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镇（《哥伦比亚的倒影》）

坐长途公车从上海到乌镇，要在桐乡换车，这时车中大抵是乌镇人了。

　　五十年不闻乡音，听来乖异而悦耳，麻痒痒的亲切感，男女老少怎么到现在还说着这种自以为是的话——此谓之“方言”。

　　“这里刚刚落呀，乌镇是雪白雪白了。”

　　高亢清亮，中年妇女的嗓音，她从乌镇来。站上不会有人在乎这句话，故乡是专向我报讯的。我已登车，看不见这个报讯人。

　　童年，若逢连朝纷纷大雪，宅后的空地一片纯白，月洞门外，亭台楼阁恍如银宫玉宇。此番万里归来，巧遇花飞六出，似乎是莫大荣宠，我品味着自己心里的喜悦和肯定。

　　车窗外，弥望桑地，树矮干粗，分支处虬结成团，承着肥肥的白雪——浙江的养蚕业还是兴旺不衰。

　　到站，一下车便贪婪地东张西望。

　　在习惯的概念中，“故乡”，就是“最熟识的地方”，而目前我只知地名，对的，方言，没变，此外，一无是处。夜色初临，风雪交加，我是决意不寻访旧亲故友的，即使道途相遇，没有谁能认出我就是传闻中早已夭亡的某某，这样，我便等于一个隐身人，享受到那种“己知彼而彼不知己”的优越感。

　　在故乡，食则饭店，宿则旅馆，这种事在古代是不会有的。我恨这个家族，恨这块地方，可以推想乌镇尚有亲戚在，小辈后裔在，好自为之，由他去吧，半个世纪以来，我始终保持这份世俗的明哲。

　　迷茫中踅入一家规模不小的餐馆，座上空空，堂倌过来招呼。

　　“红烧羊肉好。”——好。

　　“黑鱼片串汤，加点雪里蕻。”——嗯，好。

　　“酒，黄的还是白的。”——黄酒半斤。

　　“热一热，要加糖。”——要热，不要糖。

　　从前乌镇冬令必兴吃羊肉，但黑鱼是不上台面的，黄酒是不加糖的。

　　越吃越觉得不是滋味，饭也免了，付账之际问问附近有什么旅馆，说隔壁几步路就有一家，还干净的。

　　中国大陆的小城市，全是如此这般的宿夜处，无论你是个怎样不平凡的人，一入这种旅馆，也就整个儿平凡了。

　　两瓶热水，温的。

　　侧脸靠在冷枕上，我暗自通神：祖宗先人有灵，保佑我终于回来了，希望明天会找到老家，你们有什么话，就在今夜梦中对我说吧。

　　半夜为寒气逼醒，再也不能入睡，梦，没有。窗帘的缝间，透露楼下的小运河，石砌帮岸，每置桥埠，岸上人家的灯火映落在黝黑的河水里，可见河是在流的，波光微微闪动，周围是浓重的压抑的夜色，雪已经停了。

　　我谅解着：五十年无祭奠无飨供，祖先们再有英灵也难以继存，魂魄的绝灭，才是最后的死。我，是这个古老大家族的末代苗裔，我之后，根就断了，傲固不足资傲、谦亦何以为谦——人的营生，犹蜘蛛之结网，凌空起张，但必得有三个着点，才能交织成一张网，三个着点分别是家族、婚姻、世交，到了近代现代，普遍是从市场买得轻金属三脚架，匆匆结起“生活之网”，一旦架子倒，网即破散。而对于我，三个古典的着点早已随时代的狂风而去，摩登的轻金属架那是我所不屑不敢的，我的生活之网尽在空中飘，可不是吗，一无着点——肩背小包，手提相机，单身走在故乡的陌生的街上。

　　早晨还太早，街道幽暗，处处积雪水潭，我的左鞋裂底，吱吱作响。

　　寒风中冒出热气的无疑是点心店，而且照例是中年的店主，照例笑呵呵，照例豆浆粽子，我食不知味地吃完了，天色曦明，我得赶程“回家”。

　　付钱时，硬币中混着一枚美国生丁，店主眼尖，挑出来放在掌中端详。

　　“你是华侨吧？”

　　“回来了！”

　　“这样早，有要紧事吗？”

　　“看看老家，不知在不在？”

　　“你是乌镇出生的呀？”

　　“东栅头！”

　　“东栅，现在只有半条街，后半条一片野地了。”

　　“那，财神湾呢？”

　　“在，就到财神湾为止。”

　　我掏裤袋，凑齐三个币值不同的生丁，送给他玩玩，他欢喜不迭，我更其高兴，是他证言了我将不虚此行。

　　明清年间，乌镇无疑是官商竟占之埠，兵盗必争之地，上溯则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在此读书，斟酌《文选》。《后汉书》的下半部原本是在乌镇发现的。唐朝的银杏树至今布叶垂荫、葱茏可爱。乌镇的历代后彦，学而优则仕，仕而归则商，豪门巨宅，林园相连，亭树、画舫、藏书楼……，寻常百姓也不乏出口成章、白壁题诗者，故每逢喜庆吊唁红白事，贺幛挽联挂得密密层层，来宾指指点点都能说出一番道理。骚士结社，清客成帮，琴棋书画样样来得，而我，年年“良辰美景奈何天”，小小年纪，已不胜惆怅“赏心乐事谁家园”了。

　　乌镇人太文，所以弱得莫名其妙，名门望族的子弟，秀则秀矣，柔靡不起，与我同辈的那些公子哥儿们，明明是在上海北京读书，嫌不如意，弗称心，一个个中途辍学，重归故里，度他们优裕从容的青春岁月，结婚生子，以为天长地久，世外桃源，孰料时代风云陡变，一夕之间，王孙末路，贫病以死，几乎没有例外。我的几个表兄堂弟，原都才华出众，满腹经纶，皆因贪恋生活的旖旎安逸，株守家园，卒致与家园共存亡，一字一句也留不下来。

　　过望佛桥，走一阵，居然就是观音桥，我执著了方向感，可以自主地向我的“童年”走去。

　　当年的东大街两边全是店铺，行人摩肩接踵，货物庶盛繁缛，炒锅声、锯刨声、打铁声、弹棉絮声、碗盏相击声、小孩叫声、妇女骂声……，现在是一片雪后的严静，毗连的房屋一式是上下两层，门是木门，窗是板窗，皆髹以黑漆——这是死，死街，要构成这样肃穆阴森的氛围是不容易的，是非常成熟的一种绝望的仪式，使我不以为是目击的现实，倒象是落在噩梦之中，步履虚浮地往前走，我来乌镇前所调理好的老成持重的心境，至此骤尔溃乱了。

　　这一段街景不是故物，是后来重修的“旅游”卖点，确鉴是“明式”，明朝江南市廛居宅的款式，然而那是要有粉墙翠枝红灯青帘夹杂其中，五色裳服宝马香车往来其间，才像个太平盛世，而现在是通体的黑，沉底的静，人影寥落，是一条荒诞的非人间的街了。

　　行到一个曲折处，我本能地认知这就是“财神湾”，原系东栅市民的游娱集散之地，木偶戏、卖梨膏糖、放焰口，都在这片小广场上，现在竟狭隘灰漠，一派残年消沉的晦气。

　　“请问，这里是财神湾吧？”

　　“是呀。”须发花白的那叟相貌清癯。

　　“怎么这样小了呢？”

　　“河泥涨上来，也不疏浚，越弄越小了。”

　　“这里不是有爿香堂药材店吗？”我指指北面。

　　“对，关掉了，早就关掉了，东栅已经没有市面。”

　　“那边，他们在吃茶的地方，不是有一家很大的鱼行吗？”

　　“鱼行，鱼行隔壁是肉庄。”

　　“肉庄对面是刨烟作场。”

　　“你是乌镇人吗？”

　　“我生在这里，五十年没有回来了。”

　　“那你在哪里呢？”

　　“在美国。”

　　“你五十年前就到美国去了呀！”

　　“不，十五年前才离开中国的。”

　　为免那叟更深的盘问，便握手告别，转身往回走。

　　凭记忆，从湾角退二十步，应是我家正门的方位。

　　可是这时所见的乃是一堵矮墙。

　　原本正门开在高墙之下，白石铺地，绿槐遮荫，坚木的门包以厚铁皮，布满网格的铜馒头，两个狮首衔住铜环，围墙顶端作马鞍形的起伏，故称马头墙，防火防盗，故又名封火墙。

　　现实的矮墙居中有两扇板门，推之，开了。

　　大片瓦砖场，显得很空旷，尽头，巍巍然一座三开间的高屋，栋柱梁椽撑架着大屋顶，墙壁全已圮毁——我突然认出来了，这便是正厅，悬堂名匾额的正厅，楹联跌落，主柱俱在……。

　　厅后应是左右退堂，中间通道，而今也只见碎砖蒿莱。

　　我神思恍惚，就像我是个使者，衔命前来凭吊，要将所得的印象回去禀告主人，这主人是谁呢？

　　踏入污秽而积雪的天井，一枝狰狞的枯木使我惊诧，我家没有这样恶狠狠的树的，我离去后谁会植此无名怪物，树龄相当高了，四五十年长不到这样粗的。

　　东厢，一排落地长窗，朝西八扇，朝南是六扇，都紧闭着——这些细棂花格的长窗应是褐色的、光致的、玻璃通明的，而今长窗的上部蚀成了铁锈般的污红，下部被霉苔浸腐为烛绿，这样的凄红惨绿是地狱的色相，棘目的罪孽感——我向来厌恶文学技法中的“拟人化”，移情作用，物我对话，都无非是矫揉造作伤感滥调，而此刻，我实地省知这个残废的，我少年时候的书房，在与我对视——我不肯承认它就是我往昔的嫏嬛宝居，它坚称它曾是我青春的精神岛屿，这样僵持了一瞬间又一瞬间……，整个天井昏昏沉沉，我站着不动，轻轻呼吸——我认了，我爱悦于我的软弱。

　　外表剥落漫漶得如此丑陋不堪，顽强支撑了半个世纪，等待小主人海外归省。

　　因为我素来不敢“拟人化”的末技，所以这是我第一次采用，只此一次，不会再有什么“物象”值得我破格使用“拟人化”的了。

　　再内入，从前是三间膳堂，两个起居室，楼上六大四小卧房，现在还有人住着，如果我登楼，巡视一过，遇问，只说这是我从前的家宅，所以我来看看。

　　走到楼梯半中，止步，擅入人家内房又何苦呢？

　　楼梯的木扶栏的雕花，虽然积垢蒙尘，仍不失华丽精致，想我自幼至长，上上下下千万次，从来没曾注目过这满梯的雕饰，其实所有锦衣玉食的生涯，全不过是这么一回懵懂事。

　　复前进，应是花厅、回廊、藏书楼、家塾课堂、内账房、外账房、客房、隔一天井，然后厨房、佣仆宿舍、三大贮物库、两排粮仓，然后又是高高的马头墙，墙外是平坦的泥地广场，北面尽头，爬满薜荔和蔷薇的矮墙，互砌的八宝花格窗，月洞门开，便是数十年来魂牵梦萦的后花园——亭台楼阁假山池塘都杳然无遗迹，前面所述的种种屋舍也只剩碎瓦乱砖，野草丛生残雪斑斑，在这片大面积上嘲谑似的画了一家翻砂轴承厂，工匠们正在炉火通红地劳作着。

　　再往后望，桑树遍野，茫无边际的样子了。

　　不过，就是萧统的读书处，原是一带恢宏的伽蓝群，有七级浮屠名寿胜塔者，而今只见彤云未散的灰色长天，乌鸦盘旋聒噪。

　　铲除一个大花园，要费多少人工，感觉上好像只要吹一口气，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渐渐变得会从悲惨的事物中翻拨出罗曼蒂克的因子来，别人的悲惨我尊重，无言，而自身的悲惨，是的，是悲惨，但也很罗曼蒂克，此一念，诚不失为化愁苦为愉悦的良方，或许称得上是最便捷的红尘救赎，自己要适时地拉自己一把呵。

　　永别了，我不会再来。

　　刚才冷寂的街，这时站着好些男男女女。

　　“你回来啦，几十年不见了。”

　　“你小时候清瘦，现在这样壮，不老。”

　　“到我家去坐坐，吃杯茶哪。”

　　“你小时候左耳朵戴只金环的。”

　　“你倒还想着乌镇的呀，真好！”

　　“那时候我常到你府上来替你理发……”

　　必是财神湾所遇之叟通报了消息，他不知道我来此地是看“物”不看“人”的。好多年前故乡就谣传着我的死讯，十足是“家破”“人亡”，怎么这位弱不禁风的“少爷”健步如飞地回来了呢。

　　我巧言令色地摆脱了这群乡邻，走不到十步，那清癯之叟迎面而来，所握住了我的手，满面笑容：

　　“乌镇风水好，啊，好，乌镇风水好。”

　　这样的恭维使我很为难，我不能贸然表谦逊，因为他并没有专指是谁应验了好风水。我倒注意到他花白的上唇髭剪得刷齐，象是他回家用心剪齐了再来会我一面的，那可真是风水好了。

　　不分东南西北只要是残剩的街道市面，我就穿巷越陌唯旧观是图。

　　乌镇的西南部已是新兴的工业区和住宅区，而东栅北栅、运河两岸大抵是明清遗迹，房屋倾颓零落，形同墓道废墟，可是都还住着人，门窗桌椅，动用什物，一概陈旧不堪，这些东西已不足出卖，也没人窃取，它们要怎样才会消失呢。

　　茶馆，江南水乡之特色，我点燃纸烟，斜签倚定在小桥的石栏上，便于观望茶馆的全景，阳光淡淡地从彤云间射下，街面亮了些，茶馆内堂很暗，对面又是一条较宽的河，反映着纯白的天光，人物为河水形就的背景所衬托，便成了剪影。

　　茶客都是中年以上的男人，脸色衣着鞋帽与木桌板凳墙柱，浑然一色，是中性的灰褐，没有太深的，没有太浅的——要结成这样平稳协调的局面，殆非一时人工之所能及，这是自然而然，有限度的天荒地老，他们是上一个时代的孤哀子，日未出而作，日入而不能息。从前上茶馆的人是实在有话要说，现今坐在茶馆里的人是实在无话可说。

　　烟蒂烧及手指，我一惊而醒。走下石桥，桥堍有石级可及水面，江面运河的水是淡绿的、含糊的，芸芸众庶几百年几百年地饮用过来。

　　儿时，我站在河埠头，呆看淡绿的河水慢慢流过，一圆片一圆片地拍着岸滩，微有声音，不起水花——现在我又看到了，与儿时所见完全一样，我愕然心喜，这岂非类似我惯用的文体吗？况且我还将这样微有声息不起水花地一圆片一圆片地写下去。

福气（《琼美卡随想录》）

从前，有很多人，是美术家，说了关于美术的很多话，有一句始终没说：美术是第二自然。
        所有已经说了的，用尽词藻比喻诡辩术玄学逻辑而说了的话，加在一起，就是这句“美术是第二自然”。
        这个梦做得好长，梦如果不醒，就属于死，美术没有这样，美术属于生，于是这个把美术认作第二自然的梦醒来了。迟至十九世纪末。
        离开通俗的价值观，就可以说美术比自然高一点。
        美术和自然平行是没有的事。
        美术也会比自然低一点。低一点，不是美术了。
        因此美术总是比自然高一点。从前也是这样的。而从前的美术家似乎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就误以为自然总是比美术高，误以为自然整个儿君临于整个儿美术之上。所以说，这真是梦。
        人活在自然里，感觉了，动情了，忍不住了——产生古典美术。
        人活在自然和误以为第二自然的美术里，麻痹了，厌倦了，不耐烦了——产生现代美术。
        美术是宿命地不胜任再现自然的。
        自然是宿命地不让美术再现它的。
        再现，就不是自然，就不是美术。
        也真福气，古典美术并没有再现自然，并没有形成第二自然，古典美术家并没做错事，只不过是说错了话，说错了话有什么要紧，话说得不错，事做错了，那才是很不好的。

塔下读书处（《即兴判断》）

　　我家后园的门一开，便望见高高的寿胜塔，其下是“梁昭明太子读书处”，那个旷达得决计不作皇帝，却编部《文选》的萧统，曾经躲到乌镇来读书。

　　乌镇，又叫青镇，后来又一半叫乌镇一半叫青镇，后来仍旧整个叫“乌镇”，不知为什么，我记得是这样。

　　江南杭嘉湖一带，多的是这样的水乡古镇，方围甚大，人丁兴旺，然而没有公路，更谈不上铁道，与通都大邑接触，唯有轮船，小得很，其声卜卜然，乡人称之为“火轮船”——那是三十年代前后……每闻轮船的汽笛悠然长鸣，镇上的人个个憧景外省外市的繁华风光，而冷僻的古镇，虽也颇为富庶，颇能制造谣言和奇闻，毕竟百年孤寂，自生自灭。

　　当已经成名的茅盾坐了火轮船，卜卜然地回到故乡乌镇，从来惊不皱一池死水，大家连“茅盾即沈雁冰”的常识也没有，少数通文墨者也只道沈家里的德鸿是小说家，“小说家”，比不上一个前清的举人，而且认为沈雁冰张恨水顾明道是一路的，概括为“社会言情小说”，广泛得很。

　　茅盾回家，旨在省母，也采点《春蚕》、《林家铺子》这类素材。他不必微服便可出巡，无奈拙于词令，和人兜搭不热络，偶上酒楼茶馆，旁听旁观而已，人又生得矮瘠，状貌像一小商人，小商人们却不认他为同伙。

　　在乌镇人的口碑上，沈雁冰大抵是个书呆子，不及另一个乌镇文人严独鹤，申报主笔，同乡引为光荣，因为《申报》是厉害的，好事上了报，坏事上了报，都是天下大事，而小说，地摊上多的是，风吹日晒，纸都黄焦焦，卖不掉。

　　但也有人慕名来找沈雁冰，此人决意要涉讼，决意少花涉讼费，便缘亲攀故地肯求茅盾为他做一张状纸，茅盾再三推辞，此人再四乞求，就姑且允承下来，而这是需要熟悉律例和诉讼程序，还得教给当事人出庭时的口供，小说家未必精通此类八股和门径，茅盾写付之后，此人拿了去请土律师过目，土律师哈哈大笑，加上职业性的嫉妒，一传两两传三，“沈雁冰不会做状纸”，成为乌镇缙绅学士间历久不衰的话柄，因为人们从来认为识字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会做状纸，似乎人生在世，为的是打官司。

　　茅盾当然不在乎此，燕雀何知鸿鹄之志，无非是落落寡合，独步小运河边，凝视混绿的流水在桥墩下回旋，心中大抵构思着什么故事情节，不幸被人发现而注意了，又传闻开一则新闻，“沈雁冰在对岸上看河水半天，一动勿动！”

　　抗日战争时期，茅盾先生携眷生活在内地，沈太夫人大概已经逝世，沈家的老宅，我三日两头要去，老宅很普通，一层楼，砖地，木棂长窗，各处暗沉沉的，再进去，豁然开朗，西洋式的平房，整体暗灰色调，分外轩敞舒坦，这是所谓“茅盾书屋”了，我现在才如此称呼它，沈先生不致自名什么书屋的，收藏可真丰富——这便是我少年期间身处僻壤，时值战乱，而得以饱览世界文学名著的嫏嬛福地了。

　　与沈氏究属什么故戚，一直不清楚，我母沈姓，从不叙家谱，只是时常听到她评赞沈家太夫人的懿德睿智。茅盾辄患目疾，写作《子夜》之际，一度眼疾大发，呆在乡间忧闷不堪，沈太夫人出了个主意：且赴上海，一边求医，一边去交易所，证券大楼这些地方坐坐，闭了眼睛听听，对写小说有帮助，茅盾就此如法泡制，果然得益非浅，目疾既痊，“多头”“空头”也了然胸中了——茅盾的回忆录中大事表彰的“黄妙祥”，就这样常来道说沈家事，又不知为什么我叫他“妙祥公公”，黄门与沈门四代通家之好，形同嫡系，我的二表哥是黄门女婿——由此可见一个古老的重镇，世谊宿亲，交错累叠，婚来姻去的范围，不外乎几大氏族，一呼百应，周旋固是顺遂，恐怕也就是因循积弱的原委了。

　　我对沈氏的宗谱无知，对茅盾书屋的收藏有知，知到了把凡是中意的书，一批批拿回家来朝夕相对。

　　事情并非荒唐，那年月，沈宅住的便是茅盾的曾祖父特别信任的黄妙祥一家人，也许是为“老东家”看守旧基吧，乌镇一度为日本军人势力所控制，茅盾当然不回归，黄家住着就是管着，关于书，常有沈氏别族子弟来拿，不赏脸不行，取走则等于散了，是故借给我，便算是妥善保存之一法，他说：“你看过的书比没有看过还整齐清爽”，那是指我会补缀装订。世界文学经典是诚惶诚恐的一类，高尔基题赠、巴比塞们签名惠寄的是有趣的一类，五四新文艺浪潮各路弄潮儿向茅盾先生乞政的是多而又多的一类，不少是精装的，版本之讲究，在中国至今还未见有超越者，足知当年的文士们确实曾经认真，曾经拼力活跃过好一阵子。古籍呢，无甚珍版孤本，我看重的是茅盾在圈点、眉批、注释中下的工夫，茅盾的传统文学的修养，当不在周氏兄弟之下。看到前辈源远流长的轨迹，幸乐得仿佛真理就在屋脊上，其实那时盘旋空中的是日本轰炸机，四野炮声隆隆，俄而火光冲天，我就靠读这许多夹新夹旧的书，满怀希望地度过少年时代。十四五岁，不幸胸腹有疾，未能奔赴前线，听那些长于我健于我的青年们聚在一起，吹口琴，齐唱“五呼月的鲜花，开遍了原唉野，鲜花啊掩盖着志儿士的鲜血……”觉得很悲壮，又想，唱唱不是最有用，还是看书吧。

　　抗日战争忽然胜利，我的宿疾竟也见疗，便去上海考进一家专科学校，在文艺界集会见到茅盾先生，老了不少，身体还好，似乎说仍住在山阴路。不久黄妙祥的独生子阿全自乌镇来，约我去沈雁冰家叙旧，有什么旧可叙呢，我一直不要看他的小说，茅盾能背诵《红楼梦》？半信半疑，实在很滑稽。阿全说：“雁冰还记得，我提起你，他说‘是不是那个直头直脑的’，去吧，去看看他又不会吃亏的。”我也记得曾经问过茅盾，是不是在日本真的开过豆腐店，隔了十年，再问点什么？

　　似乎是夏天，初夏，一进茅盾的卧室兼书房，先入眼的是那床簇新的台湾席，他穿中式白绸短衫裤，黑皮拖鞋，很高兴的样子，端出茶，巧克力，花旗蜜橘。

　　“我一直以为作家都穷得很？”发此言是鉴于当时在上海吃花旗蜜橘是豪奢的。

　　茅盾答道：“穷的时候，你没有看见。”

　　记得我只喝了茶。他和阿全谈乌镇的家常事——墻上的笔插是用牛皮纸摺出三层袋，钉起来，几枝大概很名贵的狼毫，斜签着，其他是信，应该称为信插，类似乌镇一般小商店账房中所常见的。

　　他逗我谈话了，我赶紧问：

　　“为什么沈先生在台上讲演时，总是‘兄弟，兄弟’？而且完全是乌镇话？听起来我感到难为情！”儿时称他“德鸿伯伯”，此时不知何故难于出口，便更作“沈先生”。

　　“我不善讲演，真叫没有办法，硬了头皮上台，国语就学不好，只有乌镇话，否则发不了声音呀。”

　　“那末‘兄弟兄弟’可以不讲？”我象是有所要求。

　　“是的，也不知什么时候惹上了这个习气，真的，不要再‘兄弟兄弟’了。”

　　我忽然想到下次还是可能在什么文艺集会上听到他的“兄弟——”，便提前笑起来，而且又问道：

　　“为什么西服穿得那么挺括？”

　　“我人瘦小，穿端正些，有点精神。”

　　这一解答使我满意，并代他补充：

　　“留胡子也是同样道理吧，周先生也适宜留胡子。”

　　“他的浓，好。”

　　“周先生的文章也浓，沈先生学问这样好，在小说中人家看不出来。”

　　“用不上呀，知识是个底，小说是面上的事。你写什么东西吗？”

　　“写不来，我画画。”

　　“阿全说你很喜欢看书。”

　　“沈先生在乌镇的书，差不多全被我借了，你什么时候回乌镇，或者阿全伯伯这次转去就叫我家里派人送还，我一本也没有带出来。”

　　“房子要大修，以后再讲吧，听说你保管得很好，你这点很好，很好的。”

　　“沈先生勿喜欢讲演，何必每次都要上台去。”

　　茅盾夫人过来沏茶，插话说：

　　“德鸿，他们叫你去讲演，一次给多少钱？”

　　茅盾挥挥手：“去去，不要乱问。”

　　当时我是个自许思想进步的学生，却不甚清楚这种讲演的使命，每见其窘困之状，但愿他有办法摆脱困境。

　　我不懂小说作法，茅盾先生无兴趣图画，沈夫人则难解讲演之义务性，阿全是泰兴昌纸店老板，对小说图画讲演概不在意，性嗜酒，外号“烧酒阿全”，坐在一旁快要睡着了，我说要告辞，他倒提醒我：“你可以讨几本书啊！”

　　“要什么书？说吧！”茅盾先生拉我到一个全是他新版著作的柜子前，我信手抽了本《霜叶红似二月花》。

　　“要题字吗？”

　　“不要了不要了。”我就此鞠躬，退身，下楼梯。

　　茅盾夫妇在楼梯口喊道：“下次再来，下次来啊！”

　　走完楼梯，阿全悄声问我：“你怎么叫他沈先生？”

　　“因为他是文学家哪。”其实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霜叶红似二月花》也和茅盾其他的书一样，我看不下去。

　　直到后来，才渐渐省知我的刚愎的原委——森严的家教中我折磨过整个童年少年，世俗的社交，能裕然进退合度，偏偏是面对文学前辈，我一味莽撞，临了以为“题字”岂不麻烦，说“不要了不要了”是免得他拔笔套开墨匣……之所以肆意发问，倒是出于我对茅盾先生有一份概念上的信赖，不呼“伯伯”而称“先生”，乃因心中氤氲着关于整个文学世界的爱，这种爱，与“伯伯”、“蜜橘”、“题字”是不相干的，这种爱是那书屋中许许多多的印刷物所集成的“观念”，“观念”就赋我“态度”，头脑里横七竖八积满了世界诸大文学家的印象，其间稍有空隙，便挂着一只只问号，例如，听到什么“中国高尔基”、“中国左拉”，顿时要反质：为何不闻有“俄国鲁迅”、“法国茅盾”的呢？

　　都知道继往是为了开来，这本是很好很不容易很适宜于茅盾一辈文学家担当的。《幻灭》、《动摇》、《追求》时期仅是个实验。《子夜》时期，成则成矣，到头来远几步看，那是一大宗概念的附着物。《腐蚀》时期，茅盾渐臻圆熟，然而后来，后来呢，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应是黄金创作期，他搁笔不动，直到日薄西山，才匆匆赶制回忆录，可谓殚精竭力，实则文学之余事，他所本该写、本能写的绝不是这样一部烦琐的自然主义的流水帐，文学毕竟不是私人间的叙家常，叙得再细致也不过是一家之常而已。

　　茅盾的文学起点扎实，中途认真努力过来，与另外的颓壁断垣相较，就严然一座丰碑。难释的怅憾是：虚度了黄金写作期，自己未必有所遗恨，至少在“回忆录”中滔滔泛泛而不见一言及此义者。

　　获麟就绝笔，那是千年前的倔脾气，现代人已知道麒麟可能就是长颈鹿，捉住了关进动物院，与哲学文学是毫无象征性的——从茅盾的最后赶制回忆录的劲道来看，他的写作欲望和力量无疑是有的，那么……

　　那么如果有人说：

　　“这是值得沉思的啊！”

　　那么我说：

　　“你沉思过了没有？”

　　我仿佛又听到轮船的汽笛悠然长鸣……

　　传闻乌镇要起造“茅盾图书馆”，这是好事向上的事，可惜那许多为我所读过、修整装订过的书，历经灾祸，不知所终了，不能属于一代又一代爱书的人们了。

　　睽别乌镇四十余年，如果有幸回归，定要去“茅盾图书馆”看看，问问，藏有多少书，什么人在看什么书。

寿胜塔谅必已经倒掉，昭明太子读书处自然也随之夷为平地。乌镇应有新一代新二代的兄弟是可爱的。“兄弟，兄弟”，在纯贞的意义上值得含笑称呼。倘若先限于“文学的范畴”，那么这个称呼就更亲切，更耐人寻味而非寻遍范畴不可了。

虎（《即兴判断》）

三条猎犬在门口不安地旋走，见众人拿着武器出来，它们欢蹦了，要舔符拉索夫的脸。

“到得围场，不许乱嚷，不许抽烟咳嗽打喷嚏。当然，绝不能开枪。射虎，要对准他肩胛后面第三条黑道，一箭贯心。如果只打伤，就危险了。”

符拉索夫面着沙布林说，目光斜向辽息卡和尼基达。

沙布林精神抖擞，别人都持枪，他和符拉索夫只带弓箭，只备一柄长身阔刃的巨剑，只有他使得动。他说：

“等忽儿赶出了虎，我射头箭，旁的事我可以让，这个不让，谢谢大家了。”

中尉勃隆斯基说：

“今天你唱主角，只要你别让虎唱了主角。”

符拉索夫记得沙布林刚来驻防时曾险些射穿他的铁盔，知道那弓厉害，然而轻易让了头箭，未免有失他本地老猎手的脸面。

山林谿谷铺满白雪，五匹马跑出十多里地，猎人们背上微微沁汗。一伙野猪从前面山嘴窜出，隐入桦树林，尼基达对符拉索夫说：

“你的几条狗怕不中用吧，好像没有看野猪？”

“这一黑一黄，是布哈特的咬虎狗，是皇家贡品，它们知道自己的身份，野猪才不放在眼里。”

“那只呢？”辽息卡指的是居后的小花狗：

“猫儿似的，也能逮虎？”

“它叫尖鼻狗，也系出布哈特名门，嗅觉奇灵，钻洞踰穴是他的绝技。”

这一带雪被强风刮下山沟，兽迹看不分明，翻过山梁，背风积雪处，地面赫然列着虎爪印，密密长溜，伸入山下的杂木林丛。

五人下马，符拉索夫说：

“怪事！”公的母的在一起呢……还是昨天经过此地。”

虎不结伴，至多母虎领一二头幼的。辽息卡俯身量量那最大的爪印的间距，估计从头到腚十尺有余。

尼基达说：

“管它有几匹、有多大，快走吧！”

S·巴哈的咳嗽曲（《爱默生家的恶客》）

冬夜（大雪之后）。

　　林肯中心，梅纽沁独奏。（友人早买了五章票，票上八时入场。七时找出两张，车程约四十五分钟，我们最终是三个人，还得上厕所……我们说了，也就入场如仪。美国至少有这点文明。当然三个人活该坐在三个角落。节目单来不及拿，也是忘了拿。）

　　第一是SONATA形式的，竟闻所未闻，竟把德彪西听成了是德彪西逝世一二十年后的人写的，我的无知多可怕。听众咳嗽，悄然如空谷两三跫音。

　　第二是巴哈的，PARTITA №2，记得是D调，可爱的纯粹的小提琴独奏。（钢琴也推到后台去，美国至少有这点认真，或梅纽沁认真。）

　　全场此起彼落的咳嗽声此落彼起——真心诚意的，像海的浪花，或草原上散布的野花，亮丽的。

　　此演奏厅的音响效果之佳显示出来，咳嗽多清晰，多传神，梅纽沁也拉得好。我一味地责怪自己一味地去听咳嗽。看海的时候，先见浪花。羊啮草，我也这样这样采白的黄的花……

　　何不在家咳完了再来，何不将咳嗽存在银行里。古典音乐会不致达旦，散场，一起总咳嗽，岂非更心旷神怡。

　　梅纽沁一声不咳地拉这曲漫长的PARTITA，五个乐章令人同情，而自始至终绝妙，就只中途调了调G弦，紧了一下弓，此外堪称完美。

　　幕间休息，全场咳嗽大作，有博爱平等自由革命成功之感，除了不咳嗽的，其他全咳了。

　　第三是弦乐重奏，还是可说是梅纽沁小提琴独奏音乐会。修培尔特不对，乐章的安排不对，第一章就是交响乐交响诗的料。十九世纪，如果要谈每个世纪各有各的聪明各有各的蠢笨，十九世纪音乐家在设计乐章上表彰了相当的蠢笨，谁能例外，贝多芬不例外，勃拉姆斯也许危危险险幸免。

　　而最完美的是谢幕之顷，热烈的掌声（尤其前排的一群不穿晚礼服的老太太），热烈的掌声淹没了咳嗽声，我仔细辨别，那时，即梅纽沁谢幕时，不是掌声淹没了咳嗽声——没有一个人咳嗽。

　　我起誓，是没有的。

咖啡弥撒（《爱默生家的恶客》）

说来真不怕人见笑，中国清末民初之际，学西洋不是由表及里地学，却常常在名称上弄乖巧：上海叫东方巴黎，苏州叫东方威尼斯，杭州叫东方翡冷翠，哈尔滨叫东方莫斯科。后来抗日战争时期，昆明号称东方雅典。

这样一路叫下去，外国的精华都为我所有，中国就像模像样了。幸亏粗人们不懂得这种高明玩意儿，不然也会把馒头叫做东方面包。

上海之西，有一地区名徐家汇，曾称为东方梵蒂冈，梵蒂冈怎会在巴黎，真是既无自尊心又无常识。

东方梵蒂冈，当然有很多教堂，教堂的外观和内景都十分迷人，我时常去瞻仰、徘徊；像读法国红衣主教列兹的篇章一样，即使其意义已属遥远，不尽认同，然而其文笔真是美妙，不由人不钦佩。

当我悦目赏心地走在介乎天主教堂和基督教堂之间的小径上，两边都有人近来劝我信仰、眅依；两种教义教规我都略知一二，那神甫般的人和那牧师般的人同时微笑地向我布道，我所能做出的表情也只是清一色的微笑。双腿不疾不徐地向前迈动，心里很不是滋味。几次遭遇之后，不敢再贸贸然走过这夹在华丽的天主教堂和朴素的基督教堂之间的狭长的“天路历程”了。

当人们好意向我开口之时，便是我不好意思对他们作答之时——在爱情上，财务上，宗教上。

希腊的宙斯，正常的形象是：中年以上，大胡子。当它有某种爱情上的必要时，会变作牛、变作鹅，自然是变得非常之逼真，否则那能使欧罗巴•丽达这种秀外慧中的女孩子上当。如果她愿意上当，装作上当的样子，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希腊神话，神话而已，始终没有成为宗教（希腊人真不是小聪明）。宗教是严肃中之严肃，神有固定的形象。耶和华上帝分明是年老的，元始天尊是更老了的，如来佛是看不出年龄的，一不具须髯，二不起皱纹，大概是三世如来者，乃过去、现在、未来的有点黑格尔味道的总观念，年龄委实无法确定，倒也情有可原。真主阿拉从不露面，这是最懂得策略的，因为其它的神主就是在形象上出了问题坏了事。

第一，既然是全知全能的神，怎会随便让人去画它。第二，画神的人，非比寻常，当然是受神的启示的，神显形给画家看，犹如模特儿然——那么，总该无论是谁，无论是两个人画神，两百个画神，神的形象必是一式一样的。第三，神应是不更换服装的，发型、髯型、体型，一成不变；神既没有年龄上的增加，也不追求时髦，这才叫做“永恒”。

单说上帝耶和华，如果一百个画家画他，都一个模式，区别只在于画家的风格。那就说得通，说得过去。可是我比较了十个画家所作的上帝耶和华像，分明是十种面貌十种装束。即使是同一个画家，例如米开朗基罗，他笔下的上帝，一忽儿留胡子，一忽儿光下巴，衣裤都不肯穿。这就使人想到上帝之所以随便让人画成什么模样，并非出于宽容，也非至高无上者有“无可无不可”的气度，更不是广告上的“千面人”，而是——而是究竟有没有上帝。

好些皇帝不明白的事理，再说也还是不懂，当皇帝听不懂你说些什么话的时候，他就宰了你。中国古代皇帝特别多，按比例，不明白事理的皇帝也就特别多。中国古代的辩士、政客、哲学家特别聪明，特别会说话，他们有个好法子，那就是把很容易理解的东西，忽然推向极端，使听者大吃一惊，而后扳回来，点破。听者几乎顿时恍然大悟了。此法甚险，弄不好，皇帝恼羞成怒，说客腰斩也是难免的。而历史记载的倒是成功的多，失败的少，故不妨一试：

请那一位画家把上帝画成老婆婆的模样儿。

此画公开问世，必起轩然大波，不论有信仰者、无神论者、女权主义者，都会反对：上帝怎会是这个样子的呢？

上帝是什么样子的呢？成千上万图画中的上帝哪一个是真上帝？即使经过投票选举、电脑统计，确定其中之一为正牌，那许许多多落选的副牌、野牌、冒牌怎么处置呢？是否重设异端裁判庭（上帝自当先作“罪己诏”、自白书）？

我们怎能如此随心所欲地画上帝？这还不奇，奇的是上帝怎可以如此漫不经心地让人画它。

纽约的老式地下车的车厢内外，涂满了年轻人的怪签名怪符号。画家们肆无忌惮地画上帝，岂非与此辈年轻人差不多。天路历程在想象中似乎是步行的、向上的，最后是凌空的，然而我们却坐在纽约的老式的地下车中了，Downtown 也罢，Uptown 也罢，总不是天路，总是白白浪费时间的充满尿臭的历程。

宗教老矣，看到摩登的教堂建筑，新潮的圣殿神像，有老人簪花御时装之感，越发显得无可奈何地垂垂垂垂老矣。政治家是没有远见的。西方政治家所及者二年四年，东方政治家所及者三年五年。二十世纪所剩无几，即使推出大批振聋发聩的光风霁月的思想家，也解救不了本世纪的“无知之灾”。史学家的风凉话是：雅典学派一醒，文艺复兴又一醒，十七、八、九世纪也睁大过眼睛。其实醒了也没有几个人——醒即异端。那些“个人”，也是清一阵糊一阵，如马丁•路德等等……究竟有没有所谓螺旋形上升者这么一回事。十九世纪自知无望，托孤给二十世纪（尤其像普希金传统的这批俄罗斯书生，虔信得很），他们寄望于我们的哪里是我们现在这种样子。现代的无知是可怕的，多少瑰意琦行的著作蒙尘僻角的阴影里。这一代人故意眇忽精神的遗产，自身呢，比十九世纪末的“多余的人”更不觉其多余。芸芸间，固有少数清新翘楚，却又独善得干脆利落，视弥赛亚为大笨伯，对“不可天下人负我”也没兴趣。原始人的无知是爽爽快快的无知，与其时代相配。现代人的无知是牵丝绊藤的无知，因为与这个凡事务必以智能为周旋出纳的时代不配。无论是物质文明起了多大洋洋洒洒的功效，以精神生活的襟怀情怀的广度深度密度而言，世界一篇荒芜，此荒芜之由来，也不是强要十九二十世纪任其咎，原本是一钱不值的东西才是文化，文化的可贵就在于其一钱不值。无奈轮到我们的时代却是值一钱者才使人看一眼。“无知”的可怕是：与“无知”不能相安无事。无知的世纪中最不堪的厄运是被强迫无知，装出完美的无知相。

下面一个世纪的惺忪的眼里不见欢喜的露液，只见惶惑的雾色，然而我们还得将我们没有达成的愿望如数交给它，不交给它又交给谁呢。

世上有两种宗教并存，就足够证明此两种宗教的神主皆非全知全能全善全爱——道理自明。

世上有两种以上的宗教同时存在，而且冲突，辩难诋毁不足，诉之于政治谋害，诉之于大规模的长期的战争——这就凛然憬然证明着神只是人的制品，神是人的傀儡。

宗教的种类愈多，则宗教的意义愈少。至今还没有一种宗教，昭然宣称：“凡本A教信徒，必兼信B教，兼信C教D教任何教，阿门。”

宿命的誓不两立的宗教，却三立四立五立，人类能作的荒谬，无过于此。

有撒旦，有魔鬼，等于说上帝，神，不过是个相对的概念，权力有限，否则怎会容许撒旦魔鬼的始终存在。在能量的对比上，鬼计多端，往往使神一筹莫展，经上史上都这样可耻地记载着。如果说邪恶的存在为的是试炼激励人，是甄别好人怀人的方法手段——上帝用心何其刻薄残忍，我在各种宗教的历史故事中看够了，我想：即使是一个天生的选民，胎中即具慧根的人，这许许多多无辜的殉道者的惨案，足可使之看清何者为妄诞。

尼采只反上帝，对耶稣是有着绝妙的同情，悌抚如兄弟，而且尼采对其它宗教是纵容的——他不是反宗教，仅认定了跟上帝作对，这一心态偏激得怪，是某种幽秘的病征。是病理不是哲理。说十九世纪死了神，不能算是由尼采宣布的。如果十九世纪应例作信仰大崩溃的一百年，那么“上帝死了”是指各种神都死了。因为我若有信天主教基督教的可能，我也就有信佛教伊斯兰教的可能，这无非是有神论者的搬家、移民、涂改身份证。从有神论到无神论（其间有泛神论作平安过渡），十九世纪上帝之死的同时，其他的神必然一时尽死——我看看，十九世纪在这一点上没有资格获此殊荣，该世纪末叶还在浪漫主义的回光中飘转，科学哲学的理性那里就成熟到了足以一举否定宗教。另一面，宗教家才不在乎少数大异端的吆喝，任何一种宗教，信徒有的是。簇新全新的宗教也在东一处西一处地长出来呢。十九世纪死了上帝之说，是少数人图一时之痛快。干杯，还是喝了自己掏钱买来的酒。

“神”是一个断又断不掉续又续不了的观念。爱因斯坦几次几次含糊其辞，不欲自欺不欲欺人，宁可说宇宙是无限而有限的，就不再说神是存在而不存在的。既成的“神”，已太粗糙太宏观。上帝、耶和华、如来佛、阿拉真主，等等，都是弄僵弄尴尬了的。泛神论行过之后，异化论又抽剥了一阵。二十世纪末兴起的是另一种至今犹未定命的神的观念，思考探索彼岸的、远超人的理性的、语言感官所不及的异能异量。“宿命”这个词的意义扩大到整个宇宙，要做弥撒必得是宇宙性的弥撒——做不了的，没有这回事的。

我在七四七飞机上遇见批羊毛与呢绒交织的袈裟，足登小牛皮制品的芒鞋的和尚先生，当我在曼哈顿的教堂里听着以电吉他配器摇滚乐节奏的赞美诗合唱，总有一阵一阵的迷惘，时空概念无着落——算是什么，进化退化进退两难……这个行将草草结束的世纪，科学家走得步子井然而快速。艺术家走得步子零乱而也不慢。宗教家原地不动。某些新兴的教堂建筑的现代派款式，抽象主义的基督受难像，变形的十架，还有中国街的珠光宝气集工艺美术品之大成菩萨——作什么啊，各教的教义还只是这几句话，因为是经典，不可增，不可减。也不问问何以神在古代说了这些话，后来怎么一句不说了？怎么从此一句也不肯说了？每个信徒都该在祈祷中提问。

教皇竟来宣布历史上受宗教裁判庭迫害的科学家为无罪，即所谓恢复名誉——这倒不再令人哭而是令人仰天大笑了，即便是教皇在哥白尼、布鲁诺等等的石像铜像下裎身长跪不起，触首流血，也毫无意思。

如果说哲学没有说明什么，只表白了哲学家私人的愿望，那么宗教更没有说明什么，越说越迷离，那“愿望”也糊成一片，像锅兜底烧焦了的粥，焦味的热气，算是上升的祥云——就说有天堂，乐园、长生不死、神与人同在，这样的永远失眠，永远无所事事，永远的不着边际，是好受的么。

宗教事小，信仰事大。宗教之虚妄，不言而喻，至多是片言而喻。那言不了的喻不了的信仰对于哲学家只落得成对的愿望，不如数交给二十世纪又交给谁呢。

身心健康的古希腊人就知道，宗教是和文学一样，是说着说着玩玩的事。凡事一当真，便假。因为引来了假情假意的人，假情假意的人群起而做真事——可想而知，可不想而知。

一杯咖啡喝完了，这场弥撒告终。不是玫瑰弥撒不是黑弥撒，相当于介乎玫瑰色黑色之间的咖啡色弥撒，说来真不怕人见笑。

双重悲悼（《温莎墓园日记》）

艺术家的一生，各有其创作的黄金期，或在青年，或在中年，或在老年，三者相对而论，黄金期在晏晚的艺术家，往往臻于大成境界——英锐早殁者属于才子型，彗星昙花，一时光艳，当然可爱，毕竟可怜可惜。壮盛有为者属于健将型，功力修养就深厚得多，作品的质和量，得以像模像样占一席地，所亏欠的，在于登峰而未能造极。大师型的艺术家，其创作历程辄长达半个世纪，一程又一程地蜕化风格，终于担当了人性中的最大的可能，圆融通彻，光风霁月，含笑而逝。

所谓“灵感之作”其宿命是：不可再得。重复一种方法，画尽一种题材，它的进向必然是：生——熟——烂，故画家的智能，就在于熟于饱和点时，毅然停止，“成了”，然后另觅十架，尼采对艺术家的祝福：死亡——复活——死亡——复活……永生，那艺术家所上的十架不是七个，而是七十七个七个。颇多艺术家都在这个神圣的残酷的临界度上不肯或不知凝敛，顺自己的水推自己的舟，卒致覆舟。如果迻借释家的心理分析来观照上述的现象，也许应归类于：“贪”、“惰”，然则对于原本清廉勤劳的艺术家，那就更令人怅惘困惑，不知从何诠疏——个人的悲剧归罪于时代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中亦确凿有着个人自身的悲剧。

中国大陆一九四九后文艺思潮一片红，而淡红、正红、深红还多着层次，对于有名望地位的老画家，虽然处于改造思想之前列，毕竟又是拉拢团结的对象，不画工农兵而画点花卉山水可算是网开一面，只是花卉务必欣欣向荣，山水之间红旗拖拉机是少不了的。这时，在杭州艺专的展览厅中，可以看到林风眠先生的“紫藤”、“绣球花”，混杂在张革命之牙舞斗争之爪的大量木刻油画中，显得一派静气，楚楚动人。当然，我是另有感喟：“林先生在，绘画在。”

当时国画家，以“人民喜见乐闻”、“国家友人欣赏”、“继承民族传统”等名义，暂时还有立足之地，而所谓“洋画家”，即早年游学欧美，受西方近代艺术英雄的画家，就一概划为“资产阶级反动腐化没落的思想意识的传播者”，明里是给予相应的地位和工资，暗中是歧视、监督，叫做“内部控制使用”——当我蹀躞在艺专的展览厅内，站在林先生的画前，像站在窗前，清洁的空气施施然透进来，窗外是世界，是欧罗巴，是法国、自由的人的天地……那年代，西方的画集还未遭查抄没收，但已经都藏起来，要看也是偷偷地独览，一切闷在心里，知道这世界范畴的绘画、艺术、文化，依然无恙，而一天天变得远之又远了。作个比喻：西方中世纪和近代的画家们的作品，只能在印刷品上接受迷糊的感应，像馒头食品，牌子，内涵都是极好，而我渴望得到的却是新鲜果蔬，林风眠先生的画，就在这样的性质上，曾经恩惠过我。一个艺术家，与历史上的艺术家的情谊是单向的，艺术在，人已不在。与同时代的艺术家的情谊可以由单向而转为双方，赏其作品，慕其为人，近之，晤之，受启迪得教会，饮其玄奥，效其风范——这就是，一个艺术家虽然有足够多的历史上的先辈可以景仰追随，模仿遵循，但也需要与同时代而不同辈活着的艺术家交往，否则，就有孤独感，甚至悲惶烦躁，以致沮丧颓堕。

一九五零年秋天，记得西湖白堤的群柳黄叶纷飞，那么是深秋，第一次作为林家的客人，后来知道林先生也是寂寞的，后来又知道几个年轻人常去探望他，他不致于太寂寞——近玉泉了，灰色围墙，里面的院落颇宽敞，剧中一个法国式的二层别墅，也是浅灰的，四周果木扶疏，都落叶了，说是林先生当国立艺专校长时建造的，楼下正房是客厅，很大似的，四壁立满图书唱片，坐具是几个茶褐色丝绒的蒲团，空旷有点荒凉……我又想假如不荒凉倒也对了，这时我已踏上楼梯，十九世纪戈蒂叶他们去见雨果，也难免是此种心情，最好楼梯长得走不完，将面晤一位深深崇敬的师尊，不怕问，不愁考试，只着急于怎样才能让他明悉我的真诚，我当时的感觉可以形容为“绝望”。这是首次，也是末次，林先生不会看重我，我也不会再来。

中等身材，深褐色皮鞋，因爱斯坦也爱穿这种圆头厚底的，隐格花呢宽裤，灰米黄粗绒线高领套衫，十分疏松，脸上布满笑容，所以看不清楚，只觉得颜肤光润气色极佳，头戴法兰西小帽，也深褐。另外，一只烟斗——林风眠。

在红旗成阵，锣鼓喧天，处处高呼万岁，满目军装蓝布人民装的中国大陆，我见到林先生，就等于证明除了红旗锣鼓军装人民装，还有别的可能的“现实”存在——他说着，笑着，瞅着板烟，那么他去过的地方我也将去，巴黎、波恩、佛罗伦斯——艺术家除了一己的抱负志愿要酬偿完成，他还得担当一份“象征性”，这是时代历史赋予的，但丁、歌德、贝多芬、达文西……他们担当的最大的“象征性”，而尚有中的、小的、乃至微型的，都得由上帝的选民来一一担当。当听到的什么“一代宗师”，实在也是含糊其词，“一代”又在哪里。如果“一代”不景气，岂非有辱宗师，我所目睹的，有以教我的某几位前辈先驱，是在于他们各有象征性，不同时不同地，他担当过大小不等的象征，使我们这种二十岁左右的艺术初征者，能够心安地走自己的艺术的路。海外人、局外人、门外人是难于理解我们当年的处境，且不说走头无门，就是日常的闷郁，已够淹霉一棵稚嫩的苗子，但既然看到了长者的人和画，人如其画画如其人，勇气信心油然而起，一切显得自然了，必然了，盎然凛然昂昂然了——环顾长方型的画室，壁面全蒙三夹板，取木质本色，近顶处有几块斜竖的磨砂玻璃，内安乳白灯泡，书桌巨大，两侧置落地长杆照射灯，纸是宣纸，颜料是水粉，在那时，以绘广告用的水粉色和合墨汁画的在宣纸上，乃是首创，兼水墨水彩之清灵，油彩粉彩之浓郁，学生们惊悦赞叹，以为是一条新径。而且老师很风趣，善于应和孩子们的傻气，不时纵声大笑，添几句即景点题的正经俏皮话，他语调轻，笑声响，这是好的。如果语响，笑轻，那就不好了。书桌下一方毡，图案是孔雀开屏，夜晚，四野肃静，但闻风吹树枝，踏在孔雀头上，据说常常画到天明。

我们好像是五六个人，画室不小，已闹盈盈地，又吃点心了，以蓝花粗瓷大碗盛来，是汤圆抑年糕就记不真，其实我一直处于昏瞀状态中，又要看画，又要看画家，又要说话，又要品味环境，平时过的是单调枯索的日子，突然羼入颜色音响形象的游涡中，流动太快，应接不暇，既愿意这样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又希望早些脱出氛围，由我独自走在秋风萧瑟的西湖白堤上。

一个人的青年时期，总有几段难忘的时刻余韵终生。自从那个下午之后，我没有再去林先生家，西班牙有位文学家叫阿左林，他有一篇散文，《阿左林是古怪的》，我或许更古怪，别的同学、朋友都时常去玉泉那边的浅灰色别墅做客，来邀我同行，我说“不想去”，“为什么不去”“没什么”，“林先生说你是画家，更象是诗人”，“……”，“去吧”，“我不是画家更不是诗人”——真的从此没有去，有时途径那玉泉路边的围墙，望望里面浅灰的二层楼，下午，灰米黄疏松的粗绒线套衫，法兰西小帽，烟斗……

上海

一九五一年我们这几个年轻人，有的辍学，有的辞职，都从杭州转到上海了，在当时，诚是古怪行径，由于受不了那些集体主义的“规章”、“制度”，甘愿流浪谋生，以为上海不同于杭州，或者还可以容许我们闯荡。

林先生在杭州，来信说他尚称安好，一边嚼花生糖、胡桃，一边画，画到早晨是常有的事，信写得很长，很仔细，字迹极真朴，不按中国书法碑帖的牌理，却字字有美感，苍劲姿媚自成风调，其实是一种经久淬炼的孩子气，他在信上说：

“我像斯芬克士，坐在沙漠里，伟大的时代一个一个过去了，我依然不动。”

林风眠先生担任国立艺专时，校风开明，学术自由，真正体现了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方针与美育主张，兼容并包，博大精深，至少曾经是一个目标，一个理想。林先生无党无派，卓然独立，九十余年如一日，这种范例在西方社会，自非罕见，而在中国大陆，却是难能可贵，唯其难能，尤为可贵，试看当年多少画家，有闲帮闲，有凶帮凶，损人利己，不利己也要损人——那么，林风眠先生真的像斯芬克士，坐在红色风暴的文化沙漠里，静看自命伟大的时代一个一个过去，他日夜作画不止，这是他的创作的黄金期的正式开始。

似乎因为意识到有林先生在那里画画，我们暂时不画也毋庸着急，便一心去打工，医学挂图、舞台布景、临时代课，有什么做什么，市内房租贵，借宿在郊外，吃路边摊，自备胡椒粉也算是一种阔气。如果写信给林先生，怕检查，便称“妈妈，你好”，夹入许多小市民的儿女家常话，也不乏双关、暗语，反正先生大智慧，都能体会得出的，其实这些年轻人一点也不“反动”，毫无机密可言，都只为政治环境万分敏感，万一发生误会，对先生有所不利。

好像也没有多久，不动的斯芬克士被动了，林先生在杭州艺专受排挤的现象由隐而显，由缓而剧，后来他还表演给我看，“学生见我走路，都这样，这样，把身子贴到墙边，就像我带着瘟疫病菌……”先生毕竟谙通时务世故，西湖虽好，玉泉的老家已非久安之地，再留恋，是大不智，便悄然辞职，也到上海来了——姑且举一个事例，便可明了那时光景的杭州艺专的“大好形势”——所谓“文艺为工农兵”乃是总的创作方向，而艺专是个学习机构，在技术上方法上有所借鉴与西方，实为平常正常，但是不，希腊罗马雕像一概废了，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这些画册都禁看，实写的，文艺复兴大师的画和雕刻的印刷品可以翻翻吧，开大会时，领导人做讲话，彻底批判西方资产阶级艺术，口号：“文艺复兴滚出去！”——好了，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也要遭驱逐，我等小子早走一步还算是机灵识相的，而斯芬克士先生也算走得及时，我们心里清楚，林先生的“动”，是为了保持他的“不动”。

林先生离杭迁沪的决策乃英明之举，从那时始，直到“文革”前夕，是他的绘画创作黄金时期的巅峰阶段，他摆脱了教务牵累，不必上班开会学习受“批判与自我批评”的折磨，久处樊笼，忽得自在，总是生机勃勃，创作欲空前旺盛。

我还是阿左林脾气，古怪的，去拜访一次，就长时不登门，待到被迫胁：“邀你三次了。再不去林先生会生气的。”我一笑，立刻就跟着走。

南昌路，以前属于法租界，林先生的寓所是幢法式楼房，前邻法文协会，后接法国公园，那一代的行道树，上海人叫做法国梧桐，其实是枫科，因为枝干光净，又布满法租界，想当然地定名法国梧桐了。从路对面，可以望见二楼客厅的窗，帷幔长垂，暗无灯光，过路按了门铃，林先生必是从画室转入客厅，在幔缝间俯察来者是谁，不欲接见，就阒无动静，有约，或愿晤，便亲自下楼，到小天井时已说笑称呼——这是从前法国侨民的住宅，楼梯暗暗，扶栏木质坚致，上下交接的折角处，立着一双马靴，皮质精良款式优雅，几次想知道这是谁的，后来我自己解答，是从前的屋主剩下的，放在三角小平面上很恰当，有气氛，林先生就不去动它，日久蒙尘，更古趣。

“茶？还是酒？”

一到画室坐定，林先生惯于这样问，我择其一，从不说一个“随便”，如果我问客人，也愿他有所指定——五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所谓“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能一坐下来就得到主人亲手倒给你的一杯莱姆或白兰地，感到分外瑰美，真是愚不可及了。酒、茶、言、笑，有时去附近的川菜馆“洁而精”共餐，最快乐的当然是看林先生的新作，一位画家，必定是一位批评家，创作的过程原系批评的过程，尤其画到中途，这位批评家岸然登场，直道最后画完，他还理所当然地逗留不去，至此，画家退开，画装框，上墙，画家成为观众之一。除了这种态度，还可另有态度：当别人看他的画时，他在旁看别人的表情（面部的、肢体的），听别人说话（无论是贬是褒是理解是误解），那时，他等于借了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的话，凭借别人的心智来掂估自己的精神产物——林先生之喜欢我们看他的画，说他的画，大致由于上述的缘故，他叼着烟斗，双臂交叠在胸前，微微笑，时而大笑。画平摊在客厅的地毯上，我们站着，弯腰俯视，林先生立于对面，他看到自己的画是倒向的，他在看我们，我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画面，没意识到画家在借用观者的眼，甚至心，我意识到，也不多想，似乎想是不敬的，不礼貌，仅仅觉得一个画家最欢乐的时刻，大概便是这样的时刻，而这样的时刻也是轮流获得的，当我以自己的画求教于林先生，我也偷借了他的法眼，评骘了自己的作品。在画家的一生中，这样的欢乐时刻终究是嫌少不嫌多。

他给人看画是分类的，亦可谓分等的，猜度你的倾向性，拿出你所特别喜好的，此为分类，他不愿将自己钟爱的作品给鉴赏力不够格的人看，此为分等——单论这种态度和方式，我就衷心认同，何况总有办法诱得先生将秘藏在隐僻处的灵感之作，亲自一一打开（那是指五十年代上叶，在沪地所作的画），大约一百来幅，67×67 cm，宣纸、水墨粉彩。最好的是“静物”，一只瓶、一片布，两三果子，简无可简，调子暗，色彩却变化多端，蕴藉在灰黑之中，统体素净，用色用得如此贞洁，没有在别家的画上见过，而且是大块面平涂的，肌理微妙，处处有生命悸动，形成最轻极限的戏剧性，那些被作为素材的瓶罐杯盏，都不再是实物的映象，纯粹升华这画家的观念的假托，所以画面上一味稚气拙怒，整体效应却剔透空明——每当我看到这些“静物”，想到这些个“静物”，无不心凝神释，为林先生庆贺，他得到了杰作，没有人曾经画到过那么静，而过循着这条幽径，再要画，似乎也是不可能的。

另一类是“风景”，往往是中国江南的庭院，中间几椽平屋，周围草木扶疏。草是闲草，甚至蒿莱芜杂，本也不分科别。不择姿态，满幅信笔乱涂，这种熟练后的生涩，严谨中率性，兴高采烈，却有一种恬漠冲酥的逸乐，沁人心脾，儿童画的天真是先天之真，画家参透原来，控制笔墨，随意挥洒，是后天之真，一草一木，魅力四起，而且，中国古代画家是以墨代色的，林先生是以色代墨，笔法又完全脱出前人窠臼。这类“风景”的组合要素机位丰盈，布局是中国山水的三点透视，人形是明清服饰的侍女，有木偶、皮影趣味，大量的线是从瓷画漆画上得来的飘俏流利，于是，整体对待一幅画时，富有现代设计装饰性，那是指快乐主义享受程度上的视觉飨宴。

其他如芦雁、猫头鹰、小鸟、鹭鸶、裸女、京剧越剧人物，风格也强烈得一望而知出于林风眠笔下，而（与？）其他的“静物”、“风景”中的杰作相较，就显得次要了。林先生受西方绘画的陶冶影响，或可列为从印象派到立体主义这一段史程有所渊源，我曾问过：为何不再超前探索，他回答：“我画我懂得的，不懂，我不画。”这当然是诚实，冲谦自牧，珍贵的美德。我在看了他的某几幅偏重形势结构的画后，又曾问过：何不索性进入“抽象”，他希望我写一篇关于现代抽象主义的论说。虽然都只是轻快的言笑，我一直是放在心上的，筹思这样的一篇文章，但时已不及——大难临头，从此没有见面的缘分了。

一九六六年，“文革”掀起不久，便传来噩耗，林先生被拘留于上海市警察局第一看守所，按沪人常识，凡重大政治犯，都是羁押在第一看守所的，这时候我们几个学生亦各有困境险境，终于先后入狱，直到运动后期，我才知道，林先生的最好最有代表的画，都毁灭了——是画家亲手毁灭了它们。

海外人士一定会诧异，纸本的未经装裱成轴的画，等于是张薄纸，一百张一千张，也有地方可以匿藏，只有亲身经历过“文革”的受难者，才知道那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红卫兵、造反派轮番搜查抄，手段之横蛮泼辣，方法之刁钻精到，却是史无前例，墙壁凿破，地板撬开，瓦片翻身，连桌上的一盆菜也倒出来用筷子爬拨，是否有罪证混在菜里，要想保存一幅画都不可能，何况十幅百幅，海外人士虽然看过很多“文革”史料，知识分子如何关入牛棚，强迫劳动，艺术家如何受尽侮辱，精神失常，但难于想象一个画家会轮到不得不亲手毁掉自己毕生心血的结晶，这比消灭自己的肉体更其惨痛酷烈，因为“自杀”是一种选择，放弃生命万事皆休也可说得到了解脱，而当一个画家正处于成熟期，创作欲如火如荼，前景无限辉煌，突然，他的画即是他的罪，要生存，必得将画毁去——人人都是第一次遇到“文革”，中国的历史经验是秦朝的焚书坑儒，明清的文字狱，西洋的历史经验是中世纪的宗教裁判庭，二次大战德国法西斯，这些过时的平乏的常识，根本不能应付“文革”的险恶暴乱，愈想愈觉得这些画必定会致自己以死命，本来林先生在家中画，晚上画，外界不明底细，到了这个举国疯狂的时刻，破四旧，清算洋人古人，打到反动学术权威，有海外关系的，叫做“里通外国”，间谍特务，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林先生的画，单是一张，就可以罗织多种罪名，我以自身的体会，完全理解林先生当时恐惧心理的压力，全上海市到处是游行的锣鼓声，口号声，人潮汹涌，马路和街道里弄火光烟气弥漫，批斗、示众、游街、押赴刑场、各派系争权、流系之中内讧，真枪实弹、血肉横飞……在这样的时空中，再看看自己的画，如果暴露在红卫兵造反队的面前……

画在人亡

人画俱亡

画亡人在

三种可能，必须立即作出判断而定抉择，第一种其实就是第二种，人因画死，画不会留下来，所以，什么“只求画能保存，宁顾牺牲性命”，此种迂腐之见是自欺而已，当时也会蓦然记起中国古谚：“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之手”（林先生辞教授之职而退隐申江，庶几不负“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之训），唯有放弃画，减轻罪名，人才有望活下来，才符合为艺术殉道的精髓，林先生当时的决策，不外乎上述的原委，他说得简明：“只要人活着，还可以再画。”——这是明智的，大无畏的，艺术家下了最沉痛最激烈的狠心，他独自在南昌路寓所的浴室里，用火，用水，烧毁和冲走了十年十五年累积下来的杰作，在中外古今的美术史上，没有比这件故实更悲催的例子，而悲惨的事，还在后面……

达文西、波提切利他们畏于宗教迫害，也曾烧掉过一些画，所幸是次要之作，米开朗基罗也销毁自己的作品，那是他不顾留在人世的部分草稿，也许有人会疑惑林风眠先生何以如此胆小怕事，应知在暴君暴民的淫威下，多少人由于一点诬指的“反动罪证”，或立毙，或长年折磨而死，死了，胆大又有什么用。也许又有人会感叹，不懂谋略，缺乏黠智来转移这些画，那就要请明白在当时当地，谁也不敢为谁承当“罪责”，再亲密可信托的人，在史无前例的高压下把你出卖了，妻子揭发丈夫，子女检举父母，人际关系真所谓“别人就是你的地狱”，你去过哪里，何人来过你这里，一查就整个儿兜底翻出来，况且动辄“办学习班”、“隔离审查”，与外界断绝音讯，精神崩溃而丧失思维力，刑逼口供而致躯体残废……林先生就是在这样自杀画作之后，还是被关入看守所（比监狱更坏的地方），饥饿、昏闷、酷热、严寒，一分钟也难忍受，他忍受了四年，足见林先生的意志之强，耐力之深，坚持以不死殉道，当他再回到南昌路寓所时，已近七十岁了，在寓所上，他一向是最勤劳的，画秃的毛笔成捆成堆——稍事休养后，他便奋起作画，力图追复他所失去的累累硕果。

是命运？是年龄？是思维方式？是人情羁累？——也许都是，都不尽是，最终还得归诸于艺术自身的森严律令：凡灵感之作，留则永存，去则不返。

以林风眠先生漫长一声的艺术劳作的全过程而论，六十岁前后可说是他个人的“壮年期”，八十、九十岁才是晚年，自从他到了香港以后，我衷心祝福他身心得以康复，优游颐养于新天地，出新作品——据可考的记载，文士史家造兵燹火灾而著作尽失的实例，不算太少，后来由本人凭记忆重写而毕功者亦历历可指，那是因为中国的文字向来是成诵成吟的，容易一字不漏地背出来，况且叙述性的记录员，资料性的搜纂，还可以有所摸索攀援，唯独绘画，非写实的画，即兴式的画，超越画家自身的正常水准的画，当时下笔若有神助，过后则鬼神不灵，无可奈何——是故劫后余生的艺术家所能再尽的努力，在于捕捉新灵感，创造新作品，反之，牵萦于对过去的杰作的悼念，总是想着“以前我是怎样的画的”——自己模仿自己，自己拷贝自己，即使做到貌合，总归落得神离，一片公式，一滩概念，模仿自己比模仿别人更不济。“灵感”是无上矜贵的，只在清新的心智湍流处，它才偶尔轻轻掠过，它从不肯停栖于僵木枯枝上，“灵感”是最难邀请的，如梵乐希所吟咏，多少个夜晚的虔诚等待，一次青春怎够用，必得期之于二度三度的青春。

之后，我只看到过林风眠先生在一九八零年间赴法国展览的那一组画，香港制作的，它们实在不足以表示画家的原有水准。再之后，凡刊有林先生作品的杂志、画报、画集，我总有仔细流观，一次比一次散了，亸了——艺术家达到炉火纯青随心所欲的大成境界，其“心”，是自己的不可更替的“心”，如果不纯粹是自己的心，或者自己的心乏了，那么随性所欲的又是什么呢。

《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一节：

“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
《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节：

“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

二十四节：“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愿意丧失生命的，必得到生命。”

在经上已有笺注：“生命，或作灵魂。”如果引伸为“灵感”，也就不言而喻了。善意的误解毕竟还是误解，一枝牡丹，花已谢。人们以犹在之叶论不在之花，为这样悲剧我将撼动无尽。我所曾经见过的林风眠先生的杰作，是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五这十年中的近百幅画，其中之半数，曾被赞为：

像花一般的香

夜一般的深

死一般的静

酒一般的醉人

这些画，保存在时光的博物馆中，愈逝愈远。

飘零的隐士（《温莎墓园日记》）

她是乱世的佳人，世不乱了，人也不佳了——世一直是乱的，只不过她独钟她那时候的那种乱，例如“孤岛”的上海，纵有千般不是，于她亲，便样样入眼。她的文学生命的过早结束，原先是有征兆可循的，她对艺术上的“正”和“巨”的一面，本能地嫌弃，而以“偏”和“细”的一面作为她精神的泉源，水是活的，实在清浅，容易干涸了。喜欢塞尚的画，无奈全然看错，其不祥早现如此。正偏巨细倚伏混沌，人事物毋分雅俗，分了，两边都难有落脚处。

——《素履之往》一九九二年

我初次读到张爱玲的作品是她的散文，在一九四二年的上海，在几本杂志间，十五岁的读者快心的反应是：鲁迅之后感觉敏锐表呈精准的是她了。

当年日寇占领大江南北，通称“非常时期”，将来自会作为国难国耻而详见于中国近代史，然则此八年中沦陷区的文化动态，就不可能列入中国近代文学史，因为事关“敌伪宣传”、“奴化教育”——明明是世界大战，日本侵略中国，却是夜夜灯红酒绿轻歌曼舞，好一番粉饰太平的亲善伎俩，文学杂志如雨后春笋，男女“作家”，眉来眼去，这厢锦江春色来“天地”，那边玉垒浮云变“古今”（“天地”、“古今”皆杂志名），知堂老人游江南，海上女作家大型座谈会，《结婚十年》畅销再版，还有吃板烟的鱼、拿手杖的鱼招摇过市……兴兴轰轰直到日本一宣布投降，这些夕阳中的文学蜉蝣霎时影迹无踪，四十年后，我到得海外，才不期然而然地逐一知悉，彼等皆有恙无恙地健在，都易名改姓久矣，唯张爱玲仍然姓张名爱玲，足见其明智、果敢，一九四九年后，似乎她还不想离上海，出席过沪地作家的一次集会，似乎处在渐悟状态中，似乎后来有了顿悟，你说呢。

“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

她也是喜欢这两句的。

“成名要趁早呀。”

张爱玲这一声叫帘，当然是憨娈逗人的，将谑无谑的诗经里的作风，她自己分明年纪轻轻已经成名，这一叫，使老大而无名者，青年而嗷嗷待名者，闻声相顾以太息。眼看《流言》出版（病黄封面，画了个三姑六婆状的木偶，蓝的），《传奇》又出版（暗绿封面，涌起大朵青云，即所谓“如意头”的吉祥图案），书店里、报摊上，张爱玲，张爱玲，电影院门口，今日上映“不了情”，主演：陈燕燕、刘琼，编剧：张爱玲，就是这个张爱玲真会穿了前清的缎袄，三滚七镶盘花纽攀，大袖翩翩地走在华灯初上的霞飞路上，买东西、吃点心，见者无不哗然，可乐坏了小报记者。

故曰张爱玲的成名特别像成名，故曰她之所以成为“佳人”正巧生逢“乱世”，试想她的作品如果发表在“五四”时期，星多月不明，未必会如此受注目受欢迎，再假设她到一九四九年后才写出她那样的散文和小说来，彻底埋没算是上帝保佑，一旦在政治运动中被检举或搜查出大批原稿，则批斗个没完没了，此生也就废矣。

话说“中国”这块地方，民国后向来是中国文学的中心，二次大战期间，老的、名的作家都到重庆或昆明，搞抗日的救国文学去了，另有一部分则投奔延安，或赤区，结集意识形态，以文艺为武器志在必得天下了，上海一成“孤岛”，文艺园地为国共两党都管不着的空档，自然两党都有地下工作者在夹缝中活动，但社会性的公开性的文化面积，总归是个大空档，而文艺是什么东西呢，文艺是哪里没有人管哪里就有文艺，如果既没有人管又有天才降生，那就是“文艺复兴”，如果虽然没有人管却实在也不出半个天才，那就江南草长群莺乱飞一阵子，完。“孤岛”的上海文艺界本来是属于“草长乱飞”型的一个短时期，唯独张爱玲写了可圈可点的散文和小说，连连登在报章期刊上，引得几位留守在黄浦江滨的“五四”遗老遗少起而喝采，固然不乏捧“角儿”的心态，但也有一位翻译家在赞赏之余认为张爱玲的危机正在于才气太盛，要防止过头而滥，此话允推为语重心长，然则张爱玲之轰动一时，以及后来在港台海外之所以获得芸芸“张迷”，恰好是她的行文中枝枝节节的华彩隽趣，眩了读者的目，虏了读者的心，那么这位翻译家的话说错了么，没错，张爱玲在小说的进程中时常要“才气”发作，一路地成了瑕疵，好像在做弥撒时忽然嗑起西瓜子来。当年的希腊是彩色的，留给我们的是单色的希腊。艺术，完美是难，似乎也不必要，而完整呢，艺术又似乎无所谓完整——艺术应得完成，艺术家竭尽所能。张爱玲的不少杰作，好像都还没有完成，也不知怎么办才好。

张爱玲陪苏青上服装店试大衣样，灯下镜里，她觉得苏青宛然乱世佳人，其实时值国难，身处沦陷区，成功成名多少带有侥幸性，乃至负面性，在享誉获利的风光年月中，心里明白“好景不常”，那流行的日本歌曲“春天的梦”，大街小巷铮铮鏦鏦地唱，“太阳高高在碧空，玫瑰依旧火般红，我们又在堤边重逢……”，最后一句是“醒来时可怜只是一场春天的梦”，唱者弗知此乃是一歌成谶，张爱玲和苏青不致忠厚到相信“大东亚共荣圈”会圈得下去，何况有胡兰成在旁，香囊兼智囊，她们知道战后的将来，不是国民党的天下，而是共产党的世界，朝代的更替，有一种集体潜意识的预感，从她们的闲聊中就可知女秀才也颇有行将落空的“远见”，“来日时势变了，人人都要劳动，一切公平合理，我们这种人是用不着了”，“只要我们勤勤恳恳去做切实有用的事，总还可以活得下去的”——幼稚，不，当年罗曼罗兰、纪德一度也只有这点理解水准，各秉虔诚，矢言放弃旧信仰而皈心低首于新的人类福音，是故，以哲学的角度切入政治纷争的严酷性，那末张爱玲与苏青只是两个风尘弱女子，她们想保持的是她们自己也弄不大清楚的一份金粉金沙的个人主义。

有人将张爱玲比作这比作那，她笑道：“只有把我和苏青并提，我倒是情愿的。”此话可以说是言出由衷，也可以释为语带反讽，意思是“五四”以来，论女作家，阿谁可比，候在机锋上，便用苏青这个“老实人”来压压她们。苏青自有一股戆气，论文字功夫、性情境界，哪里抵得上张爱玲，然而这种恣肆无忌的傻劲，张爱玲要发也发不出，所以她喜欢苏青，与之交往安全实惠，后来呢，一个出国，一个入牢，人生如梦倒好了，人生不如梦，是醒不过来的现实。

“交响乐像是个阴谋”张爱玲说。

这个比喻我很有同感，无奈世界的构成和进行，正是交响乐式的，音乐会中途退席是不礼貌，从世界中抽身而出也是情状险恶，难全首领，参至此，逼到角尖上了，不得不套用禅家“看山”公案的三段论：

　　　　　　交响乐是交响乐

　　　　　　交响乐是个阴谋

　　　　　　交响乐是交响乐

张爱玲在第二段上退席，停笔不写，当然也不失为是“悬崖撒手”之一式，天鹅并非个个都绝唱到死的，何况还有一个惫赖的宿命论，足以使人心平气和，文学家各有其写作的黄金期，火候未到下笔无神，期限一过语无伦次，都是“文昌”、“魁星”的账目，江淹郭璞毋须任其咎。

与世相遗，绝不迁就，无疑是高贵的，有耿介，就有青春在，只是怎么就忘了策略，“物物而不物于物”大可引申为“隐隐而不隐于隐”，张爱玲隐于隐，就中了世界阴谋的计，从前的人倒知道“高明之家，鬼瞰其户”而巧加防止，后现代人已经滞钝得不会做隐士，又不知道怎样对付隐士。

张爱玲寂静了，交响乐在世界各地演奏着。

艺术家，第一动作是“选择”，艺术家是个选择家，张爱玲不与曹雪芹、普鲁斯特同起迄，总也能独力挡住“若是晓珠明又定”，甘于“一生长对水精盘”。

已凉天气未寒时，中国文学史上自有她八尺龙须方锦褥的偌大尊容的一席地。

同情中断录（《温莎墓园日记》）

他旅行　他回来

　　　　他经识了废墟的晕眩

　　　　驼铃的寂寞

　　　　帐下寒冷的醒寤

　　　　同情中断了的辛辣

——福楼拜《情感教育》

“这里位子满了，你走错教室。”

　　我一扬点名册，平静地说：

　 “我的位子在这里。”便步上讲台

　　满堂营营然的笑——他们以为我是新来的插班生，我年龄与学生相近，状貌亦稚气未泯，较之全校老成持重的教师们，确实一无似处。

　　课后，学生们扈拥着我，在廊上问这问那。

　　“我讲的你们还喜欢听吗？”

　　“很好，使我们不爱美术的也爱起美术来了。”

　　“你讲的美术与我们以前知道的不同，我想，你讲的是真的。”

　　“老师，你是第一次上讲台吧？”

　　“何以见得？”

　　“你看了两次手表。”

　　教师宿舍的后面是游泳池，学生们自然而然到我的小客厅里来聊天饮茶，游泳之后总是饥饿，我不能不多备些糕饼点心，看着他们贪吃的模样，我颇有一种成就感，继而看画册，听唱片，直到晚膳钟响才散去，而夜晚，他们还会来，宁可放弃“夜自修”。

　　如此则弟子逾三千，贤人倒并非七十，大约有十来个，渐渐显出他们对艺术的爱，以及对我的诚。

　　人的青春期，与其说是容易感受美术，不如说是容易感受音乐，或者索性说，“青春是音乐性的”。

　　十来个人中，后来有半数就以音乐为事业，而当时，他们是对音乐漠然无知的高中学生。

　　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当地简称“杭高”，校风严正克实，师资都是大学教授水准，校舍是科举时代的“贡院”，昔者试士之所以曰贡院，府州县学生员之学行俱优者，有副贡拔贡优贡岁贡等名，经贡院试乃升入太学。而我在这里任教，纯为生计所迫，不意莘莘学子间，颇有矢志追随者，我想，艺术的道路需要有同行的伙伴，与其敳等“朋友”的出现，不如亲手来制造“朋友”。

　　我的年龄是二十刚出头，他们则还不到二十岁。

　　人生，可说是乍开门，下台阶，还未踏上路。

五十年代的中国大陆，苏联的电影、歌曲、文学译本，滚滚而来，而旧俄的人文精萃也就此从锤子镰刀的夹缝间畅流无阻。

　　我传述了王尔德对纪德说过的话，俄罗斯文学是伟大的，悲天悯人，尤其是杜思妥也夫斯基*，也读纪德的《从苏联归来》，以及纪德与罗曼罗兰的论战。

　　春去夏来，一学期过完，我也本能地“觉醒”：必须离开杭州。

　　西湖风光好，浙江食品合口味，但我会沉沦在平和的朝朝暮暮中，没有人会认为平和就是沉沦，所以更可怕。

　　暑假开始，校长亲自送来下学期的聘书——我婉言辞职。

　　五十年后自己回顾前尘，也代人回顾，清楚看到，人生事业的成败，第一因就在于“择场”，选择适合你发展的场地，但当时年纪轻轻，何能远瞩高瞻，那得靠与生俱来的本能，小海龟脱出蛋壳即往海水爬去。

　　法国则巴黎，英国则伦敦，中国，我唯一的去处是上海。

　　一九五〇年夏天，还有物力供我上莫干山的别墅幽居避暑，绿竹丛中一幢苏格兰式的白石建筑，客厅、画室、书斋，卧房的窗下我也安了小桌，写信写日记的，墙上贴一纸条，我手书的福楼拜的话：

　　“艺术广大已极，足可占有一个人。”

　　在杭州的学生朋友，每人每周至少来一信，长长的，自己愈见佳美，因为都在用功临帖，各宗一家，似乎悄然已入门径。

　　那些信都是散文诗，遣词造句，风调初具的样子，真要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了。

国庆假期，他们上山来，那是前几封信中说了又说的。

　　旅行、登山、寻师访友，一举四得，秋游之乐无过于此。

　　而我是寨主，款待这批兄弟很不容易，山下无市场，只有杀了两只鸡，倒是他们带来鱼鳗虾蟹，晚宴是空前绝后地丰盛了一番，山居生涯哪有河鲜海鲜可尝。

　　莫干山离杭州也有两小时车程，传说干将莫邪在此炼剑，有“剑池”遗迹。夏季清凉，成了避暑胜地，西式别墅红红白白，坐落在茂林秀竹之间，而老旧的石级岪道犹可供上下，那又是松涛浩浩巉岩森森，别有亘古如斯的逸趣幽色。

　　峰峦是前后相距的，刚才我在等候时，望见他们出现了，人影小小，远着哩，我爬上大石之顶，挥臂呼叫，那边的小影子也都挥臂了，山气日夕佳，轻云飘迻，鸟雀啁啾，望着那串小影子时隐时现地绕道而来，心中一片欣欣然的空白。

　　他们一个不缺地站在我面前，七种不同的笑容是同样的。

　　他们爱好和专长：

　　维珂——声乐　作曲　文学

　　齐弘——大提琴　散文　诗

　　敏特——钢琴　作曲　文学

　　纪蒙——作曲　哲学　书法

　　韦仲——小说　作曲　评论

　　乐济——绘画　英文　梵文

　　客西——文学　哲学　神学

安德烈•纪德在他的《地粮》中，借奈带奈蔼之名，宣示“要爱而非同情”，我读此书时正好是奈带奈蔼的年龄，故而以为然，以为可信，可期，也可付出。

　　五个十年过去后，谁是奈带奈蔼，谁是纪德，都要慢慢地想来，才要问：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爱，如果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爱，那岂非只有同情了，而同情是容易中断的，始料未及，突如其来，所以使人深感辛辣。

　　“如果改为同情中断了的悲哀”或“同情中断了的痛苦”，那就完，那就文学也中断了，福楼拜是“一字说”的主张者，自己动笔，果然准确无误地找到了那“唯一恰当的词”——“辛辣”。

　　我的幼稚而好奇的一念是：福楼拜怎么也会经识到这个奥秘的感觉，是谁对他中断了同情？

　　《情感教育》的结尾，男女主角久别重逢，真的由爱而转化为同情，可见小说的作者是想了开去，想到世界、人伦的宏观状态，故意用晕眩的废墟、寂寞的驼铃、寒帐的醒寤，来衬托这一局“同情中断了的辛辣”，这就远远超出狄更斯之上，甚至哈代也会感叹：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

　　男主角弗赖特律克终究是个凡夫俗子，恐怕未必觉得着多少辛辣，痛感辛辣的应是真挚人，“真挚”与“辛辣”成正比。

　　福楼拜恪守“呈现艺术，退隐艺术家”的精神道德（也是个方法论），而终于在这里露了一笔，这真叫“炉火纯青”。

　　艺术家不完全只许由艺术说话自己不说话，候在刀口上，艺术家自己也好说上一两句的。

莫干山上的会聚又怎么样呢。

　　我们在山路边斫了一枝硕大的剑蔴，置于客厅中央，每片浓绿的阔叶上，各竖一枝蜡烛，花柱上耸，开满白朵朵，烛光围照着，纯洁温雅清香不绝。

　　他们走后，我整理房间，觉察卧房墙上的纸条有异：

　　“艺术广大已极，足可占有一个人又一个人。”

　　添了四个字，揣摩笔迹，是齐弘。

　　是齐弘，我不以为忤，憨娈可人，而且这是何等大事呵。

　　但冬天来了，寒冷和贫困使我必须下山找职业，同时这些学弟也都要准备投考大学，我们一起到了上海。

　　我们年轻时所遇上的朝代是平凡而诡谲的，成名成家理应是高尚志向，却被指斥为“往上爬”思想，是错误的、反动的，好像是犯法的，但天天有人成名天天有人成家，又不知是怎么个爬的。

　　上海居，大不易，虽不易，岂肯离。

　　画舞台布景，画医学挂图，像三十年代的黑白影片中的那句经典台词：“不，我们要活下去。”打了半年临时工，不行，还得固定下来，才能执著艺术。

　　翻报找广告栏，浦东某私立中学招聘美术教师，如能兼教音乐，优先。

　　我不愿当教师，生活逼我重操旧业，而这家私立中学环境优美，又近海滨，可以暂且安身，再作道理。

　　我从小就想定了“一辈子不工作”，任何工作都是下贱的，飞鸟走兽爬虫游鱼都不工作，我为何要工作吧，因此我工作起来就十分认真周到，我要以工作为手段，达到不工作的目的（后来我是达到了目的）。

　　而那时，学弟们已相继考入了大专院校，寒暑假复得会聚于浦东，漫步于海滨，音容笑貌显得成熟些，也缺掉了鲜活，灼热。

　　巴尔札克*伟大，司汤达尔*深刻，福楼拜完美。

　　齐弘与韦仲刚读完《情感教育》，感叹结尾结得真是好。

　　齐弘说：

　　“那是像交响乐的最后一章，压轴的几下子大扣弦，重重地敲下去，才好结束。”

　　韦仲说：

　　“这一句有两种读法：『同情中—断了的辛辣』，『同情中断了—的辛辣』。”

　　“当然是后一种啰，如果是前一种，那有什么意思，那还算什么福楼拜。”齐弘从床上起来，走了几步。

　　“我知道是后一种，但有人可能会读成前一种。”

　　“那是窝囊废。”齐弘走去倒在床上。

我说：

　　“最好找了法文本来，这个『辛辣』实在下得好，不知在法文中是怎么一回事，李健吾的译笔是健的，他自己的著作有一本值得看，叫《福楼拜评传》，好就好在他用了大量的参考书，汇集了各家对福楼拜的论述，省得我们奔走寻找。”

　　齐弘对我一笑。

　　我回书房取来这本书，是有意藏起来的，先要把原著读熟，才可从容看评论。

　　一夜，人多了，齐弘、维珂、敏特、韦仲……我在楼下听到热闹，他们又在论衡古今艺术家之大小厚薄，我便上来踏入他们的“论坛”，我说：

　　“定三条要求：一头脑，二手段，三心肠，头手心，也就是思想技巧情操，三者都上上，是一流人物，三者缺一，二流人物，三者缺二，或者都平平，不入流，即使当时风光，传不长的。”

　　评议进行得颇公正，有争执，辩难，卒趋共识。

　　列夫•托尔斯泰头脑未免太那个了，但他又无论如何是第一流大艺术家，怎么办，便称作“伟大的例外”，反而见得他的“手段”和“心肠”是多么了不起。

　　河海小楼，窗下芦苇萧萧，友谊的长谭，艺术的小弥撒，几年后就被座中一人检举——“反动小集团”，为首者当然是我，抄家，拘留审查，说来说去不过是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爱艺术是要代价的，第一次我是这样付了。

以“十年”来划分人生阶段是普遍合式的。

　　六十年代，我转为美术设计工作者，进而担任某些形象工程的总设计师，流动性就很大了。

　　学生兄弟们各奔前程，音讯寥落，有的连地址也遗失，或迁徙不复来信——“艺术道路上的伙伴”，初衷的真实的，现实是虚妄的，更有甚者，往反面反方向鼠窜而去。

　　维珂——浙江武康人，幼年丧母，父性暴，为政府处死，两个哥哥是有职业的。

　　我入“杭高”不久，在图书馆中见他阅着柴可夫斯基的《我的音乐生活》，谈起来知道他非常爱音乐，想学歌唱学作曲。

　　维珂常来我宿舍聆唱片，斯文多礼，声言恳切，所涉稍深，知道他学费生活费都极困难，我便每月接济他。

　　我到上海，维珂也随之而来，说准备投考上海音乐院，忽而有个年龄比他大的女人玩弄了他，忽而那女的去北京他也跟了去，来信说正在下苦功，有望进中央音乐院，无奈日子艰苦得快要断炊了。

　　着即筹措，得款速寄，我也来不及细想究竟，只指望他入了音乐院就一生定局。

　　维珂早就施出鬼蜮伎俩，他盗窃了我在杭州的藏书，卖钱自肥，还把一套精美的莎士比亚全集送给了那个女人，他去北京时又连骗带偷地拿去了法国版的罗丹雕塑集，意大利版的米开朗基罗全集，和一条美国货羊毛毯。

　　藉偷窃诈骗以营生，然后成为音乐家，这样的轶事我是没有听说过，只闻知音乐家在欧洲旅行所携行李免于检查。

　　骗子的一个绝招是“认亲”，他在北京认了一个干姊，住在她家里，又认了一个干妈，想跟她到香港去，又认了一个俄国兄弟，计画一同回苏联。

　　北京混不下去，再来上海，在地区文化馆辅导合唱团，与一姑娘投奔新疆建设兵团，算是结了婚。

　　我早已不是维珂的老师，而退为他丑剧的观众，忏悔录该是我写的，怎么我就被他利用得如此透彻，我的软弱愚昧一至于斯。

　　我总以为行骗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庸讵知是行骗成癖浃骨沦髓，骗子决不徒劳，没有骗的作用和效果的事他是不做的。

　　某夜，一个女子携着两个男孩找上门来，自报是维珂的妻子，边说边哭……

　　“哭什么呢，他骗我是骗完了，骗你还没有骗完。”

敏特——父母在香港。如果不遇到我，他是不会学音乐的，他实在不是一块艺术的料，然而他追随我特热心（也真是恶因缘），在我们这个有形无形的团契中，敏特是大管家，吃、住、旅费、借书借唱片，他总有办法满足大家，他明显地没才气，也清楚地知道凡事少不了他。

　　敏特考入上海音乐院作曲系，本是“一劳永逸”的好事，不料在政治运动中他遭到了审查，原因起于他和几个同学办的刊物，一追根，我成了该刊物的幕后操纵者（我从未见过此刊物及他的同学）。

　　我以为敏特不会诬陷我，后来在一次音乐会上与他见了面，那副羞惭无地的狼狈相，使我惊觉：他为了解脱困境，将一切问题都往我身上推，否则，他怎会如此狼狈慌张。

　　客西——四川口音，初见令人叹一声“小伙子多帅”，穿着很体面，伯父供养他，因为双亲已去世——伯父在美国，富豪，无子女，将立客西为继承人。

　　中等身材，丰肌劲骨，大男孩说四川话最好听。

　　谈文学谈到了新旧约，我惊讶他对四福音书的详熟，问他是否是基督徒，他甜涩微笑道：

　　“她是基督徒，我跟着也就信了。”

　　他曾带她一同来看我，轻灵敏慧的姑娘，他们将在美国的教堂举行婚礼，我想。

　　隔时两年，客西来上海浦东会我，神色大异以前，几乎换了一个人，问他，言不及义，她呢，早已分手了，原因呢，摇摇头，有泪无语。

　　只当他是病人，要他住在我处别走，康复后再回去——每当夜晚，劝导，责备，安慰，鼓励……他的反应是沉默，恼怒，或睡着了。

　　他失踪，没留言。

　　我去照他伯父在上海的代理人，才知客西已离开学校，在社会上游荡，伯父责令他返校，读完大学来美国，否则停止共给，客西回道：

　　“我不要你资本家的臭钱。”

　　多年后，我收到河南某工厂人事科的来信：“你是客西的老师，请问，他是否脑子有问题。”

　　客西毁了，爱情固伤人，还是他自己站不住，命。

纪蒙和乐济是密友，纪蒙豪放，乐济婉约，对待学业、生活都极度地认真，二人息息相关，形影不离，难得固也难得，未免伧俗傻气，终非本色。

　　纪蒙耽于老庄尼采，二王书法，而在学的专科是作曲，与齐弘同校不同系，齐弘瞧不起他，取笑作弄，使他苦恼伤心，总在信上诉怨，把齐弘在校的飞扬跋扈的作为一一告知我，我无奈，齐弘毛羽未丰，怎么就目空一切了呢。

　　纪蒙毕业后任教于东北沈阳音乐院，信来，笔路仿右军，火气太大，说他在分析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注释《道德经》。

　　历次政治运动他都受冲击，过后工作仍旧而职位步步下跌，他借酒浇愁，一复一日离不开酒。

　　仗酒使气，破口大骂，即使是疯子的话也都要记账清算，纪蒙酒后的狂訾，一声声反弹回来祸害了自己。

　　早年我就认为他虽读书不少，至心朝礼于艺术殿堂，他终究是个刚愎的草泽莽夫，酗酒，骂人，在任何时空世界中都是“完”。爱音乐，音乐可不是这样爱的。

　　乐济者，并不是我在“杭高”时的学生，是后来由纪蒙引见的。他学画，两次考美术院校都落第，终于入了厦门大学的英语系，常来信，字迹纤秀，词句优雅，在集体主义的洪流中，他细细心心保持着个人主义的一叶扁舟，言必称托尔斯泰的日记，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我感到麻烦，这是感伤而乏味的，但又不能不尊重他的“唯我独清”，他悲叹时势的荒谬暴乱，只能以追求“心灵上的成就”为信念，为指归。

　　一年后乐济受命调往北京大学改修梵文，遇上“反右运动”，人人自危，个个出击，吓得他硬是把身体搞坏，取得医生证明，因病退学，回上海来休养。

　　当时我在上海市区工作，于是与乐济合租住处。

　　至此，他坦言自己之离北大，实在是“看破红尘”逃避现实，政治运动的卑污残酷，非人性之所能忍受，他情愿找个微末的工作以求活命。

　　可算是一种觉悟，但这样的逃避现实是不现实的。

　　乐济找不到工作，生计日窘，只好回“北大”复学。

　　这一去，就变了，他结婚入党，写些媚俗有方的文章频频发表，俨然菁英名流，他要“成就”，不要“心灵”，一步两个脚印走得起劲，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反过来说更对：

　　既有当初，何必今日。

这几个人都健壮，只有韦仲瘦弱，患肺结核，不能升学，便来浦东租房与我邻室，养病，准备投考上海音乐院，照说这也是正常的想望，而对于韦仲，那是渺茫的，他极爱西方古典音乐，颇善诠释，但要论作曲，他没有控制全局的魄力和才能。韦仲又与生俱来地爱文学，很会讲故事，遍阅世界名著，孰高孰低眼光也很不错，我期望他成为小说家。

　　韦仲生性随和，极易坦诚相处，唯其病弱，尤其宽容体恤。年幼丧母，父因历史问题在农场劳役，幸后母待韦仲不薄，供他养病生活之所需。

　　他总是在写，告诉我新得一篇小说题材，那无疑是梅里美一路的，也近乎普希金，人物的头像已经画出来了，男的女的，名字叫起来好听，几个字也好看……

　　几天后我想看这篇小说了，他说写不下去，废了，不过另有一篇已经开好头。

　　齐弘生得长身轩昂，宽肩紧膂，方圆脸庞，肤色鲜洁，举手投足这也青春那也青春，加之憨娈善应对，即之粲然，其实他是一个孤儿，父母当年去了台湾，且已仳离，大陆只有一位姨婆，还能供养齐弘读书，老人积蓄有限，渐渐显得吃力，只待齐弘成家立业，可是他爱音乐，爱大提琴，还得进学校长期修练。

　　西湖，莫干山，浦东海滨，有齐弘在就笑语不辍，宗教哲学文学音乐绘画等等，若有疑题，我总可以用俏皮话对付得他满意，然而他问：

　　“那么鸡蛋的水份，打开来总是正好，不太稀不太稠，什么道理。”——我无词以对。

　　“老师，你说『超人』，当世界黑暗时，要作个光明，那么世界是光明的时候，是不是要作个黑暗？”

　　“世界黑暗，要作光明，世界光明，要作比光明更光明的光明。”

　　齐弘说：

　　“相比之下，世界又显得黑暗了。”他很满意他自己的补充解释。

纪蒙的信上说，齐弘愈来愈骄傲，树敌日多，怎么办呢——如果不把别人当一回事，就太骄傲了。

　　人情之凉薄往往缘于世俗生活的浑噩，“生活”就是这样地无远见、无预谋，“生活”是不知伏笔的，是宿命的随波逐流，前之因不知有后果，后之果早忘了前因。

　　传闻齐弘对我的最新评价：“他呀，娶个胖胖的太太，当一辈子中学教师算了。”

　　也许有人要挑拨离间我与齐弘的交谊，而辨语气，倒象是他的口吻，他和韦仲本来就曾讽刺我常要发“托尔斯泰病”（指阶段性的反思），而那“胖胖的太太”呢，自然是以索菲亚作模特儿的。

　　是现实的时空限制了我的作为，我不会甘心，至多是死心，而死也不甘心。

　　欠公平的是，我从来没有小看过齐弘。

　　我又自作排遣——当年他们几个人中，我对维珂的关切每每尤甚，齐弘是深感委屈的，这倒好，日久见人心，维珂被否定，齐弘当然是“首席”。

　　有一天我将向齐弘道歉，解开他的心结。

　　许多所谓得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其心理底层都别着一口气，我没得大学问成大事业，也为了争一口气，表面上可以装得光风霁月，心底里阴暗可笑，但，确实。

　一九五六年夏，我受人诬陷而入狱，释放后在卧病的日子中，想念齐弘，写信寄广州（他毕业后分配在广州交响乐团），很快接到覆函，他慰安了我，有难无灾还算是好的，也倾吐了一己的苦闷，青壮年华，为那些讨厌的乐曲，就这样消磨在这几根琴弦上了，曾有苏联指挥家欣赏他的技巧和格调，邀他去苏联深造，但他的“家庭出身”使他“行不得也”，悲叹道：“我没有家，但为家庭出身受累无尽。”

　　一九八一年（廿五年过去了），我因公出差到广州，行前决意要与齐弘会晤。

　　广州市街景无足观，想到齐弘常年行走生息在这里，油然感到亲切，快将面对面了，不知这位漂亮朋友见老了没有，旧雨故知之所以可贵，就在于“无论如何总是信得过的”，一定能前嫌尽释，三十年代的老歌：“未来种种譬如今日生。”

　　匆匆办完公事，尚有两天可逗留。

　　问路找到了“广州乐团”，是一组旧式平房，石阶石栏，门窗紧闭，杳无人影，是夏季歇业呢还是外地演出，突然我不想见到齐弘了，功不成名不就，我的虚荣心不能满足我也不能满足他。走下石阶，混入路人之中，街道零乱猥琐，炎阳高照，我心中一片凄凉。

　　一九八二年秋我到美国，八三年夏从零开始写作，八四年春第一本文集出版，这该是寄赠给齐弘的礼物了。

　　他是我的文学作品的首席读者，因为我所写的都是从前与他谈过的，其中不乏是他的意思，很多印象和主见是莫分尔我的，而且他想不到我会用这样形象和方法来写，所以读来自有直见性命之感。

　　我住处的邻室是广州来的留学生，我着意善待他，然后请他在写家信时为我要个广州乐团的地址，最好问明大提琴家齐弘是否仍在乐团，如已调往别处或离开退休了，那就要新地址。

　　总该先通信，然后赠书，否则就显得张皇浮躁。

　　推理和想象，齐弘可能也在海外自由世界，而其父母可能回大陆找他，一家团圆了，也可能迁徙到台湾继承产业，我曾经给他描述过阿里山、花莲港，他是很向往的。

　　还有两首大提琴曲要题赠给他，许多文字所不逮的情愫，唯音乐缱绻可表，音乐是形上的，隔一层的，所以宜于题赠，其实是慈悲的爱，广袤的同情，再要远，那是一片蓝天了，姑且标作“海风一号”、“海风二号”。

稳定、慵困、甘媚、忧伤，不用p，不用f，始终mf，时而堂皇，又转消沉，反覆而前展，音域是有限的，力度矜持不可稍减。

　　齐弘说：

　　“老师，人家是成则济世，败则独善。而你，你是成则独善了。”

　　“请看《诗经演》《子好》，最后两句。”

　　也许在音乐厅，也许就在我的书房，烛光荧荧，齐弘轻松灵腕，宏亮沉重的大提琴声：

　　Sea Breeze No.1 in F major Allegro

　　Sea Breeze No.2 in E minor Andante

　　邻居青年说：

　　“信已寄出了，我要姊姊亲自去一趟，问详细，说不定会见到你的学生。”

　　我心安然，甚至不妨可以先写起信来，一得地址即付邮。

　　十多日后，叩门，那青年站在门口：

　　“回信来了。”

　　噢！

　　“他不在。”

　　哪里去了呢？

　　“他不在了。”

　　不在中国，在外国吗？

　　“不在世界上了。”

　　怎么？

　　“文革的时候，跳火车死了。”

　　齐弘不会自杀。

　　从学生到音乐工作者，其机敏识时务，足够保护他自己，而且有妻有子女，他不会率尔轻生，在“文革”中我曾为种种朋友估计可能的遭遇，想到齐弘，没有问题，顺利过关比谁都容易。

　　三十六岁，是个大限，多少天才人物都丧于这个年龄，我不欲贸然称齐弘为“天才”，但他无疑是属于“天才型”的一位俊彦，他的骄傲是祸根，在乐团中结怨树敌必多，平时他能言善辩技压群伦，奈何他不得，“文革”来了，他的“家庭出身”先就使他落入绝对劣势，当时，父母在台湾，那还了得——他一定是剧烈搏斗以求生存，但杀机已成，他跌落在火车的铁轨上。

　　教齐弘以文学音乐哲学……未曾教以“兵法”，在十年浩劫的荒谬时空里，唯深谙韬略者才可能免于一死，现代乱世，还得用古典哲学应对周旋，来势刚之又刚，我便柔之尤柔，忍无可忍，忍之毋误，理念已经简化到“生”就是胜，“死”就是输。

　　当时生死大事，视同儿戏，齐弘之死，死于“革命”儿戏。

艺术是泛爱的，而其中每有一份私人性。此者，可不是“世界”、“人类”的概念所能慰藉补偿得了的。

　　齐弘的妻子，儿女，我将去见他们，详尽问明齐弘的生，死，死后……盼望能得到他的照片，他用过的小物件，他穿过的T恤。

　　古人用“百身莫赎”四个字，表示哀悼之痛切——我写，我画，作曲，就“私人性”而言，都是白费心机了。

　　设有世界著名的大批评家，对我的艺术横加赞美，怎抵得上齐弘轻轻的一句“我喜欢”。

　　艺术与人类的关系是意味着的关系，没有别的关系。古希腊古罗马的壮士，战死不丢盾牌，齐弘之离世，使我盾牌落地。

　　那年，我已走到广州乐团的门口，想见齐弘又不愿见，其实他去世已快十年……

　　散文集、诗集、小说集，以新的笔名一本本地出版，写的都是与我无涉的“他人”，其中的“我”，也是他人的第一人称，但书的封面却是作者的相片。

　　敏特，他在朋友家瞥见了我的书：“啊哟啊哟，这是我的老师，很早就给我们讲尼采讲华格纳。”——他是长沙艺术学院音乐系的教授，以交流学者的身分来美国密西西比大学活动。

　　此人一到纽约便来电话：

　　“老师您好，我是敏特。”

　　我约略对答几句便问道：

　　“齐弘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不清楚，听说有可能不是自杀，是他杀。”

　　“谁杀齐弘？”

　　“齐弘在隔离审查中，不知怎么他到了上海，那边派人来押解他回广州，在火车上，激烈争辩，推攘到两节车厢交接口，把齐弘推了下去。”

　　“此事有否查证立案？”

　　“我只是听说，真相至今不明，之后……噢，老师，我想来拜望你。”

　　“以后再说吧。”

　　齐弘不会自杀，那残害他的人必是平常嫉妒之尤者，甚至是两三人联手将齐弘扔下车去，口径一致：“齐弘畏罪自杀。”

　　几天后敏特又来电话请求晤面，我大声道：

　　“不见面比见面好。”

　　在搁掉电话的前一瞬间，听到他怪戾的苦笑。

　　可以诬陷出卖，又可以重献殷勤，尤其是敏特，天生是个攀龙附凤的能手，他以为我气度恢宏，不知我在人格的要求上是特别小心眼儿的，覆水难收，何况他可能是毒水，他能升为教授派作交流学者，这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可以又一次成为他的“卖点”，他的“祭牲”，不见面比见面好，这笔生意做不成。

　　究竟三十年来敏特变成了何等样人，也许他有所忏悔。

　　“忏悔”来了，他托人转交一封信，上海音乐院出的证明书：以前那件“小集团”案子，敏特是检举揭发者……

　　那么，他何必要见我呢，见不到，射来这样一支巧箭，可知三十年白活了，毫无长进，愚蠢得令人吃惊。

　　到了一九九五年，我第一次回中国时，“杭高”的一辈学生中只剩韦仲一个了，叙旧、怀旧，唯有他谙熟种种私家“典故”，诚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还是要住在外滩的“故居”，那是一幢德国式的老公寓，四层，阴暗而庄重，像走进了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中，悲欢离合四十年，老公寓积满了我的红尘记忆。

　　而也很想去韦仲那住住，比较明朗活泼，重温曩昔在浦东时共理食事的温馨旧梦。

　　行前我没有先通知韦仲，岂不更可使他惊喜。

这年的隆冬腊月上海气候温和，我果然如愿在故居安顿下来，主要的家具存在，也见老些，它们是我的物证，我是它们的人证，生活，是一桩无罪的罪案，往事如同隔世，当年齐弘他们七个，也曾在此眠食，彻夜剧谈，山高水长，不知前途命运为何物，所谓哀乐中年则已是天各一方了。

　　邻家的一位大弟与韦仲熟识，从前韦仲来看我，观剧看电影无不邀约大弟同行，还有一位韦仲的学生也总是形影相随，与大弟年龄相仿，谈得很投契，所以大弟听到我要去看韦仲，便说应得由他先与韦仲通电话，约定见面的时间地点，只是他与韦仲已久不来往，怕电话换了号码。

　　大弟回家打电话，转来时面色晦如，悻悻地说：

　　“韦仲变了。”

　　“变什么？”

　　“我说先生回来了，他问住在哪里，我说住在这里，他说啊哟还是住在老地方！”

　　我觉得很怪异，很冷，怔怔地听大弟说下去：

　　“我说我们也想见见你的学生，韦仲说：喔唷，他是很忙的，你要见他，要事先电话约好的。”

　　我用力思考了一下，反应为：

　　“以后他有电话来，你别接，请你妈妈说，搬走了，不知到哪里去了。”

　　四十年贫贱不能移，韦仲做得到。十年浩劫的威武，他屈节，把我寄藏在他家的文稿缴了出去，改革开放，生计好转，这不能算是富贵，怎么就淫得不像人了。

　　翌日清晨，韦仲来电话，邻居遵我所嘱，回绝。

　　晚上又来电话，不应声，搁断。

第三天收到韦仲的信——希望能会晤，彼此年岁已高，这可能是最后一面。

　　这是实在的，但接下来就不像话了，把我的文学比作西贝流士、萧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又说：“你终于成为艺术家，我成不了艺术家，但我是欣赏艺术的艺术家。”一派胡言，天下哪有此等便宜事，听听音乐看看书就成了艺术家，倒是说明：有着这样没出息的想法，所以没出息。

　　一路来他听音乐读文学，是否真有领会，因为艺术的第一要义是诚实勤勉地去作个艺术家，而韦仲只是虚荣、疏懒，整整四十年游离不着边际，“我是欣赏艺术的艺术家”，那是什么，那是赖倒在地了。

　　不以成败论英雄，必以艺术品论艺术家，但成不了艺术家还可以是可亲可爱的朋友，一定要住五星级旅馆才算够格，那我宁愿独守老公寓写我的怀旧十四行。

　　我带来的要赠予韦仲的礼物是：我的九本文集，三本画集，旅行世界的照相集，以及一匣莫札特故乡萨尔斯堡的巧克力——我的意思是较完整地把我十五年的经验和成果让他有个纵观，没有什么夸耀，我所做到的不过是诚实、勤勉。

　　想不到这个弱者已变得这样的强了。

　　如果他在信中自认错言失礼，我还是会见他的。

　　如果他直接找上门来，我还是会招待他的。

　　茶香灯明，围着圆桌，谁怎样了，谁还在，谁已不在……这是狄更斯的夜晚，从前的韦仲最动衷于这样的小说结局。

　　我清晰记得，四十二年前，上海浦东的河边小楼，齐弘、韦仲、我，三人讨论“同情的中断”，感佩福楼拜用辞的精当。

　　“是爱而非同情”，这本是尼采的嗓音却由纪德吐露出来，尼采是烈酒，纪德是葡萄酒，而我们，我们二十世纪的下半叶，没有上半叶那样的阔气了，我们哪有脸面说“是爱而非同情”，晴空游丝般的同情也中断而飘失。

　　他人给予我辛辣，我回报了加倍的辛辣，不过在感知的层次上他们的浅，我深，因为我比谁都弱，呆，畏于承当摧残。

　　曾经良善到可耻，我不再良善到可耻了。

　　　　　　　　　　　　　　　　　　　　　　一九九八年九月十日

*通常译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司汤达”。

鲁迅祭虔诚的阅读才是深沉的纪念（《南方周末文化版》）

鲁迅先生的人文业绩行谊风范，历来多有专门论著，本文仅限于对先生的文章特色略事诠释，或有助于青年们重读“鲁迅”时简练以为揣摩。

在我的心目中，鲁迅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文体家”。文学家，不一定是文体家，而读鲁迅文，未竟两行，即可认定“此鲁老夫子之作也”。

在欧陆，尤其在法国，“文体家” 是对文学家的最高尊称。纪德是文体家，罗曼罗兰就不是。

鲁迅这种强烈的风格特征，即得力于他控制文体之为用。文体，不是一己个性的天然自成，而是辛勤磨砺，十年为期的道行功德，一旦圆熟，片言只语亦彪炳独树，无可取代，试看“五四”迄今，谁有像鲁迅那样地一枝雷电之笔。

《野草》集，“秋夜”篇：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就只这几句，已是使我认知天才之迸发，骤尔不可方物。

当“秋夜”被选入国文课本后，全国中学教师讲课时都为难了，怎么也无法解说这两句的巧妙，为什么不是“有两株枣树”，而却要“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呢，孩子们哈哈大笑，鲁迅先生不会写文章——这是鲁迅的得意之笔，神来之笔，从没有人用过此种类型的句法，乍看浅白、稚拙，细味精当凝练，这是写给成年人老年人看的——在文学上，凡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思维和意象，字句的功能就在于偏要绝处逢生，而且平淡天真，全然口语化，令人会心一哂，轻轻带过，不劳注目。

鲁迅发此一文，文坛为之震惊，它的艺术水准，可谓横绝一时。论体裁，是西洋的散文诗，论文气，是离骚、九歌的郁勃骀荡。整体深蓝，“非常之蓝”，然后配以粉红（小花）雪白（灯罩）猩红（栀子）苍翠（飞虫），印象色彩，显示出一个画家的眼光和手段来。“秋夜”的调子是非常之蓝的背景，明艳的色点布置其间，读的时候宜一瞥而过，不要纠缠，这样就作者读者两潇洒，留下以后重读的余地。

“秋夜”虽偶露戾气，但非荒诞，夜半听到吃吃的笑声，竟发乎自己的嘴里，既魔幻又有深意——他退出自己，旁观自己，以构成美学：

“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这三个“即刻”的连续出现，意象和节奏极有力度，而且优美神秘，紧接着在深蓝的夜的氛围中，突然拈出一支猩红的栀子，是画在雪白的灯罩上的，这对比，这反差，越显得诡谲明丽——文章已告完成，但余绪未尽，精彩尚在后头：

“我点起一枝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前面先有“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麦子那么大，遍身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这是充分的伏笔，然后挥下最后一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神完气足，寓意深长。

再看《好的故事》：

“河边枯柳树下几枝瘦削的一丈红，该是村女种的吧，大红花和斑红花，都在水里浮动，忽而碎散，拉长了，缕缕的胭脂水，然而没有晕。茅屋、狗、塔、村女、云……也都浮动着。大红花一朵朵被拉长，这时是泼辣奔迸的红锦带，织入狗中，狗织入白云中，白云织入村女中……”

此一段的绘画性之强，画家也该钦服，知先生之不尽也。画家都不忘为自己画像，尤其是伦勃朗，单凭他的几幅自画像就可名垂千古。鲁迅先生在其“一觉”篇中有意无意地作出了“文字自画像”，恬漠而庄严，一代文豪的形象永留人世：

“在编校中夕阳居然西下，灯火给我接续的光，各样的青春在眼前一一驰去了，身外但有昏黄环绕，我疲倦着，捏着纸烟，在无名的思想中静静地合了眼睛，看见很长的梦，忽而惊觉，身外还是环绕着昏黄，烟篆在不动的空气中上升，如几片小小夏云，徐徐幻出难以指名的形象。”

与“一觉”同样写得好的是“怎么写”（夜记之一）：

“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

“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是我至爱之句，只有鲁迅写得出。

鲁迅全集中我尤为钦佩喜悦的作品，谨列如下：

孔乙己
故乡
社戏
在酒楼上
孤独者
伤逝
秋夜
雪
好的故事
一觉
无常
范爱农
理水
采薇
铸剑
出关
怎么写

《故事新编》，可谓找到了最“鲁迅风”的文体，这以前的散文和小说是有木刻味漫画味的，《故事新编》是文笔史笔兼施了，又好在超乎考据故实之外而入乎人性情理之中，句法老到，谐趣横生，已非“幽默”二字可资恭维了——这无疑是鲁迅的成熟之作，巅峰之作，近百年来无人可以比拟的文学杰构。

有一点始终令我惊诧的是，鲁迅的文章，上来就是成熟的，苍劲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一发表，真有石破天惊之势，蔡元培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说：“读了令兄的《孔乙己》和《药》，实在佩服到了五体投地呀五体投地……（大意）”鲁迅是学医的，转为文学家好像不需要预备期练习期，也因此证见其才份之高之大。

廿一世纪再读鲁迅的杂文，当年的是非曲直善恶已成了历史观照，但营营扰扰之间，事实的正负然否的基本原则还是存在的，不可含糊的。凡与鲁迅笔战过的人，后来的作为、下场都不见好，甚而很可耻，益显得鲁迅目光的犀利精准，魑魅魍魉一一难逃鲁迅的雷电之笔——看鲁迅的杂文，要着眼看整体，这么多的“论敌”攻上来，鲁迅都分别迎战，或一枪刺于马下，或连篇周旋到底，或投一光辉照澈来犯者的嘴脸，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但我总是为他叫屈，先生用不着与此辈歹徒耗费时间精力，他们实在不配与鲁迅论战的。可慨先生已成了象征性的人物，他为真理而战，为正义，为民族，为轩辕（中国）而奋斗不息。有人说这是因为鲁迅脾气坏，原因在于婚姻不如意，——真是小人之见，先生慷慨豪放温厚慈祥，小人口蜜腹剑，先生口剑腹蜜，他的天性极其纯良真挚，每见于其对幼年的回忆杂感的篇章中，至情至性，率然流露，读来心为之酸，眼为之热，是可传必传永传的。

大哉鲁迅，五四一人，凡爱读鲁迅文者都可能成为我的良友。

《狱中手稿》节录

一、名优之死
我现在反而成了圣安东尼，地窖中终年修行，只要能拒绝内心的幻象的诱惑，就可清净一段时日，明知风波会再起，形役还将继续，未来的我，势必要追忆这段时日而称之为嘉年华。摆在我眼前的是一瓶蓝黑墨水，一只褐色的瓷烟缸。墨水及其瓶子是官方给的，属于公家财产，社会主义性质。烟缸原系一套英国制造的咖啡饮具中的糖缸，我自己带来的，故作资本主义性质论。初入地窖时每日抽掉一包烟，近期减为半包。火柴，在点着烟卷后，一挥而熄，我发觉这是可以藉之娱乐的，轻轻把它竖插着烟缸的灰烬中，凝视那木梗燃烧到底，成为一条名红的小火柱……忽而灰了，扭折，蜷曲在烬堆里—几个月来我都成功地导演这出戏，烟缸像个圆剧场。火柴恰如一代名优，绝唱到最后，婉然倒地而死……

二、路人
……我喜欢看路人，正在路上走着的男男女女，沉默，脸无表情，目不旁视。走在路上的人都很自尊，稍有冒犯便会发怒，看起来潇洒裕如，内心却本能地有所戒备。走在路上，意思是正处于“过渡”之中—已做了一件事，或将去做一件事，也许是同一件事分两处来做，如此则在已做和将做之间，善非善，恶非恶，故路人是不能确定为善者恶者的，可说是最概念性的“人”。当他（她）遇着了相识者，招呼、止步、交谈，便由概念的人急转为特定的有个性的人，再当彼此分别时，又各自迅速恢复为“路人”。要去做的可能是坏事可能是好事，或者，刚做了好事做了坏事，那末走在路上的也已经不是当事人，就难说其好坏了—自从我被囚禁之后，再也不得见我喜欢看的路人，本来，我与世界的干系已遭贬黜到道路以目的最低度，我没有亲戚朋友足以缅怀，思念的只有“路人”，不断地走在大街小巷中，超乎善恶好坏的男男女女，他们（她们）先前的和后来的善恶好坏，是我所不知的，是与我无关的。

三、小流苏
……青年对生活的绝望，中年对生活绝望，何者更悲恸，看起来是青年人尤甚，其实是中年人才心如死灰，再无侥幸之想。因为生命的前提是“希望”，意识的希望被摧毁后，尚有下意识的希望在，这是人的生命与动物的生命之不同，动物的绝望是本能的生理的断念，而人的绝望是知性的自觉的终极判断，年青人毕竟还多动物性，人渐渐老去，蜕化为纯粹的“人”，他已明了绝望之绝，绝在什么要害上。我无幸生在十九世纪，只是在图片上看到囚禁莱蒙托夫的房间，有圆桌，铺着厚实的桌布，乳白的玻璃罩台灯，一个铜茶炊，两把高背椅，诗人即犯人者身穿军服，可以接待访客，如别林斯基等—倘若我与莱蒙托夫同时空，我何致以落到这污水流溢的地窖里，我深深为莱蒙托夫庆幸，那俄罗斯风情十足的茶饮，我桌布边缘成排的小流苏...

四、谁能无所畏惧

……“我还没有像在音乐中所表现的那样爱过你呢”——忽然我想起了这句话，生处牢狱，无法找到瓦格纳的原文，意思总归是这个意思。音乐是一种单凭自身的消失而构成的艺术，故在原旨深底最近乎“死”。四十岁以前我没有写回忆录的念头，虽然觉得卢梭的最后几篇“散步”倒还是好的，屠格涅夫薄薄一本《文学回忆录》，以为不必读，读起来津津有味，自己呢，仍然矢守福楼拜的遗训：“呈现艺术，退隐艺术家。”一旦政治、经济、爱情、艺术诸方面并发了灾劫，状况悲惨到了滑稽的程度，以柔岂能克刚，结果是驱入地下，这等于说：你不抵抗也得抵抗（求生，免死），马雅可夫斯基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自戕的，临死还假装是失恋，什么“爱情的小船撞上了生命的礁石”，他，既非集体主义又非个人主义，如果是彻底的个人主义就无所畏惧了。对于世界，也可以套用瓦格纳的这句话：我还没有像爱音乐那样地爱过你呢。

五、幸福

“人为什么会是波斯人呢”——孟德斯鸠这一问可问得好。梅里美也要问“人为什么会是西班牙人呢”，而去了西班牙，写出三篇书简（斗牛，强盗，死刑），一腔疑惑涣然冰释。我还要问什么，只以为“幸福”是极晦涩以致难付言传的学殖，且是一种经久磨练方臻娴熟的伎俩，从古埃及人的脸部化装，古希腊人的妓女学校，古阿拉伯人的卧房陈设，古印度人华丽得天老地荒的肢体语言，人类或许已然领略过并操纵过“幸福”。史学家们粗鲁匆促地纂成了“某某黄金时代”，“某某全盛时期”，但没有纪录单个的“某幸福人”——因为，能知幸福而精于幸福的人是天才，幸福的天才是后天的天才，是人工训导出来的天才，尽管这样的表述不足达意万一，我却明明看到有这样的一些“后天的天才”曾经在世上存身过，只是都不肯写一帖《幸福方法论》，徒然留下几道诡谲的食谱，烟魅粉灵的小故事，数句慈悲而毒辣的格言，其中唯伊壁鸠鲁较为憨厚，提明“友谊，谈论，美食”三个快乐的要素，终究还嫌表不及里，甚至言不及义，那末，能不能举一则眼睛看得见的实例，来比仿“幸福”呢，行，请先问：“幸福”到底是什么个样子的？答：像塞尚的画那样子，幸福是一笔一笔的……塞尚的人，他的太太，是不幸福的。

纪念福楼拜

一八八零年三月八日, 死亡突然袭击福楼拜, 莫泊桑写道:
“终于, 这一次他倒下了, 死在书桌的脚边。
文学杀了他, 正如强烈的爱杀死一个情人那样。”
福楼拜的葬礼只有几个人送殡, 左拉说:
“事情是这样, 在福楼拜逝世前夕, 卢昂市五分之四的居民不知道他,
其余五分之一呢, 仇恨他。”

对于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三个人送葬, 三十万人送葬, 并无区别,
因为那三个人是莫泊桑、左拉、屠格涅夫。

福楼拜与屠格涅夫的友谊更深于其他, 他们是相互作读者、作批评家,
社会见解、美学观点都非常接近, 是屠格涅夫把福楼拜的作品译成俄文的。
福楼拜经常请教于屠格涅夫, 像一个小孩那样双目炯炯望着,
听俄国朋友仔细地赏析自己的作品,
忽而笑、忽而拍手……

福楼拜去世, 屠格涅夫写信给左拉:
“用不着把我的悲痛告诉你, 福楼拜是世界上我所最爱的人。”

我是讨厌格言座右铭之类的, 而在一九四九年, 隐居莫干山,
竟也把福楼拜的遗言, 题书于书桌边的墙上:
“艺术广大已极, 足可占有一个人。”

在日本的第一次讲演

初次到日本，一下飞机，被记者围住，我说了话：

“日本的文化，来自中国唐家废墟，是对中国文化的—种误解。”

第二天早晨看报，不得了! 日本国朝野鼎沸，指斥我口吐狂言，是最不受欢迎的人。

看来我只好“不带走一片云彩”地悄悄地走了。

然而日本人有柔之礼，刚之心，迅速组成了—个“欢迎会”，文质彬彬地请我出席——当然要辩论了。

会场颇大，颇优美。衮衮诸公，正襟危坐，记者如穿花蛱蝶，兴奋极了。主席先生鞠躬如也，我深深答礼。宾主坐定，镁光竞射我这个不大不小的众矢之的。

主席先生话毕，我开言：

“日本文化来自中国唐家废墟，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误解——误解得好！才有如此独特的日本风格出现。

“和服之妙，在于取中国的宽博而化为便捷。袖、裙短了不少，短得明快，宜于行，宜于坐，宜于舞，别有一番闲闲雅雅的潇洒。中国的古服，就是因为拖泥带水，妨碍活动而被淘汰了。眼看日本人至今还穿着和服，摩登得很，可知这“截短”自有其远见卓识。

“茶道之胜，在于氛围圣洁，情致幽玄。一系列程序井然的小动作，丝毫苟且不得，正附合‘诗成于格律而毁于自由’的道理，催眠似的引人明心见性。人的杂念本来自人的杂质，茶道作了澄清，世上澄清难持久，弥撒也不是只做—次，人能不时得茶之精灵的澄清，是人的能事了。

“居室、器皿、餐具、玩物、小环境大环境，日本一直能葆物质的本色：木、竹、石、纸……清清楚楚，天真相见——多谢日本，你们的偏爱是高明的，自然的本色，人的本色，够美了，不要借口现代文明而暴殄天物。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一样有着生态平衡的规律，违之也要受惩罚，至少是舍了本，逐了末，这又何苦来。

“日本的庭院、书道、花道，一片生机，都是对外来文化的误解，我愿称之为‘了不起的误解’。如果有人认为我故作逆论，应纠正为‘对中国文化的创造性的引用’，我能接受这个说法吗?不接受。作为我的论点的注脚我也不接受。形成日本风格的因素是日本人的天性、气质，不是一时一人形成得了的。在形成之初之中，没有理论体系，没有皇家意志，没有权威人士在启示控制，当初毋庸讳言是想亦步亦趋维妙维肖地传过唐家衣钵的，恰是步而斜趋而逸，另有妙别有肖，给人画像画成了自画像。矗立在空气中的浮屠与倒映在水中的浮屠，一浮屠也，空气与水不同质，浮屠也就异了形。人的心目，更不是静水，日本人传导中国人的文化艺术是在不知不觉中走了样，出了格。凡是动机纯良，想理解而理解得不对，才叫误解，与恶意的曲解不可混淆。使我迷醉的乃是：日本人的天性气质的内在景观，怎样的内在肌理内在纤维，才会把中国的风格徐徐转化为日本的风格。西方人常会分不清，中国人日本人都一望而知那是你们的这是我们的。游乐场中的‘哈哈镜’把人变为怪物，除了哈哈，别无兴味。如有一种镜子把一个美人变成另—种美，似曾相识却又陌生新鲜，那我当然要买下这面魔镜。

“日本的风格，一路来总叫我惊叹，越细心越能看出变法的神妙，左顾右盼，到处有这样的唐踪宋迹，就只在文学的方块汉字上，我忍俊不住，错得如此滑稽的用字，也难于查考始于谁手。主席先生，请允许我说下去，日本在乱用汉文的同时，也保存了不少在中国倒反忘掉了死掉了的文字，而且，近代的‘西风’是经由扶桑岛而吹入支那大地的，‘条件’、‘影响’等词都来自日本，中国大得方便，谨此致谢，请多关照。

“中国也曾有过对外来文化的高明的了不起的误解，遗迹尚在云岗敦煌，那时，对印度、阿拉伯，甚至远远的希腊罗马，误解所及，全成了卓越的中国风格，而且是非同小可的伟大的风格，可惜真不知怎么一来，鬼不使神不差，这种根源于中国人的醇厚秉赋的‘误解的本领’失了传，泄了气，越来越乖巧伶俐，徇人之意——所以，当我看到日本对中国文化艺术的误解是如此巨细不漏，中边俱透，我不禁偏爱了你们的偏爱，我想写一本书，在书未成时，抑制不住心中的快乐，我说出来了，日本文化是对中国文化的彻头彻尾的误解……谢谢主席先生，谢谢各位。”

霎时满堂掌声——日本学者怎么用掌声来与我辩论?

我醒在床上，阵雨叩窗，热、口渴、梦如人生。

人到临死才可以说“人生如梦”，活着时，现实与梦还是有层薄薄的弄不破的区别。

上海在哪里

小引

事情还得从诗人海涅说起，他于一八三一年流亡到法国，直到一八四三年才回德国探亲。我暌离中国也十二年了，再算算，海涅侨居巴黎十二年零五个月，而我守节纽约亦复五个月加十二年，归期皆自择于寒冬岁阑——这样的巧合是毫无意义可言的，然则我对没有意义的事物向来特别感兴趣，一件已经有了意义的事物它就僵在意义中，唯有不具意义的事物才鲜活，期待着意义的临幸。

此番我回中国，预知举目无亲，决定概不举目，速速办理几件延宕太久的俗事，蓦然回首，想起了灯火阑珊处的海涅，随之发现这“十二年零五个月”的巧合，使我乘兴写了这篇游记，幸或忝作《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之后续。若问彼之在西此之在东，时隔一百五十多年，还继得上么，对曰：你不想继，我想继，历史的胡子都是红的。

“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我少年时攻《小逻辑》，碰上了这副鬼门关的楹联，灰心丧气了好多天，海涅还当面质疑黑格尔居心何在，那两脚的伊甸园雄蛇一脸笑意地说：也可以解释为“凡是合理的都必须存在。”——然而我的经验是，撇开了这两句大话，就把《小逻辑》顺利攻克。一百年过去了，东风夜凋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凡是存在的都是消失的，凡是消失的都是存在的。

异国平居有所思的炎凉岁月里，时常会惊觉自己是一个不期然而然的爱国主义者，我与华夏胤裔，始终维持着单方面的君子之交，于是我带着中国回中国。

未成曲调先无情

特意买了“中国民航”的机票，为的是多一个方面与“中国”接触。乍入内舱，声声激楚的詈骂，立即形成“中国气候”，两个大男人争置行李的一小柜。

“拿下来，快拿下来哟！”

“问过了，好摆的。”

“喔育喔育，看上去倒满像个人，怎么不讲道理。”

“你敢，你动一动我的东西就要你好看。”

“你打人呀，打呀，打呀！”

毕竟已有十多年没有听到这类狺狺的喧嚣了，西方的生活概念突然溃散，严酷预告着我将抵达的是怎样的一个国族。我自不济，意料所及的事常有意外之感，且看“空姐”们都置若罔闻，多见不怪是老练。我在登机之际，看到乘客们仓皇争先，以为庸人自扰，至此方知为的就是这种鸠占鹊巢。按座号各用各柜岂不相安无事，然而中国人出门个个尽量多带东西，不带或少带那是傻了吃亏了，中国人事无大小件件都要鸡犬升天。此种争吵，用词之低劣，模式之概念化，还是十多年前的老章程，特别使我感到压抑，不景气。

班机型号波音七四七，美国制，内舱中国化了，三座偌大的电视屏是硬加出来的，与整体座位的布局格格不入，在中国，给你看电视是一种恩赐。王尔德抱怨英国狱卒缺乏想象力，那么中国航空公司的想象力就更差劲，没想象到我不要看电视，“群众要看，你也得看。”——从前我在大陆任职时，工会干事来发票：

“同志们，好消息，今天晚上看电影呀！”

“什么片子？”我问。

干事脸色一沉，厉声道：

“电影就是了，还要问什么片子。”

这个干事也十分缺乏想象力，“人权”问题亦是个想象力的问题，让你生存，够了，要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干什么。

一个缺乏想象力而专门想入非非的民族。

到底我不是格林卡

中美两国间的出入境手续，我略无顾虑，到得上海虹桥机场，却见大幅告示：“凡外国来宾及在国外停留三个月以上者，必须接受艾滋病疫的检验。”检验不足惧，怕的是在检验中得了艾滋病，眼看长长的队伍中有人被列为受检对象，正在那里抗辩挣扎，我又不能脱队他去，只好挺身前进，轮到我递上证件，故意加奉白皮书，高声说：“我刚从英国回来，白皮书上有记录体格检查没问题。”于是盖章、通过，我正一正帽，挥着手杖大步流星而出，伦敦机场根本不以检验艾滋病来侮慢绅士。后悉：此项检验收费十五美元正。

还有行李要过关，四顾无人，少顷见有一值勤者缓缓踱来，我问：

“这里是行李检查口吧？”她很节省地微微点头，嘴里嚼着东西。

“怎么没有人？”

“吃早饭。”

“等到几时呀？”

“你要检查你就等，不要检查，就走。”

我想我似乎不属于要检查的一类，便将行李快速推出。

在这样的转折中我东张西望，想怀一下旧，三十年我主持过这个建筑群的内部设计，奇怪的是什么痕迹也没有了，眼前的实体平凡无特征，懒洋洋、乱糟糟，得过且过的模样，那种远远落后于现代的后现代感。昔时饿虹桥机场规模虽小，处处煞有介事，表呈了咬牙切齿求摩登的心愿，而今大而疲苶，于我是全然陌生的。

站在机场周围的路边先长嘘一口气，高楼、广告牌、出租车，彤云间滞钝地射下阳光——音乐家格林卡从外国浪荡归来，一下马车，倒地亲吻俄罗斯的泥土，此亦可谓忠厚之至矣，我少年时从银幕上睹此情状，不禁大恸，今日我比格林卡去国更久，历难更多，念不可谓不切，志不可谓不诚，我却只能木强地站在冷风里，沾唇的是荒地上刮来的灰尘，感到一种杀伤力极强的淡漠。多情者的后路并非无情，而只能是愼于用情吝于用情了。

阿Q别来无恙

车驰公路，“上海”就正式扑面而来，虹桥离市中心远，地处西郊却是餐馆连连，想见前几年饮食行业大发利市，一时男女老少谁都想开店当老板，中国真的是美食国吗？是饕餮之邦吗？富到了家里不煮饭，天天阖第光临餐馆大快朵颐吗？古谚“民以食为天”是指免于饥馑，而现下的歪风是“吏以天为食”，“吏”者官商一体的地方各级头目，“天”者大小各单位的公积金，巧立名称为交际费公关费接待费，于是狂饮滥嚼，私人不付分文，反正一报而销之。餐馆老板敲的好竹杠，餐客认为价钱越贵越足耸听闻、得“人心”，外国商贾和旅客（包括港仔台胞）都看傻了眼，中国人吃得如此豪奢，可见人人富可敌国。自前几年起，海外不断风闻此类消息，且见侨民垂涎之态可掬，这种吃的神话吃的符号，还不容易解构么，可叫做“新一轮的醉生梦死”，快乐的蝗虫，好景是不长的，果然今日目击公路两旁栉比鳞次的餐馆，家家尘满面鬓如霜，挪用公款大吃大喝的风气一受堵制，餐馆生意陡落，薄利也不能支撑，关门散伙，招牌油漆剥落，懒得拆除，时值早晨七点半，却有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之感。此情此景虽然荒唐还不算透顶，透顶的是一家夹在餐馆中间的理发店，外墙上赫赫然八方大字：

女人世界

男人天下

这个偷换概念的面积和能量可谓大矣，唯物史观阶级斗争一下子转为唯性史观男女霸权，此八方径尺的白底黑字，竟能上墙暴露于光天化日交通要道之边，以其成色观之，历史久矣，固知天网恢恢于今大漏，制联的那个才子未必是发廊老板，此人谅来在女人那里吃足了亏，还想扳回面子，阿Q大有长进。这个不具名的作者事小，这个公开的现象事大，当今上海之为上海，此一棒喝，谨如教。

十里洋场不见洋

在沉积的中国印象群里，上海最悦目赏心的是几条著名的街（沪人惯称“马路”，盖五口通商开埠之初，行的是马车也）。昔属英租界的“大马路”，是男性的，刚阳挺拔，充满事业心。在伦敦漫步，时时发现有与二次大战前的上海有相仿佛处，路面一样是较狭的，间有小巷连通，过街楼下宜于避雨立谈，商店的内堂暗而整洁，物品陈列格律森严，而泰晤士河，就像黄浦江，金融中心皆在岸边。昔属法租界的霞飞路，是女性的，风神散朗顾盼生姿，华灯初上时又显得珠光宝气，摩尔鸣路转角的法国夜总会，全白的巨宅蕴藉在绿荫深处，兰心戏院纯乎法兰西传统小剧场古典情怀。

现在怎样了呢？没有怎么样，这两条路消失了。

我的少年青年，消磨在霞飞路及其支路上，名贵的书本画集唱片，源源而得之，欧陆流行什么，上海随之时兴，那种同步感予我“天涯若比邻”的幸乐和骄矜，世界人文精髓的浸润荡漾，皆与霞飞路有终身难忘的渊源。

我的壮年中年，每日工作上班必经大马路，熟悉得能依次背诵两旁店名一无失误，寓所又在白渡桥之北堍，约会散步总在外滩的林荫道上，江海关楼顶的钟声一如格林威治的音调，当年的上海俨然东亚第一大都会。

这两条路曾与我休戚相关，而今我只愿以一个旧市遗民的观点和口吻提及之了，国家民族在这两条路上成王败冠你死我活的史鉴剧情，我又何尝不见，不锐身冲突其中，但还是由别人去褒贬评说吧，反正我一抵达故居，放下行李，不顾空行时差的困惫，疾步向外滩走去——金山路上餐馆连连，理查大楼顶层巨大的广告牌，妖雰戾气，欲避不得，原本黑铁的桥身，涂抹成轻佻的淡灰，最败坏风水的是，从吴淞路直冲过来的一条高架路，将外滩北端的优雅景观格杀殆尽，纵有千种理由要增此交通要道，姻缊百年的外滩风光，横遭腰斩却是昭彰事实，话虽如此说，我还是沉住气，从南京东路（大马路）步行到静安寺，十里长街，昔日之所谓洋场者，虽不乏剩遗的老建筑老店号，无奈都被乔装打扮得面目全非，正是其自炫为洋胜处，尤显得土俗不堪，噫，上海亦一斑耳，土得太洋，洋得太土，整个目前的中国。

翌日，赴淮海路（霞飞路），第一眼是两旁的法国梧桐全没了——“法国梧桐”原系枫科，始植于法租界，因以为号焉，外国人到上海无不讃羡此区绿荫之蓊鬰，而在法国我听说今日巴黎的列道树倒是上海“法国梧桐”之苗裔，战后巴黎的这类母树都死了，便接回上海的子树之孙去。然而上海人却把“法国梧桐”连根拔掉，为的是多造房屋多开店，法国梧桐不是摇钱树。

支路上的花园洋房，固是二、三十年代的“真迹”，亦望之知非人居，即之情同隔世，一一凋敝得寒碜邋遢，似乎羞于回首一代豪华，那种压榨出来的谦逊，使我代为哀伤惭耐，譬如沦落风尘的绝世佳丽，五十年不洗沐不更衣，怎还见得了人。

路有路的命运

路，也有发生、发展、衰老、死亡的形态规律，大马路和霞飞路，经由漫长的渐变，于今突然夭折——一条路（在城市中应指街或衢），其寿命愈长则愈诡谲通灵，能保持几百年不变的街，必定是物华天宝之所在，因为人文乃是精神的酒，需要酝酿、酦醅、沉淀，然后臻于醰酽，欧陆最迷我的就是这种样的长街深巷，醇粹得使我流连不去难于为怀。街的个性、风貌。至少它的原意是要稳定、恒久的，除非受政令的干涉，被迫就范于事在必行的城市新规划，否则一条街自能生生不息几百年，战争也灭绝不了它，炸毁了，重建，再十年，宛然就是那条老街，反而是战争的痕迹找不到了。

自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我始终敏感于上述二路的演变，头十年还剩有“海派”的作风规矩，商店门面、内堂布置，招待声气，大抵革命为体，营业为用，还有点分寸感，若论殖民地色彩，那么房屋橱窗无主见，洋人去兮洋产可取，整个上海的物质文明之所以宿具国际水准，毋庸讳言就是这点粗浅道理，地灵而人杰呢还是人杰而地灵，相视一笑心照不宣。上海的沧桑递嬗，区区的我算得是“过来人”，故曾情不自禁地写了《从前的上海人》，又忍俊不住地续作《上海赋》，意犹未尽，还想来一长篇《申江馀烬录》，打从二十年代末痛写到八十年代始，皮里阳秋，以快海内外正宗“老上海”之心。庸讵知此番归去一看，缘已尽矣，气也泄了，这样的“上海”，与我何涉。该地方正流行着一句口头禅，曰“勿搭界”。意即不相干，我的魂牵梦萦的上海哟，奈末眞叫勿搭界，哦搭侬无啥话题哉。

心有千千高楼结

怎么会弄到这样地步的呢，得从建筑说起，一曰新旧乱套，两败俱伤，二曰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大凡都会，建筑设施自必有前后新旧，明智的国家皆能处理得当，具历史意义，审美价值者，悉心维护保存，应时代的风尚和需要的空间结构，则另辟区域，如上海的虹桥、外高桥，得其所哉，无可厚非，而上海市内原已自成体系的黄金地段，听任外商肆意拆建大楼，乃致飞扬跋扈，造型、色调，大出大手，整个城市特征全面破坏，其势已不可逆挽，外商来华投资，经营地产者当然要多占空间，非地产商者又为了逞威风，故意与周围的原有建筑持反效果，以夸耀其现代技术之优越，这是殖民主义侵略心理的变种，老殖民地的主者是梦想长期乃至永久占有这块土地，所以连同宗教、法制、教育、文化，一起带进中国来，而今的外国商贾只求期约内获得利润，根本不具其他目的，一味虚张声势，新买办们做了阿木林还以为与世界接轨，大玻璃立面、轻金属结构，在西方已望而生厌的败笔，到了中国顿成神来之笔。本国的财团呢，其领衔者都出过洋，摩天大楼惊倒了他们，认定中国要现代化非高楼大厦不为功，可是这些商业大跃进的巨型产物，内脏都有毛病，不时要迸发，而且都不事外观的日常整洁，泥污尘垢，触目皆是——上海再要美观，除非去掉这些“新鲜事物”，等于说，上海是从此不可能有赏心悦目之一日了，更难看的怪物还将层出不穷。

时装的海洋

上海人讲究穿着，是个传统。三十年代的上海“只认衣衫不认人”，如果太不像人的人穿了好衣裳，也要被认作借来偷来的。经过长期的“朴素”、“划一”的沉闷压抑之后，而今迸发出来的千奇百怪，憷目惊心，如淮海中路、四川路、海宁路，一片衣海，望去无边无底，近看则全是平民化的劣质拼凑，那有什么设计缝工可言，而且多数是摊贩，不成其为店，深度一米到两米，挂得密密层层，摊主嚼食闲谈，旁若无顾客，据说一天能卖掉一件就够开销了。令人更不解的是原来颇负盛名的老牌服装店，也弄成这种惫赖模样，例如南京西路的“亨生”，本是沪上一流西服店，店堂宽敞，整饰幽雅，经理是我“故人”，特地找上门去，招牌依然而门前也像摊位，挂满衣物，衣物后面是三夹板挡住了，上海，我走到哪里，它变到哪里，身在噩梦中似的。

也有日本人、香港人开的服装店，还有美、法、义商与中国合资的，说来难以置信，那些衣裤鞋帽都不入味了，荒腔走板了，因之演绎到任何思想任何主义，一入中国，无不变质，觉得中国的民族性，实在是个神秘的黑洞。

上海人的“一窝蜂”，比从前更有物质条件周旋从事，冬季，女的都穿长毛的皮领、皮袖口、皮下摆的大衣，你例外，你就“阿屈死”（傻瓜），夏季，女的腰背后都装一个大型蝶结，且有飘带，你不装，你就“猪头山”（笨蛋），启蒙的先知哟，你有天大能耐，也解不了如许之多的蝴蝶结。

我在上海三个月，上街不下百次，从未见过一个衣着得体而有情趣的人，这个纪录使我免于“只认衣衫不认人”与“只认人不认衣衫”的抉择之苦，干脆六亲不认就是。

中听中看不中吃的美食

上海本是集中国各派美食之大成的口福乐园，名称、款式、选料、烹调，格律严谨、恪守传统，因为市民中大有“老吃客”在，其资格之深、见识之广、口味之刁，使饮食业主不敢稍有怠慢，这最后一代的美食遗老已经物故了，遗少是没有的。不肖子孙只知空头的“名牌”、歪打的“正宗”，粗煮滥烧，满桌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广式麻婆豆腐、川味蚝油牛肉、京帮红烧划水、维扬宫保鸡丁，我一边皱着眉头痛苦地吞咽，一边侧目凝眸旁桌的男女舐嘴砸舌快乐地享受，上海人失去了心和脑，失去了舌头，他们是没有比较的，无所谓品味，这些人大抵是“浩劫”之后的产物，能吃到眼前的醎的甜的，自觉皇恩浩荡洪福齐天，我是后天下之乐而闷闷不乐，“美食街”上的饿俘，餐馆中的幽灵。

酒楼饭店是暴发的“大腕”、“大款”的用武之地，笼络交情献媚行贿，其犬马声色，着实不属于抗日时期大发国难财的风云人物，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使官推磨哩，时代是进步的，时光是倒流的。

尚有蠢得“年夜饭”吃到外头来的上海乡愿，亘古习俗除夕团聚，理应在厅堂中歆享天伦之乐，时下却流行上餐馆包一圆桌，全家老小叽叽喳喳，没有受宠也若惊，前后左右一桌桌同样叽叽喳喳，这该叫做“福禄寿喜集中营”，但上海认为十分洋派，不知外国人过耶诞节平安夜都平平安安在家里的。

我自不免寻访了几家从前吃惯的老字号，迁的迁，失踪的失踪，仅存“梅陇镇”、“功德林”、“洁而精”、“扬州饭店”、“老半斋”，一概变质走味，过去的醰醰记忆终结了，欲解乡愁，倒落得个乡怨乡恨。

民以住为天

住，从二十年代起就是上海市民性命攸关的大难题，八十多年来申江寸地寸金，住处的面积、地段，决定你的一生。四九年后公家房屋的租金保持低稳不涨，但房产管理局在“分配”、“调度”上营私舞弊，作威作福，市民称之为“房老虎”。改革开放以来，新房激增，各机关工厂单位的领导人争先满足自己，然后惠泽亲友，再以权牟利，老虎卖皮。

上海的街上，随时可以听到：

“两房一厅”

“三房两厅”

在交谈、在策划、报喜报忧、捶胸顿足、抢天呼地，就像人生在世，就是为了几房几厅，举室若狂，使我感到新奇而恐怖，那些口诵房经，脸上五花八门的表情，看得我发愣，以为杜斯妥耶夫斯基实在有所勿知，人性的襞积里藏着捉不尽的虱子，被侮辱、被损害，还得去侮辱人、损害人，祖孙三代挤在十平方米的亭子间中历半世纪者有之，结婚九年孩子八岁还无望分配到一个小阁楼者有之——得房即天堂，失房即地狱，所以满街地谈“房”，就是满街的天堂地狱。像我这种飘荡远来的过客，犹如在云端服侍滚滚红尘，心有余悸转化为心有旁悸，以此自证我脱出轮逥已很久了。

沪道更比蜀道难

上海是人海，街上没有兵没有马而兵荒马乱，家里没有鸡没有狗而鸡飞狗跳。想走走，行人摩肩接踵，车辆横冲直撞。乘巴士，路线改了，根本摸不着头脑，而且也挤不上去。祗好坐出租车，其葬、杂、敝败、无礼，实在望而生畏生厌。每到目的地，催你下车的声气之厉恶，使你一时反应不过来。问车费多少，勿答，再问，勿响，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你看指示牌上的数字好了，在前座，既然乘客不明情况，说一声又何妨呢，他以作难你为乐，是上海人的共性，鱼不大小都是腥的，上海人不论老少都是刁的。

某日我又发兴实践“怀旧”，去思南路找那曾经关押过我的法国式的监狱。路，大致依旧，监狱已夷为平地，只剩东南角上的了望碉堡，以及其下的拖尸体的墙洞，我滥用了一下想象力，便见我的身首从此斜坡中被曳出来。

“怀旧”失败，两腿虚软，路畔正有待业的出租车，司机是个妇女，女的总比较文静谨慎，那知一招呼，她万分恳切地陈情：

“先生呀，我今天第一次上街做生意，你是熟门熟路的吧，指点我开，那么请上来。”

慈悲幼稚病突发，不坐她的车是不人道的，肩负起双重义务，一是要提早告诉她前路的取向，二是要倾听她叙家常，不外乎工厂效益极差，只得自谋生路。劝我不要回来定居。

“心肠要硬一点。’

——“嗯。”

“听到了没有？”

——“是的。”

“早些回美国吧！”

——“噢。”

“这里的亲眷朋友都勿是人。”

其明智温馨，是我回国来的第一次承受，我说：

“再见，你会好起来的。”

她是后现代的“祥林嫂”，而我学会了空头的“祝福”。

住处在白渡桥北堍，我南堍下车，走上桥顶靠着栏杆，土腥的江风吹来，浊浪拍击岸沿，和原先是一样的，十二年前的夏夜，我特意迟睡，来这一带作告别式的漫步，觉得人有罪，物是无罪的，故以爱抚的目光，周视了外滩的建筑和树木——此刻是冬天的下午，灰白的阳光下大片眼花缭乱的形相，人之罪沾满了无罪之物，我是一介远客、稀客，感觉着人们感觉不到的东西，清醒得晕晕然似将撒手虚脱，幸有“杀伤力极强的淡漠”，把握控制住了。

注：此文最早收入《同情中断录》。是书卷首有言：“本集十篇，皆为悼文，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

《马拉格计划》序

序言

每日，每晚，像钢琴家坐在琴前，我坐在书桌前……常人，常人的生活，远之由远。

艺术家最初是选择家，少些逸乐，大量的劳忧，混合而明摆着，如果辩解为一时未及看清，那还算什么选择家，福楼拜庭训莫泊桑时不忍说到底罢了。

本集诸篇体式各异，分辑等于没分，假如我是读者，倒很喜欢一篇一个样的，可惜我是作者，不免心存歉意，淡淡的，转念又想到别的事上去了——写得真有点儿累，出门赴远洲玩玩有多好，常人，常人的生活……油然心动不已，福楼拜先生未免言过其实。

站在阳台边，靠着栏干，蒙蒙细雨中，松鼠梭巡觅食，邻舍的灯彩鲜艳而麻木，两个气球飘撞廊柱，路面淡青水光，今年只下一场薄雪，当晚融尽，再三天是除夕，迁此琼斯海岸四阅月，没去看过海。

回来了，从湿漓阳台回到干爽书桌。

海伯伯（未完成）

海伯伯在我家的地位颇为特殊，母亲称他“海哥”，佣人称他“海爷”“海老爷”，姑丈舅父来时，叫他“阿海”。一日三餐，他坐在男仆们的桌上，是上方首席。

海伯伯似乎是我家的总管，却不尽然，至少缺乏总管的威严架势，精明指挥的才干。海伯伯是谁也不怕他的，厨娘忙不过来了，求他帮忙杀十只鸡，他便一只一只地杀。袖手旁观者还凉凉地插一句：

“海爷大才小用了。”

他似乎没有听见，杀完了，倒去问厨娘：

“那你来得及推毛吗？”

推毛者就是先把鸡浸在热水里，透了，就可将鸡毛拔净。

海伯伯杀鸡，无疑是大才小用。他一身好武艺，先天体质极佳，山里人，原是庙里的小沙弥，确凿受过老和尚的指点，练过一番内外软硬功夫。常道是“半路出家”，他却是半路还俗，十八岁逃出山门，十九岁入赘成亲。这段往事，最好少提，海伯伯除了教人拳脚时会拉扯到当年练摆式的经验，平日里一贯武人文打扮，衣履雅洁，一卷在手。有时还考考我：

“井字当中加一点，什么字？”

我不识，他便道：

“那是咚，一块石头丢在井里，便是咚。”

此其一。还有许许多多怪字，不知从何搜来。黄昏的灯下，男仆们围满桌边，看海爷写一个，讲一阵，从瞠目不解到悦然大悟是这样的警捷，他们快乐非凡，认为海爷着实是满肚皮的才学，不比举人老先生差多少，举人老先生有多少份量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喜欢比，这一比，真痛快！

那灯下的学术研究，气氛之热烈，只有新年里的聚赌差堪比拟，阵阵轰笑，对我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可是我上过“井”字的当了，不敢近去。如若混入丛中，必然要被众男仆作为“神童”捧住，要用刚刚学得来的奇迹来考我，我是举人老先生的小门生，那里是海伯伯和海伯伯的高足的敌手，岂非大失面子—到现在我还感到这种气氛的迷人，他们笑、叫、拍腿，啧啧然、咄咄然、被海伯伯例举出来的怪字、僻字、冷门字所陶醉了。其实多半是瞎凑杜撰，除了像入水为汆，勿要为，山东为岽，日木为杲，因火为烟这类是以意音为合，其他的都是不见经传不上字典的。然而心里兀自奇怪海伯伯竟集得如此丰富，他本人是不具此种闲情歪才的，必有渊源，那渊源可就无法想象了。

我至今还在诧异中国江南的民间文学有那末多的幽秘角落，像古宅大园中的青苔，处处悄然分布着，尤其是所谓名门、世家、望族的言志载道正统道统的文化的边缘，攀沿着这种俚俗的精神小花，犹如大树上的茑萝。而是，再细心点搜视，以海伯伯为魁首的男仆们，有个自成天地的特种文化圈，我要在行文到恰当的序目时加以陈述，先说一说中国文艺除了儒家的异化，释家、道家、杂家、纵横家，无不有极有趣的异化现象，看不到这些繁缛隐秘的各色异化现象的人，似乎还不足以语中国艺文的华严光明的伟大传统的。甚至，我对这些令人笑令人怜的精神的畸形产物的兴趣，每每浓于浩浩汤汤的钦定荟萃典籍。峨冠博带并非不值得尊拱，庙堂俎豆亦可作戏剧观，而人，总有喷嚏、呵欠、鼾声、脉脉一瞥、怕痒的无内容的笑，美味物吃完后齿舌间津津然的唾液，拾来的断线的风筝，为雨水平贴在泥路上的红叶，门嬴的蟋蟀的洪鸣，寺院失火后，没有钟声的早晨，秋暮傍晚农家的烟火气—有着时，不觉得好，没有了，才觉得失去了什么要紧的东西。如此等等，不能与海伯伯谈，何况当我陆陆续续一匙一口地领略人间滋味时，海伯伯早已墓地草长，遗像难觅了。老一辈的人知道有“殁后思”这种回肠荡气的事，我早想写“海伯伯”，迟迟三十多年不下笔，因为决不定用何种文体，现在决定了没有？这便是了。我以为这是与“武人文打扮”的海伯伯有着内在的调和的文体，外观上，我尽说些海伯伯听不懂的看不懂的话，其实都是他历十年时光来教养我的。我在考入正式的大学之前曾是六个家塾教师的门生，四个是被淘汰了的，两个是历久不衰的学问家，教中国古典文的是前清举人，一代名儒，教西洋现代文的是东吴大学早几届的文科学士，杜威博士的高足，二师言之谆谆，诚心诚意要我学贯中西，我却是东风西风过耳即忘，此心不知道飘到那里去了。孔丘也罢，杜威也罢，不能动我心，我潜逃到海伯伯的世界里去了。只是当时毫不觉察我这种逃学其实是易宗向学，改换门庭，说到底，我并没有生成于苗圃、温室，我是野生植物，海伯伯是泥地，我的根爬在他身上—当我意识到自己是在用他传给我的“文体”来返写他的时候，我忽然快乐异常，象是清了宿债，认了宗师，而且更妙的是：如果他还活着，他看这篇以他之名为题目的文章，凡是他看得懂的片断，他会怪我把他写得太“神”，凡是看不懂的片断，会眨霎着眼，问：“作啥了？你在说什么？”—这是很遗憾的，我一直是惘然于这种被我所怀念而确实是无法理会我的人所形成的遗憾，也不只是海伯伯如此，多的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事。这是可悲的，明明是他教我的东西，他不懂。有一夜，我忽然发觉：正像自然教我们人很多很多东西，而自然是不懂的，我们人都在用自然教的东西来说明自然，甚至用诗，用画，而自然却一点也不理会，不在乎。这样说来，海伯伯还算是比较能懂得他的学生的语言和文字的了—我不再怅惘。可以写下去了。

海伯伯，真姓真名是郑阿海，一望而知是个俗人。在我诞生之前他是我家的成员。我们这种规范森严的旧家，除了镜子、灯，是亮的，其他全是暗沉沉的。希腊的是青年文化，甚至是少年文化，欧洲是中年文化，惟有中国一贯千年是老年文化。家中的宽床、长桌、大椅，都特别高，适合于身材特别魁梧的人用的，似乎不是三代五代传下来，而是开辟混沌之后，就各自黑黓黓地呆蹲到今天。除了镜子、灯，第三便是海伯伯是亮的。不必恭维，他没有学问，即使端午节喝了雄黄烧酒后，海伯伯诗兴大发，白壁题诗，一首七绝，至少有三处不妥不通，母亲闻人传笑，便悠悠道：

“你的海伯伯又在卖弄他的薛蟠体了。”

我自然明白薛蟠体是什么等级，为海伯伯担愧承羞，诗也实在要不得，那回廊的墙面白垩剥落，字又歪斜无书卷气，真丢人，想个什么法子把那丑迹掩盖掉。却见海伯伯提了一桶石灰浆来，他说：

“本来该去旧换新了，这就统统粉刷一遍。”

翌日清早，他又把隔夜刷过的壁面，连陈年起壳的泥层统统敲落，喷湿墙砖，黄沙水泥低筋拌和了，括糙打底，二道是细沙石灰抹平，初夏薰风，干得也快，不出三天，回廊白壁焕然一新，映着摇曳的竹影，整座邸宅中，是这一带最雅洁宜人了。母亲走过，又加按语：

“这个人，就是这个脾气，题坏了诗，将功赎罪呢。”

在那种时代那种家族里，不说魏晋遗风，而唐宋余绪似乎还没有消尽，母亲、姐姐、姐夫、姑系舅系的老少二代人，谁都能即兴口占一绝一律，行酒令、作对联句，更是驾轻就熟，奇怪的又是各自城府深深，含蓄不露，专待别人出笑料。海伯伯者，无疑是个胆大妄为的异端，这种异端风情，如说终不失传，那便是沾染了我。要说粉刷墙壁，我后来也是无非做了几十年将功赎罪的事，而且仍然是无功而有罪。

海伯伯决非无能之辈，他的真才实学是武功和手艺。

父亲在世之日，他是随从的镖师，餐桌上的坐位是在父亲的左边第一席，他小于父亲三岁，父亲当众称他“海弟”“我海弟”。平日两人闲话则“小海”“海喔”“阿海”“海”，不一而足。他解过父亲的危，救过父亲的命，我儿时即使看惯父亲和海伯伯的亲密无间的情态，也常奇怪自己和表兄弟之间怎么不能也是如此这般呢，所以时时会发呆地看父亲和海伯伯这种一个眼色一个动作便默契得出神入化的趣剧。父亲要出门办事，走到庭心，一顿，海伯伯奔上楼去向母亲取了大衣。父亲看细字更换一副眼镜，失手跌碎了镜片，海伯伯从左胸袋里掏出一副新的，父亲随即戴上，看完文件，逗趣道：

“再跌碎了呢？”

海伯伯从右胸袋里又掏出一副，那验光的定单也带出了袋外。

“单子在你这里？”父亲说。

“我有用，当然归我。”

反之，父亲赴宴，必与海伯伯同行，入席亦习惯于二人并坐。老式款待法的“布菜”“敬菜”是主人家将每道肴品的精华部份用特备的筋匙取了送到客人酒盏前的一个中型碟子里，往往堆成一座小山，父亲不动它，当海伯伯快要罢箸退席时，父亲说：

“海弟，帮帮我，恭敬不如从命，主人家的美意，代我领了。”笑着把碟子移到海伯伯的面前—武人的食量大于文人何止一倍，此时此地，海伯伯当然只好以半饱为度，于是一个纯粹精华之物的小山，聊作补充，良有以也—我们孩子看在眼里，笑在心里，觉得父亲和海伯伯其实也是孩子，比我们会想办法会说话而已，我很羡慕，痴痴地想：大家都像他俩就好了，我（手稿至此）

如是我灯（序）

编辑先生：

承邀作“专栏”，无以覆命，乱翻宿稿，得诗一束，今寄奉求教。我写《如是我灯》，有个古怪的心愿，即试用了“诗载道”的方程式，来解答取之于各报的新闻题目。手法上则冀与专事雕琢的现代六朝丽体大异其趣。盖我有所感慨以从诗经直到元曲俚俗的文学语言似乎已失掉了继承。而直接的袭用又是时代所不需不取，于是乃遵循其精神，用通顺平和的调调儿，泛涉人世的种种方面，于薄物细故中多少悟出点什么不三不四的东西来。或可名之日“家狐禅”，狐还是狐，比野狐驯良些。附序如下：

版本一（与遗稿图片相符）：

意大利的马基亚维里是个怪人，够冷酷，极热诚，博学多才，一无所能，精通韬略，大败而归。

他忽发奇想，第一个以“人类的公共秘书”自我命名，没有举行授职典礼，人类忙着呢，谁有闲工夫来理会马基亚维里的这番殷勤自荐。

大概算是失策了的，不过也没有谁说他称职不称职，史学家指指点点，咥笑几声，风平浪静了。

大概有鉴于斯，从此再没有人愿充当第二任人类的公共秘书。

这个无薪金而有称号的职位，一直虚席以待，上任即上当，愿者，上去。

我不学意大利的马基亚维里，我学法国的韩波。韩波是凭画报写诗的，他认为许多场景不必身历其境，翻翻画报，就写出一首首好得不得了的诗来。我不翻画报，闲来信目乱看多种日报，世界各地大中小新闻，五花中真有八门，不少好玩的意象别在散文中就像委屈了什么似的，它们异口同声地说：“能不能帮我回复为诗！”

散文是雨，诗是露珠，散文是平跟鞋，诗是高跟鞋，散文是果酱，诗是糖果。散文是吞吞吐吐的俏皮话，诗是从古到今一派胡言。

也难怪它们向我闹着要回复为诗。

我不觉写了一百首。

有人说了：“这分明是人类的公共秘书的案头事。”

然而这毕竟是那秘书的日常工作之一小部分。

我耻居三等之上，愧居一等之下，是个架空了的二等秘书。

带了辞职书上任。

谢谢。

版本二（刊于《木心逝世两周年纪念专号》）：

意大利的马基维里是个异人，够冷酷，够热诚。博学多才，一无所能。精通韬略，大败而归。

他忽发奇想，第一个以“人类的公共秘书”自我命名。没有举行受职典礼。人类忙着哩，谁有闲功夫来玉成马基维里的一番恳恳自荐。

也没有谁说他称职不称职。史学家指指点点，咥笑几声，风平浪静了。

大概有鉴于斯，从此再没有人愿意充当第二任。这个无年俸而有称号的职位，一直虚席以待。

我不学意大利的马基维里，我学法兰西的韩波。韩波是凭画报写诗的，他认为许多场景，不必自历其境，翻翻画报，就写出一首首诗来了。我不翻画报，闲来信目乱看多种日报，世界各地大中小新闻，五花中真有八门，不少诗意嵌在字里行间，它们异口同声地说：“嗨，能不能索性回复为诗？”

散文是雨，诗是露珠，散文是平底鞋，诗是高跟鞋。散文是果酱，诗是糖颗。散文是吞吞吐吐的俏皮话，诗是从古到今一派胡言——难道它们闹着要回复为诗。

有人说了：这分明是公共秘书的案头工作。然而这毕竟是果戈理笔下的阿卡奇•阿卡耶维奇的份内事，那俄罗斯的誊录公是诚实的，我就大有失误，把散文抄成了诗，诗人们又说：“连散文也不如。”乔奇小子说：“我们是同行！”我摇头。他倒很热心：“彼此都忙于抄袭呀？”我说：“只认同这一点，其他就与你完全不同。”

许愿（《爱默生家的恶客》）

见得多了，我是说人们把钱币投在泉水里，全世界的男女都这样，都是软弱的，希望自己幸福，罗马的特里维喷泉尤其有名，因为尤其是这样。它被楼房围绕，不过有好几条街都可通达。泉边石阶上，多多的人。要把钱币抛入喷泉是不容易，泉底布满各式金属片，一片一愿，都曾在心里冥祈默祷。每天有专职者来掏取钱币，似乎伧俗不敬，然则任其累积又何以堪。可见“虔诚”的付出既是有限，“虔诚”的接纳也不能无限。它叫“许愿泉”。

我退远些，背向喷泉，用右手经自身的左肩抛出一枚美国制造的硬币。

“好啊！”——一个女孩的叫声。

回身看了她，再看泉底，再感谢似地向她展笑。

“什么愿啊？”她走近来，她的目光使我不以为冒昧询人隐私。她非女孩，将近三十岁。

“为一本书，原是不值得许愿的。”

“您写的书？不值得？”

“写了二十本，都被烧死，才希望第二十一本诞生。”

“特里维喷泉祝福您。那二十本，烧死？”——不能怪她，是我的乡愿气引起了别人好奇心，我得改变说法：

“萨蓬那罗拉之火。”

她蹙眉而笑，准是本地人，记得自己国家的历史。

“您是中国人。”她也迅速判断，我摇摇头，直视她的眸子。

“您是中国人——这个世纪只有德国中国才有过萨蓬那罗拉之火，您不是德国人。年龄也不对。”

“两次大火，也可以说前后四次大火，哪一次更可怕？”

“前三次是野蛮、无知而残暴。第四次是卑劣、狂妄，尤其可恶。虽然来不及蔓延到全世界，它的罪孽，铭刻在全世界的耻辱柱上!”

“可惜能看清这种罪孽的世界性的人，太少……，只有您一个。”

她挥了挥手（不解其意）。

谁吹着口哨直过……

特里维喷泉连接着皇宫的侧面外墙，中间的拱形壁龛前是海神赛普顿。路灯霎然亮起，游客们欢呼。每次旅行飞机着陆时，乘客们会拍手，人类童心未泯，似乎依然值得施教，值得拯救，其实是历代弥赛亚的一已之错觉，倒是这个错觉来自一已童心。春天可不是冬天的改悔。

灯光使喷泉的水珠闪闪生辉，罗马显得年经了些。她也年轻了些。

“我还想投一枚钱币，可能吗？”

她点点头，让开几步。我同样转过身体，用右手从左肩抛出。

“噢——”她的轻呼使我知道这次没有投中。

“是什么呢……也有这样的事……如愿还是不如愿更好。”

“是的，愿望多数不是起于深思熟虑之后，反而是起于深思熟虑之前。”

“如果第二个不如愿，会影响第一个的如愿吗？”

“不会…..但影响到第三个”

她慈蔼地一笑，而且说：

“是个多元人.”

“您呢？”

“从来不投钱币在泉水里。”

“回家途经特里维？”

“跟踪，我在您后面走了一段路，想和您谈话。”

“刚才说的那些吗？”

“不，那是意外的。在跟踪时想的是中国的文学（《汉学》，是错的），方块字，不是欧罗马的教师所能解释，而中国人在欧罗马讲学的，连我听得出来，尽是些《言不及义》。即使有高是遥（没有遇见过，我设想）必然是缺乏耐性，我寻找一位高明的有耐性的中国教师。”

(我们这样谈着时，已坐在咖啡店的椅子上。落日镕金，兽云斑斓，天空是多么罗马。)

第二天相约在洛维纳广场中心见面。夜，微雨。

四河神喷泉是柏尼设计的，指非洲尼罗河、亚洲恒河、欧洲多瑙河、美洲普拉特河，当时的概念只能是这样。以为这样就统吃世界了。现在弄得罗马本身的治安情况极差，差极了。

她不像上个夜晚那么话多，一天识得两百个方块字有什么用呢，去中国开Pizza铺子有什么意思呢，当我笑她是过时作废的女马可.波罗，她才抬起头来反驳：

“那你为什么来罗马？”

“知有罗马，不知有你。”

“你不觉得自己在装作听不懂意大利话么？”

“……讲和吧……重新开始回答……嗯？”

“你为何是中国人？”

“因为无权选择。”

“假设？你有此权利。”

“生在中国而离开中国。”

“你如愿了。”

“不，生得太早，离开得太迟，全错。”

“谈我吧？”

“也给你选择权。”

“愿生在罗马离开罗马回到罗马，是个男孩。”

“也几乎全错。我们平等了。”

“你是中国人，这是宿命。”

“你也宿命。”

“中国人已经很平庸，已经不是古典中国人的后裔，但是仍然有非常神奇的“返祖现象”，如漆的眸子，与之相比，邓南遮的绿瞳只能算是猫儿眼。“

“说得很滑稽。你一直在考究中国和中国人？“

“何止中国。与捕鲸队员谈野兽是无趣的。”

“你博识，那是你的事。不必把我列入捕鲸队。”

“请原谅，我滥用比喻。”

“……回到前面吧，你能说明那『神奇』吗？”

“有点知道，怕用词不当。”

“说出来，允许更改用词。”

“——极大的痛苦，痛苦到了毫无痕迹，中国的艺术是这样的。中国的宗教、伦理、哲学、武功、几乎都是这样。”

“那又只有你知道。”

“会知道的，不过还早……很慢。中国史，一直是痛史。”

“先知与女巫的区别点在哪里呢？”

“古代是没有区别的，现代是没有先知也没有女巫，区别什么。”

“现代有什么是古代所没有的呢。”

“两种，一种是至死不吐真言，因为没有什么可吐，另一种也是至死不吐真言，因为始终不屑吐。”

等些并无怨尤，相同的是怅惘，不同的是她比我仁厚。

条条道理都可离开罗马。

回归北美洲，我的排行第二十一号的书出版了。寄意大利拉菲拉.德.劳伦斯小姐收（当面我叫她Sibylla），分手时她至多识得五六百个中国字。后来她试图用中文写信并没有成功。故此收的作用，只证明特里维喷泉灵验无爽。她的警句“痛苦到了毫无道痕迹“等等，自有其巫性的深意，意大利女人不去唱歌而去沉思——好一个闯入哲学家禁区偷猎的女枪女。在诸大古贤的著作前，能说上几句娇憨的傻话，算是我们后来者、迟到者的荫福。当我们的真心实意的行为被人充作调侃的资料时，我们也成了“古人”。“艺术”呢，简言之就是“痕迹”，再高贵的痛苦也升不到毫无痕迹的境界。我佩服她的是，她隐隐体知中国艺术家的“洁癖”，洁癖者无不为“痕迹”所困。艺术是烦乱的，虽然非艺术的那些，或更烦乱。

罗马有一千三百多个喷泉，我要致谢的是：

画家Y.T.先生，音乐家M.M.女士。

一九八三年夏天，伉俪从巴黎来纽约，都是酽酽澄澄的中年人了，没饮酒，喝可乐，倾谈，谈得彼此童心毕露，未曾见过我的文字踪影，却说：“不要结婚，要写文章，一定写。除非能……但，还是不结婚最妥当。“——相反的说法是常常到的。所以我徇从了这个难得的劝道，所以这本书是献给他俩的，所以夏卡尔总在艾菲尔铁塔旁边加一双天使。

我要致谢的是：

诗人Y.X.先生。

一九八四年春初，诗人的信从巴士海峡来，又来，他的诗文本是特别令我心折神驰的，读近代中国诗，至此才深深惊喜钦佩了。他也像吴尔夫人他们那样执有某种缪斯的权杖。在一次“散文朗诵会”上，诗人朗诵《林肯中心的鼓声》的片断（他竟自己击鼓！）使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将会知道如何是好的。

再有C弟，他是读我原稿的人，纽约的冬和夏，户外并不好受，回想起来就奇怪，都在公园的冷风里，教堂石阶的烈日下，读这些零零落落的草稿。不是阅，是读，他说有种生理上的快感。那是他的事。

最后感谢S.Y.女士的英豪慷慨，不是她的敦促，至今我还待在亚细亚的一角梦想阿美利加、欧罗巴。梦想与现实之不同就在于为了现实才起梦想。一个使你的梦想开始化为现实的人，必应该感谢的。是这样的。

唯有永远不完地感谢才是感谢，感谢一停，便是忘恩付义了。

特里维喷泉毋须致谢，“人”只看见偶然性，能知必然性的是什么就无以名状称呼，就远远高出我们之上，金字塔亦一尘埃耳，何况是拿破化在金字塔畔读的书。特里维喷泉所应验的宏愿千千万，以我这个为最寒酸，也许大家都寒酸，“神圣罗马帝国”也是寒酸的，当一切过去之后或到来之前。

试问美国人（《散文一集》）

每读四福音书，总有奇妙的发现，这次也有。

当万世师表耶稣基督要说一段不朽的箴言时，开头总是：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口吻是那样的熟悉，中国人说话，也常常是：

“老实告诉你……”

如果是用响亮的声音说，那是事态已经非常之严重。如果用轻柔的声音说，那是将要透露一个谜底。

然而，这岂非等于：其他的说都是不老实的，不实实在在的么？

我也归纳过，统计过，凡是用“老实告诉你”作引子的回旋曲，十之八九是巧语花言，或是诈骗恫赫，目的是勾引你或胁迫你说出老实话来。

那响亮的“老实告诉你”——本该早早提醒，却偏要捱到一发千钧。那轻柔的“老实告诉你”——听了之后，更加困惑不解，跌入谜中之谜了。

这当然不是指耶稣，耶稣永远是例外。

据说马丁.路德为纯洁德国的语言建立过功勋，他是大焉者，我则小焉地为一已语言之纯洁，发誓在自己的口中决不出现“老实告诉你”。做到这一点也真不难，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老实不老实的。

这次重读四福音书，注意到这位神人之子竟也一开口就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不禁一楞……无论如何，我是不愿对耶稣计较用辞的。倘若再以上述的论点加之于弥塞亚，那真是以凡俗之心度圣灵之腹。我倒不怕下地狱，因为地狱是没有的。我更不怕上不了天堂，因为天堂更是没有的。那自己瞧不起自己的时候，可算是最苦恼的时候。

美国是新大陆，突然的崛起，一股劲儿的上升，全世界大惊小怪了。新大陆的地是灵的，灵地引来了别地的人杰，是别地来的人杰加上本地产的人杰，把新大陆愈弄愈灵了。古代大概是地灵然后人杰，现代大概是人杰然后地灵。美国就是如此发旺奔腾起来了。

到美国来定居的大人物真是不胜枚举，逛一圈住一时的艺术家也如过江这鲫，其中有一位德国客人，有一位英国客人，似乎十分关爱美国——试问美国人，可曾记得汉利希.海涅，奥斯卡.王尔德。时间是十九世纪。此二位游客，曾对美国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海涅是一只羚羊，动作轻盈，在美国嬉跃了一阵就走了。王尔德是一只孔雀，性喜开屏。他来美国的目的，是为了传播他的美得不可开交的唯美主义。

一百多年过去后，如果此二位艺术家肉身复活，重游美国，我想，还是会重复说出他俩当年说过的话。他们认为。对不起，在此所见所闻是太粗俗，有待深深的教养，高高的文化，盈盈欲滴的赤子之心。

一百多年过去了，美国人早就忘掉海涅和王尔德。本世纪法国已故总统蓬皮杜在访问中国的讲演中，十分热情万分高兴地提到了圣.琼.波斯和克劳台，两位法国诗人早年曾来中国，曾写过中国，言下之意，君子不忘其旧，中法友谊源远流长，好一番雅人深致。蓬皮杜完全不知中国的政界、新闻界、文艺界、实实在在完全不知圣.琼.波、克劳台为何物——可见人不仅是没奈何地健忘，且是没奈何地无知，两者相加等于什么，也就不必细说从头了。

不怪中国人不知道曾有此两位法国老朋友，不怪美国人忘掉了此两位德国英国老朋友。实在不应无知不该忘掉的东西有的是，连自己是个“人”这一大点，不是也常常公然表示不可知，常常堂而皇之的标示不可说的么？

已是处在没有话好说却还得说上几句的时代。莫泊桑写过短篇小说之后，契诃夫想想不必写了，再想想又还是写了。

一朋友有所悟地说：

“中国人重在吃，美国人吃是简单，讲究生活情趣，家里摆点什么，挂点什么，门窗油漆一番，草坪上立个小雕像，很喜欢弄这些、那些”

我听了，也随之而想想……果然，又不然。

以纽约五岛而论，美国人的生活情趣，“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平均水准不是高明的，以其物质文明的程度来均衡，那是精神文化的程度很低落。且按“衣食往行”列说：

美国人以穿着随便著名世界，这是很可以成为一种洒脱的格调的。然而美国人的此种随便，往往不从风格上着眼，倒是表现了荒疏、懈懒、不成体统。如果能在随便中知道如何配色，如何比例，状如漫不经心，实则风韵别具，这无疑是很可爱的。而目击的美国人衣着之随便，不能不使人只能理解为患了审美常识不良症，要治还真不容易哩。

食，美国太差劲了。法国意大利中国，都各有基本的、传统的佳肴美酒，甚至精炼到了近乎颓废。美国人则拿来就吃，唯一的法宝是常备几种沙司，东浇浇，西拌拌，舔嘴咂舌，心满意足。“沙拉”的定义是被弄模糊了的，什么都可以作成沙拉，我笑称为“广义沙拉”。新兴的汉堡之类，天！要快，要饱，当然可以立见功效；滋味、享受，那就见魔鬼去吧。

饼干沾牙，蛋糕不香，巧克力大败于瑞士货，食品中的防腐剂倒照例加个足足够，吃这些东西，其实是在口服防腐剂，最后不用乳香没药也能自成木乃伊。

住，等级太多，只能就中等而言，似乎家家都在料理住屋的环境和室内的陈设，稍加辨认，便处处显得不协调，东方西方古典摩登，错然杂陈，各不得其所。几乎家家都有去芜存菁分别归类之必要，如果纽约五岛一半以上的人家幡然觉悟，立志要来一次家具摆设大革命，将出现何等壮观的场面，该废弃的东西，可以堆成五座大山，堆得世界贸易中心的两幢摩天楼黯然失色。

行呢，纽约市内交内通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坏，巴士慢吞吞地行驶，满目擦伤撞瘪了的汽车来去飞驰，多数是脏得很，少数是脏得不堪——管它呢，只要还能发动，照样用以代步不误。可叹的是地下铁，昔日之光荣，今日之累赘，拆造太费事，将就将就吧，也算是个纽约的特色。可是理论上受得了，肉体上受不了，地面站，冬天冷得令人怀疑是否误入了西伯利亚。夏季的地下站则燠闷如蒸烤箱，那站上的厕所之破败龌龊，那站站皆弥漫不散的尿臊臭，那进出口的铁栏木栅，像监狱，像集中营，像……总之但丁、魏其尔该来此一游，如何？何如？与你们见过的场景有无二致——美国纽约的地下铁，令人太息，令人哭笑不得，令人很快地衰老。

这是对纽约五岛衣食住行的通论。纽约当然有少数精明于生活情趣的上帝的选民，谈一谈吧？不必。他们是出乎其大类拨乎其大萃了的，有太多的钱，有足够的文化教养，已属于为数极微的“世界人”一栏，不过是生于美国，住于美国罢了，何况又不常在美国，飞来飞去世界精华之地。就像蛋糕上的奶油堆花中心的一颗红樱桃，只此一颗——我们谈蛋糕，不是谈樱桃。

工业、农业、科学、艺术、军备、武器上的种种挖空心思的努力，加上空间技术、宇宙开发的胆大乌的壮志雄心，都不与“生活情趣”扯在一起说。因为文明与文化不幸弄成了两个概念，甚至悲惨地对立，甚至恶性地两极分化。欧洲老矣，美国不老。欧洲疲惫了，动辄追忆往事，苦苦维持自尊心，法国人对外国人闭口不涉英语，外来者只好在气恼中原谅其“法兰西万岁”的孩子气。欧洲人的心态，普遍是没落贵族则更微妙，更难学了，所以不学也罢，还我山姆大叔本来面目。太平洋安全国家银行里出了个先知，未来学家汉克.柯恩振振有词：太平洋边缘地区将进入一个经济辉煌的时代，影响力足以媲美十七世纪的欧洲，或希腊时代的地中海。欧洲如果再一味迷恋旧家史，势将仅成为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的游览区，云云。太空资源将为太平洋区沿海的几个国家捷手先得，云云。信不信由你，未来学家显然信得很。然而，要谈生活情趣之低落，那是一种先天的慢性病，花上个把世纪是治不好的。

试问美国人，可曾记得海涅，可曾记得王尔德。海涅说：美国家庭里的女孩子，只会弹弹《少女的祈祷》，美国的餐具俗不可耐，令人胃口全无，食不下咽。王尔德说：你们太无知于美国了，不是艺术摹仿人生而是人生摹仿艺术，你们看，自然也在摹仿艺术呢——他身披希腊式的浅灰长袍，佩戴淡黄色的纱巾，手执向日葵花，在通卫大街上高声播道，旨在唤醒美国人——自由的女神必须是美的女神。

海涅是俏皮的，三言两语，飘然回哈尔茨山了。王尔德是狂热的，亏他打扮起来，现身说法，我真服了他。充当先知可不是闹着玩的，有例在先，要遭智者的嘲笑，愚者的愤怒，“钉他十架”，声犹在耳——还好，虽然记者们觉得是白忙了半天，美国人没有把王尔德请上十字架，不过是围观了一阵，跟踪了一程，就散了。

我在美国各大城市看到过不少欧洲名人的铜像，似乎各与其周围环境全不相干地站在那里，也不知当年置此一物，什么动机，什么象征。例如曼哈顿林肯中心的百老汇大街路岛上，树从里立着但丁，我偶然发现，确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不禁翘首动问：“但丁先生，您怎么也来了，在这里做什么。”

无从查勘美国有没有王尔德、海涅的纪念碑。但丁是名气大、威望高，他的诗先美国而出现而存在，他没有对美国善意的讽誎，厚意的寄望，但美国人还是慕名而择地起造铜像。不过，还是要试问美国行路人，有几个经过这铜像下的美国男女，不看底座的铭文就能说出这个脸色阴沉的人是谁——但丁在纽约很寂寞。

我也只是在地下车站的强烈的尿臭中忽然想起海涅和王尔德（王尔德，我没记错，海涅，可能错了，许是北欧的另一位诗），想起了有个朋友说美国人讲究生活情趣，想起了艺术家的命运与先知的命运有类似之处，想起了先知说话常以“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作冠词。

如果又有先知到美国来，含笑道：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没有说要说。”

这是多么有趣的事件啊，现在还不是时候。

现在继四福音书后再读使徒行传，如果还有新发现，或可别写一篇“试问某国人”。

《温故》专辑中木心遗稿采撷

1

读者赞美我

是读者的事

不是我的事

读者高明

有厚望焉

作者与读者之间

应存在着“礼”

而且作者的礼

与读者的礼是不一样的

2

我没有理想的读者，就连真诚的读者也难得——我还得去找读者。

3

我只有两个好读者，一个是烟，另一个是茶，烟哥，茶弟。

4

说起来是众生竞读我书，我很威风。但翻个面，那是我为众生写书，服苦役，读者人手一册，才是真威风。

我写作，第一信条是尊敬读者，有时候也悲伤，我过分尊敬读者了。

想见我的人，我也想见他。

我的书的读者，我想读他的书。

5

天地君亲师，缺了一个作者和读者的关系。自古以来，人际最神圣美妙的伦理，其实正是我作你读、你作我读的精神交往。

6

我虔诚地想象着我的读者们，老的，少的，八十八岁，十二岁，男的，女的，俊的，丑的，憨的，傻的，富的，贫的，健美的，残废的，教师，学生，店员，公仔，水文站的，税务局的，卖豆浆的，开汽车的。我曾说艺术是无对象的慈悲，然而这一群群的读者正是我艺术的对象。

7

读者如海浪，不是蔚蓝色的。

“木心真是很好。”在网上见此一句，我这个怀疑主义者不能不猜忌这是误会，但造句简朴，直见性命。我的感喟是：如果真是出于理解，真是所言不谬，那就真是很好。不是你好不是我好，是这件事情很好。白日光华，旦复旦兮，赞词，总是要用花哨的、夸张的、动听的，但这一句却是纯洁无油腻。我不会轻率相信“知音来了”，而默默意识到世界上有这样一位读者存在着，真是好的。

代沟。其实代沟是一种风景。

8

去吧去吧

我的书

你们从今入世

凶多吉少

没有人会像我这样爱你们

我还是为你们祈祷

世人哪，不要弄污我的书

你不喜欢，就送给别人吧

我的书啊

你们是为我而牺牲

9

我与你们，分明隔着两条代沟，父辈，祖辈……但曲腿一跳就跳过来了！我们肝肠如火色笑似花。文学，艺术，文学家，艺术家，作者和读者之关系，都是“忘年交”，两者相隔百年千年，可以一见如故，譬如“诗三百篇”吧，“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今夕何夕”。

我的文章与我的读者是同年龄的。我写这些书时，他们还刚出世。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开始寻找我的书，而我的书也眼巴巴地鹄候着他们——这意象很诡谲，而感动了我麻木的心：我的读者未必理解我的书，我的书也未必理解我的读者。

缅想我的读者，如海宁观潮之感。

新的时代，新的青年，使我蛰然心喜。

我的读者属于我的晚辈，而属于孙辈者更多，是则隔两代也。

上海美专、杭州高中、上海浦东、工艺一厂、美国纽约，我教过五代人。

来吧，年轻人，我们唱歌跳舞。

10

我不是一个通俗的作家，而我喜欢俗。我恋恋于从前的民间社会，性质就像陶渊明的“彼也人子也，当善视之”。我看待“民间社会”就保持这种心态，彼也民间社会也，当善视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纽约中国街有一家餐馆“小苏州”，我常去解乡愁。老板南人北相，高大多礼，总是坐在门面的内侧，见我来了，便起身，一步上前，鞠躬作揖。我即答礼：“大哥晚上好。”有时夸他家滋味的正宗，他也笑道：”——“入味，东西要入味呀。“味”字，苏州人读如“迷”——几年后，老板逝世，有一小辈接手，荒腔走板，我上了两次当，就不再去了。我与原来的老板称不上朋友，只是想起一成语“人亡政息”，真是这样啊。

来自陈丹青：

1

向世界出发，流亡，千山万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国、故乡。

2

如种之茁如泉之淋

曰鼓在暮曰钟在晨

志言烈烈道载暾暾

作而不述憬而不酲

亡麟绝笔尼父此心

奠麟奋笔小子此悃

前叩名山后礼其人

得枝桂角渡河留馨

取湮眸白取显汗青

幸甚至哉歌以咏诚

（——六十岁赠陈丹青）

3

此心有一泛泛浮名所喜私愿已了

彼岸无双草草逸笔犹叹壮志未酬

4

我曾在纽约奎因斯（皇后区）杰克逊高地82街居住过好几年。那房子只好算是一条过道，我把它分三段，成了书斋、餐室、卧房。一个人的生活好像总是有意思，一个人哎，多妙啊，没有谁打搅我，要上进就上进，要堕落就堕落，何况几十年来，要堕落也堕落不了。

附: 木心所开书单

诗经

古诗十九首

洛阳伽蓝记

世说新语

屈原（全部著作）

陶潜（全部著作）

杜甫

李白

王维

李商隐

杜牧

刘禹锡

李清照

李煜

苏轼

柳永

秦观

贺铸

欧阳修

浮生六记

老残游记

西青散记

红楼梦

西游记

水浒传

三国演义

封神榜

东周列国志

唐人传奇

源氏物语

枕草子

芥川龙之介散文

三岛由纪夫

石川啄木

（诸俳师）芭蕉、小林等

鲁拜集

拜伦

海涅（诗、论文）

普希金（诗、短篇小说、日记）

莱蒙托夫（诗、小说《当代英雄》）

叶赛宁

帕斯卡随想录

黑格尔、蒙田、康德

希腊悲剧

维特根斯坦

高卢战记（凯撒）台湾版

新旧约全书/圣经老译本

老子、庄子、孔子、孟子、韩非子

史记、公羊传、左传、国语、战国策

鲁迅、张爱玲、高阳

高尔基：回忆托尔斯泰回忆契诃夫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雷马克：西线无战事生死存亡的年代流亡曲凯旋门

金银岛

基度山恩仇记

茶花女

简爱

咆哮山庄（呼啸山庄）

显克微支你往何处去

诸神复活

梅勒什可夫斯基诸神复活

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幼年、少年、青年战争与和平

静静的顿河

杰克•伦敦：野性的呼唤海狼

冰岛渔夫

纪德：地粮田园交响乐背德者浪子回家集

盛澄华着《纪德研究》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白夜卡拉马佐夫兄弟及其他

屠格涅夫散文诗、猎人笔记

贡斯当：阿道尔夫

歌德：亲和力浮士德

哈代：苔丝归来（还乡）裘德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三个短篇小说萨朗波

李健吾《福楼拜评传》

巴尔扎克

莎士比亚全集

但丁：神曲新生

荷马史诗

兰波

波德莱尔

魏尔伦

梵乐希（瓦莱里）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悲剧的诞生朝露艺术家启示录（及其他各式评传）

叔本华的各著作

木心大陆未刊文及遗稿（部分）