明特尔和里奇的支持，后者不断把自己在巴比伦和尼尼微遗址获得的楔形文字的铭文的抄本送给他。

格罗特芬德的成果为楔形文字的最终释读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后，在许多学者的努力下，古波斯楔形文字的大部分符号的音值被确定下来。1822年，A. J.圣-马丁（A. J. Saint-Martin）正确地读出了V；1826年，丹麦语言学家拉斯姆斯·拉斯克（Rasmus Rask）在“王中之王”这一词组中鉴定了复数生格的词尾；1836年，巴黎著名的波斯学家尤金·鲍尔诺夫（Eugème Bournouf）借助于一篇铭文中的波斯部族名称表确定了大多数古波斯楔形文字符号的读法；格罗特芬德的密友和合作者、德国学者克里斯蒂安·拉森（Christian Lassen）则使释读工作暂告一段落。他断定，波斯文字中的元音a与印度字母表中的元音a一样，是不表示出来的，但长元音是通过词中加上符号a来表示的。

三、亚述学之父罗林森与《贝希斯顿铭文》

真正解开楔形文字之谜的是英国的年轻军官亨利·克瑞斯维克·罗林森[22]

。1835年，年仅25岁的罗林森奉命前往波斯，担任库尔德斯坦省总督的军事顾问。罗林森是一位古典学者和多种语言的研究者，因此他一到波斯便对遍及全波斯的楔形文字铭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收集三语铭文。他很快就注意到哈马丹（Hamadan）附近的阿尔凡德土墩（The Mount Alvand）铭文和距离克尔曼沙（Kermanshah）20英里远的贝希斯顿铭文（Behistun Rock Inscription）。前者包括以三种语言刻成的两个短篇。罗林森在1835年开始临摹。他在对格罗特芬德等人的释读成果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采用与格罗特芬德同样的方法，成功地读出了它们。罗林森还正确地断定了18个波斯楔形文字符号。但他也认识到，要想确定该铭文的所有符号，手上必须掌握许多专有名词，《贝希斯顿铭文》恰好为此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图3.17　亨利·克瑞斯维克·罗林森爵士

《贝希斯顿铭文》是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一世刻写的铭文，记载的是他镇压国内高墨达暴动[23]

和人民起义的经过。铭文以古波斯楔形文字、埃兰文和巴比伦文三种文字刻在位于古都埃克巴坦那西南的贝希斯顿（Behistun或Bisutun）大崖石上，距地面300多英尺高，无法攀岩而上。罗林森不得不借助于人工梯架，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系绳悬空进行摹拓。他首先着手摹拓出铭文的波斯文部分，共5栏414行。到1839年，罗林森已开始获得一些有关欧洲学者的释读情况，这时他已翻译出前200多行。此后由于军务，罗林森的工作一度中止。1844年，他重返贝希斯顿，完成了全部波斯文铭文414行，及第二部分即埃兰文铭文全部263行的摹拓和翻译。1848年，他把他的手稿，包括摹本、转译、翻译、评论和注释从巴格达寄往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从而把古波斯铭文的释读建立在坚实的材料基础之上。同年，著名的爱尔兰语言学家爱德华·兴克斯[24]

发表了一篇论文，文中的许多预想与罗林森独立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有共同之处。至此，古波斯楔形文字的符号和语言的重要特点已经很清楚了，释读工作可以说基本完成，剩下的只需一些微小的修改和纠正。在这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22岁的德国学者朱利斯·欧佩尔特[25]

，他是拉森的学生，与罗林森和兴克斯一道被称为“楔文三杰”。

四、楔文三杰与亚述学的诞生

古波斯楔形文字的释读成功使释读《贝希斯顿铭文》中的其他两种楔形文字成为可能，而大量的来自亚述和巴比伦的考古发掘成果为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提供了丰富的文字材料。罗林森等人随后很快便识别出第二种文字的200多个符号，这种文字被证明是埃兰文。此时只剩下了第三种即最后一种同时也是最复杂、最难懂的一种文字了。1847年，罗林森再次从巴格达返回贝希斯顿，冒着生命危险摹拓了铭文的第三部分，即巴比伦文部分，共计112行。同年，天才学者爱德华·兴克斯通过将铭文中的巴比伦文部分与古波斯文部分中出现的大量专有名词相对照，正确地读出了许多元音、音节和表意符号，并读出了巴比伦语的第一个单词a-na-ku（代词“我”）。1850年，兴克斯进一步断定，巴比伦—亚述语不是字母文字，而是音节和表意文字，一个符号可以代表许多音节（辅音加元音、元音加辅音、辅音加元音加辅音），它们有多种方式来构成一个词，从而否定了瑞典学者伊斯多尔·洛温斯特恩（Isidor Lowenstern）所坚持的巴比伦楔形文字的语言符号是纯辅音符号的主张，后者曾于1845年首先正确地指出巴比伦楔形文字属于塞姆语系。在释读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重要的发现应归功于罗林森，他发现巴比伦楔形文字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多音性”，即一个符号有多种发音方法，代表许多音值，例如，（ud）这个符号也可读为tam、par、等。结果，他能列出一个包括246个符号的符号表，甚至能粗略地勾画出语法结构。他还最后证实了巴比伦语—亚述语（阿卡德语）属于塞姆语系。罗林森的研究成果于1850年和1851年发表了。在罗林森研究成果的帮助下，兴克斯又新释读了100多个符号，这时他已能确定近350个符号或读音了。他还正确地断定，一个符号既可以作为表意符号，也可以作为音节符号和限定符号（部首）。

图3.18　爱德华·兴克斯

图3.19　朱利斯·欧佩尔特

巴比伦楔形文字的释读工作进展得如此顺利，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令世人震惊。许多学者对罗林森和兴克斯的研究持怀疑态度，有些人甚至展开攻击，把他们的成果诬蔑为偏见和毫无价值。这时，三杰之一的欧佩尔特根据自己的研究，于1855年连续撰文证明罗林森和兴克斯研究成果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并且列出了许多可以表示多种音值的新符号。欧佩尔特还是第一位全面研究古代书吏自己准备的音节表的人，这些音节表藏于亚述巴尼拔图书馆发掘出的大量泥板中。他的众多的论文、文献材料和论点大大地巩固了一门新学科——亚述学的根基。

1857年是非常值得牢记的一年。在这一年，英国数学家、业余东方学家塔尔博特[26]

翻译出了一份亚述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的铭文，于1857年3月17日寄给了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并建议学会邀请罗林森和兴克斯各自独立翻译此铭文，以便把三篇译文进行比较。此时欧佩尔特恰好也在伦敦，所以学会也向他发出了邀请。皇家亚洲学会安排由五位专家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对塔尔博特、罗林森、兴克斯和欧佩尔特的四篇译文进行评议，结果表明四篇译文大致相同。这一研究终于得到了权威学术机构的正式承认。这门语言后来被正式命名为阿卡德语。一门新的学科——亚述学宣告诞生。罗林森由于在释读楔形文字方面的突出成就，亦被尊称为“亚述学之父”。

图3.20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的八角形赤陶铭文。上面记载了他军事征伐和内政的业绩。约公元前1110年。出自亚述城。1857年四位专家成功释读这份铭文，宣告了亚述学的诞生

随后，罗林森等人又基本破译了苏美尔语，并因此产生了亚述学的分支——苏美尔学。

亚述学和苏美尔学的诞生使得大量的楔形文字原始文献尤其是阿卡德语文献得到了整理、拉丁化转译和翻译，而文献整理和翻译工作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亚述学和苏美尔学的发展。亚述学和苏美尔学的发展不断地翻开人类文明史的新篇章。

[1]G. R. Driver，Semitic Writ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 4-5.

[2]I. J. Gelb，A Study of Writi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p. 65.

[3]G. R. Driver，Semitic Writing ，p. 57.

[4]参见［苏］B. A.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左少兴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162、165～166页。

[5]I. J. Gelb，A Study of Writing ，pp. 66-69.

[6]参见［苏］B. A. 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左少兴译，第148、181页。

[7] I. J. Gelb，A Study of Writing ，p. 67. G. R. Driver，Semitic Writing ，p. 57.

[8]较详细的论述参见于殿利、郑殿华：《巴比伦古文化探研》，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61页。

[9] Richard Caplice，Introduction to Akkadian ，Rome： Biblical Institute Press，1983，p. 15.

[10] G. R. Driver，Semitic Writing ，p. 15.

[11]G. R. Driver，Semitic Writing，p. 64.

[12]［英］彼得·伯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刘君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页。

[13]［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26页。

[14]参见滕大春：《关于两河流域古代学校的考古发掘》，载《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第63～64页。

[15]今阿布·哈尔马尔遗址（Tell Abu Harmal）。

[16]Edward Chiera，They Wrote on Cla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pp. 165-166.

[17] 有学者认为赫梯人从叙利亚的塞姆人那里借鉴了楔形文字。参见［苏］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左少兴译，第193页。

[18] 今土耳其的博阿兹柯伊（Boǧazköy）。

[19] 乌加里特（Ugarit），位于叙利亚东北沿岸，即今天的拉斯沙马拉（Ras-shamrah）。

[20]在埃尔-阿马尔那（El-Amarna）发现的埃及国家档案文件。

[21]

商博良（Jean François Champollion，1790—1832年），法国著名埃及学家和语言学家。通晓希腊文、拉丁文，并研究多种东方语言。1822年根据罗塞达石碑释读埃及象形文字成功，从而奠定了埃及学的基础。

[22]罗林森（Henry Creswicke Rawlinson，1810—1895年），英国亚述学家。在东印度公司服军役期间，研究波斯和印度语言，并最终释读楔形文字成功，与博塔和莱亚德一道被誉为“亚述学之父”。

[23]公元前522年波斯帝国内部发生的反对阿黑明尼德王朝的政变，首领为米底祭司高墨达，政变很快就被大流士一世镇压。

[24]兴克斯（Edward Hincks，1792—1866年），爱尔兰亚述学家。曾发现解读埃及象形文字的方法，同时与罗林森等人成功地释读了楔形文字。

[25] 欧佩尔特（Jules Oppert，1825—1905年），著名东方学家。出生于汉堡，1854年加入法国国籍，主要著作有Èlèments de la Grammare Assyriene（1860年）及Ètudes Sumèriennes（1881年）等。

[26] 塔尔博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1800—1877年），英国摄影术的先驱，曾有多项发明。最早释读尼尼微楔形铭文者之一，业余从事亚述学研究，并取得较大成绩。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楔形文字的发明与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