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于国家人文历史

历史上，英国与荷兰之间发生三次著名英荷战争，三次英荷战争为英国带来了一次海上的“军事革命”，以及英国作为海权帝国的崛起与荷兰帝国的衰落。事实上，美国著名军事史学家和海军将领马汉的战争艺术分析正是从英荷战争入手的。

英荷海战。

1652年，第一次英荷战争（1652-1654）爆发。虽然战争一开始只是一场英国针对荷兰发起，但是却也包含了英国的长远战略图谋并且是以英国的海军实力为其背书的。战争的导火索是英国国会颁布的一项损人利己的贸易保护主义“法律”——《航海条例》。该条例规定，今后所有通过英吉利海峡进入英国的货物必须只能是由英国的船只运抵英国港口——肥水不流外人田。尽管这一条例的借口是恢复英国内战之后萧条的经济，隐藏在其背后的无疑是一个长远的、从打击荷兰经济着手的国家发展战略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是取代荷兰成为全球贸易的主导者。

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当时的荷兰共和国无论在政治制度上还是在经济制度上都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先进的。它的共和民主体制与自由主义经济是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公认的人类国家组织楷模。可是正是对于这样一个新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富有大宪章传统并刚刚结束一场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内战的英国，却必欲对其置之死地而后快，决定对荷兰共和国进行摧毁性经济打击和军事打击。

开战前，为了在国内营造向荷兰这个昔日的新教同盟国和患难兄弟开战的气氛，英国的新兴资本利益集团开始游说英国议会，他们以莫须有的“普世价值观不同”这个罪名，指责荷兰人“只受金钱驱使，过于物质，而且缺乏宗教信仰。”历史学家弗兰科潘指出：这种指责背后展现了英国人的野心：正如一个世纪前他们为了制造舆论对西班牙开战而开始对西班牙人的评价越来越恶毒一样，如今对荷兰人的批判也是如此。

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之前，英国将军乔治·蒙克就如何在对新教盟友荷兰开战问题上寻找借口时说道：“这个或那个原因有什么关系？我们所需要的是比现在的荷兰拥有更多的贸易。” 英国人不宣而战，挑起了一场荷兰举国上下都还没有充分准备好的战争。

战争始于英国人对荷兰商船的袭击，后来扩大到了庞大的海军舰队行动。尽管英国人赢得了大多数海战并摧毁或俘获了许多荷兰商船，但他们未能赢得战争。荷兰共和国的财政状况比英格兰联邦更好，这使荷兰不仅能够完成装备海军舰队的工作，并以比英国更快的速度弥补战争损失。但是，与当年的古希腊和意大利城邦共和国一样，荷兰的政治制度建构使得共和国政府无法将海军经费集中管理，因为五个海军大臣和三个维持海军财政的省份都保持相当大的独立性。不过荷兰使用较小的军舰和私人武装商船也俘获了众多的英国商船，使得英国方面同样损失惨重。

第一次英荷战争。

海战持续了两年，严重阻碍了两国的运输和长途贸易。两年后，由于没有绝对的胜利者，而且两国都精疲力竭，于是英国护国公克伦威尔在1653年11月提议停战，表示愿意签订和平协议，鼓吹两个新教徒国家应该成为盟友，而非势不两立的敌人，但前提是荷兰强大的奥兰治家族必须被排除在荷兰共和国最高领导核心之外。这一干涉荷兰内政的霸道要求没有被满足，因此没有体现在停战时签订的《威斯敏斯特和约》中。

原因是英国当时正在面临一场与西班牙的战争，因此不希望看到荷兰加入西班牙对英作战。这场英-西战争（1654 – 1660）同样是由海外商业竞争引发的，双方以私掠海盗和国家海军等各种方式攻击对方的商业和殖民利益，根本不是由于宗教价值观不同而引起的。英-西战争爆发的原因是英国想趁西班牙衰落期间抢占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1655年，一支英国两栖探险队入侵了加勒比海的西班牙领土。1657年，英国与法国结盟，将这场英-西战争与另外一场规模较大的法-西战争合并，一起打劫衰落中的西班牙帝国这只肥羊。克伦威尔于1658年去世，英国陷入政治动荡，最终导致查理家族重返英格兰，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于1660年上台复辟了英国君主制，由此结束了这场英-西战争。但两国之间未签署任何条约，结果加勒比海地区的紧张局势使两国之间的冲突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十多年，于1667年和1670年在马德里签署正式和平条约才真正结束。而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法-西战争则以1659年10月28日签署的《比利牛斯和约》告终。

但是英国议会多数人认为荷兰才是英国的头号竞争对手。他们意识到荷兰在亚洲东印度群岛利用葡萄牙的虚弱而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得荷兰控制了利润丰厚的亚洲香料贸易；而且荷兰造船业非常发达，造的船舶质量好、造价低，支持了荷兰快速发展的海上贸易和远洋海军，使其贸易范围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远东和美洲。

因此英-西战争结束不到5年，甚至在与西班牙签订正式和平条约之前，英国缓过气来之后就再次以莫须有罪名向荷兰宣战，从而在这两个新教国家之间爆发了第二次英荷战争（1665-1667）。

第二次英荷战争。

像第一次英荷战争一样，第二次英荷战争也是英国出于商业利益和长远国家战略考量而挑起的。尽管当时在位的查理二世并不特别想发动战争，但控制议会的资本集团非常激进，对荷兰在非洲和美洲的殖民地虎视眈眈，试图遏制荷兰的增长势头并取代荷兰在世界贸易中的统治地位，因而与第一次英荷战争一样，对战争进行了有预谋的设计和宣传。

查理二世。

为了挑起第二次英荷战争，英国政客在民间制造舆论说在1623年的安博伊纳大屠杀中，荷兰特工非法折磨并处决了英国人。另外，英国人规定荷兰船只必须在英吉利海峡向所有英国船只的国旗致敬。而反过来英国船只则有意不向荷兰船只回礼致敬，以此激怒荷兰人。尽管荷兰政府为了息事宁人下令继续首先向英国船只致敬，但许多荷兰指挥官却无法承受这种侮辱。为了有意使战争升级，英国也开始袭击西非的荷兰贸易堡垒，还武装夺取了荷兰在北美纽约地区的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同时英国还鼓励私掠海盗加入海军舰艇攻击荷兰商船，将其俘虏并带到英国港口。等到荷兰英国宣战时，大约已经有200艘荷兰商船被扣押在了英国港口。作为对英国武力挑衅的回应，荷兰派出一支舰队重新夺回了非洲的贸易站，并占领了那里的大多数英国贸易站，然后越过大西洋，对北美的英国人进行了惩罚性远征。

尽管战争初期有利于英国人，但查理二世面临的巨大财政压力以及一场鼠疫大流行和伦敦大火，严重削弱了英国的战斗力。最终英国被迫停战，再一次与荷兰签署了和平条约。

而荷兰也不愿意继续与英国恶斗。第一次英荷战争结束后，当选荷兰共和国首席执政官（Grant Pensionary）的约翰·德威特，接手全面掌控荷兰的外交政策。德威特意识到，荷兰永远无法赢得与英国或法国这两个庞然大物的战争，即使在与任何一方的军事冲突中幸免于难，荷兰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德威特努力争取一种中立性，使得荷兰的全球商业利益在有足够强大的陆地和海军力量的保护下可以蓬勃发展，并有效防止这两个大国中的任何一方成为荷兰的敌人。但是，德威特不希望国内的投降派和对英软弱的奥兰治主义者（Orangists）在荷兰篡权，因此不仅对英国的战争挑衅做出了有力回击，而且在该为国家利益出手时也毫不犹豫。比如，虽然荷兰在英-西战争中保持中立，但是在1655年却单独对瑞典这个北方大国采取了军事行动，并在1658年再次与丹麦结盟对抗瑞典对丹麦的入侵，尽管英国当时是瑞典的盟友。德威特介入瑞典与丹麦之间冲突的目的，是想在波罗的海维持均衡、建立和平，以协助在那里的荷兰商业发展。出于类似的目的，他试图结束与葡萄牙的长期冲突，并在荷兰国内的部分抗议声中同意急剧衰落中的葡萄牙保留了巴西殖民地。

然而不久之后爆发了第三次英荷战争（1672-1674）。第三次英荷战争的爆发与法国的路易十四国王当年没有能够实现其征服荷兰南部的西班牙荷兰属地这个长远战略目标有关。而第三次英荷战争就是法国这盘大棋的一部分——即法荷战争（1672-1678）的一部分。

英国的国内矛盾反过来为荷兰提供了帮助。法国在西班牙荷兰的扩张一方面威胁和牺牲了荷兰的利益——因为通过西班牙实行亚洲转口贸易对荷兰有利，同时也损害了英国的贸易和国家安全。如果路易十四控制了作为欧洲金融和商业中心的荷兰，那么法国势力的潜在增长将威胁到其他所有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英国国内的反战情绪高涨。同时，荷兰在陆地上的一系列军事失败也导致自身国内民心涣散。

对于荷兰来说，没有任何欧洲国家比法国更能够对荷兰造成亡国灭种的威胁，尽管发生过多次英荷战争。此外，西班牙尚未向法国宣战，并且只有在荷兰同英国达成和平协议以后才愿意发动反法战争，否则西班牙担心英国会袭击西班牙在美国的殖民地。

第三次英荷战争是法国、英国、科隆和明斯特几个国家之间对荷兰设下的阴谋和圈套，这个圈套由路易十四设计主导。他们联合攻打荷兰这只出头鸟，摧毁了作为全球主要海上武装力量的荷兰海军。虽然荷兰舰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但法国和英国的联合舰队很快把荷兰人置于防御境地，最终战胜荷兰。当然，这场战争虽然对荷兰的军事和经济实力造成毁灭性打击，但并没有彻底终结荷兰的命运。

结束第三次英荷战争的《威斯敏斯特和约》于2月17日在伦敦公开签署。该条约规定，荷兰的殖民地纽约（以前是新荷兰）从此将是英国的财产，而荷兰于1667年占领的苏里南仍将是其殖民地，从而确认了1667年第二次英荷战争结束时的现状。荷兰将支付两百万荷兰盾的战争“赔偿”给英国。

为了荷兰的命运，荷兰的威廉王子在这场战争之后运筹帷幄，于1688年利用英国国内高层政治矛盾，出动千艘战舰大兵压境，成功推翻英国的詹姆斯二世国王（查理二世的弟弟）并获取英国王位，从此形成英-荷军事与商业联盟，共同对付路易十四治下的强大新兴帝国——法国。这就是著名的英国“光荣革命”。

詹姆斯二世。

紧接着光荣革命之后的是一场延续9年的大规模战争（即著名的“九年战争”）。这场欧洲历史上比17世纪初的“三十年战争”还要接近于世界大战的“九年战争”，看起来更像是夺取英国王位的荷兰威廉三世代表荷兰对法国的复仇之战。英国历史学家琼斯（J.R. Jones）指出，“威廉三世被称为整个9年战争期间英荷联盟的最高指挥。他对欧洲事务的丰富知识和经验使他成为联盟在外交和军事战略中不可或缺的统帅，而且他作为英国国王也自然获得了更多的类似皇帝的权力。威廉手下的英国政府机构（英国议会）在外交和军事事务中扮演着次要的甚至不重要的角色，仅在海上战争方面具有发言权。英国议会和整个国家必须为战争提供资金、人员和船只，而且威廉发现向议会解释他的意图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议会甚至部长们在起作用协助他制定政策和决策。”

威廉三世。

这场经常被称为大联盟战争的“九年战争”（1688-1697）成为法国路易十四与欧洲大联盟（奥地利、神圣罗马帝国、荷兰共和国、西班牙、英格兰和萨沃伊）之间的战争。它在欧洲和周边的海域以及爱尔兰、北美和印度殖民地地区展开。它有时被认为是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或全球性战争。今天的美国学者常把它称为“威廉三世的战争”。

这场战争劳民伤财但是没有赢家。威廉三世希望获得的结果是作为欧洲强国的法国承认他在英国王室的合法统治地位，即通过“英国光荣革命”这场政变上台的新政权的合法性。这场战争之后紧接下来便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权引发的战争。

神仙打仗，凡人遭殃。“欧洲九年战争结束后，印度的一些城镇被从荷兰人手中转交给法国人；二十年后欧洲列强的一次更加激烈的交战，使得加勒比海群岛在英法之间易手；西班牙王位争议尘埃落定后，英法两国又互相交换了北美洲的殖民地。”

然而正是这样连续不断的战争，倒逼欧洲国家的制度建设和改革，战争越来越把胜出的欧洲国家打造成一个拥有科学决策指挥中心和卓越情报收集能力的现代化军事强国与工业强国。这从19世纪下半叶依靠战争和军国主义崛起和实现工业化与国家现代化的日本和德国的情况就看得出来。

尤其是一场在英国“光荣革命”将近100年之后爆发的第四次英荷战争（1780–1784），对荷兰人来说更是灾难性的，它暴露了荷兰共和国日渐衰落的经济基础和由此导致的国内政治矛盾，因为荷兰没有掌握当时全球最前沿的纺织制造业和纺织技术，尤其是这个技术所必须依赖的全球纺织品市场与原材料市场，因此严重缺乏自我输血的工业化能力和与英国产业竞争的能力。按照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话说，荷兰更加注重商业和金融，而英国更加注重制造业（哪怕当年不过是工场手工业或者乡镇企业）；在英国是“工业利益左右政府政策，这与另一个商业大国荷兰情况不同，在荷兰，商人利益至高无上。”

原来的三次英荷战争已经给荷兰国力造成沉重打击。外加产业政策失误，荷兰共和国于18世纪初就开始走下坡路。18世纪后期，荷兰海军不再是法国的竞争对手，更不是英国海军的对手。十八世纪末，荷兰的银行掌握了世界上的大部分资本，比如政府资助的银行拥有英国国债的40％。这种金融化的集中程度大大提高了荷兰的工资成本和各种交易费用（主要是人工费用），迫使荷兰制造业在英国制造业面前失去竞争能力，打击和掏空了荷兰的制造业，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失业工人的低收入和金融资本家的高收入），导致了底层人民和一些荷兰贵族对国民经济和政府的强烈不满。荷兰在第四次英荷战争中的失败使得荷兰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国内矛盾加重，政治上变得十分不稳定。战后荷兰人不得不允许整个东印度群岛自由通行，使得英国皇家海军成为新的全球海上霸主。通过这场战争，英国彻底结束了荷兰的国运，以至于荷兰完全与工业革命无缘，从此告别和退出全球大国争雄的历史舞台，成为欧洲近代史上昙花一现的一个小国。荷兰的工业化进程要等到一百多年以后才能重新开启，掉在亚洲的日本之后。

英国这个边陲岛国之所以能在欧洲一系列大战中崛起，正是因为它通过偷师学习荷兰并在这个过程中打击荷兰，通过牢牢抓住纺织业这个全球市场规模最大、收入弹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的新兴产业——因为纺织业才是规模化大生产的最佳切入点，从而获得了越来越大的世界市场和滚滚利润来孕育她全球独一无二的海上军事与商业霸主地位，形成强大的“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而且英国海军重要的甚至经常是唯一的目标，就是为本国制造业产品开辟海外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基地，摧毁其它欧洲国家和殖民地本土的所有竞争者，打击别人的民族工商业，从而使英国制造业产品迅速并永久地占领世界市场。

进入19世纪，英国海军更是建立了“两强标准”雄霸全球——即英国海军规模必须足够“大”，而且足够“强”，不仅能够打败世界上任何一支强大的海军，而且能打败第二和第三强大海军的联军。这种遥遥领先的海军优势，使得英国能够从19世纪开始在任何时间将武力投放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有力地拓展并捍卫了英国的全球商业利益。

一战前接受国王检阅的英国现代化皇家海军舰队——它的规模与技术世界第一。

英国与荷兰的三次海战：边陲岛国如何在一系列大战中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