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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最新的一组《中国现代科学家(七)》纪念邮票在北京首发。至此，共有30位中国现代科学家登上“国家名片”。有细心的读者指出，这30人中，籍贯山东荣成的郭永怀是唯一的“北方人”，而郭永怀先生还有另外的“唯一”，他是被授予“两弹一星荣誉勋章”的群体中唯一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两弹一星（早期指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一共23位元勋，在三个领域中，又唯郭永怀先生一个人三个领域都涉及。

关于郭先生的资料，由于他工作的原因，目前发布出来的都是官方文章，只能从中梳理线索。郭永怀的夫人李佩先生在采访中也透露，关于郭永怀先生到底怎么死的，也是最近几年才从报道里知道，之前连她都不知道他空难的细节。

以下综合自中青报、文汇教育、纪录片《大家》等相关报道：

这枚邮票中郭永怀的画像，取自中央美院画家毕建勋创作的《以身许国图》，该国画长卷以为国建立卓越功勋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为创作对象。

中关村科源社区的13、14、15号楼被称为“特楼”，那里集中居住了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奠基者：包括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9名院士、第一批254 位学部委员中的32位、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的8位。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郭永怀、赵九章、顾准、王淦昌、杨嘉墀、贝时璋等人都曾在这里居住。

如今，破败不堪的“科源社区”牌子，“科”字只剩下了“斗”字，老楼的楼道里贴满了“疏通下水道”的小广告，小院里四处堆放着杂物。这里不再是“中国最聪明头脑的聚集地”，而是租住着很多外来打工者，随便敲开一扇门，探出一颗脑袋：“王淦昌？贝时璋？郭永怀？没听说过。”

中关村的房价都快十万元一平方米了。不远处的LED超大屏幕闪烁着最新款的高科技产品广告。

烧得面目全非 却保持着紧紧拥抱

1968年12月5日凌晨6点左右，首都机场附近的村民听到一声巨大的轰响，随后，就是一个巨大的火球和浓浓黑烟直冲云霄，把白雾照得血红。后来人们隐隐约约的知道，是一架小型飞机在即将着陆时突然失事，一头扎在了机场附近的玉米地里。

有两具烧焦的尸体紧紧地抱在一起。两具尸体早已烧得面目全非，如同半个焦炭，但是却保持着紧紧拥抱在一起的姿势。许多年轻的战士都被这画面吓到了，所有人都站在原地不敢动弹。后来来了首长，人们才有勇气尝试把他们分开。

他们抱得很紧很紧，加上瞬间死亡，所以尸体无比僵硬。把他们分开的时候，必须很用力，就像掰断一大块木炭，由于缠绕在一起，把他们撑开的时候不断发出断裂的声响。

当“轰”的一声把他们终于分开，所有人立即脑袋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时间仿佛定格一样，所有人都无法说出一句话。因为把他们分开后，他们惊讶地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是一个皮质的公文包，虽然有点烧焦，但是在两个人相拥的身体的保护下依然完整，打开后：一份热核导弹试验数据文件完好无损。

看到眼前的一切，前来接应的士兵当场跪地痛哭，那就是他们力学所的副所长：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郭永怀（右一）在解答研究生提出的问题

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早已被烧得辨认不出来，当时是根据头后连着脊梁那块没有烧完的一点点白头发，认出了郭永怀。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

郭永怀的死讯，第一时间知道的是三个他一生最重要的人。

一个是他的妻子李佩先生，李佩当时还在合肥的中科大，被紧急电报叫到北京，据说，她知道这件事后什么都没说，硬是强扛着一滴眼泪都没流。

那时，李佩已随工作单位——中国科技大学到安徽合肥工作，她接到所里的紧急电报，连夜乘火车到北京，一进家门就感觉出异样，老郭的领导同事站满了屋子，茶几上放着一片熏黑的镜片和怀表，当领导把飞机失事的消息告诉李佩时，她没掉一滴眼泪。采访时，李佩的外甥女陪同在她身边，回忆当时情形，她说，“姨妈一言未发，就站在阳台，久久望向远方……”

郭永怀李佩夫妇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是钱学森邀请的。钱学森在1956年数次致信郭永怀：“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所来，快来，快来！”

回国后，郭永怀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李佩在中科院做外事工作。直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第二天，郭永怀和好友一起开心地喝酒，李佩才意识到什么。

在郭永怀的追悼会上，被怀疑是特务，受到严重政治审查的李佩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在当时的环境里，敢于坐在李佩旁边，说一句安慰的话，都需要莫大的勇气。

李佩先生参观“两弹一星”纪念馆

郭永怀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那些时候，楼下的人常听到李佩的女儿郭芹用钢琴弹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

郭永怀曾在大学开设过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湍流学课程，而当时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经历着人生最大的湍流。

郭永怀走后没两年，十几岁的女儿去内蒙古当知青下乡，李佩到合肥中科大继续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政治的湍流一次次把她们卷进漩涡。

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唯一的女儿郭芹也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老人默默收藏着女儿小时候玩的能眨眼睛的布娃娃。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只是声音沙哑。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 李佩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同事颜基义先生，用米兰·昆德拉的这句名言形容李佩先生。

“想不到中国有这样出色的人才”

另一个第一时间知道的是中国核试验的最高负责人的周恩来总理。

据国务院工作人员后来回忆，郭永怀飞机失事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失声痛哭，良久不语。

还有一个是他亲如兄弟，永远的“大师哥”钱学森。钱学森知道郭永怀死去的消息嚎啕大哭，恸哭不已——

“是的！就是那么十秒钟吧！一个有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位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应用力学家就离开了人世：生和死，就在那么十秒钟。”（写在《郭永怀文集》的后面）

郭永怀1909年4月4日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市滕家镇一个农家，以一个农村娃的身份，和所有当时的中国科学大师巨匠一样，经历了极为动荡和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

郭永怀以四里八乡第一个公费中学生从青岛大学附中一路经由南开大学预科到北京大学学习物理。天知道在那个时代，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需要经历多大的努力和传奇才能在风雨飘渺的中国和中国最高学府学习物理。

郭永怀考取了1938的美国庚子赔款留学基金。在3000多名参考者中，力学专业只招一名。考试结果，郭永怀与钱伟长、林家翘一起以5门课超过350分的相同分数同时被录取（原本只有1个名额，后来经过叶企孙教授、饶毓泰教授的极力争取，三人被一同录取）。

郭永怀因此得以漂洋过海，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应用数学。

郭永怀和钱伟长、林家翘这三个年轻人，都进入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应用数学系，并且三人仅花了半年时间，就同时拿下了硕士学位，这样的学生让当时的数学系主任J. L. Synge教授赞叹了许多年：“想不到中国有这样出色的人才，他们是我一生中很少遇到的优秀青年学者。”

在加拿大完成了学业后，郭永怀1941年5月进入加州理工大学，师从素有“航空之父”之称的流体力学大师冯·卡门（von Karman），研习空气动力学。在这里，他遇到了之后影响他一生的知己师兄——钱学森。

比起活跃的钱学森，郭永怀像个害羞的大男孩，所以钱学森最喜欢做的就是开车带着这个小师弟去兜风。据说当时，开学开车接郭永怀到加州理工的也是钱学森。

郭永怀的PhD论文选择的是当时最有挑战性的“跨声速流动研究”，并在1945年一举拿到了博士学位。钱学森对这位小师弟赞叹不已，他说：

“郭永怀博士论文找了一个谁也不想沾边的题目，但他孜孜不倦地干，得到的结果出人意料。”

1946年10月创建美国Cornell大学航空工程研究生院时的五员大将

随后，导师冯·卡门（von Karman）的大弟子威廉姆·西尔斯（W. R. Sears）在康奈尔大学创办航空研究院。导师冯·卡门对威廉姆说：“你就让郭永怀就跟你一块到那去好啦。”于是郭永怀因此成为了康奈尔大学的航空研究院的创立者之一。

“知识都在科学家的脑袋中，他们拿不走”

50年代是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研究的活跃时期，郭永怀在这个新的、重要的研究领域中做了大量工作。郭永怀的研究直接为科学界突破声障而来，并为此一跃成为康奈尔大学航空院的三大支柱之一，他为此还创造性地开辟了一种全新的计算方法，钱学森把这种方法命名为“PLK法”，其中的K指的就是郭永怀随后的历史又风云突变，新中国建立、朝鲜战争。

郭永怀研究的学科经常能接触一些机密资料，美国方面让他填写一张表，上面有一项内容便是“如果发生战争，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如果不同意便会失去涉密资格，但郭永怀毫不犹豫地填了“否”。

1955年，钱学森终于突破重重阻力回到了国内，大师哥远隔重洋不断写给小师弟写信——

快来快来！！这里是科学家的乐园！！快来！快来！带人来！带书来！！！快来！快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我们给你已经准备好了办公室和住房！离我家也很近！！我们是邻居了！你来的话可以带计算机，哦！电冰箱也可以带！北京夏天有点热！！

郭永怀手里还有一个答应了威廉姆·西尔斯做的一项研究工作，他重情重义，所以心中虽然汹涌澎湃，需要等1年才能回国。不过他的回国心一旦显露，就有许多黑衣人来找他了，郭永怀家附近突然有许多陌生人出没。

这是1956年，威廉姆·西尔斯（W.R.Sears）和康奈尔大学同事们送别郭永怀的野餐会照片，在这次野餐会上，一向恬静沉默的郭永怀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高喊着，把自己尚未发表的论文手稿全部一页一页扔进了炭火堆，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郭永怀此举是为了不让移民局再有借口不让他回国，夫人李佩也感到无比惋惜，郭永怀却说：没关系，知识都在科学家的脑袋中，他们拿不走。

1956年秋，郭永怀夫妇乘坐的“克里弗兰总统号”邮轮慢慢离开港口，美国——这个生活了16年的异乡慢慢从视野中消退。他们将经由日本回国。回到了阔别16年的中国。

据说，他们看到中国的第一眼，是灰色的海岸线上一些零散着的灰色的石头房子，那里是日后的深圳，抵达中国后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他。

50岁的他满头白发

1956-1966年被认为是新中国建设的黄金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师哥钱学森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小师弟郭永怀和钱伟长担任副所长。他们使力学研究所很快成长起来。

大师哥钱学森性格爽朗大刀阔斧，小师弟郭永怀文静细腻，他们的合作亲密无间，后来被人用一种娱乐明星一样的明星组合来称呼他们这个科学男神二人组：冯卡门Brothers（冯卡门兄弟）。

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突然致函中共中央，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技术资料，并撤走所有技术和专家。1960年3月的一天，后来被称之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钱三强突然上门来找郭永怀，俩人走进书房，门一关，足足谈了三个小时。

走时两个人兴奋无比。原来大师哥钱学森把小师弟郭永怀拍胸脯120%强力推荐给钱三强，让他要他承担自主研发原子弹的力学保障工作。（钱学森先生贡献主要是导弹跟人造卫星），大师哥可以说是力排众议推荐小师弟的，因为小师弟郭永怀的专业和原子能没有关系。

正是这一次拜访，郭永怀的名字和中国原子弹联系到了一起。105名专家学者组成了一支特殊的队伍，郭永怀正式受命担任九院副院长，负责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这样他和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一起，组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

随后到了核武器研制的关键时刻，1963年国家决定把郭永怀和北京的专业研究队伍直接迁往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这个基地位于海拔3800多米的高原地区，气侯变化无常，冬季最低气温零下40度。别说鸟了，试验现场荒凉的寸草不生。加上缺氧和当时物质匮乏，许多研究人员都营养不良高原浮肿，50岁的郭永怀因此显得特别苍老，满头白发。

爆轰物理实验，是突破原子弹技术的重要一环，为了取得满意爆炸模型，郭永怀带领队员反复试验，甚至自己跑到帐篷去搅拌炸药。在多次试验后，郭永怀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一举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了最佳方案，这种方案后来被应用于中国整个第一代武器研制过程。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当蘑菇云升起，全体工作人员一片沸腾，但郭永怀却啪嗒瘫晕在试验现场，他实在太累了！身边工作人员把他架到临时帐篷里的铁皮床上。

1968年12月4日。在苍茫无人知的青海基地整整呆了两个多月的郭永怀，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要急着赶回北京，把这个新得到的数据带到北京。同事们劝他：“晚上不安全，您就明天去吧。”郭永怀笑笑说：“晚上好，睡一觉就到了。”

飞机开始降落，起落架落下，飞行员开始降低高度。2000米、1000米、500米。然而在离地面400多米的时候，飞机突然失去了平衡，开始猛地坠落。飞机从400米高空坠落的时间只有大概不到10秒，完全没有任何让人反应的时间。

根据后来这位唯一的重伤生还者回忆，在飞机开始剧烈晃动的时候，他只听到郭永怀大喊：“我的文件！我的文件！！”随后这位生还者便失去了意识。

尽管周恩来总理下令彻查这次空难事件，但是至今是个谜团，没有答案。胡适说，郭永怀是个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人，据他的同僚说，1964年，毛主席接见了研究所的科学家，许多人都激动地上前和主席握手，郭永怀傻乎乎地站在原地憨厚地笑。

包括到底飞机失事在北京的西郊机场还是首都机场依然至今是个谜团，只能说关于他老人家的研究，目前来说基本90%都是找不到资料的，连回忆录和关于他的书籍都没有。

包括是否有唯一的生还者也是个谜团，有的资料说没有生还者，但是在2011年中科院研究生院新生演讲上，却提到了“生还者”的证词。

希望在未来几十年，几百年，关于这些英雄的故事，能够终于从历史里浮现出来，更全面地让大家知道。

郭永怀：“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的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